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推廣同城公民圈子運動,以小博大,變革天命!

 

推廣同城公民圈子運動,以小博大,變革天命!
組建同城公民圈子,是較為低風險卻較高成效的公民運動,每個公民都可以嘗試在你所在的城市、鄉村開展、組建。
你可以低調秘密開展,也可以公開高調推廣。
⋯⋯ 同城公民圈子沒有領袖,大家都是公民,但或許我們也可簡單的將圈子成員分為“公民”與“活躍公民”。
凡是積極從事公民事業的公民就是活躍公民,活躍公民與領袖不同,一個圈子內的活躍公民沒有數量的上線,每個公民都能成為活躍公民。活躍公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公民圈子的發展與走向。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積極的去成為“活躍公民”。
同城公民圈子運動,是一場以小博大、以弱勝強、以柔制剛的全民都能參與進來的公民運動。
我們要以最小的代價及損失,盡可能的規避中共的各種封堵與鎮壓,在全國的每個城市、鄉村都集結到更多的公民力量,一起來推動社會的變革,一起來變革天命!
目前中共對同城公民圈子運動基本束手無策,大多數次的同城聚餐活動都能較為順利的開展,只有少部分的活躍公民被騷擾、被威脅、被跟踪、被限制人身自由、被毆打、被行政拘留。。。我們應該無懼中共的這些低級迫害手段,不斷的抗爭才能勝利。
很明顯,面對同城公民圈子運動,中共的爪牙不夠用,這是因為打壓同城公民圈子與截訪不同,截訪不需要什麼技術含量,也不需要國保的參與,而國保的數量是有限的。
只要我們能積極推廣、運用、討論、改進我們的抗爭策略,我們就能盡可能的減少因開展同城公民圈子運動而帶來的損失,降低被鎮壓、重判入獄的可能。
只要加入我們公民越來越多,我們的事業也就越安全,我們的活動空間就會越來越大,中共就會越發的被動。
我們早已忍無可忍,我們不能在等待下去,已經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了,退縮只有死亡和悔恨,反抗才有希望和明天。
去邀請每一個覺醒的百姓加入我們,使其成為公民,成為活躍公民、成為同城公民圈子的一員,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公民力量,變革天命!革命!

“本人郑重声明中共政府不代表我。”

2013年2月26日星期二

性感的酷的非暴力革命 | shabab5april

 

性感的酷的非暴力革命

创建于:2011-04-14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 (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 “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 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 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 (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希望米洛舍维奇滚蛋。但他们同时却认为米氏下台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至少是尝试起来太过危险的事情。塞尔维亚现存反对派绝不会从下述情形中得到激励:甚至反米洛舍维奇的政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政党领导者个人野心的工具。

  但是Otpor的创办人意识到年轻人将会参与政治 ——如果让他们有英雄般的感觉并品尝到酷的滋味,使他们成为大事件中的一员。那是一场后现代的革命。“我们的产品是生活方式,”马洛维奇向我解释道,“我们所推动的运动无关乎各类议题,而是关于我的认同。我们试图使政治变得性感、诱人。”传统政客将其工作视为做各类发言而追随者的工作则是聆听;Otpor 选择了集体领导,根本不进行公开发言。如果说该组织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获得过什么灵感,那么它也从可口可乐——以其简单、强有力的讯息以及强大的品牌 ——那里获得了线索。Otpor自身的logo是一个极有风格的握紧的拳头——以一种讽刺、嘲笑的方式借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象征。

  Otpor 避开了传统的游行、集会方面的反对战术——部分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该团体还没有能力动员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摒弃了政党的严肃性(gravity)及夸夸其谈,Otpor转而选择了电视秀那样的感性和直观,其领导人成长时期一直在看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节目(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其日常活动包括使政府看起来很愚蠢并赢得反对派媒体报道的街头戏剧以及恶作剧。风趣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一直都是各类活动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画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石油桶。Otpor就沿着热闹的大街滚这个石油桶,只要人民在桶的插槽插入一枚硬币就可以用球棒击打米氏的照片。这是 Otpor最喜爱的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让当局陷入两难的举动:这种作为使得米氏政权怎么做都会遭受谴责。如果政府让石油桶继续滚下去,它会看起来很虚弱。但是当警察介入,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Otpor成员逃走了,而反对派电视隔天就会展示警察“逮捕”一个石油桶并把它载到警车上的照片。举国上下皆在为这种恶作剧窃笑——并且都在支持Otpor。

  不是试图避免逮捕,相反Otpor决心主动招惹警方并利用这些恶作剧形成运动的优势。虽然警方会粗暴对待Otpor成员,但很少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许多被捕的成员甚至都不会被留置过夜。当任何Otpor成员遭到逮捕时,该组织都会派遣一个嘈杂的人群到警察局外面街道去等候。被捕者从警察局走出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大堆反对派媒体的记者以及一群欢呼他出狱的朋友。年轻人竞相攀比谁被逮捕的次数最多。如果身着Otpor拳头LOGO素雅的黑色T恤使你成了革命的内部人,那么遭到逮捕就使你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曾把自身看作是受害者的民众学会了把自身看作英雄。

  在建立两年之后,Otpor已经由11名成员变成了人数超过7万人的组织。克林顿行政当局驻巴尔干地区特使詹姆士·欧布莱恩(James O’Brien)说,“Otpor当初所作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象征性事情是,他们使塞尔维亚人相信公开宣称米氏政权并非不可战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是之故,许多塞尔维亚人都享有一种变革可能到来的感觉。”到米洛舍维奇2000年9月再次竞选南斯拉夫总统职位时,Otpor长期的抗议行动以及米洛舍维奇的镇压企图——已经削弱了总统的知名度并且有助于团结反对派,也给他们壮了胆。当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击败时,Otpor有纪律的非暴力活动的示范性及其组织起来的大量活动人士,在说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违背米洛舍维奇要求对抗议者射击的命令方面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2000年10月7号,四面楚歌的米洛舍维奇辞职了。

  之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来讲,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输出革命经验的问题。

  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数月内,Otpor的领导人开始接到其他国家民主活动人士的邀请,他们渴望复制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成功。Otpor的创始人之一斯洛博丹· 迪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开始前往白俄罗斯,与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秘密接触。然而,该运动很快被当局渗入,并最终失败。

  迪吉诺维奇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该国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名为Kmara!(意为“受够了!”)的运动组织。2002年,迪吉诺维奇以及Otpor 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在塞尔维亚拜访并款待Kmara!组织的学生。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官僚,1995年起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窃取了格鲁吉亚2003年11月的大选之后,Kmara!组织所领导的一次以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著称的运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此次革命中,前Otpor 活动人士投入几个月的时间为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意为“是时候了”)出谋划策。

  在 2003年前往非洲南部为津巴布韦人士提供培训途中,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决定成立CANVAS。当时波波维奇已是一名议会成员,但他于2004年辞去该职务,更乐于成为一名组织者和革命者。迪吉诺维奇则于2000年建立了塞尔维亚首家无线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并很快成为一名行业巨头。今天,迪吉诺维奇掌管着塞尔维亚最大的私人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并自掏腰包为CANVAS提供大约一半的运营资金,同时还承担着一半的非暴力训练课程班(raining workshops)的费用(CANVAS 有六名职员。教官们来自五个国家,均是成功民主运动的资深人士,他们签约成为领取酬劳者。CANVAS 参加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名为“人道行动”(Humanity in Action)的国际NGO组织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所出资开展的一些非暴力课程班。但CANVAS 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距离,部分源于Otpor的经历。与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所有派别类似,Otpor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却谎称没有。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当真相被揭穿时,许多成员感到被出卖而纷纷离开了Otpor)

  CANVAS 的大部分工作均与来自中度压制型国家的民主人士合作开展,这些国家占到世界上独裁国家的大多数。CANVAS的所有成功案例均是如此;这些塞尔维亚人帮助推翻了稳固性较低、容易推翻的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描述,谢瓦尔德纳泽治下的格鲁吉亚均非北朝鲜。因此,在去年,我决定对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与一群来自对他们所持观念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进行观察,这个国家便是缅甸。

