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1日星期日

软禁中的薄熙来(多图)

作者: 姜维平 香港出版的一本政治时评杂志,发表了一些有关薄熙来监禁中情况的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电脑合成的照片,他表情忧郁,目光呆涩,毛发长乱,落魄而悲伤,这极大地挑起读者的好奇心和同情感,似乎这位被西方传媒描述成中共内斗牺牲品的政治明星,正在受到虐待,以致胡子拉碴,苦不堪言,实际上,这是小说情节的虚构和夸张,它来自中共18大上“仰天长叹”的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薄不过是被人强加了胡须杂毛而已,这些不符合常理和实情的文字误导了读者,我认为,这样做的文人未必是“薄粉”,只是为了杂志的销量而已,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视听,那么,曾经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薄熙来近况如何?我通过知情者做了一点窥视,也加进了我的一些分析和判断,也许对读者有益无害。 博讯首发薄熙来图片,阿波罗网配图 

The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akes Place
由强硬到服软 去年4月9日,薄熙来被“双规”的地点是在北京部队的一处秘密场所,带领有关方面的人员,对其突袭的中南海最高官员是习近平,但整个过程中,习没怎么讲话,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局的某领导,在他奉命向薄宣布强制措施时,挨了他一记耳光,薄虽然惊讶于上海帮的人员参与对其“双规”,但依然成竹在胸,误以为轻易同僚不敢对其下手,假如妄动,将引起成都军区的兵变,何况还有周永康为首的警力支持,但灭亡前猖狂一跳时的嚣张气焰,很快被压了下去,多年来,中纪委收到存档的检举,揭发薄的证据材料,早已堆积成山,200... 更多 »

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埃及抗議活動幕後策劃揭秘 附《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下面引用由一声吼啊2011/02/13 9:40pm 发表的内容:

用中共以及"五毛"们的话说就是:
"这是一起由境外反埃势力参入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反政府、反埃及的反革命行动。我们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必须予以彻底镇压这一小撮反革命、卖国、叛乱分子!对于广大不 ... "
针对上述楼主的资料,换成中共当政埃及,就要写一篇社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全文内容如下: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作者:王昭

(开罗日报2011年2月10日) 
  人们都还记得,在埃及开罗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开罗解放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开罗解放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开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2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开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开罗解放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开罗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2008年以来,他以否定埃及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2008年6月25日在开罗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200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埃及,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2010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2010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埃及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埃及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200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埃及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200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埃及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埃及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埃及民主联盟”(简称埃及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XXX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开罗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2010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埃及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200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200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XXX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埃及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埃及的道路”。
     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埃及之春》,肯定会加快埃及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埃及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埃及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2010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开罗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开罗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埃及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埃及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埃及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埃及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开罗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埃及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开罗。本来刘晓波向开罗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开罗解放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XXX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XXX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开罗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开罗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埃及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埃及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开罗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开罗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埃及民联”头头、新组建的“埃及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开罗解放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开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埃及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开罗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开罗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开罗解放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开罗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埃及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埃及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开罗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埃及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开罗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开罗解放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开罗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开罗解放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开罗解放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
      在2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埃及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开罗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埃及!”怎样“动手”以“主宰埃及”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2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埃及”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埃及这片土地的主人。
 
