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运动导致1月25日埃及革命

在标题为“一名突尼斯和埃及的链接，震动了阿拉伯历史” 纽约时报跑了突尼斯的起义，埃及革命之间的联系，奥特波尔，4月6日瓦伊勒阿布Ghonim有关的报告。

通过DAVID D. KIRKPATRICK和DAVID E. SANGER
发布时间：2011年2月13日

埃及的起义是在决策。一个30岁的土木工程师艾哈迈德·马希尔，4月6日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搞成了政治运动被称为Kefaya，还是足够的，大约在2005年。马赫先生和其他组织自己的大队，青年更改。但他们无法鼓起足够的追随者逮捕消灭其领导层，和那些留下许多陷入胆小的，法律认可的反对党。“什么破坏运动是老党，马希尔说：”先生，已经被逮捕了4倍。

到2008年，许多年轻的组织者已经撤退到他们的电脑键盘变成的博客，试图提高孤立的罢工掀起了一股支持政府的私有化和通货膨胀失控。

在3月在城市马哈拉，埃及，马赫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称为一个全国性的总罢工，4月6日的罢工。要推广的话，他们建立了一个Facebook群，成为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决定保持独立，任何既定的政治团体的联系。恶劣的天气把罢工成一个nonevent在大多数地方，但在马哈拉导致一个警察暴力镇压 - 第一年的重大劳资对抗在工人家庭示范。

就在几个月后，一群年轻的在线主办单位后突尼斯的罢工，遵循相同的模式，成为进步的突尼斯青年。主办单位在这两个国家开始通过Facebook交流了各自的经验。突尼斯人面临比埃及人更普遍的警察国家，纬度博客或新闻自由，但他们的工会更强大，更独立。“我们分享我们的经验，罢工和博客，马赫先生回忆说。”

对于他们来说，马赫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阅读有关非暴力的斗争。他们特别制定了一个塞尔维亚青年的运动称为奥特波尔，这有助于推翻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借鉴美国的政治思想家，吉恩·夏普的想法。的特点量身定制对先生Mubark的埃及夏普先生的工作是：他认为非暴力是破坏警察国家可能引用暴力抗证明以稳定为名压制在一个奇异的有效途径。

4月6日青年运动为蓝本的标志-一个模糊的苏联的红色和白色的握紧拳头，后奥特波尔的，和它的一些成员前往塞尔维亚，以满足Otpor活动家。（更多关于奥特波尔至4月6连接）

几个说，另一个影响，是一群埃及的外籍人士在30多岁的人在卡塔尔成立了一个组织，称为奥斯卡的变化，从而促进夏普先生的工作的一部分绘制的想法。本集团的组织者之一，希沙姆Morsy，在开罗抗议被捕，一直被拘留。

April 6 and the lead up to the 25th of Jan Revolution

“该学院的变化是有点像卡尔·马克思，说：”我们都像列宁，Basem•法帝，另一个组织者们有时会与4月6日青年运动，也是该项目在埃及的民主学院主任，补助美国对人权和选举监督的重点。他说，在示威者占领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他用自己的连接，提高约5100美元从埃及商人买毯子和帐篷。

“这是你的国家”

观看大欺骗附录

然后，大约一年前，越来越多的埃及青年运动取得了战略的盟友，瓦伊勒阿布Ghonim，一个31岁的谷歌营销主管。和许多人一样，他被介绍到的非正式网络的年轻组织者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周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外交官返回埃及一年前的尝试，以启动其垂死的政治反对运动，走到了一起。

Ghonim先生有一点经验的中流砥柱，政府的权力的滥用埃及警察，在政治，而是一种强烈的反感。他提出了自己的商业头脑的原因。“我从事营销，我也知道，如果你建立一个品牌，你可以让人们信赖的品牌，”他说。

其结果是Facebook群先生Ghonim：我们都是哈立德说，谁是被警察殴打致死后，一个年轻的埃及。Ghonim先生-不为公众所知，但紧密合作，先生马希尔4月6日青年运动和巴拉迪先生的组中的联系人-说，他先生说的杀人教育埃及人的民主运动。

他充满了与警察的暴力视频剪辑和报纸上的文章。他反复灌输一个简单的信息：“这是你的国家，一个政府官员是你的员工，他的薪水从您的税钱，你有你的权利。”他特别以官方媒体的扭曲，因为当人“不信任媒体，然后你就知道你不会失去他们，”他说。

