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研究所：剖析中国失败的茉莉花革命
核心提示：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版本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网络上要求反抗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呼声从可能的示威者那里获得的响应寥寥。然而北京的反应迅速而且夸张——骚扰记者、关押异议人士、大力加强其原本就很严厉的网络审查。这些措施让中国内外的人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要过度反应？也许他们并没有。如果不解决在这场运动背后的那些因素，它们有可能会给政府带来的致命影响。未来的挑战将让矛盾的解决更为棘手。
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2011年4月，http://www.aei.org/outlook/101046
作者：Dale Swartz 联系电邮：dale.swartz@aei.org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本文重点摘要：
・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内已经严厉镇压了异议人士和活动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逮捕了言论无忌的活动家和共产党的批评者艾未未，这是中国出现了“茉莉花革命”呼声的后果。
・ 尽管中国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阿拉伯式的抗议，但这二者在一些底层的结构上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类似之处。
・ 虽然中国每年都会发生成千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这场新的运动却让中共胆寒，因为它来自一个能量强大的源头，即：因为缺乏机会和政治自由而被阻碍的核心中产阶级。
・ 中国必须解决这些不满，否则其政权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正文
4月3日，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从北京机场消失。艾未未因为设计了如2008奥林匹克“鸟巢”体育馆这样的标志性建筑而闻名，他也是一位推动中国言论自由和对台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出激烈批评的著名活动人士。当局后来确认他是因模糊不明的“经济问题”而被拘押。多数的观察者怀疑逮捕他是为了压制人权活动，而艾未未不是唯一一个“被失踪”的抗议者。身为异议人士在中国举步维艰，这个国家因为肆无忌惮地运用其政治和司法权力而名声在外。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的时候——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镇压。但是镇压的背后逻辑却相当令人不解。
镇压的起源很简单。在2月初，就在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进入戏剧化的垂死挣扎的时期，开罗解放广场的照片在全球传播。其中有一幅照片，一名年轻人所举的标语上写着：“埃及人民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这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只不过文字是用中文写的。
在埃及的阿拉伯文中，中文就象是天书一样，因此这则标语有一部分也是讽刺穆巴拉克对于其人民的呼声无动于衷。但是这幅标语被直接摄入了电视镜头，埃及的年轻的民主革命者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行动所具有的蔓延可能。许多人猜测，象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专制政体可能是“茉莉花革命”的下一站。【1】（艾未未在2月11日的推特上写道：“今天，我们都是埃及人。一个维持了30年，貌似和谐稳定的军事政权的坍塌，只需要18天，60多年的玩意儿，需要个把月呢。”）
很快，在好几个中文网站上就出现了匿名的呼吁，希望在几十个中国的大型城市举行一系列抗议。这些“散步”（因为所有的“抗议”活动必须预先通过当局的审批——而且极少获批，散步是对“示威”说法的一种中式变种。）本来是声讨党没能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福利和自由的最初步骤。
在第一次预定的周日散步中，在北京有几百人聚集在了京城最繁华街道的一家麦当劳的门口。但是多数只是好奇的旁观者和想要抢新闻的记者。除了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出现让人意外，这场“散步”对中国内外来说，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都勉为其难。【2】真正在抗议的不超过几十人。在上海现身的人则更少，而在其他的城市就根本没有人出现。基于网络的组织者鼓励持续地进行散步，每个周日都去，积少成多。但是一周接一周过去了，没有人来。到三月的时候，很显然这场“革命”是一场可怜的失败。
在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利比亚和日本地震上之前，评论家们已经认可了一种干巴巴的、简单化的论调，来解释中国为什么缺乏革命的热情：“中国不是埃及。”【3】其逻辑就是，在阿拉伯世界政权就是问题所在，而中国政府已经主导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数千万人从深刻的贫困中摆脱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人民会要推翻——甚至只是质疑——政权呢？
北京压制抗议者——为什么？
