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

教你四招辨别真假鸡蛋

2014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地有大量的人造假鸡蛋流入市场,由于假鸡蛋的制作成本只不到1毛钱,黑心商家为了钱,昧着良心,仍然偷偷销售!

买鸡蛋要警惕了!假鸡蛋不但没有任何营养价值,长期食用更有机会引致记忆力衰退痴呆、孕妇难产等严重后果(可能是因为明矾含铝)。

人造鸡蛋的制作原料都是些化学材料,蛋壳是用碳酸钙做的,蛋黄和蛋清则是用海藻酸钠、明矾、明胶、食用氯化钙加水、色素等制成。其做法先将一定量的海澡酸钠倒入一盆温水内搅拌成蛋白状物体,用明胶拌匀,再加苯甲酸纳、白矾等其他化学品混入制成蛋白,而蛋黄只是加些柠檬黄色素,再加氯化钙混合倒入模具形成蛋形,产生蛋的薄膜,蛋壳则是用石蜡、石膏粉、碳酸钙等制成。

我们可以算笔账:以1公斤鸡蛋在6.5元左右为例。1公斤的海藻酸钠只需要42元钱,能制作出150公斤的假鸡蛋,加上其他费用,1公斤假鸡蛋的成本才0.55元左右。整个制作时间不到5分钟,这可比母鸡下蛋要高效率。

乍一看这些人造鸡蛋和真的土鸡蛋外观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们的主要成分却是化工原料。现场实验为你揭开人造鸡蛋的制作过程……

媒体曝光:由于假鸡蛋的制作成本只是售价的25%左右,因此在大陆可说是屡禁不绝。

现在请大家记住分辨方法:

假鸡蛋外表、颜色和重量都和真鸡蛋差不多,但没有鸡蛋应有的腥味。而在照蛋灯下,假鸡蛋的气室是看得出来的,和真鸡蛋不同。这是由于假鸡蛋的蛋皮和蛋清中间有空隙。

假鸡蛋煮熟以后,蛋黄不但捏也不碎,而且非常有弹性,甚至可以当乒乓球般打(不包括比较难见的〝橡皮蛋〞)。而且,假鸡蛋的味道当然不好吃。

教你四招辨别真假鸡蛋:

辨别真假鸡蛋(网络图片)

环保化学专家教你四招:一看、二闻、三摇、四吃。

第一是看,就是看鸡蛋的外观,如果是真的鸡蛋,感觉外表会比较脏;如果是人造鸡蛋,外壳会很均匀、很干净。另外,再对着光线来看,真鸡蛋没有假鸡蛋透明度高。


辨别真假鸡蛋(网络图片)

第二是闻,如果是真鸡蛋闻起来会有腥味,假鸡蛋就没有腥味。


辨别真假鸡蛋(网络图片)

第三就是用手摇,真鸡蛋在摇的过程中水、蛋清和蛋黄是混合在一起的,没有很响的声音,假的鸡蛋因为有水在里面,因此摇起来会更响一些。


辨别真假鸡蛋(网络图片)

第四就是吃,如果不知道真假,那么在打鸡蛋的过程中假鸡蛋黄很容易打进去以后就散了,而且在炒的过程中很难凝固;真鸡蛋的蛋黄和蛋清都是清楚的,而假鸡蛋在炒的过程中很容易散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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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

中华民国沦陷区自治政府: 推荐中国问题解决方案 with English

中华民国沦陷区自治政府: 推荐中国问题解决方案 with English: 向西方政府推荐中国问题解决方案(转发:来自沦陷区) 尊敬的西方人权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 我是居住在中华民国沦陷区的中国人, 我知道,你们不是不想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也知道消灭中国的独裁者对你们来说易如反掌。我更知道你们轻易不动手的根本原因:你们是怕中国乱!你们对中...

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

跌倒

跌倒?
有一個海邊的村落,村裡大部分男人時常出海很久不在家。村裡的女人幾乎每個人都有偷情,但在偷情後又會去找神父告解。
過了一陣子後,神父建議那些女人:「以後我們把偷情這兩個字叫做跌倒,只要說[跌倒]我就知道了!」
後來,老神父退休了,他走之前特別交代村長要把“跌倒”這兩個字的意思轉告新神父。
但新的神父上任後,村長卻忘了告訴新神父這件事。女人們還是一樣去找神父做告解,每天都有人跟神父說我今天跌倒了。
因為跌倒的人實在太多了,於是神父去找村長,他建議村長要加強道路建設,免得太多人常常跌倒。
沒想到,村長聽了卻哈哈大笑。
神父不明所以,看村長笑得那麼開心,就很生氣地說:「你笑什麼!村長夫人這個星期已經跌倒3次了!」

2014年11月9日星期日

歷史上的今天:柏林牆的倒下


【歷史上的今天:柏林牆的倒下】25年前,也就是公元1989年的11月9日這一天,隨著先前中國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的影響與波及,當時的前蘇聯,乃至於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鐵幕陣營,都面臨了廣大群眾要求盡快推動民主化改革,否則就要群起抗爭,甚至是不惜流血暴動、以追求自由的臨界點,因為坦克車與機關槍,再也無法撼動與鎮壓民心了…所以在這種各國共產黨高層都無法繼續使用武力來控制國內政治局勢的詭譎情況之下,身為最接近民主西歐的東德(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在看到了同樣也是由共產黨掌權的匈牙利,領先開放了封閉長達44年的邊境,讓他們的人民,還有東德的百姓,可以取道進入西歐奧地利,甚至是聯邦德國(西德)境內,因此共產黨政府緊急進行了磋商,並且決定要放寬東德人民原先所受到的旅遊限制,也就是東德將有計畫地逐步開放…東西方冷戰時期最著名的實體隔閡與建築標誌…『柏林圍牆』(Berliner Mauer),讓東德百姓日後可以用著比較自由和方便的方式來到西柏林市…這塊屬於民主國度-西德的土地!
但是,依照本來東德高層方面的決議,他們是打算要在11月10日的時候,先宣布除了柏林圍牆以外的東德國境出入點正式放寬出入境簽證取得之限制,然後再視情況與西方國家的反應,另外找時間公布最後開放柏林圍牆管制點的時間…因為這畢竟是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分水嶺象徵。
結果,萬萬沒想到,在11月9日當地晚上7點整所召開的國際記者會上,擔任發言人的東德中央政治局委員沙伯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1929-),竟然在現場直播的場合當中,整個誤解了高層所下達的指示,直接說出了:
『從即刻開始,我們東德政府將取消所有的入出境限制以及所有管制點!』
天啊!
在電視機或是收音機前聽到這些話的東德民眾,還有現場聚集的各國記者以及西方政治觀察家們,簡直是個個目瞪口呆,甚至還半信半疑,覺得他在一定是在『練肖話』!後來透過媒體朋友們的再三追問,他也再次的誤解,再次的宣布無條件開放…終於,在莫名其妙之下,大家肯定了這項開放議案…
哇!這對東德人而言,可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超級大禮物,因為在赤色鐵幕限制了好幾十年之後,大家終於可以用自由之身來到自由的國度,享受自由的滋味啦!
於是乎,成千上萬,數也數不清的東德民眾,你我手拉著手,唱起了歡愉的歌,一齊來到了柏林圍牆,想要趕快來到西柏林看看,那些活在『另一個世界』、『充斥邪惡資本主義』的同胞們…
而當時候的東德國境管制點守軍們,以及前來駐防在東柏林的蘇聯軍隊,其實也早就知道這項消息確實有誤,依法得以驅離,甚至是動武!但是看到那些自己的人民眼中所流露出來那前所未有的歡喜與興奮,守軍們也都很清楚,萬一他們真的封鎖了管制點,恐怕類似北京天安門的流血衝突將會在東德上演,而他們這些守軍到時候也非常可能會被當作是憤怒群眾抓狂開打後,第一批活生生的『自由祭品』,所以在當地時間11月9日深夜11點時,隨著響徹夜空,群眾們高呼開門的鼓譟聲中…
柏林圍牆…打開了!
有沒有看過嘉年華會?
有沒有看過世界杯足球賽總冠軍凱旋返國的慶祝遊行?
告訴各位…都絕對沒有這個場面如此的盛大與欣喜…更帶有著莫名的感動!
很多人開始唱起讚美的聖詩;
更多人跪下來禱告感謝上帝。
東西柏林的民眾,此時更已經陷入了極度的瘋狂!除了擁抱、哭泣之外,這時候,不知道是誰,突然間想到了,就是這個長達155公里的圍牆,限制了民主、箝制了自由,所以應該隨著限令的解除,跟著被銷毀!
接下來,大家不分東柏林還是西柏林,所有的新柏林人,紛紛拿起手邊,或是回家去找可以用的工具器械,開始拆除圍牆,要讓這些歷史的不愉快,通通歸入塵土…
公元1989年的11月10日,
距離圍牆解禁還不到24小時之後,
建於西元1961年的柏林圍牆,
倒下了!
人民的力量,永遠是最強大的!
自由萬歲!民主萬歲!
柏林圍牆如此, 中共偽政權也是如此! 人民日夜覺醒,中共偽政權驚恐不安,它阻擋人民耳目、封塞人民口舌的“長城防火牆”也越築越高,但它的垮台是一定的!

