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生死之谜 满清与南明均未取得其首级

李自成逃禅石门夹山一说，流传极广。湖南省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据清代乾隆年间的《澧州志林》所收澧州知州何的《李自成传》一文称，李自成兵败，独窜石门之夹山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文中所指夹山即夹山寺，该寺位于石门县东15公里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古刹，也就是本文一开始讲到的那个地方。寺内遗有与此说相关的一些碑记塔铭、诗文残板，以及奉天玉和尚的骨片和包括宫廷玉器在内的许多遗物，包括在1980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诸多文物。这些无疑构成了此说的有力佐证。

何的说法也是有关“闯王”出家的最早记载。据言，何曾到夹山进行考察，见到了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的、口音像陕西人的70岁老和尚，他告诉何，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并取出其画像。据说画上人酷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有人根据李自成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断定“奉天玉”即“奉天王”多一点，是为隐讳。而奉天玉和尚墓葬中发现的骨灰和砖刻《塔铭》，墓葬中，其弟子野拂所撰碑文及有关文物，都与何之文相印证。据持此说法的人推测，“野拂”就是李过，李过就是李自成的亲侄儿李锦，由此可证，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在夹山寺里还发现了记述奉天玉和尚《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康熙碑)和《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坛》(道光碑)及密藏墙洞的《支那撰述》、咏梅残版和野拂撰文残碑、野拂墓碑、闯王令牌、临澧蒋家传世文物、6枚“永昌通宝”铜币、7个“西安王”铜马铃，更有夹山寺地道地宫密室发现的石雕龟形敕印。敕与诏一样，都只有君王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能用敕和诏的。敕印与奉天玉诏这一切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本人的事实。

持此说的另一依据是从战略推理上得出来的，认为李自成去当和尚，是为情势之所迫，是为了联明抗清。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的主要敌人，已经不再是明朝的势力，而换成了气势汹汹的清军。抗清已成为了当务之急。联合国内的其他武装力量便也显得举足轻重了。当时可以联合抗清的，只有唐王朱聿键手下的湖南何腾蛟。但与何腾蛟谈判，部队必须交何指挥，而何是唐王的宰臣，李自成则是皇帝，这在情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况且，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深恐唐王不能谅解。于是，李自成遂采取假死、隐居的做法，巧妙地回避了矛盾，让皇后高氏和李过出面与何腾蛟联合，共同抗清。

然而，反对“逃禅说”的学者认为此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奉天玉和尚虽然确有其人，但据塔铭记载，奉天玉曾历经清要。何为清要？《朝野类要》卷二曰：“职慢位显谓之清，职紧位显谓之要，二者兼之，谓之清要。”李自成则与清、要毫无干系，塔铭的作者刘萱为明朝遗臣，他是忠于大明朝的，怎能为农民领袖李自成写铭记功呢？这是无法理解的。况且，在1982年冬湖南慈利县新发现的《野拂墓碑》中有“久恨权阉……也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等词句，这也表明野拂是痛恨宦官的明朝武官。而野拂对奉天玉和尚事谨慎的态度也说明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同时说明奉天玉可能也是明朝遗臣。有记载说，奉天玉乃是顺治年间从四川到石门县夹山寺的云游和尚，他初到夹山，见古刹破败，便抛头露面、沿门托钵，求乞多方支持，以修复寺庙。若果然是自成逃禅隐居于此，怎能如此张扬，不懂得保密呢！

其实在四月下旬，大顺军主力行进到距离江西九江不远的地方就被清军又一次追上。一通混战之后，清军攻入了大顺军的老营，将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将领家属俘获。这一突然事变使得大顺军将士的士气大沮。由于清军已经追击到九江一带，大顺军东下的路途就有可能在长江下游被截断，因为这时清军的东路豫王多铎部正在取道河南归德府、安徽泗州向南京迫近，随时有可能回师而上对大顺军实施包围。李自成于是很敏锐地觉察出这一点，改变战略，掉过头来准备穿过江西北部转入湖南。于是在途经湖北通山县和江西宁州(今修水县)交界的九宫山下的时候，李自成本人发生了意外。这一幕一定是惊心动魄的场面，在明、清两方的文书里面则都有记载。南明的五省总督何腾蛟在隆武元年所写的《逆闯伏诛疏》中就说：

“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

何腾蛟的这份奏疏是关于李自成牺牲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最原始文献之一。由于几个月以后李自成的部将接受了他的节制，他有充分的条件从大顺军将领及士兵的口中获悉李自成牺牲的经过。

而清军负责追击李自成的统帅阿济格也向清廷报告了李自成的死讯。他说，大顺军在九江地区失利后，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他们在山中到处搜寻，也没有找到李自成。降卒和被擒的大顺军士兵都说李自成逃走时被村民围困，不能逃脱，自缢而死了。于是找了认识李自成的人去认尸，但是尸体腐烂，无法辨认。李自成是死是活，还得继续察访。

阿济格的奏疏在主要情节上(时间、地点和牺牲经过)同何腾蛟的报告相一致，因为他的消息也是由当时原属于大顺军的兵卒所提供的，也具有相当的准确性。

清初的史家费密在其所著《荒书》中对李自成牺牲的经过作了如下的描写：

“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费密的这段记载相当详细，文中提到的牛脊岭则的确是当地的地名，而程九伯也确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他的小传：“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另查《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第一人即“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误，但也证明程九伯确实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

根据上面列举的史料，基本可以断定李自成已经过世了。但是为什么清廷和南明当时还要怀疑李自成的死讯呢？

其实多尔衮刚收到阿济格关于李自成困死九宫山的奏疏时是相信的，他曾郑重其事地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表庆贺。可是，就在阿济格班师回朝的途中，得到了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情报。由于阿济格并没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级为验，多尔衮因此就开始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大加呵责。因为李自成牺牲以后他直接统率的那支大顺军主力确实进入了江西宁州、瑞昌一带。考虑到明清文献中“闯贼”一词既可指李自成本人也可指李自成起义军，因大顺军在江西而产生自成遁走江西的误传并不奇怪。所以说，所谓“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实据”其实应该就是指自成的首级了，这是清廷方面一直没有得到的，产生怀疑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和清廷的情况相类似，李自成的死讯在南明的隆武朝廷里也激起了波澜。何腾蛟上奏自成身亡的经过情形以后，南明的隆武帝朱聿键“大喜，立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尽管何腾蛟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的消息直接得自跟随李自成的许多大顺军将领，其中甚至包括了李自成牺牲时就在身旁的养子张鼐，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但是，由于何腾蛟也未能献上李自成的首级，隆武朝廷内部表示怀疑的便大有人在。右副都御史郭维经就曾经上书，认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五月死的，这些都是传言，而且是等到七月他的部下投降何腾蛟时才知道的，又是过了年以后上报的。就这样行大赏，似乎不太合适吧。况且李自成是生是死，是死在谁的手里都不知道。万一哪天杀李自成的人提着李自成的头来请赏，真不知道何腾蛟该怎么解释？而且万一李自成没死，以后在哪个地方出现了，到那时，皇上您可怎么办哪？这么一说，朱聿健也起了疑心，让何腾蛟再报一次，然后再宣布这一捷报。在这种情况下，何腾蛟又第二次上疏辨明“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即《逆闯伏诛疏》)。