中共一开始想要完全忽略这一事件，最终它在权衡之后，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称中国“绝对不是”中东：“【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全世界都刮目相看。这一切，是哪个政党领导的？是中国共产党。”【4】
但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结论不能涵盖整件事的复杂内涵。其实，整件事最令人意外的不是为什么人们的参与程度这么低，而是北京的迅速和夸张的反应。
在开罗的起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就发现所有的“埃及”相关信息被屏蔽或删除了。潜在的“散步者”们发现了数百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他们的数量（还有他们的设备）每周都在增加。在多数的抗议地点设置了路障。在北京，在学生们占多数的地区，地铁服务也被停止，以防止任何人前往其他地点。有影响力的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被拘押；根据一家宣扬人权的组织计算，政府已经逮捕了约30人，另有差不多的人“被失踪”，还有超过200人被“软禁”【5】。正象在埃及等其他地方，记者们受到了骚扰，有些被殴或拘押【6】。
对于外国专家和媒体来说，这样戏剧化的反应无论是从中共的公开声明中，还是从传统常识来看都显得奇怪。如果中国“绝对不像”埃及，为什么整个安全机构都为这样刚刚萌芽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大动干戈？
天安门后遗症 有证据表明，北京的偏执狂式的行为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解释。首先是中国对于国内稳定的处理方式：它以它一以贯之的方式来应对。所有的示威都被视作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和后来的镇压的折射。最近的事件暗示党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曾差点崩溃。从那以后，对待所有群众运动和未经认可的政治想法的经典反应都是镇压——迅速且坚决地镇压。
阿拉伯人民的起义，特别是埃及的反抗在许多地方都和中国1989年的示威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针对无动于衷的政府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拥挤的人群在国家广场前搭帐篷露营，针对腐败和统治者而高呼的口号。
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国的国安机构就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并在镇压如茉莉花抗议这样的未经允许的异议行动方面颇为高效。这部分要归功于国安部门获得的天量投资上；根据中国的财政预测，在这部分所花的费用超过了军费【7】。但是其高效还因为政府有大量的机会进行实践。中国每年都有超过9万起群体性骚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的新疆穆斯林暴动在严重性上尤其引人注目。也是这些锻炼让国安在限制记者接触“敏感”区域和有选择地关闭互联网及移动电话服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虽然在今年的中东革命中，媒体与互联网在时机选择和扩散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这两者都没能获得同样的影响。象半岛电视台那样的阿拉伯地区卫星网络，根本无法抗衡北京管理的中共宣传垄断。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外国媒体圈中人发现他们对中国的接触被切断了（尤其是在北京）。当然还有中国闻名于世的互联网审查系统——在这里西方的社交网站（如脸书和推特）都被屏蔽了，很多其他的站点受到严格限制。对“茉莉花”的搜索结果也被屏蔽。（一些中国的网民发现在一则被禁播的视频中，胡锦涛唱起了一首爱国的很受欢迎的民歌，歌名就是“茉莉花”【8】。）
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2011年4月，http://www.aei.org/outlook/101046
作者：Dale Swartz 联系电邮：dale.swartz@aei.org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本文重点摘要：
・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内已经严厉镇压了异议人士和活动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逮捕了言论无忌的活动家和共产党的批评者艾未未，这是中国出现了“茉莉花革命”呼声的后果。
・ 尽管中国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阿拉伯式的抗议，但这二者在一些底层的结构上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类似之处。
・ 虽然中国每年都会发生成千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这场新的运动却让中共胆寒，因为它来自一个能量强大的源头，即：因为缺乏机会和政治自由而被阻碍的核心中产阶级。
・ 中国必须解决这些不满，否则其政权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正文
4月3日，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从北京机场消失。艾未未因为设计了如2008奥林匹克“鸟巢”体育馆这样的标志性建筑而闻名，他也是一位推动中国言论自由和对台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出激烈批评的著名活动人士。当局后来确认他是因模糊不明的“经济问题”而被拘押。多数的观察者怀疑逮捕他是为了压制人权活动，而艾未未不是唯一一个“被失踪”的抗议者。身为异议人士在中国举步维艰，这个国家因为肆无忌惮地运用其政治和司法权力而名声在外。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的时候——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镇压。但是镇压的背后逻辑却相当令人不解。
