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民國以民為國 看看民國的縣長縣政府

民國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說過

「政府的房子若比學校好/縣太爺就地正法」

1939年，民國-西康省-義敦縣縣長彭勛在縣政府門前。攝影家孫明經在西康省歷時六個月的科學考察攝影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學校的房子最好，政府的房子最差。縣長們為此回答孫明經----「劉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若比學校好/縣太爺就地正法」（劉主席是指當時國民革命軍第24軍軍長、兼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照片中，彭縣長身後的房子顯然破舊得已成危房，需要用木頭支撐。

 

1938年，民國西康省委員長劉文輝全家照（庄學本攝）。劉文輝，1894年生，1976年卒。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學校炮兵科。1920年任川軍獨立旅旅長。1928年任四川省主席。1933年任國民軍第24軍軍長。1939-1949年任西康省主席。1949年12月9日率部向中共起義。（60年代中共狠批四川大地主劉文彩/便是他哥哥）

 

 

1939年8月，攝影家孫明經在川康地區考察，同時拍下了這張[西康省政府]大門口的照片。作為省級大衙門，這個中式建築風格的大門口，看上去還是很普通、很樸素的，也是舊房子，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就在這裡辦公。可以說，劉文輝遵循了自己所說的「政府的房子若比學校好/縣太爺就地正法」的諾言，以身作則。

 

 

1939年11月，西康省-巴安縣（今巴塘縣）縣立小學藏漢教員合影（孫明經攝）。從照片上看，這所縣立小學，比起同省義敦縣縣長彭勛身後的那座縣政府房子，確實好很多、氣派很多。

 

 

]/1939年10月，民國-西康省-德格縣縣長范昌元（孫明經攝）。----范縣長的身後，是他隨身帶著的一面旗子，上書他的姓「范」字，後景則是當地一座規模很大的學校。范縣長的旗子是他走訪基層流動辦公的標誌，他走到哪兒，哪兒就是縣政府，不計環境簡陋，坐下來就辦公，解決民眾向政府提出的各種困難與問題。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
A 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为害人类的邪教。
B 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见表1）。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
C 共产党与正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
D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
（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
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为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

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

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它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份子息音， “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

（二）崇拜教主，惟我独尊

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式地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总共才40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地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

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

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 ──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从来都是干什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内行。

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对党员的精神控制手段。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AB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

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

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邓小平讲：“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

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

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着物质贫乏的疯狂。

七十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使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谓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

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藉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地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炎”。

（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

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

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它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抢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

建国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

19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钱”看。

19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激增，社会矛盾激化。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

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曰“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节，现今“笑贫不笑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

（六）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

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

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

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九百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

（一）邪教国教化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理，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做了国教。

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核），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

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异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

（二）社会控制极端化

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五十五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

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

（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

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

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的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

就是在这个S-21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

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它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

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它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

《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结，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是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

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甚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萧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初生便激起几乎全体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

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

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它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八九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

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见中共党章第一章第六条）

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它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家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

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

1930 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ＡＢ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AB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ＡＢ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ＡＢ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接下来毛反手开始整治苏区的异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ＡＢ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残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ＡＢ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ＡＢ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抓出“ＡＢ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 40余人。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见高华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国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统统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练出来的。

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

主席：

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百分之五左右的少数，让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乖乖的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 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

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它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衍生出的极端自私和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共产党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它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它的邪说。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