埃及抗議活動幕後策劃揭秘 
埃及反對派本周接管議會附近的地區,這一切都是從一個小計策開始的。
起先,他們呼吁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北面幾個街區外的國家電視台大樓外進行示威遊行。解放廣場是反對派的大本營。當軍隊在電視台這一敏感地區部署兵力的時候,他們卻朝廣場南面議會附近兵力較少的地區前進。
這一聲東擊西之計讓我們多少了解了十幾個年輕的積極分子是如何智勝人人畏懼的埃及安全部隊,發動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抗議活動,同時也暗示了組織者希望如何向拒絕下台的政府繼續施壓。抗議活動現已進入第17天。
1月25日,抗議活動的第一天。在開羅西邊的貧民窟Bulaq al-Dakrour,組織者想出了一條錦囊妙計。
在泥濘狹窄彷佛迷宮般的小巷中,一隊看似自發的抗議人群讓安全部隊緊追不舍。就在安全部隊還未來得及將這批抗議人群制服之際,人群的規模迅速擴大。
這支示威遊行的隊伍可不是自發的。由於此前太多的努力都失敗了,所以人們始終無法弄清這次活動的策劃者是如何成功做到的。
谷歌公司中東業務的負責人高尼姆(Wael Ghonim)上周日獲釋後,向人們描述了他和埃及政府新上任的內政部長會面的情形。這位內政部長告訴高尼姆,沒人知道這幫人是怎麼做到的。高尼姆說,審訊他的人斷言一定有外部勢力介入。
此次活動的策劃者近日來首次和大家分享了他們的秘密。這批策劃者已經成為“革命青年運動”(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的領導核心。“革命青年運動”已經成了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們的代表。
他們的描述展現了一小群經驗豐富的策劃者。他們利用前面講過的“誘餌遊行”在安全部隊面前智領先機,並用充滿智慧的政治活動取得了公眾對他們遊行的廣泛支持。
突尼斯的內亂將總統本•;阿裡(Zine al-Abidine Ben Ali)趕下了台。一月初,當他們決定嘗試復制突尼斯示威者的成功時,他們的首要關切是如何智勝內政部,後者管轄下的大批防暴警察多年來一直在遏制和鎮壓各類遊行示威活動。在遏制示威遊行勢頭、阻礙遊行路線並讓普通埃及百姓遠離示威等方面,這批警察很是內行。
41歲的建築師卡梅(Basem Kamel)說,他們必須找到一個辦法繞過安全部隊的封鎖和阻撓。卡梅是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青年團的成員,也是這十幾個幕後策劃者之一。
兩周來,他們每天碰頭一次,地點是阿裡米(Ziad al-Alimi)母親家局促的起居室。阿裡米是巴拉迪組織的反對團體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幕後主要策劃者之一。
阿裡米的母親曾是激進分子,1977年“面包暴動”( bread riots)期間,她曾因領導抗議活動被監禁6個月,現在她住在尼羅河西岸Agouza的中產階級社區。
參與秘密策劃的包括與反對政治黨派相關的六個青年運動的代表,倡導勞動權利的組織,以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他們選了20個抗議地點,這些地方一般都與清真寺相連,散布於開羅人口密集的工薪階層社區,他們希望為數眾多的分散抗議令安全部隊疲於應付,吸引大量民眾,並使一部分人更有可能突出重圍與市中心的解放廣場接上頭。
組織者在1月25日公開呼吁在這些地點舉行抗議,這天是為廣受批評的埃及警察部隊設立的“警察日”,全國放假一天。組織者在網上公布示威地點,並號召抗議者做完禱告後在下午兩點左右分別在各地開始抗議。但事情不止於此。
卡梅說,沒人知道還有第21個地點。
確切地說,他們並非當天號召抗議的唯一組織。其他有影響力的激進組織也集結資源助了一臂之力。數月前,年輕的薩伊德(Khaled Said)不明不白地被亞歷山大警察打死後,他的Facebook頁面早就成了埃及激進分子的網上據點。
頁面有阿拉伯語和英語兩個版本,分別由不同的管理員管理。谷歌高管高尼姆現在被確認是其中一名管理員,但其他管理員的身份仍不得而知。
英文頁面的一名管理員通過Gmail聊天工具接受了《華爾街日報》採訪。他只公開了網名埃爾-沙伊德(El-Shaheed)或殉道者(The Martyr)。他在採訪中敘述了這些管理員在抗議中擔任的角色。
埃爾-沙伊德說,1月14日傳出突尼斯總統本•;阿裡(Ben Ali)逃離出境的消息時,他正與阿拉伯語頁面的管理員網上聊天。早就開始策劃抗議的卡梅及他的同伴現在又多了一個強大的人員募集渠道。
埃爾-沙伊德說,當時我在和阿拉伯語頁面管理員交談,我們在關注突尼斯,當我們聽到本•;阿裡逃走時,他說,我們得做點什麼。
這位阿拉伯語頁面管理員在阿拉伯語頁面上向讀者提出一個問題:你認為在警察日我們應該給粗暴的埃及警察送什麼禮物?
埃爾-沙伊德寫道,每個人的答案都是:突尼斯,突尼斯:)。
在抗議前的最後三天,卡梅和他的同伴們沒在家睡,他們怕警察會在半夜逮捕他們,從而打亂計劃。他們暫停使用自己的手機,而使用家人或朋友的手機,因為親友的手機被監聽的可能性較小。
他們派出小股隊伍前往位於Bulaq al-Dakrour社區的第21個秘密地點偵察。這個地點就是“海伊斯甜品店”(Hayiss Sweet Shop)﹐其門面和用於在暖和季節放置戶外餐桌的地磚人行道廣場都很容易辨認﹐適合集會。如果沒有這個地方﹐這一帶就是一片亂糟糟的社區﹐和城市的其他無數社區沒有兩樣。
策劃者知道﹐示威成功與否﹐取決於Bulaq al-Dakrour等工薪階層社區的老百姓是否參與﹐在這些社區﹐互聯網和Facebook不是那麼普及。示威發生的前幾天﹐他們在城市各地散發傳單﹐主要集中在Bulaq al-Dakrour社區。
卡梅說﹐這讓人們知道﹐一場革命將在1月25日開始。
組織者派出小股策劃者在示威進行的前幾天以不同速度反復行走遊行路線﹐把時間記下來﹐看不同示威隊伍在什麼時候連接起來。
1月25日﹐安全部隊不出所料地部署在每一個已公佈示威地點的數千人旁邊。與此同時﹐組織者委員會挑選的四名現場指揮開始下令他們所負責的人員前往海伊斯甜品店。
組織者將他們自己分為10個單元﹐每個單元只有一個人知道秘密的目的地。
示威者以這些小組為單位前往海伊斯甜品店﹐匯聚成一個不受警察控制的300人示威隊伍。據目睹現場進展的海伊斯甜品店員工說﹐看到安全部隊不在場﹐社區居民成百上千地從社區狹窄的巷道里湧出﹐使隊伍膨脹到數千人。
下午1點15分﹐他們開始朝著開羅市中心行進。到警方意識到這支隊伍並重新派出小分隊封堵道路時﹐示威者人數已經迅速擴大到輕易超過警方力量的水平。
其他在全市各地清真寺組織的隊伍受防暴警察封鎖線阻攔﹐未能抵達解放廣場。只有Bulaq al-Dakrour社區的示威隊伍抵達了目標﹐他們佔領解放廣場數小時﹐直到午夜過後警察動用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
這樣一種街頭示威是埃及人第一次見到﹐形成了一個一觸即發的臨界點。人們認為﹐正是這樣一種臨界點鼓動數十萬人出門參加了接下來那個週五的示威活動。
那天他們再次佔領解放廣場﹐此後就沒有放棄過。
Charles Levinson / Margaret Coker

