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處令人驚嘆的古代地下建築

從古老的水池和供水系統，到神秘的洞穴、地下墓穴、地下寺廟、甚至是整個的地下城市，人類的祖先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和嘆為觀止的地下建築。這裡，我們介紹10處不可思議的地下古代遺址。

1.土耳其的地下宮殿（Basilica Cistern）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下方，有數以百計的古代水庫，是過去的居民用來儲水的地方，其中最大的是被稱為「地下宮殿」的水庫。它位於著名的聖索菲亞大教堂（Haghia Sophia）西南僅150米處，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在公元532年建成。地下宮殿長138米，寬64.6米，佔地近1000平方米，可容納多達8萬立方米的水。這是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工程，它的結構包括336個大理石支撐柱。據說，大多數石柱是當時的拜占庭帝國從各地的舊建築物上拆下來的，聖索非亞大教堂的建造也用到了這些材料。

土耳其的地下宮殿（Basilica Cistern）是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工程。（維基百科）

http://www.epochtimes.com.tw/n95016

那个万恶的“西方”到底是什么？

牛军：那个万恶的“西方”到底是什么？

墙外仙 (墙外楼) 

“西方”——一个有用的敌人 曾几何时，“西方”成了媒体上有关政治外交类报道评论中风靡的贬义词，就跟“敌人”差不多了。大牌媒体上赫然的“西方掀反华舆论狂潮”一类标题；网络上“西媒”、“西奴”不绝于版；电视台亮丽的主播们提到“西方国家”、“西方媒体”经常都蹙着眉头，虽然脸上脂粉就是“西方”品牌。“阿拉伯之春”兴起后，“西方”在媒体中更加不堪。上月初在安理会就叙利亚提案投了否决票那阵子，媒体上铺天盖地地谴责“西方”要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有资深学者或将反“西方”干涉作为政府支持投否决票的根据，或者将持不同看法者归之于倾向“西方”，在专业分析中，用“明目张胆”、“鼓吹”一类词汇形容“西方”的言行也习以为常。

这些语汇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西化、分化”警钟混响回荡，给人以同仇敌忾的感觉。 这种炙热的气氛十分诡异，似乎如临大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首先就是在一片反“西方”声中，发音者从来没有清楚地告诉听众，那个万恶的“西方”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是美英法等一些欧美国家吗？似是而非。他们中哪个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中国领导人见了那几个国家的哪位领导人不是握手言欢，呼朋唤友的，还宣布要进一步密切关系。这都是在用“革命的两手”对付他们吗？恐怕不敢如此说，谁都知道“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道理。那么“西方”是一种“势力”？一种政治方向？一伙人？一个或一堆组织？恐怕也回答不清楚。 回溯历史，“西方”这个词1... 更多 »

雷锋解禁照 看了让你长见识

作者： 卜荣华

大名鼎鼎的雷锋，本名雷正兴，从小是个孤儿，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于时尚的憧憬和追求。

说雷锋是个赶时髦的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择业、生活。

一、择业

雷锋由于上学晚，所以小学毕业时就接近了就业年龄。雷锋先后有过三大择业愿景，在当时都是既时尚又实惠的职业，最终都梦想成真了：

1、小学毕业的雷锋，托门路找熟人把自己推荐给了望城县的县委书记，在机关门卫工作，编制县机关公务员，月收入达到三十多块钱。

图片是1956年10月，雷锋和县委机关部分同志的合影，右一为雷锋

2、随着端有铁饭碗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到了1958年秋天，雷锋又跑去鞍钢当上了工人，月收入将近四十块钱；没想到中国人民的梦寐以求的好事情怎么都让雷锋一个人遇上了？

（1959年初，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当教师时的留影）

3、60年代前后，军人不再是个危险职业，也变得比任何一个职业都时髦，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雷锋非但如愿以偿，而且成了陆军里最实惠最风光的汽车驾驶兵！

关于雷锋的这张照片在文革中是被作为反动照片禁止张贴的，为此我曾经发表过一篇《一张暗藏蒋介石头像的雷锋像》，就是指的这张照片，全文如下：

1966年文革爆发后首先是破四旧，红卫兵成群结队挨家挨户的搜查四旧物品，有一天，几个红卫兵闯进我家，先是寻找各种书籍，然后把墙上张贴的许多年画全部撕下来，当他们正在撕一张雷锋当汽车兵时的照片画像时，我感到奇怪：“怎么连雷锋像也成了四旧了？”，一个红卫兵指着画像说：“你还不知道吧？这个雷锋像里暗藏有蒋介石的头像！你如果不相信那就让你看看就知道了！”，说着话就把那张雷锋像旋转180度放在太阳光下让我仔细观看，在那位红卫兵的指点下，我果然从画像中的汽车头上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蒋介石的头像，什么鼻子、眼睛、眉毛、耳朵一一俱在，即使到了几十年后的现在，如果把那张雷锋的画像照样旋转180度，然后放在太阳光下仔细观看，仍然能清清楚楚的看到蒋介石的头像。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雷锋虽然出生于农村，但他唯一没有正式选择和从事过的职业，
就是“无工资、无医保、无养老金”的中国农民。