  1962 年,奈温将军(Gen. Ne Win)所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终结了缅甸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实施统治的民主政府。政变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缅甸人可以合理期待形势改观的短暂时刻仅有那么几个。1988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但以军队对数千名抗议者的杀戮收场。两年后,缅甸举行了政变以来首次大选。但当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压倒性胜利时,当局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大众抗争直至2007年再次发生,当时政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取消了石油补贴,一些燃料价格上涨了500%。佛教僧侣们抗议物价飞涨,不料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在仰光,一位名叫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a)的僧侣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语音柔和的24岁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法衣,用这部分钱制作并复印了一份传单,邀请仰光寺院的僧侣上街游行。2007年9月19日,大约400名僧侣开始游行,学生也参与进来,此次游行即著名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以僧侣法衣上的一种颜色命名。

  如今流亡海外定居加利福尼亚的科维达告诉我,当时他从描述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中得到启发,该纪录片有缅甸语字幕,在国内秘密流传。他认为政府没有胆量向僧侣开枪。但他错了。几十个人被杀害,数千名僧侣和尼姑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超过60年有期徒刑。缅甸的反对派再次归于沉默;2010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国家仍换汤不换药。

  然而,仍有部分缅甸人愿意冒险追求真民主。去年,这部分人中的14名成员(大部分非常年轻)聚集于缅甸境外一家旅馆的会议室中,参加CANVAS组织的一期培训。这些人由缅甸一位资深反对派活动人士召集而来,该名人士要求对其仅以绰号K2相称。(一名记者兼摄影师的在场事先经过了谨慎磋商,以保护参加者的安全:我不能道出这些缅甸人的身份,或提及该培训的日期或地点。)

  这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在此之前CANVAS曾与缅甸流亡人士合作,但现在面对的是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担心这一事实:缅甸学生们彼此互不相识。不信任是致命的。波波维奇曾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群体进行培训,该群体既有反对派政党的年轻人,也有非政府团体成员。他们均反对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但相互之间也充满怨恨。“无休止的战争”,波波维奇这样描述道。在类似于缅甸这样的国家,人们对不相识的人充满恐惧。塞尔维亚人认为这是个麻烦。

  当然了,缅甸也非乌克兰。民主运动发育程度越低,前期准备所需时间也越长。塞尔维亚人认为,格鲁吉亚和越南活动人士的学习领会速度最快。而缅甸学员的反应更类似于其他来自极权国家的学员。“白俄罗斯,”迪吉诺维奇摇着头说,“那些白俄罗斯学员异常顽固,难以推动——他们极端消极。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火花。”然后是北朝鲜学员:“在首尔的一个大型旅馆中,他们大多是年轻学生,”波波维奇告诉我,“我们进行了两天培训,却无从得知他们究竟进展如何。人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坐着,如石碑一般。太糟糕了。”

  面对非洲、拉丁美洲及格鲁吉亚学员,CANVAS的教官们在培训中自由放松而充满活力——“塞尔维亚风格”,波波维奇这样称。而面对来自亚洲、中东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学员,教官们的培训则试图更为正式。虽然培训风格需要调整,但课程内容均相同。该课程针对最初的两场进行中的斗争而设计,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即发生于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有所不同。迪吉诺维奇说,中东学员有时认为非暴力战略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但 CANVAS在前苏联地区之外所取得的仅有的成功发生于黎巴嫩和马尔代夫,二者显然是穆斯林国家。

  当波波维奇问缅甸人“希望从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到什么”时,他们的答案集中于两个问题:动员民众和克服恐惧。“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一位高个男士说,“我们有‘无力’感。我们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一位年轻女士指出,缅甸政府将所有五人以上的集会视为非法。“非暴力斗争异常危险,”她说。

  缅甸正在展示CANVAS 在那些缺乏有效反对派历史的国家中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消极被动、宿命论以及公民的恐惧。CANVAS的最有用经验便是如何摧毁这些障碍。“每一期课程班都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迪吉诺维奇告诉那些缅甸学员。学员们的笑声紧张不安。但这些缅甸学员明白:任何人如果狂妄到在大街上推着画有缅甸统治者丹瑞(Than Shwe)头像的石油桶供仰光公民击打的话,他所冒的风险并非几小时的监禁,而是数十年监禁。塞尔维亚人对此可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可说的有许多。一些学员表示,非暴力在他们看来意味着消极被动——也许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失之天真。波波维奇以孙子(Sun Tzu)的话对非暴力进行描述:“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他告诉学员们。这是个新观点。他认为,非暴力道德与否无关紧要: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当然,暴力是每一位独裁者的看家本领。Otpor的创立者们也明白,藉由暴力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每一次民主斗争最终都需要争取中产阶级,并至少使安全部队保持中立。

  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另一个神话:即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发动大规模群众集会。两人警告说,游行和示威应当保留到最终赢得大多数群众支持之时。游行是危险的——如果参加人数稀少,运动的可信度就会丧失。并且游行期间,人们会遭受逮捕、殴打及枪击。当局将试图煽动暴力。一次糟糕的游行会毁掉整个运动。波波维奇认为:“在仰光举行任何集会都是愚蠢的,”人们对此均表示认同。

  但如果不搞游行,还有什么呢?塞尔维亚人向学员们展示了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的剪辑片段,该纪录片事关非暴力斗争:甘地领导的食盐游行(Salt March)、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bus boycott)。波波维奇指出了这些运动所涉及的计划,并让学员们列出他们所看到的斗争策略:发传单、举标语、静坐抗议、抵制、罢工纠察(picketing)、音乐。“南非和缅甸有一个相似点:缺乏自由媒体”,波波维奇说,“因此怎样传播消息呢?”

  “通过歌曲”,一位小胡子男士说。“通过祈祷和葬礼”,一位性格坚强的中年妇女说,她在学员中年龄最大,其他人喜欢叫她阿姨。波波维奇抓住机会发问:“那么,利用葬礼有何引人之处?”“这是人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场合,”一位年轻人说。

  “葬礼对你们的对手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波波维奇说。在津巴布韦,五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但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葬礼呢?只要与运动相关的任何人去世,他们都会聚集并吟唱——而警察不会介入!向葬礼发射催泪瓦斯的确是个问题。

  塞尔维亚人的下一个想法来自美国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该书最初于1993年在泰国出版,为缅甸异议人士而写)一书的作者,被称为非暴力领域的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 2000年春,波波维奇经由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引介而首次接触夏普的思想;赫尔维是前美军上校,1980年代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防务专员(defense attaché),之后从对武装斗争的迷恋中幡然醒悟。当Otpor成员们见到赫尔维时,这一运动组织已有20,000名活跃成员,并有着令人惊叹的声誉。但该团体遭遇了瓶颈——运动正在发展,而其领导人不明白如何将这种发展转变为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赫尔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转化。他对夏普的观点进行了阐明:统治政权的维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应是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服从。夏普解释说,政府犹如建筑,由支柱支撑。Otpor必须将米洛舍维奇的支柱推向反对派阵营。

  事实上,Otpor在争取米洛舍维奇的两个重要支柱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其一是老人:老年人向来是米洛舍维奇的基础性支撑,但当局对Otpor的16岁成员的持续逮捕——以及政府认为学生是恐怖分子的狂热指控——正在惹恼祖母们。另一根支柱是警察。一开始,Otpor便将警察当做未来的盟友(allies- in-waiting)。Otpor的成员们向警察局赠送饼干和鲜花(有时会附赠一个电视摄像机)。在对抗中,他们向警察欢呼而非嚎叫。

  塞尔维亚人将这种理念详述给缅甸学员,并增加了一个步骤:即权力图表(power graph),这是迪吉诺维奇的发明。他让学员们列出缅甸具有不同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然后制作每个群体对政权的历时性忠诚度图表。该想法意在搞清楚哪个群体已经动摇,以及缅甸最近的哪些历史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可以收集线索,以发现谁才是最有利的同盟军。

  学员们站在缅甸的警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群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最需要什么?所汇编出的清单从各个群体的自利角度而言是可预期的:学生需要私人学校,商人需要可信赖的银行系统,农民需要粮食补贴。令人感兴趣的是表中所未包含的东西。“民主在哪里?人权呢?”,波波维奇指着钉在墙上的清单说,“人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通常政客们才会将那些与民众不相关的东西挂在嘴上。还记得甘地的食盐游行吗?关键之处并非‘英国佬滚出去!’——没有那么正式,而是‘我们想要做盐’”。