中国茉莉花革命: 周小平 范曾 赵本山 三人行

中国茉莉花革命: 周小平 范曾 赵本山 三人行

大陸空汙伸手不見五指,圖片集錦讓你身歷其境

今年2月份北京持續重污染剛過去約一個月,3月24日15時,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指揮部辦公室發布空氣重污染黃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三天重污染持續。
根據世界銀行與中國大陸國務院所屬開發研究中心在3月25日發表的一項聯合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空氣污染代價驚人,空汙所衍生的早死與人體健康問題造成相當於每年3000億美元的代價。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一份研究指出,每立方米空氣所含的PM2.5增加100微克,將使平均預期壽命減少3年;使大陸北方居民的預期壽命較南方減少5.5歲。
中國為了經濟發展,以造成嚴重的空氣汙染和犧牲國人的健康為代價,空氣汙染問題成為全民必須共同承擔的生命風險。
而中國並不遙遠,空氣汙染也並非與我們無關。
以下照片是請大陸各地的大學生所實際拍攝,配上他們的敘述,帶領大家身歷其境,一起面對這你無法再忽略的真相。
1.吉林長春(2013.10.21 徐奕霖)
1.吉林長春(2013.10.21)
「仿佛走進一間濃煙瀰漫的封閉屋子,空氣稀缺,我的口罩半小時就已經變黑了。」
2.河北保定(2013.1.9 陳浩)
2.河北保定(2013.1.9)
「這是火車站廣場,我除了眼前的這個人,看不見不遠處的高樓群,整個世界好像被玻璃罩罩起來。」
3,.河南鄭州(2013.2.2 馬咴)
3,.河南鄭州(2013.2.2)
「從樓上往下望,我像住在雲裡!烏黑黑的空氣什麼時候才到頭啊!」
4.北京 (2013.7.3 張旭)
4.北京 (2013.7.3)
「到北京旅遊,很掃興,霧霾遮住我的視線。可是這又是一種特別的經歷,好歹我也是呼吸過北京牌PM2.5的人啦!」
5.黑龍江哈爾濱(2013.12.19 邢鋼)
5.黑龍江哈爾濱(2013.12.19)
「那天我起床發現整個世界都模模糊糊的,可是我擦了幾遍眼鏡還沒什麼好轉。工業革命的重現嗎?」
6.上海(2013.12.5 申克扬)
6.上海(2013.12.5)
「聖誕節上海的禮物就是霧霾!我們終於也「淪陷」了!!!」
7.江蘇淮安2(2013.12.4 錢億佳)
7.江蘇淮安2(2013.12.4)
8.江蘇淮安(2013.12.4 錢億佳)
8.江蘇淮安(2013.12.4)
「在學校裡拍的景象,好像是寂靜嶺。雖然景色別緻還有點美,可你知道空氣是臭的嗎?!」
9.北京(2013.3.31 郭連文)
9.北京(2013.3.31)
「我是北京人,我習慣了霧霾。可是習慣不是件好事,因為連空氣已經開始威脅健康,我活得很沒有安全感。」
10.山東聊城(2013.1.31 常金鑫)
10.山東聊城(2013.1.31)
「警察叔叔很辛苦,這可惡的霧霾!發展經濟真的要靠犧牲空氣為代價嗎?」
11.江蘇南京(2013.12.22 來源:姚瑤)
11.江蘇南京(2013.12.22)
「傍晚走在學校的小道上,連路都看不清楚。我們一行人都帶著口罩,只露出恐慌不安的眼睛,走走走,好像要走到世界的邊界然後重重摔下去!」
河南鄭州(2013.3.4 Caesar)
12. 河南鄭州(2013.3.4)
「霧霾下的鄭州,呼吸好難受。」
13. 浙江杭州(2013.12.8 博世)
13. 浙江杭州(2013.12.8)
「還從沒見過這樣浸在霧霾中的浙大!」
14. 吉林白山(2013.11.24 呼延良澔)
14. 吉林白山(2013.11.24)
「飛機迷路了,人們走丟了。」
15. 上海(2013.12.7 楊明迪)
15. 上海(2013.12.7)
「最近上海霧霾得厲害,兒子咳嗽越來越嚴重……」
16. 安徽合肥(2013.12.9 石立興)
16. 安徽合肥(2013.12.9)
「合肥霧霾,平常清晰明亮的太陽哪裡去了!」
17. 四川成都(2010.12.14 趙華文)
17. 四川成都(2010.12.14)
「什麼也看不見,呼吸道難受極了。」

2014年11月8日星期六

APEC峰会 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图)

【APEC的奢华红地毯】 1、主会场耗资10亿美金;2、北京政府放假、大中小学校停课。3、北京300公里以内的污染企业关闭。4、斥资70亿元,改造雁栖湖周边地区,有网站分析总投资超过360亿。5、投资1.64亿美元建26个风景区;6、800万美元建"民间手工"购物村。7、挖了一条人工河道。


这几天出门,总能在北京遇到令人心旷神怡的蓝天白云。这在一个雾霾频频造访的季节和城市,难能可贵。不过,据说这意外的“福利优待”还要拜远道而来的各位客人所赐。115日起,APEC部长级会议、工商领导人峰会、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将接连在北京远郊怀柔雁栖湖举行,盛况空前。单单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将有130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与此次会议,数量和参与面同样也创历史之

北京自启动APEC管控措施后天色明显澄明

最为将北京迷人的秋天呈现在世人面前,提高APEC的“透明度”,当局施展了浑身解数。在实施了一系列如限制火葬场工作、禁止烧菜做饭、交通管制或限行、企事业单位放假等措施后,北京又开启了最高级别应急措施,将减排范围一路扩展至天津、河北、山西甚至山东6城市,据说安检规格也甚至超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局为此兴师动众当然是有理由的,然而细观之下,四中全会刚刚抛出尊重人权、依法执政,当局便随即一纸命令求全民总动员,为其“贡献”公共资源甚至连烧柴做饭也要明令禁止,岂不讽刺?

如果因为这APEC峰会,搭下外国人到来的“顺风车”,还能让人感觉到意外的福利,大家自然开心,但是如果要为此而大张旗鼓地牺牲民众生活的便利,那可要犯众怒了。路上打不到车、银行不营业天气虽好当饭吃吗?做这种临时的交易有多大的意义?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一切为了APEC蓝,北京峰会的副作用》,中国政府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设法确保在APEC峰会期间北京空气清新、天空蔚蓝,而这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而更有人咆哮,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为了一次会议而那样兴师动众,以公共利益做交换。如此,那这个会议便毫无意义。于是,《人民日报》出面安抚民意,APEC=人放假车限行空气变好?那你就太simple啦!正因为有了APEC会议,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奶粉才更便宜,去新马泰、巴厘岛的旅游签证才更好办,韩剧、泰剧才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环球时报》7日的社评《不必把“APEC吐槽”太当回事》总算体会到问题的关键,又一次代表了大多数人可以承受这份不便,称“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国家能承受,摊到每个人头上也就那么多。”至于民间的吐槽,则至多只是一种最原生态的不可避免,仅仅是“冬天的玻璃窗上多了一层哈气”。


有论者认为这是彰显中国威仪的绝佳机会,这才是最大的“讲政治”。这让人《资治通鉴》中一个故事,帝(隋炀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说的是,当年隋炀帝动用庞大的国力营造东都洛阳。为了宾服西域、显示国家强盛,大业六年正月十五,隋炀帝在东都举行盛大庆典,邀请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参加。按照隋炀帝的要求,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被开辟成露天大戏场,5万名乐工在这里通宵达旦表演各种节目,持续了半个月。东都的市场被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每一个店铺都重新进行了装潢,连卖菜的小商贩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炀帝还命令用丝绸将路旁的树木缠起来,使整座城市显得绚丽多彩。胡商们看到后,大为不解,问陪同的隋朝官员说:“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上,树上包上丝绸只是好看而已,还不如将这些丝绸拿下来给他们做衣服呢?”随行的官员哑口无言。

实际上类似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只图好大喜功的故事,人们已经见识了太多。不独古代,比如为了迎战2014年的青奥会,南京当局在建邺区青奥村附近突击栽种大量树木,岂料不多时,青奥会一旦结束,大量树木在暴晒中枯死,直径在二三十厘米,高约五六米的树干被随后运走。无独有偶,2011年中共建党70周年前夕,安徽合肥市在芜湖路打造所谓的“红色主题街”,为芜湖路从孝肃桥走到大钟楼近2公里道路两侧所有大大小小的梧桐树都穿上了金领红绸的“旗袍”。不亦有同工之妙么?

