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这样的真实的印度你还会去嘲笑吗?


这样的真实的印度你还会去嘲笑吗?
 印度实现免费医疗制度,无论是上至心脏病,下至感冒牙痛等,都可以在豪华的印度医院里接受免费治疗,治疗期间还有标准为10美元/日的营养补贴,也就是说住院期间的饮食支出也是全免的。而且患者还可以为世界的医学研究提供个人的治疗情况,为世界医学事业作出贡献。

印度实现免费的教育制度,在印度,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强制入学接受教育。但是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学校方面还提供免费的午餐。而且这个免费教育的范围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为了鼓励一些外来移民和印度的少数民族入读普通的学校已融入印度社会,政府还对此有补贴。
 完善的高等教育,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承袭英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人类最完善的高等教育制度。印度理工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理工大学,在美国和印度的教育界有“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到麻省理工来的”的说法。

印度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所有的议员、官员都由选举产生,每隔四年举行议会选举,选出议会及总统,每到这个时期,印度都会有十多亿人前往投票站投票,填写选票之后,虔诚的印度人还会把选票回执戴在身上,因为印度人民相信,有选票庇佑,出入平安,能治百病。

印度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印度是金砖四国里发展最好,经济结构最完善的。现在印经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在化工及钢铁方面均为世界第一,例如世界第一的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在制药和IT技术方面也经次于美国,远远超越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和依赖资源出口的俄罗斯与巴西。
 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实现自由经济贸易制度,在印度是除非是公共事业行业之外是没有国企的,所以印度最大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如塔塔、信实、威普洛、旁遮普等。而且印度政府的立场是支持内资,限制外资。所以即使华为这样拥有技术和价格优势的企业,在印度也发展困难。
印度发展从来不搞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上世纪印度独立时,美国著名化工大王杜邦拜访印度向尼赫鲁总统建言,在印度开设化工厂。但尼赫鲁总统拒绝了,他说,洁净的恒河水是印度人的母亲河,绝对不能有一丝污染。60年来印度从来没有化工问题,并且建立了以机械,钢铁,生物技术,IT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工业。

印度与中国都是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印度拥有比中国更渊源流传的历史,所以拥有同样历史自豪感的中国人非常容易融入印度社会,在印度社会里,中国人是属于刹帝利阶级,受到印度人民的尊敬。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歧视。

印度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印度人平均月工资6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6650元。其中孟买和班加罗尔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8.6万卢比,折合人民币12700元;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首都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52000至48000卢比(人民币4200至5360元)之间。
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印度40富豪榜“,其中排在前四名的富豪财富综合高达2000亿美元,比中国富豪福布斯榜的前50米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而且其中有传统的石化、钢铁行业,也有新兴的IT技术和制药行业。但是前40名单里没有一个从事房地产的。

印度目前人口将近12亿,但是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印度政府从来不搞计划生育,并且鼓励生育。这是因为印度的粮食自给率非常高,印度自1973开始绿色农业以来,目前粮食自给率达到170%,在保障国内供给的同时还有余力供应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菲律宾、孟加拉等国家。去年中国从印度进口将近六千多吨稻米。

印度有很多苦行者,他们从事苦修来探寻人生的道理,很多人会奇怪他们没有收入,如何度日呢?实际上因为印度粮食产量非常高,政府每年会免费给印度的寺庙拨给大量的粮食,这些寺庙则免费提供食物给苦修者和游客及居民等。所以印度从来没有饿死人,更没出现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
印度有一部完善的规定议会民主政体的宪法,这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标志。经过多次修订,这部宪法多达395条,1000多项具体条款,号称“世界上最长的宪法”。印度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从政治上确定了私有制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同时规定公民的平等权、自由权、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
印度的电影业:印度的歌舞剧,韩国的历史剧,日本的伦理剧,台湾的苦情剧号称亚洲影视业四大代表,其中印度歌舞剧位居首位,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印度没有审查制度,题材自由发挥。所以培养了号称宝莱坞的孟买影视城,年产影片七千多部出口额近70亿美元。
  其中《印度超人》《米高杰克逊》等风靡全球。有人会问为什么印度的电影总是要穿插歌舞?这正是印度人民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的体现,在民主的制度下,每个人都充满了幸福感,自然会载歌载舞。
印度国营铁路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国企,作为公营企业是被限制盈利的。印度火车大多是是免费的,可以随时上车,随时下车。尽管每年依赖印度政府财政补贴,但是印度国营铁路一直拒绝出售车票牟利。印度国营铁路的社长Lakeshi. Mohan表示纳税人修筑的铁路就应该无偿的为印度人民服务。
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人民所考虑的,印度的铁路从来都是以慢速运行,方便人民可以随时上车下车。因为印度的铁路都是免费的,可以随时爬上车,也可以随时下车。
这就是真实的印度!「中共国」怎有脸比?

谁农奴化了西藏?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
   【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
   【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
   【7】江达三《西藏平叛》
   【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
   【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
   【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
   【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
   【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
   【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
   【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
   【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
   【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
   【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
   【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20】同上
   【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
   【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
   【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
   【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
   【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
   【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
   【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
   【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
   【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
   【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
   【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
   【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
   【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
   【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
   【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
   【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年11月28日 | 责任编辑:黄南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sxyj/2011/1128_49465_2.html
(谁农奴化了西藏? 全文完

谁农奴化了西藏? /藏人主张

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正在进行时式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评阿拉伯世界民主运动冲击波

 

作者: 楚 寒

去年年底,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反政府抗议浪潮从突尼斯的一个小镇开始,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一个月之内横扫北非和中东,迅速蔓延至埃及、约旦、苏丹、叙利亚、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甚至连南欧的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也传出反政府示威的活动。发生在突尼斯的反政府示威行动,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场因人民起义导致现政权被推翻的革命,因茉莉花为突尼斯国花而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又因新媒体发挥很大作用而被称为Twitter革命),此起彼伏的各国政局变革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导致近二、三十年来政权看似固若金汤的国家,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国家的权力中枢以各种形式更改:总统流亡、首相下台、内阁总辞、元首宣布放弃连任等等,并且让阿拉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埃及的维系了三十余年的穆巴拉克政府岌岌可危,全球第四波民主化的洪流正以难以阻挡之势沛然俱起,震撼全球。

北非、中东国家接踵而来的抗争运动是一场有着民众广泛参与的公民运动,普遍发出一种诉求:抗议官员贪腐及家族腐败、要求结束强人政治、要求民主变革、不满通货膨胀和缺乏言论自由、渴望社会公正、渴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它表明,这一地区的民众积怨已久,希望自己的国家出现变革,从而民众自己能够过上一种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突尼斯抗议运动的导火线之一来自于网际网路,之前维基解密揭露出本?阿里家族勾结该国的黑道分子、第一夫人靠建贵族学校赚取利益。尽管各国政府采取切断网路等封锁讯息措施,但民众通过Facebook、YouTube等新媒体获取信息、互相联络,这显示在数字电视和互联网时代,专权政权压制讯息和言论自由的做法已经不管用了。

二零一零年底至二零一一年初发源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世界民主运动涉及的国家有几大共同点,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长期执政、家族腐败,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压制言论自由。这些国家的掌权者几乎均是二、三十年连续掌权,权力缺乏制衡,更缺乏政党轮替。因为权力长期不受挑战,权力掌控在少数人甚至少数家族手中,这些上层人物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及社会财富,民众的不满由来已久,贫富悬殊相当严重。并且,专权政府不会自动进行改革,尤其是朝向政治开放的改革;加上人口迅速增长、掌握了新信息技术的年轻一代迅速成长,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增长。故此,这场阿拉伯世界民众的政治运动既源自经济因素、发展机会匮乏;亦源自这一地区民众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和政治革新愿望的日益高涨。

在政治学上,当代的美国政治学学者亨廷顿对民主化的分类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历史上的前三波民主化分别发生于美国和西欧、中欧和东亚、南欧、拉美和东欧,如今第四波出现在之前被人们认为最不可能发生变革的穆斯林世界,必将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它的首要超过无疑是终结北非和中东国家的专权君主制、强势威权政体,产生权力受到制约的君主立宪制、议会民主制,开启这一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此外,与前三波民主化进程不同的是,如果不会倒退到伊朗式的极端宗教统治的话,那么,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的这场民主革命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成果之外,还将扩大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成长空间。

无疑,这次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大中东地区、以至于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譬如拿国际社会的热点阿以冲突来说,民主转型之后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政策和立场,就必须充分吸纳民意,以民意为依归。此前土耳其民主化之后,对以色列的关系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向;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启迪和教训也是明显的。对西方世界来说,应从中吸取教训,长期支持亲美、亲西方的威权政体以保持地区稳定的做法,恐怕已不适应新时期的历史形势了;对一些经济自由、政治高压的国家来说,最大的教训是应意识到只发展经济而拒绝还政于民的发展模式,在当今世界上已是日薄西山,好景不会长久。

写于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谁农奴化了西藏?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下一页]
谁农奴化了西藏? /藏人主张

2011年11月28日星期一

谁农奴化了西藏?

 

推到柏林墙:谁农奴化了西藏
   发布时间:2011-11-28 11:30 作者:推到柏林墙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下一页]

谁农奴化了西藏? /藏人主张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作者﹕刘忠良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套用这句话说,那“有什么样的人口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或“有什么样的人民(支持计划生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或继续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政策走到今天,多数中国人也负有责任。未来中华民族的大衰落,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责任,几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因为我们曾经支持、正在支持或默认这样自毁民族的政策!”——刘忠良

当2011年11底的时候,河南作为最后一个省份允许双独家庭生二胎了。按照某些人口专家和计生委领导改变人口政策的方案,这是走完了允许双独家庭生二胎的人口政策转变第一步。这个方案是,先双独家庭生二胎,再单独家庭生二胎,然后全面放开二胎,再而全面放开生育。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步骤走下去,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及其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就不可避免了,也许中华民族将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一蹶不振!

