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30日星期四

非暴力战士 /吉恩・夏普

《 民族》茉莉花按:吉恩・夏普在最近面见中国茉莉花革命者并传授经验,内容将在近期刊出。

在吉恩・夏普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在过去几周,他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在媒体的报道中,他被赞颂为世界顶尖的非暴力战略理论家,而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运动的领袖则宣称,是夏普给了其灵感。他现在被称作“非暴力的克劳塞维茨(19世纪初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被看做列夫・托洛茨基(另一位嗜好精辟警句的杰出战略家)的非暴力版,托氏的理念(虽然在构建框架上完全不同)为定期性的、变革式的全球革命提供了可能性。

夏普承认,那些关于他对中东所发生事件产生影响的大胆宣称让他稍有不安;他不觉得他可以证实那些事情。不过,确实,他的早期作品——包括他最著名的三卷本《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帮他在非暴力研究的小圈子里建立起所在领域领导者的声誉。近些年来,一本于1993年出版,融合了他诸多重要研究成果的影响巨大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主》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对非暴力抗议的组织者来说,这本书类似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

夏普也是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一个不加渲染、由私人资助运作的机构,它已经传播非暴力思想近三十年。该组织认为它更多是在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而并非推动特定国家的人民去采取特别的行动。尽管研究所及其掌舵人一直低调谦逊,但是,毫无疑问,夏普的思想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从缅甸到巴尔干地区的反对派团体,而最近,他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中东的反对派团体。

认识夏普的时候,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正在哈佛大学靠所获陆军奖学金完成其学业,彼此结识之后赫尔维就进入了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董事会。他说夏普“对制止或减少战争中人民(尤其是平民)遭屠杀的力量有深刻的见解,而他着迷于跟别人分享他的这种见解。”

在上个月的埃及,夏普的解放性思想的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长期以来被认为被动地承受暴政的桎梏被动的一群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发展感到惊讶,”夏普说。“我从来没想过阿拉伯人可以做到这些,穆斯林可以做到这些。而现在,穆斯林就在这么做。在有些例子中抗议活动不是很有纪律性,而其它的例子都非常的有纪律性。这是在埃及,简直难以置信。过去的刻板印象全都不成立了。”

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美国总统能说,为了使一群受压迫的穆斯林免于独裁统治,美国有必要进行干涉。他说,“这些人有能力使自己获得自由,不需要外来的救星。这真是一次伟大的觉醒。”

尽管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已经传遍中东,但是夏普认为,埃及周边的国家不一定也能取到同样的成功。他解释说,“埃及的例子势必会激发其它国家人民的灵感,但是光有灵感是不够的。”夏普同样不赞成历史决定论。他说,“我不觉得非民主政权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一股横扫世界的神秘力量一类的东西。我不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

本质上,非暴力起义是政治运动。根据夏普多年辛苦研究总结出的对权力所作的综合分析来看,任何一场和平起义的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运动是否能做到这几点:削弱公务员、警察和士兵对政权效忠;劝告中立者加入反对派阵营;防止专制政权对平民抗议实施暴力反应——抑或如果实施了,也要避免损害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博弈计划。他解释说,“一旦人们知道了这种诀窍,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熟练地使用它,而不仅是激发灵感或偶尔地取得一些意外的胜利。这将为深层次的改变做出贡献——并非因为所谓命运的必然,而是因为人们让新的可能性成为可能。”

当然,有人会说,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已经在利比亚显现了出来,残暴的(有人会说是疯狂的)独裁者卡扎菲上校在使用大规模军队打击他的反对者时并没有表现出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者——甚至夏普的一些朋友——说,严格遵守非暴力让抗议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的时候号召犹太人保持非暴力会是什么样子。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普的老朋友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爵士说,也许存在有限的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暴力既是合法的,又是阻止快速演变的暴行方面必须要做的。

夏普不同意这一说法。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但他也不愿去划定在哪些特殊情况下暴力是合适的。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第一卷,他认为,“只有当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命令,遵守统治者的命令完成的时候,权力关系才会存在”。“甚至国民希望改变现有的秩序,他们也许仍然会保持顺从,因为他们缺乏能带来所渴望的改变的信心。只要人民缺乏自信,他们就只顺从于统治者,与其合作。”

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利比亚的非暴力抗议之所以没有效果,并非源自卡扎菲攻击性的使用武力这种举动,而是因为反叛者缺少事先规划、辨识并利用政权弱点的能力。利比亚的事件就是发展得过于迅速了,以至于来不及确立一个周详的非暴力战略。夏普说,关键在于“将非暴力斗争可以显现威力和效力的领域最大化”,而“将暴力似乎让唯一能起作用的选项的发挥领域缩小了”。

夏普说,所有的政权都有根本上的弱点。非暴力斗争“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弱点变得更弱,并切断它们的力量来源上”,直到政权解体。“这是终极目标。但它不会轻易或快速或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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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夏普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家庭。二战故事、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画面、冷战的开始和原子弹占据了他的成长岁月。在理解那些画面的过程中,他对暴力和极权主义产生了憎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因拒绝军队征召而坐牢。

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夏普就写了一本关于刚刚被刺杀的圣雄甘地的书。他认为,甘地被人误解了。也许正如被广泛描述的那样,甘地是一个圣人;但也许并非如此。对夏普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重点。对他来说,甘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甘地意识到,印度人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大英帝国,于是他精心起草了一个非暴力战略并最终推翻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当夏普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个便条,问他是否愿意给这本书写个序言;让他高兴的是,这位传奇的物理学家兼和平活动家答应了他的请求。夏普的人生道路也由此确定。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当他住在英格兰(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奥斯陆;在波士顿(他在哈佛办讲座,随后则在此座城市领导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时候,他一直在从事皇皇巨著《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撰写工作。紧随夏普这本巨著而来的则是大量战略与反抗方面的文章和政策报告,以及一大卷名为《发动非暴力抗争》(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的新书。

作为半个历史学家、半个社会学家、半个心理学家的夏普开始对在早期生涯的一些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从甘地对抗英国统治的食盐游行,到挪威教师在二战时抵制强加而来的法西斯主义课程,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再到南非的种族隔离斗争——产生了兴趣。他也对权力理论产生了兴趣:统治者如何统治,被统治者以何种方式同意被统治;顺从如何被灌输给大众;通过结合特定的非暴力战术,仔细寻找统治者所仰赖的支撑性支柱,非暴力运动可以打破不经思考就顺从的束缚从而解放大众的原理。

他告诉自己的读者,“独裁国家尤其存在一些特定的特征,会让它们在面对巧妙的政治违抗时极其脆弱。”它们有阿喀琉斯之踵,比如依赖大众的配合和持续的顺从;不灵活的指挥控制结构;领导者周围全是应声虫,只会告诉领导者想听的内容,而不会告诉真正发生的事情;统治精英之间敌对的可能性,而精明的脚踏实地的反对者可以利用这一点;一种朝向区域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权力掮客发出了要对不义之财分一杯羹的要求。

一旦一个社会中有足够的人民和组织(工会,宗教团体,体育俱乐部,公务员,甚至是警察和军队)拒绝同政权合作,夏普写道,“那么独裁者的权力就会因为政治失血或缓慢或快速地消亡。”如果抗议者与非暴力密切合作,那么这个过程将会“导致事实上(de facto)的自由,从而让独裁政权垮台,使一个不可阻挡的民主体制正式建立。”

相反,对夏普来说,暴力不仅在道德上有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对付暴君的特别无效方式。毕竟,政府拥有更多,更精良的武器。政府的军队也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上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政府通常控制着分发武器,部署军队的基础设施。夏普说,用暴力来对抗独裁统治,是主动送给它们动用武力的机会。而非暴力则迫使政权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战斗。在很多方面,非暴力的看法近似于传说中著名的组织研究者Marshall Ganz(译者注:Marshall Ganz,哈佛大学国家政策讲师,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为奥巴马阵营设计了实地组织者和志愿者培训系.)在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上持有的观点,Ganz认为与其说是大卫打败了歌利亚,不如说是前者在机智上胜过了后者。[see Abramsky, "A Conversation With Marshall Ganz," February 21]。

政权越糟糕,反对派就更应坚定对非暴力的承诺。最后的结果将是“权力的割裂”,这是一个政治柔道(注释:研究如何把议程主导权抢过来,主控传播权,在美国被称为“政治柔道”)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统治者的行动会反作用到自己头上,他会变得越来越被人民和社会上各种机构所孤立,而他却需要这些人民与机构的同谋来保持政府的运作。把这层同谋关系拿走的话,统治者就如《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魔法师一样赤身裸体,其实毫无神力。与此同时,普通民众越反抗,他们就越能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正如《绿野仙踪》女主角桃乐丝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一直都掌握着塑造自身命运的手段。(译注:此处出现的《绿野仙踪》的比喻可参考该故事中魔法无边的角色如何被不经意地戳破了脉门,以及桃乐丝其实一直都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等情节。)

当夏普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理论时,这些理念都讲得通。但是这些理论是如此地和直觉相悖,以至于他的作品被世人严重地忽视了几十年。他就像是一瓶好酒:隐匿在大众的视线之外,只有少数的人懂得欣赏。甚至他的朋友和同事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同风车作战。

但是这些天来,随着对独裁政权及其所压迫的人民之间相互作用的长期假设被埃及革命所颠覆,夏普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异想天开。夏普的朋友赫尔维说,夏普所面对的对象也许只是从风车变成了巨人。(译注:此处可参考小说《堂吉可德》,书中一名迂腐到可爱得骑士因为把风车当巨人而英勇地与之搏斗,显得荒唐可笑,而如果他的敌手不是风车,却是真正的巨人的话,堂吉诃德不愧是一名真正的骑士。)

译注①:经校对者说明,The Nation 杂志以后的译名统一改为《民族》。”nation-state一般翻译为民族国家或国族国家,我认为应该把The Nation刊物名翻译为《民族》。”

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

中国革命者来自塞尔维亚的学习吗?


