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吉恩·夏普（Gene Sharp）是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非暴力抗争研究者和倡导者。他的著作在不少国家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89年，吉恩·夏普与其助手布鲁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飞到北京实地考察了正在发生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他认为那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计划；由于缺乏计划，抗争停留在自发的、技巧性的层面，而不是战略性的。这一认知深深影响了他以后的写作，例如，他的著名的《从独裁到民主》就特别强调了战略（区别于战术、策略）和计划的重要性。
本文是吉恩·夏普与其助手在实地考察、采访基础上完成的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特别报告，发表在1989年秋天（链接：http://www.aeinstei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1/nvs-vol.1-no.2.pdf ）感谢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授权《民主中国》发表该文中文版。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希望此文对于提升中国以后的非暴力抗争会有所帮助。
原文按语：去年春季，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民主诉求的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89年6月4日，政府军队介入，屠杀了几百人后（有消息称达到数千人），这一持续了六周半的运动方才结束。
在1989年5月28日至6月6日的9天时间中，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所长吉恩·夏普（Gene Sharp）先生，和助理研究员布鲁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先生，在北京对这一民主运动做了实地考察，对民主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和普通参与者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并在天安门广场观察了每一天的活动情况。对于这一民主运动是如何逐渐演变为6月4日的大屠杀，他们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这一民主运动，从发起到屠杀之夜，“严格的非暴力形式地抗议”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们去北京想要了解，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非暴力的抗争形式，这些想法来自何处？他们掌握了多少非暴力斗争的技巧？如果有领导者的话，是谁在领导这一运动？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活动有着怎样的战略构想？我们前去寻求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下面就是我们所得知的东西。
选择非暴力抗争的动机
学生们严格地追求非暴力抗争方式的动机是在本质上是实用性的，并不是出于道德或宗教的影响。对于该运动为何沿着非暴力的路线发展，学生们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学生是无法和军队相抗衡的；再者，暴力行为会给政府镇压学生的借口。一个学生还举例说，暴力行为导致了政府在1986年的上海镇压了那次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次，没有借口，”他说。
对于这一运动公开宣称是非暴力形式的原由，一个年长的研究生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社会和经济的“矛盾”不能被粗暴地解决。相反，那些问题必须通过“有建设性的措施”来处理。他将这些措施等同于非暴力行为。第二，学生们并没有谋求推翻政府，而是要它改革。这就意味着，实现这一目的最好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而不是暴力的。
学生的非暴力抗争知识
在对所有学生的访谈中有一个普遍现象，他们都很熟悉世界其它地区发生过的非暴力抗争事件（菲律宾、印度、波兰和韩国的事件经常被提及；缅甸、台湾和美国的事件也被提到过一两次）。一个学生告诉我们，中国的电视台常常将这些事件长篇累牍地报道为：“人民奋起抗击反革命势力。”
然而，我们不能将任何一个证据引申为，学生们真正了解非暴力抗争的本质。没有一个我们访谈的学生接触过探究非暴力抗争的书籍、手册，或是任何语言的视听资料。一个加拿大外交官告诉我们，他听说有一些从美国买来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未指名）在北京大学流传，但我们依然不能确认这一信息。许多学生说，他们的历史课本中提到了甘地和印度的不合作运动，有一个学生还很熟悉甘地对绝食斗争的运用。之后的一些报道指出，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人们能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相关资料。
领导层的组织架构
在那些访谈中常常提到，缺少“普遍公认的组织”是他们运动中最薄弱的方面。几乎所有的学生被以大学为单位，编排为小的团体。直到大屠杀的时候，学生们也没能建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架构。
