2010年8月11日星期三

中国矿工暴动反对“市场改革”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发表于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美国支部)的报纸《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第735期,2000年5月5日。
 
 本月早期,中国失业矿工于2月下旬在杨家障子发生暴动的报导被披露之后,国际资本主义媒体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工人斗争发出了警告。作为美国资产阶级喉舌的《纽约时报》,曾在4月7日的一篇社论中承认“现阶段出售国营企业工厂和矿山的做法正在给许多长期固定职工带来苦难”,并教训北京“应对杨家障子事件的启示引起注意”。帝国主义统治者们正确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对“市场改革”带来的破坏所进行的抵制,是他们阴谋重新征服中国官僚式畸形工人国家的主要障碍。
 在距北京东北方250英里的杨家障子,参加暴动的工人及家属约有二万左右,工人阶级反抗的规模是显而易见了。这家大型国有钼矿已于去年11月被关闭。工人们聚集在企业总部,要求与工厂经理关于微不足道的解雇金问题进行交涉。工厂对职工每一年的服务只付给68美元。经理们没有出来,由镇长发表的讲话更加激怒了工人。矿工和家属们走上街头,设置路障,焚烧轿车,砸碎政府建筑物的玻璃,当且放火焚烧油桶。
 当局采取了谨慎的行动,以免工人们决定使用矿里的甘油炸药进行自卫。两天中,工人们一直在与人民武装警察(八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一种军队,专门用来镇压不断增长的社会动乱)进行搏斗。最后,部队被调进,用实弹向示威者的上空射击,这才平息了反抗。
 即使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地方,68美元也只能勉强维持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而工人们还不得不从这笔钱中支付他们自己的退休福利和健康保险。一个在矿里与他妻子工作了35年的矿工作了一个估计,他们的解雇金只够维持十个月左右的生活。“那以后,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吃饭?”
 去年,中国总理朱熔基指出,这个矿是一个典型的亏损企业,必须关闭。但是这个矿场“不赚钱”只是以资本主义市场来衡量的。钼是一种用来增加钢强度的贵重金属,矿场的经理们瓜分了部份矿山并把另外部份分给亲友而发了财。一个工人痛苦地描述道:“他们把部份矿山卖给了自己的朋友,他们卖掉了矿上所有的卡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笔钱……他们把这笔钱吃光了,喝光了”(摘自2000年4月5日《华盛顿邮报》)。
 “自由市场”措施的深入正在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之间的巨大冲突创造着条件。中国劳动部报导去年有120,000起劳工纠纷,包括从请愿到罢工,比1992年多14倍(《日本时报》,2000年4月25日)。一位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工作的高级警官报告说,现在可以经常见到“工人们集体围攻企业领导,大吗他们,甚至把他们扣押起来的情景”。在12月,一千名矿工与警察搏斗,并且封锁了中国北方的一条铁路线,以抗议几个月不发工资的状况。差不多与此同时,西南城市重庆的两千名退休钢铁工人封锁了通往钢铁厂的主要街道,抗议削减退休金。在广大的农村穷乡僻壤,七十年代末期农业集体化解体带来的贫困,以及随着富农阶级的产生而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导致了普遍而有时失控的对税务人员和其他官员的攻击。
 《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杨家障子暴动的文章写道,这场暴动“在中国城市骚动中算是严重的一次,但这更显示了动乱正困扰着共产党”。《华盛顿邮报》同时观察到,“但在农村,当局更易于动用安全部门来粉碎抗议活动并向示威者开枪”。这充份显示了官僚阶层在被唤醒的无产阶级面前的脆弱。这个无产阶级已经在其与斯大林主义政权进行的斗争中,显示了具有赢得一大部份畸形工人国家征兵而成的军队的潜力。当工人们加入了1989年5至6月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学生示威活动时,这标志了一场萌芽的政治革命。许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团的指战员拒绝执行命令去镇压抗议活动,这迫使当局调进其它部队以镇压工人暴动。
 正在为资本主义反革命铺路的官僚层,同时也在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准备着舞台──这将不是一场象1949年那样的推翻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而将是一场驱逐寄生统治寡头,把政权置于工人、士兵及农民委员会(苏维埃)手中的政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紧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作为重铸的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一部份,以准备并领导这场政治革命,站在广大民众的最前列,把自发的、局部的工人斗争引向夺取政权。
 自从前苏联被摧毁,国际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所谓的“共产主义灭亡”的胜利主义所逼退。在中国的以保卫计划的集体经济这一工人国家社会基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会对扭转资产阶级的这一攻势起巨大作用,并会在从印度尼西亚、南朝鲜到亚洲工业强国日本及美国的无产阶级中引起反响。它将使俄罗斯的劳动人民在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折磨了近十年之后得到复兴。同时,一个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革命中国将面对帝国主义恶毒的敌对反应。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为重铸第四国际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政党而斗争,以在国际范围内领导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推翻,粉碎帝国主义制度,为中国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亚洲的发展打下物质基础。