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竟然还有许多人支持继续计划生育,甚至连双独家庭放开二胎也反对。近十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危险的1.3左右,这就意味着新生孩子每过一代人减少40%,等到新中国婴儿潮步入死亡年龄之后也将每过30年左右人口减少40%。恐怖!到2300年仅剩2800万人。

中华民族传统生育文化极不耐现代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冲击

有人说,你傻啊,现行人口政策能持续100年或300年吗?人口政策不会变吗?不行了我们不可以鼓励生育吗?我一点不傻,因为我太了解人口问题了。我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已经论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育率必然不断降低,乃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然后人口减少。同时,我也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指出,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各个民族的生育状况在这个低生育率危机之中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民族由于生育文化比较耐现代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冲击,生育率相对其他民族会高一些,这样的民族将在未来胜出;还有一些民族,由于其民族生育文化不耐现代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冲击,生育文化一蹶不振,生育率超低,未来其民族必然在世界上大衰落。

可惜,中华民族就是这种传统生育文化极不耐现代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冲击的民族。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华文化圈,生育文化中,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但现代社会是社会化养老,这就把中华民族生育文化中的物质支柱给拆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但可惜,这个观念已经严重退化,或被认为是封建糟粕或迷信,自己给自己民族拆了这个文化支柱;生育文化中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像日本、韩国还成了三级片生产大国,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流产次数高达1300万,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

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必然在现代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下导致很低的生育率。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香港、台湾、澳门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无论理论还是事实都已经证明,什么“中国人爱生孩子”、“汉人爱生孩子”或“中国人生育能力很强”的论调,早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已经成为了谬论。

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依旧很低,日本、韩国、新加坡是这样,香港、台湾也是这样。不需要计划生育100年或300年,就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或开始鼓励生育,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已经不可避免。甚至即使放开生育或鼓励生育,也可能难以阻止生育率继续下滑。

日本在在1970年代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74年转变生育政策,开始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可以说是叫天天不灵。在鼓励生育政策下,生育水平不但没有在更替水平稳定下来,而是继续向低和超低水平滑落,1989年1.57,1990年1.54,1995年1.43,2000年1.36,2005年1.26。到2010年,仅回覆到1.39,不过美国中情局的数据显示仅为1.20。

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低于更替水平2.1,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但其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你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现在仅回覆到1.2左右。

有人说提到农村,说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问题是,这个国家谁生孩子,谁是生孩子的主体?年轻人。现在的农村年轻人,尤其是80后、90后还有几个愿意呆在农村?农村对他们来说,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高压力,但同时又是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收入和待遇没有城市化但生活成本和养孩子费用却先一步城市化了。80后、90后,还有未来的00后乃至更以后,能指望他们让生育率反弹多高?像日本韩国一样,至多反弹一点,但依旧属于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虽然中国没有日本、韩国的发展水平高,但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和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高养孩子费用决定,中国照样也会像日本、韩国那样面临超低生育率。

人是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主体,人口是民族的生命载体。无论是经济的竞争还是科技的竞争,或是政治文化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的竞争。人口都是民族和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败必然带来未来民族实力与竞争力的衰败。

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社会会恶性循环。人口老化和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与投资低迷不振,因而会导致就业创造困难,会跳出凯恩斯所说的“失业魔鬼”。在重老龄化之下,由于缺乏保障,有经验的老年劳动力又给年轻人争抢就业岗位。421家庭所导致的沉重家庭负担,重老龄化所导致的沉重社会负担和国家负担,这压力又必然传递给年轻人。就业、收入有问题,压力又大,必然生育率持续走低,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民族与国家陷入衰落的螺旋。

中国人的错误人口思想

现在多数中国人的人口思想,还是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人口多,负担重”、“人口多,资源、环境、就业压力大”、“人口多,收入低,人均(财政)投入低”、“人口多,发展压力大”等等。这样的人口思想,必然严重阻碍人口政策的调整。可以肯定,中国因为这样的人口思想,必然错过一次又一次的人口调整。

199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认识不到人口危机。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那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22,中国人依然认识不到危机。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2011年初步出来后,0-14岁人口仅占16.6%,属于严重少子化国家,许多中国人依旧认识不到危机,不少中国人连河南双独家庭放开二胎都反对。照此下去,中国人必然继续错过人口政策调整的机会。

实际上,中国调整人口的时机早已失去了。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刚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调整人口政策,开始鼓励生育,但直到现在依旧超低生育率。而中国,随着新中国婴儿潮人口步入退休年龄和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将步入飞速的老龄化,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养老压力将快速上升。与此同时,年轻人却都只愿呆在高物价高房价高生活压力的城市。所以,即便鼓励生育,也难以改变超低生育率的现状!

不仅如此,随着1990年后每年新生儿童数量的急速下滑和性别比失衡的持续上升,生育的主体——中国年轻女性在面临迅速的减少。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超低生育率加上年轻女性的快速减少,中国每年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将依旧快速下滑。

也许还有人不信孩子的快速减少,那小学数量变化可以作证吧。从1949年到1976年,由于基础教育发展和小学适龄儿童快速增长,中国小学数量曾经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但随着1970年代计划生育的实施,新出生孩子减少,小学数量不断下滑,到1996年减少到64.6万所。随着1990年后新出生人口的急剧下滑,小学数量加速减少,从1996年的64.6万所直降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57%!没有孩子的大量减少,就不会有那么多小学成为废墟。

可以肯定,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错误人口思想,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曾经支持计划生育或还继续支持计划生育,未来中华民族必然面临大衰落,而几乎我们每个中国人对此都有责任——因为我们头脑中的人口思想让我们中国看不到自己民族的人口危机,因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曾支持或现在依旧支持计划生育。

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套用这句话说,那“有什么样的人口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或“有什么样的人民(支持计划生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或继续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政策走到今天,多数中国人也负有责任。未来中华民族的大衰落,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责任,几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因为我们曾经支持、正在支持或默认这样民族自杀/自毁民族的政策!

当然,我们有责任,我们有罪于民族,这也是我们无法抗拒被强加的。那句话的另一半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套用这句话就是:“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包括其宣传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思想”。结合起来说就是:“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思想;有什么样的人口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政策和思想互相诱导循环,以至于中国陷入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思想与既得利益的陷阱之中。

依照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的生育文化特性、让年轻人高压力的中国国情和错误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之间的循环及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中华民族人口大衰落已经不可避免了,中华民族必然面临一场人口的惨重损失。这在未来30年或50年或100年内是谁了改变不了的。

也许有人说,危言耸听,现在人口还在增加,哪来的人口暴减?还有人说,从建国到现在,人口增长一倍多,如果未来不计划生育,那不又增加一倍了?这些声音实际上是对生育率与寿命延长对人口增长作用的无知,当然他们也没有那么多人口知识。

1950年中国人口5.5196亿,人均寿命约35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74岁,是1950的两倍多,这就意味着,即使中国的生育率一直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也会从5.5196亿变成11.67亿。按照世代更替标准,如果说中国人多生了,那60年就多生了1.727亿人。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人口增长6.15亿,占人口增长量的78%以上。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假设开始时人均寿命为35岁,生孩子的年龄统一为20岁,在一对夫妇生孩子之前,这家人只有两个人,因为这时按平均人均寿命计算父母已经过世了。当这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时,这家人口就变成了4人。后来,人均寿命延长了,变成了74岁,当孩子的孩子再生两个孩子时,这家人口就变成了6人。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可以使人口增长到原来的3倍,这就是为什么生两个孩子人口也能增长的原因。

我们可以继续上述假设,如果有两对夫妇,在生孩子之前,是4个人。后来寿命延长,各生一个之后,人口变成6人。假设孩子是一男一女,两家儿女成亲组成一家,这对新夫妇也只生一个孩子,加之寿命延长,这时这个大家庭就变成了7人。在这个简单例子中,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但由于寿命延长,人口由4人变成7人,增长了75%,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胎政策30年人口仍增长的原因。

可是,中国人的寿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60年那样再翻一番,中国人更不可能长生不老。如果一对夫妇一直只生育两个孩子,即222家庭结构,虽然前期因寿命延长有人口的大幅增长,但这种人口增长迟早会停下来。

如果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人均寿命的快速延长也会造成人口增长,但这种增加不会持续太久,随后就会面临人口崩塌。比如在上个例子中,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导致家庭人口从4人变为7人,形成421家庭结构。当最老的一代死去时,这个家庭就会从7人剧减至3人,减少57%,人口崩溃!

也许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减少了好,最好减少到六七亿,或减少到一两亿,或像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人口只有两三千万。这些人口思想不是无知,就是对中国人口多的极端仇视。人口减少了有什么好的?

现在3亿人的美国是比中国强大,难道中国人口现在减少到3亿就和美国一样强大?现在印度12亿人口的印度GDP还不如日本,是不是人口减少9/10就赶超日本了?为什么世界看好中国、印度,还不是人口吗?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中经济科技实力排名是美国、日本、德国?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中经济科技实力排名是中国、巴西、印度?人口!在发展水平相差不远的情况下,就是人口决定实力!未来人均经济科技实力具有趋同化的趋势,保持人口实力就是保持未来国力和民族实力!

如果人口多力量大错了,难道未来是人口少了力量大?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人口少力量大”。除非对比着非要拿不同条件对比,如非要拿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穷国与富国对比,但这样的对比有意义吗?就像拿一个大人与10个幼儿园小朋友比力量一样,这也可以是人口多力量小的证据吗?

人口减少的过程,也许人口老化的过程。比如,现在或以前是一个孩子分一对父母的GDP,那未来必然是一对不工作的父母分一个孩子的GDP。比如一个421家庭,最大一代一旦步入退休年龄,家庭劳动力就一下子减少4/7或2/3,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家庭总收入还是人均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小学生都可以算出来难道我们这些成年人就不会计算了?