从中共的历史看，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种多少保留一些传统知识份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心里还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镕基这样立志做清官为民干点实事的人，不论他们对党贡献有多大，也不论他们如何没有个人野心，最后都难免不被清洗或搁置起来，被党的利益和纪律制约住。多年斗争中培养出来根深入骨的党性，使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妥协，束手就范。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党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宁可眼看着党内的邪恶势力行凶，他们也不敢因为坚持良知善念而影响党的生存。这正是共产党的斗争机制的结果，它把好人也变成为其所用的工具，却用党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灭人的良知。中共十几次“路线斗争”，打倒了10多个党的领导人或是内定的接班人，党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毛泽东虽然称王43年，但尸骨未寒其老婆和侄子就锒铛入狱，全党还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喜剧乎？闹剧乎？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党内斗到党外。毛泽东时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八十年代人们的思想才稍有点儿自由，共产党就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共产党要绝对领导权；1989年青年学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六四”镇压，因为共产党容不得民主思潮；九十年代出现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却引来共产党自1999年至今灭绝型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动用暴力把人内心的良知摧毁，共产党才能放心自己的权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

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它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它毫无道义原则可言。

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

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两千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百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三分之二，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份。

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捞取好处，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贪官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相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机：“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它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避免党的灭亡。

今天的中国，伦理道德被破坏的极为惨重。假货泛滥，娼妓遍地，毒品复燃，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聚赌，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左右。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法官、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

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直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

（一）共产党是什么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的回答。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为“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肌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

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

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确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

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肌体的人群。这部份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肌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

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

（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什么全民对它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但中国人却至今还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

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像，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丧失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识份子中抓右派，为的就是从此钳制言论、禁锢思想。在这样一个无自由的社会里，就连文革时期那些曾诚心钻研马列原着的青年人，也多数被以“反党集团”的罪名镇压，更不要说讨论共产党的是非了。

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

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六四” 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的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的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它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

（三）出路在哪里

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可悲的是，这个邪教灭亡之前，还在力图将其命运与中华民族绑在一起。

行将就木的中共，它的力量明显在衰退，对人民思想的禁制也开始越来越不灵了。现代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共很难继续垄断信息、封锁言论。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日趋严重，对中共心存幻想的大众逐步觉悟，不少人走上民间维权抗争之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达到中共巩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却大泻了中共的元气，暴露了中共的残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反思共产党成为可能，成为中华民族解除思想禁制，彻底摆脱共产党邪灵控制的一个契机。

在中共邪教统治下生活了50多年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灵魂的救赎。这需要中国人自救才能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总有一天，人民会把附着在国家行政体系之上的共产党组织剥落，让靠社会中坚力量维系的社会体系独立运作。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减少一个盘剥吸血和整人害人的党组织，只会改善和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水平。其实把共产党从政府中剔除的道理，早在八十年代就被搞“党政分家”的党内改革人士所认识所实践过。但是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党的绝对领导”，这种邪教体系内的改良努力，事实上证明是不够的，也是难于进行的。

党文化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所需要的存在环境。在思想上清除党文化和共产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党附体，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机构中的党附体困难的多，但却是真正清除共产党邪教的根本方法。这只能靠中国人自救才能行。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归真，才能实现社会道德重建，从而顺利完成向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良性社会的过渡。解除附体的妙方，就是认识到邪灵的本质和危害，从思想上与之决裂、清除，让附体再无立脚之地。共产党最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共产党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罢了。当中国人民全都在心灵上否定共产党的歪理邪说，主动清理党文化，清理共产邪教对自己观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响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面临崩溃。共产党就会在人民的自救中解体。

凡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已经所剩不多了，中国、北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

以中国人的智慧，照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辉煌，摆脱了共产党邪灵附体的中国，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

结语

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其灵魂已死，但是阴魂未散。中共承袭了共产党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满了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这个邪教中，共产党否定天理、扼杀人性的本质一脉相传，并没有改变。

今天中共用来统治中国的，正是共产党多年积累的斗争手段、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党附体”的统治形式，以及国教化了的邪教宣传。前文总结的共产党的六大邪教特征，今天的中共条条俱全，诸善不做，诸恶奉行。

这个越来越走近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

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摆脱共产党。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中国花千亿竟买来三仇人：14亿国人看后心寒

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1976年以前，中国总共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大小不一的经济援助。