（下面尝试将能收集到的、支离破碎的、关于学生领导层组织和架构的信息进行拼接。初步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做法，因为在对学生的访谈中，并没有深入的讨论组织架构的话题，许多问题的探讨停留在各团体之间的派系斗争层面，也就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摩擦。）
在4月底到5月初的这段时间里，北京的许多大学和学院中原有的学生会组织被民主派学生接管，有的则是建立了新的组织。5月上旬，来自每所大学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以下简称“高自联”）。这个团体在运动的早期，承担了领导和协调的工作。
与高自联相对应的是对话代表团，他们是一群来自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代表，被指定预备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同政府对话。虽然对话代表团同高自联关联在一起，但是对话代表团普遍是由年纪较长的研究生组成，他们不是街头运动中活跃的角色，而只是作为年轻学生领袖的顾问参与其中。
大规模的绝食抗议开始于5月13日。最初的几天，有6000余名学生参与了绝食活动。头两天之后，绝食学生的数量锐减到3000人左右。很多学生拒绝所有的食物和饮料，因此他们的生命体征恶化得非常迅速。
围绕绝食广场上形成了大致两个团体：绝食团指挥部（the Committee of Hunger Strikers）和纠察队指挥部（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the Hunger Strikers）。在5月24日（绝食活动被暂停后）（应该是5月20日后——译者），这些组织合并组成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Headquarters of Tiananmen Square）。这个组织的领导层最初是由绝食抗议者所组成。人们对我们说：“这些愿意先牺牲自我的人，是有资格做领袖的”。然而这时，每天都有大量其他省市的学生团体来到北京，加入到占领广场的运动中来。曾有一个新的领导层被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合并了广场上的这些新的学生团体。每个学生团体都选派一名代表在广场指挥部。在广场上有几百个不同大学的团体，几乎每一个帐篷上都飘扬着不同的大学旗帜。一个广场上的学生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大学已经建立了一个轮换机制，每7天派10个人去替换广场上的同学。
在大屠杀前的一周里，占领广场的运动发生了大规模的重组。学生们用更大、更具安全结构的帐篷，将营地强化为更加紧密的阵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努力地清理广场。
高自联起初同绝食示威者，之后又同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之间，持续不断地出现矛盾。一种说法是，高自联从一开始就反对绝食示威。在我们探访的这一周时间里，我们得知高自联正试图做到使他们的权力在广场指挥部之上。
在广场指挥部和高自联领导者之间，存在许多的问题，它们从来没有得到清楚说明。比如，抗争、对峙沿着什么方向，它的局域性、意识形态、战术，等等，诸如此类或其他的问题。而且，在广场最著名的一些领导人，比方说柴玲，本身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也是广场指挥部中最重要的指挥者（因此，他们不就同时隶属于两个组织了吗？）
组织能力
战术层面，学生们展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技能。他们为了调控拥挤的人群，同时维持非暴力纪律，大量地招聘纠察队。我们亲眼看到，中南海门口的纠察队“维持治安”，在示威者和士兵之间形成一条三英尺宽的通道，他们既防止群众同士兵发生肢体碰撞，同时也向士兵宣讲游行示威的目的。
枪击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里，还有五个头戴发箍的学生，胳膊挽着胳膊围绕着一个士兵，在对士兵充满敌意的北京市民中组成保护环，护送他安全地通过人群，
我们得知，学生们还建立了一个电话通讯网络，在校园外学生们也可以使用它接收或拨打电话，在全城都可以向学生群体传递军队的动向和最新的事态发展情况。甚至，广场的指挥部中也设立了一个电话，通过一条很长的线连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的一台电话机上。
学生们还在广场上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广播系统，在扬声器中播放他们的诉求和活动开展的状况。
在广场上，学生们还有一个“通行”系统。广场指挥部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要想进入以其为中心的同心圆圈的多片安全区域，必须出具由指挥部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不同的通行证，代表不同的进入层级。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尽量去控制进入他们最敏感区域的人流。
我们曾亲眼看到，两个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举着扩音器穿过临近的街区，陈述学生们的诉求，请求支持。我们听说，有许多这样的宣传小队，散布在这个城市中。
学生们利用敲鼓向市民传递军队活动的警报，示意人们要来到街上。6月3日的早晨，我们所住的酒店外面，有一群学生咚咚地敲着大鼓走过。片刻之后，一群市民在附近的街道上“逮捕”了一队四十多人的身着便衣的士兵。市民们递给士兵食物，并陪同着他们向南走，远离天安门的方位。
战略