人口少,劳动者少,那GDP,人均教育、医疗等财政收入同样减少。难道中国人口现在减少9/10就一步跨入发达国家?难道美国人口从一百年前的7000多万增长到现在的3亿多就更穷了?如果没有那众多的农民工,中国现在有那么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自豪吗?难道去掉农民工,由农民工创造的GDP和财政收入会不减少?即便小学生也会计算,10亩田产粮1万斤,去掉9亩后就只有1千斤左右。

现在少生孩子,人均医疗、教育财政收入是增加了。如果一个孩子不生,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各种人均投入,都会增加。但是未来呢?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少生孩子人均负担轻,未来必然重老龄化,最后人均负担必然很重,人均教育、医疗等投入反而因老龄化负担太重而减少。那些说人口减少后如何如何好的,是十分目光短浅的!

还有人说人口减少对资源环境好。英国伦敦现在的空气质量比1850年还要好,但期间伦敦人口增加多少?日本生态环境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最差,现在日本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一半多,但生态环境反而变的更好。生态环境问题是人口多造成的吗?

中国稀土储量曾占全球储量的约90%。从1958年开始,中国开采稀土资源,50多年来,为其他国家供应了大量稀土资源,国内稀土储量急剧减少。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稀土资源出口量增长了10倍,中国稀土资源出口量已占世界稀土资源出口总量的90%以上。《上海证券报》2010年10月援引商务部官员介绍的数据显示,过去13年来,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占全球已探明稀土资源总储量的比重已从43%降至30%,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中国稀土资源仅能维持未来15至20年的需求。请问,中国稀土如此疯狂出口疯狂减少,是人口多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责任?其他资源也一样,这是人口多的问题吗?日本国内实际资源储量,反而随人口越来越多,比如日本东京地区就是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活矿山。

有人说人口多导致高房价,是这样吗?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5亩,农业出口大国荷兰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4亩,那荷兰为什么没有高房价和住房难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荷兰等欧美国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很好,人口没有过于向少数大城市拥挤。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由于中小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和人文设施发展相对比较滞后,加上大城市和城市群的规模效应产生的强大经济要素集聚能力,使人口、经济要素、就业岗位创造等过快的集中于少数大城市,且很容易使这些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而土地在一定地域是有限的,房子又不能像普通商品一样迅速生产出来或运输过来,所以后发国家大城市比较拥挤且房价较高,不能像欧美那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充分从而房价低且人均居住面积大。这就是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房价问题,尤其是为什么东亚国家房价比较高。

还有人说人口多导致生活压力大。荷兰484人/K㎡,日本350人/K㎡,那为什么荷兰人的压力比日本小?这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上面所说的东亚国家发展过于急促,人口过快过于集中的流向少数城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族文化问题。把日本人搬到荷兰,把荷兰人搬到日本,我想所谓压力是不会有多少变化的。比如日本人到了意大利的一个工厂,意大利人罢工抗议日本人太勤劳了,害的他们不能清闲的工作。这是人口的多少问题吗?

“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思想”,这是过去的人口政策造成今天这种不知超低生育率危险的、支持民族自毁的人口思想。“有什么样的人口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中国人现在是自己支持自毁自己的民族,而每个中国人自己都无意识的成了自己民族的罪人。

大纪元 - 刘忠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中興會官方主張及見解

 

中興會官方主張及見解

本論壇(www.GreatROC.org/bbs)乃中興會之官方論壇,亦是本會宣傳三民主義以求全面復興大中國的作業平臺。各位網友有充分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但倘若網友見解與本會官方意見有分歧,中興會論壇管理團隊保留將相應帖子移入「自由講堂」版的權利,僅供本會高級會員瀏覽,對於與官方主張牴觸情節嚴重者,本會保留依資訊平臺管理辦法予以相應處理的權利。本文僅就常見問題加以大略說明,未能盡列全部情況。對於沒有提及的任何言論,通用的判斷標準為:是否有利於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復興中華文化;是否有利於澄清歷史真相,恢復中華民國的正統地位;是否有利於促進大陸眾多民生問題被發現、重視、研究直至解決;是否有利於開啟民智,促進民主、自由等理念在大陸的傳播和普及;是否有利於保衛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是否有利於促進中國民國自由地區同胞認同民族和國家;是否有利於促進三民主義同一中國;是否符合三民主義各原則等。本文件由資訊小組根據需要隨時更新,請以最新內容為準。本文件的解釋權在中興會資訊小組。

一、世界上僅有一個中國,即是包括海峽兩岸在內的「大中華民國」。本會所稱中國皆指大中華民國。位於臨時首都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乃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而北京的中共政府則僅代表中共執政集團的利益。

二、臺灣(包括澎湖縣)是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一省,自由地區還包括福建省金門縣和連江縣(馬祖)。雖然由於中共叛亂實施「共獨」,將中國大陸非法獨立於中華民國,致使中華民國政府目前有效治域僅及臺澎金馬地區,但是中國民國始終不等於臺灣,臺灣亦不是中華民國的全部。本會反對任何「臺獨」或「獨臺」的主張。依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我們主張大中華民國領土包括大陸(含港澳)、臺灣及外蒙古各地區,三地人民亦皆為中華民國國民。我輩兩岸中華民國新青年有義務推動大中華民國在青天白日旗下之重新統一。

三、中興會尊孫中山先生為現代中國之「國父」,蔣介石先生亦即「蔣公」為衛國之民族英雄,中國國民黨則是近代領導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進步力量,更是國父三民主義的忠實繼承人。我們同時熱切企盼並敦促中國國民黨重新恢復「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正確主張,重新以大中國的興亡為己任,早日光復大陸國土,將自由平等均富的幸福生活拓展到每個中國人。我們主張以三民主義的全方位視角解決中國問題,本著民族復興、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宗旨全面推動中國民主、法治進程,實現中國統一,復興中國文化,建設自由、平等、均富的大中華民國。

四、中興會因上下五千年的優秀中國文化而自豪,更因悠悠中國歷史而驕傲,同時願意與各界朋友以客觀的態度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探討,以期貢獻世界文明進步。民國三十八年由於蘇俄的侵略,共匪的顛覆,國際的冷漠,中國不幸淪入共產鐵幕。六十多年共匪的統治已將中華文化偷梁換柱變成共匪自己的文化。我們不能接受以共匪文化等價中國文化,進而詆毀中國文化和民族的行為。對於中國文化(或任何其他文化)的全盤否定則不但是不客觀、不科學的做法,更是無知的表現。我們願意盡全力驅逐馬列,復興中華文化,幫助被共匪劫持的同胞恢復中華兒女本色。

五、中興會認為中國自古以來以及中華民國一直實行的「中央地方分權制」最為符合中國國情,最能有效平衡中央地方資源,促進國家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保證國家統一,因而反對任何形式的「聯邦制」或「邦聯制」。民國三十五年(西元1946年)經民主選舉的制憲國大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民國三十六年(西元1947年)中華民國正式行憲。憲法第十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明確規定了中華民國的中央地方制度。因此,聯邦制或任何無視中華民國憲法變更國家體制的主張都是直接與憲法相牴觸的,更是對中國民主和中國人民意志的蔑視。

六、中興會堅信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行使民主,而且在西元1947年行憲時,中國人民已經擁有一部民主憲法。無奈中共全面叛亂,大陸淪陷鐵幕,大陸人民無法享受與履行憲法中的一切權利與義務。但是,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在風雨飄搖中仍然銳意落實各項地方選舉,通過西元2000年以來的兩次和平政黨輪替,更得以證明中國人民絕對有能力實行民主。今日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欣欣向榮民主景象乃是三民主義結出的碩果。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堅守三民主義,若沒有中華民國國軍保衛臺灣,若沒有中國國民黨依照軍政、訓政、憲政的步驟逐步還政於民,今日的臺灣將與大陸無異或者民主遙遙無期。共匪是中國民主和人民自由的真正敵人,「祖國統一」更是其煽動民族主義烈燄以轉移統治危機垂死掙扎的救命稻草。為了保護民主果實,臺灣同胞切不可有偏安心理,當與大陸人民一道盡快摧毀中共偽政權,恢復大中華民國,以求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永世安寧幸福。

七、中興會對基督教、法輪功等宗教團體在大陸所受的種種迫害表示深切關注與同情,堅信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公民基本自由之一,更是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之基本要素。任何宗教是否為邪教應由自由民主社會的中立司法機關公正裁定,絕不能任由共匪一言堂隨意汙蔑。同時,我們反對政教合一。

八、復興中華文化乃是本會主張之一,我們當然希望正體中文全面取代共匪未徵得全國人民同意而強制推行的非法簡化字。正體中文乃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精華和載體,本會鼓勵網友利用一切機會學習正體字並儘量以正體中文進行交流,從文字開始復興我們的中國文化。但是,我們也明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尤其文字是日積月累的人際溝通工具和思想載體,並非可一蹴而就。因此,本著務實的態度,我們歡迎使用正體或簡化字的網友在本站自由交流。為了方便大家,我們更提供了「正簡轉換工具」供您使用。另外,我們也願意以正簡中文自由混用的做法營造兩岸一家親的融洽氣氛。

九、中共利益集團或曰「共匪」是中國現代各項問題的總根源。它勾結蘇俄,武裝叛亂,復辟專制,魚肉百姓,施行暴政,屠戮同胞,毀我中國文化,阻礙中國民主進程,將本來由中華民國憲法公布施行而開啟的中國憲政進程重新歸零,甚至將中國拉回比以往帝王專制都不如的無自由黑暗政教合一時代。因此,中共集團絕不代表中國,其非法篡立的偽「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共政府從來只是壓迫剝削我中國同胞的工具,絕不是我們中國人的祖國和政府,中共的黨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更是維護共匪暴政的暴力機器,本質是反中國、反中華民族和反中國人民的,因此,也根部不是甚麼中國軍隊。但是,共軍中的弟兄,則是我們的手足同胞。我們呼籲共軍官兵弟兄以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盡快反正,推翻共匪暴政,把中國還給中國人民。共匪霸佔大陸以後,毀滅優秀中華文化,之後偷梁換柱取而代之的共匪文化不但不代表中國文化,更是中國文化的大敵。

十、國府敗走臺灣,原因極其複雜,除了日本侵華、蘇俄侵略、共匪叛亂以外,美國政府背信棄義拋棄盟友等等原因也不可忽略。我們反對無視事實而完全歸罪於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做法。大陸不幸淪入共產鐵幕,當然不是大陸人民的選擇。

大中華民國復興會

20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埃及革命幕后推手——4月6日运动与青春的力量

 

作者:张翠容   

  当我相约埃及“4月6日运动”一位骨干成员阿积宝(Ahmed Abdrabo)见面时,他请我在开罗解放广场旁一间快餐店等他。3月4日,当天是星期五,伊斯兰休息日,人群早已占据了整个广场。我从旅馆向广场出发,沿路有人高喊各种各样的口号,越近广场人数越多,人们又回到广场搭帐棚通宵抗议了。

  是谁带来新时代?