  到了周三,塞尔维亚人十分担心。“他们彼此不信任对方,” 迪吉诺维奇在午餐时告诉我。缅甸人周二晚在K2的旅馆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通风会。他们相互自我介绍,并为团队制定了规则。他们在应对缅甸当局方面拟定了统一口径。之后,他们用吉他弹唱《风中之尘》(Dust in the Wind)等歌曲,直到凌晨3时才散去。

  第二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周三的课程是关于放弃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的集中战术,代之以低代价、低压力及低风险的分散策略。塞尔维亚人谈到了智利的cacerolazos[2]—— 或敲锅集会——这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邻居也是反对皮诺切特的。他们讲解了困境行动(dilemma actions)的概念,如Otpor使用石油桶的手段。“由小事做起,如果成功了,你就会有信心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波波维奇说。“你招集人员,培训他们,保持他们的活跃度。你出击,宣告胜利——或滚蛋。如果行动成功,人们就会来找你。通过参与小的成功,你会建立自信。非暴力斗争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缅甸人似乎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都将在某个特定时间在窗口点上蜡烛,”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无法逮捕10000人,但他们会选择一个可怜的家伙,逮捕他全家——甚至包括他的孩子。”

  波波维奇表示同意。“是的,即使这种策略风险较低,但只要它是政治性的,你们仍会有问题,”他说。“但如果所针对的问题是政府的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当缅甸学员们分成小组来发明自己的困境行动时,第一组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他们决定从处理垃圾问题入手,当时仰光政府已经停止了垃圾收集工作。成员们计划一开始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着手这一工作,提供手套和口罩,并试图招募其他人加入进来,然后他们会到市政府递交一份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问题。

  “好,很不错。你们正在发展平行的管理机构,“波波维奇说。这是波兰团结工会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策略:不要拆毁现存机构——而是建立你自己的平行机构。“2008年纳吉斯飓风灾难(Cyclone Nargis,缅甸因这场灾难丧生的人数超过138,000人)之后,在政府不作为时,你们不是自发参与了清理尸体运动吗?现在,如果市政府不理睬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会把垃圾扔在市长脚底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波波维奇笑了起来。“或者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办法——给垃圾拍照,然后拿照片给当局看,”他说。

  随后下一组来到了房间前,他们的成员面带微笑,很奇怪的脱掉了鞋子。他们的发言人,一位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女士,兴奋地扭动着身躯,提议开展一个“光脚运动”(Barefoot Campaign),来纪念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侣们——他们都不穿鞋。这个想法的起点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联系100名青年,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光着脚去公共场所。 “我们可以从寺庙开始,”粉红衬衫说——因为没有人会在寺庙里穿鞋子。而且,人们会走过涂有颜料的地面,她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是否成功——只要我们看到光着脚的人以及满地的脚印。”

  “可如果当局来逮捕你们,你们怎样应对?”那位阿姨问道。该小组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为了安全,大家可以在口袋里装一双破凉鞋,拿给警察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说。“或者你还可以说,我正准备去跑步呢。”

  高个男子制止了他们的兴奋,“如果当局看到你留下的脚印,他们就会知道并逮捕你。”

  “如果我们在晚上去,他们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娃娃脸男子说。“动手吧!”,他将拳头挥向空中,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是,这些脚印是一个问题——它确实会指引警方找到猎物。一位穿薄纱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士开口了。“这儿有很多流浪狗和流浪猫,”她说。“我们可以在它们的住处前倒上颜料,让它们也开展光脚行动。”猫、狗民主战士!其他人面面相觑,开始敬畏起自己的卓越才智,随即掌声在四处轰然响起。

  临近周末,学员们观看了缅甸起义(Burma VJ)——2008年由丹麦导演安德斯·奥斯特加德(Anders Ostergaard)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缅甸秘密视频记者的故事,他们拍摄的影片被偷运出境,这些影片往往是外界获知缅甸当前情形的唯一途径。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袈裟革命期间,它在缅甸是珍贵的违禁品,大多数与会者之前曾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是一份希望和勇气的证明,它记录了许多缅甸人视作自己人生高点的数星期的过往。不过在经过CANVAS一周的培训后,缅甸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部纪录片。

  电影结束后,迪吉诺维奇来到房间前。“现在你们是怎么想的?”他问。娃娃脸男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组织!”他说。突然,袈裟革命看起来截然不同了。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们又过于仓促、愚蠢和不负责任。“人们出于冲动走上街头,去要求一些无法实现的东西,” 迪吉诺维奇告诉他们,这或许不够温柔,因为他推倒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建议是,”他缓缓地说,“你们所要考虑的非暴力抗争,应该与你们在这部影片中所看到完全不同。”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干了吧,”他说。

  CANVAS曾与来自50个国家的活动家共事。但它并没有导向50场革命。

  最直接的理由是,受过他们培训的人往往不是运动的负责者。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异议人士,选择了效仿Otpor的做法。相比之下,在伊朗,虽然受过CANVAS培训的小团体进行了一些成功的行动,但绿色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Otpor组织的战术。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背景方面的问题。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是无法产生那种迫切需要的强大民主运动的。对缅甸人的课程班结束后,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很满意:学生理解了课程内容。但他们能用这些做到什么尚不清楚。在课程班的最后一天,我问“光脚运动”组的成员是否会尝试在缅甸实施这一计划。“这个策略很美妙,有价值且新颖,”他们说——但更适用于其他人。“我不确定它是否对我有用,”粉红衬衫说。

  塞尔维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压制程度并非决定性因素。波波维奇告诉缅甸学员,比政府的残暴远为重要的是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坚定程度;一个组织严密、坚定的民主运动,能够逐步赢得足够的自由空间。“政治空间从未来自施舍,而往往靠征服而来,“他说。2000年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相比1991年要较为容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已赢得当局的重要让步。 “塞尔维亚建立了那些优势,”他说。例如,它迫使米洛舍维奇尊重1996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使得市电视台落入反对派手中。但这能否适用于缅甸?在缅甸争取政治空间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无人能保证这个国家会迈向正确的方向。

  然而,缅甸是个极端现象。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更类似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或穆巴拉克的埃及——这些威权政府允许一些反对派媒体以及政治活动的存在。举凡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都遵循了这一模式。此外,尽管塞尔维亚人不能用手提箱输入革命,但他们的策略可以大大增加这种机会——即当独裁政权处于动荡时,反对派能够利用这种动荡。

  埃及的例子说明了该如何去做。早在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四六运动”就知道了Otpor这个组织,并使用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阿德尔所受的培训与缅甸人完全相同。去年四月,塞尔维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某次埃及抗议的照片,示威者挥舞着“四六运动”的旗帜,上面绘有大众熟悉的拳头标志。标题赫然写着,“Otpor的拳头挥向穆巴拉克?”随着上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将自己的孩子放到埃及军队坦克上的照片流传到世界各地,波波维奇回顾了阿德尔的力量分析图,军队在图表上显得特别突出;他已经意识到,军队的地位至关重要,必须拔掉这一支柱。

  塞尔维亚人之后再未见过阿德尔,但年轻的埃及学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电邮联系,偶尔还会指出 CANVAS提供的阿拉伯语材料的翻译错误。阿德尔带回了许多附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录像带,并继续下载各种书籍。他在埃及组织了迷你版的CANVAS课程班,宣讲团结、非暴力行动的纪律以及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并保持了成员的参与。

  在 1月2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一本名为《如何聪明地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小册子——匿名人士编写,但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四六运动组织——开始在开罗流传起来。它为抗议设置了目标: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抗议者互相保护。它教导人们要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并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籍此劝服他们改变立场。它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示威者应该穿什么以及携带什么来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它建议人们携带这样的标语:“警察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当局。”

