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

温家宝:要求高层同意他立即公开自己的财产

 

温家宝重拳回击江系 回应贪腐传言

2012-10-30 03:41:53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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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近日向香港媒体透露,针对«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所谓贪污的报导,温家宝已经作出回应,写信给中共高层,坚决要求“立即成立专门机构”,对他的贪污传言进行“全面、公开的调查,公开给人们一个交代”。评论认为,这是温家宝对抹黑他贪污传言的江系周永康的重拳回击。

温家宝在这封信中说,他和他的亲属“将无条件地绝对配合这种公开调查”。他还特别要求“邀请中外媒体派代表参加” 对他贪污腐败传闻的调查。他说,如果不能对他的这种贪污传言进行公开调查,也可以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进行独立调查,否则,要求高层同意他立即公开自己的财产。他还说,如果公开调查结果证明,他和他的所谓家族有任何贪污腐败的行为,他“愿意接受公审和接受党纪国法的最严厉惩处”。消息人士告诉香港«明报»,这也是温家宝第五次正式写信给高层要求对他进行独立调查。

中国问题专家、资深评论员蓝述说,温家宝的做法非常有胆量,这也说明他心中无私,不惧怕公开调查。

【录音】“温家宝他的公开信要求公开调查财产,首先说明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他没有什么把柄抓在他对手的手里,所以他不怕对手的威胁,不怕对手进一步公开所谓的温家宝背后的黑幕。”

此外,温家宝家人10月28号还授权了律师发表声明。声明说《纽约时报》的报导失实,“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蓝述说,温家宝能用聘请律师这种光明正大的方式对通过不明不白渠道向外散布谣言者进行正面回应,这也说明温家宝不怕对簿公堂。

据悉,温家宝多次建议中共高层,全面推行党政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他表示愿意首先公开自己的财产。消息人士对«明报»说,虽然中共高层并没有公开接受温家宝的建议,不过由某位高官主管的相关机构早就对温家宝家族的所谓贪污腐败进行过多次非常严密的调查,结果却没发现温家宝的任何贪腐证据。

时事评论员洪威说,温家宝要求公开个人财产,这本身就说明了温家宝的清白。现在,温家宝借这件事从被动变为主动,是对血债派重拳出击。

【录音】“近期以周永康为代表的血债帮放料说温家宝家族贪污的问题,抹黑温家宝,是因为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对血债派主要成员薄熙来严惩的一个报复行为,想以此来拖住温家宝。而温家宝自己主动公开财务,恰好他借这个事推动一直难以进行的中共高官公开自己的财产,变被动为主动。无疑这又是对血债帮的沉重打击。因为血债派不仅背负着活摘法轮功器官这样的罪恶,而且各个贪污腐败,这是海内外人人皆知的事。温家宝带头公开财产,就等于迫使血债帮自己暴光贪污腐败问题,进而推动对血债帮的严惩,瓦解血债帮。”

蓝述说,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共各派内斗得不可开交之际,血债集团释放温家宝所谓贪腐的信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在打击以温家宝为首的改革派的同时,转移公众对活摘器官的注意力;二,为江系血债派夺取十八大最高权力做舆论准备。

【录音】“中共它所面对的最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党民矛盾,是中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目前高度关注,中共党内的血债集团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活体摘除法轮功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贩卖这件事情。这种注意力是血债集团最害怕的。同时,这种关注也正是血债集团迫不及待,一定要进入十八大最高权力核心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然而《纽约时报》抹黑温家宝的报道并没有对温家宝造成丝毫的影响。10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罕见地在北京集体露面,参观大型图片展,向外界释放挺温家宝的信息。

温家宝是继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的又一位提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主张改革派人物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坚决反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主张严惩薄熙来和他的后台老板周永康。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韩菲采访报道。

温家宝重拳回击江系 回应贪腐传言 | soundofhope.org

2012年10月26日星期五

纽约时报: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图

 

网编者注:作者为大卫·巴尔沃萨,并非一些人认为的纪思道。《纽约时报》: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由于中国政府甚少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所以还不清楚温家宝在大多数政策或法规决策中是否施加了影响,或施加了什么影响。但在一些情况下,他的亲属却试图从这些决策带来的机会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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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温家宝的家庭照

作者:DAVID BARBOZA 报道2012年10月26日

编者注:作者为大卫·巴尔沃萨,并非一些人认为的纪思道

上海——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曾是华北的一名教师,他的父亲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曾被送去养猪。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温家宝总理说,他的童年被打上了“穷苦、动荡和饥荒”的印记。

然而,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杨志云不仅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记录显示,仅她名下对一家大型中国金融企业的一项投资就曾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

没人知晓丈夫已经去世的杨志云是如何积累这笔财富的。但这一过程发生在她儿子被提拔进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之后。温家宝先在1998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年后他出任总理。

《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很多情况下,这些亲属的名字都掩藏在多重合伙人和朋友、同事、商业伙伴与远亲的投资载体背后。此番财务解析细致而不同寻常地揭示出,在经济高速发展、政府影响和私人财富重叠交错的中国,拥有政治人脉的人物是如何利用自己沟通政商的能力谋取利益。

资料显示,与大多数中国的新企业不同,这个家族的生意不时从国有企业获得金融支持, 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其他时候,这些企业得到了一些亚洲最富有的商业巨头的支持。《纽约时报》发现,温家宝的亲属在银行、 珠宝公司、度假村、基础设施项目和电信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中部分股权是通过离岸机构持有的。

他们的资产包括位于北京的一处别墅开发项目、连接上海和杭州的收费公路的部分路段、一家靠近香港的飞机租赁服务公司、一家曾参与修建包括标志建筑“鸟巢”(Bird’s Nest)在内的一些北京奥运场馆的公司,以及平安保险,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

今年70岁的温家宝,作为一个仍然严重依靠政府带动的经济体的总理, 在为其亲属带来巨大财富的主要行业中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中国公司如果不经过他手下的机构审批,就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他在决定是否批准能源与电信等战略行业中的大型投资项目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

由于中国政府甚少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所以还不清楚温家宝在大多数政策或法规决策中是否施加了影响,或施加了什么影响。但在一些情况下,他的亲属却试图从这些决策带来的机会中获利。

例如,根据基于政府记录进行的估算,他弟弟的公司曾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价值超过3千万 美元(约合1.89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补贴,负责处理几个中国大城市的污水和医疗垃圾。这些合同都是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之后宣布 的。当时,温家宝下令对医疗垃圾处理加强监管。

2004年,温家宝领导下的国务院解除了平安保险等公司在经营范围上的限制,随后该 公司在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募资18亿美元(约合113亿元人民币),其当下的市值超过了600亿美元。而由温家宝的亲属和他们的朋友、同事控制的合伙人 公司在公开发行之前对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资,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2007年是对相关持股进行公开披露的最后一年,《纽约时报》一份经过外部审计人员核实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些人手中股票的总价值在当时高达22亿美元(约合139亿元人民币)。

中国平安保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不知晓股东背后投资实体的背景。声明还说,中国平安保险无法获悉股东买卖股份背后的动机。

中国共产党的条例一直要求高级官员公开自己和直系亲属的财产,但却没有法律法规对哪怕是最高层官员的亲属做出禁令,禁止他们成为交易撮合者或者主要投资人,而这一漏洞实际上让一些人可以打着家族的名号做生意。一些中国人认为,允许共产党领导人的家人从中国长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利,对确保精英阶层支持市场化改革十分重要。

但是,提交给中国监管机构的资料显示,温家宝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时被掩盖了起来。其运作方式暗示,他们急切地想回避公众的关注。调查发现,他们拥有的股权通常掩盖在错综复杂的股权网络当中,其所有权可能距实际运营的公司有五层控股公司之遥。

在温家宝母亲的案例中,《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公开记录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对三家 中国投资公司的所有权进行追踪之后,估算出她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股份在2007年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他母亲在平安持有的股 票被登记在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控股公司名下,该公司注册地是总理的故乡天津。

这些看上去是在掩饰自身财富的作为显示,围绕着中国精英统治阶层的政治氛围相当紧 张,很多人坐拥巨富,却不愿引人注目。6月份,彭博资讯社(Bloomberg News)报道,中国下届国家主席的既定人选、副主席习近平的亲属积累了数亿美元的财产,中国政府随即在国内屏蔽了彭博社的网站。

“高层领导中,没有哪家不出这样的问题,”与温家宝相识20多年的一位前同事在不具名的条件下表示,“他的敌人正在有意泄露这些消息给他抹黑。”

《纽约时报》已将调查发现交给了中国政府,并请求置评。中国外交部拒绝回答有关这些投资和涉及总理及其亲属的问题。温家宝的亲属也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或根本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段伟红是一名女富商, 她的泰鸿公司就是总理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的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但段伟红说,这些投资都是她自己的。段伟红是总理的同乡,也是总理夫人的好朋友。她表示,这些股份之所有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

她表示,“我在投资平安的时候,不希望被媒体关注,”段女士表示,“所以我让亲戚找了一些人代我持有这些股份。”

她说,自己的公司选了这些亲属作为名义股东,只是一个“巧合”。在登记股票的过程中,股东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与签字。直到《纽约时报》向她展示了这些投资者的姓名,她一直表示,她不知道这些人和温家宝有亲戚关系。

此次调查的公司与监管记录的时间跨度为1992年到2012年,调查中没有发现温家宝名下有任何财产。从这些材料中无法看出,温家宝是否曾对任何可能会给亲属的财产带来影响的决定进行回避,也不能断定这些亲属是否在投资上得到过优待。

在任期内的很长时间里,温家宝一直被关于其亲属试图利用其职位谋利的谣言和猜测缠身。但截止到《纽约时报》此次调查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这个家族财富的详细报道。

他的妻子张蓓莉是中国珠宝与宝石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一,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纽约时报》发现,她通过管理后来被私有化的国有钻石公司,帮助几位亲戚将一些少数股权扩充为价值十亿美元级别的投资组合,涵盖保险、科技和房地产行业。

温家宝夫妇唯一的儿子曾将自己开创的一家科技公司以1千万美元(约合6千3百万元人 民币)的价格卖给香港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家族,并利用另一个投资平台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相关记录与对银行业人士的采访显示,目前,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 其投资合伙人包括了新加坡政府。

记录显示,总理的弟弟温家宏(Wen Jiahong)掌控着2亿美元(约合12.6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其中包括污水处理厂与回收企业。

作为总理,温家宝阐明了自己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和改革派的立场。他平易近人,经常接触普通百姓,尤其是在发生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危急时刻。官方媒体将他爱称为“人民的总理”和“温爷爷”。

尽管还不清楚温家宝对自己家族的财富知道多少,但在维基解密(WikiLeaks)2010年公布的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外交电文中,有一份电文显示,温家宝对其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所了解,且相当不满。

根据这份2007年发送的电报,一名在中国出生并供职于上海一家美国公司的高管告诉美国外交官,“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但他无力或不愿限制他们。”

中国的钻石女王

在中国的精英圈子里,总理夫人张蓓莉很有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的珠宝贸易,这一点不是秘密。但《纽约时报》在查阅了公司和监管记录之后发现,只是在她丈夫步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后,她那些利润丰厚的钻石生意才变得异常成功。

张蓓莉是一名专门研究宝石的地质学家,普通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她。她很少和总理一起 出行或公开露面。目前几乎没有几张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正式照片。尽管曾和她共事的人说,她喜欢翡翠和精美的钻石,但他们也表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很 像,她的着装通常都很低调,并没有表现得魅力四射,而是宁愿在幕后施展影响。

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还表明,温家宝曾因张蓓莉在钻石贸易中利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考虑过离婚。也 有中文媒体猜测称,两人关系疏远。部分报道显示,两人曾在2007年因张蓓莉对贵重珠宝的喜好而发生争执。台湾的电视台2007年报道称,张蓓莉在北京的 一个贸易展上购得了一对价值约为27.5万美元(当时约合200万元人民币)的翡翠耳环。但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透露此消息的那名台湾展商后来否认了该说 法,中国官方新闻审查部门迅速封锁了国内对该事件的报道。

一位曾和温家宝亲属合作过的银行业人士称,“在领导层的圈子里,她的商业活动是众所周知的”。 这位银行业人士还表示,张蓓莉的办公室常常会打电话给商业人士。“如果是你接到了电话,你会说不吗?”

张蓓莉最初得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她还是地质部的一名监管人员。那时,中国的珠宝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她丈夫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中南海任职时,张蓓莉正在制定珠宝与宝石贸易的行业标准。她协助在北京成立了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钻石交易所。这是该行业内权力最大的两家机构。

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控制着市场,珠宝行业监管部门常常决定着哪家公司可以开设钻石加工厂,谁可以获准进入珠宝零售市场。国家监管部门甚至还制定了规则,要求钻石出售方要为在中国售出的钻石购买鉴定证书,而那些认证书就来自北京那家由张蓓莉管理的国营检验中心。

因此,当卡地亚(Cartier)和戴比尔斯(DeBeers)的主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中国,并希望能在这里销售钻石和珠宝时,他们经常拜访的对象是张蓓莉。在宝石行业,她被人称为中国的“钻石皇后”。

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World Jewelry Confederation)的主席加埃塔诺・卡瓦列里(Gaetano Cavalieri)已经认识张蓓莉很多年了,他表示:“在中国,她是最重要的人。她就是中外合伙人之间的桥梁 。”

曾和张蓓莉共过事的人说,她早在1992年就开始游走在官员和女商人这两个角色之间了。作为国有的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负责人,她开始用国有资金投资新兴企业。在1998年她丈夫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她正忙着和亲戚朋友一起开办企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她经营的那家国有企业投资了数家下属钻石企业。在这些公司当中,有好几家是由张蓓莉的亲戚或她在国家珠宝玉石检验中心的前同事经营的私有企业。

比如,1993年,张蓓莉负责的那家国企帮助成立了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这是一家大 型的珠宝生产商。股东名册显示,一年后,她的一个弟弟张剑鸣和她的两名在政府的同事以个人的名义购得了该公司80%的股份。北京戴梦得投资的深圳戴梦得宝 石公司则是由她丈夫的弟弟温家宏所控制。

中宝戴梦得是她最大的成功之一。这家企业的出资方包括,由她担任一把手的国有企业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和她弟弟张剑鹍管理下的另外一家国企。张剑鹍曾是浙江嘉兴的一名官员,那里也是张蓓莉的家乡。

1999年夏,在达成了从俄罗斯和南非进口钻石的协议后,中宝戴梦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募集到了3.25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文件,这次募股为张蓓莉的家人带来了大约800万美元(当时约合6600万元人民币)。

尽管她从未被列为股东,但她以前的同事和生意伙伴表示, 张蓓莉早年成立的钻石合伙企业最终成为了一系列企业的核心,她帮助自己的家族和同事获得了那些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曾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亲属所投资的钻石公司进行关照。然而,之前的生意伙伴表示,温家宝家族在钻石行业和其他领域的成功往往都得到了富有商人的资金扶持,那些商人试图借此讨好总理一家。

“温家宝成为总理后,他妻子出售了部分钻石相关的投资,转而进入新的领域,” 一名同该家族有过生意往来的中国高管说。 因为怕遭政府报复,这位高管请求匿名。公司记录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群富商轮番买进这些钻石公司的大量股份。出售方通常是温家宝的亲戚,然 后,在这些商人的帮助下,他们将所得再投资到房地产和金融等有利可图的项目中。

根据公司记录,富商通常会向由这些亲戚部分控制的投资合伙公司提供会计人员和办公地点。

“当他们合伙成立公司时,”一位和温家成员一起成立过公司的商人说,“张蓓莉留在幕后。这就是他们的模式。”

唯一的儿子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晚上,总理的独子温云松坐在一个名为“秀”的雪茄吧里,这是一间位于北京柏悦酒店的顶级酒吧。在场的两位客人透露,他当时正喝着鸡尾酒,身边围绕着北京的新贵们。这些人提着名牌包,身着昂贵的西装。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高层领导人的下一代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人称“太子党”。这些人往往持有常青藤(Ivy League)名校的文凭,享受贵宾待遇,甚至能在热门股票发行时以优惠价格获得股票。