在这一民主运动中，很难发现有任何明显的战略层面的思考。在问及一些关于战略的问题时，我们常常得到相互矛盾的回答。许多行动的计划，更多是战术而非战略的。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存在协同计划，那种计划会将诸多跨越不同阶段的、相互支持呼应的行动包括进去。
两个对话代表团的学生领袖告诉我们，他们直接参与到许多学生行动的计划和分析中。然而，讨论到绝食示威活动的发展和相关事宜时，一个学生领袖说：“这些活动不是按照一个系统化的计划进行的，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计划。例如，每天晚上我们会讨论当前的形势，讨论策略和应对措施，给其他组织者提出意见。也会有组织者冲到指挥部，问我们的建议。我们努力把握学生运动的方向。”
该学生领袖还告诉我们：“在对话代表团中，我们不仅探讨当前两三天的运动形势，还会考量到10天或20天以后。我们还有一些不在对话代表团中的同学，也在思考战略计划，他们提出的有些方案是半年甚至是一年以后的。我们每天会同他们见一次面，讨论这些战略构想。”不过他还是没有具体阐述这些计划，也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计划的存在。
另一个对话代表团的学生领袖描述了学生同政府之间的行动-反应关系：“由于中国的各种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一旦我们开始了‘不合作运动’，就触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当运动开始，人民‘不合作’时，就能迫使政府来回应我们。那么，根据政府的回应，我们再来决定运动的形式，以及运动的广度和深度……（用这些行动）作为对政府的回应。总之，这些（政府的动作）都是由‘不合作运动’所引发的。”
有人告诉我们，绝食示威和最初的阻挡军队与军车的活动都是自发的，没有遵照什么计划。第一次在主街上设置路障后，情况有所转变，领导者们尝试协作（通过鼓的信号和电话作为警报），努力地阻止企图返回到北京城区的38军。
煽动暴力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那个下午，我们目睹了蓄意煽动暴力的行为。尽我们所知，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没有被报道过。
在我们到访的这一周内，工人自治联合会（三个成员在这一周早些时候被捕）已经在广场边远的西北角上设立了一个帐篷。在大屠杀发生前的夜里（6月3日），他们已经在这个角上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扬声器广播系统。那天早些时候，市民在城市的许多地点“逮捕”（包围）了士兵。一个刺耳的女声从喇叭中传出，号召人们聚集起来去“杀死士兵”，并宣称“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击败政府的反革命暴力。”这些煽动性的言论持续了将近30分钟，时而轻柔，时而慷慨激昂。奇怪的是，在这一时段政府和学生的扬声器系统都没有进行广播（这晚广场上的聚集人数极不寻常地超过了10,000人）。在广场上，我们身旁一个懂中文的西方外交官，确认了我们的译者对广播内容的翻译，他还说一个法国记者在几小时前亲眼看到有人切断了学生扩音器的线路。
这些暴力的言辞，与学生的自律、非暴力的诉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可以产生一系列问题：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成员是谁？为什么他们要与学生的占领划清界限？这些组织中存在内奸吗？据说，那夜晚些时候，大概在11点左右，这群人带着帐篷离开了广场，而第一批军队和武装人员是在凌晨00：15分进入广场的。
战略错误
在对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进行分析时，浮现出两个初级的战略性教训。首先，一个非暴力占领活动（nonviolent occupation），无论所占领的地方代表什么价值观，对于抗议者来说都是风险很高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清除掉。实际上，占领地点越具有象征性，就越危险，越会激发对手采用强硬措施。
在这个事件中，广场的大幅区域被占据，其中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广场南北的终端是前门和故宫，东西两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这是对政府合法性的勇敢挑战，也在宣称政府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失败。此外，中南海前门外的大片区域也被占据，这个宅院是中国政府最高党政领导人的居所。可以说，这一大无畏的行为，远远地超过了越战时期美国反战分子在白宫门廊上露营几周的行动。
如果学生们能转换战略，把他们的积极性从占领广场转到同全民沟通他们的诉求为主的运动，将会好很多（大部分北京学生已经早就撤离了广场。5月27日，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号召广场上的所有学生都撤离。然而，几千名刚刚从全国各地的大学赶来的学生要求留在广场，以彰显他们的信念）。回想起来，在北京市民三番五次地阻挡并撵走38军士兵后，原本是一个撤退的好时机，学生们可以宣称取得了胜利，并走出去感谢人民群众，借此将他们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信条传播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逐渐扩散到田野乡村。他们本应该将这些信息，同将来对大规模不合作运动的更深入广泛的需求关联起来，尤其可以争取不满的党员、公务员、警察和士兵的支持。在事后的反思中得出这些建议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当时，他们一定陷在某种诱惑中相信所有其他的军队也会被劝阻、挡住，或者说相信那些军队会自发地拒绝实施军事戒严令。可能，他们甚至还认为党和政府会屈服于大众的要求。