那岂不是很大的电阻的地方有一个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电阻能走到一起,他们的活动比较笔记吗?或者,也许有已经是其中之一。看看上面的标志。
我们写了不久前的年轻博客正在悄悄地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纽约时报“的特色在它的文章,27年的老纽约的别名盖乌斯·格拉古华戈(“花哥”)谁写的,一直在做他的功课。在Boxun.com,中国的流行,并禁止其它新闻网站,他采访伊万·马罗维奇,背后的非暴力塞尔维亚学生运动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2000年的智囊之一。
你有一个消息,中国当局仍处于加电?你有一个消息,米洛舍维奇,当他在吗?
是的,我们有一个消息,当他在对米洛舍维奇,而且我认为相同的信息可以为中国当局。也就是说,它不可能,防止人时,他们希望是免费的。这仅仅是行不通的,因为你可以只花了越来越多的努力,越来越多的能量阻止他们,但他们最终会占上风。这是在塞尔维亚发生了什么事。他终于下台。有没有办法,他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因此,这将是我的消息。作出一些修改。
格拉古/华“战略的很大一部分将与中国政府的过激反应,对茉莉花革命活动变成了优势。这是相当惊人的,有点可怜,“茉莉花”已被禁止从中国社会化媒体,致力于茉莉花的节日已被取消。即使是胡锦涛约茉莉花唱歌的视频从互联网上一直拉到。  报告日本人纸
尽管提高了互联网的活动,任何一丝的抗议活动在中国正在迅速取缔当局。
华说,“想参加的人在年轻人中的一个主要动机,当局已经成为非常敏感的乐趣。”
听起来很熟悉?记住现在著名的“笑”的动作,马罗维奇和他的朋友们来帮助他们的同胞塞尔维亚人失去了他们的恐惧的独裁者桶:
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甚至比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更压抑,反应状态,它有它背后的更多的钱和枪。但是,有没有必要混淆与政治力量的火力。当人们开始相信,该制度是一个笑话,这是结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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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6月29日

  • 2011年6月28日星期二

    塞尔维亚学生运动Otpor组织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讲话

    (视频、图)

    Ivan Marovic, founder and leader of “Otpor!” student movement that overthrew Milosevic, speaks to Chinese people and sends off a strong message to Chinese authorities through the young organizers engaging in the Jasmine Revolution in China.

    出生于1973年的伊万·马洛维奇和出生于1941年的米洛舍维奇同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校友。伊万在25岁时创建Otpor学生组织,开展非暴力运动,并于2000年成功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集权政府。

    伊万非常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并于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接受茉莉花革命者们的专访,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讲话。在详细讲述自己在塞尔维亚的成功经历后,伊万正告中国政府: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你只能不断地增加维稳的能量,但最终人民也还是会胜利。

    以下是视频和演讲全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CXwK1dBudI

    Watch/download embed video:

    Watch with HideMyAss PlayerDownload video through HideMyAss proxy

    嗨,我是伊万·马洛维奇,我来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我和朋友们一起组织了Otpor!学生运动,我是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之一。Otpor!在2000年的时候推翻了专制的米洛什维克政权。

    我的故事开始于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读高中,而米洛什维克还在掌权。在1991年的时候在塞尔维亚发生了第一次对米洛什维克的抗议运动。很巧的是,这正好是在天安门运动两年之后。但是这次抗议运动和天安门运动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米洛什维克政权派出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抗议。

    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国家的状况日益变得糟糕。我们的国家迎来了内战,极度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贫困,等等。所以推翻米洛什维克政权的必要越来越突显。但是问题是我们一尝试反抗,政权就用武力和坦克来镇压。因此我们慢慢开始用当局不容易察觉的方法进行联络。我们尝试着,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地下的反抗组织。我们叫它为“otpor”,就是塞尔维亚语中“反抗”的意思。Otpor!通过一个一个的小规模胜利逐渐壮大起来。最先大学开始试着制约校方的权力,然后学生们在小一些的市镇开始上街游行,最终这种小游行转变成大游行,并在2000年时推翻了米洛什维克政权。

    如果要让我谈谈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区别,我得说这个区别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也不确定我所说的是否会对你们产生帮助。不过我还是要传达我的信息:我们在对抗米洛什维克政权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

    第一点,在斗争中依赖年轻人的力量十分重要。我们能够胜利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青年运动。青年运动不单单指它的成员很年轻,它同时也拥有年轻的领导力量。它相比较起老方式的政治组织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年轻人没有结婚,他们不用关心事业,不用抚养孩子,因此恐吓或敲诈对他们的作用有限,而年长一代的人就会容易屈从这些困难。因此年轻人要比年长一代的人勇敢很多很多。他们也因此能做很多年长一代的人不能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年轻人和年轻人交流起来容易很多。比如说让我们去和一个高级军官或政府的高级官员交流起来会很不方便,但是然我们去和他们的儿女交流就会容易很多。我们就这样深入政权内部并逐渐把它拉拢过来。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从他们的孩子那里下手的。这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学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们在斗争中一直保持这非暴力的抗争手法。我们没有恐吓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恐吓那些逮捕我们的欺压者。我们在被警察抓捕的时候保持着热情和礼貌。有段时间米洛什维克说我们是恐怖组织,下令迅速逮捕我们的所有成员。警察来逮捕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恐吓过警察,因此虽然我们也被抓进了监狱,但我们却没有像一些其它组织一样受到酷刑,因为我们和警察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一点给了我们另一课,那就是你的人民安全非常重要。不要让他们承担不必要的危险。不要为了不重要的事情浪费他们的能量甚至生命。

    不要让人民为不能等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的东西所困,(因为 )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要大大高于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慢慢地成长非常重要。不要一下子成长地太快,使得你们不能应对当权者意识到你们存在的威胁时所使用的压迫。这就是另外一点。

    我们在这些年中学到的第三件事是要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战线。你的团队里面会有许多不同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识背景,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社会地位。必须把他们统一起来才能保证行动的胜利。在塞尔维亚有一句谚语说道,两个塞尔维亚人就有三个政党。人们会分成不同的派系。所以慢慢地建立起不同派系之间的人的关系和把他们统一到同一条战线对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米洛什维克面对起义的人群的时候,他发现是如此大的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于是就叫来警察去驱散人群。但是人们不单单聚集在一个广场上面。他们布满了首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因此警察那人民没办法。后来米洛什维克叫来了军队。但是这次的军队和以往不一样。他们当中的许多军人是从人民中召集上来的,是和街道上面的人站在一边的。再说聚集的人多得连军队也没有办法驱散了。因此最终米洛什维克意识到没人帮得了他,就只好下台了。他没有放一声枪就下了台。这一幕在我们塞尔维亚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幕,因为在塞尔维亚两百年的现代史中没有那个总统或国王不是被杀死或逃离国家的。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血腥战争和过度。因此这第一次用非暴力、用人民力量使一个总统下台,没有什么伤亡,甚至使总统自己也保全了性命,这是非常真实的成功。

    问:你曾经被一个警察暴打,而且你还记得住他的名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有一回我被抓了起来。当然我被抓了许多次,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取我的手印并给我拍照。那个给我拍照的警察扇了我很多下。后来在米洛什维奇下台之后我又碰见了他。因为当时我的公寓被盗了,我需要一个警察协助我办案。这时我碰见了那个扇了我耳光的警察。当时的场景挺有趣的。但是同时这个警察表达了对我的歉意,我却没有想要报复的意愿。因为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而且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赢得了胜利,我们同时也帮助了那些警察们,因为警察们现在不用违心地打自己的人民了。所以对警察们来说今天的境况也比在当年米洛什维奇的统治下面要好。

    问:你有没有一条给中国当权者的信息?比如说,当年你们有没有一条给米洛什维奇的信息?

    有。我觉得这条给米洛什维奇的信息也同样可以说给中国当权者听。那就是,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你只能不断地增加维稳的能量,但最终人民也还是会胜利。这就是当年塞尔维亚发生的情况。米洛什维奇最终被迫下台。他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我要传递给中国政府的信息!

    问:谢谢你!

    好的。

        Ok. Hi, my name is Ivan Marovic. I’m from Serbia, and together with my friends I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leaders of Otpor!,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that brought down Slobodan Milosevic, our dictator, back in 2000.

        My story begins when I was a very young kid. I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nd Milosevic was in power. There was a first demonstration against Milosevic. This was in 1991. It was interesting. It was two years up to Tiananmen Square, but it ended the same way Tiananmen ended. The Milosevic regime sent armies and tanks and destroyed the demonstration—the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the metro powers.

        As I was growing up the situation was becoming worse and worse—you know we had the civil war, and hyperinflation, and economy sanction, and poverty, and all that. So there was a need to bring down the regime because it was making the situation worse and worse every day. But the problem was when we tried to do it it ended up with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tanks in the streets. So slowly we started connecting in the way that was not so obvious to the authorities and getting together and trying to build, which we finally did, an underground resistance movement, which we called “otpor”, which is the Serbian word for resistance. Otpor was slowly building its strength through small victories. First the universities tried to limit the power of the deans and school principals then slowly came out to the streets in some smaller towns and cities, and finally turned into a mass movement that managed to bring down Slobodan Milosevic in 2000.

        So if I reca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erbia and China, [they are] enormous. So I don’t know if any of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say would be of help…may be not. But nevertheless, here is my message: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that we learned over the time that we were fighting against Milosevic.

    The first thing was, it was important to rely on young people, and the reason why we succeeded was because we organized as a youth movement. And youth movement doesn’t only mean members were young, but the leadership was also young. It got some benefits over old style political organizing because young people…they are not married, they don’t care about careers,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children, so they cannot be easily blackmailed or threatened, or bullied as older people, so they are much much braver. For instance, they can do things that older people can never do, because of that.

        Another thing is that young people can meet other young people much more easily than older people. So for instanc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in person a high ranking officer of the army or to meet in person some high ranking bureaucrats form the government, but to meet his son or daughter in person was easy. So this is how we reached to the elements of the regime and slowly worked on bringing them closer to our side. We worked actually on their children. So that was the way we reached them. 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actually discovered through our struggle.

    The second thing is we always tried and succeeded in remaining non-violent in our actions.We didn’t threaten the other side. We didn’t threaten the bullies when they were arresting us. We were cordial and we were polite to the police officers when we were arrested. At one point Milosevic declared us a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so ordered swift arrest of all the Otpor! activists and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we wer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But because we didn’t threaten the police in any way, we actually…we were of course arrested and put in jail but we weren’t suffering cases of torture like other political groups because we managed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ce. And that was important.

        And that leads me to another lesson that we learned from struggle that is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eople, your members safe, not to put them at risk if it is not necessary, not to waste their energy and to waste their lives on things that are not very important or things that don’t create certain effect. I have to stop here because I’m distracted. So let me go back. So that leads me to another lesson that is you have to keep your people safe, you have to keep your members safe, from harm,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not to risk their lives.. And they are held for something that is not going to match the investment. The risk that they are going to take is going to be just too high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ction. So it is important to grow slowly, not to grow too fast so that you can not handle the crackdown that is going to come when the authority realize that you pose a threat. To grow slowly means to create the capacity to withstand that crackdown when it happens. So that’s another thing.

    The third thing that we learn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s is it is important to create the unified fron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ideological backgrounds, different world views,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They all needed to be united in one front in order for the movement to be victorious. We have a saying in Serbia: you have two Serbs, you have three political parties. The people are very factionalized than…how should I say…they are very big political—this is another difference about people.