在市场准入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中国,人们都认为太子党好办事。而近几年,还没有几个太子党像年届不惑的温云松这样有魄力。他的英文名是温斯顿(Winston)。

经过调查温云松的各种投资,并采访了与他相识多年的人士,《纽约时报》发现他涉足的交易领域极其广泛,获利甚丰,这即使是在他太子党同辈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诸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有大机构都和他合作成立了新公司。在近些年,温云松还和好莱坞(Hollywood)制片商就融资活动展开洽谈。

苦恼于中国尚无精英级别的寄宿学校,温云松最近雇佣了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中学(Choate)和霍奇科斯学校(Hotchkiss)的校长来负责成立一所位于京郊、投资1.5亿美元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目前正在建设中。

另外,根据公司记录及熟悉其家庭投资情况的人士的陈述,温云松与其妻还拥有珠宝公 司、网络公司和动画公司的股份,他们甚至通过非直接的方式,拥有政府鼎力支持的在线支付企业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Union Mobile Pay)的股份。一直以来,他们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总理官邸内。

一位与温云松经常见面的风险投资家说:“他不会对用自己的影响来办事感到不好意思。”

温云松拒绝接受采访,但他的妻子杨小萌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针对自己丈夫的交易活动的批评并不公平。

“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是错误的,”她表示,“他真的已经不怎么做生意了。”

温云松毕业于北京的精英学校,并在北京理工大学(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工科学位。他后来出国,在加拿大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取得了材料科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熟悉温云松生意的人透露,他2000年回国后,在五年时间里和别人一起成功打造了三家科技公司。随后他将其中两家公司出售给了香港的企业家,其中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的家族。

经查阅香港与北京的公司注册信息发现,温云松在2000年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优创 科技(Unihub Global),提供互联网数据服务,启动资金为500万美元。资金来源于一些关系密切的亲戚与他母亲以前在政府和钻石行业的同事,以及香港第二富有家族 的家长郑裕彤(Cheng Yu-Tung)身边的一个人。这家公司的最早客户是一些国有证券公司和平安保险。总理的亲属持有大量平安保险股份。

2005年,他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开始进军私募股权行业,和一群西北大学的中国同 学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公司很快从各方投资者募集了1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人中有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旗下的思佰益控股(SBI Holdings)和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淡马锡(Temasek)。

在温云松的领导下,新天域迅速蹿升为私人股本行业的佼佼者,公司在生物科技、太阳能、风能和建筑设备制造领域投资。思佰益控股称,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向投资者返还了4.3亿美元,相当于逾四倍的获利。

香港行业出版物《亚洲私募股权评论》(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的主编凯瑟琳・吴(Kathleen Ng)说:“他们的第一个基金就一炮打响。这使得他们可以募得更多资金。”

目前,新天域管理着逾25亿美元的资金 。

然而,温云松的一些交易却给总理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关注。

2010年,就在一家名为四环医药的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仅两个月前,新天域收购了该公司9%的股权。香港证交所做出裁定,这笔后期投资违反了相关规定,并强迫新天域出售了股权。即便这样,该公司还是在这笔交易中获利4650万美元。

不久以后,新天域宣布,温云松已经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他转而加入了国有的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这家公司和中国的航天项目存在关联,目前,他已经成为了该公司的董事长。

富豪们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段伟红通过自己的泰鸿地产公司在总理的家乡天津管理着一幢办公楼与几处房产。她当时还不到30岁,拥有南京理工大学的工科学位。

在2002年,段伟红与几位温家宝的亲戚展开了商业合作,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转换成为了同名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最终使段伟红变得非常富有。

现年43岁的段伟红与总理的关系尚不明朗。在数次采访中,她先是表示,自己并不认识 温家任何人,但随后又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张蓓莉的好友。与少数几位中国企业家一样,在她和这些亲属以及他们的关系网中的朋友与同事展开合作后,她的财富规 模急速上升。她表示,自己和这些人的在平安股权上的关系只存在于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金钱往来。

段伟红与另外几个商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温家宝家族,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启动大型项目,以帮助温家宝家族成员设立投资平台,并从中获利,这些生意伙伴里包括6位来自中国各地的亿万富豪,一些与双方都合作过的投资银行家说。

成立于天津的泰鸿有着巨大的利润。公司披露信息与段伟红的研究生论文显示,2002年,在平安保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泰鸿以6500万美元购得了平安3%的股份。5年后,这些股票的市值为37亿美元。

随后,通过自己管理的泰鸿的香港分公司,段伟红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并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购得了一大块土地。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坐落着一个不断壮大的货运物流中心。去年,泰鸿将这一项目中该公司拥有的53%股权出售给 了一家新加坡企业,售价为近4亿美元。

《纽约时报》通过查阅公司披露材料发现,这笔交易,连同她对豪华酒店、北京的别墅开发项目,以及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对段伟红的财富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金隅是中国最大建筑材料企业之一。

通过查阅报表还发现,在过去10年中,泰鸿有着三十多位个人股东,其中很多人要么是温家宝的亲属,要么是张蓓莉的前同事。

其他与总理的亲属合作过的富商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段伟红强烈否认自己与总理或其亲属存在任何金钱往来,并表示,将平安股票放在他人名下,只为避免媒体关注。“投资平安的资金全是我自己的” ,平安的监事会前成员段伟红表示。“我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与温家宝的亲属进行合作的另一位富商是掌握着香港集团企业新世界发展公司的郑裕彤(Cheng Yutung)。《福布斯》(Forbes)数据显示,他的身价为150亿美元,是亚洲最大的富豪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新世界正在中国内地为一家专门经营高档珠宝的姊妹公司寻找落脚点。1998年,这家名为周大福(Chow Tai Fook)的连锁珠宝零售企业在中国内地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相关记录与对当事人的采访显示,郑裕彤的手下向背后有温家宝的亲属支持的钻石企业进 行了投资。还与这些企业一起,共同投资了一系列企业实体,其中包括生命人寿 (Sino-Life)、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和平安保险。企业披露的报表显示,郑裕彤作出的这些投资现在至少价值50亿美元。连锁珠宝企业周大福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今天,该公司42亿美 元的年收入中,60%来自中国市场。

本报未能联系到87岁的郑裕彤。新世界发展公司也没有回复打过去的电话。

对温家宝的影响

2007年冬,就在温家宝开始第二个总理任期之前,他呼吁采取新措施打击腐败,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

“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执行中央关于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内高层官员参加的会议上,温家宝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束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讲话,与温家宝较早前推动对公务员实行更严格的财产申报规定,要求高级官员公布家庭资产的行动是一致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并不公布此类信息,并不清楚温家宝是否进行过关于自己家庭财产的申报。尽管如此,《纽约时报》发现的温家宝亲属持有的资产中,很多可能并不需要进行披露,因为那些资产并不是以温家宝,及他的妻子和子女的名义持有的。

《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发现并经由外部审计人员核查的27亿美元资产中,约有80%是 由温家宝的母亲、弟弟、弟媳、温家宝妻子的两名兄弟、温家宝的儿媳及亲家等人所持有的。他们都不受中国共产党公开财产的规定所限制。《纽约时报》对相关亲 属的中国平安保险持股总规模进行了计算,其结果得到了审计师的确认。总额包括亲属曾经持有但在2004年至2006之间售出的股票,以及2007年末剩下 的股票。在此之后,他们平安保险的持股状况就没有再进行过公开披露。

法律专家表示,估测准确的价值并不容易,因为可能存在一些并不对外披露、指定真正受益者的附加协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克提斯・米尔哈特(Curtis Milhaupt)曾研究过中国公司架构,他表示:“复杂的企业架构并不一定有阴谋诡计。但在企业所有权和政治权力紧密交织的中国体制之下,壳公司就会放 大资产所有人不明、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

在温家宝的家族所控制的企业中进行投资的人里,有很多长期的商业伙伴、前同事,以及大学同学,其中包括温云松在西北大学的同学于剑鸣,以及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长期以来的同事张玉宏。这些人都没有回复就本报道置评的请求。

披露温家宝家族持有的财富,可能会给温家宝带来政治上的打击。

下个月,中共十八大将在北京召开,共产党将宣布下一届领导人人选。但是这个筛选过程却已经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中——试图进入最高层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

在北京,因已到退休年龄,温家宝即将卸任总理一职。数位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即使在离任之后,作为党内老领导,他还将在幕后保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这些显示其亲属曾在他任期内积累巨额财富的材料,几乎肯定会削弱他在党内的地位。

“这将影响他手中剩下的政治力量,” 研究中国领导层的专家、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表示。

温家宝的支持者表示,他本人并没有从家族的商业往来中获利,甚至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些商业往来的规模。

今年3月,温家宝暗示,他至少是知晓自己的亲属引发了不少传言。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向全国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坚称,自己担任公职期间“没有谋过私利”。

“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温家宝动情地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英文版】

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

By DAVID BARBOZAOctober 26, 2012\

BEIJING — The mother ofChina’s prime minister was a schoolteacher in northern China. His father was ordered to tend pigs in one of Mao’s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during childhood, “my family was extremely poor,” the prime minister,Wen Jiabao, said in a speech last year.

But now 90,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Yang Zhiyun, not only left poverty behind — she became outright rich, at least on paper, according to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Just one investment in her name, in a large Chine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had a value of $120 million five years ago, the records show.

The details of how Ms. Yang, a widow, accumulated such wealth are not known, or even if she was aware of the holdings in her name. But it happened after her son was elevated to China’s ruling elite, first in 1998 as vice prime minister and then five years later as prime minister.

Many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including his son, daughter, younger brother and brother-in-law, have become extraordinarily wealthy during his leadership,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shows. A review of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indicat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relatives, some of whom have a knack for aggressive deal-making, including his wife, have controlled assets worth at least $2.7 billion.

In many cases, the names of the relatives have been hidden behind layers of partnerships and investment vehicles involving friends, work colleag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Untangling their financial holdings provides an unusually detailed look at how politically connected people have profited from be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s state influence and private wealth converge in China’s fast-growing economy.

Unlike most new businesses in China, the family’s ventures sometimes received financial backing from state-owned companies, including China Mobile, on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phone operators, the documents show. At other times, the ventures won support from some of Asia’s richest tycoons. The Times found that Mr. Wen’s relatives accumulated shares in banks, jewelers, tourist resorts,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ometimes by using offshore entities.

The holdings include a villa development project in Beijing; a tire factory in northern China; a company that helped build some of Beijing’s Olympic stadiums, including the iconic “Bird’s Nest”; and Ping An Insurance,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As prime minister in an economy that remains heavily state-driven, Mr. Wen, who is best known for his simple ways and common touch, more importantly has broad authority over the major industries where his relatives have made their fortunes. Chinese companies cannot list their shares on a stock exchange without approval from agencies overseen by Mr. Wen, for example. He also has the power to influence investments in strategic sectors like ener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arely makes its deliberations public, it is not known what role — if any — Mr. Wen, who is 70, has played in most policy or regulatory decisions. But in some cases, his relatives have sought to profit from opportunities made possible by those decisions.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for example, has a company that was awarded more than $30 million in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subsidies to handle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medical waste disposal for some of China’s biggest cities,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ased on government records. The contracts were announced after Mr. Wen ordered tougher regulations on medical waste disposal in 2003 after the SARS outbreak.

In 2004, after the State Council, a government body Mr. Wen presides over, exempted Ping An Insurance and other companies from rules that limited their scope, Ping An went on to raise $1.8 billion in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of stock. Partnerships controlled by Mr. Wen’s relatives — along with thei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 made a fortune by investing in the company before the public offering.

In 2007, the last year the stock holdings were disclosed in public documents, those partnerships held as much as $2.2 billion worth of Ping An stock, according to an accounting of the investments by The Times that was verified by outside auditors. Ping An’s overall market value is now nearly $60 billion.

Ping 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company did “not know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ties behind our shareholders.” The statement said, “Ping An has no means to know the intentions behind shareholders when they buy and sell our shares.”

While Communist Party regulations call for top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wealth and that of thei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no law or regulation prohibits relatives of even the most senior officials from becoming deal-makers or major investors — a loophole that effectively allows them to trade on their family name. Some Chinese argue that permitting the families of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to profit from the country’s long economic boom has been important to ensuring elite support for market-oriented reforms.

Even so, the business dealings of Mr. Wen’s relatives have sometimes been hidden in ways that suggest the relatives are eager to avoid public scrutiny, the records filed with Chines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w. Their ownership stakes are often veiled by an intricate web of holdings as many as five steps removed from the operating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review.

In the case of Mr. Wen’s mother, The Times calculated her stake in Ping An — valued at $120 million in 2007 — by examining public records and government-issued identity cards, and by following the ownership trail to three Chinese investment entities. The name recorded on his mother’s shares was Taihong, a holding company registered in Tianjin,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The apparent efforts to conceal the wealth reflect the highly charged politics surrounding the country’s ruling elite, many of whom are also enormously wealthy but reluctan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ir riches. WhenBloomberg News reportedin June that the extended family of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set to become China’s next president, had amass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asse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ocked access inside the country to the Bloomberg Web site.

“In the senior leadership, there’s no family that doesn’t have these problems,” said a former government colleague of Wen Jiabao who has known him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His enemies are intentionally trying to smear him by letting this leak out.”

The Times presented its finding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comment. The Foreign Ministry declin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the investments, the prime minister or his relatives. Members of Mr. Wen’s family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or did no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Duan Weihong, a wealthy businesswoman whose company, Taihong, was the investment vehicle for the Ping An shares held by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and other relatives, said the investments were actually her own. Ms. Duan, who come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and is a close friend of his wife, said ownership of the shares was listed in the names of Mr. Wen’s relatives in an effort to conceal the size of Ms. Duan’s own holdings.

“When I invested in Ping An I didn’t want to be written about,” Ms. Duan said, “so I had my relatives find some other people to hold these shares for me.”

But it was an “accident,” she said, that her company chose the relatives of the prime minister as the listed shareholders — a process that required registering their official ID numbers and obtaining their signatures. Until presented with the names of the investors by The Times, she said,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y had selected the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he review of the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which covers 1992 to 2012, found no holdings in Mr. Wen’s name. And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from the documents whether he recused himself from any decisions that might have affected his relatives’ holdings, or whether they receiv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investments.

For much of his tenure, Wen Jiabao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rumors and conjecture about efforts by his relatives to profit from his position. Yet until the review by The Times, there has been no detailed accounting of the family’s riches.

His wife, Zhang Beili, is one of the country’s leading authorities on jewelry and gemstones and is an accomplished businesswoman in her own right. By managing state diamond companies that were later privatized, The Times found, she helped her relatives parlay their minority stakes into a billion-dollar portfolio of insurance, technology and real estate ventures.

The couple’s only son sold a technology company he started to the family of Hong Kong’s richest man, Li Ka-shing, for $10 million, and used another investment vehicle to establish New Horizon Capital, now one of China’s biggestprivate equityfirms, with partners like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according to records and interviews with bankers.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Wen Jiahong, controls $200 million in assets, includ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recycling businesses, the records show.

As prime minister, Mr. Wen has staked out a position as a populist and a reformer, someone whom the state-run media has nicknamed “the People’s Premier” and “Grandpa Wen” because of his frequent outings to meet ordinary people, especially in moments of crisis like natural disasters.

While it is unclear how much the prime minister knows about his family’s wealth,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WikiLeaks organization in 2010 included a cable that suggested Mr. Wen was aware of his relatives’ business dealings and unhappy about them.

“Wen is disgusted with his family’s activities, but is either unable or unwilling to curtail them,” a Chinese-born executive working at an American company in Shanghai told American diplomats, according to the 2007 cable.

China’s ‘Diamond Queen’

It is no secret in China’s elite circl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wife, Zhang Beili, is rich, and that she has helped control the nation’s jewelry and gem trade. But her lucrative diamond businesses became an off-the-charts success only as her husband moved into the country’s top leadership ranks, the review of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by The Times found.