  从解放广场往外望,有不少政府机构。为甚么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人还不愿离开?就是要提醒过渡政府,在权力核心包围下的解放广场,人民仍然团结一致,而革命还在进行中,直至所有旧政权人物下台,一个全新面貌的自由埃及出现为止。

  我好奇问在场的抗争者:如果明天可以大选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有人摇头,有人表示到时再看,有人满有信心。总之,难得现在可以自由说话、抗议无罪,30年的压抑,就在此时尽情补偿,那又何妨让大家首先沉醉在浓浓的革命浪漫情怀里。即使外界有很多不表乐观的言论与分析,懒得理它!

  阿积宝是位长得高大的年轻人,他还带来了另一位成员花惠芝(Naglaa Fawzy)。在充沛的阳光下,他们给了我灿烂的笑容作见面礼。他们拉着我努力冲出重围。群众之间早已分成不知多少个组群,手舞足蹈,热烈地争论时政,加上高分贝的音乐、鼓声、口号等等,广场气氛高涨极了。

  有不少小贩向我兜售埃及国旗,人们脸上亦涂上组成国旗的三种颜色:红、白、黑,不仅在脸上,也在树上、墙壁上。

  阿积宝感动得摇摇头,向我说,过去30年来,埃及人从未如现在般深爱着自己的国家,为民族感到自豪。人民在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冷漠,一扫而空。

  是谁把埃及带到一个新时代?大家都说是埃及的青年运动,有人更主张提名“4月6日运动”角逐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

  我对埃及青年运动虽略知一二,但我还是让阿积宝和花惠芝亲自告诉我。阿积宝说,“4月6日运动”源于2008年4月6日,一群青年响应了发生在埃及一城镇玛哈拉(Mahalla Al-Kubra)的工业行动,工人反对过低的薪酬与过高的物价,这同时亦是每一位埃及人心中的愤怒,年轻人更是有切肤之痛。

  但,不要忘记,经济只是个触发点。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场跨派系的反政府运动在2004年爆发了。这场称之为“受够了”的运动(Kifaya Movement)矛头直指穆巴拉克政权,认定穆巴拉克是所有问题的祸端,只有推翻这个政权才可为埃及带来彻底的转变,这诉求感召了不少年轻人,他们等待时机展示力量。

  社会怨气已累积到“受够了”的地步,而上述的一场工业行动正好是个时机,有几位年轻人透过“脸书”(Facebook)即号召了7万支持者到现场支持,最后他们还是被镇压下来,但他们从中却测试到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非暴力力量。

  来自“4月6日运动”的一位20岁的博客(blogger)阿丹尔(Mohamed Adel)于2009年前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取经。在1999年发生于塞尔维亚的非暴力运动,成功推翻当时的独裁总统米洛塞维奇,而背后的推手正是一群年轻人,自组抗争组织OPTOR(编按,OPTOR是塞尔维亚语,即英文的Resistance,就是“抵抗”的意思),透过通讯科技凝聚群众。OPTOR成功之后,于2003年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应用非暴力行动及策略中心”(CANVAS),专门向海外提供如何组织国际网络及非暴力街头抗争的技巧。

  网络电台凝聚年轻人

  不过,OPTOR虽成为其它发展中国家青年运动的取经对象,但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力量却江河日下,在2003年参与选举,只得1.6%选票,而他们一开始即依靠多个美国基金会支持运作,后来被发现后也受到当地人质疑。

  无论如何,这次埃及革命令全世界对埃及青年刮目相看,他们是否与众不同?是否特别关怀国事?我这样问一位埃及青年工作者艾曼德.森密什(Ahmed Samih),但他竟然摇摇头,表示埃及青年与世界各地青年一样,爱玩,不愿思考太多,并倾向个人主义。森密什说,在埃及,只有10%的青年活跃于政治或社会运动中,其余的90%都属于政治冷漠,在穆巴拉克时代有太多借口与社会保持距离。

  那为甚么这次埃及革命却由年轻人领军?在此,我不得不从森密什所主持的组织安达雷斯包容与反暴力研究所(Andalus Institute for tolerance and anti-violence studies, AITAVS)说起。有趣的是,AITAVS与塞尔维亚的CANVAS性质一样,资金来源也相类似。这个创建于2004年“受够了”运动爆发后的民间组织,看到埃及社会已非变不可,那便有必要为这转变作好和平过渡的准备,而埃及年轻人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潜在力量。

  因此,AITAVS专为年轻人而设,服务对象为15岁至35岁。他们除与学校合作推行非暴力工作坊外,最重要就是成立了埃及第一个民间网上电台康雅纳(Horyna Net),与OPTOR当年首先建立电台不谋而合,这旋即吸引大批年轻人收听,继而加入电台的义工队伍。

  森密什表示,康雅纳电台节目开始时完全不政治化,主要以年轻人的口味为依归,他们爱甚么,电台便提供甚么,从娱乐、文化、体育、以至性教育都有,无所不谈,但宗教则不能碰。

  在埃及,“宗教”是个敏感词,就与“和平”一样。原来“和平”对埃及人而言,有服膺于以色列之意。因此,AITAVS只能称为非暴力研究所而不是和平研究所。

  无论如何,年轻人厌倦官方媒体主导一切,对康雅纳电台无比好奇,电台很快便把年轻人凝聚起来,并诱导他们从非政治的讨论到政治的讨论,例如要解放生活上的种种限制,不能不先从政治制度的改革下手。

  不过,你也不可以讲得太复杂,一如年轻人现在最爱的脸书和推特(twitter),例如中年人喊出“受够了”,到了年轻人,他们索性更简单明白:“穆巴拉克下台!”

  没有领袖的运动

  AITAVS被视为这场埃及青年运动的播种者,而知名的「4月6日运动」,不少成员便是从该组织培训出来的。我与森密什进行访问时,即特别问他有关运动的策略。他得意地反问我,对这次青年运动有何感想?我说,这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森密什立刻点头说:对!群龙无首,这样政府便不知该找谁来算帐!

  既然无法以打压领袖来打压运动,这反而令到青年运动有较大的空间进行和平抗争。他们犹如一条灵巧的蛇,到处转动,把冲突控制到最小。而政府所面对的,却是一大群模糊的脸孔,不知从何下手。

  一场新世代的运动就此诞生。人人都是英雄,人人也不是英雄。一个不需要领袖的时代,同时亦唾弃了意识形态,这反而更能凝聚各阶层派系人士。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口号,便可以把各方人马拉在一起。

  我好奇问森密什,没有蓝图,没有愿景,也没有完整理念,一场运动可以维持多久?又怎可以转化成更具体的政治力量?森密什耸耸肩,满不在乎说:“就是看一步走一步吧!正如美国人所鼓吹的,先行动,然后从错误中不断摸索学习,慢慢地,我们自然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模式。”

  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受脸书与推持的思维影响,根本不会想得太远,也不会想得深刻,亦不完整。总之,他们只知道这一刻最想要做的是甚么。我转而问阿积宝,他引证了森密什的说法,就是见一步行一步。昨天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今天要求所有旧政权的人物都要走,接着是修宪,直至民主与自由得到保障。不要领袖的“4月6日运动”无意转化为政党,只追求运动的一股热情,不断行动。但成员可以各自精采,例如他个人加入了“民主前线”,他的同伴花惠芝则是“明日党”的党员。

  不过,大部分“4月6日运动”成员仍是停留在网络的后现代青年,是好是坏?无论如何,这毕竟已成为21世纪后现代青年运动的典范。而埃及的知识分子正希望这股青年力量与他们会合,成为重建埃及的强大引擎。

2011-9-22

埃及预定在2010年11月28日举办国会选举,开罗一名参加“4月6日运动”的行动者在自己的车内挂上牌子,上头写着“这不是一场选举而是银市,众所皆知参加这场选举是一场骗局,用下流的行为去误导民众”,图摄于2010年10月25日。

无惧歧视性侵 埃及妇女上街

  埃及风起云涌,部份妇女也首次走上街头参与抗争,一尝两性平等滋味。但埃及妇女长期遭歧视,军政府对两性平等态度也相当保留。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妇女遭歧视,更遑论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法律权利和参政权。开罗大学一名女学生说:“穆巴拉克时代妇女必须在家照顾小孩,一直被视为不事生产的社会成员,参政权利因此遭忽视。”

  今年3月,25岁的妇女萨米拉(Samira)在解放广场附近遭军方逮捕,先遭电击,隔天被带至拘禁中心,脱光衣服,强迫执行处女检查,军方人员恣意乱摸,让她深感羞辱,她形容感觉就像强奸一样,“我想死600次”。

  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吉塔尼说:“妇女一定要和男人一样,能够完全参与政治、拥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包括结婚、离婚、子女监护权、继承权。法律必须保护妇女免于受暴受虐、免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性骚扰。”

2011-11-26

2011年11月25日星期五

6000万支枪下的也门非暴力奇迹

 

6000万支枪下的也门非暴力奇迹

11月23日,在多国斡旋下,也门总统萨利赫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签署协议,将权力以和平方式交移副总统,直到明年一月也门举行大选。这标志着萨利赫在也门33年的统治终于落下帷幕,而他也成为今年阿拉伯革命中第四位被赶下台的中东政治强人。…[详细]

与被武力推翻的卡扎菲不同,也门变天的模式更接近于突尼斯和埃及,但相比之下,也门的变天却来得太晚。2011年整年,也门政局都处在萨利赫与反对派的对立状态下,民众能坚持到现在也殊为不易。对于这个枪支泛滥和恐怖活动盛行的国度来说,能用和平游行的方式让总统下台,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今日话题