这样，明、清双方虽然分别得到了李自成牺牲的准确消息，却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怀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谁也没有找到李自成的遗体，所以不敢十分确定。

李自成首级为什么没有落入彼此双方之手呢？原因很简单。就南明来说，大顺军在安葬了李自成遗体后就转入江西和湖南，通山县已属清军的势力范围。何腾蛟当时在湖南长沙，不大可能派人前往清方控制区去发掘李自成遗体。其次，何腾蛟名为五省军务总督，实力却相当有限，只是由于大顺军将领的主动才建立了联合抗清阵线，“一时骤增兵十余万”。即便有可能派军队进入通山县，何腾蛟也绝不敢开罪于实力远胜于自己嫡系军队的大顺军余部，跑去把李自成遗体挖出来枭首“报验”。这个道理十分明显，但他在疏中不便明说，只好含糊其辞地解释说剿抚道阻音绝，没法拿到他的首级报验。

至于阿济格未能取得李自成首级的原因，大约是由于时间相隔稍久，农历五月以后南方天气已相当炎热，“尸朽莫辨”也是完全可能的。上引康熙《通山县志》记载大顺军在领袖牺牲后曾对当地的地主武装实行报复性打击，杀了几千人。而清政府真正弄清楚李自成被害的具体情节，还是在顺治二年(1645)七月十五日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上任后，“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才找到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阿济格向清廷奏报的时候还没有找到这个线索，他派去实地查验的人在几千具朽尸当中瞎转，无法取得实证就毫不足怪了。

总之“闯王”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千古少有的传奇英雄，他发动和长期坚持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推翻了盛极一时的明王朝，但他却败在关外新兴的北方少数民族--满族所建立的清廷之下。无论是失误也好，即使有天生缺憾也罢，由于当世、后世都对于这次起义和与这次起义有关的历史资料的禁毁，致使我们今天对李自成一生中的许多问题已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了。因此关于李自成失败后，直到最后归宿的疑案，至今也同样真相难明，虽然各方面各执一词，但诸多的记载与传说，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去澄清和发现。

李自成处在几方势力的纠葛中，于明于清似乎他都不得不死，也好让出师之人有了回复主子的理由，否则无法向各自的主子证明大顺已去，平叛成功。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仍存在不死的可能性。明清两方派出的平叛大军都急于向主子结案，他的军队被灭就是一个绝大的战绩，无法东山再起也可以说就等于李自成已死。这样，也就可以给出李自成出家的机会，事实上，也只有出家才符合情理。其实，被杀也好，出家也好，李自成以一介平民出身，肩扛反明大旗，且能进京称帝，已然令人惊叹。可惜，他这个皇帝只当了14天。

李自成重要谋士牛金星 他是否最后投降清廷

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里，有许多谜一样的人物，牛金星便是其中之一，在他身上留有众多未解之谜。他是举人出身，可是他不去追逐功名利禄，反而加入到农民起义军的阵营。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参加农民起义的？李自成起义失败后，牛金星又到哪里去了？他有没有降清呢？

牛金星，河南宝丰人，天启年间的举人。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投入李自成农民军，以智谋而获取信任。十六年克襄阳时创官爵名号，任左辅。次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牛任天佑殿大学士。进京后，牛金星热心的是讨论登极礼仪，教习登极仪式，不断劝李自成即位。他身穿玉带蓝袍圆领，手里摇着用洒金写有“内阁”字样的折扇，坐着八抬大轿，俨然一派太平宰相的风度。李自成退出北京时，他进谗言让李自成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在众多历史记载中，对其评价都不高，认为他是一个人言人殊、藏头露尾的小人。

关于这个人物，至今还有一些未了的争议。首先，在牛金星是何方人士这一问题上，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他是河南卢氏县人，另一种则认为他是宝丰人，后经众多学者的实地考察，觉得牛金星系宝丰人的说服力似乎更大一点。另外，对其是否是举人出身，史书也有着不同的记载，以至于有的辞书在描述牛金星时，只能使用模棱两可的词语：牛金星，河南卢氏(一说宝丰)人，贡生出身，一说举人出身。

不管他是举人出身，还是贡生出身，像他这样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地方绅士，为何会放弃安逸的生活，投奔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清朝的史书至少为后世提供了七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牛金星是个好酒使性之徒。一次喝醉酒后，牛金星将其亲家、祥符县进士王士俊的“闺门之丑”给抖了出来，这便使王士俊怀恨在心，后来王士俊借牛金星酗酒后打县吏一事，会同邑令编织罪名，然后上报，最终使牛被革去功名，并陷入大狱。所以当他被李自成破城救出后，便投到其帐下。

第二种说法提到牛金星通晓“六壬”之术，喜欢替别人卜占祸福。中了举人后，因为得罪了邑令和巨绅，因而被革去举人，投入狱中。在狱中，他遇到了一个姓刘的汪洋大盗(有人说此人可能是刘宗敏)，他们谈得非常投机，牛金星为其卜占祸福，并为其出谋划策。最终在牛金星的帮助下，这个姓刘的大盗得以获释。他获释后，对牛金星感恩戴德，并在李自成面前极力推荐牛金星，说其精通“阴阳避异风角之术”，李自成因而破城将其救出。

第三种说法提到，牛金星一向与当官的亲家王某关系不好。牛金星的儿媳死后，他的亲家勾通官府，使牛家父子二人陷入牢狱之灾。牛金星的好友为救他，愿意代为受过，代替牛金星入狱，而让牛金星去向“兰阳梁宦”求救。但牛金星没有搬回救援，他无处可去，只好投奔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

第四种说法记叙了与上述不同的说法，说牛金星与李自成帐下的名医尚絅过从甚密，在尚絅的引荐下，牛金星得以见到闯王。李自成为牛金星的雄辩口才所折服，与他谋议帐中。这样牛金星便投靠到李自成的麾下。