（详看腾讯《今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

  援助支出总额究竟多少？至今仍是个谜。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毛领袖当国二十七年间，中国的援助外交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为避免面面俱到耗费看官更多时间，下面，透过三个部分，感受一下三十多年前的“大国援助外交”何等的怵目惊心，何等的荒诞绝伦。     


一、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1）

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国家后来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永远心头之痛。       

  文章写到这里时，再次发生朝鲜巡逻艇在中国海域挟持中国渔船索要60万的新闻。那么，就先谈被网民称之“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的朝鲜吧。 
     

  1950年6月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在战争开支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无法承受如此巨额开支的情况下，只好举债支付战争费用——举国上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愿捐款，捐飞机大炮”的“爱国义捐”运动。诚然，在绝大多数国民都喝粥的情况下，仅靠“义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只好向“苏联老大哥”举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苏联贷款之事，一直让很多中国人忿忿然、耿耿于怀——抗美援朝之初，咬着大烟斗的斯大林大叔当着中国同志之面大手一挥：“这一仗我打定了！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结果呢？这个承诺，就像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决定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人民”宣言一样，理所当然打了水飘：56。76卢布本金按期偿还，利息也是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与“苏联老大哥”锱铢必较的“无私援助”相比，中国小弟实在太喜欢发扬“国际主义风格”了——三年朝战期间，中国除了举债支付庞大的战争支付外，还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亿（旧币）的战争急需品和生活必需物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兄弟又弄了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慷慨无比的中国大哥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无偿赠送朝鲜兄弟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详见腾讯每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     

  然而，这只是无底洞的、噩梦式“援助外交”的开始：1959年至1962年，在无数百姓敲着“凤阳花鼓”去讨乞、唱着“走西口”出去讨荒的最困难时段，中国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让你更崩溃的还在后面：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又拍板给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和一大批物资。此时的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更是朝鲜人民的“好总理”——他忘记了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举国大饥荒之中，十分周全地向朝鲜同志建议：“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好一个“等后代还也可以！”    


  然而，中国的慷慨援助却永远难满足朝鲜同志的革命胃口：1962年，朝鲜要求中国帮助建纺织厂。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0年，签订中国给予朝鲜无偿军事援助6亿元的协议，并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再予以石油140万吨；为了更方便向朝鲜供应石油，1972年，开始为朝鲜修建输油能力400万吨的输油管道。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1950年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究竟给了朝鲜多少援助？只有天晓得！    



（2）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毛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当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老大在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兄弟国家”。      

1950年5月15日，中国向越南支援2000吨大米。1950年至1954年，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访华，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并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交通，派遣专家、顾问，接收近千越南实习生等。同年，在本国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再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另外，还给越南5吨葡萄干、1130箱酒，以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一批物资。

    而在自身农业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还为越南提供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一句话：越方是无所不要，中国是无所不给。象疼爱独生子一样对越南兄弟呵护关怀备致！再看一则惊心动魄的一列数据：       

  1962年夏，仍处于三年大饥荒中的中国，又决定给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二百万吨汽油。帮越南铺设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并供应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还特地给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须知，1976年之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8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更要特别提出的是：给越南的所有援助都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中国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国军队发现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则是“中粮”！“血染的风彩”，是敌人用中国赠送的枪炮染红的！
       
  （3）—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了巴尔干半岛巨鹰     

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注意了：那时阿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平均给每位国民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广东东莞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毛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跟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缘于中、苏两党打嘴仗、其它“兄弟党”绝对一边倒向苏共的情况下，不惜与苏联闹翻支持中共（仅是舆论上支持而已。）。从此，阿方一直以中国反击“苏修”的大功臣自居。从中国得来的东西，从来没有还的概念——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好一个“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虽然与新加坡一般，只是一个仅有两百多万人的“鼻屎大国家”（李光耀出言冲撞了台湾，台外交部长陈唐山称新加坡作“鼻屎大国家”。），胃口却大得吓人——动辄开口几亿几十亿。纵然到了1970年中阿关系降温之时，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而中国呢，对阿的援助总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后，销路成问题，于是便销往中国。用中国人给的钱做成的东西倒过来赚中国的钱，阿尔巴尼亚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最大奇迹。