二、生活

了解雷锋后你会发现，雷锋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子，非但注重打扮、懂得享受，更懂得追求时髦。

1、雷锋爱搞发型：那时圆圆脸的雷锋在自己的额头留下了长长的流海，显得很时尚，带帽子的时候，为了不把流海被帽子压得变型，他总是要把帽檐翘得高高的，非常惹眼。

2、雷锋爱下舞厅：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决裂，中国不少东西都学苏联，跳舞就是其中的业余活动。雷锋工作单位鞍钢有个总厂俱乐部，尽管雷锋个子矮，但“慢三”、“快四”等旋律的舞姿都很标准，很多女青年都愿意和他跳舞；

3、雷锋戴名表：沉阳军区雷锋纪念馆陈列有雷锋曾戴过的瑞士名表“英纳格”，工作人员说，新增加的这幅照片上雷锋戴的就是这块手表。

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如果能够拥有一块上海产的“上海牌、宝石花牌”的手表，不亚于现在拥有一辆家庭轿车！更何况雷锋一出手购置的就是世界名表。

4、雷锋爱穿时装：1959年新年前的一个休息日，雷锋来鞍钢后第一次进城，就为自己添置了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等全套高档行头，把自己装扮一新。

其中天津公私合营华光皮件厂出品的“光荣花”牌皮夹克，定价竟然高达44元人民币！别说50年代，就算到了90年代初，皮夹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都是奢侈品。

毛料裤在当年往往是普通百姓为结婚而添置的行头；至于皮鞋，对那个年头来讲同样是奢侈品。

5、雷锋爱美容：80年代前，中国妇女的美容护肤产品基本就是蛤蜊油，雷锋非但不甘心落后于妇女同志，更使用的是名牌雪花膏，牌子是大名鼎鼎的“友谊牌”。

当年的“友谊牌”雪花膏的知名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欧莱雅和SK-II。

6、姐弟恋：雷锋的初恋女友叫王佩玲，1958年他们搞拍拖的时候，雷锋稚气未脱，才18岁，而王佩玲20岁，比雷锋大2岁，属于“姐弟恋”。

年轻时代的王佩玲

人到中年的王佩玲

7、雷锋爱拍照：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拍照留影，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可是雷锋在其短短的一生中，仅仅有桉可查的照片就高达三百多张！这是不是达到全中国乃至世界之最？而且他对于拍照留影是很讲究的，擅长使用各种道具：手握一卷图纸啦、把白衬衫领子翻到外衣领口外啦、胸口插一支钢笔啦、时髦拎包啦、骑摩托车啦等等。

50年代的雷锋居然会骑摩托车？

雷锋当年的穿着和几十年后的今天差不多，哪里有一点艰苦朴素的影子。

到了部队，最爱赶时髦的雷锋非但保持了这个习惯，更是与时俱进了：手榴弹啦、步枪啦、甚至洗脸盆等等，都成了他的拍照道具。

雷锋在部队里最常用的道具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毛泽东选集》，让摄影记者从各种角度拍下了各种“学习毛选的造型”。

雷锋招呼自己班里的战友围着自己摆造型。

和战友合影摆造型

雷锋和战友合影摆造型

雷锋又挤进驾驶室里摆造型（很佩服那个拿相机的人），按照一般生活常识，任何书都不是两个人抱着一块看的。

这张照片最最雷人！雷锋在大天白竟然借来个手电筒，装模作样摆出“熄灯后，在被子里面刻苦学习毛选”的造型！

单独摆造型、装模作样摆表情，看这些味同嚼蜡的东西比看文学名着还津津有味。另外，在文革中出版的雷锋日记中说，雷锋早在1960年就开始批判封资修的黑货色了，他痛斥戏剧《白蛇传》是牛鬼蛇神群妖乱舞。

雷锋手上戴着“英纳格”国际名牌手表却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夸张道具——一双千针万线、补了又补的烂袜子。

最后几张照片让大家恍然大悟：

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留的是照片。说明雷锋有专门为他一个人服务的摄影记者。

雷锋当辅导员的造型照片

雷锋新年放假不休息，每天捡600斤大粪，宣传雷锋有点顾头不顾尾，此照片只能极其愚蠢的说明雷锋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实在太差劲了，就像一座大茅坑一样！