     卡城茶馆

挂冠求去品自高——乔治·华盛顿的两度交权


挂冠求去品自高——乔治·华盛顿的两度交权(下)

明鏡雜誌 (明鏡歷史網
三 交出军权、告别军队的时候到了。他要解甲归田,脱下一身戎装,回归平民生活。他要回到家乡,回到他暮想朝思的弗农山庄,回到他魂牵梦萦的亲人身边,回到他拳拳在念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 半年后,随着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巴黎和约》的签订,大陆军全体将士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一个新生的联邦共和国由此诞生。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在欣喜若狂之余,感到未来的道路任重而道远,现在,一个最为棘手的难题摆在他们面前:那些劳苦功高、出生入死打赢了战争的大陆军官兵们该如何安置?那位南征北战、功勋首冠的大陆军总司令又该如何安置? 经历了这么多年来的局势动荡、战火纷飞,眼下北美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已无需再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了。那么,这支在血与火中挽救了美利坚民族的军队该何去何从,国家已经长期拖欠他们的军饷,囿于财力不足,战争虽已获胜,却无力犒赏三军,也无法保障他们未来的生活,现在就提出遣散军队,又怎么说得出口?如今在这片北美大陆上,最有威望也最受军民拥戴的,无疑是那位独立战争的头号功臣、军权在握的大陆军最高统帅华盛顿,他愿意解散他一手创建的军队、放弃唾手可得的王位吗?所有焦虑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乔治?华盛顿。 这是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可以说,美国的第一个抉择,就是华盛顿的抉择。只见华盛顿神情淡然,语气平静地说了句,他... 更多 »

挂冠求去品自高——乔治·华盛顿的两度交权(上)

明鏡雜誌 (明鏡歷史網
在我看来,这位在同时代人当中资质并不算拔尖的美国国父,之所以受到后世如此高山仰止的礼敬,之所以被视为美国立国时期群贤会聚的创立者中最重要的一位,除了他在军事上的战功和政治生涯中的政绩,以及他那世所公认的忠诚、勇敢、韧性、正直的高尚品格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他的两度交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辔如琴。 ——《诗经·小雅·莆田之什·车舝》。 前言 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是一段险象环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历史,旧的秩序逐渐被打破,新的秩序将要破土而出,在历史航程驶至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这个地处北美大陆新生的美利坚民族,书写了人类争取自由史上最华美煌煌的篇章。在那个风云变幻、人心激荡的革命时代和立国开初,一群胆壮心雄、才高识远、高瞻远瞩的贤才俊彦登上了时代舞台,不屈对抗帝国,引领北美人民,规划制度蓝图。他们共同在一块没有历史的土地上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因此而被后世尊称为美国“建国之父”,又称为——“国父群”。 论及美国的国父群,可以说个个都是一时之秀,是当时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精英。可是,只要一提到美国的“建国之父”,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乔治?华盛顿,那个独立战争时期的北美大陆军最高指挥官、美利坚合众国的首任总统。在喧腾纷呈的时代舞台上,华盛顿如今几乎被公认为在独立战争和建国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正如大陆军军官、国会众议员... 更多 »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

