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
大院的出现
说起老北京离不开胡同四合院，说起“新北京”就不能不说大院。
１９４９年之后，大批的共产党干部和科教人员迁入北京，组建政府各部门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当时的北京城（现在的二环路以内）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在城外盖起了一片又一片的楼房，其中有些修起了围墙，就成了大院。也有些楼区没有围墙，但居住的人和生活方式与有围墙的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可以一并称为大院。这些大院比起胡同四合院来当然是资历短浅，更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不像胡同四合院能讲出那么些“道道”来，但它们标志着北京城建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现在的北京人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说，那些除了自己的“哥们”谁都不往眼里放，逮谁都敢“挤兑”的干部子弟，他们能离了大院的背景吗？
大院多在北京的西边北边。１９５１年时，复兴门外就盖起了第一批楼房宿舍区。那边是国家机关聚集的地带，比如几个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全工总，公安部，铁道部，建工部，建材部，外贸部，商业部，物资部，等等。于是，围绕着机关的办公楼，一片又一片的宿舍楼出现了，从真武庙、羊坊店到三里河、百万庄、二里沟、葡萄园、车公庄。看看这些地名，过去都是乡下。
五十年代的楼房一般是三层或四层，尖顶，红砖或灰砖。当时缺钢材，更别提铝材，所以大门和窗户框子都是木头的。每户的面积不大，两三间屋子，没有客厅睡房之分，加上厨房厕所小阳台，很简单，可不像现在的什么两厅三卧两卫。那时从一般干部到处长，甚至有些局长，也就是住这样的一个小单元。部长当然特殊，比如百万庄的申区，连在一起的二层小楼，每户都有上下两层加个小院子（相当于西方的Ｔｏｗｎ Ｈｏｕｓｅ）。
军队的首脑机关也多在北京的西郊，只是分布的更散更远，从公主坟一带直到西山脚下，像总参总政总后，海军空军司令部加总医院，通讯兵，装甲兵，铁道兵，二炮等等。军队大院当然都有围墙卫兵，不许闲人入内。军队干部也高出一等，团级师级就住三四间屋子的单元，将军大多住单独的小楼。
中科院各研究所集中在中关村一带，那里也盖起了大片的宿舍楼。高等院校呢，除了清华、北大（占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几个老大学，１９５０年代新成立的有号称八大学院，好像是航空、邮电、地质、钢铁、矿业、石油、体育、外语，主要分布在从高粱桥、魏公村到五道口一带。这些学院当时都被农村包围，于是就用围墙把农民挡在外边，形成一个个大院。
与胡同的对比
大院与胡同四合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建筑上看，大院的楼房是现代化的，至少在卫生设备、上下水道、供暖保温方面都比四合院的平房强多了。尤其在四合院逐渐沦为大杂院，越来越拥挤破烂时，大院的楼房越发显的优越。大院和胡同里的住的人也大不相同。总体而言，１９８０年代之前，大院里以干部、大学教师和科技人员为主，收入比较高。他们第一代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南腔北调，生活习惯五花八门，到了第二代则是北京长大，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胡同里以普通百姓为主，像工人、中小学老师、售货员售票员服务员之类的。其中以老北京人居多，很多上点年纪的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从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７０年代，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远不像现在这样悬殊，但那时最大的贫富划分就是大院里“住楼的”和大院外“住平房”的。