雷锋正在为战友洗被子的造型照片

雷锋正在为战友缝被子的造型照片，姿势是多么的标准

在部队里，为雷锋生前拍下这些照片的，是当年沉阳军区的宣传干事张峻。

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留的是照片。说明雷锋做这些好事的时候，屁股后面专门跟着一名摄影记者。

吃這4類隔夜菜 等於吃毒藥

久置及隔夜的菜餚會使食物中的有毒成分增加。而導致食物中有毒成分增加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為食物中的化學物質產生了致癌物，如亞硝酸鹽，即使加熱也不能去除。另一個原因是在放置時受到了外來細菌的二次污染。

原油洩漏 中國蘭州自來水苯超標20倍

現在的科學研究結果認為，所有的植物中都含有硝酸鹽和亞硝酸鹽，硝酸鹽無毒，而亞硝酸鹽如果大量進入人體的話，可能轉化成亞硝胺，從而對人體產生致癌作用。

最近，關於「隔夜菜致癌」的說法被炒得沸沸揚揚。通常莖葉類蔬菜硝酸鹽含量最高，瓜類蔬菜稍低，根莖類和花菜類居中。螃蟹、魚類、蝦類等海鮮，隔夜後會產生蛋白質降解物，損傷肝、腎功能。

「隔夜菜」並不單指放了一夜的菜，放置時間超過8—10個小時，就應該算隔夜了。以下幾種菜久置尤其有害。

綠葉菜隔夜最危險

通常莖葉類蔬菜硝酸鹽含量最高，瓜類蔬菜稍低，根莖類和花菜類居中。因此，如果同時購買了大量蔬菜，應該先吃葉菜類的，比如大白菜

隔夜海鮮損肝腎

螃蟹、魚類、蝦類等海鮮，隔夜後會產生蛋白質降解物，損傷肝、腎功能。如果實在買多了，可以把生海鮮用保鮮袋或保鮮盒裝好，放入冰箱冷凍，下次再烹調。

半熟蛋易致病

很多人都愛吃蛋黃軟軟的半熟蛋，可是這種蛋殺菌不徹底，再加上雞蛋營養豐富，格外容易滋生細菌，食用後會發生危險。如果蛋已熟透，而且低溫密封保存得當，隔夜再吃是沒有問題的。

銀耳蘑菇要當心

不論是野生的還是人工栽培的銀耳、蘑菇等，都容易殘留很多硝酸鹽。如果放的時間實在有點久，就只能忍痛扔掉。

湯別放金屬器皿裏。熬湯費時費力，人們往往熬一大鍋，一連吃好幾天。剩湯如果長時間盛在鋁鍋、鐵鍋內，會析出對人體有害的物質。存湯的最好辦法是，湯裏不要放鹽之類的調味料，煮好湯用乾淨的勺子盛出當天要喝的，喝不完的，最好是用瓦鍋或保鮮盒存放在冰箱裏。

三個「黨和國家領導人」退黨內幕

因歷史潮流而動，中共內部已經有高官要求退黨，包括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和中共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大紀元合成圖）

《九評共產黨》揭露共產黨的歷史和邪惡本質，九年來民眾紛紛覺醒，1億5000萬人匯成的三退（退黨、退團、退隊）大潮正洶湧，中共解體已無懸念。

此前中共內部也早有高官要求退黨，包括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和中共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
文 _ 古春秋

趙紫陽要求退黨 逝世逢退黨大潮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2005年1月17日病逝，中共官方除低調發了一則簡短消息外，大陸媒體一律噤聲。

趙紫陽逝世前兩個月，2004年11月《九評共產黨》雄文橫空出世，開始引發「三退」大潮。此前，有消息稱趙紫陽生前要求退出中共。對趙紫陽的逝世，中共恐懼異常，如臨大敵，消息人士透露，中共軍隊受命做好戰備，甚至被下令坐在發動的汽車裡待命。

據海外中文媒體《看中國》報導，據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兩次向當時黨、政、軍三權在握的江澤民遞交退黨申請書，而江澤民對這位軟禁中的前任(中共)總書記未作一個字的答覆。

有報導稱，趙紫陽在軟禁期間，口述了不少歷史真相，並對中共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他生前兩次遞交退黨申請，儘管沒有得到回覆，但從其公開退黨那一天開始，他在精神上顯然遠離了這個黨。

華國鋒生前退黨
據香港《動向》雜誌2003年3月號報導，2002年中共16大前夕，華國鋒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復自己的身世，隨生父毛澤東改姓毛。中共中組部未批准這個請求，但批准他返回出生地湖南省湘潭養老。

毛澤東20年代在湖南搞農民運動時，與一個姓姚的山西太原籍女子發生了婚外戀，生下華國鋒。

報導說，華國鋒在毛澤東的眷顧下仕途一路順風，由湖南湘潭縣委書記、省委文教部長、統戰部長、省委第一書記，升為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