    阿共第一书记霍查曾对中国同志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够牛逼吧？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而是“你们没有的，咱们也要有！”——阿尔巴尔亚城市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那时中国国内用的绝大多数是木杆，水泥杆都很少，就更甭说是稀缺的优质钢管了。“国际主义风格”发扬到这个份上，夫复何言？！更牛逼、更奇的是：最恨帝国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却最喜欢帝国主义的东西。——中国援建了化肥厂，阿方竟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象疼儿子一般疼小兄弟的中国于是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      
如此“国际主义风格”除了毛主席、周总理能发扬得出来，谁能发扬得出来？     

  中国大哥援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于是惊人的浪费现象便出现了：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水泥、钢筋也实在太多了，多得没地方用，于是阿方便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竟建了1万多座。      

  更绝的是：满眼是敌人的阿共领导人为了抵御假想敌的“侵略”，便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修了50万个地堡！按200万国民计，每4个国民便拥有一座。这些地堡宽5米，高2。5米，壁厚则达到了30厘米，顶部则还要更厚一些。粗略推算，建造这样一座地堡所需的钢筋混凝土，足够建造三到五座小型居民楼。最后，因为最终没有等到“敌人”入侵，便让附近的农民拾到便宜——纷纷作了猪圈。      
比天方夜谭的故事还精彩吧？      

对阿尔巴尼亚噩梦式的援助，直到1978年7月中阿两党反目为仇才终止。      
为了在中、苏一场毫无意义的嘴仗中寻求一位可怜的支持者，中国竟花费了一百多亿人民币。还不包括其它建设方面的援助。须知，那时中国农民普遍日收入才0。2元人民币左右！     
   
三十五年前100多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比值，又是多少亿人民币。       
从1950年开始，中国仅花在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三国的援助究竟是多少？从越南就二百多亿美元来看，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不上万亿也至少几千亿吧？

        
二、救命粮的故事      

  对中国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时达三年多的大饥荒。整个大饥荒究竟多少人，成为当今中国网民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而为何导致发生如此惊人的惨剧，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只归咎于“放卫星”的失误。然而，随着部分历史档案的解密，人们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三年大饥荒的最严重阶段，中国仍然出口太量粮食支援“兄弟国家”。并提供经济援助。   
   
心尖滴血的数字——1960年年底，中国紧急援助阿尔巴尼亚50000吨粮食，以及2100万美元的外汇。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在数千万国民生命奄奄一息之时，本应大量进口粮食。然而却相反，竟出口75000吨粮食！这是一种什么“国际人道主义风格”呢？       
出口75000吨粮食在今天而言，确是不值一提的数字。然而在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倒毙于大饥饿面前之时，出口一粒粮食，也是一种犯罪！   
   

三、无偿、不附带任何条件，远超国力对外援助。      

1956年和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纵观三十五年前中国所有的对外援助，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模式的。      

三十五年前中国所有的对外援助，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远远超过正常国家。以2004年为例，美国对外援助的总额为400亿美元左右，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二，只占联邦预算开支的百分之零点九。中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国平均每天援外3.65亿美元仅相当于前苏联水平
　 
  上网以来，一直想知道中国政府每年援外的金额是多少，但无论百度或谷歌，均守口如瓶，保持了高度一致。今年终于在新浪微博上知道了这个数字：2012年，中国政府将援外控制在6400亿元内，按近期汇率，折合美元1015亿。
　 
　1015亿美元平均到每一天，为3.65亿美元。以金元外交著称于中国大陆的台湾当局，2011年全年援外金额为3.8亿美元，只及中国一天的平均数。而且根据成绩夸大问题缩小的劣根性，中国政府每天援外金额比3.65亿美元应该只多不少，至于多多少，又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秘密范畴。
　 
　苏联亡党亡国后，国产专家教育人民说，苏联是被美国军备竞赛拖垮的。但美国领导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那是自作孽的结果。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的著作中提供了苏联政府每一天援外的数字：3500万美元。尼克松还列举了几个国家接受苏联外援的数字：每一年越南35亿美元；古巴49亿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30亿美元。
　 
　居克松提供的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有经济学家通过美元与黄金、石油等硬通货的比价进行了计算，结论是那个年代1美元相当于今天7.5美元左右。据此计算，今天中国政府每天援外金额与前苏联基本相当，略有胜出。考虑到中国属于当代唯一剩世，因此中国援外增长空间依然很大。
　毛时代对外无偿援助折合白银50多亿两