北京保安空前严密,草木皆兵
不过,这也并非中国的专利,但凡大中华文化圈的文明国家总是有那么强烈的脸面感存在的。诸君想必还记得2012年被新华社扒出来的菲律宾“遮羞墙”的故事吧。彼年的5月份,设于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召开年度会议,来自60多个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将参会。为了向外界展示菲律宾开放的商业环境,当局竟在马尼拉机场和市区间构筑一道临时墙壁,挡住一处贫民窟。这道墙修建在机场路一座桥梁上,后方的贫民窟旁是一条小河,河面满是垃圾。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里基¨卡兰丹3日为政府举措辩护,理直气壮地称“任何国家都会在客人到来前做一点修缮”。

于此,还是应该借用古人的那句话,路有衣不蔽体,何不将缯帛赐予路人?这到底让人想起慈禧老佛爷的至理名言,“宁与洋人,不与家奴”。说到底,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总有一种虚荣与遮丑的情结在其中,总有一种对民意的漠视与麻木不仁在其中。人权自2004年便进入宪法,今年四中决定更是处处透露对民意的看重,渗透着就公民个人私权如财产权的人权精神。但是多少年人权只是一个书卷气十足的概念而已,强征暴敛、践踏人权的案例比比皆是。四中刚过去不久,当局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大张旗鼓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鸟巢上空升起五彩斑斓的各色烟花,却便一纸通令禁止工矿企业开工,甚至会场10里内村庄禁止烧柴火做饭,令人匪夷所思。

当然,当局还有理由说是要顾全大局,而且看上去这理由万分充足,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即便有再多不满,这样你也只能打掉自己的牙和血吞了吧。此次APEC峰会号称中国年度主场外交的最重要一幕,习近平上任两年来在中国召开的最高级别国际峰会。这次峰会,是习近平坐稳党国大位后,在世人面前展示大国领导人威仪的机会,对习近平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峰会的组织者们,也因此而不敢有任何闪失。想必多数中国人也同意,在外国人面前,不能丢了这个面子,再出现今年4月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最美的季节来到这里(河北)”时所遭遇的不见天日,眼睛出现灼烧感,并伴随喉咙痛和头痛的症状的窘境。升斗小民,如有异议或者不满便是不讲政治,搞破坏,为国家抹黑,这罪名足够“砸”死人。于是,他贴金也好,炫耀也罢,你只有配合的份。

只是,三中全会便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四中全会便宣称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未知今天APEC所出种种,其粗暴如此,究竟如何体现法治精神,如何约束公权、保护个人私权?“炫耀”的资本最好平时做,功课如果只是临时抱佛脚,能掩盖中国当下面临的发展困境吗?如果全国人需要蓝天,那么就只能盼着远道而来的客人你别走吗?否则这蓝天便如一幅画一样,仅仅是人为的涂抹,终究有褪色的一天。若想在外界树立令人尊敬的形象,首先要懂得言出必行,真正地将执政行为规范化法制化。只有一个懂得尊重宪法、尊重人权并约束权力滥用的法治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

来源:多维

2014年11月7日星期五

红军铁先锋黄开湘:生前飞夺泸定桥 死后却蒙冤@

1935年3月,红四团在掩护大部队转移后,又奉命作为先锋团向曲靖、昆明方向进击。这时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随四团行动,红四团不但肩负着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的任务,还要担任着保卫中央领导的任务。
1935年5月初,红军来到大渡河畔,蒋介石派部队前堵后追,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一师一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强渡大渡河。打开了北进的第一条通道。27日清晨,军委直接电令黄、杨率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奔袭,全程320里,须三天内赶到。从大渡河到泸定桥全是山路,且崎岖泥泞,有的还是绝壁开凿出来的栈道。时令虽是初夏,但这里寒气逼人,山上白雪皑皑、银光耀眼,山下河水湍急、吐着白浪,令人心惊目眩。偏偏老天又不作美,下起倾盆大雨,部队刚走了60里,便与敌交上了火。这股敌人被消灭之后,前面又报告有一营敌人扼守在山头上。等把这两股敌人都消灭时,时间已过了两天。这时军团又下电令:“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迅速灵活机动的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要在这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创一天跑160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林、聂”
黄开湘从杨成武手中接过电报,叹了口气说:“不是160里,而是240里,拼死也要完成任务。”于是全团上下边动员边行军,一天一夜走完240里,凌晨6点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面对滔滔河面上仅剩下13根铁索的泸定桥,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战士组成敢死队,背插马刀,手提驳壳,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冲去。黄开湘站在桥头坐阵指挥,杨成武带着第二梯队紧跟在敢死队后面配合。战士们一边铺桥板,一面向前逼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压倒一切的气概向敌人扑去。经过数小时的战斗,终于夺取了被称为天险的泸定桥。当天夜晚12点,刘伯承、林彪、聂荣臻顾不上休息,在黄、杨的陪同下来到泸定桥。刘伯承站在桥中间动情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人马,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聂荣臻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胜利了,这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四天后,军委通报全军,表扬了红四团。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左三)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们合影
红军到了川北,粮食十分缺乏,黄开湘虽是高级干部,也和政委一道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黄开湘本是放牛出身,对野菜十分熟悉,一到驻地就带领战士们采野菜,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留给了伤病员。
8月17日清早,红四团正在开干部会,忽然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四团为先锋团,要求四团在茫茫草地上为全军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黄开湘接了电话后对政委杨成武说:“毛主席把首先过草地的任务交给我们团,这是全团的光荣,我们要坚决完成任务。”黄、杨率四团在草地上摸索前进,为全军打开了一条北上的胜利通道。短短6天时间,红四团献出了200多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1935年9月,红四团到达甘肃境内龙江,15日接到师部转来军委命令:“命令红四团继续北上,向甘肃岷州前进,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扫清前进中阻拦之敌。”
黄开湘和杨成武进行了周密部署,杨成武带一支部队正面佯攻,黄开湘率部队迂翻越天险,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炸毁敌碉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全线崩溃。腊子口战斗是红军长征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四团的威风,也充分显示了黄开湘的军事指挥才能。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有斧头将军(指黄开湘)和白袍小将(指杨成武)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1935年10月,在甘泉附近,中央红军与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次日举行两军会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说:“从瑞金出发,从过于都河那天算起,共计267天,我们走过11个省,根据一军团统计最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前所未有的长征……”听了毛泽东的话,黄开湘激动地对杨成武说:“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啊。”(注:上述根据杨成武口述整理)
就在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黄开湘终因积劳成疾,静静地长眠于甘泉罗汉川洛河畔。
战功赫赫的将领
却蒙受不白之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终于胜利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在谢觉哉、邵式平率领下来到了赣东北。访问团主要任务有五项:一、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使老区人民体验到革命胜利的光荣;二、把毛主席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在老区人民中反复宣传,鼓励和教育老区人民和干部;三、把访问地区人民的英勇革命斗争精神、感人事迹和军烈属生活情况汇集呈报中央;四、对生活困难的军烈属予以适当的救济;五、解决“平反”问题,给历史上因“肃反”而被错杀的苏区干部、群众及红军战士予以平反昭雪。访问团在对老区人民慰问抚恤中还有一件具体工作,就是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干部、红军战士以及革命烈士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并登记造册。
访问团在方志敏、黄开湘的家乡弋阳县漆工镇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苏区失陷,国民党军队在赣东北苏区实行烧、杀、掠、抢,许多村庄被烧成废墟,大批苏区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仅漆工镇被杀绝的家庭就有598户。黄开湘的亲属自然未能幸免,其妻为活命被迫改嫁他乡,女儿早早送给他人做童养媳,年老的母亲在外面乞讨为生,黄开湘的四个弟弟也成了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面对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慰问团,黄开湘的家人与无数老区的群众一样,欢欣鼓舞、兴奋异常,可由于当时消息闭塞,黄家的亲属和众乡亲谁也不知黄开湘随红十军赴中央苏区的情况,更无法得知其是否尚在人世,关于黄开湘的登记表如何填,黄家亲属及其乡亲正为此焦急犯难。不知哪位地方领导仅凭某种猜测和传闻,便信口开河,结果在黄开湘的登记表上出现了一行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文字:“此人在长征途中吃不了苦,逃离革命队伍,现下落不明。”(注:此登记表仍保存在弋阳县档案馆)。正因为这行字致使黄家亲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谈不上享受烈士家属的政治荣誉和生活照顾了。
直到1959年,黄开湘仍无消息,县民政局才恢复了黄开湘女儿的烈士家属待遇,但黄开湘是何时牺牲的,他自离开赣东北苏区之后的经历如何,对此亲属及当地干部、群众仍一概不知。
英雄的名字让人民永远铭记
在黄开湘牺牲50年之后,他的英雄业绩终于昭然于世,很快地在家乡传开。原来1985年《杨成武回忆录》公开出版了,一位有良好党史、军史素养的中共弋阳县委秘书黄泽生看到了这本书。杨成武在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好搭挡——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引起了这位与黄开湘同村同宗人的关注,黄泽生根据书中介绍的“王开湘”的有关情况,断定书中的“王开湘”就是他的同宗先辈黄开湘。
黄泽生及时向当时的弋阳县委书记反映了情况。不久,征得杨成武将军同意后,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的同志赴京采访了杨成武将军。
1986年6月30日,杨老在他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来自黄开湘家乡的客人。见面后,他首先对方志敏、邵式平、黄开湘家乡的弋阳老区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亲密战友黄开湘表示深切的怀念,然后细细地追忆起长征途中与黄开湘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难忘岁月。
杨老回忆道:“遵义会议前夕,红军打下牛拦关,占领松坎,耿飙团长调师部,黄开湘被派到四团任团长,我任政委。当时中央正准备在遵义召开会议,我团在松坎担任警戒,通过这几天接触,我才了解他是江西弋阳县人,是赣东北红十军锻炼出来的干部,因在军委供给部任政委时与李德闹别扭,主动要求上前线。他年纪比我大,以往职位比我高,但对我这个政委一直是很尊重的。”
在谈到黄开湘长征的经历时,杨老激动地说:“土城狙击战、飞夺泸定桥、夺袭腊子口,场场都是恶战、险战,他的指挥才能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表扬。过草地是毛泽东点的将,要我们四团为先锋团,黄开湘一马当先、英勇果断,确有大将风度。”
谈到黄开湘的死因时,杨老沉痛地说:“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我们接到中央通知参加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那次策马扬鞭,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出了一身汗。在会上听了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心里格外激动。会后,中央觉得大家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荤味了,于是决定给每人发了1块大洋自己加餐。那时陕北物资很便宜,一块钱能买5斤猪肉,一只羊只要3块大洋,老战友聚集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狠吃了一餐。回来的路上又淋了一场大雨,可能出汗、淋雨,肚里又灌了些油水,结果我们两人都得了伤寒病,他比我病得厉害。我送他到军委卫生部住院,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成了我们的诀别。黄开湘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震惊了,也顾不上自己在患病,带着政治处主任谭冠三及警卫员跃马直奔卫生部医院,谁知我们到达时,黄开湘的遗体已经埋葬了。”
“在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的陪同下,我们来到烈士的墓前,这里没有花圈,也没有墓碑,一座新土坟已披上一层厚厚的白雪。据姜齐贤说,黄开湘住院一个月来,连日高烧40来度,处于昏迷状态,加上医院缺医少药……听了姜部长的介绍,我悲痛万分,泪如泉涌,黄开湘离开他朝夕相处的战友和红四团走了。事后我带着未痊愈的病体,默默地在他的墓前立下了块木碑,上面写着‘红军团长黄开湘之墓’,他留给我们的遗物是一块手表和一支左轮手枪。这块表后来给聂荣臻政委了,手枪也给左权参谋长了。”(编者注:据法制晚报一篇题为《长征先锋黄开湘病中枪响 墓碑少了烈士二字》的文章,黄开湘烈士在高烧迷糊的状态下搂响了藏在枕头底下的左轮手枪,被子弹击穿头部而死的。因此,有人认为他是死于自杀,而在当时自杀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他的战友、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中,并不认为黄开湘之死属于自杀,而是在神志不清时误搂了手枪扳机。)
最后,杨老一再交待弋阳党史办的同志:“你们回去要好好宣传黄开湘,他是人民的大功臣。”1990年春,带着浓浓乡情并怀着对革命前辈深深敬意的黄泽生(时任弋阳漆工镇党委书记)趁公差之便也进京拜访杨成武将军。此时,年事已高的杨老谈及往事依然思路清晰、兴致盎然。他在交谈中解释说,我的福建口音很重,秘书在书稿中不慎把“黄”写成“王”,留下一点遗憾。同时告诉黄泽生,黄开湘的女儿在他那里住了一些时间。面对黄开湘家乡的乡亲,杨老禁不住激动地说:“黄开湘是长征途中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地记住他。”