據中共官方有關資料記載，1976年，毛澤東臨終前指定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為接班人，並授華「你辦事，我放心」的親筆手書。毛去世後，這一「最高指示」在全中國範圍家喻戶曉。

鮮為人知的是，華國鋒從2001年開始多次要求退黨，胡錦濤為此特別開會。


早在2001年11月，香港月刊《爭鳴》報導，時任中央委員的華國鋒沒有出席在9月中旬舉行的中共六中全會，不久又提出了退黨申請。

2005年，又有多家媒體相繼報導：華國鋒以中共背叛農民和工人正當權益、中共代表貪官利益、代表資本家利益為由向胡錦濤提出退黨。還有媒體報導說，追隨華國鋒一起提交退黨報告的還有：原華國鋒辦公室主任、華的老警衛員、華國鋒的機要祕書、華的專職司機。這實際上是一個黨支部的集體退黨。

此外，在公開場合，中共官方對華國鋒退黨一事諱莫如深，也不敢公開否認。2001年11月6日，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一名日本記者向中共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朱邦造提問：「華國鋒是否要求退黨？」朱邦造顧左右而言它：「這個問題不是我回答的範圍，以後不要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問這種問題。」當時有媒體分析說，朱邦造的躲閃正說明這一事件不是捕風捉影。

 加入中共 榮毅仁後悔 決意退黨

據香港《動向》雜誌2005年11月號披露，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生前四次申請加入中共，入黨後又三次要求退黨，臨終遺言稱脫離人民的黨沒有希望。

榮毅仁的中共黨員身分，生前從未公開。

榮毅仁2005年10月26日去世。在中共官方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榮毅仁遺體上覆蓋著二號大的中共黨旗，等同政治局常委一級。中共等級森嚴，死人也講級別。1986年中共為丁玲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時，丁玲的家屬曾要求在丁玲的遺體上覆蓋黨旗，被中央書記處駁回了，因為她只是副部級。

榮毅仁加入中共，一共申請了四次。

前三次中共都以其在中共黨外身分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為理由，沒有批准。文革結束後，榮毅仁經常慶幸自己沒有加入中共，如當年入了黨，在文革中就成了走資派、階級異己分子、美國特務，三料的反動分子，必死無疑。

1985年4月，榮毅仁第四次申請入黨，獲得通過。

然而，榮毅仁入黨後，又三次要求退黨，第一次退黨與「六四」有關。

第二次要求退黨是與江澤民發生齟齬，1996年，榮毅仁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一次以副主席身分列席中央政治局生活會議，在會上對中共的腐敗提出了尖銳批評，令江澤民很不滿，榮提出退黨。

2000年6月，榮毅仁再與江發生齟齬，第三次要求退黨。

榮毅仁於2005年10月19日上午，在彌留之際口述了一份遺言說，一個喪失信念的政黨，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黨，一個脫離廣大人民的政黨，一個追逐金錢利益的政黨，是沒有希望的。◇

墙外仙：中国富人已经逃离房地产

2014年6月15日 墙外仙

在中国，在深圳、北京和上海这三大媒体担任过房地产的总经理只有我一人。在深圳的时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98年，当时我只是一个广告业务员，龙岗中心城新亚洲花园那时还在挖坑，围墙外都是广告，售楼处也是简易的。随后，我用一个通宵的时间写了7000多字，拍了几幅照片，拼成一版广告并打出大样，当天下午就送到售楼处营销总监，总监看完后，立马送给总裁张峻，半小时后张峻约见我，第一句话就是：龙岗报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你的这篇文章绝对值5万。

那个时候5万相当于现在的30万。当时龙岗报的广告最多值1万，黑白版只值5000元。这是我在深圳立足的第一篇地产文章。随后，我在深圳的影响越来越大，基本是和半球一起同时注册马甲，为深圳的新移民们在网上提供买房指导。那个时候，深圳的房子都不好卖，开发商很需要我们这些剑客，深圳新移民买房子不会找市长而会找我们。

名声越来越大，深圳第三大报纸《深圳晚报》邀请我出任副总经理全权处理地产广告，而我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走马上任。深圳房地产的大事从此以后与我结下不解之缘。第一次取代深圳特区报成为春交会的主办媒体是我争取的，第一部《深圳房典》是我主编的，第一个温州购房团是我组织的，第一个山西煤老板购房团也是我策划的。我在深圳风生水起，那些五毛们说我十年唱空楼市完全是见鬼的事。