他最终吸引了几十万的用户，他们的效忠通过网上民主参与的演习中。例如，当主办单位策划了“沉默日”在开罗街头，他投票用户什么颜色的衬衫，他们都应该穿 - 黑色或白色。（当的反抗爆炸，穆巴拉克政府将他拘留12天，蒙住眼睛隔离在一个迟来的试图阻止他的工作。）

1月14日突尼斯革命后，4月6日青年运动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一次改过的机会不太引人注意的年抗议警察日 - 1月25日的节日，庆祝，抑制由英国警方反抗 - 事件。，Ghonim使用的Facebook网站动员支持。如果至少有5万员工，致力于为转出的那一天，该网站建议，可以举行抗议活动。超过100,000签订了协议。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场革命，是预先公布之前，Ghonim先生说。”

然后，4月6日运动合作，巴拉迪先生的支持者，一些自由派和左翼政党，并有醒目的现代主义的海报，宣传他们的的突尼斯灵感的警察日抗议石膏开罗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青年翼。但他们的长辈-即使是早已被描绘成极端分子穆巴拉克先生和西方的兄弟-避开走上街头。

Essem Erian表示，的兄弟领导者，解释说，警察日应该兑现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说，“在这一天，我们都应该一起庆祝。

“所有这些人都在Facebook上，但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他问。“我们不能配合我们的政党和实体到虚拟世界。”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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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从埃及开始？

 

布鲁金斯学会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从埃及开始？
核心提示：政治变迁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从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到的政治开放到实现真正的民主，将会是一条漫长且艰险的道路。要成立看守政府，要重新起草宪法，要举行公平自由的选举，要精心打造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公众无法建设性地参与这些制度以确保其根据人民的意志发挥功效，那么这些新制度就只会沦为花瓶。本文是今年二月的时评。

原文：Starting in Egypt: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作者：Stephen R. Grand（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项目主任）
来源：布鲁金斯学会
发表时间： 2011年2月10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如果说，在阿拉伯政治中，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是政治强人时代，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是极端分子的重要时刻，那么现在，借用已故的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勋爵的话，我们正在见证开罗街头的公民时刻。有人认为，在现代历史上，已经有过三波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而每次民主化浪潮都完全地绕过了阿拉伯世界。随着突尼斯独裁政权的突然垮台，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政权也正摇摇欲坠，也许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正在形成，而这次，阿拉伯世界处于中心。

参照东欧各国在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值得我们思考第四波民主浪潮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阿拉伯世界的独裁国家不会跟东欧各国一样，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地全部倒台。毫无疑问，抗议运动也会出现在其它阿拉伯国家，一些政权会倒下，但是很多阿拉伯威权政府还将会和我们相处更长的一段时间。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都是由苏联的军事力量在人为地支撑着；待戈尔巴乔夫再不愿干涉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想法明白地显露出来，这些政权便在民众的抗议下迅速垮台。

许多阿拉伯政权的支柱是石油和天然气（尽管埃及和约旦是受美国支持），而这些自然资源以及它们创造的财富不会很快地随时消失。此外，阿拉伯世界有共同的语言和历史，以及许多类似的文化特点，但是它们各自的政权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过去它们对外部世界的开放程度，它们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民间机构的力量。在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最近几周发生的事情将会给该地区其它地方的民众以勇气，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因为上述的差异，他们最后获得的结果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其次，政治变迁会以很多种形式出现，而不仅是街头抗议。最近几周的事情已经让阿拉伯领导人提高了警惕。很多人将会采取措施来防止可能出现的政治抗议。在约旦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国王阿普杜拉抢在自己国家日益高涨的抗议之前宣布组建一个新政府。作为对该地区活跃的变革力量的回应，有些改变有可能是真的，而有些可能只是在做表面工作（正如我们在很多前苏联继承国看到的）——那些改变仅仅意味着转移注意力或者拖延时间，等待大众渴望改变的热情最终消退。

第三，政治变迁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奥巴马政府对突尼斯和埃及政府的迅速倒台的关注是有道理的。从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到的政治开放，到实现真正的民主，将会是一个漫长且艰险的道路。要成立看守政府，要重新起草宪法，要举行公平自由的选举，要精心打造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公众无法建设性地参与这些制度以确保其根据人民的意志发挥功效，那么这些新制度就只会沦为花瓶。正如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所显示的，在这个漫长的转型进程中，前政权的内部人员、极端分子、政治投机者都有很多机会。甚至连犯罪分子都会利用这些革命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在前苏联的28个国家中，今天只有13被自由之家归类为“自由”，8个归类为“部分自由”。在阿拉伯国家能否成功过渡到民主的问题上，跟前东欧各国一样，各个社会的性质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外界相对开放的、教育水平高且网络化程度高的社会将会比其它社会更为成功。