红军铁先锋黄开湘:生前飞夺泸定桥 死后却蒙冤

他不是名人,但他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斗中战功赫赫;他应该被立传,可他却蒙受了半个多世纪的不白之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平反昭雪。他便是红军长征中指挥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斗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
黄开湘1901年正月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黄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因家中人多,少年时代便开始以作木匠、箍桶为生。他母亲方尚香是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人,是方志敏的堂姑,因而他从小就认识方家几兄弟。1926年春,方志敏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派遣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利用做木匠的有利职业,走家串户,协助方志敏在漆工、烈桥一带近百个村子建立了秘密农协会。不久就由方志敏、黄镇中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赣东北地区早期的党员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弋横6万多农民的年关大暴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无论是在创建和扩大赣东北苏区的艰苦环境中,还是在历次反“围剿”的搏斗中,以及在万里长征的征战中,他都胆识过人、勇往直前,尤其是肉搏战中,他不用刺刀和大刀,却提起斧头东砍西劈。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人物都亲昵地称他为“斧头将军”。
赣东北苏区的“斧头将军”
1929年春,正是杜鹃花漫山红遍的时节,从弋阳磨盘山走下6人,全是短衣打扮,手里提着扁担、斧头,看起来好像是上山砍木料的。当他们走到弋阳、德兴交界的白马岭时,就被一小队靖卫团围住。一个手提木壳枪的小头目问:“干什么的,是不是赤匪?”走在前面的一位满脸胡须的壮汉扬了扬手中的斧头说: “上山开禁的。”(弋阳土话,指上山分位置,让村民砍柴)。小头目看不出什么破绽,正准备让其通行,突然团丁中一个人惊叫起来:“他就是方志……”“敏”字还没说出口,说时迟,那时快,提斧头的壮汉扬起斧头在那团丁的脖子上横劈过来,那个团丁哼也没哼一声,顿时就毙命了。靖卫团小头目还没转过神来,后脑壳就被硬梆梆的驳壳枪顶住了,只听壮汉冷冰冰地说:“快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在小头目的哀救声中,团丁们只得把枪高高举起。这个提斧头的壮汉便是黄开湘,提驳壳枪的是吴先民,其他4人分别是方志敏、方远辉(方远辉是原江西省委书记、省长方志纯的胞兄)、彭高、黄镇中,他们是去出席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
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张家畈饶家祠堂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100余人,到会群众600余人,会上选举方远辉为县苏区主席,黄开湘为县苏区军委主席。两天后中共德兴县委、团县委同时召开代表会,选出吴先民为县委书记,彭高为团县委书记,并成立了德兴赤色独立营,黄开湘兼任独立营政委,会后亮出了德兴四乡108村的暴动大旗。到了5月,德兴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县红军独立营在全县赤卫大队的配合下,攻克新营,并一鼓作气占领德兴县城,实现了全县一片红,成为赣东北苏区三个全红县之一。共和国开国海军中将、原东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饶守坤便是这时候参加德兴红军独立营的。
1930年新年伊始,正当赣东北苏区稳步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又调集敌第十八师戴岳部,并纠合弋阳、贵溪、乐平、德兴、余江、横峰、铅山、上饶8县靖卫团,以磨盘山为主攻目标,采取“长驱直入”之策略,兵分六路向赣东北苏区发起第五次局部“围剿”。
1月6日,赣东北红军独立团在弋阳芳家墩与敌作战失利,敌人气焰更加嚣张。为解根据地之危,方志敏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命令德兴独立营潜入敌人巢穴——上饶县城。
敌军重兵压向苏区之后,后方空虚,整个上饶县仅300余人守城。18日我红军独立团跳出外围,把上饶县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德兴独立营与独立团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上饶,守城之敌仓皇出逃。此次红军虽只缴枪50余支,但对敌人影响很大,省城南昌也为之震动。随后,方志敏在上饶抗口乡召开上饶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黄开湘担任县苏区主席(后由李步新接任),并成立上饶红军游击大队,赣东北苏区在粉碎了敌人第五次局部“围剿”之后进入大发展时期。
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国民党军队纷纷调往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赣东北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向外线出击,方志敏与周建屏率领的红军独立团连克众埠、乐平、河口、鄱阳等战略要地。7月初,锋芒直指景德镇。
景德镇是中外闻名的瓷都,是赣东北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拥有3万多产业工人,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加上天旱,近1/3产业工人失业,广大农田也无水耕耘,阶级矛盾显得异常尖锐。国民党驻军调离景德镇之后,仅留一个营的兵力守城。方志敏得悉这一情报之后,决定智取。
7月4日,红军独立团从弋阳芳家墩出发,行至乐平段家村后,全部换上国民党保安团的旗号,悄悄地向景德镇逼进,6日凌晨抵达景德镇城门。守城敌军正准备让这支队伍进城时,没想到红军队伍中几个俘虏兵突然大叫,敌兵赶快关闭城门。扮作敌团副的黄开湘迅速将一把斧头插进两扇城门的缝隙中,使门一下子不能关闭。周建屏马上向门缝内投进几个手榴弹,只听到“轰、轰”几声,有被炸死的、炸伤的,其余一哄而逃。红军迅速攻入景德镇,睡梦中的敌人以为神兵天降,纷纷举手投降。这一仗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并缴获黄金2000余两、银圆50万元,还吸收了一大批煤矿、瓷业等产业工人加入红军队伍。
7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独立团在乐平众埠扩编为红十军,辖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3个团,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代政委,黄开湘为参谋长并兼任八十二团政委。
8月1日,赣东北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芳家墩召开,成立了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方志敏担任主席,黄开湘当选为执行委员。
到了9月份,红十军又攻克鄱阳、湖口、都昌三座县城,击溃张超的警卫团和南京财政部税警营,共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10余挺,红十军主力3个团扩编为一、四、七3个旅,另建军部特务团、机炮营,全军达6000余人。不久,地方武装30多个干部连加上部分红军游击队集中后编为赤色警卫师,黄开湘任师长,赣东北苏区军委主席方志纯兼政委。此时赣东北红军总数达3万多人,枪2万余支。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开湘当选为省苏区执委。
敢于顶撞李德的供给部政委
1933年春,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中央电令闽浙赣省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黄开湘匆匆告别母亲和妻儿,随政委邵式平、军长周建屏奔赴中央苏区。这次赣东北苏区带给中央的礼物计黄金2000两、银圆100多万元、药品40余箱,这对经济极为困难的中央苏区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接见红十一军(红十军赴中央苏区时,改编为红十一军,原浙赣省军区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红十军)领导人时,夸奖赣东北苏区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并亲切地戏称黄开湘是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朱老总听说黄开湘喜欢用斧头肉搏,把自己的手枪解下来送给黄开湘说:“今后不要用斧头肉搏了,这支枪就送给你了。”黄开湘看到这支乌黑锃亮的左轮手枪,确实爱不释手,但又不好意思接。朱老总笑着说:“这枪不好吗,是从张辉瓒手中缴获的,德国货。”看到朱老总如此慷慨,周恩来也笑着说:“你们给中央送来这么多黄金白银,中央也没有什么东西送你们。这样吧,我这块表送给你,给你这个斧头将军装备装备。”
早在赣东北苏区时,黄开湘就听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对他们极为仰幕,尽管这次没有见到毛泽东,但朱老总、周总政委的领袖风采和大将风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黄开湘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为了加强对前线红军的物资供应,中央军委成立了红军总供给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黄开湘为政委。黄开湘根据赣东北苏区的成功经验,经中央军委同意,在中央苏区各县区交通线上成立了各级兵站,这为过往部队的食宿、伤病员的转移、军粮的储运提供了方便,又节约大量的民工。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根据地日益缩少,黄开湘这个供给部政委与李德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起来了。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包围圈的缩小,又加紧了对红军和苏区的封锁,使红军不但在军事上遭到惨重的损失,在生活上也受到严重威胁,食盐、大米、药品、布料这一类生活必需品有钱也难以买到,红军处于缺衣少食的困境之中。为了保证作战部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中央军委规定,在根据地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尽量多供给野战部队一些粮食,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志相应供给少些。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只有0.8斤粮食,分为两顿吃,不管饭量大小都一样,菜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吃久了确实难以下咽。为了变换口味,大家只得把青菜腌成酸菜用白水煮着吃,可李德过不了这种苦日子。一次,他在沙洲坝军委机关开会,正值午饭时刻,他看到大家开水煮酸菜,就急忙离开军委机关,赶回自己的住地吃洋面包去了。博古为了讨好这位“洋顾问”,特意关照供给部负责李德的物资供应。红军在前方缴获的高级罐头、香烟、雪茄、洋面粉都要想方设法送到供给部,进贡这位“太上皇”。光为他送“战利品”就牺牲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李德长得牛高马大,但从头到脚都要新布料。按道理李德在生活上也该满足了,可这位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太上皇”对红军战士的疾苦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一天要抽去一铁筒高级香烟或一大摞雪茄,天天晚上都要吃夜宵。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他一餐吃不完的饭菜就一倒了之。一旦物资供应不上,他就跑到供给部大发脾气,骂人训人。为了让李德在生活上更满意些,博古特地要求供给部派人到敌占区采购。黄开湘对李德的所作所为憋了一肚子气。有一次,李德又到供给部要牛肉、要罐头,管理员向他解释没有这些罐头,是否先领一些鲜蛋回去。不知是他听不懂管理员的话,还是故意拿管理员出气,又叽哩呱啦地骂开了。这事被黄开湘撞上,气得黄开湘大骂:“你这个绝三代的东西,少在我面前充爷老子。”(弋阳骂人的土话)
在中央苏区,虽背后反对李德的人不少,但当面顶撞他的人不多。尤其是黄开湘这一级的干部敢与他对骂,还真使李德品不出味来,气得直骂:“公牛,好斗的公牛。”
时间一长,黄开湘再也看不惯李德的骄横和霸道,一气之下找到周恩来,要求上前线。
1934年春,黄开湘夙愿实现,军委命他接替谭政,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他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石城阻击战、老营盘穿插战等。
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全面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铁骑二万五千里的开路先锋
1934年底,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大半,不得不进行调整。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黄开湘任红四团团长。杨成武回忆说:“长征后,我任红四团政委,不久黄开湘接替耿飙任团长,一直到1935年12月黄开湘不幸去世。”
期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黄开湘、杨成武率四团在松坎担任警戒任务达7天之久。
在回师遵义的土城战斗中,由于敌强我弱,我军腹背受敌。为避其锋芒,我军主动后撤,正当四团奉命从前线阵地撤下来的时候,突然又接到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要掩护朱总司令后撤。”黄、杨急速带领80多名战士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掩护朱总司令后撤。朱总司令风趣地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歼敌最多的一仗。在这次战斗中,黄开湘充分发挥了他的指挥才能,立了战功,受到毛泽东的表彰。