2005年，深圳各大媒体的分管房地产的副总经理5人，媒体房地产骨干10余人，不约而同的奔赴北京和上海，我先担任《京华时报》副总经理，分管房地产广告，一年起色完全不同；2006年被高薪聘任到《北京晚报》担任执行总经理分管房地产广告，出色的完成北京晚报的房地产的改版和团队建设，业绩开始飙升。2007年老板把我派往上海，组建新浪华东房产频道，现在新浪乐居的上海实际上我才是创始人，正在我对长三角的主要城市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京疯狂的扩张的时候，老板王侯跑路了，他跑路之前，让我把奥迪A8的车给送回上海，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消息，因为我一心一意旨在干活，把车送回后，公司的写字楼没几天就关门了。直到2009年我还在从事房地产的媒体广告，这个时候，结识了曹建海、时寒冰，一切逆转。

2009年央行大印钞后我和建海的誓言。

当时，2010年北京房价暴涨，一个看了曹建海的《向高房价宣战》这本书没有买房子的人，到西单去买下曹建海所有剩下的书，哼哧哼哧的搬到天安门广场，从事先准备的包里取出一罐汽油泼在书上，熊熊燃烧。这件事是光耀千秋，还是奇耻大辱，等着历史最后的结论。事后，我问过建海，他告诉我有烧书的事，不知在哪里烧的。那段时间，建海很郁闷，那次他来上海，晚上八点多钟吃完饭，我们两人在淮海路上散步，除了谈房地产，也谈到很多宏观经济上的问题。

建海对我说，现在房地产的钱都是黑钱不能赚的。建海讲的黑钱的概念是这样的，银行贷款只要发改委的批文，完全都是无抵押贷款，在2009年一年就发了13万亿，这些钱完全无人负责，这些钱经过地方政府层层转包真正到工程上不到35%，65%都会被地方官员私分，这就是黑钱。当年在深圳搞房地产时，我只听说过热钱，因为在广州、深圳有人在研究在香港、澳门的过境资金和全球走私资金，我只是耳闻有热钱一说，没听说有人在研究黑钱。这样，黑钱、热钱就引发我的关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研究一个更大的货币——美元。这晚三点多钟和建海分手，他告诉我所有涉及黑钱的事都不要沾手，中国迟早会出大事，房地产会成为洗钱的工具。建海的话促使我辞去了我最后一个媒体房地产职业经理人的职务，并全力从事研究房地产和国际金融。我曾经在博客上说，在中国有懂房地产的，也有懂国际金融的，但同时在研究房地产和国际金融的只有我一人。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关注中国财经的人，我的热度最高，也证明了我的国际金融研究得到全球财经界的认可。如此也就够了。

前面只是交代一下背景，现在转为正式研究。

先来说说现在的上海楼市：五万左右的房子基本无人问津。五万左右的房子大多集中在内环，属于中高端住宅，一套1000万元左右。上海大约有70%的富人已经在这五年之内陆续移民和准备移民，还有一小部分富人大多已经有豪宅，现在的房子除非每年涨20%才有投资的价值，否则，1000多万这是扔进房子上毫无意义，再加上李嘉诚以低于市价35%抛售住宅众人皆知，再买房产不是傻瓜就是疯子的心里占据上风。我到过三个内环里五万左右的项目，一个项目的四期原准备在五一节开盘，并提前20天举办上海市郁金香文化节揽客，苏州河两边布满郁金香，到了五一节，开盘的影子都不见了，内部的人告诉我，原本花点钱准备揽客50人就开盘，后来连五个都没有，所以，无法开盘。据说开盘的时间推到5月29日，5月29日我又赶到售楼处，一个人也没有看见。其他两个楼盘，一个打着学区房概念，一个打着投资的概念，奇怪的是，这两个楼盘新盘价格都在5万左右，但是，二手房有的只卖3.7万3.8万，网上比比皆是，而且，有的挂牌很久也无成交。打投资概念的楼盘3期和4期，去化率仅仅只有30%，没有三五年根本卖不完。上海外环2万左右的楼盘有一定的成交，我去过嘉定和青浦，我的眼睛可以一下看出炒房客还是真正的买楼人，可以说是炒房客大大减少，比例大约还占到40%以上，不像去年一个楼盘搞活动，80%以上是炒房客，所谓一日光都是炒房客的介入才造就的。

目前的情况是，富人已经退出房地产，炒房客在盼望最后的接棒人，刚需正在枯竭。北京深圳和上海大致相同。开发商又在做金九银十的美梦，可能会迎来当头棒喝。因为，美联储在9月可能面临QE的全面推出，美元会大量出逃，究竟出逃多少，看看人民币跌多少就知道了。尽管央行一直在护盘，如果美元流出数额巨大，央行最终会放弃护盘。

12项中国让人诧异的事实

记者俞建新编译报导 中国辽阔的国土和巨大的人口意味着中国需要生产大量的食物和消耗巨大的资源。经多方收集，《商业内幕》近期汇整了以下12项有关中国的有趣事实与统计数据：