也门首都萨那改革广场百万人和平游行

恐怖与暴力王国中的和平手段

游行者的海报,文字意为“和平和平”

放下武器加入游行队伍

也门,是一个有2350万人口的贫穷国度(阿拉伯世界最穷的国家),几乎全民信奉伊斯兰教。全国人口中有40%的人失业,逾30%的人营养不良,几近50%的人处于赤贫,大部分民众生活费每天不超过2美元。民众普遍教育欠缺,法制程度低下,血亲复仇、绑架、抢劫等行为已经司空见惯。

而由于长期战乱,政治不稳定,再加上尚武传统和复仇文化,枪支在也门社会泛滥。据估计,在也门有超过6000万支各种枪械,人均近3支,居世界之最——“自动步枪、炸药、甚至火箭筒在街角公开售卖”。也门还因此成为基地组织最新的落脚点,恐怖活动在也门层出不穷。

然而,令世人惊异的是,在枪支这么泛滥的也门,当今年年初突尼斯、埃及爆发革命,也门形势一触即发之际,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的暴力事件将会严重得多,担心这场革命会陷入暴力泥潭,扭曲阿拉伯之春的形象。但是,也门人却并没有把枪拿出来,而是同样选择了和平的游行方式——上街的人们把武器放在了家里,甚至不少武装部族也放弃了长达数百年暴力仇杀的传统,放下武器加入到多达百万之众的和平示威游行的队伍之中,在游行的时候,示威者高举印有“和平、和平”字样的旗帜,大声呼唤“要和平、不要内战”。…[详细]

面对萨利赫的武力,还是没有拿起武器

而更让人惊异的是,当萨利赫当局用明显过度的武力对待游行者时,也门民众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失业率高达60%的青年人没有冲动地举枪造反,最多只是投掷石头还击。对此,萨利赫没有手软,而是一次又一次挥舞屠刀,10月中旬,萨利赫当局曾对游行民众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数百名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理事国一致通过安理会2014号决议要求也门当局结束对平民的攻击,强调对所有这些侵犯人权和滥用暴力的行为,应追究其责任。

即便如此,游行民众仍然保持了克制。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次也门革命的领袖之一塔瓦库·卡曼在英国《卫报》撰文称,“也门人民用其惊人的和平气息让人大吃一惊,让政府对革命者无节制的暴行展露无遗。革命者们用胸膛迎接子弹,守护革命不让其陷入暴力的泥沼。已有1000名烈士倒下,还有数千人受伤,然而面对屠夫,我们还是没有拿起一件武器。”,卡曼强调“我们绝不会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或许有人对萨利赫今年6月在总统府遇袭受伤一事印象深刻,不过这并非游行者干的,而是从政府军叛离的反对派军人。总之,在与萨利赫当局长达一年的斗争中,游行民众可谓贯彻了“非暴力”这一方针,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最具代表性。

为什么要“非暴力”?为什么也门人能做到“非暴力”?…[详细]

非暴力奇迹是如何在这个国家诞生的

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曼

“女甘地”塔瓦库·卡曼

本次也门革命的其中一位领袖,就是上述的这位叫做叫塔瓦库·卡曼的女记者,在今年1月到3月时,她组织发动了“愤怒日”等多场示威抗议活动,她被称做“铁娘子”、“革命之母”,然而其年龄才32岁,是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

在多年以前,卡曼就已经热心参与女权、民权的各种活动,她是也门最早在公开场合摘下面纱的女性,宣称伊斯兰教义并没有女性蒙面纱的规定,这仅仅是个传统习惯,是可以破除的。她成立了女性无枷锁记者组织,热心参与国内政党政治,2007年开始,卡曼就经常领导人们在政府前面的自由广场举行集会与静坐活动。在也门人心中,卡曼享有很高的威望。

卡曼又被称为也门的甘地,她宣称“只有和平革命才能解决也门的问题,在街上进行和平示威是唯一的道路”“非暴力行动将会治愈也门,并将我们带入下一步——建设一个自由的现代化国度”,卡曼的非暴力思想,深受圣雄甘地、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的影响。而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也门的民众。…[详细]

为什么要选择“非暴力”

事实上,从19世纪末“托尔斯泰主义”诞生以来,非暴力思想就成为民权运动的一大主导思想,想要革命,不一定非得“枪杆子里出政权”。二十世纪三大民权运动,甘地领导的食盐长征、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黑车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都深深打上了“非暴力”的烙印。

之所以要选择“非暴力抗争”,是因为暴力本身很难摆脱“残酷”“流血”等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非人道行为,而且“以暴易暴”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在中东和非洲不少地区,还存在着可怕的“种族仇杀”,多少世代都不得安宁。另外,以暴力形式上台,使政权本身多了不该承受的成本,无法轻易下台,偏离了政府本身仅仅是做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

随着现代文明的前进,“非暴力革命”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详细]

反对者质疑“非暴力”是否可能

对“非暴力革命”的另一种质疑,是认为“非暴力”根本难以做到,只要是上街,就会破坏治安,破坏稳定。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年三月,曾制作了几集讲述阿拉伯革命的系列纪录片《人民与力量》,在描述卡曼与也门革命的一集中,半岛电视台采访了支持萨利赫的民众,他们的语调颇有熟悉感。他们如此陈述他反对革命的理由:“变革的好坏很难描述,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发起的,也不知道会带领我们去向何方。我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支持萨利赫总统提出的对话,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足够的表达渠道了,有法律、有各种社会团体,有什么困难为什么非要上街而不是向政府提意见呢?最重要的,是保住和平与稳定。”

萨利赫下台说明“非暴力”奇迹在也门已经成功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在也门这场革命中,滥用暴力造成流血事件的恰恰不是上街的民众,而是原先的执政者。而且,即便如此,非暴力革命仍然是有可能成功的,在突尼斯、在埃及、在也门,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固然有国际社会施压的因素,但也说明了武力暴力是难以阻止人心向背的。也门革命的成功,确实是“非暴力”的成功。

也门前途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追随三位强人下台,萨利赫下场也许最好

萨利赫下台,暴力事件仍未完结

萨利赫已经决定交权,但暴力事件仍未完结。就在昨天,萨利赫签署移交权力文件一天以后,游行者聚集的也门首都萨那的改革广场又发生了严重的暴力流血事件,5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有消息称枪手是效忠政府的人,但萨利赫否认了这一说法,并称要对此展开调查。在新旧政权交接之际,与埃及一样,也门难免仍将面临许多暴力事件的挑战。…[详细]

国家前途未必掌握在游行民众手里

虽然,要求萨利赫下台的目标已经达成,但是,政治强人的倒台,不会立刻成为新秩序确立的开端,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组成的国家,原来被萨利赫压下的各种矛盾可能会集中爆发。更重要的是,目前掌握很大部分军权的反政府军队,虽然表面上支持游行的民众,但军队是否会成为新政治架构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未知之数。

与埃及一样,也门若想建立一个真正民选的新政府,或许也要经过类似“二次革命”的运动才行。…[详细]

萨利赫逃脱审判颐养天年?

本次萨利赫在沙特签署权力移交文件,还继续担任名誉总统,而且据说很快将飞去美国“治病”,这已经引起了游行民众的极大不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曼就曾多次表示,萨利赫必须为其手上的暴行负责,应接受审判。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出于尽早解除萨利赫权力的需要,斡旋国可能与萨利赫达成了妥协。萨利赫有可能会逃脱本国人民的审判,成为四大强人中最体面下台的一个。对于新也门而言,这或许是难以接受的一点。…[详细]

萨利赫下台,阿拉伯之变仍旧风起云涌,值得继续关注。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立者 下场如此悲惨