 临界线上的中国
 有些杨家障子的矿工们认识到,他们的失业和逼近的贫困是由北京政权所强行的“市场改革”所带来的。这一“市场改革”正在破坏由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果实。那场革命把这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征服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计划的集体经济,保证工人终生就业以及社会福利,即“铁饭碗”。国营企业不仅供给工人生计,而且提供住房、医疗及其家人的教育。因此,实行私有化,关闭或减少国营工厂、矿山及其它企业,使工人受到极度贫困的威胁。“我们矿工自从解放以来一直在这里为中国、为共产党做工”,一个工人这样说道,“现在突然之间,我的那份矿山变成私有的了”。这些工人们明白,国家财产属于劳动人民所有。谁给了这些经理们权力去变卖它?
 关键一点需要明白的是,在毛泽东官僚制的统治下,1949年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毛泽东的官僚制是以在1924年政治反革命中篡权的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制为模式的。毛泽东的政权把无产阶级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建立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教条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要迁就国际帝国主义,并反对其它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今天表现于中国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建立一个“大中国”的名义下对大陆之外的华人资产阶级的拥抱。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是一个有产的阶级,而是一个寄生的阶层:骑在无产阶级财产形式之上,同时也充当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畸形工人国家的压力的运输带。为了回应这种在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而来的急剧增长的帝国主义压力,官僚层扩大了邓小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改革”,最近又加快了私有化及缩减国有企业的步伐,以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果加入世贸,将使中国面对来自西方和日本跨国公司的更大程度的进口竞争,并把对某些工业的投资向外国资本开放。我们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渗透进行斗争,并捍卫工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当在《被背叛的革命》(1937年)一书中描述苏维埃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时候,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写道:“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面对来自基层的愤慨,北京官僚层已经小心翼翼,监禁甚至处决了一些公然腐败的官员,并且不时地逆转某些他们自己提出的“自由市场”的措施。刊于2000年4月16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关于西德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市政府的合资企业的文章抱怨道:
 “中国继续庇护许多她自己的工业免于真正的竞争,藉以使过多的工厂和不良的管理得以继续下去。尽管中国政府警告说中国的国有公司必须为全球性的竞争做准备,但是大部份的经济部门仍然滞留在其社会主义的过去之中。”
 美国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强权一心一意地要制造一场资本主义反革命,这样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会必然需要血腥镇压中国无产阶级并打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机器。为达到这一目的,当与北京政权就进一步进行经济渗透而寻求“建设性交往”的同时,华盛顿眩耀武力反对中国,并且赞助一系列的势力:从中央情报局的“自由西藏”之流到亲帝国主义的“不同政见者”,都旨在从内部挑起反革命。现在,美国正提出在亚洲东部部署“战区飞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首先把目标指向中国及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美国还在过去五十多年来维持资本主义的台湾以作为反对中国的堡垒。
 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ICL)正在为对中国和其它畸形工人国家,即北朝鲜、越南和古巴,无条件的军事捍卫而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和内部的反革命。正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原则宣言与纲领要素》(1999年1月,中文版)中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的观点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表现在其集体化的财产关系──公有化的财产、计划经济、外贸和银行的垄断,等等──这些都是由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尽管这些国家是官僚式的畸形,我们对它们加以捍卫以反对阶级敌人是无条件的。”
 警戒帝国主义的劳工出面人物!