A geologist with an expertise in gemstones, Ms. Zhang is largely unknown among ordinary Chinese. She rarely travels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or appears with him, and there are few official photographs of the couple together. And whil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with her say she has a taste for jade and fine diamonds, they say she usually dresses modestly, does not exude glamour and prefers to wield influence behind the scenes, much like the relatives of other senior leaders.

The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leased by WikiLeaks included a suggestion that Mr. Wen had once considered divorcing Ms. Zhang because she had exploited their relationship in her diamond trades. Taiwanese television reported in 2007 that Ms. Zhang had bought a pair of jade earrings worth about $275,000 at a Beijing trade show, though the source — a Taiwanese trader — later backed off the claim and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 moved swiftly to block coverage of the subject in China,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at the time.

“Her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known to everyone in the leadership,” said one banker who worked with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he banker said it was not unusual for her office to call upon businesspeople. “And if you get that call, how can you say no?”

Zhang Beili first gained influence in the 1990s, while working as a regulator at the Ministry of Geology. At the time, China’s jewelry market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While her husband was serving in China’s main leadership compound, known as Zhongnanhai, Ms. Zhang was setting industry standards in the jewelry and gem trade. She helped create the National Gemstone Testing Center in Beijing, and the Shanghai Diamond Exchange, two of the industry’s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s.

In a country where the state has long dominated the marketplace, jewelry regulators often decided which companies could set up diamond-processing factories, and which would gain entry to the retail jewelry market. State regulators even formulated rules that required diamond sellers to buy certificates of authenticity for any diamond sold in China, from the government-run testing center in Beijing, which Ms. Zhang managed.

As a result, when executives from Cartier or De Beers visited China with hopes of selling diamonds and jewelry here, they often went to visit Ms. Zhang, who became known as China’s “diamond queen.”

“She’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there,” said Gaetano Cavalieri, president of the World Jewelry Confederation in Switzerland. “She was bridging relations between partners — Chinese and foreign partners.”

As early as 1992, people who worked with Ms. Zhang said, she had begun to blur the line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businesswoman. As head of the state-owned China Mineral and Gem Corporation, she began investing the state company’s money in start-ups. And by the time her husband was named vice premier, in 1998, she was busy setting up business ventures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 state company she ran invested in a group of affiliated diamond companies, according to public records. Many of them were run by Ms. Zhang’s relatives — or colleagues who had worked with her at the National Gemstone Testing Center.

In 1993, for instance, the state company Ms. Zhang ran helped found Beijing Diamond, a big jewelry retailer. A year later, one of her younger brothers, Zhang Jianming, and two of her government colleagues personally acquired 8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shareholder registers. Beijing Diamond invested in Shenzhen Diamond,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her brother-in-law, Wen Jiahong,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Among the successful undertakings was Sino-Diamond, a venture financed by the state-owned China Mineral and Gem Corporation, which she headed. The company had business ties with a state-owned company managed by another brother, Zhang Jiankun, who worked as an official in Jiaxing, Ms. Zhang’s home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summer of 1999, after securing agreements to import diamonds from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Sino-Diamond went public, raising $50 million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The offering netted Ms. Zhang’s family about $8 million, according to corporate filings.

Although she was never listed as a shareholder, former colleag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say Ms. Zhang’s early diamond partnerships were the nucleus of a larger portfolio of companies she would later help her family and colleagues gain a stake in.

The Times found no indication that Wen Jiabao used his political clout to influence the diamond companies his relatives invested in. But former business partners said that the family’s success in diamonds, and beyond, was often bolstered with financial backing from wealthy businessmen who sought to curry favor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family.

“After Wen became prime minister, his wife sold off some of her diamond investments and moved into new things,” said a Chinese executive who did business with the family. He asked not to be named because of fear of government retaliation. Corporate records show that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90s, a series of rich businessmen took turns buying up large stakes in the diamond companies, often from relatives of Mr. Wen, and then helped them reinvest in other lucrative ventures, like real estate and finance.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interviews, the businessmen often supplied accountants and office space to investment partnerships partly controlled by the relatives.

“When they formed companies,” said one businessman who set up a company with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Ms. Zhang stayed in the background. That’s how it worked.”

The Only Son

Late one evening early this year, the prime minister’s only son, Wen Yunsong, was in the cigar lounge at Xiu, an upscale bar and lounge at the Park Hyatt in Beijing. He was having cocktails as Beijing’s nouveau riche gathered around, clutching designer bags and wearing expensive business suits, according to two guests who were present.

In China, the children of senior leaders are widely believed to be in a class of their own. Known as “princelings,” they often hold Ivy League degrees, get V.I.P. treatment, and are even offered preferred pricing on shares in hot stock offerings.

They are also known as people who can get things done in China’s heavily regulated marketplace, where the state controls access. And in recent years, few princelings have been as bold as the younger Mr. Wen, who goes by the English name Winston and is about 40 years old.

A Times review of Winston Wen’s investments, and interviews with people who have known him for years, show that his deal-making has been extensive and lucrative,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his princeling peers.

State-run giants like China Mobile have formed start-ups with him. In recent years, Winston Wen has been in talks with Hollywood studios about a financing deal.

Concerned that China does not have an elite boarding school for Chinese students, he recently hired the headmasters of Choate and Hotchkiss in Connecticut to oversee the creation of a $150 million private school now being built in the Beijing suburbs.

Winston Wen and his wife, moreover, have stakes in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an electric company, as well as an indirect stake in Union Mobile Pay, the government-backed online payment platform — all while living in the prime minister’s residence, in central Beijing,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family’s investments.

“He’s not shy about using his influence to get things done,” said one venture capitalist who regularly meets with Winston Wen.

The younger Mr. Wen declined to comment. But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his wife, Yang Xiaomeng, said her husband had been unfairly criticized for his business dealings.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him has been wrong,” she said. “He’s really not doing that much business anymore.”

Winston Wen was educated in Beijing and then earned an engineering degree from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went abroad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material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 in Canada, and an M.B.A. from the 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l., just outside Chicago.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2000, he helped set up three successfu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five year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ose deals. Two of them were sold to Hong Kong businessmen, one to the family of Li Ka-shing,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Asia.

Winston Wen’s earliest venture, an Internet data services provider called Unihub Global, was founded in 2000 with $2 million in start-up capital, according to Hong Kong and Beijing corporate filings. Financing came from a tight-knit group of relatives and his mother’s former colleagues from government and the diamond trade, as well as an associate of Cheng Yu-tung, patriarch of Hong Kong’s second-wealthiest family. The firm’s earliest customers were state-owned brokerage houses and Ping An, in which the Wen family has held a large financial stake.

He made an even bolder move in 2005, by pushing into private equity when he formed New Horizon Capital with a group of Chinese-born classmates from Northwestern. The firm quickly raised $100 million from investors, including SBI Holdings, a division of the Japanese group SoftBank, and Temasek,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nvestment fund.

Under Mr. Wen, New Horizon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leading private equity firm, investing in biotech, solar, wind and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kers. Since it began operations, the firm has returned about $430 million to investors, a fourfold profit, according to SBI Holdings.

“Their first fund was dynamite,” said Kathleen Ng, editor of 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 an industry public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at allowed them to raise a lot more money.”

Today, New Horizon has more than $2.5 billion under management.

Some of Winston Wen’s deal-making, though, has attracted unwanted attention for the prime minister.

In 2010, when New Horizon acquired a 9 percent stake in a company called Sihuan Pharmaceuticals just two months before its public offering,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said the late-stage investment violated its rules and forced the firm to return the stake. Still, New Horizon made a $46.5 million profit on the sale.

Soon after, New Horizon announced that Winston Wen had handed over day-to-day operations and taken up a position at the Chin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a state-owned company that has ties to 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 He has since been named chairman.

The Tycoons

In the late 1990s, Duan Weihong was managing an office building and several other properties in Tianjin,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in northern China, through her property company, Taihong. She was in her 20s and had studied at the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ound 2002, Ms. Duan went into business with several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ransforming her property company into an investment vehicle of the same name. The company helped make Ms. Duan very wealthy.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Ms. Duan, now 43, is related to the prime minister. I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she first said she did not know any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but later described herself as a friend of the family and particularly close to Zhang Beili, the prime minister’s wife. As happened to a handful of other Chinese entrepreneurs, Ms. Duan’s fortunes soared as she teamed up with the relatives and their network of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ough she described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m involving the shares in Ping An as existing on paper only and having no financial component.

Ms. Duan and other wealthy businesspeople — among them, six billionaires from across China —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multimillion-dollar ventures off the ground and, at crucial times, helping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set up investment vehicles to profit from them, according to investment bankers who have worked with all parties.

Established in Tianjin, Taihong had spectacular returns. In 2002, the company paid about $65 million to acquire a 3 percent stake in Ping An before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Ms. Duan’s graduate school thesis. Five years later, those shares were worth $3.7 billion

The company’s Hong Kong affiliate, Great Ocean, also run by Ms. Duan, later formed a joint venture with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acquired a huge tract of land adjacent to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day, the site is home to a sprawling cargo and logistics center. Last year, Great Ocean sold its 53 percent stake in the project to a Singapore company for nearly $400 million.

That deal and several other investments, in luxury hotels, Beijing villa developments and the Hong Kong-listed BBMG, one of China’s largest building materials companie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to Ms. Duan’s accumulation of riches, according to The Times’s review of corporate records.

The review also showed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ve been nearly three dozen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of Taihong, many of whom are either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or former colleagues of his wife.

The other wealthy entrepreneurs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relatives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Ms. Duan strongly denied having financial ties to the prime minister or his relatives and said she was only trying to avoid publicity by listing others as owning Ping An shares. “The money I invested in Ping An was completely my own,” said Ms. Duan, who has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Ping An board of supervisors. “Everything I did was legal.”

Another wealthy partner of the Wen relatives has been Cheng Yu-tung, who controls the Hong Kong conglomerate New World Development and is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Asia, worth about $15 billion, according to Forbes.

In the 1990s, New World was seeking a foothold in mainland China for a sister company that specializes in high-end retail jewelry. The retail chain, Chow Tai Fook, opened its first store in China in 1998.

Mr. Cheng and his associates invested in a diamond venture backed by the relatives of Mr. Wen and co-invested with them in an array of corporate entities, including Sino-Life, National Trust and Ping An, according to records and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ose involved. Those investments by Mr. Cheng are now worth at least $5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corporate filings. Chow Tai Fook, the jewelry chain, has also flourished. Today, China accounts for 60 percent of the chain’s $4.2 billion in annual revenue.

Mr. Cheng, 87,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Calls to New World Development were not returned.

Fallout for Premier

In the winter of 2007, just before he began his second term as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called for new measures to fight corruption, particularly among high-ranking officials.

“Leader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the antigraft drive,” he told a gathering of high-level party members in Beijing. “They should strictly ensure that their family members, friends and close subordinates do not abuse government influence.”

The spee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earlier drive to toughen disclosure rules for public servants, and to require senior officials to reveal their family assets.

Whether Mr. Wen has made such disclosures for his own family is unclear,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release such information. Even so, many of the holdings found by The Times would not need to be disclosed under the rules since they are not held in the nam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immediate family — his wife, son and daughter.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2.7 billion in assets identified in The Times’s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ed by the outside auditors were held by, among others,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his younger brother, two brothers-in-law, a sister-in-law, daughter-in-law and the parents of his son’s wife, none of whom is subject to party disclosure rules. The total value of the relatives’ stake in Ping An is based on calculations by The Times that were confirmed by the auditors. The total includes shares held by the relatives that were sold between 2004 and 2006, and the value of the remaining shares in late 2007, the last time the holdings were publicly disclosed.

Legal experts said that determining the precise value of holdings in China could be difficult because there might be undisclosed side agreements about the true beneficiaries.

“Complex corporate structures are not necessarily insidious,” said Curtis J. Milhaupt, a 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 professor who has studied China’s corporate group structures. “But in a system like China’s, where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power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shell companies magnify questions about who owns what and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Among the investors in the Wen family ventures are longtime business associates, former colleagues and college classmates, including Yu Jianming, who attended Northwestern with Winston Wen, and Zhang Yuhong, a longtime colleague of Wen Jiahong,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The associates did not return telephone calls seeking comment.

Revelations about the Wen family’s wealth could weaken him politically.

Next month,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Beijing, the Communist Party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But the selection process has already been marred by one of the worst political scandals in decades, the downfall of Bo Xilai, the Chongqing party boss, who was vying for a top position.

In Beijing, Wen Jiabao is expected to step down as prime minister because he has reached retirement age. Political analysts say that even after leaving office he could remain a strong backstage political force. But documents showing that his relatives amassed a fortune during his tenure could diminish his standing, the analysts said.

“This will affect whatever residual power Wen has,” said Minxin Pei, an expert on Chinese leadership and a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at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in California.

The prime minister’s supporters say he has not personally benefited from his extended family’s business dealings, and may not even b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extent of them.

Last March, the prime minister hinted that he was at least aware of the persistent rumors about his relatives. During a nationally televised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he insisted that he had “never pursued personal gain” in public office.

“I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people and to face history,” he said in an emotional session.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appreciate what I have done, but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will criticize me. Ultimately, history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纽约时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纽约时报:新闻网

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

毛澤東為中國的窮人帶來了什么?

作者:李悔之

毛澤東在位的27年中,只是少數在物質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毛澤東一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沒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帥彭德懷,以及無數“建國”元勳和各階層党政要員,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間成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慘命運。更甭談普通的勞苦大眾了!

這些天與一些貧困階層的人士聊天,发現他們都將改變貧困命運的希望寄托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一股難于言喻的悲哀之感湧上心頭……

有人責怪毛迷“變態”,或“愚不可及”。然而僅責怪這些同胞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認真查找根源:今天的中國,與食不裹腹,物質和精神生活雙重貧困的毛澤東時代相比較,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然而,在驚人的貧富懸殊面前,在權力=金錢的非公平競爭環境面前,在社會一切可支配資源——大到社會財富的支配,小到子女就業,都落入權貴和富人階層手中的嚴峻現實下,處于社會最底層、長期受“腦白精”灌輸的弱勢群體,豈能不絕望,豈能不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

所以,中國毛迷們之所以崇毛,歸根到底,無非是希望毛澤東政治路线能改變現實和命運。這里我不禁想問的是:親愛的毛迷們,毛澤東在位二十七年,究竟為中國的窮人帶來了什么?——“新中國”誕生了,用胡風的話就叫:“時間開始了”。然而,“時間開始了”,卻不是幸福的開始,而是苦難和災難“開始”了:——“土改”開始了;“抗美援朝”開始了;“三反、五反”開始了;“反右”開始了;分給農民的田地收回去了;“公私‘合營’”開始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開始了;“三年大饑荒”開始了;“四清”開始了;折騰中國十年的“文革”開始了——只有初高中文化的“知識青年”被“上山下鄉”了;“批林批孔”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四五”天安門運動暴发了……

完全可以這樣說:毛澤東在位的二十七年,是胡折騰、瞎折騰中國人民的二十七年!在這二十七年無窮尽的政治斗爭和殘酷階級斗爭年歲月中,在這二十七年極為荒誕的烏托邦試驗期間,中國人民根本沒能获得休養生息的機會;根本沒有获得改善生活的機會!與“建國”前的“舊社會”相比,只是少數人在物質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了毛澤東一個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沒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帥彭德懷,以及無數元老、各階層党政領導,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間成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慘命運。更甭談普通的勞苦大眾了!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历史上從未有過的等級森嚴社會。對此,著名網絡思想者蘆笛先生就作過精辟分析: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可以粗分為三大等級,党政干部,“人民”和“階級敵人”。而每個等級內部又有無比嚴格繁雜的划分。例如:党政干部等級制,從一級到十三級則是所謂“高干”,各級在衣食住行上享受不同待遇,哪一級配住哪种賓館,坐什么交通工具,吃小灶還是中灶大灶,看的是《大參考》還是《小參考》……連信息都成了一种按權力嚴格分配的特權,這在几千年的中國历史上還聞所未聞!