镇压的起源很简单。在2月初，就在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进入戏剧化的垂死挣扎的时期，开罗解放广场的照片在全球传播。其中有一幅照片，一名年轻人所举的标语上写着：“埃及人民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这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只不过文字是用中文写的。
在埃及的阿拉伯文中，中文就象是天书一样，因此这则标语有一部分也是讽刺穆巴拉克对于其人民的呼声无动于衷。但是这幅标语被直接摄入了电视镜头，埃及的年轻的民主革命者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行动所具有的蔓延可能。许多人猜测，象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专制政体可能是“茉莉花革命”的下一站。【1】（艾未未在2月11日的推特上写道：“今天，我们都是埃及人。一个维持了30年，貌似和谐稳定的军事政权的坍塌，只需要18天，60多年的玩意儿，需要个把月呢。”）
很快，在好几个中文网站上就出现了匿名的呼吁，希望在几十个中国的大型城市举行一系列抗议。这些“散步”（因为所有的“抗议”活动必须预先通过当局的审批——而且极少获批，散步是对“示威”说法的一种中式变种。）本来是声讨党没能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福利和自由的最初步骤。
在第一次预定的周日散步中，在北京有几百人聚集在了京城最繁华街道的一家麦当劳的门口。但是多数只是好奇的旁观者和想要抢新闻的记者。除了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出现让人意外，这场“散步”对中国内外来说，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都勉为其难。【2】真正在抗议的不超过几十人。在上海现身的人则更少，而在其他的城市就根本没有人出现。基于网络的组织者鼓励持续地进行散步，每个周日都去，积少成多。但是一周接一周过去了，没有人来。到三月的时候，很显然这场“革命”是一场可怜的失败。
在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利比亚和日本地震上之前，评论家们已经认可了一种干巴巴的、简单化的论调，来解释中国为什么缺乏革命的热情：“中国不是埃及。”【3】其逻辑就是，在阿拉伯世界政权就是问题所在，而中国政府已经主导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数千万人从深刻的贫困中摆脱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人民会要推翻——甚至只是质疑——政权呢？
北京压制抗议者——为什么？
中共一开始想要完全忽略这一事件，最终它在权衡之后，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称中国“绝对不是”中东：“【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全世界都刮目相看。这一切，是哪个政党领导的？是中国共产党。”【4】
但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结论不能涵盖整件事的复杂内涵。其实，整件事最令人意外的不是为什么人们的参与程度这么低，而是北京的迅速和夸张的反应。
在开罗的起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就发现所有的“埃及”相关信息被屏蔽或删除了。潜在的“散步者”们发现了数百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他们的数量（还有他们的设备）每周都在增加。在多数的抗议地点设置了路障。在北京，在学生们占多数的地区，地铁服务也被停止，以防止任何人前往其他地点。有影响力的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被拘押；根据一家宣扬人权的组织计算，政府已经逮捕了约30人，另有差不多的人“被失踪”，还有超过200人被“软禁”【5】。正象在埃及等其他地方，记者们受到了骚扰，有些被殴或拘押【6】。
对于外国专家和媒体来说，这样戏剧化的反应无论是从中共的公开声明中，还是从传统常识来看都显得奇怪。如果中国“绝对不像”埃及，为什么整个安全机构都为这样刚刚萌芽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大动干戈？
天安门后遗症 有证据表明，北京的偏执狂式的行为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解释。首先是中国对于国内稳定的处理方式：它以它一以贯之的方式来应对。所有的示威都被视作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和后来的镇压的折射。最近的事件暗示党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曾差点崩溃。从那以后，对待所有群众运动和未经认可的政治想法的经典反应都是镇压——迅速且坚决地镇压。
阿拉伯人民的起义，特别是埃及的反抗在许多地方都和中国1989年的示威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针对无动于衷的政府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拥挤的人群在国家广场前搭帐篷露营，针对腐败和统治者而高呼的口号。