 在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攻势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的是劳联-产联(AFL-CIO)的劳工官僚们。他们针对拉丁美洲、南朝鲜和其它地方勇于战斗的工会所进行的反共活动使其在第三世界中获得了“劳联-中情局”(AFL-CIA)的绰号。这与劳工上层在美国的阶级合作相吻合,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在工会内部的资本家们的政治警察。
 在东欧和前苏联,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劳工帮办”煽动并帮助组织了“自由工会”,以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城槌。八十年代初,劳联-产联的官僚层作为导管,资助了波兰团结工会这一充当了在东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急先锋的假“工会”。随后在苏联,劳联-产联的特务们企图把工人阶级对戈尔巴乔夫以市场为中心的重组“改革”的不满转向成对反共蛊惑家叶利钦的支持。由于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的抵抗,1991年8月叶利钦亲帝国主义的政变在随后的几个月达到顶点。
 几十年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统治为在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和东欧畸形工人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作了铺垫。这场反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寿命的减短、贫困的加剧、以及社会的堕落。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剥削者们更大胆地在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劳动人民和少数族群展开进攻。反对帝国主义者们企图重新征服中国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攻势,是美国及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阶级利益所在。
 美国劳工头目们正试图在中国重演其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故伎。这样的一个关键机构就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根据它在华盛顿的财东之一的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消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在中国“已经帮助劳工团体和地下活动家对工人们进行了关于他们的权利的教育”,即组织反革命的“自由工会”。与此同时,在美国本土的劳联-产联的头目们又带头以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共的立场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自由派民主党人、右翼共和党人以及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样的萌芽性的宗教法西斯主义者之流为伍。
 对于“劳联-中情局”来说,向中国工人推销美国的“自由企业”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东欧及前苏联的工人们听信了叶利钦及波兰团结工会头子瓦文萨之流所兜售的谎言,即“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带来空前的繁荣以及可与西欧和北美相媲美的生活标准。可是,很多中国工人已经体偿到了“自由市场”剥削的苦难,他们象奴隶一样在西方和日本公司以及大陆以外的华人商人拥有的大工厂里当牛做马,或者在通常由本地剥削者经营的血汗工厂里做工,这些工厂的条件一般要比国有企业差很多。
 私有工厂主要生产纺织品、服装和其它轻工产品,位于广东省境内的与香港相对的珠江三角洲是它的一个主要集中地。“经济特区”的工人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妇女,她们每天要在工厂里奴隶般地工作12个小时,每个星期七天。她们最初六个月的薪水通常被扣下,如果工作不满一年就离开工厂,薪水将会全部被没收。中国法律规定,每个星期加班不得超过36个小时,而且报酬必须比正常工资高出50%。但是,这些工厂的老板们公然藐视国家劳工法,贿赂政府官员以取得这项特权。目前的状况只是中国民众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将会遭受的苦难的一点小小的滋味,资本主义的统治会把现在的经济特区工人亲身经历的剥削和苦难本质上地扩展和加深。
 甚至连反共的“异议分子”也迫于压力而批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争取中国工人同情的倾听。这一点十分说明问题。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韩东方这一以香港为基地的“劳工组织者”,他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上有一套定期的节目。韩东方从右的一面谴责克林顿政府“把贸易和人权问题分离开来”。然而,这个好战的反共斗士虚伪地在口头上讲中国工人对经济私有化怀有强烈敌视,说他不相信“大规模和迅速的私有化是通往改革进程的唯一道路”(《中国劳工通讯》,1997年第9-10月期)。
 韩东方及其同  故作姿态,充为中国工人经济利益的捍卫者,谴责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未能保护好工人。的确,这个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附庸并不保护中国工人的利益。但是,韩东方所代表的却是摧毁中国畸形工人国家,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进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
 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
 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在与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作斗争的旗帜下开始,就象1989年那样。以捍卫社会化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为工会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集会权利和新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将作为建立苏维埃民主、成立工人委员会以反对官僚主义寄生虫、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一部份而展开。中心问题是革命的领导,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是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以给工人阶级带来社会主义革命觉悟。这样的一个政党将与大汉族沙文主义作斗争,并使无产阶级深刻地明白,他们必须为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从妇女到同性恋者,从贫困农民到流动民工。