李克强这个书生太天真了,这样强推城镇化早晚得出事


太天真了,这样强推城镇化,明目张胆地要农民的土地,早晚得出事
来自河南的小王元旦前说,他们家乡已经开始实施城镇化了。政府在镇上造好高楼,将农民的房子拆掉土地收回,让农民去镇上购买政府造好的房子,集中住到镇上。这是强制性的,农民不干就强行将他的房子扒掉。那里许多农民的房子被拆只能得到几千块钱的补偿,而去镇上买房一般需要15万,许多人家拿不出这笔钱,银行给贷款。来自皖北的一名员工也说他们家乡也都在说这件事,看来也是在劫难逃了。我就在想政府此举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城镇化之名,行强卖房屋之实。官和商敛财,百姓又一次遭灾。我不知道这是高层要这么干的还是当地政府的土政策,我只知道,这种活印象中是地痞流氓和黑社会干的。
试想,假设我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家里还有点存款;现在,强制把我的房子扒掉要我去买政府的房子,还要贷款,我立刻就由“万元户”变成了一名负债的穷光蛋。富裕的让你变穷,不欠债的让你欠债,穷的让你更穷。几十年来,他们就是如此这般变着戏法压榨百姓的膏血。
城镇化是这样搞的吗?这样搞就能搞出真正的城镇化吗?无非就是大跃进事件的延伸。
城镇化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经济发达地区,不用你用行政手段强制城镇化,那里的农村也会自然而然地逐渐城镇化。比如我工作了六年的浙江诸暨店口镇,原先是一个公社的所在地,是个村庄。改革开放后,当地农民办的私营企业渐渐发展起来了,主要产业是五金。在那个镇上大型企业有好几家,进入民营企业500强前百名的企业就有两家,中小企业星罗棋布。2005年,该镇仅算工业产值就达250亿,超过中西部许多地区地级市一年的GDP。那年全镇农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一万五千多,和上海相当。当地农民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三、四层的小洋楼。我2001年到那里工作,面貌是一年就变一个样。那时它与湄池相隔五里路,中间全是农田;到我2007年离开那里时,店口和湄池已经连为一体,俨然是一座小城市了。我当地的同事家离得较近的一般不会在镇上买房子,只有家离得比较远的同事因为图上班和生活方便才会在镇上买开发商的房子。其他周边的乡镇也是大抵如此,只是产业不一样,有的服装业发达,有的珍珠业发达,有的专事袜业,等等。这样的农村,你叫它不城镇化都难。
而用行政命令将农民驱赶到镇上去做“市民”,如果其他的条件都跟不上,这样人为地造出来的城镇,会有质量吗?许多地方当地没什么企业,经济落后,失地农民如果不被新地主雇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这些他们大概不会去在意,因为其目的就是要将农民的钱包掏空。
温这十年虽然乏善可陈,但他至少懂得一点:要安抚好农民,这十年是农村、农民最安稳的十年,现在KQ一上台就要夺农民的土地,他忘了99年活埋乡长的事件了吗?当年信息不灵通,可以捂得住,现在到处都是微博,出了事看他怎么捂
1999年8月发生在中国南方江西省丰城县的一起严重的官民冲突的暴力事件。
1999年8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闹事”,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开始自发的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长和一名**被当场打死,***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
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这是非常罕见的。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时任的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作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 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民主党人要组建秘密地下武装

  作者:冬槐
    
     序:

    长期关注《民主中国》、《博讯》、《新世纪新闻网》、《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台》等媒体,并参证国内的主要媒体,总的感觉,切中肯棨者少。即如几十年的老民运,也思维僵化,对时局少有客观、全面、深刻、精准、有力的把握,“潜水”一年多,仍然要继续出来说几句,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时局的分析与看法,兼及对一些已经存在的观点修正或反驳,并给出民运的国际国内战略和建议。

    既然是公开发表,难免也会被我们的敌人——共产党的国安、国保、军情等部门所研究、分析、侦破或内参、通报,这或许会影响我思路的展开,——但互联网时代,民主与专制搏杀的客观条件就是如此,既然一生选择了终结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条道路,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生命是上天赐予我的无上妙品,既受之,当尽其所能,不避风雨,方为不负。
    是为序。
    
    当下的世界,是一个新的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外交的基本特点就是合纵与连横,习近平当下走的是合纵的路子,联合金砖五国和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对付北约。我们民运的道路是连横的路子:实行民主化,联合美国、欧洲,远交近攻,在亚太地区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原因详细分析如下:
    美国以其对文化的包容和制度的完善而占据世界政治的制高点。欧洲是其天然盟友。再加上日韩台湾等外围国家,形成了当下其掌控世界的基本格局。

    任何联盟,文化和政治理念的相同是其存在的基础。缺此,都是露水夫妻、逢场作戏。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是有文化和制度基础的,因此,其联盟是稳固而强大的,一旦爆发大的冲突,其将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习近平当下的做法,完全是被“五不搞”和“不走邪路”所绑架,愚蠢而狂妄地想实现变体的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将金砖五国和亚非拉的小国联合起来,对抗美欧同盟。具体做法也如出一辙:用经济利益和无偿援助做诱饵——殊不知,没有共同文化和体制基础的物质利益所带来的友谊是暂时的和微弱的,是根本靠不住的。

    我们民主党的主张是:将中华文化和西方自由、民主结合起来,再造共和,恢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在此基础上,远交近攻,联合欧美,称霸东方,恢复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属国关系,以亚洲大陆核心的位置,使周边皆为我用,进而与欧美联合共治天下,实现天下大同。

    中国当下紧急和关键的事务不是去联合金砖和亚非拉,而是还清国内历史上的政治欠账,还原历史,真诚道歉,开放党禁,新闻自由,启动民主化改革,将走什么路的问题交给人民自己决定,平反右派和六四,清算靠权力和贿赂谋取巨额财富的权贵,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对土地和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事业单位解散或市场化,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治安的投入,改善民生。。。。。。总之以雷霆之势,震破六十多年的沉疴和积弊。有三到五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转型,解决当下房地产泡沫等各种难题。
    
    理论上,如何看待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与专制呢?
    民主与专制此消彼长,互相渗透而又互相排斥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长。在任何古老文明内部都是这样,在当下世界上任何组织内部也都是这样。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民主,也不存在绝对的专制。

    民主是和自由经济类似的、基于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假设条件之上的、为规范人类社会一切组织活动而给出的原则性、程序化的制度体系。绝对民主是对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的最大保护和彻底实现。但绝对民主缺乏实用功能,缺乏效率而无法实现。实证地看,民主原则与意见领袖大权重化的赋权行为,是民主实现的现实途径。