就連同級干部也有尊卑之别:是“三八式”還是老紅軍,是野戰軍還是地下党,是嫡系還是雜牌,家庭出身如何,是“知識分子”干部還是工農干部……等等,等等,其中名堂之复雜,遠遠超過了歐洲中世紀貴族的“紋章學”。

“人民”,則按職業和財產從理論上划分貴賤(亦即所謂“本人成分”)。城市“人民”分為工人、城市貧民、手工業者、職員、自由職業者、小資產階級、小攤販、小商、房產主、資本家等。其中工人又分為產業工人、店員等,而資本家分為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農村人民則分為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階級敵人”也這樣,划分為地富反壞右。

這些大級别決定了大尊卑,小級别決定了大尊卑之內的小尊卑。而這細微差别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例如資本家在“文革”前一直算是人民的邊緣等級,但在“文革”中一度墮為階級敵人,備受迫害。這其間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的遭遇仍有一定差别。商業資本家遭的罪則要超過工業資本家。

家庭出身也同樣是划分貴賤的標准,分為紅五類與黑六類兩極,其間則是灰崽子。紅五類的家庭出身為革干、革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知識分子。黑六類的出身則為地富反壞右資。這里的排行順序就是細微的尊卑秩序,紅五類的尊卑以革干最高,而黑六類的以地主為最賤。紅衛兵理論上由紅五類組成,但實際完全由高干子弟控制。

所以,毛澤東時代,一方面是奢談“消除三大差别”,一方面首次把人民的居住地域划分出嚴格的三六九等來。中國人民在历史上首次全體失去遷徙自由,統統變成种在原地生根開花的“植物人”!

在毛澤東時代,城市和農村完全是兩個世界,分别代表“天堂”和地獄。哪怕是城市的“階級敵人”,日子也要比貧苦農村的貧下中農好過。——因為城市的“階級敵人”,每月也有規定數量的糧食保障。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如果說城市居民是“一等國民”的話,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則絕對是“二等國民”。所以,在“三年大饑荒”中,城市中極少聽有餓死人的,三千多万餓死者,絕大多數都是農村人口。

綜上所述,極少數毛左人士关于“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政治清明,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義理想社會”的論調,是極為可笑和荒唐的。

綜上所述,更可以看出:毛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間,中國窮人的命運比任何時代都更加悲慘!

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理想社會,一直是人類永恒的理想。這种冲動直接導致人們進行建立烏托邦理想國的實驗,——從歐文的“新和諧”公社到中國的“太平天國”,從苏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到“苏東坡”集權政治體制的瞬間轟然倒塌,教訓可謂历历在目。對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1957年到1976年的烏托邦實驗,無疑是最后一次,也是最荒誕、最悲慘的一次。也從根本上宣告了人類烏托邦實驗的徹底破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当今中國,除建立一個人民有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憲政民主體制之外,别無它路。如果再次將希望寄托于建立一個絕對理想化的毛式烏托邦社會,中國人民將重新陷入沉重的災難之中不可自撥。而中國窮人的命運則更加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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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宗庆后今年首富 中国富豪身价大缩水

 

娃哈哈公司的创办人宗庆后。图为宗庆后于二零零七年七月三日在杭州召开记者会。(Getty Images)

娃哈哈宗庆后今年首富 中国富豪身价大缩水

【2012年10月12日讯】 《福布斯》周五公布的本年度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位居榜首。但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富豪们的总身价较去年明显缩水。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据法新社报导,娃哈哈集团总裁、中国饮料大王宗庆后凭藉100亿美元(630亿人民币)的净资产重新占据《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首位。去年中国首富是建筑设备制造商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

去年梁稳根 今年宗庆后成双料首富

上个月在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2胡润百富榜"上,宗庆后同样被列为中国首富。但胡润评估宗庆后净资产总值为126亿美元(800亿人民币)。

宗庆后成为今年中国双料首富。

去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今年仅以59亿美元的净资产排在第6位。法新社报导说,这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造成房地产业增势变弱不无关系。

前100位富豪总资产减少7个百分点

同2011年相比,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今年前100位富豪总资产减少7个百分点,降至2200亿美元。10亿以上身价的富豪数量也从146人降为113人。

《福布斯》杂志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说:"今年中国经济遇到过去几十年未曾遇到过的长期困难。"

中国最富有的女性吴亚军

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成为今年中国最富有的女性,财富总额为62亿美元。同时她也成为挤进前10名的5位房地产大亨中的一位。

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受百度股价下跌影响,屈居福布斯2012年度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二的位置,净资产为81亿美元。

腾讯掌门人马化腾则凭藉64亿美元净资产从去年的第13位上升至第4位。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80亿美元身价排在第3位。

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增长率仅为7.6个百分点,为三年来最低水平。下周中国官方将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恢复不力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速变缓。北京政府通过降息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试图维持经济高增长。

中国富豪中相当一部份民营企业家有党员背景

另有报导称,中国的富豪人群中,相当一部份民营企业家都有党员背景。有统计显示,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上,35%的民营企业家均为中共党员,而且这一比例仍在增大。宗庆后、王健林、梁稳根等富豪都是党员。

(责任编辑:孙芸 娃哈哈纪元

2012胡润女富豪榜 吴亚军居首身价缩40亿

 

2012年10月20日讯】19日,继在上海发布《2012胡润百富榜》之后,胡润研究院也发布其子榜之一的《2012胡润女富豪榜》。龙湖地产总经理吴亚军以380亿元的财富再次问鼎中国女首富。但比起2011年420亿元的身价,女首富吴亚军今年的财富“缩水”40亿。另外,富华国际集团主席陈丽华以340亿元的总资产排名中国女富豪榜第二位。

据财经网报导,《2012胡润女富豪榜》是从《2012雅居乐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中筛选了其中的50位女富豪,门槛为28亿元,总财富4,406亿元,比2011年减少7.7%,比2010年增加0.4%;平均财富88亿元,比2011年下降9.3%,比2010年增长2.3%。14位女富豪的身价超过100亿元,与去年相同。

在50位上榜女富豪中,吴亚军以380亿元的财富排在第一;2、富华集团的陈丽华财富340亿;3、碧桂园的杨惠妍,财富330亿;4、雅居乐的陆倩芳、陈卓林夫妇,财富215亿元;5、曾连续三次占据胡润女富豪榜首位的张茵财富200亿;四川新希望集团的刘畅进入前10名。

报导称,《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上榜人数从去年28人下降到今年22人,上榜门槛保持在10亿美金。今年白手起家女富豪平均财富137亿元,同比下降6.8%;平均年龄54岁,比去年年长一岁;前5名中有4名来自中国,前10名中有7名来自中国。

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中国女企业家在全球的地位类似于中国乒乓球队,绝对的世界第一。”

(责任编辑:李平) 2012纪元

中国一年倒掉两亿人口粮 可养贫困人口两年

 

中国每年倒掉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的口粮,可供全中国1.3亿贫困人口吃两年。2011年中国政府机构的公款吃喝费用达到3000亿,正好够全中国贫困人口生活一年。(EMMANUEL DUNAND/AFP/Getty Images)

中国一年倒掉两亿人口粮 可养贫困人口两年

【2012年10月20日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最新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每年食物浪费超过3,800万吨,相当于两亿人的口粮,可养活全中国1.3亿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两年。

10月16日的世界粮食日和10月17日是“世界消除贫困日”,引发了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关注。一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食物浪费程度超乎想像,在他们选取的大中小三类城市,共2,700台不同规模的餐桌所进行分析测算,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就高达800万吨和300万吨,这相当于倒掉了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与此同时,中国仍有将近1.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6.3元(官方数字)就是他们一天生活费的平均数,包含吃穿住行在内的所有花费。这个数字占到农村人口的13.4%,占到全国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来自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仅在北京每天就产生食物垃圾1,200吨,主食、便当、鱼、肉等等,很多都是没有动过的好粮食。北京环卫集团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是赶上过年过节,浪费比平常还要厉害,整只的鸡、鸭和鱼几乎是没有动,就全部被倒掉。

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武维华去年曾表示:“我国已经逐步进入餐饮消费大国,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估计可养活2.5亿到3亿人!”

以上数字引起了国人的探讨,谁是一年倒掉两亿人口粮的主体?

谁倒掉了两亿人口粮?

中国青年报署名惠铭生的分析文章称,谁是一年倒掉两亿人口粮的主体?媒体报导模糊不清,语焉不详,并不负责地冠以“中国人”这个大称谓,似乎,中国人都实现了温饱,进入挥霍浪费的时代。但这个“脏帽”,中国人可担当不起,并且也名不副实。

中国有奢侈浪费、挥霍粮食不眨眼皮的人,不应止于“泛指”,而应该有清晰指向。在当今中国,1.28亿贫困人口视粮食为生命,哪来资本和心情浪费食物?全国数亿农民和农民工,也仅仅解决个温饱问题,更遑论什么奢靡;至于城镇里中低收入者,包括众多的普通工薪族,也没有多少人不珍惜手中那点起早摸黑挣来的辛苦钱。

文章列举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案中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此外,还有那些过着纸迷金醉、挥金如土的国企和富贵者们。

公款吃喝随意挥霍。公款买单的餐桌,成为食物浪费的最大阵地。10月17日,有网友在浙江桐乡当地论坛上发帖称该市公证处的领导们去阳澄湖吃了次螃蟹,公款报账16万元。桐乡审计局办公室主任表示,网帖上的内容基本是真实的。

中国青年报文章称,泛泛给每个中国人强扣一顶浪费粮食的“脏帽”,不仅不公平,而且也是对诸多国人的侮辱,也不利于让那些浪费粮食的人产生羞耻感。

中国一年三公消费相当于美国276年的大选费用

与中国的公款消费相对的是,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民主制度国家,由于对各级财政支出有充分的民主监督程序,“三公消费”支出几乎不存在。公款消费只限于国宴和其他特别隆重的外事场合、而且数量相当有限。

中国媒体曾给国人灌输美国选举制度的浪费,而同中国的公款消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据报导,目前奥巴马和罗姆尼用于美国大选的费用将近20亿美元。

按此计算,中国公款吃喝的3,000亿人民币花费,约合470亿美元(目前汇率),相当于23次美国大选的费用,由于美国总统每四年才选一次,所以,中国一年的公费吃喝支出相当于92年的美国大选费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几年前曾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中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达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60%。如果算上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每年9,000亿的花费,中国一年的“三公”支出相当于276年的美国大选费用!

婚宴--近半食物倒掉成“剩宴”

海峡导报记者走访厦门40多家餐饮酒楼,一些酒店服务员排出餐桌浪费的榜单。位列三甲的是公款接待、商务宴请、婚宴。

结婚是一件甜蜜而幸福的事,婚宴更是亲朋好友举杯相庆的特殊形式。然而,讲究排场的心态致使菜品过剩,大盆大盆鲜肉、鲜汤倒掉屡见不鲜:鸡汤里的整鸡原封不 动,炒面、甜点无人问津……近一半的食物最后都被倒进泔水桶里。

厦门思明区的一家老牌宾馆的领班透露,宾馆的婚宴价格目前最便宜的也要2,300多元,过往承办的桌数由十几桌到五十桌不等,“一般能吃掉一半就不错了,真心疼。”

“客人等饿了,刚开席时的几道菜通常吃得比较干净,可一到上鸡汤环节,客人就开始敬酒走人,后面的五六道菜就几乎很少有人下筷子。”服务员小杨告诉记者,她在餐厅工作两年,遇过婚宴打包的客人总共不超过10个,倒掉半桌宴席是很正常的事,“客人一般也不好意思打包。”

有统计数据显示,厦门每年登记的新人有3万到4万对。如果以每桌婚宴2,000元计算,再假设每年有3万对新人办婚宴,平均每场婚宴倒掉一半食物,如果每场婚宴算10桌,那么光婚宴就要浪费掉3亿元。

年轻人节俭意识差 高校食堂浪费普遍

除了公款浪费,民间则以年轻人的浪费比较突出。今年4月份,央视在北京餐饮一条街做过调查,浪费现象非常普遍。年轻的食客表示,聚餐时经常一不小心就点多了,但是吃不完又不好意思打包。一家小菜馆的老板介绍,仅在他的小菜馆中,每天产生的剩饭菜就占到四成。每天的厨余垃圾,50公斤的大桶一天能装两桶。

如果说一个中小型餐馆的浪费已不是小数字,那么高校食堂的数字更是令人咋舌。

针对大学校园浪费现象相当普遍这一问题,今年3月,武汉科技大学的15名学生组成调查组,着手调查学校食堂的浪费情况。其结果让他们吓了一大跳:该校南园餐厅每天有11桶到14桶剩饭菜被倒掉,据此估算,该食堂一年倒掉的饭菜价值上百万元。心情不好、饭菜质量差或不合口味、“怕被别人笑吃得太干净”等成了一些学生浪费饭菜的理由。

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以武汉某高校大学生食堂浪费为例,该校数个大学生食堂倒掉的饭菜总量为学生买饭菜总量的28.3%。如果以此推算,全国大专以上在校生总数近2,860万人,每年大学生们倒掉了可养活约1,000万人一年的食物。

“在某些人眼里,现在把盘子刮干净倒成了奇怪的事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的陈钊说道,一次他与同学一起吃饭,吃完之后,他的同学看着他一粒米都不剩的盘子,居然惊叹:“你怎么吃得这么干净!”据调查,在被问到“你对浪费粮食的态度”时,45.81%的大学生选择了“没感觉,已经见怪不怪了”。

中国的公款吃喝

用公款来大吃大喝,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实际上用公款吃喝引起了巨大的民愤,而且也对中国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现在中国的官员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老百姓说这些官员是“鸡鸭鱼肉赶下台,王八毒蛇爬上来;燕窝熊掌才够味,虎鞭飞鹰最气派”。那么,大家还说:“一天两三顿,一顿七、八两;酒场如战场,把胃交给党。”

那么,这些干部还有非常奇特的说法。他们说:“团结你我他,共同吃国家。你吃他也吃,为何我不吃?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白痴才不吃。”

(责任编辑:林诗远)中国纪元

2012年10月19日星期五

未来中国人养老将是世界最悲惨的

 

中国现在的孩子,已经被政府计划生育计划掉了,让谁给你养老?图为上海一位老太太推着残疾的孩子沿街乞钱。(LIU JIN/AFP/Getty Images)

【网闻】未来中国人养老将是世界最悲惨的

——评各种坑死中国人的惊险养老方式

作者﹕刘忠良

【2012年10月18日讯】论坛和微博上有这么个很火的组图:先是上世纪80年代的计生标语“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再是90年代的计生标语“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最后2000年代龙永图说了实话“养老不能靠政府”。

为什么养老不能靠政府?首先确定政府哪里来的收入。政府所有的收入实际上都是当时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一部份,劳动者不仅养了政府,还养了老人和小孩,根本不存在政府养老。一切养老的实质是工作人口养活不工作的人口、年轻人养活老人。所谓政府养老,就是向正在工作的纳税人征税,然后给不工作的非纳税人养老。但是,大量未来的劳动者——现在的孩子,已经被计划生育计划掉了,让谁给你养老?一边努力减少孩子,一边又宣传政府养老,没有比这更胡扯的了!

中国的两大坑人之处

中国有两个非常坑害中国人的。一个是强制计生和一胎政策,剥夺了公民的生育权,强制结扎、上环、流产等危害公民健康,强制罚款、抓捕、开除公职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把民族国家的未来和公民以孩子投资未来的希望都毁掉了,让未来中国又穷又老、养老压力极大、失去发展的希望,计生部门反倒说它利国利民、富民强国,还藉此大把大把的捞钱。

另一个很坑人的就是养老,由于强制计生和一胎政策等导致的超低生育率,未来中国各种养老方式都缺乏保障或可能破产,而现在他们说那么好,都是忽悠中国人。实际上,未来中国人的养老将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惨的,因为未来中国是唯一未富先老的重老龄化大国,未来全国人民将生活在一个又穷又老又失去希望和活力的高老龄压力国家,大多数人的养老将很惨。

现在,政府的专家说:“交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划算”;保险公司的专家说:“国家基本养老金不够花,要卖商业养老保险”;房地产的专家说:“以房养老是个好办法,现在要买房子”;股票基金理财的专家说:“只有投资保值升值,养老才有保障”;银行拉存款的客户经理说:“大妈,钱放在银行里安全”……在中国超低生育率的现实下,这些都是坑人的,如果信了,就可能把自己的后半辈子害了。那我们分析一下各个养老方式是如何坑中国人的。

未来中国人存款养老需要“两个亿”!!!