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国的国安机构就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并在镇压如茉莉花抗议这样的未经允许的异议行动方面颇为高效。这部分要归功于国安部门获得的天量投资上；根据中国的财政预测，在这部分所花的费用超过了军费【7】。但是其高效还因为政府有大量的机会进行实践。中国每年都有超过9万起群体性骚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的新疆穆斯林暴动在严重性上尤其引人注目。也是这些锻炼让国安在限制记者接触“敏感”区域和有选择地关闭互联网及移动电话服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虽然在今年的中东革命中，媒体与互联网在时机选择和扩散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这两者都没能获得同样的影响。象半岛电视台那样的阿拉伯地区卫星网络，根本无法抗衡北京管理的中共宣传垄断。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外国媒体圈中人发现他们对中国的接触被切断了（尤其是在北京）。当然还有中国闻名于世的互联网审查系统——在这里西方的社交网站（如脸书和推特）都被屏蔽了，很多其他的站点受到严格限制。对“茉莉花”的搜索结果也被屏蔽。（一些中国的网民发现在一则被禁播的视频中，胡锦涛唱起了一首爱国的很受欢迎的民歌，歌名就是“茉莉花”【8】。）
据报道，象Gmail这样的受欢迎的email服务受到了防火长城的干扰。总体上来说，这些行为看起来不像是短暂的限制，而是对于信息控制的更为收紧的做法。一个特别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大学宣布他们将对“有激进思想”的学生进行“会商”【9】。
更深层的困境 审查和压制媒体造成了信息匮乏，武力展示让那些可能的抗议参与人避而远之。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管不问，这场运动会扩散吗？政府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中共担心会是这样。这就引出了对强力镇压的第二种推理：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当局公开承认的要大得多。
考虑一下示威者建议提出的口号：“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和“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正义！”这些要求机会和法治的呼吁既不极端，也没有颠覆性。但是，这些却和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对变革的呼唤非常接近。
这些问题反应了中国的什么情况？一些是短期的。上涨的食品价格因为北方持续的旱情而恶化，这仅仅是高涨的通货膨胀的一个指标。通胀侵蚀了中国普通老百姓这些年来所增加的经济收入【10】。中国沿海的房屋价格飙升，远超过了收入增长的幅度（在2005年-2009年期间翻了三番还多【11】。）房地产“泡沫”尤其让男青年们烦恼，因为能找到一个好媳妇的由来已久的前提是要有一套房子。
中国的体制上的结构弱点也是一大挑战。外国报道常常把这个国家描绘成名副其实的繁荣之国，有着大量的工作机会，收入也很高。但是这种传统想法只在很少一部分人口身上有效。中国每年毕业的600万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要费尽心思才能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受训可以从事的白领服务业规模太小，无法接纳所有的毕业生。过剩的劳动力也就影响了他们的潜在收入；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群人的收入基本保持未变。奇特的对比是，没有经验的农民工在同期内的收入却翻番了【12】。
从内陆的农村转移到繁荣的沿海城市的动力是强劲的。尽管政府频繁干预，农村居民的收入只是城市居民的1/3多一些。但是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合法地向东部迁徙，因为他们必须获得合法的许可才能得到必要的入学、住房和其他重要的[城市公共]服务。即使这样，还是不断地有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政府最新的统计是，这种“流动”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2.2亿。这一统计数据既反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也反映了中国人口中严重的不平等。
在一个不均衡的社会中必有人占据顶层——中国的情况是，没有人比党员们更适合成为顶层人物了。毕竟是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拉动中国9%的GDP年增长率中，国企是一个重要因素。（新出现的创业型的中产阶级的利润则不丰厚。）但是要说既能加强权力，又削弱其合法性的利器，没有比腐败更强大的了。腐败对中国政治来说可谓司空见惯；传统的关系总是由丰厚的贿赂和回扣作为润滑剂。公然的盗用及挪用公共资金等行为耗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学者裴敏欣估计中国至少有3%的GDP被用于此【13】。（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数字相当于越南和孟加拉的经济总量相加。）中国的许多公共抗议和不满可以追溯到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特别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案例上。
对政权的新威胁 腐败、分配不均、失业和通胀都可能给中国埋下动乱的种子，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北京对茉莉花的恐惧。第三大原因更能说明问题：这种抗议运动是从根本上不同往常的。历史上来说，中国最为经常的威胁是来自于周边，和蒙古、满族、俄罗斯在中亚边境上的交战都是例证。这种趋势一致持续到如今新疆的穆斯林骚乱、西藏暴动，（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这都是由外国媒体鼓吹的煽动引起的。
阿拉伯之春和这些都不同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内部的现象：公民中对于政府的运作和代表性的不满。中共那套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保护自己的论调被埃及发生的一切否定了——毕竟埃及的生活水准在过去几年中显著提升了。但埃及人民认为这太晚了，也是不够的。