中国一年要用掉800亿双一次性筷子。一双一次性筷子宽1厘米、厚0.5厘米、长20厘米，将所有的筷子排在一起，可覆盖天安门广场360次。图为长春一位商贩在卖一次性筷子。（Getty Images）

1、每年砍树2千万棵做筷子

中国一年要用掉800亿双一次性筷子。一双一次性筷子宽1厘米、厚0.5厘米、长20厘米，将所有的筷子排在一起，可覆盖天安门广场360次。用于制作筷子的树都大约生长了20年。

2、铁路线可绕地球两周

中国处在运营中的铁路总长度为9.3万公里，而地球的周长只有4.0075公里。

3、煤炭储量约5.75亿条蓝鲸重

中国的煤炭储量为1,150亿吨，居世界第三，而世界上活着的最大动物蓝鲸，据信一条重达200吨以上。中国的煤炭生产占全球的46%，但消耗却占全球49%。

4、每年吸烟死亡100万人

这一数字超过了塞浦路斯的总人口（约86.5万）。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50年，吸烟每年将造成300万中国人死亡。

5、天然气储量约12.4亿个奥会标准游池

中国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达109.3万亿立方英尺，为世界第十三位，而一个标准奥林匹克游泳池的容量据报为8.8万立方英尺。

6、方便面年消耗量让阿尔及利亚百姓吃一年

中国2011年共消耗425亿包方便面，而阿尔及利亚全国人口只有387万人。

7、一年吃掉约5200个埃菲尔铁塔的猪肉

中国2011年消耗了5,160万吨猪肉，2012年5,200万吨，而埃菲尔铁塔据报重1万吨。

8、3,000多万人住窑洞

许多中国的穴居者都生活在陕西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陕西省，居住在窑洞中。

9、每年约80亿双袜子由袜都生产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一年生产80亿双袜子，这相当于2011年地球上每个人拥有约两双袜子。

10、自杀率是美国的两倍多

中国每10万人有约22.2人自杀死亡，而美国�有10.3人。

11、面积与美国相当，但只有一个时区

北京标准时间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时区。中国曾经拥有5个时区，但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改为一个时区，这意味着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太阳要到早上10时才能升起。

12、世界上一半的猪在中国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者，因此，中国饲养的猪有4.75亿头（占世界一半）并不为奇。

叶剑英家族大动作 养女纽约时报抛六四“炸弹”

叶剑英家族大动作 养女纽约时报抛六四“炸弹” - 禁书网

中共内部在对待六四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不同的声音。近日，叶剑英养女、著名作家、支持八九六四的戴晴亦通过纽约时报刊文披露六四事件前后高层内幕以及血腥镇压残酷场面等重料，在六四25周年之际又投下“炸弹”。而其叶剑英养女的身份，更是引发外界的猜测。
叶剑英养女戴晴在纽时罕见发文披露六四内幕
6月4日，戴晴在《纽约时报》刊登文章《备忘“六四”》，以逐日记录的方式，叙述了“六四”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并加以解释和分析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戴晴的观点是邓小平、李鹏应该对六四开枪镇压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同时她也提及了部分江泽民在此事件中的作用。
文中披露， 当时不能触动邓小平底线的有两条，一是中共高层和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邓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
文中还披露了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分裂。对于邓小平调动军队入京戒严的建议，当时的政治局中出现了中共前所未有的分裂：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
其后在军队具体的调度过程中，军方又出现了大幅分裂：军队中张爱萍、萧克等八位上将联名给戒严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发信，不同意军队进城等。
文章还描述了一些邓小平参加胡耀邦葬礼愤愤不平的细节。
文中还对六四血腥场面进行了描述，“死者与伤者堆积”，“在六部口，有坦克追着撤离人群的一路碾压……”“那天晚上的伤亡数字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都有，从几百到几千……天安门母亲核实的数字已经有200多人。”
文中也点出江泽民在六四中的两个细节。5月30日，江泽民突然接到中办紧急通知：下午抵京。化了妆的江泽民下飞机之后即依照杨尚昆安排，会见陈云、李先念。31日被安排见邓小平；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由江泽民主持起草的发表。
戴晴原名傅小庆、傅凝，生于四川重庆，1944年其父傅大庆遭日本宪兵队逮捕杀害后，戴晴一直由叶剑英收养。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戴晴因为支持异议人士在同年7月14日被捕并在秦城监狱关押。她于次年1月21日被释放后，又被监视居住了三个月。 
叶家、胡家与习家关系密切
叶家与习家是两代交好。叶剑英和习仲勋都是中共元老，两人最早在延安相识。中共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曾看好习仲勋是主政广东最合适的人选。叶剑英也对习仲勋给予很多支持。
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也是习仲勋下属，上下属加之两代交情，两家族往来密切。1979年习近平清华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毕业后，曾参军，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秘书，这背后牵线搭桥的就有叶家的因素在里面。
胡耀邦家族与习家也是关系密切，习仲勋由于支持胡耀邦的改革，是当时唯一一个公开站出来为胡耀邦鸣冤的人。
在目前习江斗之中，叶家与胡家都出面支持习近平。2012年9月，习近平在“18大”前“背伤”神秘失踪二周期间，胡耀邦的另一个儿子胡德平曾透过朋友转告路透社，习近平称“与薄熙来不是好朋友”、“将司法审理薄案”、习将继续改革等，这在当时有力地帮助了习近平稳定局势，事后，这些消息都一一获得证实。
这次叶剑英的养女在《纽时》发表六四文章，引发外界对习近平六四问题上的态度的猜测。
习近平胡锦涛在六四问题上与江泽民严重对立
5月4日，习近平到北京大学访问时，探访了北大87岁的著名哲学教授汤一介，汤曾在1989年民运期间和其他学者联署，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
另外，4月，已经退下的胡锦涛在湖南参观了胡耀邦故居和陈列馆，并且向胡耀邦像鞠躬，引起外界关注。有评论认为，胡习的动作表明他们并不认同对“六.四”学生的镇压。
作为六四事件最大受益者江泽民来说，他也因为镇压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而成为六四镇压的元凶之一。当时，江通过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开镇压的先河，同时江曾从上海写密信给邓小平，支持武力镇压，称六四学运是“亡党亡国”。江泽民上台之后，更是对六四参与者进行清算，不许为六四翻案。
在习江斗激烈进行中，江泽民正在被习近平摆上台，江泽民近期频繁露面被大陆媒体封杀，连普京会也是被习安排，江泽民罕见成为“哑巴”。同时江卖国丑闻被再曝光。
因为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遭到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和江泽民集团的联手杀害，江泽民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不言自明。