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建立的两个“共和国”

  •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
长征途中,红军跨越从南方到北方的十几个省份,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中央鼓励各族人民实现独立自治和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格勒得沙共和国: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的主张。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集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种政权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上层人士参加。由于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较短,因而在藏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工作是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的。
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卓克基、瓦钵梁子区、周伞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驻绥靖城,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支援前线红军作战。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共和国境内的绥靖县城还建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不属于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导,隶属西北联邦政府,其领导成员全为回民。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成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长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领导少数民族革命,中共大金省委决定成立格勒得沙革命党。省委在有关决议中指出:“番人革命党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是少数民族中劳苦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战线的具体形式”,并拟定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在中共大金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1935年12月,格勒得沙共和国组织藏族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能为格勒得沙革命党的纲领坚决奋斗,不顾牺牲一切的分子”,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格勒得沙革命党设中央党部,党部设于绥靖县城,成员由格勒得沙革命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全党的最高常设领导机关,净多·孟特尔为中央党部部长。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党颁布党章,规定“本党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救星。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
格勒得沙革命党是国际共运史上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驱,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争取藏族人民的独立、解放为奋斗目标。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实际上已成为格勒得沙共和国团结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纲领,对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

丁柯: 特工--民运--法轮功我的真实故事(下)

15、神奇的功法
中文学校的一间教室是法轮功的练功地点。我找到那儿时,他们还没有开始练功。闲聊几句,发现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且热情友善。我问学功是否要交费,他们笑笑说,这里谁来都是免费学功,他们则是义务教功。我也笑了笑,心想共产党的“敛财”之说看来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这时录音机的练功音乐响起,我站在一边随著李洪志老师的口令模仿著他们的动作。一切显得十分平和、轻松。因为以前练过气功,我很快有一种置身在很强的能量场的感觉。打坐时,我咬牙坚持到结束。临别前,他们借给我李老师的两本书:<中国法轮功>和<转法轮>。当夜,我打开<中国法轮功>,一下子就被作者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将古人从未介绍过的博大精深的修炼真机展示在眼前所折服。从前阅读涉及人类历史、宗教、古代医学、伦理、和古代哲学的许多百思不解的疑惑,瞬间冰消冻解。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知道了气功的真正内涵。泪水夺眶而出。
看完<中国法轮功>,我连忙捧起<转法轮>,直到鸡叫天明。星期天我上网对<纽约时报>的网友介绍了我考察法轮功的初步结果,并向大家宣布:我决定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修炼的人。
这个帖子一登上去,立即引来一阵喧嚣。为首的是Lau先生。他是新加坡的制药商,曾作过新加坡的议员。他质问我如何解释我以前对他和他家人的人身攻击。
以前的我在中国论坛上对一切为中共涂脂抹粉之人用最尖刻的言语抨击。Lau先生曾赞扬6-4屠杀,支持把大陆死刑犯的器官割下用于出口换汇的勾当。为此他成了我人身攻击的箭靶子。他曾致函<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表示抗议,使其一度取消了我在那里的写作资格。
面对他的质问,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原以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现在重新做起就是了。没想到现在必须在大家面前作个公开的了断。我该怎么办?是维护原来的面子继续回避,还是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悔过道歉?我很快决定,因为我是修炼人了,必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马上在论坛登出帖子,向包括Lau先生在内的所有曾遭到我恶意人身攻击的人士表示歉意,同时再次表示我会真心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修炼的人。
Lau先生很长时间没有表示,一周后才接受我的道歉。他写道,“一周来我注意到你的变化,相信你不是在愚弄我。”
就在我登出道歉的帖子第二天,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关节疼痛。我以为感冒了,便决定用针灸给自己调一调身体。刚扎进一根针,我一下子想起李老师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关于净化身体的论述。他说:"真正炼法轮大法的人,你能够把心放得下的时候,从现在开始都有反应。放不下的那些人哪,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也有一部分人到后来听明白了我讲课的内容,他放下了,身体净化了,别人都一身轻了,他才开始祛病,才开始难受起来了。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悟性差一点的,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在其它地方办班的时候,都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人很难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我不会动手治的,就这一关你都过不去,今后在你自己修炼的时候,你会出现许多大难的,这都过不去,你还修炼什么呢?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得去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治病,我也不治病,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我的反应不正是李老师为我净化身体的表现嘛。一想到这儿,我立即把针拔了出来。这种“病态”持续了大概两天便自行消失了。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一种从没有过的轻松和精力充沛。这是以前练其它气功或打针吃药从未有过的美妙。
一个月之后,我到波士顿参加法轮大法经验交流会。这期间因一点小事我和一个修炼人吵了一架。我当时没有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心里一再怪罪人家态度不好。结果越想越气,竟决定参加完下午的游行不再修炼了。傍晚开车回新泽西时,我担心开车犯困,想打开收音机,边听音乐边开车。可刚一接触按钮,突然一缕清新美妙的法轮大法音乐----<普度>在车内响起。我以为是从车窗外面飘进来的,回头一看,车窗根本没有打开。这清晰流畅、委婉动人的乐曲究竟来自何方?我的手停住了,脑子也不再思索她来自何方。开动起车子,在这美妙的乐曲的陪伴下,平安回到新泽西。原来的恼火不知不觉地被这乐曲化解得灰飞烟灭。
16、百利而无一害
三年半来,我在法轮功修炼人中结交了不少朋友。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中,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昔日的绝症患者从死亡线上绝处逢生的神奇,也目睹了在法轮大法的启悟下修炼人道德迅速回升,成为好人以至更好的人的奇迹。我相信这些是法轮功对任何社会百利而无一害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亲爱的读者,让我随意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新泽西的Tom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电脑工程师,今年40来岁。以前曾患有“克山病”,一种少见的中国大陆地方病。几年前他在美国安居乐业初现轮廓之际,所患的“克山病”发展到后期,造成心脏衰竭。就在这个时候,他找到了法轮功,从此无医自愈。