        So working slowly in building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in people and bringing them together in the united front, that actually was what I think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because when Milosevic confronted the whole population, it was such a huge crowd of people from all parts the country so that he couldn’t do anything, so he called in the police to disperse the demonstrations, but there weren’t just demonstrations in one square. They were all over the capital, in every street, everywhere, so the police couldn’t disperse the demonstrations. And then he called in the army, but the army was, this time, unlike the previous demonstrations. The army understood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in the army are recruits, so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people that are in the street.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that they cannot actually disperse them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all over the city. So finally Milosevic realized that nobody was going to help, so he decided to step down. So he stepped down without a single shot fire. And that was an important moment in our history because if you look at the two hundred years of modern Serbian history, every president or king of Serbia was either assassinated or had to run away to save his life. So we had a series of bloody wars and transitions, so to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somebody stepped down with the use of non-violent method, and public pressure, and to step down without casualties and without even him being killed, that was a…   

    There was once an encounter of a policeman who beat you up and you still remember his name. So what’s the story?

        Yes. Well, I was at one point arrested. I mean many times I was arrested, but I mean at one point I was arrested and they wanted to take my finger prints and my photo. So the guy who was taking the photo he slapped my several times. Then later, I ran into him. You know, after Milosevic was overthrown. And I found him, and because my apartment was broken into and there was burglary, I needed a police to help me to investigate that. So I encountered the same person who beat me up. That was a funny encount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know, he felt sorry for what he did, and I felt no desire for revenge, because in the end we won, and we didn’t win just for ourselves, but we also win for that policeman, because he now works in the police force that he is not forced to beat his citizens. So even it’s better for him today than when Milosevic was in the past.

        Do you have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ho are still in power? Did you have a message for Milosevic when he was in power?

        Yes we had a message for Milosevic was in power, and I think the same message can work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is, is it impossible to prevent people when they wish to be free. That is just not going to work because you can only spend more and more effort, more and more energy in preventing them, but eventually they will pervade. And this was what happened in Serbia. He had finally to step down. There was no way he could avoid that. So that would be my message.

    Thank you very much.

    OK

    2011年6月23日星期四

    紀念巴黎公社140週年China Worker

     

    星期二, 22 三月 2011.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裘青  社會主義行動
    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競相爭奪海外殖民地以掠奪原料及拓展海外市場。拿破崙戰爭亦使得歐洲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令德意志與意大利爆發了統一運動。於德意志,首相俾斯麥為了統一德國而發動三次戰爭,而最後一次即把矛頭對准了阻礙南北統一的法國。
    由於外交與軍事動員和行動上的種種愚蠢,加上軍隊素質遠不如久經戰陣的普魯士軍,普法戰爭一開始,法軍在色當遭遇到災難性的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投降,第二帝國亦隨之而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國。由資產階級共和派和奧爾良派分子組成的新政府,稱為「國防政府」。普魯士並不滿足於法國皇帝的投降,繼續大舉深入法國。9月19日,普軍包圍巴黎。多年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當前的食物短缺,軍隊失敗,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終於大大激化了社會各界的不滿情緒。巴黎市民,特別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一個比較明確的要求是巴黎應該自治,擁有自己的經選舉產生的議會,享有與其它法國小城鎮同樣的權利。而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以「出於對不法平民的擔心」為藉口拒絕。一個與此相聯繫的但不那麼明確的願望是謀求以一種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管理國家經濟,這些要求匯總起來變成了一句口號: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
    1871年1月,圍城四個月後,執政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德國人要求在和平協定里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儘管被圍困多日,但許多巴黎市民還是非常憤慨並堅決反對普魯士(現在已經是新帝國)人以任何儀式宣布對他們的城市的佔領。
    當時30萬巴黎市民是一個被稱作「法國國民自衛軍」的市民武裝部隊的成員,這一部隊極度擴張以協助保衛城市。自衛軍選舉了他們自己的官員,都是來自於工人階級,包括激進分子和主張社會主義的領導者。
    他們進一步組建了一個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包括愛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並且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制復辟,擊敗在1871年2月舉行的一個支持帝制的多數黨的選舉以組建新的國民大會。
    巴黎人民在失敗面前無所畏懼,並已準備好在德軍進城後引發的武裝衝突中與敵人血戰到底。因此,在德軍進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協助,國民自衛軍設法把一大批大炮搬離了德軍必經之路,他們認為那是屬於他們的資產,因為購買這些大炮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國家發行的公債,並把它們保存在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
    阿道夫·梯也爾,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的首腦,意識到在目前這種不穩定形勢下,中央委員會形成了另一個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心。另外,他還擔心工人們會用國民自衛軍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激怒德國人。事實上「雙重政權」已經形成。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過了很短時間便馬上撤離了。德帝國國政府和法國臨時政府都已離開巴黎去了凡爾賽,一個在德軍保護之下的避風港。結果在他們回去之前的那段時間,法國首都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採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姿態,權威也穩定地增長,臨時政府感到不能無限期地允許國民自衛軍自由支配那400多門大炮。於是,在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正規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爾高地及全城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氣低落的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命令,反而與國民自衛軍和當地居民親如兄弟。
    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於是叛亂迅速擴大,政府首腦梯也爾向所有還服從命令的正規軍,警察以及各級行政人員和專家們下達了立即撤退令。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現在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組織了於3月26日舉行的公社選舉。
    公社的92名成員(確切地說是「公社議會」)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家(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
    社會主義革命布朗基組織的前任領導布朗基被選為議會主席,但他本人並不在場,因為他已經於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活動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巴黎公社仍於3月28日宣布成立。
    儘管內部有許多不同,議會還是在管理一個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方面做的相當出色;它也能夠在一些政策上達成一致,這些政策的內容傾向於建立一個進步的,長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並不僅僅是一場社會革命。它們包括:

    • 政教分離
    • 婦女選舉權
    • 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的免除
    • 數以百計的巴黎麵包店夜班的廢除
    • 向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
    • 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他們擔心技術工人在戰爭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
    • 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
    • 由工人接管並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將來他們可以接受補償
    • 廢除官員的高薪制,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相當於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離法令將所有的教堂財產變為公共財產,並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81年費里法和1905年法國法律才重新實行這一法律,它們確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夜間向公眾政治會議開放教堂。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為了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將來的教育和技術培訓向所有人免費開放。
    一些婦女組織了一個女權運動繼承1789年和1848年革命的政治主張。一個信奉社會主義的裝訂工人和伊丽莎白-迪米特洛夫(Elisabeth Dmitrieff),一個年輕的俄羅斯被放逐者和卡爾·馬克思的夥伴於1871年4月11日創建了「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鑒於相信她們針對男權制的鬥爭只能在一場全球的針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之中實現,聯盟要求性別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她們還要求抑制合法妻子與情婦間的區別,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區別,廢除妓女——實現了關閉合法的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國民自衛隊的一個婦女營在鎮壓期間保衛了布朗切地区(Place Blanche)。
    公社領導們的工作負擔都非常之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他們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隨時可以被選舉人取消資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樣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軍事的法令。其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所謂“三權分立”間接民主制度,而是“議行合一”的直接民主制度。在資產階級民主條件,每隔若干年民眾表現一次投票的權利,但卻無權決定選舉的代表任期內是否能代表自己的意志,也無法因為“代表”不稱職而直接將其撤換。
    大量的在圍城期間在各地區為滿足社區需要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繼續興旺並與公社緊密合作。同時,這些地方議會通常也在當地工人的指導之下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认为公社是由於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別之間的緊密合作才真正體現出了民主的工人政府的特徵。
    公社部隊,也就是國民自衛隊,首先於4月2日與常規軍的凡爾賽軍展開了一場小規模衝突。鄰近Courbevoie的市郊被政府軍攻陷,推公社遲了自己的武裝對凡爾賽的遠征企圖。抵抗與求生變成了首要的考慮,在巴黎的外國政治避難者和流亡者團體也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蘭前軍官和民族主義者乔洛斯劳-达勃劳沃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成為公社最好的將軍。
    議會完全支持國際主義,為了表示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公社認為紀念拿破崙一世勝利的旺多姆圓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徵,於是將其拉倒。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內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和並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它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各地政权仍然由地方的资产阶级把持,梯也爾和他在凡爾賽的內閣設法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泄露出去;除了如納博訥,利摩日和馬賽少數城市有工人和民眾回應外,其他法國外省沒有行動,而即使那些回應巴黎的運動很快也被粉碎了。
    隨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從四月到五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他們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並將國民自衛軍趕回了城裡。議會決定創建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模仿1792年雅各賓派建立的同名機構。
    5月21日,巴黎城牆西部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佔領了富人聚居的西部地區,在那裡他們受到了在停戰後沒有離開巴黎的上层市民們的歡迎。據說有一位工程師(他經常為梯也爾政府當間諜)發現城門無人管理,於是把這一情報通知了凡爾賽軍。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只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在進攻中,政府軍對國民自衛軍和平民進行了大屠殺:曾經拿過槍的戰俘,或者被懷疑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立即槍決,集體屠殺成了家常便飯。
    公社曾經於1871年4月5日頒布過一個「人質法令」,按照該法令,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凶都將成為「巴黎人民的人質」,第5條更進一步指出,任何被凡爾賽軍處決的戰俘或巴黎公社正規政府的游擊隊員,都將導致三倍的人質被處決。但這一法令實際並沒有執行。巴黎公社曾經數次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來交換奧古斯都·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公社也作過其它談判嘗試,提議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質來交換布朗基,但也都失敗了。
    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流血周最後的巷戰。到5月27日,只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特別是最貧困的東部地區,如美麗城(Belleville)和蒙马特高地(Ménilmontant)。戰鬥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間全部結束。
    嚴厲的報復隨即展開。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數千人被起訴。一些公社社員在拉雪茲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員牆邊被槍決,而數千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決並槍殺。另外還有將近40,000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1872年,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組織產生的可能。」,此後巴黎繼續保留軍事法律长達五年。公社方面死亡者約為3萬多人,被逮捕、監禁者約為5萬人,流放、驅逐到法屬太平洋島嶼的約7000人。直到18年后的1889年,法國政府對公社社員實行了大赦。
    馬克思認為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法蘭西國家銀行就位於巴黎市,存放着數以十億計的法郎,而公社卻對此原封不動也未派人保護。他們向銀行請求借錢,却遭到了银行家的拒绝。馬克思認為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銀行的資產。公社為防備譴責而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產。結果銀行資產被搬運到了凡爾賽武裝凡爾賽的軍隊。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後來的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中吸取理論上的教訓。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次偉大嘗試,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寶貴財富。公社的失敗表明,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所謂民主只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民主,當無產階級的鬥爭威脅到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安全時,資產階級會毫不猶豫地對無產階級實施血腥的鎮壓。馬克思認為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而其中最基本一條就是工人階級需要徹底摧毀舊式官僚國家機器,而不是簡單地接收過來繼續使用,必須摧毀官僚國家的組織制度及其形式,把官僚國家改造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嶄新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式國家。消滅任何官僚特權,由人民自己選舉並可隨時罷免的人民代表取代舊式官僚來管理國家,使人民代表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向他的選民和人民負責,定期向人民彙報工作,由人民來決定他們的工作崗位和職責,隨時決定他們的去留。而這才是真正基於以無產階級為主的廣大草根階層民眾人人參與的直接民主形式。

