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焱 “流毒”这个使用频率曾经非常高的词，从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淡出”了。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时，试图不用这个“文革”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语，但却找不到任何其它词语能贴切地说明３０年多来“梅花党”的产生、衍变与影响。 从政治斗争到民间故事 关于“梅花党”的种种故事与传说，始于１０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年代不算久远，许多人一定还有所记忆。我所依据的第一份手抄本题为《三朵梅花》。为与其它版本相区别，简称为“甲抄本”。字迹模糊的抄本忠实地保存了这则传说的“原始”形态： 这件事发生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１９６８年８月中旬，在南京的一个古老的医院里。 南京纤维厂有个女工，丈夫是某部参谋，文革中两派斗争非常激烈，阶级敌人伺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女工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坚守工作岗位。阶级敌人怀恨在心，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在这个女工操作的工作台里，放进了硬铁丝似的东西，使机器发生故障。女工的头部负重伤，送进了南京这所医院。由于伤势很重，必须抢救，但是这几天医院里住满了武斗伤员，床位满了，怎么办？后经提议，决定把停尸房戳一小洞，放张床位作病床。头部受伤的女工就在这里住下了。 半夜她从昏迷中醒来，好像听见有人跳下来，搞一个什么东西，发生滴滴哒哒的声音，吓的一夜不再合眼。 故事的措词很粗疏，叙事语法带有那个时代卤莽的逻辑，但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代码：从党中央毛主席到女工、参谋、阶级敌人、坚守岗位、怀恨在心、武斗……，开头短短的一段文字，概括着那个年代民众政治观念的符号体系。经过主流政治理念的强化诱导，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激情，与假想的阶级斗争的恐惧交错在一起。民间叙事轻易地将这种社会情绪提炼成“工厂”／“ 停尸房”的连通关系。停尸房里的恐怖，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假想的推进。在接下去的故事可以看出，无论充满恐惧感的假想推进到如何荒谬的地步，还总是现实的政治理念的投射。 （两个公安侦察员伪装成死人躺在停尸房里）夜里，怪物又来了，像上一次一样，拿着铁槌每人敲三下。张强又混过去了。到新侦察员跟前，小同志过于紧张，当怪物对他举起铁槌时，即刻跃起大叫“不要敲了”。特务见状，把铁槌一丢，拿衣服上的一个纽扣舔了一下，立即倒下死了。张强和新侦察员十分懊悔，直说没有坚持好，给工作带来了困难。于是他们决定要找出电台。他们走到安有机关的床前，这张床移动几下，果然露出一个洞来，他们下了洞，只见洞里放着一架电台，这架电台唯有和其它电台不同之处，就是上面刻着三朵梅花。案破到这里中断了，可是刻着三朵梅花的电台却勾起张强一段很深的回忆…… 故事编得很拙劣。这样荒诞的故事编排，正是民间语文对政治话语、对重大历史事实的诠释。“梅花党”故事大体包括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的所有内容。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在１９６７年南巡讲话以及各种指示中所强调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能在“梅花党”故事中找到对应的形象符号。这样拙劣的故事，在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填充了民众的文化需求的空白，并不仅仅因为文化娱乐生活的贫瘠，更因为它印证和助长了民众的政治迷信。这个故事的母题广为繁衍、久为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超过当代任何一部通俗文艺作品！下文所提供的事实，将要证明这一点。 刻有三朵梅花的电台“勾起”张强对１９４９年之前在重庆从事地下活动的回忆。那时，他以恋爱为手段，打进一个女特务的家庭，刺探到女友的父母是国民党高层特工，他们的住宅里密藏有刻着三朵梅花的电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曾经很隐蔽却很稳定的文艺叙事“默认值”：在五六十年代的反特、地下斗争题材文艺作品中，革命的男特工可以凭借恋爱手段打进敌方的堡垒，女特工绝不能这样做；反之，敌方的女特务可能以婚姻恋爱的“卑鄙手段”混进革命阵营，而男特务绝不可能染指我方女革命家。 前苏联的反特题材电影、小说，以及在此影响下中国五六十年代“地下工作 ”、“公安”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样板戏”《红灯记》），有一套基本的功能性符号和公式化的叙事结构。如果要说这则故事的“艺术性”，那就是荟萃了几乎所有反特题材文艺作品的“菁华”。 故事由刻着梅花的电台引出一个“梅花党”。