　 
转自：南京媒体论坛_西祠胡同胡同口 > 媒体 > 标点－韶韶－记者版 > 看贴
　 
　    
建国?后至文革结束
　    
  不完全统计，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00亿元，援助阿尔巴尼亚90亿元，援助朝鲜63亿元（仅朝鲜战争，不考虑后续），援助坦桑尼亚20亿元（实际是此数字的数倍），援助柬埔寨波尔布特50亿元。    

  以上加起来总额为423亿元，这仅仅是大头，不考虑其他小国的。    
  70年代白银价格为2美元一盎司（约31克），折合人民币介个为8.1元/两（人民币美元汇率文革前长期稳定在2.5：1左右），    
  仅这423亿元便折合白银52.2亿两！ 是清朝末期主要赔款额的数倍（辛丑加甲午总工才6.8亿两）！    
  70年代白银价格为2美元一盎司，在50年代-60年代价格更低，世界折合应在60亿两白银以上！    

附：中国无偿援助有多少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中国援出了200亿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据李光耀估计，20世纪80年代China援出了10亿美元。  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

1、援助阿尔巴尼亚：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据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无果；后来还是找到liuxiaoqi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China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China，接到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战争中，他们用我们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我们的军人！……
　
  3、朝鲜：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方对“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发言人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兄弟”：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拉赞助，他在盛赞mao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mao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看了这篇文章才慢慢了解到中国人民为什么在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里生活会一直那么困苦的原因之一，宁可自家人挨饿甚至饿死也要先还清欠别人家的钱财，也要不惜代价地无偿支援有求于我们国家的“兄弟加战友”的国家，还债和支援国际“兄弟”高于一切！高于自家人的生命！怪不得在网上看到中国在前三十年里取得的巨大的发展成就令人瞠目结舌，可全国人民就是肚子饿！就是家里一贫如洗啥都没有！原来都给了外人了！椰爸可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从小住的是学校的宿舍，用的是学校的桌椅板凳，吃的是学校的食堂，啥叫“私有财产”的概念极其淡薄，因为家里几乎所有的“财产”家具 —— 两张木头的单人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简易的书架子，都是公家的，每个月交租金的，自家的就是陈椰爷爷的一个放唱片和留声机的木头柜子、两个装衣服的皮箱属于真正的私有财产，其他再无什么东西了，那时候每个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24市斤（12公斤），其中还有5市斤是地瓜干、地瓜粉之类的粗粮，每人每月的标准伙食费是8元钱，6元的是低标准,10元的是高标准，那个年代所有的人最共同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饿！生活在城里的人还没听说过有饿死的，农村里饿死人的消息偶尔悄悄地传到了我们小孩的耳朵里，大人们总是提心吊胆地训斥着小孩别“乱说话”，记得小时候穿一双新的“解放鞋”到学校去上学是很神气的了，椰爸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多次拿穿坏的解放鞋到外面补鞋滩去修补，补底补面，穿小了就传给弟妹们穿，一直穿到不能再补了才扔掉，那时候所有吃的穿的东西都发定量的票证，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肉票 …… 这些票可比钱都重要啊！要是丢了粮票就是有钱也找不到饭吃，外面所有的饮食店一律收粮票，葱花面2两半粮票加一角钱一碗，没有粮票就是两角钱、四角钱也不卖！你就是跑遍全市也买不到当饭吃的东东！
　 
　  
  不知道这国际间的还债和支援有多重要，只觉得和平时代太平年间饿死人太说不过去，这中国人的生命也太不值钱了，这外国人的生命也太值钱了！椰爸对爱国这个概念越来越糊涂了，不知道爱自己的国民算不算爱国？爱外国人的生命算不算卖国？不过椰爸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作为一个家长，一个一家之长，爱自己的家人肯定算是爱家，家长首先最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家人负责任，负责家人的吃住行，负责孩子的教育，其次才是对外人的负责，一个对自己家庭不负责任的人又怎能真正地对外人负责任呢？一个让自己全家人挨饿甚至饿死人的家长又怎能承担起让别人家的人长期吃饱肚皮的责任呢？！一个视自己家人的生命如粪土的家长又怎能是个好家长呢？！