    China Worker

    2011年6月22日星期三

    和谐社会的不和谐 无处不在的公权力暴力 (第一集)

    第一集:和谐社会的不和谐 无处不在的公权力暴力(图)

    2011-06-22

    中国近年来发生着许多变化,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其迅猛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增强的国力,被中国官方和媒体看作其象征的,无疑是中国政府花巨资大手笔承办的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而在其背后,大量奥运访民和世博访民维权行动受到打压,各地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也给外界以震撼,使人们充分看到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社会不稳、贫富悬殊扩大等现状,并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充满疑虑。

    图片:上海访民祁萍和王月花因房屋遭强拆,于2010年9月16日至世博拉横幅抗议。(维权人士提供)

    现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章天亮说:

    实际上你会看到中国很多失地的农民,地被抢了,工人下岗了,本来很有前途的一个企业被官商勾结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之后把员工都开除了,所有过去应该给的养老、医疗等都没了,这就等于是把人推到绝境里面去,但是这些人又没有合法手段去讨还自己的权益,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状。

    家住北京崇文区的老太太李秀云是已故维权老人刘凤池的遗孀。他们早前为维护自己的房产权益付出过极大代价和艰辛,并被外界媒体所报道。3年前在中国政府筹建奥运时,刘家仅剩的几间住房又遭有关部门以奥运建设的名义强封、强拆,李秀云老太太到院中与拆迁者理论,但受到对方的恶言威胁并被暴打成伤:
    (叹气)我心里难受啊!他们没有道理来拆我这所房子,还把我打了,把我一个人摁倒在院子里拆这房子。那天早上这就开始封,我不让他们弄,说这是路口、老街道,历史上有资料可查的几百年的老街道,你们没有资格封,我还在这儿住着呢,人没死,你们没资格封。可那个工头就拿铁锨拍我、切我,没切着我手,我用手抠着砖不让他砌,他就说,我要拍死你。特别狠,我都没见过这么狠的。


    类似李秀云老人当年所遭遇到的暴力拆迁状况在京城天子脚下、乃至全中国并不孤立,其普遍性可以在网络上充分反映着,人们只要在互联网上打入“暴力拆迁”等关键词进行搜索,立即可以出现无数条关于强征强迁、殴打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信息和事件。在山东济南,强拆受害者张强家的房屋于09年的一个夜晚被当地政府雇佣的黑社会人员一夜间踏平,他和家人一年多来只能在一片瓦砾的废墟上搭帐篷居住。他和他妻子在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博讯上的一段视频上说:
    (张强:)在夜间凌晨一点半左右,济南市天桥区北坛办事处人大主任李军雇佣黑社会五十多人,把我们的家团团围住;
    (张妻:)他们手持大砍刀、大铁锤、木棒;
    (张强:)翻墙进入我们的家中,把我们的门用铁锤砸开,强行进入我们的屋中,把我们强行从床上拖到地下;
    (张妻:)我们都光着腚呢。
    (张强:)然后把我们家的财物、一百多万的财产抢劫一空,他们用雷管炸了我们家的一周,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
    伴随着中国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城乡土地征用拆迁、重新调整规划在所难免,但其中的暴力和恐吓使得这种发展建设和利润追逐散发出血腥味。在中国近年来房价高涨、一房难求之际,有网民在网络上根据媒体的报道,将中国各地商品住宅建设中使用暴力强征强迁并导致命案的地块用红颜色在中国地图上标注出来,结果“祖国河山一片红”,受到网民的热议。与此同时,有些地区的暴力强征因涉及到众多民众权益而引发民众集体抗争,并导致民间与地方政府间的直接对抗。备受外界关注的包括发生在广西北海白虎头村的村民与军警对抗事件。在这里,当地村民们抗议地方政府的强征,却遭到政府直接动用军警暴力打压,村民们有的受伤。有的被拘禁关押,有的不得不外出避难逃亡。在这些这些大小不一的暴力事件中,权力和资本利益结合在一起,众多底层民众成为受害者。

    李秀云以自己的经历说:
    他们这些做假的,借着奥运的机会抢你老百姓才是真的。这条街连厕所都封上了。听他们说,是上面说的,哪儿不齐、不好看的都给砌好,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路口给封上了。这个路口与奥运没有直接关系;再不好的胡同,它是事实,是个街道,你不能因为奥运就把街道给封上了。很无奈啊!这就跟所说的似的,你要么就选择死亡,要么就忍受着强暴,就是这么个道理。对于流氓来讲,我强暴你,我还没让你死,要不你早就死了。作为中国人来讲,现在也是这样,我宁可被人强暴,我为了保住我这条命,我现在的人格都成这样了,一种受侮辱地活着;你多难受啊,你的人格、人的权利在哪儿?没有!要你怎么着,你就得怎么着,你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我就说,他们不是别的,他们是强暴了法律,中国没法!有权的和这些黑社会勾起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说‘我就是法’,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而从全国范围看,强征强拆中的暴力还只是当今中国各种强权暴力的一个方面,涉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其它暴力悲剧也在不停地上演着。政府公务人员、尤其是公检法警务人员滥用职权、频施暴力的问题广受民众谴责。被网民们戏称为“躲猫猫死”、“喝水死”、“噩梦死”等各种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看守所、拘押中心的离奇死法,则凸现着警务人员执法犯法违规作业。曾撰文研究中国社会暴力问题的民间社会学者綦彦臣说:
    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法持枪,持枪的人他就倾向于用很直接的暴力解决冲突,也就是说具有公权力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直接暴力,就好像那个警察枪击事件,这可被视为警察犯罪这么一个行为。另外你比如说,到处出现城管爱使用暴力。我把他们叫‘准公安类’、‘准警察类’的人,他们经常使用暴力。我在小城市也看见过,比如说有什么检查了,他们就把那些灯箱、小摊儿等都给抄一遍,胡乱仍一下,他们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暴力,他们并不是说非常客客气气,指出你的这个东西触犯了什么规定,我要拿走了,而是不由分说;暴力、伤害其他人给这些人带来一种快乐。


    天津河北区居民张建中,在今年两会期间被关黑监狱数日。他曾于去年用相机拍摄当地法院人员违规对访民执法,而被法警拖进法院内暴打骨折:
    要拍的时候就冲过来十多个法警,把相机抢过去了,然后把我拖进法院,连拖带打。拖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就看到了,围观的群众当时就乱了,在喊‘啊,警察打人了’。拖进去以后他们就打我,衬衣也给撕坏了,而且在打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法警说‘我弄死你老B,也不会有人知道’。你想想,他们这是多么嚣张的气焰!而且,现在话说回来,在这个国家,他们所说的这种情况根本不感到奇怪,他们是做的出来的。全国现在一些事情,什么“黑头套”、“失踪”等等,这都很正常了。打完了以后,他们就把我弄到审讯犯人、里面有铁笼子的一个审讯室,对我进行审讯,而且要拘留我。当时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


    政府公务人员暴力执法、直接对民众大打出手的问题在城市管理领域也长期普遍存在。广为媒体报道的湖北天门市优秀企业家魏文华2008年因拍摄城管违规执法而被城管当街打死案就是一例。在辽宁沈阳的小贩夏俊峰、张晶夫妇曾以在路边摆摊设点贩卖烧烤小食品维生,并因此沦为城管违法违规暴力执法的受害者。张晶引述夏俊峰的话说:
    我老公在看守所就说,我什么也没讲,当时只想让他们别打我了,我当时只想跑出去让他们别打我了,就那么一个概念。一审、二审我老公都是这么说的,我跟他们无缘无仇的,我就想跑了让他们别打我了,就只是想跑出来,就这一个想法。城管从来都是暴力执法,就在我们之后,他们又打伤了多少人呢, 腿打折的,胳膊打断的,有多少啊,陆陆续续的不是没有。他们平时执法就是这样。骂人也是,就连我在现场,他们都那样骂,可难听了。他们就说我老公,你‘怎么那么能装’,我说的好听点是“能装”,他们直接说的就是装B什么的,骂人骂得可难听可难听了。城管跟土匪真的一样。他们打我们、把我们拽走的时候,旁边有老头老太太都说,‘你们怎么这样啊,比日本人还日本人’!


    其它存在暴力执法问题的还有各地的宗教管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等领域。家庭教会受地方政府甚至军警的冲击、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学员被殴打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一些地方强制执行计生政策更使受害者家破人亡。山东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因揭露当地的暴力执行计生政策还遭当局判刑、并在出狱后继续受软禁、监控、骚扰。除此之外,在许多暴力事件中,政府公职人员还常常会雇佣黑社会或不明身份者对民众使用暴力和恐吓威胁。钱权勾结、警匪一家自然也成了民众用以形容这类暴力的关键词。济南市被强拆户张强的一位邻居谈到当时的拆迁时说:
    他们在这里强抢我们、打我们,而且还要骂我,说我“你这老不死的,你怎么还不走?你不走,治死你活该!不治死你,治死谁!我是共产党、是政府派来的,我就代表政府,你找去吧,我给了派出所三十万块钱,你打110,人家也不给你咋的;你不信你打打试试,他根本不来管我们。你放心吧,你赶快吃个哑巴亏、赶快签协议走了吧”!我不听,他们就骂我,“你老不死的,你个泼妇”。

    无论施行暴力的是政府公职人员还是他们所雇佣的打手,当暴力被普遍性地用作解决问题的手段时,它所暴露的深层社会问题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无法令人忽视。今年初以来引起中东北非数国巨变的茉莉花革命浪潮始于去年底突尼斯的民众示威和警民冲突,而其导火线则正是当地城管粗暴执法、一名青年小贩不服而以自焚抗议最终死亡的惨剧。相比之下,中国的政府公职人员施暴问题更为普遍、更为严重,中国领导人相信对此也不陌生。虽然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和谐治国”理念,但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民众在暴力之下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中国社会暴力问题为您制作的四集系列报道的第一集。

    第2集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uantixilie/zhongguobaolixianxiangtouxi/mtlv2-06232011101931.html

    1871年巴黎公社:當工人「沖天之時」China Worker

     

    星期二, 21 六月 2011.