------我认识的另一位新泽西的电脑工程师已在一家全美数一数二的电讯公司服务多年。她来自北京。大概在97年她不幸染上重病,一度坐上了轮椅。就在莫名的恐惧和对未来的忧虑突然代替了对未来的憧憬之际,公司同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读完<转法轮>,她能下地了,很快莫名其妙地痊愈。
------纽约市的一女士也来自北京,有30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不幸患上乳腺癌,手术后癌细胞扩散。绝望之际,她听从大陆亲友的建议,开始修炼法轮功。相继成年的女儿和儿子目睹了母亲死里逃生的过程,也于98年前后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刘女士,祖籍大陆东北,1949年随父母去台湾,后移居美国,经营珠宝买卖。因糖尿病每日注射胰岛素。曾因糖尿病引发昏厥,送医院抢救。1998年在广州期间,当地安全厅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半年之后,与胰岛素绝缘,糖尿病痊愈。去年与她交往期间,我们一起用甜食,吃西瓜,全无顾忌,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中医师不得不放弃一些难以放下的医学观念。
2000年11月我在香港期间,在中联办对面的街道碰见了大陆“名人”司马南。当时,他没有报姓名,只说是大陆的记者,想与在中联办外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聊聊,顺便拍几张照片。我们就这样从6-4屠杀到镇压法轮功聊了起来。没说几句,香港法轮功学员马杰便“猜出”了他的真名实姓。司马南只好掏出名片。据他讲,他因6-4曾遭受软禁。他认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非常愚蠢。我们又从气功现象开始,谈到法轮功修炼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当时在场的香港学员周胜讲述了从小遭受癫痫的折磨,久治不愈,给个人和婚姻带来的痛苦,以及后来修炼法轮功使癫痫无医自愈的经历。深圳退休教师、新西兰公民廖姨也介绍了过去一身病包括肝和胃均作过部份切除手术,炼功后身体全面康复的事实。司马南静静地听著。第二天他与我们再次会面,分手时,他接过了我们送给他的大陆迫害法轮功真相的印刷品和法轮功的书籍,告诉我们要把这些带回大陆。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人患病。目前大陆整体医疗保健体制每况愈下,濒临破产。无数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有病看不起,许多能去看病的人却又看不好所罹患的疑难病症,人们在苦苦地挣扎著。
在99年镇压之前,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使大陆一亿人无医自愈,神奇地恢复健康。这不仅给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带来欢乐和幸福,也自然而然地为中国社会整体的福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福庇所及何止是一亿人啊?!
如今法轮功已传播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社会带来幸福和美好。那么,江氏政权一手操纵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迫害不正从关系到大陆民众身心健康这一最基本的切身利益上剥夺了亿万民众的权益了吗?!难道这就是江氏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简直就是笑话!
目前中国大陆江氏政权腐败至极,为了“稳定”而编造的谎话象瘟疫一样泛滥。连象SARS这样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般的烈性传染病也敢大言不惭地当著国外媒体和大陆民众公开扯谎:“SARS已得到控制,外国人到北京工作、学习、旅游都很安全,带不带口罩都一样。”江氏政权这样的欺诈民众难道也是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假如说江氏诬陷法轮功的谎言有什么站得住脚,那为什么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未出现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或自杀?为何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完全出自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信誉可言的中共媒体口中?其实,法轮功若是真的一练就得“精神病”或造成“死亡”,何必劳驾江氏亲自操刀四年,血腥镇压,早就自生自灭,无影无踪,岂可洪传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江氏政权全面镇压法轮功,诋毁真善忍,不正好从另一面在大陆推崇假恶暴吗?!一个假恶暴盛行的国度必将把它的国民置于人人相见如敌,随时准备宰杀别人或被别人宰杀的可怕境地。江氏利用谎言发动的这场大迫害不正把国人引入灾难的深渊吗?!是无动于衷只关心钞票,或见利忘义落井下石,还是做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仁人?这不正是对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个不可回避的道德考题吗?古人云:持善之家必有余福,持恶之家必有余殃。<史记>中说:祸不妄至,福不徒来。但愿更多的国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带来余福!
17、谎言最怕戳穿,事实胜于雄辩
面对江氏政权铺天盖地般地将世人引入灾难深渊的谎言,无数法轮功修炼者本著维护众生根本利益的善念,全面讲清真相戳穿谎言,让真善忍传遍天涯海角。
在中国大陆,无所畏惧的法轮功修炼人屡屡成功插播中共牢牢控制的电视系统使数以百万的大众有机会看到真相,认清谎言。
在海外,修炼者利用给中国大陆打电话,发传真,接触大陆出访团体以及参加网上讨论等形式也有力地把真相的信息传播到无数中国人的心中。
有一次我无意发现纽约法拉盛有许多小旅店,聚集著许多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或多或少被江氏政权的谎言所蒙蔽。为了向他们讲清真相,去年春天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末都以过路客的身份在其中一个旅店落脚。付钱后,便和里面的房客坐到一起,他们看我穿著印有法轮功标记的套头衫,自然而然地就谈起法轮功。就这样我从容地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他们。有一回,到了晚上11点,也没有碰上谈话的对象,我打算到房间里去睡觉,可一想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来睡觉的,便又回到客厅。刚进去,旅店经理就朝我走了过来。他原是辽宁省经贸委的一位处长,曾到秘鲁参与经贸合作项目。后在美国落脚。他对我说,他曾和他的一位朋友,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的外交官,一起讨论法轮功。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大科学家也相信法轮功。就这样我们开始坦诚交换看法,一直谈到清晨4点才去休息。
记得最后一次去一个小旅店,我刚讲几句,其中一个来自东北的下岗工人就沉不住气了,接著我的话题讲了起来。他说:“我娘和家里的其他亲友都练法轮功,他们都因练功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次,在纽约中国领事馆对面练功时,我发现领事馆外有一个大陆干部模样的人盯著我们看个不停。我走过马路,与他聊了起来。交谈中,我突然想到此人可能是新到的副总领事,黄慧康。一问,正是。
黄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派到此地大概专为我们而来。他告诉我,他每天都看<明慧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大概多少弄明白了两个问题。其一,他告诉我,在北京他曾会见过印度学者,讨论邪教的定义。根据印度学者的结论,只要某种精神运动的领袖尚在人世,其必然是邪教。我反问他,若根据这一定义,当年释迦牟尼和耶稣在世时必然是“邪教”了?!他想了想,没有回答。其二,他指责李洪志先生“要谋取中国的领导权”。我当时这样反问他:“法轮大法已传遍五大洲60多个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不同肤色的民众修炼法轮功。若按上述逻辑,看来李洪志先生是意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了?!”黄先生再次哑口无言。接著我请他谈谈对江氏赖在职位上不退的看法。他颇有把握地说十六大一开,他就会全退。看著他那份“自信”的神情,我请他过后看分晓。今年2月,在<侨报>举办的一次联谊会上,我再次碰见黄先生。谈到十六大后江氏死抱军权不放时,黄先生又说今年人大会后江必然会放下军权。
如今十六大和人大都开过,江氏要“全退”的许诺也全部“兑现”。再加上SARS爆发时,江氏指使人公然散布的弥天大谎也昭然若揭,真不知黄先生这类口中与江氏保持一致的中共官员情何以堪?
18、冰岛之行
江氏的谎言不仅毒害著包括黄先生这样的中国人,也毒害著其他国家的善良百姓。去年6月,我去冰岛抗议江氏出访时差点被拒之冰岛国门之外。在巴黎机场办理冰岛航空公司的登机手续时,近百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被冰岛航空公司依据中共提供的名单拒绝办理登机手续。由于头天我因护照和机票被窃,重新补办了护照和机票,我成了少数几个“蒙混过关”登上飞机的法轮功学员。据当天飞机上的英文报纸介绍,冰岛政府在日前已在雷克雅未克机场扣押了70多名来自台湾的法轮功学员。
这种因受中共欺骗而做出的一系列有驳民主国家宪法准则的作法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弹。冰岛政府迫于压力很快释放了全部扣押的法轮功学员。我抵达雷克雅未克时,出租车司机免费带我们找旅店。在一处旅店,我看到墙上贴著一张布告,三个两寸见方的红色汉字赫然印在最上方:对不起!(详见明慧网报导: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6/14/31753.html)

丁柯: 特工--民运--法轮功我的真实故事(中)