这是国民党的党中之党，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秘密组织。故事出现的第一个政治名人，是１９６５年回归大陆的国民党元老李宗仁先生。李宗仁归国曾是６０年代中期的“新闻热点”。李的夫人郭德洁归国后不久就去世，更是激发了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在关于梅花党的传说中，郭德洁是“梅花党”秘密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受“梅花党”的派遣，利用李宗仁归国之机潜回大陆进行活动。郭发现，她所要联络的 “梅花党”潜伏在共产党内的头号特务，竟是王光美！ 一个是国民党代总统夫人，一个是共和国主席夫人。两个敌对的“第一夫人 ”，竟属同一个特务组织。显然，这则故事想象力之大胆，在我国反特、侦探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是空前与绝后的！这篇故事的大框架相当精彩，而细节部分太粗陋了。故事讲述两个第一夫人进行的特务联络活动，既幼稚又荒唐。郭德洁凭着梅花戒指的暗号，多次跟王光美接头。王光美向郭坦露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又觉察到郭有背叛特务组织的心理动向，对她下了毒手。 关系到国共两党最高层政治斗争的特务案子，最后竟然由在停尸房里扮过死人的南京市公安局小侦察员张强所破获！（请注意：在民间故事中，恶势力的巨头经常都是被正方的小角色所制服。）张强毫不费事地将王光美骗到公园里，“ 几只粗大的手抓住她，并往她嘴里塞了一条大毛巾。”故事中的这条大毛巾代表着很重要的意义：一种绝对的、不容申辩的、带有暴力性质的有罪认定。 这份《三朵梅花》手抄本关于王光美被逮捕的时间言之凿凿：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这个日期不仅有叙述上的“仿真”效果，更有昭示政治斗争“内幕” 之一角的意图（那时的习惯说法叫“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前公安部长谢富治宣布成立“中央办公厅丙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王光美专案组”。专案组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调查王光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调查导致一个结果：王光美被判处死刑，林彪指示“立即执行”。所幸毛泽东写了“刀下留人”４个字，王光美才免遭一“刀”。 至今我们仍然不知道，以哪些理由或证据成立“中央办公厅丙组”？这个专案组究竟调查到哪些事实？究竟以什么理由判处王光美死刑？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的逻辑，跟“梅花党”故事的荒谬绝伦完全是一个档次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民间叙事原则与社会主流思想原则有一种天然的同构关系。国家政治斗争的高层秘密行为，经过非公开渠道、不透明方式的泄漏、散播，演变成了民间传奇故事。无论多么奇谲诡幻的传奇故事，都是主流政治形态的折射。很显然，“ 梅花党”直接映射了秘密的、残酷的高层政治诛戮。 文革后期对“梅花党”传说的加工 充满政治狂热情绪的革命群众，传说并演绎了各种各样版本的“梅花党”。其中有的“版本”接近于鬼故事，有的则相当下流色情。我收藏的另一种“梅花党”故事的手抄本题为《一张梅花图》。根据抄本内容与行文特点，可以判断出这份抄本产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１９７６年为丙辰年，我将这份手抄本称为“丙抄本”。“丙辰清明节”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冠以夏历纪年的政治事件。 “丙抄本”的故事比“甲抄本”更加曲折生动，字数也比“甲抄本”多了四五倍。“丙抄本”有一段煞有介事而又不大通的“后记”。“后记”写道： 这件事传说不一，本人根据各种传说，但总觉不成，水平有限，只能照抄，不能修改。有人说，‘梅花党’的第二号头目是王光美，这事无考证，也有十分可联系之处，本书写于后面： 中华民国前总统李宗仁先生夫妻俩，由美国的归国，此事皆知。而郭德洁女士归国后，是受了台湾军统局指示，与国内特务组织‘梅花党’取得联系，接头暗号有动作表示，暗号动作表示有如下：当李、郭夫妻二人在北京机场下飞机后，独有王光美与郭拥抱。这使郭大吃一惊，难道这位国家主席夫人，也是特务人员吗？在酒宴上王光美又主动举杯向郭碰杯，动作便是暗号对了，使郭顾虑消除了一半，也知道了接头人便是王光美。 郭德洁“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确感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产生了背叛特务组织的意图，王光美察觉后下手毒害她。这一段情节在各种版本中都大同小异， “丙抄本”的后记也是这么说的。“后记”最后写道： 从回家后，郭女士就不舒服，经医生检查后，才知喝了一杯什么药，所有的老病复发了。这时郭明白了，原来她上了王光美的当，不能与王光美碰杯。明知王光美狡猾，却又上了当。 郭旧病复发后，治疗无效，回到上海时，她在临死前，求见主席一面，有话要说。总理代主席来到了上海，探望了她。郭见到总理，情知自己险，就把详细情况告诉了总理后，就闭目死去。 “丙抄本”对王光美是“梅花党”特务组织头目的说法将信将疑，把这段最重要的情节写到了后记里。