文章取自世界各大新闻媒体和网站论坛,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立者 下场如此悲惨
——大地主出身彭湃献身中共 祸及儿侄等3000多人   
/life/data/uploadfile/201011/20101101021440757.jpg
彭湃(1896-1929),彭汉育,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人,出身大地主家庭。1917年彭湃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日期间俄国发生了1917年十月革命。彭湃由一个基督徒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者,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1927年,发动海陆丰暴动叛乱,占领海丰、陆丰两县,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共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
彭湃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一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当地农民用红色恐怖大规模屠杀虐杀地主士绅。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彭湃在海陆丰地区有着非常高的威望,事实上彭湃已经成为独裁者,拥有一切权利,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里的共产党员有 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政权大部分权利。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
彭湃1929年被民国政府抓捕。同年,被枪决。
铁杆党员成“叛徒”  
彭湃是中共农运的开拓者,广东海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他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所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农运的书。
建政初期,中共对彭湃予以充分肯定。他烧毁自家田契、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事迹,被收进小学课本广为流传;他搞农运的地点——海丰红宫、红场,被定为革命历史文物加以保护;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书店发行。
六十年代,海城镇《四清分团》刊文说,“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彭湃地主立场未改、品质未改、参加革命动机不纯”,还攻击彭湃是“叛徒”。反对彭湃的风潮在当地从此掀起,越演越烈。
随后,彭湃的儿子彭洪被抓走批斗,命丧高墙;侄子彭科被砍头示众;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亲属相继遇害。在“反彭”围剿中,100多人身亡,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当时,曾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人,成批的被打成“叛徒”、“反革命”。跟随其闹革命死去人的家属,被打成了“反革命家属”。
在本篇中,记者走访了彭湃的后人、调查组负责人和中共党史研究者,查阅了相关报章、档案,以期揭开其中的真相。
母亲被打成地主婆  险些丧命
建政后,中共曾为彭母周凤建造了一栋小楼。彭湃的儿媳陈平说,1956年,她陪同周凤到北京出席全国烈军属代表大会,毛泽东称誉周凤为“革命母亲”,还与老人亲切留影。
“文革”前夕,广东省委将海丰定为“四清”运动试点县。不久,当时95岁高龄的周凤被打成了“地主婆”。。
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周凤突然被秘密劫走,随后被关进海丰县公安局的牢房。四个月后,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被送回家:她的户口和粮食供给被取消,生活补贴被冻结,当地的医生被勒令不许为她诊病。
1967 年4月,陈平和七婶(彭湃七弟媳、老红军)杨华上京,找到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的李明,反映周凤老人受迫害的情况。不久,李明转告她,根据周总理指示,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国务院已联合致函广州军区,要求他们尽快把周凤接到广州治病。直到11月中旬,广东省革委会才通过省民政厅将周凤接到广州治病。
1973年,102岁的周凤老人在广州辞世。然而,她的几个亲人却未能逃脱魔手。
儿子举家迁至广州  被抓回海丰
生于1928年的彭洪,是彭湃与妻子蔡素屏的第三个儿子。他出生后仅两个月大时,母亲在海丰县城被枪决;1岁时,父亲死亡。一个乡亲将他养大;15岁时,彭洪成为海丰中学地下党组织的一名党员。
五十年代,彭洪先后担任海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年底,彭洪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冲击,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多后重新启用。
1964年,彭洪调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年7月,彭洪一家从海丰迁到广州。
当正值壮年的彭洪、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有所作为时,更残酷的运动降临了。紧接着“四清”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5月爆发。1966年6月19日,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
妻子陈平说,那次彭洪被强加了“十大罪状”,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批斗长达100多天。回到广州后,彭洪被免去一切职务,到学院农场放牛。
侄子遭斩首示众  堂弟堂侄被杀
当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彭母周凤奔波时,海丰的“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史料记载,1967年,“反彭”人士在海丰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围剿,100多人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1967年8月26日,海丰县“反彭”头目操纵一些民众向各公社发电报,造谣说,维护彭湃的人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随后,几个公社立即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枪械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
遭围剿的人纷纷上山躲藏,彭湃的侄儿彭科也在避难的人群中。8月29日下午,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后,被一伙搜山的人发现。一个姓洪的中年人听到彭科的名字,立即冲到他跟前,大声喊道:“我要报仇!” 举着篾刀,连砍带割的砍下了彭科的人头。当晚,彭科的头颅被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后才取下。
彭科被杀后,彭湃的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亲属也相继遇害。据1979年2月1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反彭”围剿后,周恩来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凶手们却上街游行示威,张贴“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标语。
凶手们大搞株连,对“反彭”事件中死难者的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还借“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同志,成批的打成“叛徒”、“反革命”;把跟随其闹革命而死去人的家属,打成了“反革命家属”。
史料显示,当时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和海陆丰农运的书籍,全部被称为“黑书”予以没收;曾作为重点文物保护的农运地点红宫、红场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
儿子被打死,家人十年不知情
1967年年中,彭洪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反映海丰“反彭”暴行。年底,彭洪一度乐观的认为:各地开始由革委会掌权了,一旦广东的工作全面走上正轨,自己问题的解决便有了希望。
有亲友曾为彭洪安排逃港之路,使他能躲过一劫,但彭洪谢绝了。陈平说,老彭说他没有做对不起中共、对不起良心的事,问心无愧。如果逃到香港去,会被人说成是“畏罪叛逃”,“不能给革命先驱父亲抹黑”。
彭洪让妻子把自已的裤带都换成细细的红头绳,还把平时随身携带的钥匙、指甲钳、小剪刀交儿子彭丹和女儿彭伊娜。“他一再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说爸爸自杀了,你们一定不要信。爸爸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
1968年,黑手终于伸向了彭洪。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大概九点多,两个年轻人来到彭家,带走了彭洪。他们是彭洪的同事、华农里的造反派。陈平记得,彭洪临走前,对她说的唯一的话是“把家管好”。
抓走后的第二天,彭洪被送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陈平回忆,家里两次给他送去了蚊帐、牙刷、牙膏、《毛泽东选集》、笔记本和笔。他曾回过两次信,从此再也没有了音讯。
1968 年8月中旬,老家的人报信给陈平:彭洪被转移到海丰去批斗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陈平心如刀割,却无能为力。她知道自已如果回到海丰,可能难逃同样的劫难;唯有完成丈夫临走前的嘱托,照顾好孩子。
十几天后,噩耗传来。彭伊林(死去的彭湃侄子彭科的儿子)在海丰街头看到写着彭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大字报。彭伊林给暂居在广州彭洪家中的姐姐彭小真寄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你不要忘记你死去的爸爸,更不要忘记你死去的叔叔。”
彭洪的孩子们看到了这封信,猜测到父亲已不在人世。彭伊娜记得,读完信后,三兄妹抱头痛哭。哥哥怕妈妈伤心,还叮嘱伊娜不要告诉妈妈这个消息。陈平晚上回来,见孩子们神情不对,追问之下,伊娜哭着说出了实情。“妈妈一下子就躺在了床上,可大家不敢哭出声来。直到晚上,一家人躲进华农的小树林里大哭”。
然而,海丰县相关人士始终没有将彭洪的死讯告知陈平或海丰的亲属。彭洪去世后,陈平被下放到粤北山区的一个干校,她带着两个孩子在那里待了五年,直到1973年才获准返回广州。
根据《北京晨报》和维基编辑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life/2010/1101/-43421.html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立者 下场如此悲惨-【彭湃,苏维埃,】

2011年11月24日星期四

烏坎在行動(视频)


陽光時務 | 烏坎在行動(视频)

遊行的照片被製作成巨幅彩色海報,擋住了村委會的門口。掛在另一邊的大海報,是兩個月前村民上訪時與警察衝突的照片。三層樓的村委會早已人去樓空。《陽光時務》記者深入現場,用影像解碼烏坎起事全過程。
編導:李瑾 採訪:李瑾/陸文 剪輯:李瑾
拍攝:李瑾/張建興/李俊鴻 監製:柴子文
烏坎大事記
1993年:「烏坎港實業開發有限公司」成立,烏坎村政府開始賣村土地。
2009年4月3日:烏坎村出現題為《給烏坎村鄉親們的信——我們不是「亡村奴」》的傳單。村內土地買賣、村政府換屆等問題成為村民的主要談論的話題。
2009年4月3日:二十多名烏坎青年赴廣東省信訪局上訪,隨後轉至廣州中山公園商討,「烏坎熱血青年團」初步成型。其後青年團成員赴省、市、縣級市、鎮政府上訪達十一次
2011年3月14日:烏坎村5名代表第六次赴廣東省信訪局上訪,後決定將個別代表上訪行為發展為集體上訪。
2011年9月21日:廣東省汕尾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近三千村民聚集,商討村內一系列徵地問題。隨後列隊集體上訪陸豐市政府,詢問碧桂園徵地事宜。返回途中,部份村民打砸碧桂園工作小組所處合泰工業園等幾處廠商物資。當晚三名烏坎青年被東海鎮派出所逮捕拘留。
2011年9月22日:烏坎村民在與村委會對質徵地問題時發生衝突,邊防派出所警力介入。隨後,約三四百名市級警力進入烏坎村,在金港大街與新華西路一帶發生警民衝突,造成各方十多人受傷,包括警車在內的12部車輛被砸或翻置。
2011年9月23日:烏坎村民自薦13位村民代表到市政府會談,政府承諾成立清債、土地、選舉三個專項小組入村開展調查。
2011年9月28日:烏坎村委會組織人大代表選舉,村民質疑選舉違法。
2011年11月21日:烏坎村四千村民簽名聚集,列隊集體遊行至陸豐市市政府上訪。陸豐市市長邱晉雄出面表示儘快處理村民訴求,村民和平返回。
(陆文)

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

顾志坚紧急寻找高敬德前妻

 

高敬德先生的前妻,您在哪裏? 顧志堅緊急尋找您。

高敬德先生已經與您結束婚姻關系,本來,高敬德先生的一切包括生死都與您無關。可是,這是在中國,一個特殊的國家,很多仁人志士追求真理,爲民請命,最後都是孤身一人,高敬德先生也不例外。我知道,您們離婚,一定有不爲人知的酸楚和無奈。

自從高敬德先生放棄十幾萬的年薪走上醫藥打假的路,威脅就對您家人如影随風。高敬德先生被追殺,被侮辱,被打,您整天提心吊膽。甚至您的弟弟,也曾經因此被打,被威脅,您跪倒在高敬德先生面前,請求他放棄打假,過普通人的安穩日子。高先生誓爲蒼生說法,沒能過多的考慮您的感受,您與高敬德先生分手,明眼人都知道是迫不得已。

高敬德先生孤身打假,義無反顧。他自己對杭州朋友葉先生說過:我沒有家庭,也沒有孩子,我什麽都不怕。無情未必真英雄。高敬德先生心中其實是很在乎您的,爲了保護您,不讓您受到傷害,他甯願家庭破裂。我知道高敬德先生和常人一樣,也渴望家庭溫暖,顧惜兒女情長。可是,他走的這條路,不允許他擁有平常人的幸福。

在中國,高喊爲人民服務的公仆,很多人三妻四妾,貪污腐敗,日子過的逍遙,國家卻被治理的支離破碎,道德淪喪,假貨遍地。高敬德先生憑借一己之力,呼号奔走,進行醫藥打假,爲民衆維權,挑戰龐大的利益集團和他們的保護傘,精疲力盡,心力交瘁,孤獨到死。

高敬德先生至死不渝的打假,是因爲他熱愛這個國家,希望幫助這個國家無助的人民。高敬德先生不斷的上訪,說到底,他對這個社會體制還心存相信,認爲皇帝是好的,隻是下面的官員是壞的。高敬德先生骨子裏和宋江有相似之處,宋江在水泊梁山聚義,歸順朝廷,最後被毒死。高敬德先生一直不妥協,面對黑幕重重的假藥保護傘,卻渴望北京的最高層下聖旨解決,最後,當然是黃粱一夢,命歸黃泉。