第五种说法是《明史·流贼传》中的记载，说牛金星之所以投靠李自成是因为考试作弊，被革去功名才投入农民起义军的。

第六种说法称，牛金星的亲家确实姓王，但不是王士俊，而是同县大营人王之晋，牛金星的女儿是王之晋之媳。牛金星之所以投奔农民起义军是与亲家关系不好，遭到官府迫害，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李自成。关于他与王之晋失和的原因又有两种说法，一说牛金星之女在王家受到虐待而致死，牛金星亲自前往王家含殓，但误将亲家推倒并致伤，王之晋认为牛金星不怀好意，纯粹是恶意报复，于是便罗织其罪，下金星于狱，革去功名，金星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李自成;另一说则指明二者反目是因“年饥，议市价不合起衅，遂相水火。”

第七种说法则述说牛金星是经李岩的举荐才投奔了李自成。当初，牛和李二人是在杞县时结交的。后因牛金星有罪，被斥革功名，又被罚戍边，不得已前去投奔李自成。李岩向李自成推荐时，说他“有计略”。可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牛金星在农民起义军中，并没有向李自成提过一条真正有价值的建议，只会阿谀奉承，贪图权位，嫉贤妒能，忘恩负义，是一个十足的卑鄙小人。他看到李岩深得李自成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而且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于是便掉过头来陷害对他有举荐之恩的李岩，最后导致李岩被杀。

无论牛金星因何种原因参加了义军，李自成显然对他是十分看重的，大顺政权建立后，牛金星被任命为天佑殿大学士，其实就是承相，帮助李自成建设政权，筹划进军北京。起义军进京后，牛金星身为丞相，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建政设官，迎来拜往，风光一时。然而，大顺元年(公元1644年)，吴三桂与清军勾结入关，李自成在山海关阻击失利，四月三十日，义军被迫撤出北京。在大顺政权迅速分崩瓦解的时候，一些文职官员纷纷降清或脱逃，牛金星也在大顺政权瓦解后，不知所终。

关于牛金星的结局，清朝的史籍多未记载。直到《清史稿》问世，人们才在《季开生传》中寻得他的踪迹，原来他投降清朝做了“贰臣”。《季开生传》中所附的给事中常若柱奏疏中有这样的文字：“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觍颜朝右。其子佺，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巨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通过常若柱的奏疏，可以看出牛金星已经降清。但清朝政府对于常若柱的奏疏置之不理，反而将其罢官，从中可看出牛金星及其子牛佺已被清列为“真心投诚”之列。

此外，杭齐苏也曾上奏称：“乃有天下元凶如伪丞相牛金星及其孽子伪府尹、今黄州知府牛佺，伪尚书、今漳南道兵备张嶙然是也。孽党三人，均当一例骈斩，以泄神人之愤。”杭齐苏的这次上奏，同样也没有使牛佺遭到杀身大祸，相反因祸得福，被提升为湖广粮道副使兼右参议。种种的记载均表明，牛金星及其子牛佺已经降清，并且深得清廷的信任。赵翼还在《檐曝杂记》中，对牛金星父子降清的原因进行了推理分析，认为“及阅王阮亭《池北偶谈》，则金星又尝为我朝京卿。盖奸宄之雄，见自成势盛，妄思为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归，则背伪主而仕兴朝，尚为得策也。”

但近些年，一些史家对此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牛金星并未降清。他们的依据是清道光十七年《宝丰县志》主纂人耿兴宗在《遵汝山房文稿》中所写的《牛金星事略》。持这一观点的史家认为，《清史稿·季开生传》所录的常若柱奏疏不实，牛金星并未降清，而是在李自成死后，仍奋力与清兵作战，因此在常若柱的奏疏里只有“牛金星从闯为逆，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的记载，而这并没有明确指出牛金星降清一事。并且他们还指出，牛金星最终藏在其子牛佺的官署中，牛佺虽官至清湖广督粮副使，但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因而得以安享晚年。牛金星临终前嘱佺曰：“赖弥缝之巧，得不膏荆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香山之阳，闭门教子勿再出。”牛佺遵其遗嘱，葬牛金星于宝丰香山之阳，即致仕旋里。另一个依据则是根据《明史》记载：“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而且清初众多的记载均未提及牛金星降清之事。

但也有人认为《牛金星事略》是孤证，不能成为牛金星没有降清的有力证据。他们还从常理上来进行分析，如果牛金星不降清，他的儿子非但不能做官，而且还会性命难保。可是他的儿子后来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应该与牛金星降清有一定的关系。

明末历史疑案：李自成之妻高氏最终死在哪里

姚雪垠同志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塑造了李自成妻高氏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否有“高、大、全”之嫌？人们是有议论的。但是，透过小说描绘的战马嘶鸣、旗鼓征尘，面对高氏的斗争业绩，我们不禁要掩卷遐想：三百多年前的历史舞台上，是否真的活动着高氏其人？她的真实的历史面貌，又是怎样的呢？

回答是肯定的：在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中，确有高氏其人。但是，在浩如烟海的明清之际的史料中，有关高氏事迹的记载，却少得可怜。这里，就让我们摭拾史笈中的吉光片羽，看一看高氏的战斗生涯吧。

高氏叫什么名字？生于何年？历史上均无记载，已无从考见。随着李自成农民大起义的失败，在清初某些反动文人的笔下，李自成横遭诋毁，他的妻子也常被株连，脸上给抹个一团黑。有本叫做《甲申剩事》的书，说高氏是李自成掳掠得来的。这完全是诬蔑。有的史学家认为，高氏是明末农民军前期的著名领袖高闯王的女儿。高闯王，叫高迎祥，一名高如岳，陕西安塞人。迎祥有膂力，善骑射，早在天启末年，即竖起了起义大旗，称闯王。

按照《明史》的说法，“高迎祥者，自成舅也”。如果这种说法可靠的话，那么自成与高氏，原是表兄妹结亲，真是亲上加亲了。自成与高氏，是何时成亲的？无从得知。不过，李自成正式投入高迎祥的大营，称为闯将，是崇祯四年(1631)。这年，李自成25岁。也许自成与高氏，正是在崇祯四年间戎马倥偬中结为终身伴侣的？亦不得而知。有了自成的辅佐，迎祥如虎添翼，革命声势，迅速壮大。

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在盩厔遭到明孙传庭军的伏击，不幸被俘牺牲。此后，李自成继承高迎祥的名号，称李闯王。高氏一直随军征战。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历经艰难险阻后，军事上转入优势，连获大捷，攻克西安，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大概是顺天应民之意。据谈迁著《北游录》和其他一些史书记载，李自成曾聘请女诗人邓太妙，为“后宫内师，与妻女讲毛诗”。(按：毛诗，即《诗经》)看来，高氏和她的女儿(这位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同样也是史无记载，不得而知)都是识字的，而且有一定的诗歌素养。说到邓太妙，确实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她精刺绣，工绘画，善书法，更擅作诗。她的丈夫文翔凤在世时，与她同游未央宫遗址，她曾赋诗谓：“诗人醉卧未央宫，笑弄晴霞映酒红。落叶渐随寒蝶舞，高秋爽气碧烟空。”高氏母女能与这位多才多艺的老师朝夕相处，实在是赏心乐事。