8、民运之初
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陈到北京饭店会见澳大利亚朋友。下楼时,我在电梯内碰见了香港《文汇报》驻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诉我们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头沉重得象压上了石头。
这时每日骑车经过天安门突然具有了特殊意义。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发地在那里聚集,借悼念周恩来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谁能预料胡耀邦之死不会引发“大地震”哪?
广场上一天一个大变化,花圈越来越多,尺寸越来越大,悼词越来越尖刻,直指官僚腐败和老人政治。
与此同时,报社同仁也传闻不断:先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撤职,导报停刊;即而征集在京新闻从业人员签名,呼吁上海市委撤销相关错误决定。接著就是酝酿上街游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学生陆续走出校门。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火上浇油,把大学生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接著学生开始了绝食请愿。
此时,我照常上午上课,下午上班,中午途径天安门广场时,关注著那里的变化。
5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声吵醒,才知道李鹏宣布对北京实行戒严的命令。公共汽车那天停开。我不得不截了辆卡车来到天安门,根本没看见军队的影子。搭车来到城南的大兴县境内,只见人山人海围在一长串坦克和装甲车周围。我跳上其中的一辆,接过一个手提扩音器,就对现场群众和军人讲了起来。那时脑子里没有恐惧,只有一念:尽我所能,声援这场由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从而避免流血情况。离开时,当地人特地找来一个年轻人护送我搭车回到市内。我就近去了光明日报社。
报社大楼位于虎坊桥,对面是前门饭店。我到时正是早上上班时间。只见楼前聚集著几百人。走近才发现大家在听四、五个北京航天大学的学生演讲。他们急需新闻纸,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们流著眼泪,苦苦地等待著答复。可人们却象被什么施了魔法给定住似的,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毫无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来保卫处处长周xx和人事处处长林国栋都在现场盯著大家的一举一动。因遇罗锦《春天的童话》一书而被撤职的前副总编马沛文也站在那里,毫无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学生们跟前,对他们说:“来,我带你们去拿纸去。”
在印刷厂,我请厂长把所拿的新闻纸全部记在我的账上,从工资扣除。他二话没说,就招呼我们动手搬。回到大门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见了。学生们把纸装进一辆机动车,满载而去。
9、屠杀令我觉醒
如果有谁这样问我:从屠杀前到屠杀后,我本人经历了什么变化?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屠杀斩断了我对中共寄予的最后一线希望。不仅如此,还把我从以前的中共卫道士变成了中共的叛逆和掘墓人。6月4日夜里,面对京城发生的一切,我愤怒异常,头晕目炫。当即发誓:一定要逃出国门,把我掌握的机密全部捅出去,以这种形式报复中共的血腥暴行。
由于我涉“案”情节“严重”,且有被偷拍照片作证,我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在夜间被抄走。好在报社领导和报社的片警全力保我,使我暂时还能照常上学和工作。到了6月中旬,情况有变。一天下午,报社领导派人找我谈话,告诉我近日可能要把我缉拿归案。一旦发生,报社再保我就有些被动。不如报社派人带我去投案自首,这样报社保我会好作的多。我当即同意。就这样报社用专车,由专人陪著,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
报社的片警为我作了头次笔供。按他的嘱咐,我能推掉的就推掉,能不说的就不说。当天夜里,宣武分局的一位老警察对我再次提审,反复盘问我向学生提供新闻纸的事情经过,看得出来他们想搞清楚我是否与他们认识并事先串通。
派出所那时早已人满为患。“犯人”都坐在地上随时可能被头带纲盔,怀抱冲锋枪的“解放军”用拳脚或枪托子“解放”一番。片警后来看我坐得太久,就以“提审”为由把我带到他的宿舍。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买饭,让我睡在他的床上休息,还请我介绍美国见闻。就这样经过30多个小时之后,报社把我保了出来,直接送回报社。报社年轻人为我买了两个大西瓜,问我想吃什么饭,我说只想喝粥吃咸菜。他们随即为我准备了一锅米粥。
总之,屠杀之后的红色恐怖时期,我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
我依旧上午上学,下午工作。光阴荏然,学校课程都以学完,就剩下实习了。由于参与6.4,学校拒绝安排我到北京宽街中医院和沙滩针灸门诊部实习。可这恰恰为我找到比前者更好的实习去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经以前的邻居黄广生的介绍,他的亲戚,著名针灸专家王修身大夫接受我在他的三处诊所实习。当我把此事告诉我母亲后,她对我讲:“王大夫一定会收你的。因为文革之后,王大夫没有工作,他们曾找我帮过忙。”
针灸小巧玲珑,既见效快,又便于旅行,我知道它是日后出逃的最好职业掩护。所幸的是,在王大夫身边实习的半年里,他把他历代单传的绝技──眼内进针,统统传授予我。为我半年后八方行医,云游各地,伺机出境,铺平了道路。多年之后,王大夫应邀到加州讲学,我得知后请他到新泽西一聚。这时他才告诉我眼内进针绝技的由来。原来共产党打下江山后,20出头的王大夫负责调查散居京城的前朝名医。他被前清御医金一针老先生慧眼看中,秘密收为义子,接受满姓,并在三年之内尽传眼内进针之密诀。老人为了让王大夫掌握进针手感,多次让他在金老先生眼内进针。就这样在金老先生悄然长逝之日,王大夫已声誉鹊起。
1990年10月1日光明日报社在楼内登出通告,宣布开除了我的公职。同时被开除的另一个是著名女记者戴晴。这是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做出的决定。我很开心,因为至此最重要的监视手段已被他们解除了。
10、别了,北京
既然已开除了公职且“取保候审”也早已解除,我估量出逃之日已经到来。我事先托朋友为妻子申请到一本护照,希望她先出国门,这样我可以从容地找路子出境。可好事多磨,探亲访友签证屡遭拒绝。没办法我只好决定先走一步。为了预防意外,给她带来不幸,我建议我们离婚,这样即使万一事情败露,身陷囹圄,她不至于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视。她拒绝了。出于无奈,我只好冒此风险了。临行前,我郑重告诉她,只要我能活著出去,我一定很快把她接出来。
1991年元旦刚过,我便悄然离家,登上南下列车。本想从云南中缅边境出境,一路跑到泰国。因边境身份证没有办成,只好放弃这一方案,改走广州,希望从水路或陆路偷渡到香港。
朋友阿J是个仗义疏财,交际很广的生意人。他抱怨我来的不是时候。若早来半年,会很容易联系上“黄雀行动”*的营救管道,抵达香港。现在只好另找机会了。
广东紧邻香港。这种地理特点在1949年以后为无数青年人逃离共产党专制制度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文革期间,港英当局曾一度接受所有逃离大陆的偷渡客,引发大规模的偷渡风潮。阿J那时前后偷渡过三次,都因“运气不佳”功亏一篑。据他介绍,他的同龄人中10个里有7、8个都曾偷渡过。1983年我陪美国合众社的资深记者访问深圳时,他曾指著那里的海域讲述大批中国青年人为逃离文革和贫困葬身海底的情况。可那时的我对这些根本听不进,加上共产党封锁消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偷渡高潮时的绝望和疯狂。如今,我也要与他们为伍了。想到这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为了谋生阿J劝我去大街卖水果。我告诉他我可以行医看病。他觉得不可思议,问我什么时候又学会了看病的。我便把这几年的学医经历讲给他听。说来凑巧,他当时正犯腰痛,就问我能否治疗。我说可以。就这样他成了我在广州的第一个病人。很快他岳母的腰痛、朋友的不孕症都被我治愈。
接著他把我介绍到缺医少药的高要县农村。我很快建立了声誉,慕名找我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后来我又被他的朋友请到韶关地区行医。在那儿,我碰上一次奇特经历,使我对生命的认识再次眼界大开。
*指6.4屠杀后,海外一些机构营救流亡民运人士的行动代号。
11、慧菊居士*
韶关西北方有一小县,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境内有古刹,更有笃信神佛的信众。慧菊居士就是这样的一位。那年她40出头,靠耕作谋生。几年前一次开荒,她从野桃树下挖出一个坛子。内藏一尊佛像。因家境贫寒,她数次动念想把佛像变卖,每次都没成交。商人指责她拿铜佛像冒充金佛像。可等商人一走,铜像又被专人鉴定为金像了。佛像曾三次托梦给她,暗示她不可变卖。可她见财眼开,一意孤行。第三次之后她大病一场,高烧一月。就在她丈夫担心她要死时,佛像又给他托梦,告诉他她不会有事的。很快她莫名奇妙地康复了。从此,具备了一些特异功能,比如,可以根据姓氏讲出此人的过去,当时和未来之事。
我去访她的那天恰好是六一儿童节。我特地准备了一个袖珍录音机,装上新电池,希望听不明白的地方可反复听听。
她家地处一个小盆地,草房的四墙用黄土脱坯垒成。四周种的是稻子还有烟叶。她听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对我要录音的要求没有作答复。就这样她穿上袈裟,敬上香,在一种奇异的状态下,把我的过去,当时和未来说了一遍。懂当地方言的朋友一边听一边翻成普通话,大意是:89年我有难,但没有造成伤害。我此时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已交好运,能出国,能去美国,走得越早越好;而帮我出国的朋友就在我身边;并说妻子半年后与我团聚;还说我灾难都已过,很快发横财,43岁再发横财;总之,上帝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凭她对我过去和当时的准确介绍,我觉得她对我未来的预料不会没有根据的。让我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的一生好象是一盘录像带。她可以任意观看查阅,而我或其他人却没有这种特权。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录音机倒转,重新播放录音时,竟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录上去!再次试验录音机的录音功能,结果发现一切又正常了!现实科学理论在我心中建立的根据地就这样瞬间土崩瓦解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但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信佛的她却对我讲出“上帝”这么一个与佛教不相容的概念?