    巴黎公社140週年——工人階級英勇奪取政權的幾星期
    尼爾-穆荷蘭德(Niall Mulholland),工人國際委員會(CWI)
    反抗獨裁和貧困的群眾鬥爭席捲北非和中東,這鼓勵著該地區和國際上的工人和青年人尋求從過去的革命運動中借鑒經驗。今年是巴黎公社140周年,在短暫而英勇的幾個星期裡工人階級首次奪得政權。用卡爾•馬克思的不朽名言講就是群眾「沖天而行」。
    在敗於反革命殘酷鎮壓之前,面對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巴黎工人試圖重新組織社會,廢除剝削和貧困。
    公社的背景與1905年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一樣是戰爭。面臨著經濟衰退和日益激進的勞工運動,自稱法國皇帝的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的腐敗和絕望的政權在1870年7月向普魯士宣戰。
    隨後,戰場上的失敗導致了巴黎群眾的起義。宣佈成立了新的第三共和國和國防臨時政府(GND)。20萬強大的國民自衛軍的形成意味著巴黎群眾武裝起來了。國防臨時政府(GND)中的親資本主義的部長們更為擔心與這些力量發生階級衝突的可能性,而不是與敵人普魯士的衝突。
    兩個普魯士軍團圍困法國首都達135天,法國軍隊的大失敗以及國防臨時政府(GND)正在和普魯士人進行投降談判的消息導致了部分工人和國民自衛軍的暴動。
    老革命者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帶領他的追隨者在10月31日佔領了市政廳(Hotel de Ville)並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員會。
    布朗基曾在巴黎的左派和工人積極份子中有很大的影響力,並因他的勇氣而受到尊重。然而,布朗基主義是一種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認為密謀團體的活動可以作為工人群眾行動的替代。廣大工人還沒有準備好起來反對國防臨時政府(GND),這時的起義是不合時宜和孤立的。
    階級鬥爭
    對這個城市的可怕的圍困繼續著,階級鬥爭和國家的鎮壓亦複如此。 1871年1月下旬,政府軍向市政廳外的示威者開槍。之後不久,國防臨時政府(GND)終於執行了他們蓄謀已久的計畫,宣佈他們準備向普魯士軍事領導人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投降。普魯士人堅持要求法國作出重大的讓步,其中包括割讓兩個地區,阿爾薩斯和洛林,與支付巨額戰爭賠款。
    二月的選舉可以看到反動的梯也爾領導了一個由君主主義者和農村反動派組成的新國民議會。該國民議會通過威脅取消許多國民自衛軍的工資並要求立即支付拖欠的租金和所有債務與巴黎工人和小商人對抗起來。這種破產的威脅、再加上君主制復辟和普魯士報復的危險,導致社會中的的貧窮和中間階層居民重新激進化。
    當一個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後,梯也爾決定阻止新興的替代政府並派了20000名士兵搶走在城市中居高臨下的蒙馬特高地具有戰略意義的大炮。然而,部隊不服從向大批工人群眾射擊的命令,轉而處決了兩名將軍。
    這正是國民自衛軍展開進攻的時機。梯也爾和他的政府已經逃離巴黎前往市郊的凡爾賽宮。軍隊內部根據階級不同而瓦解了。但中央委員會由保守的拖遝的人物主導著,沒有一個明確的社會主義綱領和沒有制定出一個明確的戰術和戰略,未能贏得正在撤退的部隊的支持從而結束凡爾賽的頑抗。
    國民自衛軍的領導人為應運而生的公社在3月26日組織了一場每個地區男性具有普選權的選舉。公社,或城市自治體,讓人回想起1792年法國大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作為群眾控制機構的公社。
    1871年公社的領導人是民選產生的並在任何時候可以隨時召回更換。將近半數的當選領導人是技術工人,其他則包括激進的中產階級的醫生、會計和記者。馬克思說:「這次革命是第一次公開地承認工人階級是唯一具有社會主動性能力的社會階層...」
    公社委員會的90位領導人是由各種左翼共和黨人組成,也有相當數量的人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成員。
    蒲魯東
    除了布朗基主義者外,還有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的追隨者。他反對大企業而主張小生產者所有權、人民合作社和交換銀行。這樣,工人將「取得生產資料」並可以在「公正的市場」中運作。
    在第一國際中,馬克思反對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可以通過改良來推翻資本主義的幻想。蒲魯東不明白在廢除資本主義上,因為其規模、力量和集體意識——工人階級所起的歷史作用,蒲魯東拒絕向社會主義和無階級的社會過渡中工人階級的民主統治。
    儘管公社領導們局限性和混亂,但宣佈了影響深遠的社會和經濟改革政令。徵召軍隊被廢除,並用武裝起來公民組成的國民自衛軍取而代之。公社委員的工資受到限制以助防止追逐名利的野心和官僚主義。巴黎公社擁護者固有的國際主義由流行口號彰示:「公社的旗幟是世界共和國的旗幟」。
    教會與國家分離,宗教將不再在學校傳授,教會財產被沒收了。
    經濟改革,包括廢除工人的登記卡和取消麵包師的夜班工作。當鋪被關閉。一段時間內債務被取消。逃亡工廠主的工廠作為合作社由工人協會接管。希望將工作場所組織成為一個「大聯盟」。
    然而,革命半途而廢。經濟的決定性部門沒有被觸動。公社領導人未能將法蘭西銀行國有化。他們也沒有引入八小時工作制以便作為讓工人有時間開始參與新的社會運作的第一步。
    事實上,公社沒有時間讓政策付諸實施。因為害怕革命可能蔓延整個法國和歐洲,法國和普魯士的統治階級現在聯合起來對付他們共同的敵人——起義的工人。
    法國軍隊用連續炮擊圍攻巴黎。梯也爾假裝希望進行談判以便爭取時間準備他的最後一擊。對於這樣的猛攻,公社領導人低估了階級敵人,採取了防禦性的態度。
    普魯士佔領軍給四月初損失慘重的法國軍隊讓出了自由通道,5月21日法國軍隊終於進入巴黎。接踵而至的是恐怖的八天大屠殺。
    大約30000名男人、婦女和兒童被殺害,38000人被監禁,以及高達15,000人被驅逐出境。梯也爾決心在肉體上摧毀工人階級中最先進的部分並消除對公社的活生生的記憶。
    對於後者,梯也爾和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完全失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地研究了公社的動態 ——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新起點」——指出獲取政權的工人階級不能依靠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 ——他們必須摧毀它並建立自己的。
    作為成功的1917俄國革命的共同領導者的列寧和托洛茨基得出如下結論:巴黎公社的失敗首先是因為缺乏一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這樣一個深深紮根于工人階級和青年中的政黨通過學習國際運動的經驗教訓為獲取政權的鬥爭事先進行準備。
    而今,法國、歐洲和國際上的工人階級比1871年和1917年強大得多得多。今年在突尼斯和埃及推翻本阿裡和穆巴拉克的鬥爭就是通過工人階級具有決定意義的介入而完成的。
    但是這些革命至今只實現了它們的部分目標,沒有保證真正的持續的民主權利並且沒有贏得根本的經濟社會改變。

    與英勇的巴黎公社一樣,建立群眾性的獨立的工人階級的組織,並以社會主義方針武裝起來對於實現北非、中東和整個世界的工人階級的願望是至關重要的。

    China Worker

    2011年6月18日星期六

    华尔街日报:星星之火 中国抗暴运动出现新动态

     

    华尔街日报:星星之火 中国抗暴运动出现新动态

    ——华尔街日报:中国抗暴运动在城市点燃

    【2011-06-18讯】 作者:张东光编译   

    过去三周来,中国爆发一连串的城市抗暴运动,中共被迫派出大量的军警“维稳”,试图压制民众对其政权的不满与愤怒。

    《华尔街日报》报导,从中国的北方工业都市到南方的出口重镇,各地的抗暴运动此起彼落,尽管各地还未串连,但对明年即将更换领导班底的中共当局而言,频繁的抗暴无异一大警讯,中共宣称的“和谐社会”更早已不攻自破。

    上周五(10日),在广东增城的抗暴运动中,武装警察动用了催泪弹与武装车,但面对怒火冲天的抗暴民工,多辆警车仍被推翻、玻璃被打破、政府的建筑物当夜也被放火。

    过去三个星期以来,中国中部爆发抗暴运动,民众用炸弹攻击了两个城市的“政府”设施。上个月,内蒙则出现蒙族人的抗暴活动。

    中共内部资料显示,近几年来,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在中国越来越频繁,但过去都集中在乡村地区,都是农人为了维护土地权益,与开发商和地方官员爆发冲突。然而,近期的抗暴运动却出现在城市地区,这种演变颇耐人寻味。

    今年2月,由于恐惧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上演,中南海下令对网络进行更严厉的管制,以防堵民众对警方和官员渎职的不满在网上宣泄,阻止网民串连抗暴,并“防患于未然”地逮捕了许多异议人士。

    不过,最近的抗暴活动显示,中共当局惯用网络审查与封锁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恐怕已经失效。

    据中共社科院资料,2006年中国发生60,000起群体事件,2007年超过80,000起。分析师根据中共透露的资料估计,2008年这样的事件已达127,000起。

    当局为了纾解民愤,刻意解除了部份地方官员的职务。国营的媒体也一改过去的做法,开始相对公开报导抗暴的事件,企图抢在博客和非官方媒体之前予以“正确引导”。

    据当地媒体报导,增城靠近广州,人口800,000,抗暴的起因是新塘镇大墩村一名20岁的四川籍孕妇王连美(Wang Lianmei)摆地摊,遭当地治安队暴力殴打致婴死母腹,引起众怒。

    为了平息“动乱”,地方当局派出特种部队,逮捕民工,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让王28岁的丈夫邓学才(Tang Xuecai)出面澄清,他和妻子及胎儿均无受伤。增城共党书记还装模做样地带一篮水果到医院探视王。

    在增城担任IT工程师的四川民工东兴国(音译)说:“我们都被告知不要到街上去。”增城发言官员说:“目前增城的情况稳定。没有人伤亡。”不过,目击者指出,上周日晚间抗暴依然再度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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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2011/0618/-19580.html

    华尔街日报:星星之火 中国抗暴运动出现新动态-【抗暴】

    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 | 禁书选读 |

     

    禁书选读  | 2011.06.15

    《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

    作者封从德致听众短序

    值此 "六四" 22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我很愿意将这部完成于两年前的《六四日记》与德国之声的听众分享,共同纪念当年的难忘岁月,缅怀那些为中国民主、自由、 均富的理想而受难的学生和市民。

    这是我们青春无悔的忠实记录,这是22 年前的一场尚未成功的茉莉花革命。那时我们争取到两个月的自由,在自由的空间探索如何开会,如何集结,如何组织,如何争取数百万、数千万民众的支持。我们在务实的同时也试图务虚,探索理论与方向,听众们不仅 可以看到我们在观念上的突破与超前,也可看到长期党文化教育对我们的桎楛与局限。

    这本书从一个组织者的角度,试图忠实记录 “八九学运” 每天的所作所为,所遇所感,不仅有动人的美丽,也有丑陋和难堪。为了忠实于史实,这本书的整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与大量史料进行比对,书中加了数百个注释。比对与注释的工作还在继续,直到新版面世。

    封 从 德

    2011 年 4 月20 日 于美国 旧金山

    德国之声网站
    外部链接
    相关音频视频
    反馈

    《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 | 禁书选读 | Deutsche Welle | 2011.06.15

    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

    China Worker燕京风声闻鹤唳,神州十亿皆是敌

     

    星期二, 14 六月 2011.