后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绞杀后，邓太妙被清将强掳入京。路上，她口占一诗：“三峰一别不复还，□□□□和泪弹。妾与王嫱同薄命，学骑胡马度阴山。”字字血泪，显示了诗人的强烈愤懑。而据《明季北略》记载，邓太妙在“流离于幽燕”之际，“邮墙旅壁，泼墨留题”，其中的七绝《秋思》流传甚广。诗云：“蒹葭一望碧连山，袭袭轻风拂翠鬟。秋色亦知亡国恨，却教落叶尽成斑。”正是：天地改容后，草木亦知悲。在才华绝世的女诗人笔下，亡国之恨，一泻无余，感人至深。

据《小腆纪年》等史书记载，李自成在北京称帝后，曾“立妻高氏为皇后”。显然，自成对高氏是十分敬重的。高氏也不愧是李自成患难与共的战友。1645年2月，当清兵穷追李自成，农民军处境险恶，被迫撤至武昌时，据《绥寇纪略》《甲申纪闻》等书记载，“自成与其妻高氏、李锦……高必正？诸将田见秀、袁宗第、刘体纯、刘芳亮、张鼐、吴从义、牛万才等犹从之”。而当自成壮烈牺牲后，高氏更团结农民军余部，举起联明抗清的旗帜，在抗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45年夏，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惨遭地主阶级团练杀害。高氏与其弟高一功，从子李锦等，“拥众数十万逼常德”。南明永历政权的湖广总督何腾蛟，派人与高氏等联系。据《脱离实录》记载：“何公腾蛟遣人招安，皆被杀。后以郑公福、汪伯立前往，改招安二字为合营，乃允从而遂节制。”显然，高氏主张联明抗清，但坚决反对接受南明小朝廷的招安，向地主阶级俯首投降。这充分显示了高氏坚贞的革命品格。在“联营”后，永历帝“诏赐高氏命服”，并赐给李锦、高一功蟒玉、金银器。高氏教育李锦说：“既以身许国，当爱民，受主将节制，有死无二，吾所愿也。”

何腾蛟对高氏颇为尊重;史载“腾蛟偶过其营，请见高氏，再拜，执礼恭。”永历帝“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封赏有差。号其营曰忠贞。封高氏贞义夫人，赐珠冠彩币，命有司建坊，题目‘淑赞中兴’，嘉奖甚至。”但尽管如此，高氏等并没有因此而昏昏然，“不知今夕是何年”，而是仍然保持了农民军的独立性。李锦依然称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永历实录》记载说：“忠贞营屯老营于草坪，粮饷不给，恣掠于民间。”所谓“恣掠于民间”，正是表明了，高氏等继续打击富豪，以解决军需;并不因为联明而改变了农民军的阶级路线，背叛了高迎祥、李自成所开创的革命事业。

南明的几个小朝廷，无一不是崇祯王朝的翻版;内部派别林立，倾轧火并，极为腐败。“忠贞营”每被牵制，抗清运动难以展开。1649年正月，何腾蛟在湘潭慷慨就义于清军的屠刀之下。永历政权统治者内部的狗咬狗，愈演愈烈。驻防梧州的镇将陈邦傅，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竭力拉拢“忠贞营”。他拜高氏做干娘，叫高一功做舅舅，诱使农民军卷入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高氏等对这种弃失地不顾、忙于内争的卑劣行径，极为不满，痛斥了陈邦傅的罪恶勾当。陈邦傅恼羞成怒，用阴谋手段，挑唆孙可望与高一功等发生内战。当“忠贞营”由浔州退到庆远，李锦病死军中，高一功中途遭到孙可望的袭击，不幸战死。高氏是否也于此役遇难？不得而知。此后，记载高氏活动的历史线索就此中断，以致我们已无法进一步了解其下落，实在太令人遗憾了。

高一功死后，高氏的孙子、李锦的义子李来亨，力战得脱，率“忠贞营”居四川、湖北间，耕田自给，与刘体纯等号为夔东十三家，继续从事扰清斗争，直至1662年，在茅麓山兵败后，全家自焚，壮烈牺牲。李来亨所以能够坚持抗清达十余年之久，英勇不屈，固然有主客观的种种因素，但这与李自成、高氏自幼对他的培养、教育，显然是分不开的。

高氏——这位在三百年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激流中涌现出来的巾帼英雄，是值得我们缅怀、纪念的。

第二次布尔战争（英语：Second Boer War】

第二次布尔战争
布尔战争的一部分
一支布尔人突击队
日期 1899年10月11日－1902年5月31日 （2年7个月2周又6天） 地点 今南非共和国与斯威士兰一带[2] 结果 英军胜利 领土变更 英国根据《弗里尼欣和约》吞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
参战方
大英帝国  开普  纳塔尔  罗德西亚[1]  英属印度  澳大利亚 澳联邦成立之前：  新南威尔士州  西澳大利亚州  塔斯马尼亚州  南澳大利亚州  维多利亚州  昆士兰州  加拿大  新西兰  英属锡兰	德兰士瓦共和国  奥兰治自由邦 外籍志愿兵来自：  荷兰  德意志帝国  瑞典-挪威  爱尔兰  意大利  法国  比利时  俄罗斯帝国  美国  丹麦
指挥官与领导者
索尔兹伯里侯爵  米尔纳子爵  罗伯茨伯爵  雷德弗斯·布勒爵士  基奇纳伯爵  沃尔特·滕布里奇  弗朗索瓦·莱萨尔	保罗·克留格尔  路易斯·博塔  斯哈尔克·布格尔  科斯·德·拉·雷伊  皮特·克龙涅被俘  马蒂纳斯·斯泰恩  克里斯蒂安·德韦特
兵力
正规军347,000人 殖民地军队103,000-153,000人[3]	88,000人（25,000人来自德兰士瓦，15,000人来自奥兰治，包括外籍志愿兵和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3]
伤亡与损失
7,894名军人阵亡 13,250名军人死于疾病 934名士兵失踪 22,828名士兵受伤[4][5]	9,098人死亡（有4,000人阵亡） 24,000名战俘被流放至海外[3] 27,927名平民死于集中营，包括非洲黑人（有107,200人被囚禁）[6]