共特务刘路（李建强）奉命制造谣言引导舆论保护胡锦涛

由于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召唤，曾经被周永康安排潜伏海外的大批中共特务们开始逐步归队，接受新的中央领导任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由于他们的特务身份被相继揭露，潜伏在海外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共特务刘路、穆文斌、谷川三人同时决定辞去社会民主党党员。刘路奉命在《独立评论》上为主要倒薄推手胡锦涛辩护，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只能证明胡锦涛深感罪责难逃，必将遭到恶报，并累及其子女。从樵夫到刘路都是在替胡锦涛放风，都在为胡锦涛推卸倒薄责任，他们的目的永远不会得逞！

附： 我所知道的薄熙来案内幕（完整版） /刘路 

薄熙来原来是准备从商务部当副总理，然后接任总理的，这是江泽民给薄一波的承诺，因为1992年江泽民差一点被邓小平拿下，是薄一波等政治老人说了好话，江泽民欠了薄家的人情。

可惜的是，2007年1月薄一波在十七大召开前十个月去世，江泽民的人情债一风吹了。原来预定李克强当总书记、薄熙来当总理的安排被江泽民推翻，另一个太子党习近平被江选中当总书记（等于江向邓报了自己不能选接班人的一箭之仇）。李克强只能当总理。薄熙来的总理梦吹了。再加上温家宝吴仪都不喜欢薄熙来的专横跋扈，薄熙来只能在2007年11月到重庆就任市委书记。他的政治前程等于到头了。

薄熙来不甘心被如此安排，开始唱红打黑，拼命折腾，试图重新入常。他的行为受到了胡锦涛的暗中支持。胡支持薄熙来入常，是想通过薄来制约习近平，从而让自己在十八大之后保持影响力。

薄熙来的奋斗获得了回报，2011年6月份，胡锦涛和周永康都公开表示同意薄熙来入常，他们承诺给薄熙来做工作，在十一份的常委会上，除了温家宝，八名常委都同意薄熙来入常。

薄熙来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小心谨慎，他否决了一切对他入常不利的活动，比如，否决了徐明和海伍德搞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否决王立军当常委和让他帮王摆平辽宁铁岭的丑闻的要求。

此时的王立军受到了中纪委的强大压力，因为打黑，王立军被重庆的一些受害人告到中纪委，这些受害人拿着重庆市委常委刘光磊的条子，直接找贺国强，贺国强指示何勇查王立军在辽宁的旧案，让他后院起火。

王立军自己找薄熙来不管用，只好求助于谷开来。谷开来精神存在一定障碍，不断替王立军说好话，吹枕头风，但是薄熙来不为所动，为此，薄谷吵了一大架。一个周不说话。

王立军见谷开来不能帮自己达到目的，开始策划谷开来杀害海伍德。

海伍德是谷开来十几年前的情人兼海外财产管理人，因为重庆的项目没有达到目的，谷开来剥夺了他在法国别墅的股份等等因素，曾经提出跟薄瓜瓜算账，要求支付1400万英镑，并威胁说如果这些钱拿不到，他会公开薄家在海外的资产情况。但是海伍德并没有说要杀害薄瓜瓜。王立军利用谷开来让他监控海伍德的机会，夸大了海伍德的威胁，导致谷开来误判海伍德要伤害自己的宝贝儿子。