第四，将来的政治斗争可能会更多围绕着面包和黄油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来展开。但是跟前东欧各国不同，宗教问题可能会是一个被激烈辩论的议题。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们的非意识形态化抗议这一特征。抗议者们只有很简单和现实的要求，主要集中在：结束独裁统治以及伴随独裁统治而生的腐败，提高基本权利和物质生活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呼吁已经接近于意识形态。他们要的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而不是伊斯兰，伊斯兰是他们一直在呼吁想要走到今天的困境的途径。多年来，很多西方的评论家都在问（经常是不公平地问），阿拉伯国家的温和派在哪里？现在，他们出现了，阿拉伯世界前所未见的数量庞大的人群在和平地游行。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抗议“聚会”上迟到了，直到抗议的第五天，他们才大规模地加入进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热衷于为其自身收割抗议果实。不管怎样，接下来可能会有的激烈辩论，关于公众生活中宗教角色怎样才是合适的，而这仍然是阿拉伯世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争执最好是在民主体制内和平地进行，而不是通过街头暴力来解决。

第五，就像柏林墙倒塌和911袭击引起的重新调整一样，突尼斯和埃及威权政权的垮台可能也会带来地缘政治的深层次变化。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周的世界各地媒体报道中看到了这种变化的苗头——从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极端分子的自杀袭击的报道，变成了对突尼斯和埃及的普通民众示威的关注。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和其它大国的精力和注意力可能会消耗在中东的政治变迁上。它们会发现自己在疲于应付新赋权的阿拉伯大众不断升高的期望值——劝诱现有的政治领导人施行有意义的改革，和平地处理好政治转型，帮助精心打造民主的政治制度，以此来获得政治优势，此外，最重要的是，在民众大声要求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意愿，而不是武力的政体的时候，还要确保所在国家的稳定。

最后，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有可能会波及到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其它地方。可以想象，突尼斯和开罗的景象最终会被重新恢复活力的伊朗绿色运动当做战斗的口号。中国的异议人士也许会获得启发，来挑战共产党更加积极的政治垄断。而2012年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将近，民主也许会在这里再次获得一次机会。

往后的岁月即便充满危险，但也的确可能甚为有趣。

亡国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作者：liguangbing　

　　1
　　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座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当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的土地，尽管他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更没有举行什么入城式阅兵式，但这一刻，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对于7000万日本人来说，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恐怖和残酷，亡国，亡国，亡国，终于变成现实了。
　　2
　　日本人从来没有做过亡国奴，甚至日本本土从来都没有被异族占领过。1274年和1281年，强大的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曾经两次进犯日本，但都被神奇的海风挡住了。
　　但是，自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造访日本以来，自从西方人向日本人展示了“西方那一套”的强大以来，日本人，尤其是精英之士，意识到亡国的危险就在身边了。从那以后，他们一直恐惧着防范着“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人的入侵，竭尽全力避免亡国噩梦变成现实。为此，他们发起了明治维新，搞起了开放改革；他们奋发图强，扩张国力；他们还把防御的心理边界和现实边界一再外延，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不惜先下手为强挑起世界大战。然而，在付出了七十多年的努力之后，在付出了惨痛的血腥的代价之后，在把日本的城市变成了焦土瓦砾之后，还是没有挡住亡国这一天的到来。
　　日本终于亡国了。
　　3
　　没有料到的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完完全全没有料到的是，亡国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不是受几茬苦遭几茬罪，不是被欺凌被压迫被宰割，而是，而是，而是，前所未有的幸福。
　　亡国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4
　　我们来看看，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军当局在占领日本之后都做了什么，在征服的土地上，在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国土上，胜利的征服者们究竟做了些什么。
　　（1）还是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也就是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就向他的幕僚们谈起了他统治日本的设想，归纳为两个要点：
　　第一点：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
　　第二点：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
　　（2）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一贯反共的美国人解放了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者。1945年10月，这些出狱的共产主义者合法地组建了日本共产党。
　　（3） 1945年8月25日，美国占领军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9月，公布了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12月17日，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4） 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麦克阿瑟在公告中还特别指出：要实现宪政体制自由化，要解放妇女，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
　　（5） 1945年12月22日，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1946年9月27日，颁布《劳动关系调整法》，其中包括禁止企业开除或歧视罢工工人的条款。1947年9月1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占领者们却真正地从法律上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真是不可思议呀。
　　（6） 1945年冬1946年，美国紧急运送粮食、奶粉和肉类给日本。
　　（7）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在1945年9月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5月3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这是一个由占领者由外国人由敌人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按照西方那一套强加给习惯于东方这一套的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征服民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法，带来了和平繁荣昌盛的宪法，带来了幸福的宪法。
　　“麦克阿瑟”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当时，除了日本共产党，所有的日本政党都赞成新宪法。
　　（8） 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9） 1947年3月3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日本的学校不再被政府所控制，而是由公众选举的教育委员会管理。选择教师、课本和设定课程完全由民间自主决定。
　　（10）美国占领军当局是1952年归政于日本政府的。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引发了日本的根本性的进步，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
　　顺便说明，美国占领军当局并没有花费日本纳税人的钱，他们的花销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
　　5
　　为什么亡国会带来人民的福祉？
　　因为，所亡之国是专制之国，是少数人垄断权力剥夺多数人权利与利益之国。由于征服者来自文明的民主国家，他们带给占领地人民的是保障所有人权利的价值观和秩序，所以，必然推动社会进步。
　　当野蛮征服文明的时候，带来的必然是灾难。当野蛮征服野蛮的时候，延续或者加深的依旧是灾难。而当文明征服野蛮的时候，带来的则是进步。
　　当文明的民主战胜野蛮的专制时，带来的是民主的进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战后的历史，东欧国家战后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8大接力：习近平推薄熙来任北京市委书记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03日 转载)