 当前站在工人斗争最前线的国有部门的工人,构成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但是,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依然是生活在农村的小农或者是其他与农业经济有关系的人员。在没有农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下,尤其是没有农村青年(他们系征兵而成的中国军队的大多数)的支持下,工人阶级是不能从官僚层手中夺取政权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势已经导致了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破产的农民和在农村无法找到生计的青年开始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形成一支估计已超过一亿三千万人口的流动民工大军!由于没有官方的居民户口,这些流动民工无法象合法城市居民那样享有住房、医疗及其子女教育的权利。大多数的流动民工都是男性,把妻子和儿女留在农村,试图在城市中靠最低下的工作来勉强糊口。
 这些发展已经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一个主要隔阂。许多城市工人看不起农村流民,同时因为流民们绝望到以很少报酬就会去做工的地步,城市工人害怕他们来抢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每年还有成百万的流民们被捕遣送回乡。要取得工人阶级的团结,就必需捍卫流动工人的利益。把以城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联系起来,是这场反对不断增长的劫掠之斗争的关键而必需的任务。为这些流动民工争取与固定城市居民同样的合法权利和待遇所作的斗争能够成为建立这一联系的开始。
 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个富农阶级,即那些雇佣劳力、且另外租赁邻里土地并已经扩展到非农商业的小资本家们。他们是通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桥梁,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反革命的危险力量。北京政府自己预算过,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会增加主要从北美洲进口的粮食和其它产品,多达一千万的农民将会失去生计。资本家必须被赶走,赶出经济特区,赶出土地。这就提出了一个建立工人和农民委员会以驱逐寄生官僚层的问题。这样的委员会将使农业重新集体化,并提供廉价的信贷及农业机械设备给成立合作社的农民,加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以作为保护产业工人及农村劳动者对抗国际帝国主义掠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捍卫并扩展计划集体经济!无偿没收帝国主义吸血鬼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的财产!
 一些在中国的“市场改革”的反对者们高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作为与现政权相对的一种选择。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则是民族经济的闭关自守和原始平等主义,即所有民众都平等,因为大家都一样穷困。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著作中就曾解释说,离开了建筑在最高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之上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需求会被普遍化,随着需求而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必将重新开始,一切的肮脏的东西都必然死灰复燃”。斯大林主义者断然地否定了马克思,鼓吹极端愚蠢的教条,即只要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受到阻止,社会主义就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建成。托洛茨基在1928年撰写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驳斥:
 “资本主义世界用它的进出口数字向我们显示他们除了军事干涉之外,还有其它的说服办法。只要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要在市场上以价格的相互关系来衡量,可能对苏联经济的最大的眼前威胁,与其是军事的干涉,倒不如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仅此就显示出,这决不只是一个孤立地在经济上战胜'本国自己'的资本家的问题。”
 在实践中,“一国社会主义”意味着反对工人国际革命的目标。因此,象斯大林一样,毛泽东试图与形形色色的“反帝”第三世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结成同盟,后来甚至和帝国主义者们本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当美国的炸弹倾泻在英雄的越南工人和农民头上的时候,毛泽东的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结成了罪恶的联盟来反对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在《临界线上的中国》(1999年12月,中文版)一文中,我们写道:“毛和周恩来起始的中美联盟,为下一阶段邓小平向帝国主义剥削‘开放门户'做好了铺垫。今天,毛的继承人们甚至连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口头服务也不做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开提供他们自己去作帝国主义的买办。”
 在反对工人民主和反对向世界范围延展革命的同时,苏联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们都越来越选择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措施以刺激生产力。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道路将会把中国的民众重新带回到解放前旧社会的贫困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去。中国的现代化──即在获得目前只集中在北美、西欧以及日本的高科技和生产资源的基础上,为所有中国人民都享有美好生活提供基础──需要在帝国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建立国际性计划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打下基础。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其为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所进行的斗争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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