  这些抗议是一个团结、宽容和非暴力原则的典型模式。各种不同群体没有使用自己的旗帜和标志,只挥舞着埃及国旗,并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示威者们打扫干净广场,并保护商店、抓住抢劫者使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们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来保护穆斯林,而当基督徒们庆祝弥撒时,穆斯林们又来保护他们。他们一起拥抱士兵,手拿玫瑰迎向警察。他们戴着滑稽的帽子唱歌。这些无疑都是埃及式的,但它同时也是CANVAS教材上的内容。

  CANVAS 曾与来自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异议人士开展合作;该地区有着CANVAS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即黎巴嫩,同时也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一,即伊朗。波波维奇想知道即便伊朗再次出现抗议,结果会否有所不同:如果“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不是围绕选举舞弊来组织,而是代之以发起一次食盐游行,将关注点放在失业、低收入以及腐败上,结果将会怎样?伊朗很像突尼斯和埃及:有许多年轻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还有一个腐败的、依靠人们的恐惧来维系统治的威权政府。“依靠恐惧统治了数十年的政府开始变得极度僵化,”波波维奇说。“这类政权赖以为生的支柱是恐惧。一旦恐惧因素消失,人们不再畏惧警察并和军人拥抱在一起,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胡斯尼·穆巴拉克无疑会沮丧地看到同样的事情。

  在缅甸,很难想象该如何做才能击败恐惧——什么可以将消极的受害者转变为勇敢的英雄——除非像粉红衬衫那样自己去做。但是,在中东,恐惧情绪已被消除,而且英雄主义正在蔓延到许多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但为了推翻整个地区的独裁者,示威者必须从埃及学到更多 ——不仅仅是勇气。

  ——————————————————————————–

  [1]克劳塞维兹是德国军事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是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译注

  [2]人们敲锅敲碗表示抗议的集会形式。——译注


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
“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
若不加以阻止,
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
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
若不加以阻止,
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埃德蒙·柏克说:
“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
是善良者的沉默。”

※ 来源: http://www.JiaoYou8.com(JiaoYou8.com)

性感的酷的非暴力革命 | shabab5april

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

商業周刊--利比亞的”茉莉花革命”是怎麼發生的

 

「昨日之敵是今日之友......這是一場真實的戰爭,這些兄弟現在自由的了。」這是2010年3月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之子--薩伊夫說的話。他所指的是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三次行刺其父,也是現任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的利比亞伊斯蘭戰鬥組織(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領導人。

像我這樣的以阿拉伯世界獨裁體制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學者,對薩伊夫態度的大轉折並不驚異。阿拉伯獨裁體制,並沒有自我改革的能力,倒是對如何延續獨裁駕輕就熟。

設置多頭安全部門、大規模迫害反對派(既有真實的,也有人們杜撰的)、濫刑、長期審查和壓迫,這些都是格達費、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突尼西亞前總統賓阿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以及其他阿拉伯專制元首所慣用的伎倆。

但除了在利比亞國內侵害人權之外,格達費還炮製了一系列海外恐怖事件,這讓他成了國際社會唾棄的對象。石油收入和近幾年擺出的鴿派姿態讓格達費又苟延殘喘了幾年。

利比亞開展了兩大公共項目,明日利比亞(Libya Tomorrow)和格達費發展基金會(al-Qaddafi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不過,這兩個專案的背後都有利比亞軍事情報局(Libyan Military Intelligence)的身影,隨時監控活動的大方向。

薩伊夫的「改革」還包括釋放一批政治犯,特別是已宣佈效忠格達費的利比亞伊斯蘭戰鬥組織成員。但確實的增進政府透明度和義務的舉動,比如公開石油財富和國家支出數字,以及對反人權罪行展開認真調查等。

這些「改革」純屬文過飾非,受到了格達費體制內部其他派系的挑戰,其中以薩伊夫的兄弟穆塔希姆(Mutassim)、薩阿迪(al-Sa’adi)和哈米斯(Khamis)所領導的派系最為引人矚目。兄弟相爭的幕後推手是安全機構:安全內衛部隊(Internal Security Forces)、革命委員會(Revolutionary Committees)以及牽涉不深的利比亞安全局(Jamahiriya Security Apparatus,對外情報機構)。

2010年3月,我到的黎波里(利比亞首都)出席一個「民族和解」會議,薩伊夫當面和安全官員衝突,著實令我吃驚。安全內衛部隊的頭目哈立德上校(Colonel al-Tuhami Khaled,此人現為利比亞反人權案的另一位主要嫌犯),拒絕將薩伊夫的改革稱為「和解」。他說,這是「異端的懺悔」。

從最近此起彼伏的起義潮看來,阿拉伯世界先前出現的所謂「改革」,努力似乎僅僅是為了延長專制獨裁、躲避非法濫用權力的懲罰。阿拉伯國家的改革「爭論」,實際上是安全和軍事部門各派系關於維持現狀方式的鬥爭。

而阿拉伯人民當然早已明白統治者絕無改革之意。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大批阿拉伯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欲推翻現行體制,投入自由的發展中世界的懷抱。阿拉伯人民正在創造著歷史,用幾十年來暴力鎮壓受害者的鮮血、汗水和眼淚創造著歷史。

曾經有記者問我如果再次見到薩伊夫會對他說些什麼。我的回答是:「我希望在國際刑事法庭上見到你和穆巴拉克。」在阿拉伯,許多和我同齡的人,都會像我這麼說吧。

本文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刊登

作者簡介_阿紹爾 

奧馬爾•阿紹爾是艾克賽特大學中東政治講師、艾克賽特大學阿拉伯和伊斯蘭研究所中東研究專業研究生專案主管,著有《聖戰者的去極端化:改變伊斯蘭武裝運動》。

商業周刊-專欄部落格-大師開講-利比亞的”茉莉花革命”是怎麼發生的 (1/2)

2013年2月24日星期日

路透社 革命内幕:2011年的解放广场


核心提示:“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原文:INSIDE A REVOLUTION:TAHRIR SQUARE, 2011
作者:Marwa Awad、Hugo Dixon
来源:路透社特别报道
发表:2011年4月13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2011_tahrir_square.png?w=452&h=391
在2011年2月推翻埃及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缺乏暴力是抗议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这并非意外。

2005年初,在一次网上闲逛的时候,开罗的计算机工程师萨阿德・巴哈尔(Saad Bahaar)遇到了三位倡导使用非暴力技术来推翻强人胡思尼・穆巴拉克的埃及侨民。时年32岁的巴哈尔对政治以及埃及将会如何改变很有兴趣,他深深地迷上了非暴力抗争的理念。他开始和那三个人联系,也点燃了在六年后给解放广场带来自由其中一条的导火索。

他接触的那三个人——内科医生希沙尔・摩西(Hisham Morsy),专业的土木工程师瓦埃尔・阿德尔(Wael Adel)及其表兄弟药剂师艾哈迈德(Ahmed)——都因为伦敦的工作离开了埃及。

通过非暴力抗议,塞尔维亚的Otpor(反抗!)在2000年打倒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受Otpor这种做法的启发,此三人团体开始研究先前的抗争。最受他们喜爱的其中一位思想家就是波士顿的吉恩・夏普,而夏普则深受圣雄甘地的影响。这三个人在2004年创建了一个网页,用阿拉伯语来宣传公民不服从理念。

起初,三位年轻人进行的是纯理论性的活动。但是在2005年11月,瓦埃尔・阿德尔来到开罗,开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公民不服从培训会。在他的听众中,有三十名来自反穆巴拉克的抗议组织Kefaya(阿语的意思“够了”)的成员。Kefaya在2005年穆巴拉克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自己的声望。在它组织的抗议活动中,抗议人群受到了打手的攻击,有些女性成员被剥光了衣服。在一次授课后,巴哈尔加入了阿德尔的组织,也开启了他作为非暴力行动主义地下教官的序幕。

阿德尔教导活动人士如何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中运作。这么做的话,即使他们的领袖被逮捕了,安全部门也很难消灭他们。在面对警察暴力的时候,如何使非暴力行动保持有纪律的状态,以及如何赢得旁观者等方面,他们也得到了的一些指导。

“一旦意识到安全部队没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第三方,即那些坐在栏杆上的旁观者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动。”巴哈尔在接受路透社的系列访问的其中一次这样说道。“安全部队会对你进行骚扰、挑衅,让你作出的暴力回应,这样他们就能够给自己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实行的镇压找到理由。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圈套。”