当然，也有一些很高等的人物住在胡同里，他们一家一户独占一座四合院，从两进的中四合院到三进以上的大四合院。有些还保持传统的老式房子，更多的则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还有的干脆推倒了平房起小楼。他们平时大门紧闭，和街坊邻居没有来往。这些“大宅门”与大杂院里和三四家挤一座小四合院的平民百姓根本不相干，干脆就不能算在“住平房”的那些北京人里。另外，胡同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改造，一些平房被推倒盖起了楼房，也类似大院。比如王朔，曾经住在公主坟一带的军队大院，后来搬到了东城的胡同里，住的很可能是这种新盖的房子。从家庭和生活背景上看，他还应该算作“大院”的。王蒙却把王朔称作“胡同里的小痞子”，实在不大对头。他确实很痞，但仍应该算是“大院的干部子弟”。
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前，从三里河、甘家口、动物园一线再往西去，农村还占着优势，很多大院的外边并不是四合院而是农村的破平房，住的是北京的第三个群体：郊区农民。当然，也有新盖的一排排的平房，一般都是工人宿舍区，住的工人有些来自外地，更多的是当地农民转化的。他们更是把大院围墙里边的看作有钱人，而围墙里边的人则很少正眼看他们，只是一些家长常常告诫孩子不要和外边的“野孩子”玩。
文革时，大院与胡同的对比强烈到了极点。大院里的高干子弟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自称老兵），红八月时杀向了胡同，抄家打人，驱赶黑五类。他们抄出了金条银元、字画古玩、老书旧货，还有房契地契、国民党时代的各类票据和委任状。这些老东西都是大院里很少见的，确确实实是“四旧”的产品和载体，若放在今天都是宝贝，而在当时却是乌七八糟的封资修，甚至是反革命复辟的物证。老红卫兵们更是发现胡同里除了平民百姓还“藏龙卧虎”呢，有满清的遗老遗少皇亲国戚，民国和日伪时的各类人物，背景复杂的民主人士、演艺圈大小角色，这些人用当时的革命标准衡量，几乎全是革命对象。虽然他们早就是“死老虎”了，正哆哆嗦嗦的只求活命，老红卫兵们可一点都没手软，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一幕幕的惨剧此处不提了。
没过多久，造反派红卫兵又起来了，矛头直指大院里的走资派，正是老红卫兵的老爹老娘。当然，有些走资派也住在胡同的大宅门里甚至中南海里。而造反派也不光是胡同里的，还有大院里的中低干和他们的子弟。反正，大院里的高干和高干子弟们很灰头土脸了一阵。他们又东山再起是林彪事件之后，许多老干部纷纷“解放”，减扣的工资补发了，生活条件复原了，高干子弟们纷纷的走后门当兵、调工厂、上大学，而胡同的平民百姓子弟却还在继续上山下乡。骆驼摔倒了跟羊一边高，可再站起来呢？
大院文化
如今一说“大院文化”，许多人会想到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代表的晋商文化。北京的“大院文化”完全是另一回事。所谓的老北京文化是属于胡同四合院的，但是，正在编纂的〖北京民俗大全〗里也将有大院的一席之地，至少要提到一些曾经很出名的大院，像外交部大院，海军大院之类的。
其实，比起胡同文化来，大院实在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在“文化”一词泛滥的今天，权且拿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吧。在这个意义上，大院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文革时期干部子弟群体以哥们关系胶合在一起的“玩的生活”。