     (外参)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王储”习近平被增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十八大正式接班的态势笃定。作为十八大筹备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对未来人事的佈局俨然已经开始，而北京市委书记这一“进局”要职和刘淇的超龄“服役”的契机，当然也是看在眼裡记在心上。
     北京政局知情者向《外参》杂志独家爆料称，习近平力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要说资历，那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绰绰有馀。做过辽宁省长，当过商务部部长，还是十七届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这些资历是郭金龙、胡春华，令计划所比不了的。
     可问题是，薄熙来当年到重庆出任市委书记时，已经被党内认定为“贬谪”，属于被江胡联手阻击而边缘化了的一位高官，其仕途在很多人眼裡已是“日薄西山”了。
     要知道，在远离政治核心圈的重庆市发力冲击十八大“入常”，对于被前主近乎弃用的薄熙来来说，就算有政治局委员的优势，就算京中有人暗中助力，也可谓困难重重，毕竟他是江胡联手排挤过的人，党内能有多少人愿意为他“伸张正义”呢?但若当选北京市委书记，那局面为之一振，显示江胡的“制裁”已是昨日黄花，新主的器重和扶持则足可以让党内精英们眼前一亮，重新掂量下是否“换了人间”。
     北京市委书记这一职位，无疑是困境中的薄熙来的一个跳板。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上，薄熙来能被习近平看中得以“咸鱼翻身”呢?习近平和薄熙来虽然同是“太子党”，但两人没有什么密切关係。
     两人年青时共同的朋友对《外参》披露说，两人从小时就认识，“但习近平是那种呆头呆脑的孩子，一般别的小孩不愿带着他玩，虽然两人的老子在文革中都各自被打成 ‘反党’分子，同病相怜，但两人关係却一般。应该说，薄熙来看不上木讷的习近平。两人当时的性格也是天差地别：薄熙来当时能和被打为反革命的父亲薄一波断绝父子关係，也是当时北京一个着名的造反派组织‘联动’的成员。‘联动’是曾组织了多宗恶性武斗事件，中国着名科学家姚桐斌就是死于其成员的棍棒之下。基本上，那时候薄熙来是打人的那类孩子，而习近平是被打的那类孩子。成年后，两人虽然更有上学、结婚离婚、‘下放’然后一路陞迁的类似经历，但私人关係却一般般”。
     既然如此，那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候要出手拉薄熙来一把呢?这就要说到“太子党”和“共青团”之间错综複杂的关係了。
     “六四”后，王震在邓小平那裡谈及胡耀邦、赵紫阳下台的事，对邓说，选来选去，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保卫红色江山还是要靠我们的孩子。
     从此后，中共元老层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家元老的子女中要确保至少出一名副部级干部。邓小平家的邓楠，叶剑英家的叶选平叶选宁，陈云家的陈元，薄一波家的薄熙来，王震家的王军，杨尚昆家的杨绍京(杨绍京去世后换成杨绍明)，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习仲勋家的习近平，聂荣臻家的聂力，刘伯承家的刘太行，陈赓家的陈知健等等等等一大批元老子女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和中期，得到快速提拔，作为接班人培养，这批“太子党”们现在势力显赫，在中央、在地方、在军中、在各部委都佔据着重要位置。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并不是江泽民指定的，而是上述那一批“太子”接班人中的一个。
     随着胡锦涛入主中南海，大批团派干部被重用：在中央，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汪洋、令计划等等都是1980年代初中期的共青团中央的干部;在地方，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副书记巴音朝鲁亦等等团派也日渐坐稳，共青团势力如日中天。十八大之前，胡锦涛更是积极为团派人马佈局、积极的扩充权力空间，这无疑对『太子党』的地盘构成威胁。
     作为“太子党”一员的“储君”习近平怎么会注意不到这些?如果不及时应对，任由团派扩展，那十八大后共青团势力徧佈中央和地方，到自己执政时，再来破除这张已经稳固的团派权力网，可谓难上加难。就算团派势力不至危及到他的地位，但团派裡“绊马腿儿”的、“别象眼”的，掣肘和羁绊一定会让自己“如芒在背”。
     同为“太子党”小兄弟们的明示，身边幕僚的提醒，加上本身就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习近平决定利用十八大筹备小组组长这一得天独厚的身份，突然发力，力争薄熙来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为其“入常”夯实基础，也为自己培养一个坚定的同盟军。要知道，他这一橄榄枝对于在重庆“困兽犹斗”的薄熙来来说无疑具有绝处逢生的效果。薄熙来怎么会不感激涕零?再说，当初江胡把商务部长做的好好的薄熙来贬至西南本来就有些无缘无故的“欲加之罪”，党内有精英对这种“排除异己”的手法早有异议。如今习近平重新启用薄熙来，帮了自己，帮了薄熙来，也平息了部分异议，可谓一箭三凋。