这份抄本力图改正“甲抄本”文字的粗疏，但却删掉了许多生动的政治信息代码。 “丙抄本”透露出作者将故事规范化、合理化的努力。这种努力，跟七十年代以来许许多多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加工”一样，回避、删除太荒唐、太极端的内容，修饰、美化与肯定另一些“精华”成分。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后，这种努力就在当局与民间同时进行着，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囿于既定的政治局面而违心为之。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这只兴妖作孽的怪兽倒毙了，但后来对它的所有回忆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与中央“彻底否定”的结论保持一致。美化的努力仍然在或隐或现地继续着，继续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思想方法对待那段历史。甚至很多以“批判”、“否定”之名出现的作品，也以欣赏的态度追忆那只魔兽的凤毛或麟角。从这种角度来看，“丙抄本”是“去粗取精” 的社会思潮最初表现，很具有“标本”的意义。 与尼克松夫妇访华联系起来 在“丙抄本”流传之时，还有了另一种版本的传说，李宗仁与郭德洁从故事中隐去了，换成了尼克松和他的夫人。梅花党的故事与中美改善外交关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联系起来。 文化大革命后期流传的这段民间故事中，尼克松夫人带着中央情报局的特殊使命随尼克松访华（当然隐瞒着她的做总统的先生），与中国的“梅花党”接头。她发现“梅花党”巨擘王光美已经落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此这般伟大成果，使美国总统夫人佩服无比。美国总统夫人跟郭德洁一样，“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确感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就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机密告诉了周总理。 这种版本的“梅花党”故事，也有幸为书面所记录（虽然经过了又一次的改头换面）。由“三朵梅花”、“一张梅花图”发展成了《３６朵梅花》。 我看到《民间流传故事荟萃————文化大革命中的传说》一书时，为之怦然心动。心动的是目录中有《３６朵梅花》。没有这篇故事，这本书还能成其“ 荟萃”吗？《民间流传故事荟萃》，魏敏编、中原农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可以简称为“９１中农本”。 然而，我大大失望了：不会将王光美说成美蒋潜伏特务头目，这我已有心理准备；问题是，这本书里所有文革“民间流传”的故事，都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了！“篡改”是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民众集体有意识地参与“篡改”文明历史，那么，“９１中农本”的编者魏敏仍然沿袭了文革思维方法，“篡改”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文明”。 《３６朵梅花》讲述的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夫人在一次宴席上不意弄脏了纱巾。这条纱巾是总统与夫人年青时代的“定情之物”。一个老工人指导一个年青女工在纱巾上绣了３６朵梅花。“梅”与“美”同音，六六之数又含有“顺利如意”的吉兆。美国总统“定情之物”，经中国工人之手，成了“ 中国人民对美国客人的良好祝愿”。 这则故事从原来关于“梅花党”的恶意的荒谬，演变成歌颂“中美友谊”的善意的荒谬。 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主要象征着高洁；但有时创作者也以审美经验的颠倒制造快感，梅花的名称与形象，就有时为邪恶鬼魅所用。在以“梅花党”为母题的各种故事传说中，“梅花”就是一种包含着阴谋与邪恶的意象。以尼克松夫人为主角的口头流传版本中，纱巾上的梅花图案是总统夫人用以进行特务组织间秘密联络的暗号。而在“９１中农本”中梅花却成了“对美国客人的良好祝愿”，而且还找出“美梅同音”的借口。这多少有点让人觉得矫情与谄媚。不是指对美国总统的谄媚，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谄媚。 更荒唐的事情还在后头：“９１中农本”关于３６朵梅花故事，竟然“摇身一变”（请回味文革中这个词的特定含义），成了一段史实而堂皇地出现在一张报纸上。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５日某晚报刊登着一张周恩来与尼克松在宴席上举杯相敬的历史照片，同时发表《外事办拍来急电》一文，作者署名陶曲光。文章的引题是：“２３年前，尼克松访华期间到了上海。席间，总统夫人用筷不慎，油花生落到她一条极名贵的丝巾上……”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毛新宇唱给爷爷的歌》，并配了毛泽东嫡孙在歌唱的照片。 “９５晚报本”抄袭了“９１中农本”的全部故事情节，而“９１中农本” 中所残留的一点点儿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如老工人受迫害），在“９５晚报本 ”中全部删除得干干净净。