*非原名
12、难忘的8月22日
1991年8月22日是我平生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在惠州惠东县某地看到了俄国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电视新闻。与此同时,载我去香港的渔船已经抵达,就等我夜间上船,回返香港。
那时在广东沿海做人口偷渡买卖的渔船,主要是广东和香港的渔民。广东渔民一般不做带人去香港的买卖,因为港英水警对大陆渔船盘查十分严格。相对来说对香港渔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一般相信香港渔民不会冒没收渔船和惩处走私人口重罪的风险而偷渡人口。而中共的海上巡逻队对返航途中的香港渔船也基本不查。
除此之外,中共对偷渡客的防范主要是在夜间抽查沿海地区的旅店,扣押所有可疑人员。我抵达惠东县某地时,当地朋友根据“情报”,及时把我们从旅店撤出。那一夜我是在他家房顶上躲过随时可能出现的“临时”检查的。
惠州是自清朝以来的走私重镇。历朝历代都曾在这里“稽查”走私,却从没有成功过。我在那期间发现那儿的轻便摩托车没有一辆有牌照,都是从香港或海外其它地方走私来的。
大概在晚上9:00,阿J和阿K两位朋友陪我登上一条小船,然后悄悄驶向在近海等待的香港渔船。我那天付的船费为7000港币,是两个人的费用。本来阿J答应跟我同行,但临时改变了主意。阿K想随我一起走,可阿J又有些不甘心。结果,我只好只身前往。
阿K的父亲和弟弟都在香港定居。他父亲早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土木工程系。可在共产党专制下没有一天安稳过。1966年他年过半百,再次被赶进“牛棚”。他对阿K说:“我已被共产党打入17层"地狱"了,如偷渡不成,也只是再落一层"地狱",17层与18层已没有什么不同了。”就这样老人家顽强地游水,游到了彼岸,但筋疲力尽,多亏他人救起,从此绝地逢生。阿K的弟弟为我的事专门从香港回广州一趟,对我在港的穿著提供了宝贵意见,并说服我遗弃了大陆产的近视眼镜。
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与阿J和阿K热烈拥抱,感谢他们对我兄弟般的相助。我独自爬上大船,和下面的阿J和阿K再次挥手告别。泪水一下子象开了闸似的流个不停。从89年6.4屠城之夜开始,两年多来我期盼已久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船老大对我十分友善,请我坐在船头与他家人一起饮茶,观看香港电视节目。他问我去香港做什么时,我按事先的准备说去给患急病的亲友治病。
起程时天气很好,月明星稀,渐渐风起来了,浓雾迷漫,渔船发动机在海上吃力地轰鸣著。不知什么时候,船老大告诉我前面会遇到水警了,我随他来到船尾,下到底舱。他连续掀起两块木板,叫我钻进露出的一个黑洞。我一进去,上面就原样盖好。除了机器的轰鸣更吵人,一切依然如故。
风浪越来越大,我有些晕船,便用左手使劲挤压右手的内关穴。
上边传来巡逻艇的马达声,一会儿又传来皮鞋在甲板上行走产生的声响。接著手电筒的灯光在上面摇曳著。就在这时,从我对面的方向传来轻微的呕吐声。我一下紧张起来,脑子开始想一旦被发现,如何向港英水警提出政治庇护......所幸他们没有发现我们,很快离去了。
不知又过了多久,晨光透过木板的缝隙,折射到我们的空间。船驶进了香港□湾。停稳后,船老大领我们钻出藏身的地方,然后拿著我们各自朋友的电话号码,上岸联系去了。我们则分头更换衣服。
接我的阿M是阿J介绍认识的。我曾帮他一家看过病。这天清晨他乘计程车来接我下船,然后带到九龙的公寓。洗过澡,我用他的电话给海外的亲友报了平安。打开电视,发现俄国政变失败,政权依然在戈尔巴乔夫手中。休息一个多小时候,我告别阿M只身前往美国领事馆。
领事馆地处香港岛花园道。由于九龙的计程车保险有专门规定,九龙的计程车不肯带我过海底隧道。没办法只好在隧道附近换乘香港岛的计程车。那时我不敢讲我的蹩脚广东话,怕引起怀疑,只好讲英语。就这样我终于到达了花园道的领事馆。
13、重返美利坚
8月23日,星期五,是领事馆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我避开里面排队申请签证的人群,直接走到负责内部保安的美国士兵跟前,请他允许我与里面的外交官直接接触,我说我要寻求政治庇护。他迟疑片刻,便答应了我的要求。
见我的外交官,叫John,听明来意,记下我的名字和背景后,请我稍候,匆忙离去。我只等了大约一刻钟,可感觉时间仿佛停顿了似的,竟是那么漫长,好象足足等了个把小时。他再回来时,示意我随他走出领事馆,保持大约10米距离。我十分不解,又不便请他解释,只好装著若无其事的样子跟著走。在一个购物中心的通道里,左拐右转,穿过来走过去,直到走近中环的Marriott旅店才止步。幸亏John这时与我站到一起,不然,已尾随我一段时间的一个当地保安可能会把我截住,盘查证件。
John领我进了41层的一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只能这样安顿我。从那时起整整一周,我几乎没有再出过这个房间。三餐全都在房内电话预定,请人送到。打扫房间时,我装作上厕所,躲在里面不出来。我当时猜想旅店服务员要是细心的话,一定觉得很奇怪。因为每次送来的饭都是两份,却从来只见一个美国人接过食物。而其中一份总是一大碗中国人喜欢的云吞面。
一天之后,John的上司来见我。他们已从华盛顿得到确认,知道我的身份,并转告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安排我前往美国。到了第八天,John的一位同事用了一上午的时间为我化装,戴上假发和假胡子。等打扮停当,我对著镜子已认不出镜子中的“我”了。他们给我一个信封,告诉我上飞机前领取登机卡时,把信封递给机组人员。
一切准备就绪,我随他们上车前往启德机场。在机场我戴上他们为我准备的机场通行证,直接来到候机通道。联合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查我的机票和护照时,我掏出那个信封,她打开看看,没说话,递给我登机卡,示意我可以登机。
十几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到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时已是当夜10点多。美利坚,我又回来了!
在维吉尼亚一处庄园,来自台湾的Peter负责我日常生活。Jim,一位60多岁的老人,每天陪我聊几个小时。记得第一次见面时,Jim打开一包香烟,用道地的中文请我吸烟,我忙用中文回答说,对不起,我不会,谢谢。他感到很惊讶,我猜他碰到的中国男性恐怕各个都吸烟吧。
有一天我跟Jim讲起了慧菊居士为我算命的事。他听后,给我讲了25年前马思聪告诉他的一段相似的经历:原来马思聪决定偷渡香港之前,也在广东见过一位通晓命理的高人,请其指点迷津。当他知道全无危险时,才下定决心全家乘船偷渡来港。
还有一次我向Jim谈起北京公安局内部关于于强生的传闻。于调到安全部之前曾在公安局外事处工作过。据公安局的朋友讲他们局领导曾向外事处的干警传达于的“结局”:他作过整容手术,以为不会被人认出了。有一次去台湾时,在那儿被人干掉了。Jim笑了起来,说这是共产党典型的Disinformation。他说于在美国活得好好的。看来共产党为了控制人心只有靠哄吓骗诈了。
与此同时,帮助我太太来美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她按约定时间去办签证时还是被拒签了一次。再次约定好时间,告诉她这次会有专人在那里等候,终于让她拿到了期待已久的签证。买机票也有不少波折,但还是于11月31日抵达华盛顿,我们再次团聚。屈指一算,距算命之日正好6个月,再次让慧菊居士提前说个正著。
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半年后我们离开维吉尼亚,在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旧金山湾区定居下来。妻子生下孩子后,重返学校。我则一边行医看病,一边照看孩子。96年她学业结束,并在东部找到工作,我们全家搬回东海岸。
14、初闻法轮功
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是在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民众在中南海和平请愿之后。当时美国的中、英文媒体对这一事件均作过及时的报道。因为这是6.4镇压民运后北京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我断定共产党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共产党总结6.4教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必须把任何“不稳定”因素窒息在萌芽阶段。尽管4.25之后,中共媒体一再引用国务院负责人和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的公开谈话,保证不会对法轮功“秋后算帐”,这能欺骗谁呀?89年6.4镇压之前,共产党不也宣布过对学生不“秋后算帐”吗?!我感到这种表面的息事宁人的后面暗藏著磨刀霍霍的杀机。
果不其然,三个月后,中共政府突然在7月20日在全国狂捕法轮功各地负责人,并启动全部舆论机器狂轰滥炸般地诋毁法轮功,大有文革时期“口诛笔伐”的味道。我当时想共产党看来又得手了。记得90年中共在北京就是以这种阴毒的手段三两下就把京城几十万自然中心功的练功者压垮的。
谁知共产党这一套招数这次居然不灵了。法轮功练功人非寻常之辈。他们没有退缩,没有畏惧,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地到国务院信访办和人大信访办和平请愿。当这些合法渠道被中共彻底封闭之后,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走上天安门和平抗争。媒体天天都有这方面的图片新闻报道。目睹著军警和便衣在天安门广场对和平的法轮功男女老少大打出手的图片,我被法轮功坚持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震撼著。我情不自禁地在网上《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为法轮功呐喊,抨击中共的邪恶暴政。
在网上辩论过程中,我发现我对法轮功所知甚少,只能从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以及维护气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角度去呼吁人们站出来关注和声援法轮功。至于法轮功究竟为何可以在短短7年间传遍大江南北,达到上亿人修炼,为何被江泽民恨之入骨,欲不惜一切加以铲除而后快,我无法解释。带著这些疑问,我决定对法轮功做一番实地调查。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的网友。
就这样我给当地的法轮功义务联系人徐先生打去电话,并于几天之后,即99年11月感恩节前的周末,来到新泽西州Marlboro中文学校的法轮功练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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