18大接力：习近平推薄熙来任北京市委书记

以中共政权的量刑标准定共匪的罪行1

温家宝空喊政改怎么改？ 中共政权制定的伪宪法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应该改成一切权力属于官僚，属于共产党。属于一党制。
    笼统地提中国人权恶化不正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中共官僚层及其走狗（包括罪犯）权力过大，并且日益膨胀，骑在人民的头上任意作威作福，可以不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
     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同政见者的权利不断被剥夺，迁徙权、居住权、选举权、立案权、生存权……都被不同程度地剥夺。
    伪宪法第二章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在母法上，可是那仅仅是纸上的权利。
    秦世王焚书坑懦，史书上立为暴君，仅仅坑了三百个懦，共产党60多年反动统治，因言论获罪的绝不止千万，而且都是共产党引蛇出洞，主动要求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凡是提意见的都成了右派份子、反革命，轻的管制、下狱，重的枪毙，被逼疯、被折磨死的不计其数。
    国内的人民有出版的权利吗？凡是揭露共产党罪恶的出版物，有地方出版吗？不要说反皇帝的即使是反贪官的文章，一旦出现，什么后果不言而喻，刘晓波的08宪章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要求，基本上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并没有报纸登载，结果刘晓波成了颠覆政府的冤大头，试问国共两党有民办的报纸吗？结论是国民党有，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是有。共产党没有民报、只有官报，人民的声音被最大限度地限制、压缩、甚至消灭，即使在网上的言论也被网特封锁、删除。言罪者随时有被强迫失踪的可能。
    不要说示威的自由，即使是集会、游行，除了共产党组织的集会游行，民间申请集会游行共产党批准过吗？既然是自由就应该不需要共产党批准，但是64 爱国学生天安门广场集会，被共匪机枪扫、坦克碾血流成河。2007年3.14西藏拉萨僧侣集会，被共产党污蔑为暴乱加以镇压，新疆乌鲁木齐集会参加的都是老弱妇孺，被中共军队镇压四散奔逃，军队追进胡同开枪扫射，制造了震惊中外反革命暴力事件。
    上海维权人士梅云发连续申请游行，光今年就申请了九次，没有一次被批准，因为这是民间申请的，不是共产党组织的，永远不会被共产党采信。
    至于示威的自由更是纸上谈兵，中国人民被中共60多年的洗脑搞得心惊胆战，尤其是文艺界、知识界的文化人更是噤诺寒蝉。中共只需要一张通告、一个典型、树个榜样甚至仅仅凭一张告知书就可以通行无阻地推销政府意志，在以暴力为后盾的政府故意行为面前，谁敢组织示威？谁敢参加示威？示威的下场就是机枪扫，坦克碾，所谓的示威自由只不过仅仅存在伪宪法的条款内，成了欺骗中外舆论的标识。