这个培训过程需要时间。3月,正如瓦埃尔・阿德尔在开罗一家破败的咖啡馆接受采访时提到的那样,还未强大到可以与独裁者一较长短之前的非暴力战士们需要一个“试错”过程。

比如,Kefaya过去的确曾开展过几次运动——包括在2006年的一次要求司法独立的运动。但是它们都没能激发起大规模的抗议,也没有把抗议扩展到中产精英之外。在组织内部,年轻的活动人士和年长的政客之间也有分歧。到2007年,整个组织已经失去了运动动能,很多人都选择了退出。

变革学会

2011_tahrir_square_1.png?w=239&h=232与此同时,思想家三人组也发展成了一个总部设在伦敦(最终搬到了卡塔尔),名为变革学会(Academy of Change)的组织。变革学会成了埃及活动人士了解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窗口。为了传播新的抗争方法,学会在2007年出版了关注阿拉伯世界的非暴力行动主义的书:《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第三条道路:非暴力战争》(Nonviolent War the 3rd Choice)和《变革学会 思想地震》(“AOC MindQuake)。

 一年后,学会又出版了《防止恐惧之盾》(Shields to Protect Against Fear),这本手册介绍了在抗议活动中,人们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安全部队攻击的技术。“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阿德尔说。“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变革学会拥护的理念传遍了埃及。要求变革的呼声也传到了工业地区,而那里有大批受到低工资和恶劣工作环境之苦的工人。不断增加的经济困难鼓动了马哈拉(Mahalla El Kobra)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马哈拉拥有全国最大的纺织工厂。工人们一直和Kefaya,还有其它的劳工活动人士保持联系。一场持续的大规模动员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2006年的12月,超过20000名纺织工人为没有支付给他们的奖金,在马哈拉发动了一次为期6天的罢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和平但顽强的抗议者让习惯于打击无组织人群的警察部队不知所措。最终,为避免停产带来的损失,政府作出了让步。

但是随后就出现了挫折。2008年4月,马哈拉的工人为提高工资再次罢工。由Kefaya的前活动人士组织的支持马哈拉罢工的在线号召活动虎头蛇尾。同时,在马哈拉的抗议也转向了暴力。活动人士们声称是便衣警察毁坏了公共财产和警察财物,接着又怪罪到抗议者头上。警察同马哈拉市民之间的流血冲突持续了三天。警察在抗议者周围开枪,投掷催泪瓦斯,暴怒的市民则向警察扔石头。在整个冲突中,至少有三人被杀,数百人受伤,二十多人遭到逮捕。

运动需要更严明的纪律。巴哈尔开始加大他的努力。他来到远离首都的不同地方,向草根民众宣传和平的公民不服从意识。

同时,前Kefaya的活动人士创建了4月6日脸书群组,使用互联网来聚集支持者。这个组织使用Otpor的紧握的拳头作为自己的标识,其其中一些成员前往塞尔维亚接受公民不服从培训。

2011_tahrir_square_2.png?w=410&h=273脸书活动人士

2010年2月。穆罕默德・巴拉迪回到了开罗。这位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获得者激励了埃及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相信变革是可能的。其中有几个人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支持巴拉迪担任下一任埃及总统的主页。但是,鉴于穆巴拉克的压制性政权,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他们向变革学会求助。

变革学会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在线训练手册,这些脸书活动人士尝试了一段时间。尽管都是网络高手,但他们很多人都觉得完全依赖网络训练太理论化了。难道变革学会就不能给他们一些实际的训练吗?

这时巴哈尔出手了。

所有加入那个脸书页面的人被分成100个小组。在埃及不同的地方,巴哈尔使用Powerpoint演示,以及其它工具培训了其中八个小组。PPT主要介绍如何在抗议行动中将自己的力量最大化。巴哈尔解释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围绕家庭则是一个更大的社群。如果一名抗议者遭到警察的逮捕或者殴打,他/她的家庭也许就会变得激进。同样,如果一名警察从事了残忍行为,那么他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也许都不会支持他。通过维持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政权的力量可被逐步地削弱。

巴哈尔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捕?他说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在地下工作,但是他认为安全部门没有把他的非暴力方法当作威胁也是一个原因。

其他人则没有他这么幸运。2010年6月,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28岁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被警察打死。萨伊德的家人说,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展示了警官们在分享一次毒品搜查行动的战利品的视频。萨伊德的尸体面目全非,警察的暴行激发了进一步的抗议——特别是由谷歌中东及北非地区行销主管Wael Ghonim和地下活动家Abdel Rahman Mansour创建的反酷刑脸书主页“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We are Khaled Said”)。

这个页面是传播诸如“快闪”沉默抗议等非暴力战略的枢纽。所谓快闪,是指大量的人在一个公共场合突然聚集,并集体在短时间内做一些不寻常的举动,然后迅速分散。全国范围内的“快闪”行动指导被发布在页面上。参与者被告知穿上黑色衣服,以小组的规模来到到特殊的地点,以规避大规模公众集会的禁令。他们沿着主干道站成一排,背对街道。一段时间后,他们列队离开。

跟巴拉迪青年运动进行合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组织者的Ahmed Saleh说,“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吸引了无数有意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并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页面的注意力集中在侵犯人权上,而这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问题。页面定下渐进的,容易操作的任务。人们因此感觉很安全,也就加入了进来。

跟2006年的马哈拉罢工一样,快闪也是一种安全部队不熟悉的抗议形式。快闪活动的骨干受过组织,来自民间,并散布在埃及全国,看起来好像没人领导。警察不知道如何应对。活动的参与者在线上由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的创建者进行非暴力技术培训,在线下则由巴哈尔进行相关培训。

自由广场2011_tahrir_square_3.png?w=391&h=228

2010年年底,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决定组织一场更有野心的行动——一场全国范围的,要求解散议会,解散国家安全局(它被埃及人视做该国最主要的酷刑执行者),并要求内政部长辞职的大游行。

行动的时间选在1月25日——埃及的全国警察日。在1月17日被征召入伍的Mansour发起了12月28日全国大游行的号召。抗议者被要求前往开罗的解放广场和全国各地的公共场合。但是主页并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随着总统本・阿里的流亡,突尼斯革命在1月14日的达到了高潮,而正是它的成功把埃及的抗议转变成了一场起义。

抗议吸引了所有年龄段,来自所有背景的人民。晚上8点,解放广场里集体响起一句受到突尼斯鼓舞而来口号:“人民要求政权下台。”在那时,很多人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非暴力不服从的战术。“你不用训练每一个抗议者,只有一小部分活动人士和他们地方上的人们保持紧密的联系。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像病毒一样在传播,”巴哈尔这样说道。

抗议者去和被派去封锁广场的防暴警察交谈,目的很简单:赢得穿制服者的支持。妇女们向饥肠辘辘的义务兵和军官赠送食物和饼干。

一旦被驱散,年轻人会很快地重新集合起来。一些人爬上安全部队的运兵车,拉下那些在抛射催泪瓦斯和操作高压水枪的警官。人群因此下定决心要安全部队往后推,以获得更多的空地。当需要号召人群,加强防守的时候,广场上自然地发展出了一种哨声和有节奏地石头敲击广场金属栏杆的通信模式。当人们成功地把安全部队推后的时候,他们也会吹响哨子发出信号。

受到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的鼓励,哈立德・萨伊德主页第二次在线发布了1月28日,周五的行动号召,并把行动定名为(推翻政权的)“革命”。

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和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年轻成员组成了抗议群众中关键性的前线力量。他们冲破警戒线,随后便面临穆巴拉克支持者的攻击。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它的成员习惯于在一个有纪律的队伍里工作。在把活动人士组织成安全小队来守卫解放广场的多个出口的工作上,来自兄弟会的年轻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对进入广场的人搜身,以发现武器和其它可以被用来制作可以莫洛托夫燃烧瓶的材料。他们不想渗透者或支持者使用暴力。

为了让示威者坚持非暴力抵抗,变革学会在网上发布了一部8分钟长的电影。电影涵盖了它2008年发布的那本手册的内容。这部影片向人们介绍,如何利用塑料板或厚纸板做成临时的保护物来保护自己的胸部和背部,以及用浸过醋,柠檬水或洋葱水的手帕盖住脸以减轻对催泪瓦斯的反应的技巧。