[显示] 查 论 编 第二次布尔战争

[显示] 查 论 编 瓜分非洲

南非地区政治地图

第二次布尔战争（英语：Second Boer War；荷兰语：Tweede Boerenoorlog；南非语：Tweede Vryheidsoorlog／Tweede Boereoorlog；1899年10月11日－1902年5月31日），是一场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的战争。

目录

• 1战争的起因
  • 1.1德兰士瓦与英国的关系恶化
  • 1.2詹森远征
• 2第一阶段：布尔人的进攻
  • 2.1塔拉纳山战役
  • 2.2莱迪史密斯会战
• 3第二阶段：占领德兰士瓦
• 4第三阶段：游击战
  • 4.1集中营
• 5停战
• 6战争的影响
  • 6.1对南非荷兰人的影响
  • 6.2对英国的影响
  • 6.3对战争理论的影响
• 7参考文献
• 8参见

战争的起因[编辑]

有关布尔人国家的早期历史参见第一次布尔战争。

德兰士瓦与英国的关系恶化[编辑]

1884年，探矿专家在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比勒陀利亚和瓦尔河之间的一个偏僻牧场上，发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简称兰德金矿，Rand）。随后在这座金矿上建立了约翰内斯堡。来自金矿的利润和税收使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与英国的摩擦。

1890年，德兰士瓦政府宣布定居在约翰内斯堡的外国侨民要缴纳全额的赋税，但不得享受参加总统和立法会（Volksraad）选举的权利，除非在德兰士瓦住满14年并归化国籍。此外，所有的外侨都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其子女不能上政府资助的学校。这一法律遭到了英国的抗议，因为德兰士瓦的外侨大多是英国人。德兰士瓦同英属南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战和关税壁垒、德兰士瓦对国内英资矿业公司的高额税收和经济限制，是19世纪晚期德兰士瓦同英国之间关系紧张恶化的三大主要原因。

詹森远征[编辑]

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成为英国殖民大臣，矿业巨头塞西尔·罗得斯就任英属开普殖民地总理。该年12月28日，罗得斯的好友，南非矿业公司的高级职员詹森博士（Dr. Jameson）带领500名南非公司的警察及几挺机关枪，企图远征德兰士瓦，推翻德兰士瓦的保罗·克留格尔政权。1896年1月2日，詹森武装在库格斯多普被南非警察部队包围，除134人被击毙外，其余的人，包括詹森在内全部被俘虏。在约翰内斯堡准备发动暴乱的“外侨改革委员会”连忙举事，但也被南非警察镇压。詹森及其同伙被移交给英国，以“企图对友邦进行军事远征”的罪名判处15个月监禁。约翰内斯堡“外侨改革委员会”的首领被德兰士瓦法庭判处死刑，后来在英国的强烈抗议下，被改为15年监禁，每人罚款两万五千英镑。

詹森远征之后，德皇威廉二世向德兰士瓦总统保罗·克留格尔拍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表示祝贺，该电报恶化了英德关系，同时使英国下决心以武力解决与德兰士瓦的争端。

1899年4月，英属开普殖民地总理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Sir Alfred Milner）授意德兰士瓦的英国侨民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申冤书，请求她保护英国臣民的利益。该年6月，米尔纳和克留格尔在布隆方丹就保护外侨权益问题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英方在谈判的同时，抓紧时间从海外向南非调遣军队。西方世界在1899年发起了同情和声援布尔共和国的运动。荷兰和比利时组建了众多的民间团体，征募捐款，发表文章，建立基金会，向德兰士瓦捐赠战时流动医院和医疗设备。来自荷、比、德、法、美、俄、爱尔兰、意大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上千名志愿者纷纷远渡重洋来到德兰士瓦，准备同布尔人并肩作战。

1899年9月，克留格尔告诉米尔纳，可以考虑把外侨得到德兰士瓦公民权的居留期限从14年减少为5年，但是要求英国今后停止对德兰士瓦共和国提出宗主权的要求。受国内舆论的影响，英国国会在给克留格尔的答复中说：“……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答复是消极的，或者是非决定性的……女王陛下政府保留对目前形势予以重新考虑，并采取相应的最后解决手段的权利。”

为了给德兰士瓦增加军事压力，英国从印度和地中海各自调派了两千人增援纳塔尔殖民地。1899年10月9日，德兰士瓦政府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停止向南非增兵，撤退6月1日以后到达南非的一切军队，将一切争议问题付诸外交仲裁，限48小时答复。10月10日，张伯伦命令米尔纳对南非提出的条件予以拒绝。1899年10月11日下午五点整，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联邦议会向英国宣战，第二次英布战争爆发。

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 (Transvaal)的领袖保罗·克留格尔。

第一阶段：布尔人的进攻[编辑]

布尔人的战争计划是，在英国援军到达南非之前，集中优势兵力，分为两路，一路向东进攻纳塔尔，分割并包围两个主要的英军据点——莱迪史密斯（Ladysmith）和邓迪（Dundee），并占领德班港，获得出海口；另外一路向西南，占领西开普铁路线上英军主力驻扎的两个战略要地——梅富根和金伯利。同时，在开普殖民地煽动布尔人暴乱，牵制英军兵力，尤其是破坏东西两条开普铁路的运输，阻止增援的英军利用铁路向北挺进。此外，为了防备非洲土著趁开战之机进攻布尔人，由普林斯洛将军（Antonie Princloo）率重兵驻守远离前线的象河流域，防备佩迪人的暴动，800－1000人的民团驻守斯威士兰边境，1000人的民团驻守卡利登河谷的巴苏陀边界。

布尔战争战役地图

塔拉纳山战役[编辑]

1899年10月12日，由德兰士瓦军队和奥兰治武装部队组成的布尔联军向东开拔。布军总司令皮埃特·茹贝尔将军率领主力部队，从东奥兰治翻越龙山山脉，进入纳塔尔殖民地，直扑纳塔尔英军主力所在地莱迪史密斯。10月20日清晨，追击的布军在塔拉纳山（Talana Hill）同驻扎在这里保卫莱迪史密斯外围防线的一旅英军发生了战斗。布军指挥官梅厄将军（Lucas Meyer）利用有利的地势和晨雾的掩护对英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英军损失465人，布军损失145人。

梅富根城, 1899年

另一支布军由有“西德兰士瓦之狮”之称的德拉瑞将军指挥，在10月11日进入英属贝专纳兰境内，切断了西开普铁路干线，从而阻隔了开普地区与罗得西亚间的联系。德拉瑞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由克龙耶将军（Piet Cronje）指挥，包围梅富根，另一路（主要是奥兰治人）由路易·博塔指挥，包围了钻石重镇金伯利。