    意见领袖的被赋权与独裁有本质的区别:意见领袖因为知识阅历天赋和机遇的原因,较普通民众有更多的优势,因此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从而成为民众民意的代言人;而独裁的本质是将个人好恶、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考量凌驾于民众的利益之上,强奸民意、罔顾客观实际。
    中国大陆当下的政治生活中,典型的意见领袖就是网上活跃的“公知”和”转世党”,典型的独裁者就是共产党。
    中国当下政治斗争的主战场是在互联网上,在手机短信、微信上,在国民口口相传的舆论场上。这是民主与专制独裁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杀,虽然不见硝烟,不见血肉,但其惨烈程度和惊心动魄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战火纷飞的战场。只是我们民运一方的参与者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已。

    互联网时代,信息就是民主与专制搏杀的武器。专制为了苟延残喘,从金钱收买媒体、到明目张胆地培训网络评论员(五毛党),为的就是装扮自己治下国家自由、和谐的假象,而民众自发的真实的呼声、心声,却总是被媒体和五毛们所扭曲、所扰乱、所淹没、所篡改、所利用。

    民众中小数醒悟者、意见领袖则纷纷被关押、被喝茶、被收买、被禁言、被软化、被游戏化、戏剧化、“无害化”处理。其在微博上大多成了转世党,在现实生活中,则被冠以异议分子而被监控、被威胁、被打压、被排挤——形象被搞臭,政治前途被封杀,经济上被制裁,并株连其各种社会关系,造成红色恐怖。
    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权力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约束、在于全社会的思想潜力、智慧资源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开发。

    当下阻碍中国富强进步的关键因素就是共产党权贵集团为了一己之私,动用一切资源,拼命地维持其一党独裁(本质是小团体世袭权力,是封建时代按姓氏世袭权力的自然演化)。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地球上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敌人,这一点,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共识。
    我们民主党人追求民主,但不能被民主中负面的机制所束缚、所干扰。
    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们在运动中普及民主常识的同时,就不自觉地被民主的负面作用(决策效率慢、杂音多、得不出最优解、在紧急状态下软弱涣散等)所束缚、所干扰,成为六四失败理论上的原因之一。

    民主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但追求民主的过程却不能被民主原则所束缚。
    我的建议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式的:我们当下受共产党怎样的压迫与压制,我们就还其以同样、甚至加倍的反压迫、反压制的力量,而不论这种反压迫反专制的组织形式、表现形式是否是民主的和正义的。
    中国民主党的战友们为了民主事业付出了千年以上的刑期,历时二十多年而至今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就在此处。
    共产党是那头牛,而我们对着它弹了二十多年的琴;共产党是那条蛇,我们用对待同类、对待亲人的方式对待它,结果却被它咬伤了。对牛弹琴并不丢人,因为对牛的认识总要有个过程,丢人的是,你看清楚了它是一头牛,你还继续对着它弹琴;对蛇善良也并不错,蛇也有感恩报恩的。错的是你被蛇咬伤了,仍然继续对其抱有幻想,伤口还没好,又再次把它包入怀中。。。。。。

    人各有其才,物各有其用,人尽其才,物归其用,万物各得其所,是为天理。共产党冥顽不化,凶残狡诈,自然该去它应去的地方——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我建议今后对共产党要进入“战争状态”。和平谈判、劝降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给了共产党23年的时间让他悔改,它没有,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独裁。应该收回和平的幻想,及时地、正式地向共产党宣战了。这也是我近几年思考的主要结论。

    主意已定,决心已下,办法自然会有的。
    我建议大陆的民运战友们分成多个层次、多个梯队,全方位、立体化、自组织、无定规地向共产党发动攻击。具体方略为:
    一、武装层面:各地组建秘密地下行动队,锁定共产党权贵集团中极左顽固分子、贪腐分子、民怨极大者、对共产党统治有极大影响的人物进行斩首行动,各地的行动队自行认领当地的斩首对象,互相配合,从心理上彻底击垮之。
    二、普通对民主有追求的转世党则以网络为平台、为战场,与共产党网警、五毛展开搏杀,群策群力。揭露真相,激起民愤,为现实的民主上街做好思想和观念上的准备。
    三、经济上的不合作运动,让贪腐集团失去经济支柱而陷入困境,削弱其实力。
    四、不受正义与否的束缚,运用一切手段,以动摇并推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为目标,无所不为,以恶对恶。
    五、已经暴露的分布于各地的民运人士,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吸引共产党国安、国保军情等部门的注意力,使其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掩护二线、三线地下组织的活动。
    六、三线以后的各类成员,主要任务是潜伏好、伪装好,利用当下共产党提供的各种机会,在共产党内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并组建不同层次的小团体、小组织。相互之间尽量面对面交流,不留任何证据,等待时机成熟,一举击垮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七、行动资金和物资设备、武器的取得和使用都尽量在各地小组内部进行。减少其在组与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转移,减少风险。

     我们与共产党国安、国保之间的较力,是世界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新的颠覆旧独裁政权的形式。我们不要去历史上、去世界其他国家寻找颠覆模式。
    我们坚信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我们坚信我们的政治判断: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已经成为地球上阻碍人类进步的最大力量,对共产党自我更新、改良已经彻底绝望,现实的政治态势已经到了提出彻底终结其治理国家权力的时候了。