党从来还没有处理过来自于核心族群，占90%人口的汉族对其统治的挑战。毕竟上一次发生的时候是在1949年——血腥的、历时20年的内战的高潮。与之对比，天安门事件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事件，主要由身为党员们的孩子们的精英学生所主导。阿拉伯之春很大程度上是由两种人推动，一是受挫的经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国也有不少）；二是因为缺乏自主权力而感到沮丧的中产阶级。（正是中共竭力想拉拢的群体）在将近30年中，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相当简单：“让我们掌握政治权力，我们可以让你们富起来。”这一政权是否真的为了遵守承诺而提升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准？它是否能保持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不能，它所依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认为它没做的事太多了——而时机也已经错过。
而且，对中国政治来说，这也是一个敏感时刻。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在明年将下台，白热化的权力斗争在2012年的人大会之前已经上演【14】。过去的经验证明中国的领导层需要努力在社会动荡的时期保持步调一致，如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和1966-76年的文革当中表明的那样。主要的派别都觉得地位不稳，而努力想发挥影响；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个政权的行为说明它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而且也不愿修复局面。
结论
最终，中国必须学到导致苏联解体的教训：在处理当前非常困难的问题时，一味地拖延最终只会出现不可想象的结果。事实上，可供中国解决“骚乱苗头”的窗口期正在很快关闭，因为若干长期的趋势都不利于这种解决。从人口学上来说，中国的工作适龄人口在三年后就会达到峰值，然后就会下降，这会严重影响到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便宜、充足的劳动力）并减缓经济增长。中国不断减少的在职年轻人将被迫照顾越来越多的老龄父母和祖父母；从现在到2030年，超过65岁的人群数量会翻番【15】。而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意味着中国能提供的退休金或健康保险寥寥无几。当中国不断消耗自然资源、污染河流和空气的时候，环境问题也会大量出现。收入不均和腐败也不会自己消失——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它们会继续扩散到不可控制的程度。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未来已是命定的悲观结局。几十年来，中国的确挫败了许多崩溃论者们提出的预言。中国在抵御由茉莉花革命提出的挑战方面是成功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但是未来数年内严重的、正在逼近的问题意味着中国的统治者必须立刻行动，应对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否则，即使是无穷无尽的安保资源也不足以延缓这个政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
注释（略）
更深层的困境 审查和压制媒体造成了信息匮乏，武力展示让那些可能的抗议参与人避而远之。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管不问，这场运动会扩散吗？政府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中共担心会是这样。这就引出了对强力镇压的第二种推理：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当局公开承认的要大得多。
考虑一下示威者建议提出的口号：“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和“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正义！”这些要求机会和法治的呼吁既不极端，也没有颠覆性。但是，这些却和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对变革的呼唤非常接近。
这些问题反应了中国的什么情况？一些是短期的。上涨的食品价格因为北方持续的旱情而恶化，这仅仅是高涨的通货膨胀的一个指标。通胀侵蚀了中国普通老百姓这些年来所增加的经济收入【10】。中国沿海的房屋价格飙升，远超过了收入增长的幅度（在2005年-2009年期间翻了三番还多【11】。）房地产“泡沫”尤其让男青年们烦恼，因为能找到一个好媳妇的由来已久的前提是要有一套房子。
中国的体制上的结构弱点也是一大挑战。外国报道常常把这个国家描绘成名副其实的繁荣之国，有着大量的工作机会，收入也很高。但是这种传统想法只在很少一部分人口身上有效。中国每年毕业的600万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要费尽心思才能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受训可以从事的白领服务业规模太小，无法接纳所有的毕业生。过剩的劳动力也就影响了他们的潜在收入；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群人的收入基本保持未变。奇特的对比是，没有经验的农民工在同期内的收入却翻番了【12】。
从内陆的农村转移到繁荣的沿海城市的动力是强劲的。尽管政府频繁干预，农村居民的收入只是城市居民的1/3多一些。但是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合法地向东部迁徙，因为他们必须获得合法的许可才能得到必要的入学、住房和其他重要的[城市公共]服务。即使这样，还是不断地有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政府最新的统计是，这种“流动”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2.2亿。这一统计数据既反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也反映了中国人口中严重的不平等。