第三支布军渡奥兰治河南下，吸收了英属开普殖民地的小股布尔人武装，在开普东北地区活动，威胁东西开普铁路线。英军不得不对奥兰治河铁路大桥严密防守，提防布尔人的炸桥企图。西开普铁路线上最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和军用物资集散地德阿尔（De Aar）也遭到了布尔人的骚扰。为了保护东西开普铁路的正常通行，英国人不得不把4.7英寸的海军炮安装在列车上，在其掩护下慢慢推进，一小段一小段地修复铁路。

莱迪史密斯会战[编辑]

科伦索战役示意图

1899年10月30日（后来被英军称为 “悲哀的星期一”），莱迪史密斯的四千英军在乔治·怀特中将（Sir George White）的指挥下向布军发动反攻，在尼科尔森峡谷（Nicholson's Nek）同茹贝尔指挥的布军主力遭遇，英军战败，损失1272人，余部退回莱迪史密斯，旋即被包围。由于莱迪史密斯防守严密，茹贝尔几次攻城不克，于是派出斥候部队深入英军腹地，前至到埃斯特考特（Estcourt）一线，侦察可以用来进行固守的地点。其余的主力部队则在莱迪史密斯周围扎营休整，等待英军海外兵团的到来。

10月底，由英国援军（南非远征军）总司令、曾经在爱尔兰镇压过当地起义的雷德弗斯·布勒上将（Sir Redvers Buller）率领的两万英国部队终于到达开普敦。从11月中旬开始，布勒指挥的英军在东、中、西三条战线上向布军发动反攻：梅休因中将（Lord Paul Methuen）在西线解金伯利之围，弗兰奇中将在中线进攻奥兰治自由邦，布勒将军率领主力部队在东线解莱迪史密斯之围。

布勒上将于12月15日清晨在莱迪斯史密斯西南的小车站科伦索（Colenso）对那里的布军发动进攻，企图强渡图盖拉河（Tugela River），前往莱迪史密斯。布勒指挥的兵力包括英军第二、第四、第五、第六旅，共计16000人，此外还有四个轻骑兵团、由殖民地骑兵组成的三个枪骑兵中队。炮兵则有5个炮兵连，30门大炮，此外还有16门海军的12磅炮和4.7英寸炮。包括骑兵和炮兵在内，布勒的总兵力为22000人。投入科伦索之战的布尔军队包括来自约翰内斯堡、海德堡、库格斯多普、弗赖黑德、乌得勒支等八个地区的民团，奥兰治自由邦的部队，还有约翰内斯堡和斯威士兰的白人警察部队，共计3500人。此外还有一门120毫米德制克虏伯榴弹炮，1门75毫米克虏伯野战炮，2门75毫米法制什耐德-克鲁索加农炮，1门37毫米马克西姆速射炮（Pom Pom）。由于布军事先隐蔽了炮兵阵地，以及英军统帅的指挥失误导致兵力分散和战术死板，英军在此次战役中遭到惨重失败，阵亡1139人，失踪250人，丢失10门大炮。布尔军队仅仅阵亡8人，伤30人。

在莱迪史密斯会战的同一时期里，英军在西线的金伯利和中线的斯托姆贝格也遭到失败，损失2800多人，在英国陆军史上被称为“黑暗的一星期”。布勒上将因为兵败，引咎辞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职位。

第二阶段：占领德兰士瓦[编辑]

1899年12月17日，罗伯茨勋爵（Lord Frederick Roberts）被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任命为南非远征军总司令，基奇纳勋爵为参谋长。由于遭到失利，好战情绪在英国国民中高涨，索尔兹伯里内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政策得到支持。

1900年1月10日，罗伯茨和基钦纳抵达开普敦。他们带来了本土的第七军、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增援部队，以及驻印度和锡兰的三个骑兵分队。到1900年1月，南非战场上的英军增至18万，3月再增至22—25万人，居于绝对优势。此外，还有几千匹军马从英国和澳大利亚运抵南非，增加了英军的机动性。

1900年2月，在权衡了战场局势之后，罗伯茨改变了战略，将主攻方向从纳塔尔西移到中路兵力较弱的奥兰治地区，同时改变刻板的正面强攻战术，采取迂回夹击的策略。西线方向，英军击败布军最凶猛的“黑将军”皮埃特·克龙耶指挥的民团，于2月16日解放被围困数月之久的金伯利。东线英军于2月27日发动攻势，3月3日在多得雷赫特（Dordrecht）打败了布尔人，终于得以解莱迪斯史密斯之围。

消灭了最强悍的克龙耶对其左翼的威胁之后，罗伯茨将主攻兵力转回奥兰治，稳步向北挺进。由于吸取了第一阶段失败的教训，英军改变了战术。在遭到布军伏击时步兵部队不再保持队形，而是就近挖掘战壕，掩护骑兵对布军阵地发动冲锋。在这种战术下，布军在白杨树林（Poplar Grove）、亚伯拉罕牛栏（Abrahams Kraal）等地的阻击接连失败。3月10日，英军第六师和第七师在亚伯拉罕牛栏击败了布军装备最精良的约翰内斯堡警察部队。3月12日，奥兰治自由邦总统马蒂乌斯·斯泰因带领政府和国会官员逃出首都布隆方丹，逃往北方的克龙斯塔德（Kroonstad）。3月13日下午，英军开入布隆方丹。3月中下旬，英军部队伤寒流行，罗伯茨不得不下令就地休整，英军的攻势被迫中断。3月26日，布军总司令茹贝尔在柳树农庄（Willow Grange）之战中再次坠马重伤，次日宣告不治。根据他的遗愿，擅长游击战的路易·博塔继任布尔野战部队总司令。

1900年4月底，又有一大批英国援军开到南非。经过兵力调整，在主攻方向上，罗伯茨有八个步兵师（第3、6、7、8、9、10、11师、殖民地师）和第12骑兵师。英军在5月初重新发动进攻。5月12日，罗伯茨的大军攻克奥兰治自由邦的新首都克龙斯塔德。由于接连遭到失败，布尔人的士气一落千丈。在罗伯茨的宽大许诺下，许多在英军后方活动的民团团员纷纷向英国人投降，交出武器，然后返回自己的农场。到5月中旬，仍在战斗的布尔人只剩下了两万多人。

1900年5月24日，米尔纳勋爵在布隆方丹宣布英国兼并奥兰治自由邦。吞并奥兰治之后，英军加紧向德兰士瓦进攻。5月29日，弗兰奇将军指挥澳大利亚骑兵部队，在约翰内斯堡南郊的克利普河击败了最后一支防御部队。5月30日，克留格尔总统乘坐火车离开首都比勒陀利亚。5月31日，罗伯茨进入约翰内斯堡，6月5日清晨开进比勒陀利亚。