    没有了共产党,才会有新的中国、新的世界。
     从中国历史本身的运行逻辑来看,我们终结共产党的统治是和中国历史文化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同时还要完成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西方分析文明、民主政治的融合、吸纳、再造,建立以自由、民权、宪政为基本特征的全新的政治文明。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管理模式在长期运行后,都会产生其初创时未有的系统性弊端,都需要过一段时间预以变革和翻新。西方民主政治也不例外。但西方民主制度是能够较好地提供变革和翻新机制的制度。

    我们历史上的制度和当下现存的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劣势十分明显。
    我们并不奢望我们会一步实现我们现在理论上正在研究和已经得出初步模型的更为理想、更为完美的制度,我们现在政治上仍然提出要实现西方式民主。因为民主的实现要靠大众的参与,政治路线的清晰与坚定在整个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是必要的。

    我们的自信源于我们二、三十年的理论研究、世界形势研究、中国国情、历史、文化的研究。相对于共产党声称的“民主化改革理论准备不足”,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理论准备已经非常完备、非常充足了。但你们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主导改革的时机了,你们已经被历史抛弃了,我们要抛开你们,自己去寻求解放,而革命的对象,恰恰是你们!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3年3月27日星期三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来源:《工会论坛》2009 年9 月
 

  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 一直以来在中亚地区异常活跃,相继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恐怖事件,对中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已引起中亚国家及其它国家的严重忧虑和广泛关注。
  一、“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产生发展历史和基本概况
苏联统治末期,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出现部分宗教传统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斗,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民族宗教冲突。一些人进而试图将政治诉求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所谓政治化的“瓦哈比主义者”。这些人主张采取政治行动,“保护伊斯兰免受敌人的侵犯”[1] ,并计划以斗争方式获取必要政治地位。一开始,他们的方式是试图建立联合各派的宗教政党,但政府的敏感态度与国内神学家的狐疑使得这种联盟政策总体遭遇失败。随着国内宗教形式和民众思想因为这种争吵变得日趋复杂,这些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者们开始转而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结构体系,并开始在费尔干纳盆地付诸实施。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复兴党成员和纳曼干市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在朱马·纳曼干尼的号召下,成立了“阿多拉特”组织,由此形成了“乌伊运”的雏形。
  由于尤尔达舍夫领导的“民间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冲突的加剧,引来了更严厉的政府镇压,1992 年3 月乌国政府宣布取缔“阿多拉特”,尤尔达舍夫等人前往国外。1997 年6 月,尤尔达舍夫来到车臣,同车臣宗教极端主义运动领导人讨论“乌伊运”武装分子的军事训练问题。
  自1992 年起他先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进行活动,于1998 年在阿富汗喀布尔定居。
  在“塔利班”的支持下,尤尔达舍夫在阿富汗正式组建了“乌伊运”组织。[2]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被重创的“乌伊运”于2002 年10 月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激进组织联合组成“中亚伊斯兰运动”( IMCA) ,领导人仍为尤尔达什。2003年初,重组后的“乌伊运”开始恢复并扩展了自身在中亚地区的网络,其目标是在包括中国新疆的整个中亚地区实现伊斯兰化,推翻世俗政权,建立“哈里发”国家。正如“乌伊运”的一名高级领导人所说:“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3 ] 不仅如此,他们在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还叫嚣“发动春季攻势”,“重返祖国,解放卡里莫夫监狱中的穆斯林兄弟”,煽动当地民众举 行“人民起义”,甚至扬言袭击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的目标。[4 ]“乌伊运”的政治领导人是塔希尔·尤尔达舍夫,军事领导人是朱马·纳曼干尼,其宗旨是反对乌国的世俗政权,在中亚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当前任务是推翻卡里莫夫政权,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起传统的伊斯兰国家。活动方式是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动摇中亚国家的统治基础,最终运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乌伊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它的基地位于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费尔干纳盆地,在塔吉克斯坦中部政府管辖力不及的塔维尔达拉设有前线军事指挥中心。自成立之初,该组织就得到了本·拉丹、塔利班、沙特和车臣等地国际恐怖组织多方面的全力支持,资金充裕,武器设备先进,顶峰时期甚至超过了中亚国家军队的装备。
  概括起来“, 乌伊运”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组织结构的军事化和严密化;活动手段的多样化,多方干预世俗社会;活动空间的广阔性;国际背景的复杂化,外部势力加紧渗透;暴力倾向日益严重。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1 、历史文化因素
  乌兹别克斯坦是穆斯林人口最多、信教程度最高、分布最为集中的中亚国家,该国穆斯林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 %。[5]乌国的伊斯兰氛围为“乌伊运”的产生和伊斯兰势力的渗入提供了土壤。
  2 、地理因素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亚五国虽然独立,但各国的边界却由于历史上人为的民族划分而相互交织在一起,模糊不清且防卫松懈。费尔干纳盆地核心地带的费尔干纳、安集延、纳曼干三个州属乌兹别克斯坦,盆地西南的苦盏属塔吉克斯坦,东南角的奥什及周围山区,属吉尔吉斯斯坦,在费尔干纳南部山区吉尔吉斯境内还有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索赫、沙希马尔丹。[6 ]这种犬牙交错的边界事实上处于无界状态,很难有效防范。
  3 、国内政治因素
  乌国独立后实行“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在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伊斯兰神职人员的压力,于是在乌国逐渐形成了宗教反对势力,并汇入“乌伊运”等伊斯兰极端组织。
  4 、经济因素
  乌独立以来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众生活贫困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乌国独立后经济陷入危机,多数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少数人大发横财,政府官员以权谋私,造成贫富差距日益严重。伊斯兰极端分子趁机打着“公正”、“平等”、“济贫”等口号,煽动民众对现制度不满。他们宣传说,人们贫困是因为违背了《古兰经》,没有实行哈里发制度;要想消灭贫困、过上好日子,就要摧毁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国家。
  贫困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土壤。
  三、“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对中亚及周边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一) 影响