2011年10月28日徐明到重庆，给王立军出主意诬陷海伍德是毒贩子，王立军让徐明给公安局用手机报假案，然后对海伍德立案，并承诺如果谷开来能够把海伍德从北京弄到重庆来，他可以击毙海伍德。11月13日，谷开来让张晓军把海伍德骗到重庆，王立军突然说动枪杀人要闹出外交纠纷，让谷开来自己去用毒药杀害海伍德，谷开来一度动摇，在王立军一再坚持下，和张晓军去了海伍德酒店，给海伍德吃了药。但是可能因为药是假的，或者分量不足，海伍德并没有死去。

海伍德的酒店被王立军窃听和监控，王立军见谷开来没按照计划杀害海伍德，亲自动手用专业手段杀死了海伍德。因为王立军是 刑侦专家，房间里没有留下痕迹，但是窗户上留下了脚印。

2011年11月14日，王立军去谷开来家，诱导谷开来诉说了杀人经过，并录了音。

11月15日，酒店报警，王立军安排王鹏飞等四个亲信去勘察现场，做了假材料，但是却偷偷抽取了海伍德心血，分成四份，其中一份送到自己手下的家中冰箱保存。这份被另外保存的心血，检出氰化钾成分，正好可以杀死一个人。因为王立军还说法医专家，有理由怀疑，王立军做了手脚。

11月16日，海伍德妻子王露露到重庆，谷开来做工作，让她同意不解剖尸体，接受警方的饮酒过度心脏病死亡结论，火化海伍德。

11月19日，海伍德尸体被火化，王立军给谷开来报告：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11月23日，王立军再次要求谷开来做薄熙来的工作，让自己入常，并帮助他摆平辽宁的麻烦。薄熙来再次拒绝。

11月24日，王立军威胁谷开来，如果你做不到这件事，你在海伍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将被公开。

11月25日，谷开来趁王立军进京开会的机会，请王鹏飞等四个人吃饭，表示对自己涉案的担心，王智当即让谷开来的内勤到自己办公室把文件销毁的纸屑拿来，证明证据已经不存在了。

谷开来仍不放心，在重庆市委办公厅秘书长吴文康协助下，查抄了王立军的办公室，拿走了王立军的很多皮鞋、香水、名酒、西服和香烟等，她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找王立军隐匿的证据。

王立军从北京回来后，找谷开来算账，谷开来说中纪委已经在秘密查他，自己把他的犯忌的东西拿走是为了保护他。

2012年 1月26日， 王立军见跟谷开来的关系已经破裂，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让徐明来向薄熙来做工作，徐明没有提谷开来杀人之事，工作也没有做下来。