二闲堂：梅娘

作者：比干


连续几天的绵绵细雨，到了今天，终于放晴。午饭过后，我沿着家门口的那条小马路，缓缓地来到这家“万叶书屋”。

解放前的上海，好象有一家“万叶书店”，出版了不少相关音乐的图书，不知道和现在的这家书屋有什么联系。书屋里人不多，也难怪。下午两点多钟，这个时候的人们要么在上班，要么在上学，又有几个人能象我这么百无聊赖？

这时，一个人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梅娘”，多么熟悉而又遥远的名字啊。在我的印象中，梅娘有三个。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红透文坛，有“南张北梅”之誉的孙嘉瑞，梅娘是她的笔名，而那个“南张”指的就是张爱玲；另两个梅娘，都是虚构的人物，一个出现在一九三五年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之中，聂耳包办了这部话剧的所有配乐，其中包括了那首广为传唱的《梅娘曲》；还有一个是电影《梅娘曲》中的人物。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很多来男风的朋友都发现，这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迷恋着张爱玲，他们毫不疲倦地的谈着张爱玲的种种往事，为她的一生唏嘘感慨。同样因为张爱玲，他们也有时会提及苏青。可好象很少有人想起梅娘，想起这个当年在北平风云一时、才华横溢，而今已年过八旬、孓然一人生活在北京的女子。

同张爱玲一样，梅娘也是从少年时代就显露了她的文学才华。她原名孙嘉瑞，生于一九二Ｏ年。在她十六岁高中刚刚毕业的时候，处女作《小姐集》即由益智书店出，从此，她以孙敏子、梅娘、芳子、莲江等笔名连续发表作品。

一九四二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表明，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是众望所归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那时起，“南玲北梅”一说，便不胫而走。

梅娘的写作生涯相当漫长，跨越了建国前后两个阶段，但是同张爱玲一样，她的主要作品都产生于二十五岁前，在沦陷区发表。而且，她的作品的风格和题材与张爱玲也颇有几分相似。梅娘的作品以散文的风格注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字里行间流露着女性的纤弱与敏感。她侧重于心理分析、气氛渲染，并不过分追求情节，或许这也是她的特色。

梅娘的出身非常悲惨，因为他的父亲是在结婚后，到现在属于俄罗斯的海参崴做生意时，遇到梅娘的母亲的。虽然他的父亲把她们母女带回家中，但她父亲的原配妻子并不能容忍。几年后，他父亲又为生意之事在外奔波时，梅娘的生母终于被逐出家门，不久即含恨而死。孙嘉瑞之所以选用梅娘作为自己的笔名，就是因为它与“没娘”二字谐音。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在东北实业界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九·一八”之后，日本人曾逼他出任伪满中央银行总裁，他执意不肯就范，从此便深居简出。后来，他曾与一位梅娘唤作“七叔”、名叫张鸿鹄的“刎颈交”，还有一位梅娘唤做“穆叔”的日本友人一起，秘密筹资，买进粮食、衣物和枪枝、弹药，再设法运进长白山，支援抗日义勇军马占山……不久，孙志远抑郁成疾，年仅四十二岁就撒手人寰。待梅娘从深重的伤感中渐次平复，“七叔”张鸿鹄等人就安排她东渡留学。这位张鸿鹄是周恩来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周恩来的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最初便是书赠给他的。