1900年9月1日，罗伯茨宣布英国兼并德兰士瓦，并宣称战争结束。9月11日，克留格尔总统得到流亡的德兰士瓦政府授权，抵达葡属莫桑比克首府洛伦索马贵斯，10月19日，克留格尔乘坐荷兰女王威廉明娜派来的巡洋舰格尔德兰号（De Gelderland）前往欧洲求援。

第三阶段：游击战[编辑]

攻占比勒陀利亚之后，罗伯茨的4万部队在原地休整。但英军从开普敦到比勒陀利亚的漫长补给线受到了仍在抵抗的布尔人的袭击。此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已经被全部占领，布军开始转入游击战。在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两地，英军还挫败了多起布尔人的暴动企图。

罗伯茨将军于1900年11月29日离开比勒陀利亚，回国接任英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将南非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基钦纳勋爵，伊安·汉密尔顿勋爵（Lord Ian Hamilton）接任参谋长。

退出城市的布尔军队此时已经化整为零，组成多股游击队。布尔人的游击队在德韦特、德拉瑞、博塔、扬·史末资和詹姆斯·赫尔佐格（James Hertzog）等人的领导下，发挥野战骑射之长，袭击英军交通线，掠取英军给养，歼灭小股英军。1900年12月至1901年4月，布尔游击队在博塔和德韦特的指挥下深入英属开普殖民地作战。1901年4月到9月的冬季战役中，布军游击队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英军发动多次偷袭，并屡屡得手，俘获大量军火、给养和大炮。1901年9月至1902年5月，史末资和赫尔佐格再次进入开普殖民地。他们率领5000名骑兵，分成若干小股游击队，奔袭千里，深入英军大后方，一直推进到大西洋沿岸和开普敦近郊，迫使英国在开普地区宣布戒严。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从1901年3月开始，基钦纳采取碉堡战术、焦土政策和设置集中营来对付布尔人的游击队。在布尔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英军架设铁丝网，将布尔共和国分割成若干绥靖区域，进行分区扫荡。铁丝网的总长度达6000公里。绥靖区内每隔1至2公里设一座木板碉堡，派士兵驻守，凡是有人走近碉堡射程，一律射杀。共设置了八千多座碉堡。在这些绥靖地区内，凡发现布尔农场主帮助游击队，则周围10英里内的农场、房舍一律烧毁。此外，基钦纳还一改以往对战俘的宽大政策，投降、被俘的游击队成员，以及参加过游击队的成年男性公民，一律流放到遥远的印度、锡兰和百慕大战俘营。在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凡有响应“拿起武器”的号召的荷裔英国公民，一旦被俘皆判处死刑。

集中营[编辑]

在布隆方丹集中营里的帐篷。

在集中营中的布尔人妇女，儿童。

为了彻底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基础，基钦纳下令先后将13.6万名布尔人妇女，儿童和老人以及8万多黑人仆役统统从被焚毁的农场上抓走，用敞蓬货车或牛车运到一起，关进集中营。

南非的集中营首创于1900年9月，起初是收容那些家园被焚毁的布尔军人家属的难民营，基钦纳在1901年将其改造为关押所有布尔平民的集中营。南非境内的集中营有50多座，分布在开普、德兰士瓦、奥兰治和纳塔尔的铁路线两侧，以及约翰内斯堡、布隆方丹、德班等大城市近郊。集中营内实行严格而苛刻的配给制度。每人每天0.75磅淀粉（约340公克，可能是玉米粉、面粉、白米或马铃薯），一盎司咖啡（约28.35公克），两盎司砂糖，半盎司食盐，每周一磅肉（若是游击队亲属，就算是妇女、儿童亦不给肉^[7]）。婴儿和六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可以领到四分之一夸脱的牛奶。黑人集中营的情况更糟，但是他们可以得到黑人亲友的接济，也可以在宣誓效忠英国后被释放。集中营的四周环绕铁丝网，凡有试图翻越逃跑者一律射杀。集中营内人口密度极高，营养不良，帐篷、毯子、衣服和药物奇缺，瘟疫流行，死亡率极高，奥兰治地区白人集中营的死亡率在1901年10月曾高达40.1%。

在英国集中营里，被埃米莉·霍布豪斯访问的Lizzie van Zyl。

集中营的高死亡率严重动摇了布尔人的士气，同时也使英国人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一落千丈。英国妇女埃米莉·霍布豪斯为集中营的状况所震惊，向国内提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报告，描述了集中营内的惨状。霍布豪斯小姐被英国政府宣布为“祖国的敌人”，立即逮捕并驱逐出境。但是她回欧洲后坚持斗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野的自由党以青年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大卫·劳合-乔治为首，猛烈抨击保守党和陆军的野蛮政策。瑞士、德国、荷兰、法国、美国派出了视察人员，欧美各国向集中营内的平民捐赠了大量物资。在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国会不得不派出调查团前往南非。在对基钦纳和集中营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集中营的配给和医疗条件方得以改善，死亡率迅速跌落到2%。

整个布尔战争期间，死在集中营内的布尔平民共有27927人，其中包括1676名老人，4177名妇女和22074名儿童。

停战[编辑]

布尔战争旷日持久，双方精疲力尽，欧洲各国对英国的抨击和指责也日益激烈。1901年2月，基钦纳已经开始和路易·博塔进行秘密谈判。

到1902年5月为止，英军已经在南非靡耗两亿两千万英镑军费，战死两万一千多人。布尔人的作战能力也在迅速下降，兵力从最高时期的88000人减少到22000人，由于得不到补给，民团士兵营养不良、衣衫褴褛，士气沮丧。他们的粮秣弹药已经耗尽，只能依赖战利品为生。

1902年，英布双方开始正式举行和谈。谈判的关键，一是布尔人的独立问题，二是对待非洲人问题（核心是非洲人的选举权）。关于第二个问题，英国牺牲非洲人的利益，向布尔人靠拢，较快就同布尔人取得了一致意见。1901年3月7日，在由基钦纳公布的米德尔堡建议中，宣布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殖民地中的非洲人在未建立代议制政府之前没有选举权；即使将来给予他们选举权，也应加以限制，以保证白种人享有公正的绝对优势。这实际上就是排除非洲人在上述两地享有选举权。关于第一个问题，双方长期相持不下。英国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兼并布尔共和国，因此寸步不让，先后五次坚决拒绝奥兰治总统斯泰因提出的维持独立的要求。布尔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要求掌握独自制订和执行对土著的政策的权力。