首先说比较笨的存钱养老。按照目前的物价,如果一个人65岁退休,活到85岁,每月开支1500元,共需36万元。但这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和医疗、护理等因素。按照官方统计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通货膨胀率近6%,按照黄金价格计算是10.8%,按照北京上海广州等《物价志》计算则高达14%(以食品、医疗、衣服、交通、烟酒和居住等6大类基本商品服务价格计算)!未来通货膨胀率也许有下降趋势,但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等所导致的超低生育率和年轻劳动人口迅速减少,必然造成未来劳动力严重短缺,导致物价大幅上涨和劳务价格飞涨。

北师大教授钟伟说:一线大城市的居民,2027年60岁退休,活到85岁,预备1000万元养老恐怕也不够。这说的还是短期的。按统计局计算的过去30年6%的通货膨胀率,假设一个人今年30岁,按现物价是需36万元养老金,则45年左右(距65岁是35年,距85岁是55年,取中间是45年)后就需要是496万。如果按过去30年黄金价格的通货膨胀率,需要3636万。如果按过去30年物价志的通货膨胀率,需要1.3亿才能保障养老!!这还没有算上医疗护理费用,如果加上医疗护理费用,你至少需要为未来养老存款“两个亿”!!!

投资养老会碰上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

存款养老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也许就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投资理财跑赢通货膨胀。比如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产品(是股票、债券、基金等的投资组合)等。现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正在进行之中,劳动力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减少,这些投资目前一般都没有多大问题。但问题是未来,由于超低生育率导致未来新进入劳动的和最富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迅速减少,而2025年左右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又基本完成,到时候中国经济将面临大衰退。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从生产供给角度看,2020年中国20-24岁新进入就业的年轻劳动人口将比2010年减少41%,中国经济正在失去新生动力。随之,从消费需求角度看, 2025年中国25-29岁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比2015年减少41%,崩溃!这样快速的市场萎缩,任何产业也难逃大危机。比如房地产,将彻底崩溃。像汽车等大多数产业,将面临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要么以强劲的出口来弥补内需不足,要么由此萎缩不振且倒掉一大批,许多投资都将打水漂!

而且股票等投资,由于股票对经济的反应过度夸大,其投资损失远比直接投资损失大。如日本,现在日经指数仅为1989年最高点的1/4,也就是说1989年投资股市养老现在就损失了3/4!实际上,这还没有扣除通货膨胀,如果扣除的话损失会更高。由于中国老龄化、年轻人口迅速减少和经济低迷是整体性的,很少有人能逃脱未来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所以投资养老也不保险!

中国以房养老——世界最坑人!!!

说以房养老的,大概多是房地产相关专家和任志强等房地产商。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1.3%,预计2025年达到65%,而日本目前城市化为66.8%,可以说2025年中国城市化将基本完成。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变成城市人,但实际上一般是农村年轻人变成城市人。由于超低生育率,目前中国年轻人口在快速减少,中国总人口也将在2018年左右开始减少,所以2025年后中国城市人口难以再扩张,住房数量基本上不需要再增加。

到2025年,中国已经是重老龄化社会,因为农村养老成本低,为了降低养老压力,很可能政府会鼓励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来自农村的人回农村养老,一些老农民工也主动会回乡养老,所以到2025年中国城市化将停滞。加之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且城市421家庭的老一代开始步入死亡,其后不久城市人口就会负增长!

由于2025年城市化已经完成,有买房需求的是结婚的年轻人口,但2025年中国25-29岁年轻人口比2015年减少41%,这将是中国房地产的最大噩梦!而且,由于开始于2010年的大规模保障房计划,未来许多年轻夫妇未必是买商品房,或住廉租房,或购买经济适用房。而近几年的房地产需求,有很大比例是投机需求。所以到2025年,商品房需求可能比现在要下降50%以上或比此更高的多。

到2025年左右,1950年代出生的人,寿命已经达75岁或以上,部份将死亡,剩下的大多数或进养老院或社区集体养老或跟子女在一起由子女照顾,以实现规模养老应对严重的老龄化危机,这必然腾出大量房子出售。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两个年轻人一结婚,两个家庭就变成一个家庭,或很可能就会腾出一套房子,比如没有子女照顾的一方父母很可能和子女搬在一块住,或一方父母死亡,或仅剩一个老人太孤单就和新婚家庭生活在一起。

综合看来,2025年或2020年左右中国房地产将彻底暴跌,永远再也爬不起来。如果投机者在2015年之前不把房子卖掉,就做好“割肉”的准备;如果投机者在2020年之前不把房子卖掉,那就做好“跳楼”的准备!相信任志强还是相信牛刀或刘忠良,自己看着办!

现在中国现在房价处于高价位阶段或泡沫时期,当到我们老的时候却变成了大危机或危机过后的低迷阶段,这怎么可能让房子养你呢?是价格大跌还是卖不掉,还说不清楚呢。恐怕许多人只能是白白养了房子几十年——即为存钱买房子而节俭了几十年,或分期付款购房当了几十年房奴,未来却因房价大跌而损失严重,没让房子养自己,自己却倒贴房地产商或投机客!

商业养老保险——或给破产的保险公司打工!

商业养老保险其实是强制储蓄加基金化的养老模式,个人通过缴纳商业养老保险金强制自己为养老存钱,然后保险公司拿这些钱进行投资运作,到你老时,再按交费金额、预定利率、领取时间和领取年限,再从一定的年龄开始领取养老金或一次性全部提走。

商业养老保险分两种基本类型:传统型和分红型。传统型养老保险的预定利率是确定的,一般在2.0%-2.4%。分红型养老保险保底利率略低于传统型养老保险预定利率,一般为1.5%-2.0%,外加每年不确定的红利获得。商业保险公司拿投保人的钱进行投资运作,但给被保险人的利率连定期存款利率都不如。而且这样的利率,在中国远远无法抵消通货膨胀。

到未来,随着婴儿潮人口步入退休年龄,保险公司开始大规模支付养老金,同时保险公司的投资运作又碰上了超低生育率、重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导致的经济大危机,许多保险公司将面临破产而濒临破产。比如1997年至2001年,日本先后倒闭了七家寿险公司。

商业养老保险,投资收益或多余投资收益是保险公司的,通货膨胀的风险和投资失败风险及保险公司破产风险由被保人承担,够坑人的。如美国401k计划下的养老金,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创,大幅缩水。

实际上,利率市场化之后(存款利率随通货膨胀变动),如果通货膨胀率稍高,且未来银行倒闭较少或倒闭也有国家的存款保险存在,商业养老保险还不如定期存款养老。而存钱养老,如上分析,或许你需要有几千万或“两个亿”的存款。

社会养老毁掉中国人、中华民族和中国未来!

目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的模式。个人缴纳工资的8%,进入个人账户;单位承担工资的20%,进入社会统筹账户。社会统筹账户是“现收现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实行的是长期封闭积累、产权个人所有的“完全积累”制,原则上不能调剂借用。

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养老金中的个人账户恐怕只会持续的缩水(相对于食品和服务价格更是缩水严重),到未来养老时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个人账户相对严重缩水,未来社会统筹账户是社会养老保险绝对主体,也即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上为“现收现付”。实际上现在就已经如此。由于目前仅靠统筹账户不足以支撑现在的养老金发放,多数地区普遍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个人账户仅仅是记在账面上,是个“空账”,近年来这个“空账”以15%的速度增加,截至2011年已经达到2.23万亿。

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起,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若没有财政补贴养老金就早已出现支付缺口。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预计,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政策,到205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

一切商品服务是劳动人口创造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就等于向现在的劳动人口征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的“养老税”。但问题是,由于强制计划生育、一胎政策等因素导致的超低生育率,未来提供“养老税”的人口与老年人之比将大幅降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98亿。也就是说,现在是8.4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而到2035年,将是3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这和目前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水平相当。但不幸的是,中国相对还比较穷,超低生育率注定让未来中国又穷又老,社会养老保险难以为继且必将是低水平的。即便有这个社会养老,未来中国老人生活也将很凄惨,相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几乎是最不幸的。

社会养老存在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不公平,二是不可持续发展性。未来的劳动人口,也即现在的孩子,是生孩子的家庭尤其是多生孩子的家庭培养的。而不生孩子和少生孩子的人,由于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占用工作时间少,未来反而领取更多养老金。父母支付了培养孩子的绝大部份直接成本和近乎100%的时间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凭什么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人无偿使用多生孩子的父母所培养的未来劳动者——养老资源(或称养老投资成果)?社会养老就是将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父母所创造的养老资源,无偿的被社会使用,或者说被社会均分,且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的父母因为生孩子影响了工作和储蓄投资,反而获得的社会养老资金更少,这是天大的不公平!

正是社会养老存在巨大不公平,投资孩子的养老成果被社会无偿使用,就像农民花费很大人力物力财力种了许多粮食,但粮食却被大家分了,且农民分的份额更少,那农民还有多少种粮食的积极性呢?所以社会养老必然将中国的超低生育率继续维持下去,甚至进一步降低,让未来中国和中国人在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社会压力巨大,民族和国家快速萎缩!可以说,社会养老或将有可能灭掉中华和民族!不废除社会养老,中国人、中华民族和中国未来就没有希望!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按照1.2的总和生育率计算,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45%,三代(约90年)减少83%,五代(约150年)减少95%,十代(约300年)减少99.75%,也即300年后不足400万人。人口专家原新按1.3的总和生育率和百岁人口寿命计算,到2300年中国也仅剩下2800万人。

独生子女父母——或是最悲惨老人

在重老龄化之下,不仅面临养老资金危机问题,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照料护理问题也非常严重。对421家庭来说,最坏的情况是未来一个孩子要养6个老人,这对独生子女来说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对老人来说也不能指望有孩子的太多照顾,因为独生子女也要工作养活自己和家庭,哪里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好那么多老人?

“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份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有3300万,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万,占在家庭居住老人口的6.4%;预计到2015年,我国部份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4000万人,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口将超过1200万人。对于失能老人,由于 护理难道大、风险高,目前大多数养老院不愿接收,被迫只能依赖家庭养老。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说,失能老人的照料护理已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现在失能老人护理大部份还是靠家庭解决,而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空巢,靠独生子女解决失能老人护理问题越来越难。

到2010年中国已经有2.18亿独生子女,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有2.18亿的独生子女家庭和4.36亿的独生子女父母。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有1.188亿65岁以上的老人,3300万失能老人占其27.77%,1080万完全失能老人占其9.09%。把这两个数据结合起来考虑,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将有1.21亿的失能独生子女父母,其中完全失能3693万。随着生育控制的继续实施和老年人口年龄的增长,这个数据还会增加。如果不及时转变人口政策,预计未来中国将至少有1.5亿以上的失能独子女父母。独生子女家庭何堪重负?

有关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独生子女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失去独生子女)老人。“老年丧子”,碰上人生三大悲剧之一,谁来照顾他们?按照上述人口比例计算,未来这2000万丧失独生子女的父母中,又将有555万是失能老人。失去独子女又失能,他们怎么面对未来的生活?

现在中国老龄化还不是太重,如果现在失能了,或者失独了,这个社会还能承受得起,养老院或许还能收容得起。当然,就是目前情况,虽然劳动力相对还比较便宜,养老院也是非常不愿意接收失能老人,因为这给养老院造成的照料护理压力太大了。

等到未来,那就惨了,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家庭养老压力太大,独子女照顾不过来那么多老人,被迫推给养老院。由于年轻人口迅速减少,劳动力匮乏且昂贵,养老院面临极其庞大的老人,压力十分沉重。由于年轻人口迅速减少,导致中国未富先老,经济发展不振,财政不堪重负,对养老院的补助肯定不能像今天这样相对宽裕。这时候,相对于庞大的养老院需求,养老院的养老能力十分窘迫,不仅进养老院难,且养老院更不愿接收失能老人。想想这些,那些失独又失能的老人未来怎么生活?

中国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未来必然要大力鼓励生育,否则就会面临民族的大衰落。既然要鼓励生育,就要奖励多生孩子,也即对多生孩子的父母优待。对中国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来说,等到他们老时,正好又碰到中国开始相反的生育政策——鼓励生育。这时,政府不可能还继续奖励独生子女父母,至少是那几十元奖励在未来缩水的一文不值,同时又会给多生孩子的父母远远多于此的奖励。因此,独生子女父母们,别指望计生委的承诺,到时候这个部门都被撤销了,你找谁兑现承诺呢??

独生子女父母们,如果你们当中还有机会能生第二个的,赶紧生吧。或一起要求停止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然后政策放开后尽快生孩子。否则,如果这唯一的孩子不幸去世,自己后半辈子就没有依靠的亲人了。即便孩子健康存在,但给这唯一的孩子造成的养老压力也太大,应该至少给他/她生个弟弟或妹妹分担负担,将来他/她们也能相互照应,这是给独生子女最好的礼物。

公务员别梦想养老高枕无忧

那些不交养老金却享受很好养老待遇的公务员们,你们也别高枕无忧,不出15年,随着民主公平的发展和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你们的养老特权将统统废除!随着重老龄化的到了,想像现在的退休公务员一样获得相对于社会工资水平的较高养老金,那是不可能了!与其挣扎维持养老特权,不如全国人民走出一条更有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之路。就像只有民主法治,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一样。谁越想维持养老特权,最后包括他们在内的养老体系会更惨!

更不幸的是,自1980年的计划生育《公开信》以来,大多数干部、公务员,尤其是城市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这就导致,大多数干部、公务员是421家庭。一旦这唯一的孩子死去,照样他们也会失去唯一的依靠和唯一的后代亲人。由于421家庭养老资金和照顾负担沉重,特别是照顾压力大,未来这些老公务员将有很多被送往养老院,且也没有现在退休公务员的优惠待遇。

现在公务员退休,养老金高,劳动力还算比较便宜,养老院还不是非常的拥挤,在养老院能得到差不多或比较好的照顾。但是未来,公务员养老特权废除,优厚待遇不再,养老院接受老人太多,劳动力又很贵,你们还能高枕无忧的养老吗?

受计划生育限制最大的是公务员,所以为了你们的生育权利,为了你们的未来和孩子的未来,你们应坚决与计生部门中的顽固计生利益集团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反击他们损害人民利益、损害民族和国家未来的行为,共同努力打败计生委正在坚持的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打败计生委既得利益集团后,自己能多生一个就多生一个,未来自己有了更多保障,子女压力减轻也不再孤单。即便是不能生了,但其他同胞多生一两个孩子,未来社会老龄化轻,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照顾老人,你们也将是受益很大的。

而计划生育部门的公务员们,你们也要有良心有理性有爱国心,不能让自己的部门利益绑架人民未来、国家未来和民族未来。未来重老龄化社会之痛苦,你们一个也跑不掉,除非现在你们已经或即将拿着巨额“社会抚养费”跑到国外。你们坚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别人只能生一个,你们也只能生一个。你能保障你这唯一的孩子不会不幸死亡?即便你唯一的孩子是健康存在的,但你们大多数人,为了计划生育以身示范,你们大多是421家庭,子女养老和照顾你们的负担沉重,你们的日子会好过?

再者说来,你们以前通过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与人民和民族国家利益为敌,如果再顽固不化而不是改邪归正,你们不怕遭报复?比如未来全国人民或可能投票决定大幅降低你们中顽固不化者的养老待遇。如果你们改邪归正主动要求停止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你们中还可以生孩子的可以再生孩子,你们和你们孩子的未来更轻松。即便自己不能生,其他同胞多生了,未来老龄化相对降低,你们也会因此受惠。否则,作恶者将自受其恶之害!