  1 、影响中亚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乌伊运”在中亚地区制造的 一系列恐怖事件令该地区各国深感不安。2000 年7 月,“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成为中、俄、哈、吉、塔五国杜尚别会议的主题之一。乌吉塔三国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共同对付伊斯兰非法武装。吉尔吉斯也在南部地区专门成立由强力部门组成的“反恐怖中心”。哈萨克斯坦在其南部奇姆肯特州迅速建立了南部军区,并派遣内务部、民族安全委员会等武装力量在南部边境地区加强警戒。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已按西方模式改组军队,以适应对付恐怖势力及现代战争的需要。
  2 、影响地区经济复兴和发展。极端活动必然导致政局动荡、战事不断、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心理恐慌,使各国的生产及商贸活动难以有序进行,各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计划得不到贯彻与实施,一些国家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也影响了外国投资和国际正常往来,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也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各国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动用军队耗资巨大,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导致急需的国内发展资金越来越少,更是给本来就陷入困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
  3 、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乌伊运”从塔吉克斯坦境内对乌吉的频繁渗透,使两国对塔吉克斯坦总统极为不满,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其进行批评和抗议。同时乌、哈等国纷纷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召回自己的留学生,并对这几国在自己国家内的传教等其它活动大加限制。相反,俄罗斯出于对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恐怖活动的担忧,积极改善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一向不愿受制于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共同对付宗教极端势力为契机,也主动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重新拉近了与俄罗斯的距离,共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股恶势力的跨地区活动。
  (二) 发展趋势
  1 、短时期内尚不足以形成为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政治力量。当前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政权已经基本渡过了独立初期的困惑,并将稳定与发展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取向。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覆灭,某种程度上对“乌伊运”的支持大打折扣,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把维护地区安全与打击“三股势力”确定为各成员国的合作重点。
  这些都对“乌伊运”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重组力量。[ 7 ]2 、对中亚地区已构成的局部危险依然不容忽视。由于多年来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神秘主义特色和激进的入世传统,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极端宗教活动在中亚各国社会中有着广泛的活动空间和深厚的生存土壤。尽管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已抱定决心,但囿于国内社会稳定及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等因素,尚难以拿出更加强硬的措施。此外,乌主要是依靠总统的个人权威和当局的高压政策强压着本国的伊斯兰政治势力。[8 ]一旦出现政权更迭,伊斯兰政治势力势必乘机再起,向世俗制度挑战,最终影响乌的国家发展方向。同时,各种材料显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正将重心从近东及北非一带转移到阿富汗—中亚—北高加索这个弧形带上[9 ]“, 乌伊运”的大量残余 分子非但停止活动,而是转入了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整顿组织,保持实力,伺机再起。
  3 、应密切注视地区外影响因素的变化。冷战后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真空和中亚各国采取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使多种国际势力进入中亚地区。西方、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等主要政治力量在中亚各国的社会生活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影响着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乌伊运”历来都逃不开沙特、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势力的影子,而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势力又假手这些国家对中亚地区施加影响。
  4 、对中国西北地区已构成现实和直接的影响。“乌伊运”利用与我国西北地区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一便利社会条件,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情绪,并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向中国西北地区传播极端宗教思想,甚至组织暴力渗透,使新疆等地的宗教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而在“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中亚地区以及外来的某些政治势力也在别有用心地鼓吹“祸水东引”战略。[10 ] 对此,中国应严密地关注“乌伊运”等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发展动态,与中亚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协作,进行必要的信息和经验交流,防范境外极端宗教因素对中国的渗透,努力营造对中国西北边疆稳定与发展有利的外部空间。
(责任编辑:张希宇)
[作者简介]郭晓钊(1986 —) ,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2006 级学生。
参考文献:
[1 ] Seigei P. Poliakov ,“Everyday Islam: Religion andTradition in Rural Central Asia”, 1992 , M. E. Sharpe ,New York.
[2 ]许涛,何希泉.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M] .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355 —357.
[3 ]潘志平. 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106 - 107.
[4 ]俄罗斯欧亚网1www. eurasianet . org ,2003 - 2 -25.
[5 ]陈联壁. 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M]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259.
[6 ] Igor Lipovsky ,“The Awakening of Central AsianIslam”, Middle Eastern Study , Vol. 32 , No. 3 (J ul. 1996) ,PP1 - 21.
[7 ]汪金国. 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M] . 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145.
[8 ] [俄]《独立报》,1998 年第11 期《合作》副刊.
[9 ]金宜久. 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12.
[10 ]潘治平. 中亚伊斯兰复兴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J ]1 西北史地,1998 , (2) .