1902年5月15日，代表两个布尔共和国、三十二个地方民团和165个游击队的布尔人代表在弗里尼欣（Vereeniging）开会，讨论和战前途。5月27日，米尔纳勋爵来到弗里尼欣，同布尔人代表史末资将军举行会晤。

在会晤中，米尔纳提出了十二条和谈条件。其内容为：

1. 布尔野战部队和武装公民放下武器，缴出其所有或所控制的全部枪炮及战争物资，终止对爱德华七世国王陛下政府继续进行任何抵抗的企图，并承认国王陛下为其合法主权者；
2. 宣誓效忠英王的布尔战俘将立即得到释放；
3. 保证布尔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
4. 除某些违反战争惯例的行为外，实行普遍大赦；
5. 英语为官方语言，但是在学校和法院中可以使用南非荷兰语；
6. 布尔人准许保留枪支用于自卫，但须申请执照；
7. 尽快用民政管理代替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军事管制；
8. 条件成熟时在南非建立代议制自治制度；
9. 任何为支付战争费用征收的捐税都不强加在新征服的两个地区；
10. 英国协助布尔人重建农场；
11. 向受损失的农场主和布尔公民提供三百万英镑的赔偿；
12. 剥夺布尔军队主要指挥者的公民权，但是不判处他们死刑。

5月30日，60名布尔代表就是否放弃维持独立举行投票，结果以54票对6票决定接受和约中最关键的第一条内容。5月31日，英布双方在弗里尼欣正式签订和约。持续31个月的英布战争宣告结束。

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英国先后动员了45万军队（英国官方统计数字为448435人），其中25.6万为英国正规军，10.9万为英国志愿军，5.3万为南非英国殖民地军队，3.1万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通过海路运到南非的军队前后共计38万，此外还运送了35万匹马、10万匹骡子，134万吨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先后动用了1027艘舰船。参加战争的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部队共有1072名军官和20870名士兵阵亡。

布尔人方面，参加战斗的前后共计8.8万人（南非官方统计数字为87365人），其中德兰士瓦人4.3万，奥兰治人3万，这两个国家全部人口不过44万，所以是几乎全部男性青壮年都上阵作战；此外，还有1.3万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以及两千名外国志愿者。到缔结和约时，参战的布尔人共有3700人阵亡，3.1万人被俘虏，2万人缴械投降，1万多人流亡到德属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和葡属莫桑比克。

战争的影响[编辑]

对南非荷兰人的影响[编辑]

随着独立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国家灭亡，南非布尔人全部沦为英国的臣民。经过这次战争，布尔人之间的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居住在南非四个殖民地的布尔人已有60万人，远远超过英裔白人的数量。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宗教和语言，英布战争大大促进其民族认同的心理状态的形成，经历了长期演化和认同过程之后终于形成为一个民族，即阿非利卡人。

尽管英国成立了南非联邦，并给予南非荷兰人以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是第二次英布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是影响深远的。虽然一部分上层南非荷兰人如博塔、史末资致力于同英国人的和解，以及两个白人民族之间对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合作统治，可是大多数中下阶层的南非荷兰人对集中营记忆犹新，不少人的亲属死在那里，因此对英国人始终怀有深刻的敌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部分南非荷兰人发动了亲德反英的武装暴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南非荷兰人组成了一个极端仇英的政治组织，取名为奥瑟瓦·布兰德威格（Ossewa Brandwag），反对南非同英国结盟。二战结束以后，南非和英国关系愈发冷淡。1961年5月31日，南非联邦政府宣布不再臣服于英国女王，退出英联邦，建立了现代的南非共和国。

对英国的影响[编辑]

参见：小英国主义

在英布战争之后，英国将南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一片，控制了通向非洲腹地大湖区的走廊。好望角地区以广袤的南非内地为依托，成为英属海外帝国最重要的前哨基地之一。经济方面，随着世界上最大的兰德金矿被英国把持，英国得以控制全球经济命脉。来自南非的黄金使得伦敦迅速成为全球金融业和黄金交易的中心。

但是，第二次英布战争也标志着英国的海外扩张史的终结。英国政治家发觉由于近代化战争代价高昂，同时保卫大英帝国海外领地和英国本土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英国不应当再保持孤立政策。布尔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便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将部分海外势力范围转托给加、澳、新等白人自治领，英国本身的战略重点则转回欧洲。

对战争理论的影响[编辑]

除了对参战国的直接影响外，布尔战争对现代军事理论和装备技术的发展也影响深远。在这场战争中，许多重要的近现代作战理论初露端倪，或者首次发挥出其重要作用。在布尔战争中，德国总参谋部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派出了军事顾问，瑞士、荷兰、法国等国也派出军事观察员前往南非。面对英军借助铁路进行的大规模快速兵团调动，以及占压倒优势的大兵团正面作战，德国总参谋部加深了对“总体战”学说的信赖。而瑞士（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则根据布尔人“全民皆兵”的军事思想，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国防体系。

在作战理论方面，布尔战争再次提出了关于“全民战争”的理论：每个符合服役条件的平民都是待征召的战士，平时在农场和城镇中从事自己的营生，并在一年中的某段时间里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则迅速按地区集结报到，组成民团参战。对于人口和资源相对贫乏的小国来说，由于平时军队不事生产，军费糜耗甚高，不可能经常保持一支拥有一定规模的常备军，所以采取全民动员、平战结合、兵民结合的政策，可以解决一定的困难。

参考文献[编辑]

1. ^ The Rhodesia Regiment, drawing most of its personnel from the Southern Rhodesia Volunteers, served in the war, contributing around 1,000 men. See Keppel-Jones, Arthur. Rhodes and Rhodesia: The White Conquest of Zimbabwe, 1884–1902. Montreal, Quebec and Kingston, Ontari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590–599. ISBN 978-0-7735-0534-6.
2. ^ Military History Journal, Vol 11 No 3/4 (October, 1999). Huw M Jones, "Neutrality compromised: Swaziland and the Anglo-Boer War, 1899 – 1902"
3. ^ 跳转至：^{3.0 3.1 3.2} South African War (British-South African history) -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Britannica.com (1902-05-31). Retrieved on 2013-07-23.
4. ^ Caring for the soldiers health. Nash's war manual. Eveleigh Nash. 1914: 309 [22 August 2009].
5. ^ The Commissariat – The Red Cross – The Hague Court. Europe at war.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4: 183 (n198) [22 August 2009].
6. ^ Davenport & Saunders 2000，第228页
7. ^ Pakenham 1979, p. 505.

参见[编辑]

• 南非历史
• 第一次布尔战争
• 游击战
• 集中营
• 战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