大部分情况下,广场上的人都很开心。他们也为自己占领了广场而骄傲。音乐声响了起来。志愿者和抗议者们清扫了垃圾,建立了户外厕所。

“非暴力行动不只包括非暴力,也包括快乐和幸福,”阿德尔说。“这里节日一样的气氛,是我们能吸引到埃及少见的大规模人群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感觉没有危险,所以就出来了。他们在解放广场看到了埃及的将来,他们也想成为新埃及的一部分。”

但是整个抗议并非一个完全和平的过程。尤其是在2月2日,一群被怀疑是穆巴拉克的心腹组织的打手,骑着马和骆驼穿过广场,用棍子和鞭子攻击抗议者,抗议者也发起了反攻,他们向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扔石头,不让他们进入广场。双方进行了一场混战。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骆驼之战”。但是大规模的暴乱并未发生,秩序又回到了广场上。

阿德尔说,“非暴力起义成功的关键是它不断改变、不断纠错的能力。如果发生了暴力行为或冲突,要迅速解决好,同时也要找到避免再次发生的办法。”受过训练的骨干高喊着“和平,和平!”来压制他们头脑发热的同仁。很快,一直都没有参与冲突的军队宣布,它不会向没有武装的平民开枪。

9天后,穆巴拉克下台。

(编辑:Simon Robinson and Sara Ledwith)

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

非暴力力量的动态:埃及,突尼斯和其它国家


核心提示: 的确为反对派所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自身的技巧和能动性—— 运动的最终结果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能动性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进行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战术排序, 选择特定、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的沟通以及打造联盟。通过了解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忠诚,非暴力运动可以建构运动知识和运动经验。
非暴力力量的动态:,突尼斯和其它国家
作者:Carrie O’Neil
出处: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2011420日举行的Brown Bag午餐演讲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使以平民为基础的非暴力运动变得有效的因素有哪些?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平民起义会继续传遍整个中东地区吗?420日,在谈判研究中心资助的一次说明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的资深顾问Hardy Merriman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运作之道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2010年底到2011年年初突尼斯的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这种方法为何及如何能够起到作用,汉娜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宣告革命到来的权力戏剧性的突然崩溃在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所作的服从,只不过是支持和同意的外在表现而已。” 非暴力运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发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支持和同意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性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影响力。当普通人在重点事项上系统地寻找办法,以广泛的公民不服从集中自己的优势攻击政权的弱点,那么他们就可以移转社会上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同意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与此同时也会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抗争。比如,1955-56年在美国发生的蒙哥马利公车杯葛运动对民权运动在其他城市继续开展提供了一次关键的心理胜利。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不能结束抗争,甚至因为它巨大的花费反而会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随着政权的支持支柱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政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比如那些在经济上从政权获益的人与那些与政权的各种政治制度绑在的人——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分离,因为它们之间的熔点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阶军官同从现状中获益良多的高阶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Merriman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威权统治者统治的可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他们会同威权统治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威权统治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关头,威权统治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以及威权统治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威权统治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种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生性的结构因素是抗议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中政治空间的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志,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一国文化的特点及其地缘政治环境。

Merriman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的确为反对派所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自身的技巧和能动性——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能动性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进行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战术排序,选择特定、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的沟通以及打造联盟。通过了解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忠诚,非暴力运动可以建构运动知识和运动经验。

Merriman在演讲中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最早建构的三条战略原则:统一,规划和非暴力的纪律。这些原则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标。他提到,如果你想快速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那么你应该问自己,这场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规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统一有三要素:

目标的统一: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组织的统一: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地方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抗议民众的统一: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话语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他们动员不同社会背景参与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透过借鉴共享的象征、民族主义、文化,打造出一种集体认同。组织者们也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比如通过这样的口号: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他们还打造了统一的埃及认同,并且吸纳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在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就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运动通过宣称我们都是埃及运用修辞手法夺回了埃及认同的界定权。

另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所在国家过往的非暴力行动史。过往的非暴力行动有助于在一个社会中产生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Merriman相信,过往的非暴力动员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这次运动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2004-05年在埃及的 Kefaya够了)运动有助于转变整个国家对政权进行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2008年的四六运动在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之间建立了连带关系。这些抗议运动以及其它过往的非暴力动员行动都对2011125日成功起义起到了铺垫作用。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为起义进行了周密的规划。比如,抗议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未经披露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26页的小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抗议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应付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示威在数周后就瓦解了。所以埃及抗议运动的领导层错开动员,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在抗议期间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为抗议民众进行组织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并把抗议参与者内部的自组织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少暴力。

Merriman强调,这场运动打造非暴力行动的组织文化的能力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反制抗议者暴力的行动——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Hardy Merriman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CNC)的资深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吉恩夏普所著《发动非暴力斗争:20世纪的实践和21世纪的发展》(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th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t Century Potential)2005年;Maria Stephan所编《平民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治理》(Civilian Jihad: Nonviolent Struggle, Democrat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2010年);和《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CANVAS Core Curriculum: A Guide to Effective Nonviolent Struggle)2007年。Hardy Merriman也是Meta-Activism Project的顾问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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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

路透社 非暴力抗议和“政治柔术”


核心提示:埃及的抗议者受到了美国学者基恩・夏普的影响。其要点包括:非暴力抗议是一种"政治柔术";不要开始一场你无法收场的斗争。

原文:INTERVIEW-Non-violent protest and "political jujitsu"
作者:雨果・迪克逊
发表:2011年6月1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是《埃及的和平革命》的一部分。全文PDF版本在这里:http://link.reuters.com/jud98r

伦敦,4月13日(路透社)―― 美国学者基恩・夏普关于如何使用非暴力手段推翻独裁的著作,经常被认为对领导推翻胡思尼・穆巴拉克运动的埃及活动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年83岁的夏普从未同起义成功背后的那些人见过面,也没有对他们发表过讲话。但是他对发生在埃及和其它中东地区的事件有非常强烈的看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运动的准备和纪律的重要性的强调。我与位于波士顿的夏普进行了一小时电话访谈,他说,埃及的抗议者们进行了充分准备,而利比亚的抗议者们则没有。夏普在波士顿管理着一家非营利组织:爱因斯坦研究所,这家研究所旨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推动非暴力行动的研究和使用。

纪律意味着即使在面对残暴和挑衅的时候也要保持非暴力的形式。"有时候,人们使用非暴力的手段,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个方法,"夏普说。他写了许多关于非暴力斗争史的书,其中有两本是关于圣雄甘地的。"他们觉得,如果自己克制使用暴力,他们的对手也会这么做。"

但事实恰恰相反,夏普说。一个政权越专制,它诉诸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部分原因是暴力存在于专制的基因里;但是也因为政权故意用暴力来挑起事端,它知道这样的情况会巩固自己的力量基础。

另 一方面,如果抗议者能够维持运动的非暴力和纪律,政权的残暴将会伤害它自己。夏普把这个称作"政治柔术"。大屠杀会让独裁政权失去所有人的支持,除了那些政权最死硬的拥护者。士兵和警察会发现,自己很难对和平示威的人群进行扫杀。当军队说它不会对解放广场的人群开枪的时候,埃及的革命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夏普说,在那些看似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政治柔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二战时挪威,当维德控 吉斯林的傀儡政权把那些拒绝教授宣扬纳粹理论的教师送进集中营的时候,更多的抗议爆发了。最终,教师们获得了释放。

在非暴力斗争中,最严重的错误是运动自身选择诉诸暴力。这事关效果,无关道德。他说,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05年反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起义。当数百人在前往冬宫的和平游行的路上遭到杀害和杀伤的时候,士兵们再也没有杀戮的愿望,军队也处在哗变的边缘。夏普说,但是此时布尔什维克们选择了暴力,于是警察和士兵 们紧密地团结了在一起,罗曼诺夫王朝也因此又延续了12年。

夏普认为利比亚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在利比亚革命早期,一些卡扎菲的军队,尤其是驻扎在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军队加入了叛军的阵营。他说,卡扎菲对军队的依靠被削弱,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一些士兵把他们的枪口掉转方向后,一切就不那么美妙了。这让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团结起来。理想情况下,那些心怀不满的士兵应坐在军营里继续放弃武力。