2011年10月12日,高敬德被上海駐京辦的車帶走,從此,消失在公衆面前。我們現在獲得的消息是高敬德先生已經死亡。其間,很多網站放出了高敬德患有艾滋病死亡的消息,至今,高敬德先生的遺體在何處,高敬德先生的死因到底是什麽,我們都無從而知。這是一個充分保護人權的國家,這是一個透明的國家,這是一個人民精神自由的國家,這是我們不斷讀到的政治家對我們國家的形容,現在看來,這62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一直在開自己的玩笑,說自己的笑話,真正爽快的隻是少數中國人。

顧志堅聽到高敬德先生去世的消息,立即聯系上海的謝老先生。謝老先生年近70,毅然奔赴高敬德先生所在的大場鎮聯建居委會了解情況。聯建居委會對謝先生的問題一問三不知。看來,高敬德先生的死因,遺體存放地點都是國家秘密,我們是無從得知了。對于高敬德先生的親人,聯建居委會說也在尋找。如果找不到高敬德先生的親人,高敬德先生的房子,很可能會被作爲無主财産收歸于政府。高敬德先生堅持醫藥打假,維護老百姓生命健康安全,最後人财兩空。政府呢,人财兩得,豈不喜上眉梢?如果這套房子最後作爲獎勵,成爲維穩有功人員的新窩,高敬德先生在天之靈,一定痛苦萬分。

顧志堅翻看網上對高敬德先生的介紹。他父母雙亡,離婚無子女。如果找不到他的前妻,我的擔心很快就會變成現實。我懇請朋友們幫忙尋找高敬德先生的前妻,如果找到高敬德先生的前妻,我們嚴正要求上海政府将高敬德先生的遺産發放給她。于情于理,這是最好的處置方法。上海政府肯定要問是否合法?高敬德先生因爲打假被迫離婚,爲了正義事業付出了生命和家庭的代價。高敬德先生是英雄,也是受害者,他的前妻何嘗不是受害者?對正義行爲的受害者,政府應該彌補過錯,并進行補償。

在此,我提議上海市政府将高敬德先生的房産發給他的前妻,同時,對他的前妻進行人道補償和慰問。如果,上海市政府一意孤行,強奸民意,我呼籲朋友們發起捐贈高敬德先生前妻一套房運動,你三十,我五十的表達心意。錢的數額雖小,卻表達了我們對英雄的尊敬,對與英雄一起相伴的人的慰問,更是對政府的另一種豎中指。