把子女配偶送到美国，却在国内高举反美大旗

           7.1纪念日

中国有那么一批人，把子女配偶送到美国去学习定居，非法聚敛的巨额民脂民膏也转移到了美国，甚至于本人也暗中办了一份“美国绿卡”，却在国内高举反美大旗，动不动就在公众场合对美国口诛笔伐，大肆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肆攻击民主、人权、法治，为“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大唱赞歌。人们奇怪的是，那些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贪官政客们，为什么不把自已的亲属财产移送到“正牌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去？！

越来越多的贪官政客喜欢“裸体做官”，有条件者多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了国外；眼下没有条件者也在努力创造条件。贪官政客转财移亲的首选国家不是他们满口称颂的“血盟兄弟”朝鲜，而是他们破口大骂的万恶资本主义代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坏人心中也有杆称，无论他们在台上如何抨击美国、声援朝鲜，他们心底也都知道朝鲜则是赤裸裸的流氓无赖，美国是标准的绅士贵族，美国才是真正文明进步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

他们在台上大骂美国不过是忽悠平民百姓，方便自己长期公权私用以权谋私。当他们是掌握公权的官僚时，他们喜欢中国和朝鲜，因为中国是“官本位”，官主宰一切；但当他们是普通公民时，自然而然喜欢美国，美国是“民本位”，人权最大。而那些主张学习美国的民主法治经验来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因而被贪官政客污为“崇洋媚外”的人们，多数都选择留在国内；就算有条件移民美国也一样选择留在国内；就算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也一样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祖国。也因此，网络上的“爱国”五毛们叫喊他们是“美分党”、卖国贼并无耻地要他们“滚出中国”时，他们不仅自豪，而且对这些人充满了怜悯。——事实上。“爱国”五毛们的主子，早已经自动地“滚”出中国了，并盗走了搜刮来得民脂民膏。

可以说，把亲属财产转移到美国的群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无疑是认同美国而否定中国的。谁也不会明知对方是狼窝虎口也要把亲属财产往虎口里送，更不会选择从光明跳进黑暗里。那些“揣着绿卡骂美国”的群体，绝对不是真的反美仇美，而是认为自己全家到了“阳光地带”，反而在多数同胞面前有一种强大的心理优越感。为了长久保持这份心理优越感，就希望多数同胞的生存环境越差劲越好，最好永远生活在专制不公的黑夜，永远等不到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尊严的黎明。因此他们最害怕中国学习美国走上文明进步之路，缩小他们和多数国民之间的强大差距。裸体做官的贪官政客多属此类型——要想中国永远腐败不公，就得永远特权专制，千万不能学习美国的民主法治。因为一旦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他们就会丧失公权私用贪污受贿的机会。一旦实行民主直选，把官吏的监督升降任免权交还到民众手中，99%以上的“裸官”都会被选下台，甚至于连过去的贪贿罪行也要受到毫不留情的责任追究。

境外反华势力

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和孙子邓小弟（美国籍）、刘少奇之女刘婷婷（美国籍）、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美国籍）、陈云之子陈元（美国籍）、刘华 清之女刘朝英（美国）、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定居美国、中纪委前书记吴官正的孙女定居美国、张万年之子张建国定居美国、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徐运北之女徐南南（美 国籍）、反美名嘴袁木的女儿（美国籍）、李敏之女孔冬梅（美国籍）……还有习近平的姐姐是加拿大人，弟弟是澳大利亚人，女儿在美国留学。而目前在美国留学 即将成为潜在美国人的高官后裔们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女儿陈晓丹、吴官正的孙子KevinWu、全国政协主席贾庆 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中组部长李源潮的儿子李海进

境内反华势力….