从１９６６年夏天到１９６７年冬天，北京的中小学放了一年多的假。学生们无人管教的疯玩了一年多。红卫兵们曾自以为“世界是我们的”，很“一本正经”的革了一阵命。但到了１９６７年，以成人为主的造反派起来了，当局取缔“联动”，并开始约束各路红卫兵，他们又大多恢复成孩子。虽然１９６７年初冬又“复课闹革命”了，但已经成了习惯风气的“玩的生活”还继续着。当然，用王朔的话说，孩子们有点烦，嫌复课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与现在相比，那时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太紧密了。除了吃饭睡觉各自回家，其余时间都在一起玩，比跟自己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孩子们有自己的社会，其单元是一个个的群体，基本是按居住区，也就是大院，自然形成的。在大街上若两个或两伙不认识的孩子互相看着不顺眼，以敌视的目光打量一会，然后第一句话往往是“你丫哪的？”，最可傲人的回答有“海军大院的！”“总参的！”“外交部的！”“七机部的！”等等。当然，此孩子决非属于七机部的编制，只不过他爸爸在七机部上班，他家住在七机部大院里，他属于那个大院的孩子群。
那时的孩子们群体观念极强，如果哪个孩子受了外边的欺负，这个群体中的其他孩子都有义务为他去报复。帮助受了欺负的哥们还在其次，维护本群体的“尊严”更重要。所以，一个属于某大院的孩子往往敢于挑战一个比自己强壮的但没有“靠山”的孩子，这常常发生在大院与胡同的孩子之间。虽然打群架主要发生在各个大院的孩子群之间，但你死我活的场面很少出现。可大院与胡同的孩子群之间若打起来，往往就要惨烈的多。最有名的战例就是七机部大院的王小点一伙人刀劈了西外平房区的土流氓小混蛋。那些规模大、又有围墙和某种“特殊地位”的大院，比如各军队大院和外交部大院，孩子们的归属感或团体观念最强。他们形成了人数最多的孩子群，曾有过一下子几百甚至上千的孩子出动，去“扫荡”西单、宣武门、菜市口的“土流氓”。这些“战役”与大人们毫无关系，完全属于孩子的社会，是大人们想阻止而做不到的。如此的“孩子社会”在今天简直无法想像。
孩子群体，尤其是男孩子们，有点像一群狼或猴子，每条狼或每只猴子都有个明确的地位。通常从上幼儿园开始，每个班里的男孩中就有大王、二王、三王之类的。这种地位主要凭个头高矮，胳膊粗细，打架的勇气和技巧，有没有哥哥或其他人护着等因素来定。地位定了，就知道以后对谁必须让着，对谁可以瞪眼，可以骂两句打两下解解闷。
在孩子群里互相称呼几乎都用外号，尊姓大名是很少用的。即使是很难听的外号，听惯了就比正名还顺耳呢。外号的得来很容易，比如王朔写了这么一段：“姓叶叫夜猫子，姓江叫江米条，姓蔡叫菜包子，……，这都是因姓得名。还有因体型长相得名的：棍儿糖，杆儿狼，猴子，猫，大猪，白脸儿，黑子，小锛儿，大腚。一些人是兄弟排行小名叫响了：老九，老七，三儿，大毛二毛三毛，大胖二胖三胖四胖。个别人是因性格：扯子，北驴。还有一些不知所为何来，顺嘴就给安上了，……”。
孩子社会里最通常的活动还是玩：游泳、滑冰、遛车、逛公园、逛大街、粘蜻蜓、逮蛐蛐、养鸽子、养热带鱼、养鸡斗鸡、拍婆子、下馆子，太多了。在所有的“玩”里，真正还有些文化意义的要属游戏，其种类之多难以说全，笔者可想起来的有：打牌下棋，弹球，三角（烟盒），冰棍棍，滚铁环，抽汉奸（抽陀螺），毒气弹，地雷，打橄儿（用木板打一个像橄榄核似的木头），打排（扁片石头），扔包，藏猫（电报），攻城，撞拐，打垒，骑马打仗，骑驴，土坷垃仗，绷弓子仗等等。有一些女孩更常玩的：跳皮筋，跳房子，踢包，抓拐，养蚕，刻剪纸，“吃啊吃啊吃毛桃啊”，“叭唧叭唧小白菜”，“老狼老狼几点了”，“要风要雨要擂捶”，等等。当然，这些玩意和游戏是不分胡同还是大院的孩子们都玩。只不过大院里的孩子群人更多，地方也比胡同里大，所以玩的规模更大更野更全面，水平往往更高。想想吧，所有的孩子都不上学，闲在家里，又极少有电视更别提上网，他们每天干什么呢？自然要把所有能玩的都玩个遍。这种大规模的不上学，尽情的玩，恐怕古今中外的孩子们极少有过，以后也很难再发生了。看看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功课重压，几乎失去了与邻居孩子一起玩的机会。那么些游戏很有失传的危险。
与胡同里的平民子弟比较，大院里的干部子弟们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狂傲，不知天高地厚，自视很高。王小波说过一个中学生整日站在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面思考“世界战略问题”。当然，真要比较思想水平，很多平民子弟恐怕更高一筹，比如遇罗克和他的小团体。其实，大一些的孩子，比如文革开始已是高中生的，很多并没有从红卫兵退回到孩子群，他们更加成熟，在思想或者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探索着，或在生活的路上走进了成人的社会。大院里的孩子们是“瞎狂”，有点像八旗子弟仗着“背景”，以为“天下”是父辈打下的，自然要传到自己的手里。聊起天来，对整个“天下”当然是随意褒贬，远到希特勒、美军、世界大战，近到中央领导人、重大机密内部消息，什么都知道，至少是自以为什么都知道，都有一番见解。他们看自己呢，个个都是大材料，将来当总理如果还差点，弄个部长将军什么的不在话下。