但是如果利比亚的抗议者不诉诸武力,难道他们就不会遭到屠杀?这样的情况在也门发生了,3月18日,52名反政府抗议者在也门首都被便衣狙击手射杀;也发在叙利亚发生了,3月23日,在南部城镇德拉,至少37名示威者被杀害。

夏普的答案是"也许会遭到屠杀"。但是他认为,跟暴力斗争一样,非暴力斗争中也会出现伤亡;而无论在哪种斗争中当出现伤亡,也必须维持住纪律。想开展一场成功的非暴力斗争,参与者需要克服恐惧。

但是,如果你没有受过埃及革命者那样的训练,因此也无法在面对猛烈攻击的时候维持住纪律,这种情况会产生什么后果?夏普说,如果你不能深刻了解一场斗争,那么你也不要发起这场斗争。开始,你最好通过小规模的行动来积累经验,培养纪律(就像在埃及发生的那样),然后才去试着推翻整个政权。

这就是说,夏普也认识到,当整个阿拉伯世界处于动荡之中的时候,一部分地区的抗议者们却无所作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困难的局面。他说,有时候,即使没有纪律和训练,一场运动也可能可以获得成功,他指出了1944年,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进行的非暴力起义。但是这种做法的风险很大。

夏普也说,抗议者们不要试图依赖外部干涉在通往自由的路上走捷径,这一点极其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有它自己采取行动的计划。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胜利是在场的人们赢得的,这对未来极端重要。他们会珍惜自己的胜利。"如果你依靠别人带给你自由,那么你并没有克服恐惧。在面对下一个独裁者的时候,你会更加脆弱。夏普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埃及的革命者身上――他会很高兴和这些人会面。

(编辑:西蒙・罗宾森,莎拉・莱德维特)

2013年2月21日星期四

《理性杂志》 教人民认识权力


核心提示:吉恩・夏普谈非暴力冲突,中东抗议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思考政治
原文:Teaching People Power
作者:Jesse Walker
发表:2011年2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每日野兽》网站把吉恩・夏普称作"推翻埃及的83岁老头"。《纽约时报》则说,"对世界上的专制者们来说,他的思想是致命的。"上个月,他在从《科学美国 人》到BBC等各种场合受到褒奖。这样的关注对这对他来说前所未见。他的作品一直在我们政治辩论的边缘传播,虽有一些影响,但从未引起过讨论。谈到突如其 来的媒体关注,夏普说,"这真是太棒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当 然,推翻穆巴拉克的不是夏普,而是埃及人民。夏普所做的,是写了一些书。而埃及,还有其它国家(从塞尔维亚到缅甸,从波罗的海各国到伊朗)的活动人士认 为,这些书对他们的革命很有帮助。早些年,那些寻找战略,战术技术的反叛者们会向切・格瓦拉或者武元甲寻求建议。如今,他们更愿意阅读夏普的作品。切和夏 普之间的不同点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区别应该是这个:在切试图教授起义者武装斗争技巧的地方,夏普却使用甘地式的,有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73 年出版的夏普的三卷本巨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厚达800多页,所以我不会试图用寥寥几句话来概括他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里有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第一是 他小心梳理历史记录中的民众反抗的实际事例。他在书中不只是重新列举,而且进行了有用的归类,从"粗鲁的手势"和"反对派或支持者信件",到罢工,兵变和 平行草根政府的建立。第二是他的政治权力理论。这套理论旨在解释,在一个国家拥有的武装远胜过公民武装的世界里,他的战术如何奏效。通过几个来源――甘 地,阿伦特和无政府主义者――夏普得出这样的观点:政府依赖公众的合作。他探寻这种现实的后果,研究那些可以增强或者削弱忠诚和顺从习惯的办法。

第三是强调战略有效性远重于道德诉求的风格。对很多人来说,非暴力这个词意味着新时代书店的某个书架。但是夏普的书是为那些想结束压迫的独裁统治的现实主义者们,而不是未来的圣人们写的。


夏普住在波士顿,狭小的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他的研究基地。本周三,当去年12月在突尼斯点燃的革命战火在中东和非洲成燎原之势的时候,我在电话里对他作了一番访谈。

理性杂志:突尼斯发生的事,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先例?

吉恩・夏普:杰 米拉・拉奇布(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执行董事)一直在做突尼斯事件演变情况的研究。突尼斯的例子非常特别。事件发生在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上都相对落后的地区。 整个事件开始的规模极小――一位受到当地官员严重错误对待的小贩――但最终发展到了现在的程度。我没听说过其它以同样方式开始的例子。


理性杂志:在突尼斯之后,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埃及,并说同样的事情不会在那里发生。当埃及的抗议开始的时候,你是持何种程度的乐观或悲观的?

夏普:哦,我希望他们能把事情干好。但是我没有预计到会发生什么。但是至少在两个方面,埃及的表现很了不起。


第一,他们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他们不断地向一个又一个人,一位又一位记者说,他们再也不害怕了。而这对独裁政权十分危险。独裁者们总想植入恐惧,以获得强迫的服从,顺从和合作。当人们丢掉自己的恐惧,不再担忧,独裁者就再也没有什么控制的手段了。

第二,他们维持了非暴力的纪律。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相对来说非常不错。甚至在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抗议斗争中,当出现可能会发展成暴力的紧张局面时,我听到他们一直在说,"和平,和平!"那么多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这样,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暴力是一种工具,而独裁者拥有的比你的多得多。他们装备好这种工具来诉诸暴力,扑灭暴乱和各种类型的反抗。但是它们却没有控制非暴力运动的装备。而这正是你可以取胜的地方。


理性杂志:对过渡的,或者说是据说是过渡的军政府,你是否乐观?你觉得它更有可能转移到自治,还是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独裁?

夏普:对埃及的局势,我了解不多,所以很难说我是悲观还是乐观。我注意到,埃及人自己对这一点十分小心。在米洛舍维奇垮台后,塞尔维亚人举起了巨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我们一直在看着你。"你也得这么做。

在过渡期间,确实有发生政变的危险。很有可能能发生军事政变,埃及过去就发生过不少这样的烂事。也有可能是外面的组织,就像在1917年,推翻俄罗斯旧帝国体系的非暴力斗争结束后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研究所出过一本叫《反政变》的手册,详细列举了在过渡期间,那些事你可以做,那些事则一定不能做。


理性杂志:在巴林,你不断听到的一件事就是,很难想象那里的军队也会叛变。因为他们是从其它国家来的,不像埃及军队是征召入伍,与社区关系紧密。但是现在,尽管如此,他们的确是和抗议者在一个阵营。

夏普:在 大多数情况下,你没办法让军队拒绝开枪。你只能指望警察和军队服从命令,而你自己则相应地开展自己的斗争。比如,在大多数大众罢工中――不只是1926年 的英国罢工――你只能指望军队服从命令,而抗议者则要处理好当军队执行命令――包括开枪杀人的命令――之后的实际后果。


理性杂志:对抗卡扎菲这种残暴的独裁者,有没有什么成功的非暴力起义例子?

夏普:有,1979年的伊朗革命就是。当时,伊朗国王的镇压非常残酷,但是人们却很好地维持了非暴力秩序,他们甚至把鲜花放到了士兵步枪的枪口上,削弱士兵的可靠程度。


理性杂志:在利比亚,听说好像抗议者这边有相当多的暴力行为。

夏普:我还没见到过其它和利比亚很相像的例子。利比亚有非常多来自外国的雇佣军。他们对当地的老百姓没有同情心;他们同情的是他们的雇主。对一些抗议者来说,这种情况让他们有极大的冲动去改变立场,使用暴力。我知道这已经在利比亚发生了。

对抵抗运动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它也许不会让运动立即失败,但是它绝对非常的不好。这也是为什么当局会派自己的特工混进运动里,进行暴力活动。



理性杂志:对要求北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这件事,你怎么看?