强拆共大旗

奥斯陆自由论坛：乔治·阿耶提谈如何打​倒独裁者

乔治·阿耶提谈如何打​倒独裁者

原文：George Ayittey: How to Defeat a Dictator作者：托尔·哈尔福森，人权基金会主席
发表：2011年6月2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他和我在那里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托尔·哈尔福森：在今天的非洲，独裁制度有多普遍？

乔治·阿耶提：跟其它大陆相比，非洲的人均独裁者占有率要高。在1990年，在54个非洲国家里，民主国家只有4个；21年后的今天，民主国家也只有15个。不到10个国家算得上达到了经济上的成功，只有10个国家拥有自由媒体。有人把这称作进步……我不这么认为。

【乔治·阿耶提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在他身后的非洲地图上，红色表示的是独裁国家，民主国家则以白色表示。】

托：这意味着，至少还有39个非洲国家仍然在受独裁者的统治。

乔：而我们受够了。受够了！愤怒的非洲人民受够了，我们要让他们坐立不安。独裁者制造了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垮台的国家，所有崩溃的经济。所有乏味的腐败案，重大盗窃案，和赤裸裸的财富抢劫都是独裁者造成的，在他们身后留下肆意破坏，可怕的大屠杀和尸体碎片。

但是猜猜每次是谁在帮他们擦屁股？

数十年来，西方花费了数十万亿美元来劝告，哄骗，甚至贿赂独裁者们去改革他们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西方甚至使用绥靖政策来同他们进行和解。该停止了！

托：但是，难道西方不应当通过其它的手段，来向独裁者施压，比如切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国际援助项目，或者威胁停止在外交上承认他们？

乔：西方必须明白，独裁者永远，永远都不会对改革感兴趣。他们对理性完全麻痹，无动于衷。决不！

独裁者对改革过敏，他们都是狡猾的幸存者。他们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不管他们的双手沾满多少鲜血。他们是说谎大师和天才的操纵者，永远都不能相信他们会改变。

托：为了生存下来，他们需要哪些资源？取消西方的资助就一定能阻碍他们？

乔：在他仅仅四年半的任期内，已故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就聚敛了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奥马尔·巴希尔从苏丹拿走了70亿美元。而胡思尼·穆巴拉克则设法积累了4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他们的人民。

让我这么来跟你解释。所有的美国总统，从华盛顿到奥巴马，一共43位，他们的净价值为27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位非洲的神风土匪从人民那里偷来的财富都远远地超过了43位美国总统的净价值。

托：一位人权活动家如何同这400亿美元的贿款斗争呢？

乔：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事情。受够了独裁者腐败的丑剧，愤怒的街头示威者开始把独裁者赶出去：本·阿里逃跑了，穆巴拉克让位了，还有更多人会下台。

但是请注意：光有吵吵闹闹的街头抗议是不够的。

一个大众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遵守下面三个主要原则。首先，一个反对派联盟是必须的。第二，必须要仔细研究独裁者的做事方法，他的强项和弱点。最后，实行正确改革的顺序十分重要；有几步必须严格按照顺序执行。

托：你刚才说到的顺序应该可以称作阿耶提定律。这个"联盟"，你指的是一个政治联盟吗？对这些大多遭受独裁统治或者一党制之苦的国家来说，这难道不是很困难的吗？

乔：一小群民主活动人士——把它称作长者会——起着神经中枢的重要作用，进行战略企划，协调各个反对组织，民间协会和青年运动的活动。比如1985年在苏丹的集会，1988年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之环，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1995年在加纳的改革联盟（我参加了这个联盟）。如果独裁者计划一次选举，议会必须把所有的政党捆绑成一个选举联盟。在2010年，因为反对派阵营的分裂，独裁者们"赢得"了选举。关于资金，委员会应当依靠自己的侨民社区，而不是西方的捐赠者。

托：为什么改革者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社群，而不是西方的捐献者呢？

乔：改革必须从知识自由和媒体自由开始。它必须来自内部——由人民自己来完成，而不是西方政府或金融机构。内部发起的改革更加连续和持久。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他的死是自由的终极和最极端的表达形式。

托：嗯，那么说，首先是一个联盟，再找到独裁者的弱点……

乔：所有独裁者的做事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除了议会（如果有的话），他们控制住6个国家核心部门（安全部队，媒体，内政，司法，选举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这些部门，唆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场大众革命要获得成功，它必须让独裁者失去对6个部门中的至少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控制。当军队拒绝向平民开枪后，本·阿里和胡思尼·穆巴拉克就玩完了。跟前面一样，在1986年的菲律宾和2003年的格鲁吉亚，安全部队受到玫瑰的欢迎（"玫瑰革命"因此得名）。2004年11月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而巴基斯坦2007年的黑色革命得到了司法部的全力支持。我再告诉你三个攻破独裁者要塞的办法：