大院文化的语言特点之一是骂人话，但并非骂的狠骂的脏，而是骂的习以为常。一开口满是脏字，说者不当回事，听者也毫无挨骂的感觉，话就该这么说！比如：“包子（外号）！有电影！你丫去不去？”“去！”“你丫快点啊！晚了就他妈没地了！要不我他妈先走了！”“操！你丫急什么？真他妈不仗义！”这完全是哥们之间的正常对话，决没有互相叫骂的意思。真骂人的话这么说：“我操你妈！你丫找抽是不是？”总之，那时的孩子一张口就是脏字，如果把脏字去了，话就讲不利落。
当时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模仿电影，比如： “高，实在是高！”〖地道战〗 “弟兄们，五两啦，上啊！”〖突破乌江〗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南征北战〗 “好看的脸蛋能长大米吗？”〖摘苹果的时候〗？ “杀他一个回马枪！”〖平原游击队〗 “面包会有的。”〖列宁在十月〗
这类的话太多了，有不少文章讲述过，尤其是〖红底金字〗那本书中做了详细的纪录，此处不多说。当然，不仅是大院的孩子，当时全中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学上几句。只不过大院里的孩子们空闲更多点，一部电影能看好几十回，所以记的更多更牢，而且还把许多电影里的话借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比如王朔的书里就有精彩描写。
大院的没落
从１９６８年上山下乡开始，大院的孩子群人数逐渐减少。大孩子一拨一拨的走了，虽然新的接上来，小学生们进了中学，但是“质量”却下降了，至少在打架的规模和野劲上一拨比一拨退步。后来，随着学校的学习越来越正规，孩子们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尤其在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之后，中小学生谁还有闲功夫玩呢？而且，“时尚”也变了，文革时，会“玩”的孩子受追捧，１９７７年以后呢，整天还“玩”的是考不上大学的“傻帽”，没几个人还想答理他们。尤其当中小学生都成了独生子女之后，家长也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去玩了。大院里的孩子群彻底消失了。
随着北京的大扩张，大院作为居住区也衰落了。住房商品化改革，机关单位不再包建宿舍区从根本上停止了大院的生长。一群群的新建筑，越来越高档的住房出现了，但已经不属于哪个机关单位，而且几乎都是在原来的大院之外，因为老大院里没有空地了。大院里的干部和干部子弟们凡是买的起房的，尤其是年轻人，纷纷搬出了大院。只剩一些“难离故土”的老人们还守着老窝，大院里没了人气，不但老楼房们日渐破旧，而且气氛凄凉。一些政府部门合并改组甚至取消，依附着它们的大院也就失去了“名分”，有的干脆成了拆迁的目标。有些大院虽然还在，但随着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不再名声响亮，比如那些军队大院，虽然围墙卫兵依旧，但早已失去了辉煌。
笔者每次回北京，总要到百万庄走走，自己在那里长大，文革时那也是有名的大院之一。如今呢，拆迁已经嚷嚷了几年还没动手，老旧的楼房们静静的等待着末日。胡同四合院还有人呼吁保护，这些老楼房呢，根本没资格。
昔日的哥们伙伴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幕幕的欢乐童年留在脑海里。当年，总觉的时间好像无穷无尽，每一天玩完回家总有个第二天可以接着玩。可这一切，曾经是那样真实而持久的存在，怎么竞像一阵风刮过去就不见了？只剩下眼前的老楼房们默默的向我证明，那一切确实存在过。可是，等老楼房们消失了，等我们这一代人也消失了，谁还知道，谁还愿意知道，曾经有过那样一种生活，是活生生的充满欢乐的真实生活！它叫作：北京的大院。
□ 寄自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