    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的、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坐卧不安。  ——卡尔-马克思

    【本文是今年5月1日发行的《社会主义者》杂志第10期的社论,如读者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点击此栏了解杂志详情或联络EMAIL: cwi.china@gmail】
    从4月3日起,直言不讳的世界知名「三流艺术家」(中国官方《环球时报》用语)艾未未已经「被当局失踪」二周之久。北京的艺术家们为响应4月17日国际声援艾未未的「1001椅」活动(全球37座城市的二千余名抗议者携带椅子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前静坐抗议)而组织「周末晒太阳」活动,但在警方「见一个抓一个」的打压下终未成行。不过,继香港街头的抗议与声援后,中国大陆的安徽省合肥市亦惊现喷涂的艾未未头像,追查这些基层草根的象征性反抗成为了中国国保部门与「公安化」香港警员的首要任务。

    艾未未案件昭示了什么?

    由于艾未未所具有的国际知名度(其本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赛场「鸟巢」的设计顾问,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现代艺术家之一)和家庭背景(其父亲艾青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至今中国中小学生课本中仍然收录着其父亲所著的诗歌),人们一直认为当局正式拘捕他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成为了一轮新的正在逐步深化的镇压的标志。任何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敢于发声、批评和挑战,当局都会对之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你可能就是下一个!
    虽然拘捕艾未未的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具体以何种罪名起诉他仍然是「未知的」。自他在北京机场被拘捕以来,当局一直在致力于构陷罪名以起诉他,现在最新的指责是「经济犯罪」,可能涉及偷税漏税行为,迄今仍未提出任何正式指控。当然无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当局总可通过对艾未未本人或相关人员进行滥刑、施加压力、贿赂、构陷等手法最终制造出「合适的」罪名。
    与此同时,国家机器所掌握的强大舆论工具开始单方面地大肆抹黑。诸如指责抄袭他人作品,声称2007年艾未未安排1001名中国公民飞往德国参与艺术展的「1001椅」作品(4月17日国际声援活动的灵感来自与此)抄袭了西安美院教授岳路平。但作为当事人的岳路平教授公开发表声明声援艾未未,表示政府舆论工具没有与他核实相关事件,不愿他们盗用其名义进行抹黑攻击。
    同时媒体还因他的作品中包含裸体影像,指责艾未未传播「色情淫秽思想」,或因为拥有私生子而触犯「重婚罪」;但假如这些都是罪行的话,那么难以计数的中国政府官员都是罪不可赦的现行犯。连作为政府舆论打手的《环球时报》的主编与主笔在舆论与网民的追问下,用「苟存于世,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之类的话与官方立场拉开距离。
    对艾未未的拘留甚至违反中国政府自己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国法律,艾未未家人应该立即收到他被拘留的正式通知。而且律师也未能与他会面。更进一步的是艾未未工作室从合作者到普通会计与采购人员,有九人先后被警方带走询问,其中包括艾未未家人委托的律师刘晓原。
    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警方可以拒绝律师会面,但这仍然不适用艾未未的案件。而触犯「国家安全」在中国是个包罗万象可以随意主观认定的罪名,甚至包括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因劣质「豆腐渣」学校建筑而死亡儿童的人数与真实信息。2009年艾未未就此问题自己组织数百网友进行独立调查,为此他遭到了四川当地警官的野蛮殴打。
    不过这种拘留在中国并不少见——通过长期拘留和剥夺与家人和律师的接触,以此来「击垮」被拘留者而获得其「坦白」。而不寻常的是在于对如此知名人士滥用这种刑讯方式。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逮捕这样著名的人物如果没有政府高层的首肯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戳穿了中共政权凶残的本质,尽管其领导人一直企图表现为更遵守规则。在国际上,我们听到了来自美国、法国和其他一些所谓「民主」国家政府的抗议,但鉴于这些国家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和赤裸裸的阶级利益,不太可能走得更远。必要的抗议必须来自底层——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学生和其他对此关注的普通民众。
    显然,中国国家机器庞大的安全力量和豺狗般的官方媒体,可以事无巨细地对艾未未查个底掉以网罗罪名。但人们同样知悉,仅仅就在艾未未被拘捕的三天前,还有政府官员拜访他,并提出让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换取合作。艾未未显然拒绝了这一提议,而这一决定可能决定他的命运。如果他继续坚持他的挑战,他很可能会受到荒唐的审判和构陷的罪名而遭到长期监禁。这是「中国式宗教裁判所」(其方法与宗教裁判并没有很大不同)的本质。在艾未未的案件上,中共当局已经走过头而无法再回头——因为它不能承受退让,这将导致严重损害其面子。

    China Worker

    Ganzeer:藝術家為革命背後的藍圖!


    1月27 ,革命開始後的2天內,著名的28日星期五(憤怒日)的前一天,西方媒體報導的匿名傳單,給出了一個藍圖,為革命的堆焊。這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因為它否定說,有沒有“規劃”,革命是一個自發的發生。
    存在這樣的傳單,建議謹慎規劃,在充分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發生。這是一個簡單的的招聘和凝聚力公報,並最終證明有陰謀和繪圖儀。現在,我們是不反對的人的存在,但重要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不出來革命後的嗎?為什麼大家誰是試圖證明它是不打算參與的革命嗎?!
    但無論如何,我們第一次拿起了新聞的Guardian.uk的傳單,其中寫道:“匿名傳單,在開羅循環”,提供“實用和戰術性建議大規模示威遊行,面對防暴警察,和包圍,並採取控制政府辦公室。“

    這本小冊子/傳單的標題是“如何巧妙地反抗”(كيفتثوربحدائة),它包括了26頁的戰術建議和黑白插圖(可能方便複印),安排在一個整齊,筆直的佈局,這本小冊子簽署:“萬歲埃及”
    這本小冊子還包括空中拍攝的照片的方針路線標記和說明人群的形成。它建議的示威者穿的衣服,如連帽夾克,跑步鞋,護目鏡,圍巾,以防止催淚瓦斯(一個忠告,我們收到了Facebook和被證明是非常方便的上28),並進行垃圾桶蓋-到避開警棍毆打和橡皮子彈-急救包。
    其中突出的準備程度的一個關鍵點是,這本小冊子指示收件人通過電子郵件和複印件重新發布它,而不是使用社交媒體,如Facebook和Twitter,(據說),被監測的安全部隊。  這本小冊子問聚集在自己的社區中大量的示威者在開羅第一,避免警察部隊和國家安全檢測,然後走向等關鍵設施的國家廣播HQ尼羅河濱海試圖控制它, “在名字的人。”  列出的其他優先目標的幾個部分位於開羅市中心的總統府和警察局。

    我們進一步研究和發現的小冊子在許多其他西方新聞網絡新聞,但像往常一樣沒有提及的國家或阿拉伯新聞網。
    亞特蘭蒂斯就在同一天發表的傳單,它說,它已收到來自“源”,但沒有透露是誰發送給他們,或他們是否知道誰是它背後的翻譯版本。2月16日,外交政策的文章“ 革命ü “ 中提到的傳單,歸因於4月6日運動“的小冊子,也沒有提供任何線索是誰設計的小冊子。
    我們非常好奇的傳單,想知道誰是它背後的人,和我們廣泛研究,在過去的幾個月,但沒有運氣。直到我們有一個突破,兩個星期前。
    2011年5月26日,微博當時就火了,掛海報名為“自由面具”的消息,將三名被逮捕的。在這三個活動家,藝術家是誰設計的海報,一個塗鴉藝術家和平面設計師名叫穆罕默德·法赫米,由淨別名Ganzeer的“。穆罕默德·法赫米在同一天被釋放,但他已經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我們研究他的作品廣泛,我們立即遭受在他的圖形設計和“革命藍圖”非常相似。法赫米有一個非常獨特的風格,在他的平面設計和插圖,並在的革命小冊子孔的商標。他的風格。
    但真正完成交易對我們和我們99%肯定的是,他是藝術家背後的“如何反抗巧妙地”小冊子,是他的傳單設計,特別是那些革命後的兩個塗鴉研討會準備的海報和舊lealflet他在2009年設計的。
    上面提到的作品是相同的的革命小冊子(見下圖),不僅他們有幾乎相同的插畫作品,但他們也有相同的字體,版面設計,黑色和白色乾淨的剪裁風格的革命小冊子。
    之後,我們總結我們的研究,分別為99%穆罕默德·法赫米,其實是藝術家背後的“革命藍圖”的小冊子,我們決定在twitter上與他聯繫,並得到進一步的信息,為什麼他設計的小冊子,然而,當我們問他,如果他後面的人“如何反抗巧妙地”的小冊子,他的回答是“Shuuush!”,然後注視著:“這並不重要!”
    噢......但它是先生,Ganzeer,它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還有誰參與了這本小冊子你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新1(14/06/2011):
    Ganzeer這篇文章在他的Twitter帳戶,否認他與“革命藍圖”,並聲稱,黑與白的設計和使用類似的字體是不是證明他是負責的藍圖。
    然而,儘管這是真實的,比相同的設計佈局,風格的插圖的小冊子進行無可挑剔的手指的打印Ganzeer的工藝。更何況,是誰設計的傳單平面設計師必須是一個活動家,參與革命前的政​​治舞台。
    這是極不可能的,還有另一種活動家,他們有相同的樣式,設計技能說明技能穆罕默德·法赫米,誰像他那樣以同樣的方式運作。
    因此,儘管他拒絕,我們仍然相信,穆罕默德·法赫米的創造者“如何反抗巧妙地”的小冊子。

    更新2(30/07/2011):
    Ganzeer一個新的“ 革命模板小冊子 “在他的博客上發表,新書提供對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的模具,並包含指示,便於公眾使用的。
    然而,這本小冊子有Ganzeer的簽名就可以了,它毫無疑問地證明,Ganzeer,其實是藝術家背後的革命藍圖“如何反抗巧妙地”“(كيفتثوربحدائة)。


    更新3: 怨聲載道發表引用此文章

    吹氣發表在8月2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特拉維斯科特:開羅的街頭藝術:市區重建, 在那裡他寫的障礙

    “6月份,埃及博客AnarchitexT問Ganzeer,他是否負責“如何巧妙的起義”,一個廣泛分佈的教學小冊子。藝術家啾啾,最初只說了一句,“shuuuuuuush。”Ganzeer否認參與,但事實是,無論誰做設計這本小冊子還沒有很自在地承認這一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هذاالمقالمتوافربالعربيةأيضاعلى:أناركيتكس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來源:

    更新1:20:30 - 14/06/2011
    Ganzeer這篇文章在他的Twitter帳戶,否認他與“革命藍圖”,並聲稱,黑與白的設計和使用類似的字體是不是證明他是負責的藍圖。
    然而,儘管這是真實的,比相同的設計佈局,風格的插圖的小冊子進行無可挑剔的手指的打印Ganzeer的工藝。更何況,是誰設計的傳單平面設計師必須是一個活動家,參與革命前的政​​治舞台。
    這是極不可能的,還有另一種活動家,他們有相同的樣式,設計技能說明技能穆罕默德·法赫米,誰像他那樣以同樣的方式運作。
    因此,儘管他拒絕,我們仍然相信,穆罕默德·法赫米的創造者“如何反抗巧妙地”的小冊子。

    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

    加通缉一购买大量化肥者 疑欲制炸弹威胁G20峰会

     

      中新社多伦多6月9日电 多伦多警方9日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素描相。据信该男子上个月26日在一家商店买了大量化肥,而这些化肥的硝酸铵成分可能会被制成烈性炸弹。

      令警方不寒而栗的是,该男子是在20国集团首脑会议即将举行之际做出这一可疑事情的。

      多伦多警方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1995年,恐怖分子蒂莫西・麦克维就是用硝酸铵制造的汽车炸弹,酿成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大爆炸惨案,当场炸死165人。

      而最近,几名因恐怖主义罪行而被定罪的加拿大人,也是计划制造化肥炸弹,图谋利用这些炸弹在阿富汗给予联军致命的打击。

      据戈德・斯内登督察说,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证实购买大量化肥与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有何关系,但他强调说,该男子需要解释自己的行为:为何要以假身份购买大量可以转变成炸药的化肥?

      据此间的加通社报道, 这名大约50岁左右的男子于5月26日下午在距多伦多约100公里的林肯购买了硝酸铵化肥。据证人形容,该男子身材矮胖,手指缺失,跛行,蓬乱的棕色头发,说话有很浓的口音。警方据三名目击者描绘了该男子的素描相。

      不过,警方也不排除该男子可能涉及大麻种植。

      斯内登拒绝回答该男子到底买了多少硝酸铵肥料,而只是笼统地说买了很大的数量,并说,这些化肥肯定不会被大型农场用于施肥。

      此前曾有报道说,该男子大约买了1500公斤硝酸铵肥料,并装上车开跑了。

      虽然购买农业肥料在加拿大是合法的,但按规定,销售者必须确定购买硝酸铵者的身份。目前不清楚当时卖方为何没有确定该男子的身份。

      几个月前,加拿大警方相信有两吨化肥在温哥华冬奥会开幕之前不见了。不过,后来警方发现,是统计化肥数量的时候发生了计算上的错误。

    新闻频道 - 西部网(陕西新闻网)WWW.CNWEST.COM

    2011年6月9日星期四

    臉譜在默認情況下悄悄地開著面部識別技術

     

    臉譜在默認情況下悄悄地開著面部識別技術

    臉譜在默認情況下悄悄地開著面部識別技術
    Facebook quietly switches on facial recognition tech by default
    By Kelly Fiveash •
    7th June 2011 13:56 GMT
    Translation by Autumnson Blog
    Facebook has rolled out its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countries outside of the US, but has switched the feature on by default without telling its users first.
    Facebook已在美國以外的國家推出其面部識別技術,但在默認情況下開著該功能而沒有先告訴它的用戶。
    UK-based security expert Graham Cluely noted earlier today that Facebook had slotted the tech into the social network.
    英國的安全專家格雷厄姆Cluely今天較早前提到,臉譜已將該技術納入社會網絡。
    The Mark Zuckerberg-run company started using its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in December last year for its Stateside users in a move to automatically provide tags for the photos uploaded by Facebook users.
    馬克扎克伯格經營的公司在去年十二月對美國本土用戶,開始使用它的面部識別軟件,一項行動自動提供標籤給Facebook用戶上傳的照片。
    The tech works by scanning newly uploaded pics and then identifies faces from previously tagged photos already stored in Zuckerberg's internet silo.
    該技術透過掃描上傳照片運作,然後從以前標韱了的照片識別面孔,那已經儲存在扎克伯格的互聯網筒倉。
    When the software was introduced in the US late last year, Facebook pointed out that users could disable the function.
    當軟件去年年底引入了美國,Facebook指出用戶可能癱瘓該功能。
    "If for any reason you don't want your name to be suggested, you will be able to disable suggested tags in your Privacy Settings," the company wrote on its blog post last December.
    But now that the tech has reached other shores, Facebook clearly didn't feel the need to alert its international stalkerbase that its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had been switched on by default within the social network.
    The "Suggest photos of me to friends" feature in question is located in the company's privacy settings. Facebookers need to click on "customise settings" before being able to access the function and disable it, if they so wish.
    "Unfortunately, once again, Facebook seems to be shar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by default. Many people feel distinctly uncomfortable about a site like Facebook learning what they look like, and using that information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said Cluley.
    "Most Facebook users still don't know how to set their privacy options safely, finding the whole system confusing. It's even harder though to keep control when Facebook changes the settings without your knowledge."
    He said Facebook shouldn't require its users to constantly check their privacy settings to see what the company has changed since their last visit to the site.
    "The onus should not be on Facebook users having to 'opt-out' of the facial recognition feature, but instead on users having to 'opt-in'," he said.
    "Yet again, it feels like Facebook is eroding the online privacy of its users by stealth."
    The Register asked Facebook to comment on this story, but at time of writing it had not got back to us. ®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11/06/07/facebook_facial_recognition_on_by_default/
    維基解密創辦人:Facebook是歷來發明中最可怕的間諜機器
    谷歌CEO替Facebook用家擔心:「後果堪憂」
    臉譜陰謀:為中央情報局挖掘數據
    面部識別軟件將在互聯網上的每一張照片放一個名字
    美國政府創建'假人'軟件在社交網絡推動宣傳
    五處意想不到的地方你可能會被面部識別技術跟踪

    光明會 錫安長老會 聖羅馬帝國和NWO 及森遜密碼驗證: 臉譜在默認情況下悄悄地開著面部識別技術

    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殊战(国民党特工在沦陷区真实的潜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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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战(国民党特工在沦陷区真实的潜伏故事)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这个特务机构为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能耳熟能详。在几十年的民国史上,没有什么能比军统这个名称更让人感到恐惧和厌恶的了。军统的前身是“中华复兴社”。1932年,“一·二九”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加强特务组织,仿效德国希特勒的特务统治,组建“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戴笠任“中华?兴社”特务处少将处长,由蒋介石直接领导。阴险狡诈的戴笠深知蒋介石利用“中华复兴社”铲除异己的意图。因此,这个特务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围绕着两个目标开展工作。

    作者: 方明
    出版: 团结出版社
    类型: 连载

    性质: 免费阅读
    定价:28.0元
    总点击:851751

    第一章委员长的佩剑

    抗日战争期间,曾有盟国的新闻媒体称,由戴笠统领的军统组织是蒋介石腰间一柄锋利的佩剑。也有人说,这柄佩剑就是戴笠本人。

    暗战的开始第二章暗战的开始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4年多时间里,除了初期前苏联有限的支援,如参加空战的航空志愿队之外,中国几乎是在独自奋战,独自苦撑。

    第三章 信徒还是叛徒

    南造云子是与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王牌女间谍。两度谋刺蒋介石、收买国民党高官、窃取吴淞口要塞军事情报等皆出自这位"帝国之花"之手。

    殊战(国民党特工在沦陷区真实的潜伏故事)_读书

    2011年6月4日星期六

    “六四”祭文---献给那些不畏牺牲的人们!


     “六四”祭文---献给那些不畏牺牲的人们!Reply with quote

    每当我回想起“六四”,当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就会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不能平静,仿佛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就发生在昨天。“六四”和“五四”运动一样,它开创了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的先河,“六四”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在推翻专制、迈向民主的道路上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二十年前,无数清华学子、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畏牺牲,血染天安门广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血染的风采》。在此,我对那些当年在“六四”运动中英勇牺牲的同学们,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和最崇高的敬意!并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名字将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烈永久载入史册!
    痛定思痛,在血的教训面前不能不发人深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根深蒂固和中国知识分子革命的不彻底性所致。89年同期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橙色革命取得了成功,而在中国却发生了6.4屠城,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中国历次维新变法和民主运动的失败似乎都是今天的翻版,因此,我们在今后的民主革命中,必须彻底屏弃改良主义,绝不能步梁启超、康有为之流的后尘,更不能重蹈国民革命失败的覆辙。
    我们需要走国外民主国家成功的道路,吸取其成熟的经验,包括完善、合理的经济体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并与中国实际的国情相结合,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冲刷下,一切封建、专制、腐朽的旧制度将付诸东流,中国民主的浪潮正汹涌而来。擦亮双眼吧,东方巨龙。觉醒吧,沉睡的雄师。我们虽然不希望战争,但也绝不惧怕战争,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斗争的历史,中国人民经历过无数次苦难,有着忍受痛苦和压迫、顽强斗争的坚强意志,随着民主革命一声炮响,我们将和全体中国人民一道,从历史中拔出利剑,拿起武器,一举推翻中共暴政,建立起崭新的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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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3日星期五