养孩子养老是根本出路,停止社会养老就是拯救未来

没有工作人口的劳动,货币就无法购买商品和服务,老人手中的钱就是废纸。无论是任何养老方式,无论它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归根结底都是工作人口养活不工作人口、年轻人养活老人。而未来的劳动人口,只能是现在的孩子。如果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没有孩子,就不会有人给老人养老,所有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一切养老方式也都无法存在。

一些中国人对未来养老乐观的最大依据,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所谓养老制度的完善。在这些人看来,未来经济发展了,养老制度健全了,养老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按此说法,美国欧洲日本都应该养老问题更轻,因为他们经济发达且养老制度健全。但现实却相反,那些经济不发达、养老制度不健全但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养老压力最轻。

人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老人也一样。特别是,人均寿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人均医疗护理费用又随人口年龄提升而递增。而且中国人又是一个容易长寿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寿命延长很快。其最终结果是,经济发展不能够降低养老压力,反而很可能因为经济发展导致寿命延长和寿命延长所导致的医疗护理费用加速提高而最终导致养老压力升高。就像经济发展反而感到养孩子越来越难一样,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是养孩子的能力大幅降低,甚至养孩子还因此成为年轻人的“奢侈品”。经济发展未必能降低养老压力,从中国城乡养老压力差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养老压力差别、发达国家现在与过去的养老压力差别来看,经济发展反而提高养老压力。所以,说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就自动解决,是自欺欺人。

养老制度只是个壳子,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不工作的老年人口,而不是养老制度在养老人。养老制度的实质是怎样分配社会资源给老人养老,是分配社会资源而非创造社会资源。养老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更好的分配社会资源给老人,从而让老人的养老处境相对更好一些。由于中国是未富先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完善养老制度只能是小幅度改善养老问题,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

养老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人口结构问题,实质就是老人比重大,社会的养老负担因此过重。决定人口结构的是生育率、人均寿命和移民。人均寿命无法控制,移民对人口大国来说作用是微乎其微,所以决定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就是中国生育率的高低。因此,长期解决中国未来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也即鼓励多生孩子。

但由于社会养老的存在,养孩子成了大家养老的“公共产品”,但成本却是父母的。这就会产生“公地的悲剧”——多数人都不想多生孩子,却又想通过社会化养老的方式无偿使用别人养孩子创造的养老收益,必然使生育率处于很低或超低的水平。如果持续的社会化养老,必然持续的超低生育率,这就会使未来社会继续重老龄化,民族和国家因此而大衰落。因此要养老可持续发展,要使民族、国家、社会获得持久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停止社会化养老。

防老人利益集团绑架中国,废除社会养老势在必行

由于持续低生育率和超低生育率,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形成“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比重大,少年儿童比重低。随着超低生育率的持续和寿命的延长,中老年人将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同时,由于少年儿童没有选票,加上年轻人投票率低,掌握社会多数权力和财富的老人,很可能将再用选票绑架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据日本选举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在2007年参议院选举中,20~25岁年轻人的投票率仅为33%,而65~70岁选民的投票率则高达78%。

在重老龄化社会,养老人的年轻人与被养老的或即将被养老的中老年人,有着巨大的利益冲突——年轻人想降低压力,中老年人想更好的老年生活质量。如果真正的大力鼓励生育,就需要把更多资源奖励给年轻人让他们多生孩子,同时用于养老的资源必然降低;真正要扭转超低生育率,就必须废除或大幅更改社会化养老方式,将养老与生孩子挂钩,但中老年人很难同意这样养老方式的改变——他们在前期缴纳养老金养了以前的老人,等到他们老时或不久后老时,他们同意更改养老方式吗?

在目前重老龄化的日本,已经形成强大的老人利益集团,对年轻人有利或对未来有利但对老年群体不利的改革很难通过,逆转低生育率的有效方式——分配更多资源给年轻人生孩子(目前还远远不够)和将养老与养孩子彻底挂钩——与老人利益集团存在严重利益冲突。老人利益集团已经绑架了日本。打败日本不需要动用军队,日本老人就可以通过老人利益集团把日本未来绝掉!

在中国,更加危险的是那些遵守或被迫遵守一胎政策的人,他们仅生一个大幅加剧未来重老龄化,让中国人口结构变成更加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同时加剧未来中国形成老人利益集团。而且在这个老人利益集团中,由于他们只生了一个孩子,可能更希望少给多生孩子的人优惠,也可能更反对将养老与养孩子数量挂钩,而且他们掌握更多权力和财富,更可能变成坚定有力的老人利益集团。当然,我不是要批评他们,而是说已经存在(如加剧老龄化)和将可能变成的事实,这是无法否定的(这也让我发现,要实现人民的民族的国家的整体长期利益最大化,可能要得罪很多人,或被很多人骂,甚至可能受到威胁,而且是来自上下层的都有。这世界不会是十全十美的,上帝也办不到,所以这世界容不下造福人类最大化的上帝,所以上帝待在天上了,可惜人类又求上帝下来显灵——悲剧!)。

在重老龄化社会中,中老年人政治实力太强大,民主社会很难走出这个困境。中国的民主即将加速推进,在民主化之前必须先废除社会化养老,或者至少要赶走重老龄化之前(2025年之前)彻底改变养老制度,否则就是等着未来老人利益集团绑架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那时中华民族将几乎等于没有再被挽救的机会!

民主是个好制度,但一旦现在主流模式的民主制度陷入人口不可持续发展的死结,民主就有陷于民族不可持续发展的危险(但专制也未必能够解决人口可持续发展)。民主必须改良,比如,年轻人投票率低,能否按年龄比例分配选票?社会化养老绑架未来,能否先废除社会化养老?少年儿童没有选票,有没有制度保障少年儿童利益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如果陷入重老龄化社会,如何免于老人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如果公民利益分配格局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死结,有没有一个大家事先选定超越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的“上帝”站出来选择一个可持续的利益分配方案?

但这样的好民主制度,离目前人类还比较远。等到有了,中华民族或许已经被老人利益集团绑架很久而损失惨重。所以,未来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中国长期的兴盛,未来人民持久的幸福,必须在中国民主化之前废除或彻底改革社会化养老方式,否则中华民族极有可能经历一次大沦落,也从此一蹶不振!
鼓励生育刻不容缓——要收税养老人就要先收税养孩子

在现在社会,养孩子的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基本上是父母个人的,但孩子的收益,却是全社会的。比如,现在养的孩子,长大成为劳动者和消费者,国家获取了税收,企业获取了利润,投资因此获取了收益,各种养老方式得以存在。如果没有人养孩子,这一切都无法存在。养孩子,就是养活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就是支撑未来一切财富的存在和一切养老方式的存在。养孩子在现在社会具有极大极大的正外部性,其社会利益远远高于父母获得的那点收益。

获取绝大多数养孩子收益的社会,却支付了极小部份的养孩子成本;支付了绝大部份成本的父母,却获得了养孩子总收益的极小一部份。而且,父母无法阻止养孩子的巨大正外部性收益流出,也难以向社会要求补偿其人力资源投资成本(养孩子)。如果按照“谁收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全社会应该支付养孩子的绝大部份成本,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

所有的老人,都是工作人口养活的,而工作人口都是孩子变成的,因此社会所有老人都是养孩子的父母的孩子养的。而 “超生罚款”,也即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完全是颠倒黑白,违背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就像哪个农民种粮食越多,养的人口越多,就几倍惩罚农民,还强制结扎人流,还有公理可言吗?这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冠冕堂皇的强盗!

而支持强制计生和一胎政策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公知,不是对人口问题极其愚昧无知,就是利益集团的一部份。比如支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知识份子程恩富、李小平、田雪原、宋健,社会公知李银河,财经评论员叶檀,计生委的专家于学军等。建议阅读笔者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人口、制度、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三大支柱》、《继续限制生育或导致中国崩溃,鼓励生育是中国自救的唯一选择!》、《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致计生委主任的公开信》、《中国人口要彻底大崩溃》和《未来十年影响未来中国三百年(这篇文章中有我的手机、QQ、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等文章,摆脱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单方宣传教育引导的谬误,认识中华民族新的千年危机。

如前所述,社会化养老等于是向工作人口无偿征收“养老税”,即向这一代征收“养老税”养上一代老人,再向下一代人口征收“养老税”给这代人养老,每代人都是上代人养老的“公共产品”,而不管上一代人每位老人养了几个孩子或有没有养孩子,反正过去的孩子、现在的工作人口都是所有老人养老的“公共产品”。问题是,谁来养孩子?谁支付养孩子成本?养孩子收益被社会当做公共产品使用谁还愿养孩子或多养孩子?

如果非要社会化养老,既然养孩子的成果被社会化,那养孩子的成本也必须社会化——要社会化养老,就要先社会化养孩子;要征“养老税”给老人养老,就要先征“人力资源投资税”来补贴养孩子。社会化养老也相当于国家化养老人,既然如此,那就先国家化养孩子。否则,别谈社会化养老,否则就会陷入不可持续发展,养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既然社会必须先养孩子才能可持续的养老人,既然社会化养老不可避免,那这种社会化养老就必须相当于养孩子养老集合化——即大家都养孩子防老,但养孩子的数量不同,每个孩子未必健康存在,为保险起见,共同养孩子共同防老,同时根据投入和贡献分配养孩子的最终所有成果,尤其是养老资源培育的成果。

其具体方式是,首先,国家收税(也可以是名义税收很多,但对多生孩子的人减免)支付绝大部份养孩子成本或全部货币成本加部份时间成本(时间成本还主要是父母承担,建议补贴这个成本),实现社会化养孩子。然后,跟现在差不多,继续征收养老金,然后发放给老人。但养老金发放,要根据孩子数量、以前养老金缴纳情况、孩子缴纳养老金和纳税情况来共同决定。比如,孩子数量权重是50%,激励多生孩子;以前养老金缴纳情况权重是30%,激励缴纳养老金;孩子养老金缴纳和纳税情况权重占20%,监督子女缴纳养老金和纳税,同时也让父母注意提高孩子质量(比如可以认为其孩子纳税多就质量高,但这个标准很欠缺)。

如果中国要实现养老可持续发展,如果中华民族要持续兴旺发达,如果希望中国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获得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社会化养孩子和养老与养孩子完全挂钩就是必然选择。否则,养孩子成果作为公共产品而私人支付养孩子成本,必然导致人口再生产的“公地悲剧”——没有人愿意多养孩子甚至不想要孩子,结果经济社会民族国家都失去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陷入大沦落。对目前中国来说,鼓励生育和补贴养孩子迫在眉睫,停止目前社会化养老和将养老与养孩子完全挂钩刻不容缓!此乃影响甚至就决定未来中华民族千年命运!望已经觉醒者齐努力、共呼吁!

(责任编辑:徐亦扬)

【网闻】纪元

中国企业高管年薪涨幅快 超农民工工资4553倍

 

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拉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部份行业企业高管年薪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 4553倍。图为四川省定兴县一名煤矿工人在进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中国企业高管年薪涨幅快 超农民工工资4553倍

【2012年10月19日讯】最近,中共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发布,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部份行业工资水平增长过快、水平过高,拉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其中部份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可达中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

企业高管年薪收入超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

报告称,行业之间、部份职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分配秩序不够规范,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如“十一五”期间,公司高管人员年薪水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份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2007年时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中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

浦发银行收入达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倍

此外,“十一五”期间,部份行业工资水平增长过快,水平过高,拉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例如2010年,上海浦发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两者合计人均35.74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

中国纪元

2012年10月18日星期四

泸州3交警打死人引万人抗暴 烧毁多辆警车(组图+2视频)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泸州3交警打死人引万人抗暴 烧毁多辆警车(组图+2视频)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和一名鱼贩司机发生口角,并将其“暴打致死”,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消息称,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同时大批警察集结进行“维稳”,事态扩大并发展成群体事件。

泸州鱼贩致死 引万人抗暴 多辆警车烧毁

正值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国的各地诸侯都在这次权利重新分配的政治游戏中布局。而此时四川泸州又燃“战火”,继四川什邡事件到重庆政治事件,再到昨天的泸州群体抗暴事件,川蜀大地似乎一直未消停过。

10月17日下午5时许,网传在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发生交警打死民众的突发事件,引发当地民众群情激愤。据民众上传的视频“泸州红星村农贸市场交警打死人了”的内容显示,事发过程系因泸州红星村菜市场的一部拉鱼车正准备进菜市场时,因为前方有交警挡路,鱼贩数次按喇叭,但是交警充耳不闻,鱼贩缓慢驾驶车辆试图从交警身旁经过,但不小心擦到交警手腕。

此时,交警立即叫鱼贩下车,并表示要扣驾驶证并罚3,000元,因交警的刁难,双方发生冲突。另两位交警见状随即将鱼贩从车里拉出,三警员对其一阵暴打,年长的鱼贩当场被打死。随后引发上万群众围观,大批警察赶来维稳,愤怒的群众接连掀翻并点燃几辆警车。警察放了催泪瓦斯,多名民众被抓。事态扩大并发展成群体事件。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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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时》辟谣:系“挪车死”

10月17日,四川泸州突发群体性事件后,最早报导该事件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称,泸州“交警打死人系谣言”。报导说,17日晚,在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红星村农贸市场附近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到目前为止已有至少四辆警车被掀翻,并被点着。愤怒的人群还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

《环球时报》辟谣时,仅引述一名目击者所说的,现场就有1万人,不过称事情起因不明确。这位目击者还说,“有的围观者称是三名交警打死了一名货车司机”。同时他又说,“他听到该区领导在现场向群众喊话,让大家不要相信谣言,并说死者系交警让其将货车从路中心挪开时,突发疾病(或为心脏病)而死”。

今天(18日)凌晨,泸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公告称,泸州“10•17”事件是一起交通秩序维护引发的突发事件,称交警在处置过程中,司机因“身体突然不适,后司机不适加重,经120急救无效而死亡”。同时新闻办还说,“民众切勿信谣、传谣”。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网爆事件过程 微博大量删帖

尽管官方媒体在泸州这起突发事件事发生后为当局警方在第一时间辟谣予以报导,但当地民众藉助发达的网络,也同时在第一时间将这次泸州群体事件快速传播出去。

有民众在叙述该事件经过时透露说,“10月17日下午5点,在泸州红星村菜市场一个拉鱼的车准备进菜市场,因前面有个交警在前面挡路,师傅(鱼贩)按数次喇叭交警视耳不听,师傅渐渐开车从交警身旁经过不小心擦到手腕沾了一点灰,交警就叫师傅下车要扣师傅的驾证罚3000,师傅不肯,交警用手卡住师傅,师傅出不了气就还手打了交警两耳光。”

经济观察报记者刘向南在微博中爆料说:“一个装鱼的白色货车因为进不了市场,停在市场门口,3交警要罚款,双方语言不和就冲突了,3交警就把司机拉下车来就打,司机没还手的机会,当场被打死。引发上万人围观,警车被砸毁了推翻,还有多警车被烧毁还有爆炸声响,JC(警察)放了很多催泪瓦斯,多人被JC抓走,到处迷漫者浓烟和刺鼻的橡胶味,现场一片狼藉,持续关注中.....”

民众“Aluo阿罗”称:“今晚18许,四川泸州3个交警把一大活人给活活打死了,引发上万人围观,很多群众不冷静,向jc扔杂物扔石块,后又把好几辆警车推翻,淋汽油烧毁,警察投掷了催泪瓦斯。一共烧了3、4辆警车爆炸声四起。事件正在进行中”。

现场目击者、民众“阿乔门前葡萄树”发微博说,“光我看见已经三辆警车被砸翻了,里面还有四五辆,有辆几百万的防爆车都烧了,尸体还在地上躺着,防爆警察出动了”。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另一位现场目击者、网名“梦呓”称:“我在现场,我作证,愤怒的群众是理性的,并没有毁坏除警车以外的任何东西,只是要求严惩凶手,刚刚有一队矿工模样穿着民兵预备役服装的进入事件核心区。”

“梦呓”还表示:“泸州不会因酒闻名,而会因今晚交警打死司机,特警暴力驱赶群众,愤怒群众掀翻警车,点燃六辆警车存世。脑残的地方官,连起码的危机公关能力都没有,就在现在特警被群众打跑了,拉来一帮民工冒充军警。”

财经媒体人罗昌平表示,此事件官方未回应,微博已开始大量删帖。他希望“官方正视事件,予以及时回应,而不是熬夜删帖”。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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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维稳之路已走到尽头”

有学者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今年事多,从什邡事件到重庆政治地震,再到昨日之泸州事件,川蜀大地似乎就没有消停过,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征兆...”