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明显地诱使党政官员中的强硬派认为，只要清除广场上的学生，他们提出的挑战也随之会消散。更进一步，强硬派还认为仅仅清场是不够的，清场的方式必须让其他人感到恐惧。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杀鸡儆猴”。如果学生从广场上撤退，实际上是移除了一个非常容易受政府攻击的目标。
再者，抛开学生对当局的象征性挑战的力量不谈，另一个失败之处在于没能动员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不合作运动，没能动员起那些能够使不合作运动持续开展的力量，包括公务员、军人、警察，还有通讯和交通领域的操作人员。不合作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政治性的不合作运动（也包括罢工和经济抵制），通常构成了最有力的非暴力抗争措施。不合作的形式能对统治集团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非暴力扰乱（nonviolent intervention，比如用身体占领天安门广场）的方式也少了很多挑衅性。
当时出现了很多警察、公务员和工人的个人不合作事例；也有教师和记者进行的集体活动，包括抗议和表达对学生的同情。还有，对于政府来说最大的麻烦可能是超过100位退休军官的联名公开信，反对颁布戒严令。然而，这些行为并没有转化成主要支柱性力量系统性地撤销对共产党体系的支持。（你可以猜想，发生大规模不合作运动的潜在可能性会与日俱增的，当它发生时会逼迫政府做出应对。但是，在就这一问题得出任何结论之前，首先必须了解多支不同军队以及工人组织的内部形势。当被北京市民阻挡不能向天安门行进时，头顶如山军令的38军军官和士兵愿意去掉头，也许这在历史上都是第一次，这也证明了这一行动的潜在力量。）
运动的成绩
这个从4月到6月间发生的运动，应该被看做是长期斗争行动的开始。它的得与失都需要总结。
数千人的伤亡，和公开反抗活动的终止，都是这次活动显而易见的失败之处。共产党控制下的意识形态整顿可能使将来的非暴力活动复杂化。同时，一大批非暴力抗议者被杀害，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转为采用暴力活动来对抗政府。
不过，这一运动还是取得了如下成就：
民主运动造成了对统治体系一次公开的挑战；
这些学生可能开展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绝食示威活动；
大约两周的时间内，运动成功地蔑视了戒严，好像它并不存在；
活动唤起全国各地的大批学生参与其中，共涉及350余所大专院校；
反腐败和寻求自由的示威活动在全中国的主要城市发生；
学生发起的运动激发了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同情（至少是同情），促使他们对活动表示支持；
这一运动使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产生混乱和分裂，在如此大胆的挑战面前，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他们无计可施；
运动使得现役和退休的将军产生了公开的对立，尤其是对于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
在北京，市民阻止38军进入市区，一些部队中产生了犹豫和不忠，甚至很多穿着便服潜入北京的士兵都会折回；
大屠杀前的学生运动，在大部分人心中撼动了政府的合法地位；
本次运动建立了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样式，尽管不知道这一斗争形式是否能够持续。
大屠杀是削弱这个政权的某些进程的延续，它产生的影响如下：
同中国成千上万的学生产生了永久的情感隔阂；
一个情愿去大量地屠杀、运用恐怖行动来保全自己的体系被揭露；
如果中国的政策和政体没有大的变革，60,000余名留学生中的大多数可能再也不会回国去贡献他们的知识；
中国政府的形象已经跌入谷底，被列为令人反感的政权；
在外交领域，中国政府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大屠杀之后国际社会推行的广泛的经济制裁，将会阻碍中国为经济增长而做出的努力；
只有重大的政策和体制变革，才有可能修正和逆转这些损失。
结论
我们的旅程本身就是一个极端行为：极端惊讶于人民全面违抗戒严令，极端哀伤于在街上对没有武装的平民百姓残暴的屠杀。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反抗和血腥镇压的画面。
虽然这次旅行的长度几乎被缩短了一半，它的成果还是意义重大的。我们了解到：1）学生们寻求非暴力的抗争和抵抗方式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现实考虑的（practical）；2）学生们没有详细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历史或是动向的知识；3）运动的组织是薄弱的、分裂的；4）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战略计划；5）出现了企图煽动学生进入暴力状态的事件。
此外，实时、实地地对运动的不同层面进行思考，能获得领悟，永远不会重现的领悟。我们能够在行动中直接地体验全方位的非暴力措施：一场非暴力的占领、示威游行、阻隔街道、向军队申诉、发表演讲和声明、口号、横幅、不合法的广播和印刷品、学生罢课、否定权威、大众不服从（popular nonobedience）、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静坐示威、象征性地展示，甚至更多。还有，我们直接见证了，运动参与者克服了所有访谈中展现出的恐惧；这是非常重要的。
自从政府镇压以后，已经有许多不同的、关于中国非暴力抗争的进一步行动的报道。其中包括消极怠工，记者将支持改革的想法植入新闻故事，增加病休和其他劳动力因素引起的怠工，还有北京大学的学生蒙面示威。这些鼓舞人心、令人振奋的活动再一次显示，政府残暴地镇压并不一定能终止非暴力抗争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