顾志坚 : My1510

烏坎起事


陽光時務 | 烏坎起事

 烏坎村有47個姓氏,一個姓氏一面鑼鼓,平時法事、喜事、拜神,就會敲鑼通知鄉鄰。這個村莊四百年的歷史裏,因為「起事」鳴鑼,這還是第一次。
文/張潔平、陸文
IMG 0533 s 陽光時務 | 烏坎起事
車行進入烏坎村已是傍晚。一行粗黑的墨筆字,駕著白色橫幅從天而降:「誓死捍衛耕地,烏坎人民決不妥協!」在橫幅後面,密密麻麻的人群轟然出現。
男女老少手捧寫滿標語的彩色紙板,整齊分成兩列,一眼望不到盡頭。中間的坐著,兩邊的站著,留出窄窄一條通道供人穿過。
記者的鏡頭剛一舉起,身邊的青年人立刻振臂高喊:「打倒貪官!」人群跟著湧動:「打倒貪官!」再振臂:「還我土地!」雷動的口號響徹雲霄:「還我土地!」
彩色標語在人群裏飛舞:「違法選舉,還我民權!」「懲治腐敗,反對獨裁!」
「記者朋友,村民們已經等你們四個多鐘頭了。」帶路的青年邊走邊鎮定地說。
2011年11月23日,廣東汕尾陸豐市烏坎村,這是一次專為記者準備的集會。
兩天前,一場事先在網絡上張揚的遊行,讓烏坎村被境內外輿論廣泛關注。
汕尾黨政信息網和《南方日報》網站上,署名「陸宣」(被認為出自「陸豐市委宣傳部」)的文章這樣記錄了這場遊行:「21日,約400(烏坎)村民聚集(陸豐)市政府上訪,表達訴求,當地黨政及時介入,開展接訪及相關工作。上訪村民平和離開。……少數村民組織了本次聚集上訪。」
這則廣泛傳播的報道,引起了烏坎村民的極大不滿,他們說,今天聚集在這裏,就是要讓記者看看,這究竟是「400人」、「少數村民」的意願,還是全村的心聲。
兩天前遊行的照片,被製作成了巨幅彩色海報,擋住了村委會的門口。掛在另一邊的大海報,是兩個月前村民上訪時與警察發生衝突的照片。三層樓的村委會早已人去樓空。
照片上,也是黑壓壓湧動著的人群,和眼前一樣,至少有三、四千人。
村子裏的年輕人扛著攝像機,在集會人群中穿梭記錄,動作專業而嫻熟。
從土地到選票
人口1.3萬的烏坎村,坐落在廣東省汕尾以南的陸豐海濱,曾有「濱海明珠」之稱,也多次被當地政府稱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典範。然而近年來,因土地糾紛與選舉不公,官民矛盾已經積蓄到臨界點。
2009年4月3日,一張題為《給烏坎村鄉親們的信之——我們不是亡村奴》的傳單,一夜之間灑遍烏坎村的大街小巷。
傳單上稱,烏坎村從1993年開始出現土地貪污,多年來村內土地對外租用,但村民僅領取過兩次分紅,分別為人均50元、500元,之後村內多次變賣集體土地,但村民從未見過分紅。傳單呼籲全村人守土問責:「試問這樣的政府能讓百姓信賴、依靠嗎?望真正的黨啊(上級有關幹部),請給予重視吧!」
傳單落款是「愛國者一號」,並留下了QQ號。
知情人告訴記者,第二天一早,村里幹部僱了人,五毛錢一張傳單,四處回收,總共回收了數千張。但是「愛國者一號」的QQ號早已在村民中流傳。
村民李俊浩說,很多烏坎人都對村裏的土地貪污問題和村委會早有不滿,只是「敢怒不敢言」。「愛國者一號」的出現讓他覺得找到同道。他和許多同鄉都加了這個神秘的QQ號。隨著好友越來越多,「愛國者一號」成立了「烏坎熱血青年團」的QQ群組。這個群組兩年來已經發展出兩個子群,共有近千人。
烏坎的年輕人在群裏熱烈討論土地貪污問題,並共享他們從不同渠道得到的證據,包括內部協議、政府批文、佔用耕地清單等等。群裏置頂的兩個文件,一個是《國際人權公約》、一個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祖籍烏坎的港商陳文清1997年徵地500畝建起的豐田畜產有限公司養豬場,是引發村民質疑的起點。而後,質疑追溯到更早的1991年東海鴻峰商業經理部劃走彩旗埔180畝地,1993年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徵地經營一次性房地產開發業務,以及前前後後多宗土地開發或者徵用協議。
22 s 陽光時務 | 烏坎起事烏坎村四千多畝水稻田危在旦夕
他們指出,正如記者進村所見的圍牆攔起的大面積荒地,烏坎村1,500畝水稻,3,700畝旱田幾乎都被徵用殆盡,而村民幾乎沒有分得紅利。
青年團組員、28歲的莊烈宏在順德做服裝生意,他說在當地(順德倫教鎮三洲村),和他年紀相若的年輕人,每年土地分紅的收益都有近百萬元。「他們的地是集體出租,有集體收入,有分紅。我們烏坎從來沒有。」莊烈宏說:「為什麼別人有,我們沒有?我不是嫉妒。村裏人打工打了半輩子,就住個破房子,我為村民不服。我們應有的利益被侵犯了。」
「而且順德村裏都有公開選舉。在烏坎,選票都是假的。」莊烈宏說。
當地人稱,烏坎村黨支部書記薛昌和村委會主任陳舜意在位41年。普通村民幾乎沒有見過選票。「幾年前有過一次,村幹部拿著箱子,走到人家門口,說我們都選薛昌了啊。這就叫選舉。」莊烈宏說。
在青年團QQ群的議論裏,「守土」直接指向了「問責」:「村內從沒有將財務公開,連任40多年的村兩委幹部,以公謀私、非法侵佔、倒賣村集體土地及良田,並侵吞了巨額款項。」
年輕人們提出,要罷免村官,落實選舉,改選村委會;並在此後的上訪、遊行中,逐漸把「公正透明的基層選舉」,作為比拿回土地更重要的政治訴求,列在第一項。
「41年啊,你見過在位這麼多年的官沒有?」青年團的另一名組員,20歲的張建興甩出一句:「卡扎菲也才做了40年啊!」
shangfang 1024x168 陽光時務 | 烏坎起事2011年11月21日烏坎村民在陸豐市政府前遊行(点击放大)
從5人上訪到5000人起事
當一首名叫《情繫烏坎》的歌曲在QQ群組里發佈并流傳時,很多人都被感染了。
《情繫烏坎》用了Michael Jackson《地球之歌》的曲子,「愛國者一號」重新譜詞。歌詞悲壯異常,帶有鮮明的《國際歌》風格:「我的故鄉,失去朝陽……鐮刀錘子下宣誓,你可否記得,閃動廉恥音符,奏和諧之歌,灰暗下的統治,瞎子的國度……不靠神仙皇帝,只靠我們自己,不靠神仙皇帝,反腐在哪裏……」
莊烈宏給《情繫烏坎》獻聲,就用家用電腦的小麥克風錄音,錄完了共享到視頻網站。28歲的他說,這首歌唱出他的切膚之痛。
年輕人們終於忍不住了。
2009年6月21日,他們決定到廣東省政府上訪。在QQ群和QQ空間裏,他們商定了出發的時間,路程。約一百人在群裏報名參加這次上訪,但最終只有五個人到達位於廣州越秀區東風中路的省政府門口。
村幹部同樣通過QQ,提前知道了上訪信息。當事人告訴記者:「他們在QQ群裏一個一個找出參與的人,挨家挨戶去談,找他的父母,讓父母阻止孩子,還到報名者工作的店裏,讓店老闆那天不許員工請假。在省政府的各個路口,也派了車攔阻從陸豐烏坎來的車。」
最後到達省政府的烏坎人,都是在外打工或者做生意的,他們直接從深圳、順德、佛山等地到達廣州。莊烈宏就是其中之一。
從2009年6月21日開始,他們上訪了11次,一共14個部門。
直到2011年3月14日,他們最後一次從廣東省政府信訪部門歸來,大家終於發現,這樣不是辦法。他們坐下來商量對策,在「上京告狀」和讓更多人一起參與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上訪沒有用。」
那麼,怎樣能讓更多村民關注這件事呢?傳單已經發過,QQ群傳播也已經儘量到位——但仍有大量的村民,是他們的信息無法到達的。
cunwei s 陽光時務 | 烏坎起事 村委會人去樓空,村民在門口掛上橫幅。
他們想到了七月初七這個日子。農曆七月初七是當地信奉的道教仙人「真修仙翁」壽誕,也是烏坎人團聚的節日,在外務工的人都會回家過節。於是這一天,青年團在村裏貼出了公告,邀請村裏關注土地和村委會換屆問題的人站出來,一起商議對策。
那天的結果是,由於公告公開了商議地點,不少村裏重要的人士,竟被家人關在家裏不讓出門,「怕遭打擊」。「所以那一天的計劃,並沒有聚成一件事」,當事人說。
失敗一次後,青年團採取了一種新的策略。
他們開始在村裏物色可能支持「起事」的人,一個一個召集。「群眾最常見的心理,一旦發現人多,就會圍過去。一旦人真正多,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的時候,每個人都不會怕。所以我們想,只要召集四五十個人,人就可以聚起來了。」當事者告訴記者。
這時,家中貧困、一貫不滿村委會官僚、與官員沒有關係的人,成了青年團尋找的主要對象。青年團用電話或者直接走訪的方式,和四、五十個這樣的人逐個取得聯繫,約定開「村民大會」,約定時間地點。「吸取了兩年前上訪被阻攔的經驗,不用QQ,不公開聲明,讓他們沒有渠道知道信息,也就沒有辦法攔截。」
曾經和村委會發生過正面衝突的人,光明正大走上街貼公告,宣佈要在9月21日自發召開村民大會,集體商討土地糾紛。村委會的人跟在後面,這邊貼,那邊撕,但是消息還是迅速傳遞開了。
9月21日一早,烏坎村的大街小巷響起銅鑼聲。
烏坎村有47個姓氏,一個姓氏一面鑼鼓,平時法事、喜事、拜神,就會敲鑼通知鄉鄰。這個村莊400年的歷史裏,因為「起事」鳴鑼,這還是第一次。
四、五十人先行聚集在村裏舊電影院前的廣場,隨著鑼鼓聲一遍遍敲響,廣場上逐漸聚攏了近5000人。原計劃的村民大會,在臨時起意下,變成了去陸豐市政府集體上訪,向政府質詢徵地事件。
其時,烏坎村面海的幾公頃荒地,掛上了「陸豐市碧桂園開發項目協調工作小組辦公室」的牌子,在村民不知情的情況下,碧桂園項目規劃、簽約、動工,村民對政府的土地買賣方式愈加不滿。
9.21的這場集體上訪,最終在失控的打砸情形里,釀成了村民與警方的暴力衝突。市級警力介入,警民雙方至少十多人受傷,包括警車在內的12輛汽車被砸或掀翻。帶隊維穩的陸豐市長邱晉雄和部分警察,被村民圍堵在派出所內超過10小時。最後由東海鎮黨委書記黃雄,答應釋放前一天被拘留的三名青年後,村民才散去。
無政府的總動員
9.21之後,烏坎村的三層政府樓就空空如也。
飽受爭議的村支書薛昌和村委會主任陳舜基都不見了踪影。烏坎人說他們失踪,村委會癱瘓,村莊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陸豐地稅局門口掛出的橫幅,側面驗證了烏坎的「自治」現狀。橫幅寫道:「誓保陸城穩定,堵住無政府主義行為」。
9月23日,暴力衝突過後,村民推選出13位代表組成臨時理事會,媽祖戲台被定為理事會地點。理事會出面與市、鎮政府談判,提出「清土地債、清土地、民選村委班子」三個要求,政府答應。集會暫時告一段落。
在多日的「無政府」狀態下,「烏坎熱血青年團」與民選理事會代表一起,邀請村內德高望重的林祖欒老人出面主持大局。林祖欒、理事會與青年團,由此組成了今日烏坎村實際上的「指揮部」。
lin s 陽光時務 | 烏坎起事烏坎熱血青年團與民選理事會一起成為實際指揮部
65歲的林祖欒是中共黨員,曾經參軍,在烏坎村與東海鎮做了多年幹部,後來下海經商,在烏坎村享有很高聲譽。他對記者直言不諱:烏坎政府風氣之亂,是從1982年買賣居民戶口開始,到如今更發展為買官賣官。
在林祖欒主持下,村裏居民發起兩次捐款,一次給9.21事件中的受傷群眾,一天募款了十多萬元。另一次,是籌款準備11月21日的再次「上訪」。
後者款項被稱為「自願捐款作上訪經費」,捐款者需登記名字,每一筆款項都會在媽祖戲台貼出的大紅紙上公開,並開具三聯單據。這一筆募款至今陸續徵集到20萬元,由理事會的13名代表批准決定經費用途。
青年團的成員申請了一筆經費用來「武裝」自己。
他們去了趟深圳華強北,花8,000元購置了一台專業攝像機;3,000元買了20台對講機(後來又添置10台),買了監視器、防盜網。
莊烈宏告訴記者,在林祖欒出面「主持大局」後,他家開始收到恐嚇電話,家門口也被貼上粗話罵人的標語。莊烈宏和張建興等年輕人,為了保護林家安全,在林家的三層小樓裝了防盜網,並在門口、窗口,裝了足足九個監視器攝像頭。
林家一樓,是林祖欒與理事代表常會面商討行動的地方,政府人員也時常登門拜訪。
林家二樓,房間里兩張桌子並排放四台電腦,一台是監視器24小時播放的九個畫面;另外三台電腦桌面都是自製的「烏坎熱血青年團」海報。青年團成員在這裏輪流值班,12個核心成員組成「維安」小隊,保護林家安全。「臨時指揮部」就在這裏成形。
「指揮部」使用對講機相互聯絡,並設立了三個頻道:一個頻道直接聯繫林祖欒,下達指揮部商討後的決定;一個頻道連接各村民代表即理事會成員,方便向村民傳達信息和組織活動;第三個頻道則連接青年團中的年輕人,維護安全。
在9.21事件之後,陸豐市政府就村民的三點要求成立了土地、帳務、選舉三個專項調查組。但是村民並沒有看到調查成果。在11月20日的村民大會上,大家決定,再次集體上訪。
這便是後來許多媒體所提到的,那次事先張揚的遊行。而媒體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總動員,其實是在接近「無政府」的狀態下做出的。
11月21日早上8點,「指揮部」早早到了神廟,請神廟老人用聖杯占卜,三次占卜皆順利後,請出「真修仙翁」的令旗。令旗繫在摩托車頭,部署在隊伍的最前方。車頭還掛上一面銅鑼。
9點,銅鑼聲響,隊伍啟動。一路上越來越多人加入。摩托車向前推行,莊烈宏緊跟著摩托車,手拿兩面旗,一面紅旗,一面綠旗。「紅旗代表停,綠旗代表走。」莊烈宏說,這樣隊伍不會亂。在隊伍旁邊,同步跟著的三輪車馱著大音箱,用來整理隊伍。
student s 陽光時務 | 烏坎起事村裏的小朋友也參與和平上訪
隊伍出發前,「指揮部」臨時召集了300多名「維安」志願者。每人一頂紅帽子,帽子不夠,就用紅布條繫胳膊,平均十個人安排一台對講機。
遊行期間,對講機採用三個臨時頻道:維安人員一個頻道;莊烈宏等現場引路、整理隊伍的人一個頻道;維安隊伍的負責人則和林祖欒單線聯繫。
出發前,隊伍也商量好,如果遇到武警,那麼就地坐下,被打也不還手。
就這樣,4,000多名村民以銅鑼為號,聚集列隊步行到陸豐市政府上訪。
陸豐市長邱晉雄出面,當眾表示會盡快處理烏坎村民的要求,上訪隊伍隨後列隊返回村內。整個過程沒有發生任何衝突。
「諜中諜」階段
但11月21日的和平上訪,卻因為事後官方媒體報道的偏離事實,引起了烏坎村民更大憤慨。
截止發稿,烏坎村在一星期內開了六次村民動員大會。為了阻止境外記者到烏坎採訪,陸豐市政府一度封堵了進出烏坎的主要通道。村內氣氛也越發緊張。
在青年團「維安」隊成員張建興看來,如今的烏坎,已經進入「諜中諜」階段。
1991年出生的這個年輕人,熱愛看戰爭電影、間諜電影,在林家「指揮部」參與維護安全的他,也偶爾會與同伴討論大家都愛玩的「紅色警戒」遊戲。這是一款即時戰略遊戲,「人海戰術」是決勝關鍵。張建興說,這也正是他們在撲面而至的現實中,所強烈感受到的。
張建興提到壓力,「他們非常想要安插一些無中生有的罪名到我們頭上。」他更提到,現在的「指揮部」,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信任。他判定認識的人裏面大概有四五個人肩負向他「套話」的職責。「當他們的決定前後不一致,和我們想的不同,並有一定的突發性破壞,就可以判定他是間諜。」他乾淨利落地說,仿佛一個多年老政客。
兩年來在烏坎村,與同伴們參與土地問題的抗爭,讓這個20歲的年輕人變得迅速成熟,也格外警惕。他從不揭發他認為的「間諜」。
「我們並不會揭發他。他如果做出假的事情,我們就用假的方式來應對他。」張建興說:「見招拆招吧。對方出招,我們才可以破解。只有在見招拆招的空隙,才能讓外界知道,這裏是在發生事情的,從來沒有平息。」
* 責任編輯/柴子文 視覺設計/邱晨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数字时代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中華民族解放陣線

全国抗暴地图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全国抗暴地图 National uprising Map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