夏普:设立禁飞区是一个独特的做法,因为地面上没有直接干涉。但是我通常会建议美国政府跟这些事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是一场他国人的斗争。美国的援助――所谓的援助――也许会间接地帮助当局。"外国人想替我们做主!"这会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理性杂志:军事干涉臭名远扬,因此一些人可能对此比较谨慎,建议仅仅冻结银行账户,只干涉到这种程度。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吗?或者军事干涉也会给这种说法增加证据,"我们正在受到外国人的攻击!"

夏普:我认为那不一样的。它完全行得通。也只有少数人会受到影响。大多数人,甚至是站在政权一边的人都没有大额的银行账户,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有那些上层的人会担心这个问题,而这也许会让个人更加不愿意接受政权的控制。


理性杂志:关于非暴力斗争和新媒体――比如互联网和短信息――之间的关系,你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夏普:它们都是通信工具。它们不能决定你要说的话的内容。你打算说什么,需要的是内容,而不是技术。一些人没有搞明白这一点。


理性杂志:你是否觉得,通过在线互动的网络联系的组织,可以让组织抵抗活动更加有效吗?

夏普:不一定。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或做什么。


理性杂志:破坏(sabotage)到底是一种非暴力战术,暴力战术,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战术,这是一个长期存在于受到你的作品影响的人之间的辩论题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把破坏从你的非暴力行为列表中删除了。

夏普:的确是这样。尽管这个词语经常被各种各样的人定义,但事实上大家谈的并不总是同一个东西。


理性杂志: 我注意到,对匿名行动也有类似的争论,通常都是关于黑客行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夏普:我对这件事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不能作出评价。


理性杂志:一些在威斯康星州抗议的政府雇员,把他们的运动跟埃及的起义相比。在传统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一些茶党成员也声称他们继承了埃及起义的衣钵。在这两个案例中,你有没有看到很明显相似的地方?

夏普:如果对抗双方像威斯康星的例子一样,都使用非暴力的手段的话,那就很好玩了。即使那些人是为了一些你讨厌的要求而聚集在那里,他们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总比使用暴力手段好些。这是一种进步。

不过我得去多了解一点在威斯康星的斗争。我现在对它只了解一点皮毛。


理性杂志:关于《非暴力行动政治学》,有一件事让我很震惊,那便是你寻找战术的方式。你从各种参与行动的人那里学习他们的战术。不仅从民权运动中选择案例,也从种族隔离主义者那里选择案例。过去几十年里,还有没有其它对抗双方都使用非暴力战术的例子?

夏普:不一定是从最近几十年里的,但确实还有其它的一些例子。比如在印度,游行的示威者遇到了警察,抗议者在路上坐下来,结果警察也坐了下来。

在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例子中,银行收回了给那些参与了民权运动的人的贷款。这就是进步。比如,它远离了私刑杀人或其它的严重暴力行为。长期来看,这并不让人满意,但是你得学着如何能让一件事符合正义,而不受你自己的观点左右。你还得学习如何更加有技巧地进行斗争。


理性杂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非暴力行为政治学》的写作的?

夏普:远在我知道自己在写作之前就开始了。

《非暴力行为的政治学》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卷是权力分析。这些研究是62-64年在牛津完成的,但是我收集甘地的权力理论的时间要长得多。我当时也从德国的古斯塔夫・蓝道尔和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寻找观点,但只是非常笼统。他们都写道,政府要依靠人民的合作和服从。

《政治学》的第二卷列举了198种非暴力行为。当我在挪威制写出我的第一份清单的时候,好像只有18种。这些年过去了,清单中的行为已经增加到了198种。我敢肯定,在过去的历史中,一定还使用过另外198种非暴力行为。

第三卷是关于非暴力行为动力学,约有350多页。这一卷源于我在挪威的一份7页的演讲稿。


理性杂志:你什么时候在挪威?

夏普:从约1955年到1965年,我在挪威和英格兰生活了10年。


理性杂志:你怎么到那里去的?

夏普:我先是在和平战主义者办的周报《和平新闻》工作。后来,我受邀前往挪威,第一次是短期停留,接着又回到挪威做更多的研究。我当时在奥斯陆大学,后来又去了社会研究所。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权力并不了解。为了学习权力理论,我很幸运地回到了牛津大学,我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博士工作。
 我在那里逐渐地成长,进步。我并没有找到一位重要领袖或者思想家,认为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我总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形成自己的观点,发现新的认识和信息源。通过这个办法,我发现并研究我需要注意的问题。

理性杂志:很多人习惯于把甘地看作一个有感召力的精神领袖。而你却把他当做一个顽强的政治策略家来进行分析。在你开始关于他的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也使用了这个办法?还是一直只有你一个人这么做?

夏普:还有其它的人。印度人Krishnalal Shridharani写了一本关于甘地的好书,当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他的《没有暴力的战争》描述了甘地的不屈不挠,但是对甘地的研究有限。还有一位名叫Bart de Ligt的荷兰人,他是一位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他的研究《征服暴力》着眼于历史案例。比如,他列举了一个萨摩亚岛反抗新西兰统治的例子,他还列举了一个高丽人反抗日本人占领的例子。

但不是所有的例子都这么精彩。高丽人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是非常清楚――他们只是使用象征主义,而没有使用这些权力应用。但是是的,我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东西。


理性杂志:你有没有使用你作为活动人士的经验?

夏普:我作为活动人士的经验只是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进行的一次午餐静坐,我的不合作主义是对拒绝服兵役。但是这对消灭战争系统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我只感觉,我是在那里维持自己的人格。我站出来,超越自我。


理性杂志:一些人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一种把事情实际做成的手段,你对他们一直持批评的态度。当初,在你做《和平新闻》的编辑的时候,你有没觉得,你在朝着你的政治目标进步,还是只是感觉你是在撞墙?


夏普:你是说,一堵和平主义者组成的墙?

理性杂志:是的。


夏普:我 并不责备那些信奉非暴力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他们能做得做好的。还有一些人一直在见证,抗议,他们相信自己的信仰,想知道怎么样做才 最有效率。但是他们总不能理解要超越这一层次的重要性。不只是去见证这个世界的丑恶,而要知道如何改变世界。那些采取非暴力为生活方式的人经常会引用甘地 的话。甘地也确实说过那些话。但是在甘地的晚年,他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行动。 在信仰层面上,他把婆罗门的不害(ahimsa)作为一种强大的道德和宗教准则。但是他也在政治层面上和国大党的人合作。而那些人根本不赞同,也不会赞同 他的观点。他们在一起进行战略规划,发动将英帝国赶出印度的有效斗争。他不认为他在两个层面上实践自己的信仰是一种妥协。这个事实极其重要。


理性杂志:跟你年轻的时候相比,你是否感觉现在世界上的非暴力斗争多于过去的?而且成功的非暴力斗争也多些?或者只是现在的斗争更容易被关注到?

夏普:现 在更多些。看看曾经被纳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用很少很少的伤亡就脱离了苏联。再看看1989年的那些国家。东德的移民 和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在1969年对《华沙协议》入侵的反抗,它抵挡了苏联8个月――比他们使用军队可以抵挡的时间还长得多。再看看现在所有这些在穆斯林 和阿拉伯世界的运动。

确实,我们并不总会知道过去发生过的的事。匈牙利人对奥地利人统治的反抗是19世纪的一件大事,但是我们都没有记住。历史的故事经常都很难了解得到。过去还没有过这样的大量研究。或许有,但是却没有出版。对这一现象的忽视程度让人震惊。


理性杂志:当你看到一场起义,你希望起义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更好的社会,那么这个更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夏普: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终极结果去解决所有的大问题。进步日积月累而来的,有时候会突然迸发,有时候也会出现灾难,六四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我不会使用任何标准的政治观点,哲学或者程式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我的《社会力量和政治自由》的第一章标题是"重新思考政治"。我认为,旧的政治分析――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保守派,自由派――已经不全面了。



理性杂志:在依靠非暴力,去中心化行为的战略,同相对而言非暴力、去中心化的政治体系的兴趣之间,你是否认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或者他们只是不同的种类,即使它们在维恩图里有重复,那也只是一种巧合?

夏普:可惜,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特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关联的问题。也许有些人会把它当作一个研究课题。那将会很重要。非暴力战略和去中心化的小政府的兼容性很好。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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