1月27日，谷开来吴文康又抓了王立军的几个手下，王立军认为，必须采取行动。他召集了王鹏飞等几个人开会，让他们写辞职信。

1月28日，王立军带着辞职信去找薄熙来，称谷开来涉嫌杀海伍德，办案人员压力大，已经辞职，薄熙来极度震惊。

1月29日，薄熙来了解谷开来，得知这一切都是王立军策划的，当着王鹏飞和吴文康的面，打了王立军一耳光。

1月30日，王立军给薄熙来写悔过书。承认自己做的不对，并说这件事可以摆平。

1月31日，薄熙来找了常委们谈话，决定免掉王立军的公安局长职务。有常委提出要通过公安部。薄熙来坚持先免，公安部以后做工作。

2月1日，王立军得知自己要被免职，告诉徐明，徐明来做薄熙来的工作，不通，徐明害怕出大事，乘飞机去了澳大利亚避风头。

2月2日，王立军被免职。

2月3日——5日，薄熙来要求王立军每天都到他家来报到。

2月6日下午2点30，王立军在王鹏飞帮助下，驱车去了成都，通过四川公安厅一副厅长，以协商反恐为理由，进了美国领事馆。

2月6日晚上12时，周永康给薄熙来打电话，不惜一切手段把王立军从美领馆弄出来。

2月7日1点-2点，薄熙来、谷开来、安全局长王勇、公安局长关海洋和办公厅秘书长吴文康在3号楼开会，商量对策。薄熙来安排黄奇帆和吴文康先赶到美领馆，做王立军的工作，但是王立军死也不跟黄奇帆回重庆。

薄熙来随后集合了500武警，乘坐大约七十辆警车赶赴成都，在距离领馆五条街的地方被四川警方截住。胡锦涛命令刘奇葆坚决保护美领馆。薄熙来借口重庆警方接到情报，有恐怖分子在美领馆安放了炸弹，要冲进领馆抓恐怖分子。四川警方则称这是四川地盘，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但是没有开枪。对峙了五个小时。四川警方买来便当，请重庆武警吃饭，借以缓和气氛。称听共同领导指示。

2月7日午夜，安全部副部长邱进带着一个小组到了成都，进了美领馆。邱进给了王立军一封周永康亲笔信，承诺如果他自愿走出美领馆，不影响政治前途，事件会被公开公正的调查处理。王立军申请避难无望，只好跟着邱进出了美领馆。

王立军发现领馆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设了防线，门外是重庆和四川两支接受了不同命令的武装部队在对峙，知道事情闹大，这时黄奇帆冲过来抓住他的胳膊想要拽到自己这边来，他的身后是100多名重庆特警，邱进马上阻拦，双方撕扯起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冲出来分开两队人马，他们分别在马路两边给自己的上级打电话。

周永康给黄奇帆打电话，黄奇帆说自己只服从薄熙来书记。周永康给薄熙来打电话，薄熙来拒绝撤兵，扬言一定要抓住王立军回重庆，无奈之下，胡锦涛亲自给薄熙来打电话，承诺这个事是孤立事件，不影响你在重庆的工作。薄熙来有了胡锦涛的承诺，才撤兵。王立军随后被带回北京。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常委中有七人认为应该追究薄熙来责任，但是胡锦涛和周永康不同意，偏偏这两个人都握有重权，因此，薄熙来一时没有大碍。

3月9日，薄熙来本来应该按照中央的口径，淡化王立军事件，但是，薄熙来却一连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偷偷坐徐明的飞机去了重庆，不向大会报告；而是在会上给自己的老婆孩子高调辩护，还泄露跟胡锦涛的特殊关系，称胡锦涛会去重庆视察。

3月14日中央常委会开会，七常委一齐指责胡锦涛姑息养奸，胡锦涛只好同意薄熙来免职软禁；

3月14日当天，谷开来被逮捕，杀人案查清，薄熙来涉嫌打击包庇，九常委开会，8比1决定，薄熙来双规。4月9日，薄熙来被押送西山中纪委安全屋审查。

7月26日，薄熙来被告知，只要他认罪悔改，可以保留党籍，由此写下悔过书。承认两笔受贿。

6月份-7月份，跟薄熙来关系密切的令计划翻船，连带李源潮也跟着丧失了入常资格，胡锦涛失去左膀右臂，丧失了发言权，加上国内反日浪潮汹涌，左派喊出薄熙来是人民的，钓鱼岛是中国的等口号，让常委们痛下决心干掉薄熙来。

9月28日常委一直通过，薄熙来被双开，移送司法解决，至此，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终结。

海外有些朋友说胡温害了薄熙来，实在是冤枉了胡锦涛。胡跟温不是一回事。胡想保薄，但是没保住。

这是我所知道的薄案内幕，谁有问题可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