第一：让媒体摆脱他们的控制：建立海盗电台，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办法会启动我们十分珍视的改革，而不是西方的传道，制裁或者姑息政策。

第二：用他们的宪法来打击他们。比如，中国《宪法》的35条就保证言论，媒体，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加纳，我们使用《宪法》和法院来取消对波段的控制，导致了调频广播台的大量涌现，而这在2000年推翻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通过拉长政府军队在地理上的战线，我们就可以利用独裁者的弱点。关掉行政部门，所有的军政府都会倒台。它将没有足够的士兵来填补整个国家的公务员职位；这种情况发生在1978年的加纳和1989年的贝宁。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街头抗议爆发的同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那里的几个城市和乡镇，安全部队受到了牵制。

托：但这并没有完，对吧？推翻独裁者只是个开始。

乔：摆脱独裁者只是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第一步。独裁制度也必须被瓦解掉。在1960年代的非洲，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赶走了白人殖民者，但是他们却被黑人新殖民者，瑞士银行社会主义者，鳄鱼自由主义者，冒牌革命家和公文包强盗们所取代。

非洲人民会告诉你，我们通过艰难的斗争，把一只蟑螂从权位上赶走，结果来了一只老鼠，做的却还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拆除独裁制度。要拆除独裁制度，我们要有顺序，有步骤地来做一些事。就像给一辆汽车大修，修理也要有个顺序：如果电池坏了，你不能修变速器，或者电池坏了，装一套新的音响系统没什么用处。

拆除独裁制度，首先要进行知识改革（推动言论和媒体自由）；第二，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多元化和自由，公平的选举）；第三，宪法改革（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第四，机构改革（司法独立，选举委员会，高效的行政部门，中立且专业的武装部队）；第五，经济改革，或者自由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托：如果革命不按照这个顺序来发生，会出现什么情况？

乔：因为改革的进程乱了程序或者毫无计划，革命的大逆转曾在几个国家发生过。比如，不成熟的经济自由化——像在波兰，捷克和俄罗斯1990年代进行的"休克疗法"——制造了吸血鬼一样的资本家。取得经济自由化成功必不可少的宪法改革和法律框架都没有开始。权贵们仍岿然不动，这也给改革造成了困难。运用内部消息和政治关系，少数（8个）寡头以最低价侵吞了国家财富，立即成为坐拥数十亿的巨富。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灾难是因为经济自由化跑在了所有其它改革的前面——像华盛顿共识。诚然，经济自由化可以带来繁荣，但是独裁者们绝不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他们只会实行那些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亲信受益的改革形式。那些追求经济自由化的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及，科特迪瓦，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最后都在政治测试中失败，并最终崩溃。在埃及，把胡思尼·穆巴拉克赶下台的街头抗议者现在在寻求把穆巴拉克的自由市场改革推倒重来，让其受益者负责。而曾经被描述成"经济奇迹"的科特迪瓦现在是一片废墟。中国现在也处境艰难。如果它实行政治开放，共产党就会被扫地出门；如果不开放，它可能会像前苏联那样解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kK5nbk_fI

【乔治·阿耶提在2011奥斯陆自由论坛上谈如何打到独裁者】

托：那么，你在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演讲中，你会提出一个如何打倒独裁者的三条原则，五个步骤的路线图吧。

乔：是的。戈尔巴乔夫启动了开放；非洲也需要启动它的开放。

我将把我的演讲献给以下各位，我在即将出版的《在非洲》里也提到了他们：猎豹一代——他们在非洲一次收复一个村庄——他们已经收复了突尼斯和埃及，还将收复更多的非洲国家；被邀请前来奥斯陆演讲的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马；白俄罗斯的奥列格·贝贝宁；中国的刘晓波；伊朗的内达·阿哈·苏尔坦；俄罗斯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委内瑞拉的玛丽亚·劳尔德斯·阿芙妮和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叙利亚，乌干达，也门，津巴布韦和其它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表明独裁制度不仅存在于非洲，是为了展示我和其他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之间的团结——而这也是奥斯陆自由论坛令人钦佩地展示出来的立场。我们一起努力，相互学习，万恶的独裁者一定会被我们打败！

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