    革命内幕:2011年的解放广场


    路透社 革命内幕:2011年的解放广场

    核心提示: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原文:INSIDE A REVOLUTION:TAHRIR SQUARE, 2011
    作者:Marwa Awad、Hugo Dixon
    来源:路透社特别报道
    发表:2011年4月13日
    在2011年2月推翻埃及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缺乏暴力是抗议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这并非意外。
    2005年初,在一次网上闲逛的时候,开罗的计算机工程师萨阿德·巴哈尔(Saad Bahaar)遇到了三位倡导使用非暴力技术来推翻强人胡思尼·穆巴拉克的埃及侨民。时年32岁的巴哈尔对政治以及埃及将会如何改变很有兴趣,他深深地迷上了非暴力抗争的理念。他开始和那三个人联系,也点燃了在六年后给解放广场带来自由其中一条的导火索。
    他接触的那三个人——内科医生希沙尔·摩西(Hisham Morsy),专业的土木工程师瓦埃尔·阿德尔(Wael Adel)及其表兄弟药剂师艾哈迈德(Ahmed)——都因为伦敦的工作离开了埃及。
    通过非暴力抗议,塞尔维亚的Otpor(反抗!)在2000年打倒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受Otpor这种做法的启发,此三人团体开始研究先前的抗争。最受他们喜爱的其中一位思想家就是波士顿的吉恩·夏普,而夏普则深受圣雄甘地的影响。这三个人在2004年创建了一个网页,用阿拉伯语来宣传公民不服从理念。
    起初,三位年轻人进行的是纯理论性的活动。但是在2005年11月,瓦埃尔·阿德尔来到开罗,开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公民不服从培训会。在他的听众中,有三十名来自反穆巴拉克的抗议组织Kefaya(阿语的意思“够了”)的成员。Kefaya在2005年穆巴拉克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自己的声望。在它组织的抗议活动中,抗议人群受到了打手的攻击,有些女性成员被剥光了衣服。在一次授课后,巴哈尔加入了阿德尔的组织,也开启了他作为非暴力行动主义地下教官的序幕。
    阿德尔教导活动人士如何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中运作。这么做的话,即使他们的领袖被逮捕了,安全部门也很难消灭他们。在面对警察暴力的时候,如何使非暴力行动保持有纪律的状态,以及如何赢得旁观者等方面,他们也得到了的一些指导。
    “一旦意识到安全部队没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第三方,即那些坐在栏杆上的旁观者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动。”巴哈尔在接受路透社的系列访问的其中一次这样说道。“安全部队会对你进行骚扰、挑衅,让你作出的暴力回应,这样他们就能够给自己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实行的镇压找到理由。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圈套。”
    这个培训过程需要时间。3月,正如瓦埃尔·阿德尔在开罗一家破败的咖啡馆接受采访时提到的那样,还未强大到可以与独裁者一较长短之前的非暴力战士们需要一个“试错”过程。
    比如,Kefaya过去的确曾开展过几次运动——包括在2006年的一次要求司法独立的运动。但是它们都没能激发起大规模的抗议,也没有把抗议扩展到中产精英之外。在组织内部,年轻的活动人士和年长的政客之间也有分歧。到2007年,整个组织已经失去了运动动能,很多人都选择了退出。
    变革学会
    <!--[if !vml]-->2011_tahrir_square_1.png?w=239&h=232<!--[endif]-->与此同时,思想家三人组也发展成了一个总部设在伦敦(最终搬到了卡塔尔),名为变革学会(Academy of Change)的组织。变革学会成了埃及活动人士了解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窗口。为了传播新的抗争方法,学会在2007年出版了关注阿拉伯世界的非暴力行动主义的书:《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第三条道路:非暴力战争》(Nonviolent War the 3rd Choice)和《变革学会 思想地震》(“AOC MindQuake)。
    一年后,学会又出版了《防止恐惧之盾》(Shields to Protect Against Fear),这本手册介绍了在抗议活动中,人们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安全部队攻击的技术。“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阿德尔说。“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变革学会拥护的理念传遍了埃及。要求变革的呼声也传到了工业地区,而那里有大批受到低工资和恶劣工作环境之苦的工人。不断增加的经济困难鼓动了马哈拉(Mahalla El Kobra)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马哈拉拥有全国最大的纺织工厂。工人们一直和Kefaya,还有其它的劳工活动人士保持联系。一场持续的大规模动员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2006年的12月,超过20000名纺织工人为没有支付给他们的奖金,在马哈拉发动了一次为期6天的罢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和平但顽强的抗议者让习惯于打击无组织人群的警察部队不知所措。最终,为避免停产带来的损失,政府作出了让步。
    但是随后就出现了挫折。2008年4月,马哈拉的工人为提高工资再次罢工。由Kefaya的前活动人士组织的支持马哈拉罢工的在线号召活动虎头蛇尾。同时,在马哈拉的抗议也转向了暴力。活动人士们声称是便衣警察毁坏了公共财产和警察财物,接着又怪罪到抗议者头上。警察同马哈拉市民之间的流血冲突持续了三天。警察在抗议者周围开枪,投掷催泪瓦斯,暴怒的市民则向警察扔石头。在整个冲突中,至少有三人被杀,数百人受伤,二十多人遭到逮捕。
    运动需要更严明的纪律。巴哈尔开始加大他的努力。他来到远离首都的不同地方,向草根民众宣传和平的公民不服从意识。
    同时,前Kefaya的活动人士创建了4月6日脸书群组,使用互联网来聚集支持者。这个组织使用Otpor的紧握的拳头作为自己的标识,其其中一些成员前往塞尔维亚接受公民不服从培训。
    脸书活动人士
    2010年2月。穆罕默德·巴拉迪回到了开罗。这位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获得者激励了埃及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相信变革是可能的。其中有几个人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支持巴拉迪担任下一任埃及总统的主页。但是,鉴于穆巴拉克的压制性政权,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他们向变革学会求助。
    变革学会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在线训练手册,这些脸书活动人士尝试了一段时间。尽管都是网络高手,但他们很多人都觉得完全依赖网络训练太理论化了。难道变革学会就不能给他们一些实际的训练吗?
    这时巴哈尔出手了。
    所有加入那个脸书页面的人被分成100个小组。在埃及不同的地方,巴哈尔使用Powerpoint演示,以及其它工具培训了其中八个小组。PPT主要介绍如何在抗议行动中将自己的力量最大化。巴哈尔解释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围绕家庭则是一个更大的社群。如果一名抗议者遭到警察的逮捕或者殴打,他/她的家庭也许就会变得激进。同样,如果一名警察从事了残忍行为,那么他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也许都不会支持他。通过维持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政权的力量可被逐步地削弱。
    巴哈尔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捕?他说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在地下工作,但是他认为安全部门没有把他的非暴力方法当作威胁也是一个原因。
    其他人则没有他这么幸运。2010年6月,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28岁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被警察打死。萨伊德的家人说,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展示了警官们在分享一次毒品搜查行动的战利品的视频。萨伊德的尸体面目全非,警察的暴行激发了进一步的抗议——特别是由谷歌中东及北非地区行销主管Wael Ghonim和地下活动家Abdel Rahman Mansour创建的反酷刑脸书主页“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We are Khaled Said”)。
    这个页面是传播诸如“快闪”沉默抗议等非暴力战略的枢纽。所谓快闪,是指大量的人在一个公共场合突然聚集,并集体在短时间内做一些不寻常的举动,然后迅速分散。全国范围内的“快闪”行动指导被发布在页面上。参与者被告知穿上黑色衣服,以小组的规模来到到特殊的地点,以规避大规模公众集会的禁令。他们沿着主干道站成一排,背对街道。一段时间后,他们列队离开。
    跟巴拉迪青年运动进行合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组织者的Ahmed Saleh说,“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吸引了无数有意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并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页面的注意力集中在侵犯人权上,而这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问题。页面定下渐进的,容易操作的任务。人们因此感觉很安全,也就加入了进来。
    跟2006年的马哈拉罢工一样,快闪也是一种安全部队不熟悉的抗议形式。快闪活动的骨干受过组织,来自民间,并散布在埃及全国,看起来好像没人领导。警察不知道如何应对。活动的参与者在线上由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的创建者进行非暴力技术培训,在线下则由巴哈尔进行相关培训。
    自由广场<!--[if !vml]-->2011_tahrir_square_3.png?w=391&h=228<!--[endif]-->
    2010年年底,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决定组织一场更有野心的行动——一场全国范围的,要求解散议会,解散国家安全局(它被埃及人视做该国最主要的酷刑执行者),并要求内政部长辞职的大游行。
    行动的时间选在1月25日——埃及的全国警察日。在1月17日被征召入伍的Mansour发起了12月28日全国大游行的号召。抗议者被要求前往开罗的解放广场和全国各地的公共场合。但是主页并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随着总统本·阿里的流亡,突尼斯革命在1月14日的达到了高潮,而正是它的成功把埃及的抗议转变成了一场起义。
    抗议吸引了所有年龄段,来自所有背景的人民。晚上8点,解放广场里集体响起一句受到突尼斯鼓舞而来口号:“人民要求政权下台。”在那时,很多人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非暴力不服从的战术。“你不用训练每一个抗议者,只有一小部分活动人士和他们地方上的人们保持紧密的联系。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像病毒一样在传播,”巴哈尔这样说道。
    抗议者去和被派去封锁广场的防暴警察交谈,目的很简单:赢得穿制服者的支持。妇女们向饥肠辘辘的义务兵和军官赠送食物和饼干。
    一旦被驱散,年轻人会很快地重新集合起来。一些人爬上安全部队的运兵车,拉下那些在抛射催泪瓦斯和操作高压水枪的警官。人群因此下定决心要安全部队往后推,以获得更多的空地。当需要号召人群,加强防守的时候,广场上自然地发展出了一种哨声和有节奏地石头敲击广场金属栏杆的通信模式。当人们成功地把安全部队推后的时候,他们也会吹响哨子发出信号。
    受到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的鼓励,哈立德·萨伊德主页第二次在线发布了1月28日,周五的行动号召,并把行动定名为(推翻政权的)“革命”。
    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和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年轻成员组成了抗议群众中关键性的前线力量。他们冲破警戒线,随后便面临穆巴拉克支持者的攻击。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它的成员习惯于在一个有纪律的队伍里工作。在把活动人士组织成安全小队来守卫解放广场的多个出口的工作上,来自兄弟会的年轻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对进入广场的人搜身,以发现武器和其它可以被用来制作可以莫洛托夫燃烧瓶的材料。他们不想渗透者或支持者使用暴力。
    为了让示威者坚持非暴力抵抗,变革学会在网上发布了一部8分钟长的电影。电影涵盖了它2008年发布的那本手册的内容。这部影片向人们介绍,如何利用塑料板或厚纸板做成临时的保护物来保护自己的胸部和背部,以及用浸过醋,柠檬水或洋葱水的手帕盖住脸以减轻对催泪瓦斯的反应的技巧。
    大部分情况下,广场上的人都很开心。他们也为自己占领了广场而骄傲。音乐声响了起来。志愿者和抗议者们清扫了垃圾,建立了户外厕所。
    “非暴力行动不只包括非暴力,也包括快乐和幸福,”阿德尔说。“这里节日一样的气氛,是我们能吸引到埃及少见的大规模人群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感觉没有危险,所以就出来了。他们在解放广场看到了埃及的将来,他们也想成为新埃及的一部分。”
    但是整个抗议并非一个完全和平的过程。尤其是在2月2日,一群被怀疑是穆巴拉克的心腹组织的打手,骑着马和骆驼穿过广场,用棍子和鞭子攻击抗议者,抗议者也发起了反攻,他们向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扔石头,不让他们进入广场。双方进行了一场混战。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骆驼之战”。但是大规模的暴乱并未发生,秩序又回到了广场上。
    阿德尔说,“非暴力起义成功的关键是它不断改变、不断纠错的能力。如果发生了暴力行为或冲突,要迅速解决好,同时也要找到避免再次发生的办法。”受过训练的骨干高喊着“和平,和平!”来压制他们头脑发热的同仁。很快,一直都没有参与冲突的军队宣布,它不会向没有武装的平民开枪。
    9天后,穆巴拉克下台。
    中国茉莉花革命: 路透社 革命内幕:2011年的解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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