对此,知名时评专栏作家吴斌、网名“秀才江湖”说:“泸州交警的事,官方辟谣了。官方一辟谣,有人就觉得误解了、网民应该闭口了。荒谬!官方辟谣只是一面之辞,我们有什么理由深信不疑!何况无凭无据!何况他们经常撒谎!何况我已经摆脱洗脑!请记住,请不要把一面之辞的官方解释当作辟谣,不要把歌功颂德的宣传当作新闻,不要把掩过饰非的洗脑当作教育!”

中国学者吴祚来则认为:“说道沪州事件,就像孩子们牢记的那句话,时刻准备着,那些对社会严重不满的人,只要事态一严重,就会出来造成动荡,他们为什么对社会不满?因为贪腐,因为社会严重不公,他们冷眼看着,等着,时间一到,火就燃烧起来了,此起彼伏,当政者要改变的是自己了,维稳的路走到尽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昨天(17日)下午,四川泸州市红星村菜市场三名泸州交警打死一名鱼贩司机,引发当地上万民众围观。特警暴力驱赶群众,释放催泪瓦斯,愤怒民众掀翻并烧毁多辆警车。(网络图片)

(责任编辑:谢东延)

2012年10月17日星期三

廖亦武: 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纵览

 

作者:廖亦武

Chinese author Liau Yiwu attends a news conference during the book fair in Frankfurt, October 12, 2012. Liau Yiwu will be honoured with the 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seller association on Sunday. The peace prize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of the German bookseller association is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prizes for literature worldwide.   REUTERS/Ralph Orlowski (GERMANY - Tags: MEDIA SOCIETY)

作家廖亦武荣获德国文化界最重要的奖项--德国书业和平奖。本周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廖亦武致受奖辞。德国总统高克、联邦议会议长拉默特等政界、经济界、文化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典礼。德国之声在此刊登廖亦武受奖辞全文。

1989年6月3日午夜,有个九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市顺城街小学三年级学生。仅仅因为淘气,背着父母溜出家门,去旁观沸腾的街景,就被迎面射来的子弹击倒。和吕鹏一起倒下的,还有几个平民,但吕鹏是最小的。

根据民间调查者丁子霖等人提供的证词,在整个天安门大屠杀中,吕鹏也是最小的。他的胸膛被洞穿,热血喷涌而出。他当场毙命。可他的死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点燃北京市区千家万户的怒火。无数已经入睡的人,包括一些企图逃避政治的人,这时候都涌上街头,去设置路障,阻挡军车,向武装到牙齿的戒严部队投掷汽油瓶和石块。小小吕鹏,平躺在一辆敞篷车顶,英雄一般,被示威者们簇拥着,在大街之间来来囘囘,无言地诉说着杀戮。那一夜,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素不相识的死孩子而泣不成声?有多少人转瞬就成为反政府的暴徒?

眨眼二十三年又过去,我相继在中文版和德文版的新书《子弹鸦片》里,在《大屠杀死难者名单》的首位,再次发布吕鹏的死讯。他永远九岁。但愿这是一道天长地久的死讯。

我也在这里发布这个帝国的死讯。因为它屠杀孩子,所以必须分裂。这是中国的传统。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祖先老子,就在他的《道德经》里,描述了两种柔弱无比而又至高无上的事物--婴儿和水--分别象征人类的繁衍和自然的流动。保守孩子,就是保守种族的元气,所谓中国气功,首要的是排除杂念,气沉丹田,回到孩子在母体内的混沌状态。老子进而阐述,人类之需要家园,老者之回归泥土,跟孩子之依偎母亲同等重要,国家的分与合,是为了适应我们的这些日常的生存本能,而非"民族大义"。作为古代分裂主义哲学家,老子提出的最着名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国家越小,治理起来越容易,如果国家小得跟村落差不多,老百姓随时可以找到总统,一起喝酒,一起撒尿,或者一起讨论政治,那就太美好了。如果从远方,特别是当地人都没听说过的远方,比如说德国和美国,来了素不相识的客人,就奔走相告,"不亦悦乎",美好得飘飘欲仙了。比老子古老许多的尧和舜,就是成天混迹在老百姓中间的帝王,勤于政务之馀,还得勤于耕作。所以受到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以降的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永恆爱戴。

老庄和孔孟所在的"春秋时代"--我们眼下的独裁中国--早已分裂成为几十个国家。在几百年里,虽然相互吞併的战火不断,但国学界公认,这是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辉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异常活跃,言论异常自由,各类学术并驾齐驱,史称 "百家争鸣"。时至今日,曾经颠覆传统的共产党,竟反过来无耻地盗用"百家争鸣"时期的思想遗产,在世界各地举办孔子学院--他们难道不读古书吗?难道不知道孔子是鲁国人而非中国人吗?孔子在五十六岁那年,由于和最高统治者的政见冲突,有杀身之祸,不得不连夜出逃,而后流亡了十几个国家,直到七十岁,才被允许回归自己的乡土--既如此,孔子应该算历朝历代政治流亡者的精神源头,"孔子学院"也应该更名为"孔子流亡学院"才对。

类似的例子,还有"战国时代"最杰出的分裂主义诗人屈原,由于祖籍所在的楚国,被"一统天下"的强秦大举入侵,在国破家亡的前夕,就愤然投汨罗江自尽了。屈原遗下众多地域色彩强烈的爱国诗篇,被后世传诵,其实他心中不变的故国,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省洞庭湖一带,而不是通过血腥兼併、生灵涂炭,将许多地方、许多种族硬绑在一块的中央帝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因感念这位永不屈服的艺术家,民间社会将他的殉难日确定为端午节。每到这个"水上的节日",人们就划着龙舟,往返于波涛之间,投放巴楚风味的糯米粽子,请屈原的灵魂慢慢享用。

以国家统一为名,中国历史上的血案数不胜数。最为残暴的是秦始皇,一辈子东征西讨,鲸吞别国,把五湖四海划归自家的版图。据说当时的人口,在他手里锐减三分之二。秦始皇干了两件遗臭万年的坏事,整修长城和焚书坑儒。整修长城为的是断绝老百姓与外界的往来,把整个国家变成超级监狱,所以全国的男女老幼都逼迫投入这项劳命伤财的工程;焚书坑儒是为了断绝老百姓与传统的联係,秦始皇发布《招贤令》,将各地最具号召力的四百六十多名知识分子骗拢来,然后集体活埋掉,将流传了千百年的众多古代典籍,也统统放火烧掉--这在两千多年后,深得现代暴君毛泽东的激赏。他说: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我们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比秦始皇多得多。

毛泽东太谦虚了。据史料记载,共产党建国之初,为了像秦始皇那样,断绝老百姓与分裂传统的联系,竟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鼓吹消灭剥削阶级,枪毙了两百多万地主、乡绅和民间社团成员。他们是乡村的知识阶层,许多人已经表示臣服,但共产党怀疑他们"暗中捣乱",根深蔕固的旧脑袋不可能改造成与时俱进的新脑袋。

巩固国家的根本手段就是杀人,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心照不宣的。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全国饿死近四千万人,仅仅发端于毛泽东担心政权分裂,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折磨致死两百到四百万人,也是发端于毛泽东的同样担心。毛泽东随时都在提醒老百姓,致命的灾难莫过于"民族分裂,亡党亡国",如此,人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类似的提醒,也出现在列宁、斯大林、希特勒、齐奥塞斯库、金正日、萨达姆、卡札菲等暴君的论调中--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独裁统治的终极王牌,多少罪恶借此而公然大行其道。

1989年6月,共产党为了应对政权危机,竟动用二十多万武装军人,血洗北京城。当装甲战车开上街头,当密集的枪声透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世界,有位远在四川成都的老诗人,正蜷缩在古书堆里读《庄子》--眨眼间光阴流逝,我因为在大屠杀之夜朗读长诗《大屠杀》,入狱又出狱了;接着又与这位叫流沙河的老诗人相遇了--在我还未出生的1957年,流沙河也因为写诗,被毛泽东怀疑"影射共产党",而当作敌人抓进监狱。于是流沙河对我说,像你我这种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永远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接着,他复述了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写出的见证--有个假国被打败了,侵略者越过边境,攻占京城,杀人放火,大伙儿只得纷纷逃命。有个隐士叫林回,也夹杂在逃难的人流中。他的怀中揣着一块价值千金的玉璧。突然,路边的废墟内,传出弃婴的哀哭,吸引了大伙儿的目光。但是追兵越来越近,喊杀声如雷贯耳,大伙儿顾不上,都惊呼着跑啊跑啊。只有林回上前,弯下腰,想拾起婴儿。可怀里的玉璧太大太沉,他要拾起婴儿,就只能放下玉璧。林回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婴儿,令大伙儿感觉震惊,有人説你这傻瓜,怎么抛开千金而增添活生生的累赘?林回说这是天意。

真相的传承也是天意。国家的兴衰,疆土的分合,不过是历史书籍内的某些章节,而真相的传承却贯穿始终。这种源远流长的记载习惯,在河山破碎之际,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大开杀戒之际,如同老子和庄子笔下的婴儿,被丢弃于废墟,徒劳地哀哭着。需要"隐士林回"那样的传承者,放弃已经拥有或将要拥有的现实利益,去弯腰拾起它,带着它逃离追杀,并耐心喂养它,磨砺它,直到它有足够的脑力,追忆逝水年华,在黑暗中延续记载的习惯。

我也在延续记载的习惯。并通过汉语、德语和英语,向全人类公开了我的关于大屠杀受害者的记载,同时公开关于中国分裂的思考。再过若干年,我会到我钟爱的祖先们那儿去。所以我在这里,在无比辉煌的圣保罗教堂,在德国社会精英荟萃的时刻,提前向他们致敬。特别是这个行当最老的师父司马迁,为了从西汉盛世的歌舞升平中,拾起弃婴般脆弱的真相,竟被统治者割掉睾丸。他由此丧失身体的繁殖力,可灵魂的繁殖力却因奇耻大辱而茁壮。他写出的《史记》,还有另一本周文王在地牢里所着的《周易》,陪伴我逃出了独裁中国。

孩子和真相,在历史记载里水乳交融,一个王朝走到屠杀孩子、抹杀真相的地步,气数早该尽了。可是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从北京南巡到深圳,提出政局收紧市场放开的救党方略。我在《子弹鸦片》里写道--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天安门大屠杀而制裁中共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大屠杀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份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天安门流血,就没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被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説: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僱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替自己的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彷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

这个帝国的价值系统已经崩溃,维持它的仅剩下利益的勾结。可是这种利益的邪恶链条盘根错节,令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世界一时束手无策。

然而帝国分裂的内在命运,在二十三年前,它大开杀戒的那一夜,就已经注定。以九岁孩子吕鹏为首的《大屠杀死难者名单》,由于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坚持,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寓言,刻入全人类的史册。前不久去世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一再强调"无权者的权力",而在中国,当绝望的弱势群体无法以暴易暴,所剩下的权力就是私下口口相传--这也是古老的传统,秦始皇修筑长城,不顾老百姓死活,大伙儿拿他没办法,就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诅咒他--直到今天,万里长城还作为旅游景点存在着,可在民间寓言里,它早被一个痛失丈夫的小女子给哭垮掉。

孔子曾对着滔滔不绝的江水感叹--流逝的记忆竟是如此吗--接下来的两道死讯也是如此吗--2003年6月21日,成都市金堂县境内的三岁女孩李思怡,因无人照看,被饿死在自己家里,因为她的妈妈涉嫌吸毒,被警察给带走,羁押了十七天--2011年 10月13日,广东省佛山市境内的两岁女孩王悦,因过马路,横遭车祸。小女孩被撞倒在地,气息犹存,她的身体先后被两辆货车碾压。有目击者将手机拍下的视频放上网路,七分钟内,十八人路过,均视若无睹,见死不救。遍体鳞伤的小女孩,最后被一位捡破烂的阿姨抱起来,送医院抢救,终于夭折。

血已经变冷了,心已经变硬了。而在九岁男孩吕鹏遭遇屠宰之际,中国人的血还在沸腾中。

谁愿意做这样的、被刽子手的经济策略所洗脑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大伙儿都习惯说,我是四川人,我是陝西人,我是广东人,我是北京人。就像我住在柏林的时候,大伙儿习惯说,我是美国人,我是德国人,我是西藏人,我是罗马尼亚人。如果一个台湾人对我说,你们中国总是以大欺小,我就会说,你指的中国与我的四川没关系。

在出逃前夕,我曾和一个云南边民聊天,他说,我们云南,和你们四川不一样。我们出国,比你们出省更容易,眨巴几下眼睛,我们就到越南、老挝或者缅甸喝茶去啰。所以云南和越南、老挝或者缅甸,合并成一个国家,还要方便些,至少比千里迢迢去北京和上海方便。我说你这不是卖国论调吗?他说国家几斤几两重?能卖得动吗?

在古代,新疆、西藏、内蒙和台湾,都是异域。唐朝的文成公主嫁到吐蕃,跟民国的某个上海女人嫁到美国,同样引起善意的轰动。藏人为什么要频频自焚呢?如果他们是一个与四川和云南接壤的国家,不受到来自独裁北京的弹压,恐怕这个能歌善舞的高原种族永远想不到要惹火烧身。

这个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这个地球灾难的源头,这个无限扩张的垃圾场,必须分裂。

为了孩子不再死于无辜,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母亲不再无辜地失去孩子,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中国各地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沦为世界各地的累赘,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叶落归根,为了将来有人守护祖宗的墓园,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安宁,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下面我要唱曾经为1989年天安门惨案的遇难者和幸存者谱写的一首歌:

2012年7月-9月,于德国柏林

附 录

天安门母亲

孩子啊,

你在天堂还好吗?

母亲的心,

已在田野上开花。

枪声已远血已枯,

孩子啊,

你快从梦里回来吧。

孩子啊,

你在阴间还冷吗?

大雪纷飞,

染白母亲的头髮。

江水滔滔泪水尽,

孩子啊,

你在阴间孤独吗?

母亲啊,

你在窗前对谁说话?

长明的灯,

留给孩子取暖吧。

人世茫茫墓草青青

母亲啊,

你的呼喊有用吗?

与本文相关的注释

1,老子,又名李耳,字聃。大约生卒于公元前600 - 前500年,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人,做过周王朝图书馆馆长。主要着作为《道德经》,又名为《老子》。哲学家,道家创始人,其生平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2,孔子,名丘,字仲尼。生卒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思想家、教育家、出版家,儒家创始人。主要着述有《论语》和《春秋》,在晚年时,他倾力整理、注释前辈着作,向后世传承《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其生平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3,庄子,又名庄周,大约生卒于公元前369-前286年。战国时期宋国蒙县人,一生穷困潦倒,只做过漆园的管理员,主要着作为《庄子》,分内篇和外篇。哲学家,文学家,道家的主要传承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其生平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子列传第三》。

4,屈原,又名屈平,生卒于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贵族,官至左徒和三闾大夫,主要着作为《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怀沙》等。伟大的诗人,失败的政客。投江自尽前留下着名遗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其生平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5,司马迁,又名司马子长,生卒于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6年,西汉时期夏阳人,治史世家,主要着作为《史记》。最权威的编年史家,被尊称为太史公。因为公开为投降敌国的名将李陵辩护,而触怒皇帝,被当众阉割。但是他一意孤行,依然将李陵家族载入《史记》,成为旷古以来,为叛徒作传的第一人。其生平见晚年书信《报任安书》。

6,隐士林回的故事。见《庄子外篇,山木》。

7,焚书坑儒。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派兵挨家挨户搜查,将分裂时代留下的思想、文学、政治、命相、音乐类书籍,集中销毁,私藏者格杀勿论。接下来,就是活埋"传播异端邪说"的四百六十多名知识分子,以此震慑天下。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8,孟姜女哭长城。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民间寓言。她是秦始皇时期的农家女,新婚之夜,丈夫范杞良被抓去修筑万里长城。于是她不远万里,走了十年的路,为丈夫送去御寒的棉衣,可抵达了才晓得,丈夫已被活活累死。孟姜女不禁放声嚎啕,几天几夜,最终哭倒长城八百里,让丈夫的尸体从地下暴露出来。

—— 原载: 德国之声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October 14, 2012

廖亦武: 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纵览中国

201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十八大代表有多少外國籍 成美國人家長會?