2013年3月26日星期二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SPQR
元老院与罗马人民
 公元前27年–公元1453 

 
饰有罗马帝国缩写和鹰的旒旗
饰有罗马帝国缩写和鹰的旒旗
罗马帝国位置图
公元117年的罗马帝国
首都罗马作为政治首都直到公元286年四帝共治开始,之后帝国有好几个政治中心,罗马成为一个虚设的、文化上的首都,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30年把帝都迁往君士坦丁堡[1]米兰在帝国日益分为东西两半后成为西部帝国的一个行政中心。之后,西罗马帝国将首都迁往拉文纳
常用语言拉丁语希腊语
主要宗教罗马多神教帝王崇拜希腊多神教(直至公元380年)
基督教
(自公元380年起)
政体专制制度
皇帝
- 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奥古斯都
- 公元378至公元395年提比略
- 475年–476年/1449年–1453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十一世
立法机构罗马元老院
历史时期古典时代
 - 亚克兴海战31年9月2日
 - 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称号公元前27年
 - 戴克里先将帝国分为行政上的东西两部。285年
 - 君士坦丁一世 建立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的新都城。330年
 - 狄奥西多一世去世,随后罗马帝国被分为东西两部分。395年
 -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公元1453
面积
- 公元前25年[2][3]2,750,000 平方公里
- 公元50年[2]4,200,000 平方公里
- 公元117年[2]5,000,000 平方公里
- 公元390年 [2]4,400,000 平方公里
人口
- 公元前25年[2][3]估计56,800,000
  密度20.7 每平方公里
- 公元117年[2]估计88,000,000
  密度17.6 每平方公里
货币(壹)公元前27年至公元212年: 1奥里斯金币(起初约含1/40磅金,212年贬值到1/50磅金) = 25迪纳厄斯银币 = 100塞斯特斯铜币 = 400阿斯铜币
(贰)公元294年至公元312年: 1苏勒德斯金币(1/60磅金) = 10阿根透斯银币 = 40弗里斯铜币 = 1,000迪纳厄斯银币(贬值)
(参)公元312年后: 1苏勒德斯金币(1/72磅) = 24斯力克银币 = 180弗里斯铜币
今属于
* 这些事件分别标志着西罗马帝国(286–476)[4]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罗马帝国领土的变迁
  前133年
  前44年
  14年
  117年
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开创帝国制度(西元前27年),至君士坦丁十一世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攻陷(1453年)为止,存在将近1500年。是古罗马文明由原本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的一个阶段,理论上是仍维持元老院主持的共和制,实际上是大权移交给皇帝独揽的政体[5]虽然最初几位皇帝都并没有正式称帝,但是实际上已经具备帝制的特点,所以整个政府可以说是由皇帝领导而运作。罗马帝国正式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中国史书称为大秦扶菻
罗马帝国可以用来表示所有在罗马统治之下的土地。罗马的扩张使罗马超出了一个城邦的概念,成为一个帝国。罗马疆域的全盛时期是图拉真在位末年(117年),罗马帝国此时总共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6]
屋大维建立帝国后,创立元首制,称奥古斯都。罗马帝国一般被分为前期帝国(前27年200年)、中期帝国(200年395年)和后期帝国〔395年1204年/1453年〕三个阶段。前期帝国经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至安敦尼王朝五贤帝时代)达到全盛,国家稳定、社会繁荣,被称之为罗马的黄金时期。后期帝国从三世纪危机起,经伊利里亚诸帝戴克里先四帝共治的戴克里先王朝、君士坦丁大帝的君士坦丁王朝,至狄奥多西一世时的狄奥多西王朝和其死后将帝国正式分为两部分(395年)。西部在内忧外患中衰落,在410年8月,罗马城被西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一世攻陷,导致不断的衰败而沦为近卫军的傀儡,最终在476年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个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西罗马帝国彻底灭亡。而东部帝国直到1453年5月29日为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所灭,史学家多称其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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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历史

[编辑]罗马帝国的建立

屋大维
罗马共和国末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特别是马略的军事改革之后,在马略苏拉的争权夺利中被削弱,紧跟着是凯撒庞培的内战。在这些动乱中,许多元老院议员阵亡、被处死、被谋杀或是自杀。元老院里充斥着前三头的支持者,后来则是后三头的支持者。
后三头同盟瓦解后,屋大维安东尼分掌罗马的东西部,双方矛盾日趋激烈。前31年9月,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联军,在希腊亚克兴角与屋大维交战。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埃及女王认为安东尼获胜无望,将自己的军队撤回埃及,安东尼也一起到了埃及。屋大维随后入侵埃及,埃及女王和安东尼自杀,埃及也被罗马占领。
前27年,屋大维一面表示卸除一切大权,恢复共和制;一面又装作迫于元老院和公民的请求,接受与共和制度完全违背的绝对权力,成为元首(或可译作“第一公民”)、最高统帅(Imperator,或可译作“凯旋大将军”、“大元帅”)、最高的代行执政官、终身执政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第一元老等,并获得了“奥古斯都”和“祖国之父”的称号(以后的皇帝也有这些头衔)。屋大维的这场精彩演出宣布了罗马帝国的建立。

[编辑]前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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