“９５晚报本”还删掉了民间故事中夸张的叙事风格和浪漫色彩（如总统先生的定情物等），增加了时间、地点、人物的确切性。 故事中的“梅花”精灵也还在，但变成了总统夫人围巾上的“５０朵美国州花”。为了故事的合理，作伪者说这条围巾是总统先生“请人设计的”，“以极高的代价请一丝织厂专门生产的”，是独一无二的。还是为了故事的合理，这条围巾图案只能是印染成的，才好让中国工人“天衣无缝”地重绣了一遍，掩盖掉油花生米沾上的污渍。作伪者可能不知道，那次尼克松访华，随行由３００多人组成庞大的队伍，提供非常周全的服务。第一夫人的围巾，再怎么意外也不至于让东道国兴师动众彻夜修补。这实在荒诞不经。 将荒唐的民间传说“编造”成史实，是天下最卑劣、最下流的行径之一。这样的行径，会使我们联想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此类充满政治阴谋的事实。当然，这篇小文章的作者不会有什么政治阴谋，而许许多多此类文章，都包含着一种思想倾向：炫耀文化大革命局部的或个人的辉煌，修复、重建文化大革命中局部的或个人的神圣形象。 这种现象将对民族文化心理深层形成怎么样的影响，或者对我们民族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有哪些祸害，还无法预言，本文只就“梅花党”故事的个案，提供几条“遗患”的实证材料。 从民间故事到经济新闻 《海峡都市报》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０日一则报道：《“联合国机构”仍是谜》。文中说，成都市化工城６楼有一处号称联合国下属机构的“世界环境保护高科技集团公司”筹建处，该处与四川省科技扶贫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中规定，双方应遵守国际及中国的有关法规及“梅花家族家法”。这份协议有１２个投资建设项目，金额高达数十亿之巨，其中包括成都国际机场投入扩建改造等等。 当记者在追踪这个“联合国机构”时，我很想追踪探究“梅花家族家法”的详细内容。可惜没有下文。我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个“家法”与民间故事中“梅花党”有密切联系。这想法在几乎同时披露的一条更惊人的报道得到证实。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日《中华工商时报》刊登记者华岗采写的长篇报道：肩题为《一个全国优秀企业家财迷心窍》，正题为《应治邦卷入“梅花案”》。应治邦，曾膺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是中国纺织行业响当当的人物。这位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厂长在企业经营中遇到困难时，竟攀上了“梅花党”的关系。 报道中说：应治邦是“文革”过来人，听过“梅花党”一类故事。西安中航自动化高科技公司法人代表向应谈起哄传多年的“梅花款”。这位说客告诉他：以前社会上传说“梅花款”的主人是李宗仁，那是胡说八道，李宗仁一生带兵打仗。能有多少钱？“梅花款”的真正主人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祖李鸿章。应心动了，说客向他引荐一位号称李鸿章后代的李晓龙。 李晓龙说：为‘梅花款’这事找他的人踏断门槛了，但作为炎黄子孙，祖宗留下的钱只能用在发展民族工业上，听老虞介绍了应总的作为，这人算是看对了。李晓龙又说：祖宗的遗产现都由他母亲掌管着，现在社会上骗子很多，他母亲不肯轻易相信人。李晓龙在激动之余，说李家的全部资产在国外积累了ｌ００多年，连本带息应该是多少兆亿。应治邦说：我们不敢要那么多，那责任也承担不起，只要有个几亿，能解决我们的债务问题就好得很了。 这一段新闻体文字，读起来让人觉得全然像民间故事。结局是很容易料想到的，这位董事长上了一伙“梅花党”骗子的当，花费几十万元公款作为引资的“ 铺垫”，终以玩忽职守罪被起诉。报道的简单结语说道：“陕西省检察院指导办案的检察官事后痛言，‘这案件从头至尾体现出的就是两个字————荒唐’。 ” 本文完稿之际，又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歹徒自称“广州梅花党”》。一个以恐怖手段勒索巨额金钱的犯罪分子，在恐吓信中署名“广州梅花党重庆第七分会綦江第四行动小组”。“梅花党”跟这个罪犯所持有的上百个雷管及许多炸药一样成了作案“工具”。 原载《重庆法制报》的这则报道中没有关于“梅花党”的详细说明。罪犯现年４３岁，当然经历过文革。我很想了解罪犯所倚重的“梅花党”的出处与版本，到底是根据文革遗留下来的记忆，还是像应治邦似地听闻了新近的传言。有一点是明确的：罪犯在持有的上百个雷管和许多炸药之外，还要借助于“梅花党” 的威力，可见在当地，至少施害与受害者两方都熟悉“梅花党”，都相信“梅花党”的巨大震慑力。 我们知道“梅花党”种种荒唐的闹剧的起点，那个起点离现在并不遥远。我们也大概明白哪些人可以算是肇始者。但我们不知道“梅花党”的终结点在哪里，在未来的哪个岁月里，“梅花党”流毒的受害者还将是谁。 南方周末1999.6.11.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culture_revolution/meihuadang.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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