 

距中共十八大召開還有不到一個月,權力爭奪進入刀光劍影的最後階段。十八大代表中有多少外國籍,成為時下各界關注焦點之一。大陸官方秘密調查數據顯示,逾九成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子女、孫子孫女和兄弟姊妹等直系親屬已移居海外。港媒引述美國政府的統計數據稱,中共部級以上的官員的兒子輩75%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達到91%或以上。

十八大代表有多少外國籍?

8月,中共喉舌新華社稱,中共十八大代表選舉完成,共產生2270名出席十八大的代表。

同時代表中已入外國籍的人,成為民眾調侃的熱點。網絡盛傳的已經不是中國國籍的代表有:鄧亞萍、楊瀾、殷秀梅等眾多名人。

十八大代表有多少擁有外國籍,是當前各界關注和熱議的焦點。中國的裸官有多少?民間稱,這恐怕是一個天文數字。

中國大陸官員家屬移民境外,被指是「裸官」。港媒曾引述消息來源披露,中共高層最近的一項內部秘密調查發現,逾九成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子女、孫子孫女和兄弟姊妹等直系親屬已移居海外。

官方內部權威機構統計數據是,截至今年3月底,第17屆中央委員會之中,204名中央委員中,187人有直系親屬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定居或已經加入所在國國籍,占91%;167名候補委員中,有142人親屬已移居海外,佔85%;127名中紀委委員中,有113人親屬已移居海外,佔89%。
報導還引述美國政府的統計數據稱,中共部級以上的官員(包含已退位)的兒子輩75%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達到91%或以上。不久前網絡盛傳美國總統要公佈中國官員180萬子女在美檔案。

美國媒體《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曾連續報導,中共高官紛紛把子女送往歐美名校就讀,或是移轉財產。

最近爆出的被稱為史上最昏裸官的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總經理助理的董躍進,挪用公款5.8億元,他的妻兒早已移居美國。

中國人民銀行去年6月公開的研究報告披露,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外逃官員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網絡上有調侃說:十八大是美國人家長會?也有說:中國現在已經被「八國聯軍」佔領了。

還有民眾說,媒體早就公開報導中共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外國國籍身份頗多,受制於眾多官大、權大的上位者,小民只能籠統說一說,沒人敢洩露「國家機密」,免得被跨省追捕或被請去吃牢飯。難怪中國人日子越來越難過,原來是被外國人代表了,當然不瞭解人民疾苦。

北京再立法拒入外國籍人做人大代表

9月26日上午,北京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召開第35次會議規定,出現喪失中國國籍、未經批准兩次不出席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被罷免等情況之一的,人大代表資格將終止。

其實中共全國人代和地方各級人代第四十九條第五款早就規定:喪失中國國籍的,其代表資格終止。北京再立法,為堵悠悠眾民之口,還是維穩之計,不得而知。

民眾:官員腐敗率99.99%

中共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一直是大陸媒體和民眾關注的熱點,十八大前,媒體再次熱炒「官員財產需要透明,建立反腐長效機制」等。

大紀元獲悉,中共高層擬在十八大繼續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改革,但困難重重,要分多年完成,目前做姿態的成分更大於實質內容。

廣為人知的是,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連續7年提交官員財產申報公開提案,否決率達99%。他已當選兩屆全國人大代表,今年他又一次提交要求官員財產公開提案,據說該提案一提出,全場立時鴉雀無聲,代表們在無聲中按下否決鈕,否決率竟達99.99%!由此民眾表示,可以得出結論:官員腐敗率已達99.99%!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說,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流於形式,公開制度無法推進,根本的原因是觸及了太多人的利益,也在現行的「官場生態」中顯得格格不入。這是這一制度遲遲無法推行的根本原因。

(責任編輯:姜斌)

十八大代表有多少外國籍 紀元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德媒:另一中国作家获奖 发言吓得中共打寒颤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天后,另一位中国作家廖亦武则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包括德国总统高克在内的多位德国政要和各界人士参加了10月14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的颁奖典礼。

周一,德国《世界报》网络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的文章。文章说,“在中国监狱中受到严重迫害的廖亦武越过绿色边界逃离中国。自2011年流亡柏林。现在他写了一本有关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书。”

《世界报》的文章写道:“他的名字在中国不愿被提及。但是他本人却提到许多人的名字以及对这些人犯下的罪行。他的书《子弹与鸦片》是墓志铭,证词,备忘录,同时也是对大屠杀的控诉。”

对六四的专题报导

在他的“为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这本书中,廖亦武描述了他在监狱中所遭受的严酷虐待。在他的新书《证人》中,他描述的是他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暴行。在这本书中,他成为六四民运的起源及后果的见证人。

世界报的文章接着写道:“这位作者愿意出来作证,因为他认为自己可以不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证明材料的收集人。他是被压制真相的揭露者,是他让真相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大使缺席颁奖典礼

10月14日,包括德国总统高克在内的多名德国政要和各界代表出席了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的隆重颁奖仪式,但是中国驻德大使则没有在颁奖仪式上露面。

《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大使当然不会前来参加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颁奖仪式。因为自从廖亦武写诗描述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来,他就被中国政府视为国家的敌人。廖亦武的书在中国被禁止,如今,就连提及他的名字在中国都是一个忌讳。”

“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廖亦武发表的演讲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南德意志报》的文章说:“获奖者的讲话可能会让中国国家安全局的监督人员和外交部的官员惊吓得打寒颤。仅凭他发言稿的题目“这个帝国必须分裂”就足以构成对中国当局的一个挑战。“《南德意志报》文学主编洛文贝格( Lovenbergs)说,廖亦武的书《为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描述了他在监狱中度过的4年铁窗生活。其震撼效果不亚于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schenizyn)的“古拉格群岛”。因此,他能够在柏林得到庇护,实在是幸运。

(责任编辑:郗古韵)

德媒:另一中国作家获奖 发言吓得中共打寒颤 - 纪元

2012年10月14日星期日

《今日点击》廖亦武: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更多视频:http://www.youtube.com/user/shitaotv
根据民间调查者丁子霖等人提供的证词,在整个天安门大屠杀中,吕鹏也是最小的。他的胸膛被洞穿,热血喷涌而出。他当场毙命。可他的死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点燃北京市区­千家万户的怒火。无数已经入睡的人,包括一些企图逃避政治的人,这时候都涌上街头,去设置路障,阻挡军车,向武装到牙齿的戒严部队投掷汽油瓶和石块。小小吕鹏,平躺在一辆­敞篷车顶,英雄一般,被示威者们簇拥着,在大街之间来来囘囘,无言地诉说着杀戮。那一夜,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素不相识的死孩子而泣不成声?有多少人转瞬就成为反政府的暴徒?

《今日点击》廖亦武: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YouTube

2012年10月6日星期六

中情局介入西藏叛乱始末

 组建“康巴游击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不久,解放军开进古老而神圣的拉萨,中国大陆的统一正式完成。
    然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触动了一些藏族部落首领和喇嘛的利益,这些人开始密谋武装叛乱。一些在藏区有势力的商人开始组建队伍,这支部队后来演变成“四水六岗卫教军”(即美国人所谓的“康巴游击队”),头领是一个51岁的西藏商人恩珠•贡布扎西。贡布扎西一直谋求“卫教军”的更大作为,而此举无疑必须得到外界的支持。为此,达赖喇嘛的大哥,流亡印度的嘉乐顿珠暗中接触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请求得到美国的援助。事实上,早在“十七条协议”签订时,中情局就找到嘉乐顿珠,并对其进行贿赂,签订了一个关于在西藏开展游击战和情报战的协定,并在大吉岭建立西藏间谍情报网。
    1957年,一个秋夜,寒气逼人,一轮皎月高挂西藏上空。两名结束了训练的叛乱分子在西藏上空跳伞,其中一名叫阿萨尔•诺布,他回忆说:“我们可以看到身下波光翻翻的雅鲁藏布江,没有一丝云彩,这是一个非常明亮的夜晚。”降落后,他们秘密与贡布扎西取得联系。这个高度机密的行动被称为“圣塞克思”。此次行动也标志着美帝国主义正式卷入西藏叛乱事件中。
    1958年夏,贡布扎西在藏南哲古宗建立“卫教军”新司令部,这里聚集着数千名叛乱分子。中情局也开始不断向“卫教军”提供一些老掉牙的武器。眼看自己培养的两名叛乱分子取得了反共的成绩,中情局大受鼓舞,于是又在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前驻地赫尔营建立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训练基地。叛乱者称这个训练营为“图姆拉营”,即花园营地的意思。
    1958年秋,在塞班岛受训的4名叛乱分子也被空投到了西藏。他们随身携带了单兵武器、无线电设备和扎在每个人左手手腕上的剧毒氰化物胶囊。有1个人着陆后被击毙,其余3人刚找到一股叛乱武装后就被解放军包围,2人被击毙,只剩下该小组头领旺堆嘉措最终进入西藏。
    在1958年剩下的日子里,美国人又先后向叛军进行了2次补给物资的空投。凭借美国提供的装备,叛军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制造拉萨叛乱

    1959年3月10日,藏历春节,拉萨并不太平,一场叛乱正在酝酿中。叛乱分子造谣说中央政府同十四世达赖存在分歧,正试图杀害达赖,于是他们以“保护达赖安全”为借口,包围达赖居住的布达拉宫。3月17日,叛乱分子将达赖护送出布达拉宫,通过“卫教军”控制区,在2名受过中情局培训的叛乱分子护送下逃到中印边境。3月19日,获悉达赖一行逃走消息的中央政府决定全面戒备。
    3月20日凌晨2时,拉萨市内的叛军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开始平叛。面对叛乱,当时以阿沛•阿旺晋美噶伦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始终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达赖则走上了流亡印度之路。3月29日,贡布扎西率领的“卫教军”在解放军打击下逃至山南地区隆子县,企图以印度为后盾进行长期叛乱。但解放军迅速平息了拉萨叛乱,挥师南下很快击溃山南叛军,叛军残余逃亡印度方向。达赖集团看到长期抵抗的企图化为泡影,于3月31日跑到印度提斯浦尔。在达赖逃到印度后,被秘密送往赫尔营训练的叛乱分子人数明显增加,最终共有259人在该营受训。
     1959年9月,结束赫尔营训练的18名叛军,被中情局空投到位于拉萨东北部300多公里处的查格拉本巴,他们的任务是招兵买马与解放军作对,最终这支部队的规模达到3.5万人,他们向美国人申请武器援助,之后中情局为他们进行了数次武器空投。一个月后,美国人再次进行了类似的空投。整整一个月后的第三次空投,有226个货盘,包括800支步枪、200箱弹药和20箱手榴弹。1960年1月6日,中情局再次空投650个货盘的武器、药品和食品。很显然,在达赖喇嘛从西藏出逃后,中情局在为叛军提供武器支援上已不再含糊其辞了。

                                轰炸查格拉本巴

    随着事态的发展,叛军位于查格拉本巴的喧嚣营地已成为棘手问题。由于人员众多,叛军已不能有效开展自己的行动,所以中情局努力在中间协调试图让他们分散成一个个小单位,这样不仅活动方便,而且也不容易成为解放军围剿的目标。尽管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危机,但解放军的反应更快。不到一个月这里就成为解放军的攻击目标。
    在解放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下,位于查格拉本巴和尼拉措更的叛军损失惨重,其中尼拉措更的4000多名叛军所剩无几,尽管他们拥有中情局紧急空投的430个货盘的武器和补给。最后,叛军残余用3万匹牲畜带着物资经渺无人烟的拉达克高原向克什米尔方向逃窜,很多人死于饥渴。
      1960年秋,赫尔营训练的一个7人小组伞降到藏东的芒康地区。他们由益西旺嘉领导,他是西藏当地土司的儿子。降落后,7名叛乱分子很快与益西旺嘉的父亲生前领导的叛军取得联系。在降落芒康当天,地上有一层薄薄的积雪,这被“藏独”分子视为胜利的预兆,但此次,老天似乎和他们开了个玩笑。在对当地叛乱分子进行武装后不久,这支部队就遭到了解放军的围剿。
    在中情局间接帮助下,西藏叛军困兽犹斗,但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像螳臂当车。此间,中情局共向西藏空投49名受过训练的叛乱分子,结果仅幸存12人,其中还有2人被解放军抓获,其余均被击毙。这些狂热的叛乱分子经常凭一时冲动行事,全然不顾中情局的建议,喜欢同大规模的解放军进行全线对抗。

                                   逃窜木斯塘

    在遭受沉重打击后,失去生存基础的“卫教军”不得不逃出中国。1960年夏,贡布扎西将基地转移到木斯塘,这是尼泊尔西部像楔子一样嵌入西藏境内月牙状的地方。在中情局的帮助下,分裂分子继续活动,以贡布扎西为首的顽固派先后聚集了2100名叛军,以300人为一组对西藏进行袭扰。
    那一年,美国U-2在苏联被击落,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取消了对西藏叛军的援助。失去支持的叛乱分子不得不独自苦挨了一个寒冬,一些人被饿死,还有许多人不得不用皮革来充饥。
    1961年秋,肯尼迪总统上台,肯尼迪政府重新支持叛军,中情局继续为木斯塘的4个叛军营地空投武器,同时又派来7名在赫尔营受训的西藏人,叛军的实力由此大增。
    之后,叛军游击队沿着新藏公路对解放军进行袭扰。1962年,一个由藏人组成的间谍小组甚至深入到中国领土纵深地带对军事设施进行拍照,并在地图上做出标识,标记可能的伞降区。同时,这些叛乱分子还帮助美国收集中国导弹及核武器项目的进展情况。

                                覆灭于廷克斯山口

    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子,中央政府为西藏人民修建了公路和机场,随着交通改善,中国边防部队也得以向西藏补充大量武器装备。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于叛乱分子来说日子越来越难过。已经知道木斯塘基地的印度和尼泊尔政府对于叛乱分子的渗透感到不安。中情局私下资助叛乱分子的行径也遭到美国国内各方人士的批评。肯尼迪政府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恩说,中情局的行动是“特别愚蠢的做法”。于是中情局开始限制叛乱分子对西藏的武力渗透,只让他们执行情报收集任务。这些叛军表面上答应,但直到60年代末他们的武力渗透从未停止。1965年5月,中情局在尼泊尔进行了最后一次空投。
    期间,叛乱分子也是麻烦连连。贡布扎西死在了手术台上,而继任者巴巴益西也被“卫教军”高层解除了职务。巴巴益西之后,还有一位木斯塘叛军领导人旺堆嘉措,而“卫教军”正是在他的任上走上了覆灭之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掀开新的篇章,这也给叛乱分子敲响了丧钟。不久,中情局接到了停止对木斯塘进行援助的命令。
    西藏叛军位于木斯塘的基地,苦苦挣扎到1974年。1974年7月,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尼泊尔派兵包围了木斯塘营地,但叛军首领拒绝投降。最后,达赖喇嘛看到挣扎无望,专门录制了一盘磁带在木斯塘营地播放,让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听到达赖喇嘛的声音后,许多叛军放下武器,还有一些跳河自尽,一名曾经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卫教军”官员当场割喉身亡。
    然而,木斯塘最后一任叛军司令旺堆嘉措没理会达赖的命令。率领一群精心挑选的手下准备拼死突围到印度。一个月后,这支叛军在延克斯山口遭到尼泊尔军队伏击,眼看横竖都是死,旺堆嘉措率领残部与尼泊尔军队展开决战,抛尸廷克斯山口。至此,这场在世界最高峰上进行的秘密战斗,以一场激战告终,作为美国政客手中一枚棋子的叛乱分子最终也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

2012年10月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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