在一个不均衡的社会中必有人占据顶层——中国的情况是，没有人比党员们更适合成为顶层人物了。毕竟是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拉动中国9%的GDP年增长率中，国企是一个重要因素。（新出现的创业型的中产阶级的利润则不丰厚。）但是要说既能加强权力，又削弱其合法性的利器，没有比腐败更强大的了。腐败对中国政治来说可谓司空见惯；传统的关系总是由丰厚的贿赂和回扣作为润滑剂。公然的盗用及挪用公共资金等行为耗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学者裴敏欣估计中国至少有3%的GDP被用于此【13】。（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数字相当于越南和孟加拉的经济总量相加。）中国的许多公共抗议和不满可以追溯到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特别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案例上。
对政权的新威胁 腐败、分配不均、失业和通胀都可能给中国埋下动乱的种子，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北京对茉莉花的恐惧。第三大原因更能说明问题：这种抗议运动是从根本上不同往常的。历史上来说，中国最为经常的威胁是来自于周边，和蒙古、满族、俄罗斯在中亚边境上的交战都是例证。这种趋势一致持续到如今新疆的穆斯林骚乱、西藏暴动，（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这都是由外国媒体鼓吹的煽动引起的。
阿拉伯之春和这些都不同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内部的现象：公民中对于政府的运作和代表性的不满。中共那套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保护自己的论调被埃及发生的一切否定了——毕竟埃及的生活水准在过去几年中显著提升了。但埃及人民认为这太晚了，也是不够的。
党从来还没有处理过来自于核心族群，占90%人口的汉族对其统治的挑战。毕竟上一次发生的时候是在1949年——血腥的、历时20年的内战的高潮。与之对比，天安门事件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事件，主要由身为党员们的孩子们的精英学生所主导。阿拉伯之春很大程度上是由两种人推动，一是受挫的经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国也有不少）；二是因为缺乏自主权力而感到沮丧的中产阶级。（正是中共竭力想拉拢的群体）在将近30年中，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相当简单：“让我们掌握政治权力，我们可以让你们富起来。”这一政权是否真的为了遵守承诺而提升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准？它是否能保持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不能，它所依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认为它没做的事太多了——而时机也已经错过。
而且，对中国政治来说，这也是一个敏感时刻。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在明年将下台，白热化的权力斗争在2012年的人大会之前已经上演【14】。过去的经验证明中国的领导层需要努力在社会动荡的时期保持步调一致，如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和1966-76年的文革当中表明的那样。主要的派别都觉得地位不稳，而努力想发挥影响；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个政权的行为说明它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而且也不愿修复局面。
结论
最终，中国必须学到导致苏联解体的教训：在处理当前非常困难的问题时，一味地拖延最终只会出现不可想象的结果。事实上，可供中国解决“骚乱苗头”的窗口期正在很快关闭，因为若干长期的趋势都不利于这种解决。从人口学上来说，中国的工作适龄人口在三年后就会达到峰值，然后就会下降，这会严重影响到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便宜、充足的劳动力）并减缓经济增长。中国不断减少的在职年轻人将被迫照顾越来越多的老龄父母和祖父母；从现在到2030年，超过65岁的人群数量会翻番【15】。而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意味着中国能提供的退休金或健康保险寥寥无几。当中国不断消耗自然资源、污染河流和空气的时候，环境问题也会大量出现。收入不均和腐败也不会自己消失——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它们会继续扩散到不可控制的程度。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未来已是命定的悲观结局。几十年来，中国的确挫败了许多崩溃论者们提出的预言。中国在抵御由茉莉花革命提出的挑战方面是成功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但是未来数年内严重的、正在逼近的问题意味着中国的统治者必须立刻行动，应对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否则，即使是无穷无尽的安保资源也不足以延缓这个政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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