梅娘十八岁那年留学日本。她在日本神户女子大学特地选了一门无须投入太多精力的学科－－“家政”。平日她极少出游，一有空闲便躲在一间窄小的木结构的居室里阅读或是写作。这期间，梅娘时常出入于东京“内山书店”，从那里选购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朱光潜、邹韬奋和萧军、萧红的作品。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大约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梅娘写成了那后来被公认为她的代表作的三部小说。因为它们分别以《蚌》（又名《一个蚌》）、《鱼》、《蟹》命名，所以，被习惯地称为“水族系列”小说。

梅娘曾说：“我们当时处境是那么难，之所以想要写，并不是想当作家。出发点是：社会那么黑暗，对女性是那么不公平，应该打破那种现状。”对此，梅娘还曾形象地说：“我只是长夜中的一只萤，虽只有点点微光，那毕竟是光。这就是我，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三十年代末，梅娘在东京“内山书店”结识了在那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柳龙光是北京人，原是辅仁大学学生，当时在早稻田大学经济系读书。他们志趣相投，成为爱侣。

一九四二年，他们回到北平定居。此后，梅娘曾担任《妇女杂志》编辑，还曾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实报》主持过专栏，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创作与翻译。一九四三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蟹》，这一时期的译著主要是石川达三的长篇巨作《母系家族》。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柳龙光、梅娘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同由北平经上海赴台湾。行前，柳龙光曾接受当时主持中共北方局城工部工作的刘仁的一项重托：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某率部起义。抵台后，为了争取乌某起义，柳龙光再次赴上海，不久，由沪返台时，所乘的轮船“太平号”在舟山附近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遇难时年仅三十岁。那时，梅娘不过二十八岁，身边带着两个小女儿，腹中还孕育着胎儿……

从最初的悲痛中镇定下来，首要的是确定下一步的行止。她决定返回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担任过中学教师。北京市负责人刘仁曾安排梅娘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活动。一九五三年，梅娘正式调入国家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电影制片厂（现改为“中国农业影视中心”）担任编剧。

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进了地处昌平县的一处劳改农场。因无人照料，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了救济院，不久，因病夭折。家中只有还在读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无知的弟弟，靠少量的奖学金和变卖家具、衣物等勉强度日……

一九六一年，梅娘从劳改农场回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早上去街道“劳动服务站”等待分配工作，还曾经到别人家里当过女佣。“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遭到抄家、管制，进了“黑帮劳改大队”，挖“人防工事”。从北京东四一条到十二条，几乎所有的“人防工事”工地都留下了梅娘的足迹……她的儿子因染上肝炎，治疗不及时，于一九七二年死去。

一九七八年梅娘获得平反，回"农影"工作。一九九四年，梅娘前往美洲探望女儿柳青一家。与亲人们团聚了一年半之后，她又一个人回到北京。

张中行在为《梅娘小说散文集》作序时曾说，使他不禁感到惊讶的，是梅娘当年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他进而写道：“我一向认为，走文学之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

但梅娘对自己以往的作品却并不满意。她说：“我只觉得很不够，写得一般般，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泡沫。”

一九三五年，田汉创作了一部结合当时时事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故事讲述了侨剧南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后，抱着满腔救国热情，回国抗日。高维汉在“一·二八”战争中身受重伤，脑神经因强烈震动以致记忆全失，但仍高呼前进杀敌的口号。全剧除抗日救亡这条主线外，高维汉与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虽然，梅娘在剧本中出现的场面不多，但她在高维汉的病榻之前，深深呼唤自己所深爱的恋人，并深情地唱出一首《梅娘曲》，至今仍回荡在许多人的心中。当年出演这部话剧的也是当年在上海滩头风云一时的影视明星：白杨、金焰、袁牧之等人都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电影《梅娘曲》张爱玲当年倒也曾在她的文章中提起过。在她那本《都市的人生》中，有一篇名为《借银灯》的文章。张爱玲在文中一气谈了《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这两部影片。正如说她自己所说，这篇文章算不上是影评。不过，算做是影片观后感倒也是蛮恰当的。


附：

音在弦外

梅娘

《我家》的作者遇罗文打电话给我说：有个《我家》的恳谈会，您去吧！我去接您。

原来这不是个简单的恳谈会，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这场合对我来说似曾相识，我只担心退居边缘的我，会不会给大会带来不和谐的音符。幸亏我稍稍打扮了自己，穿上了那条平时嫌它鲜艳的红底儿花裙，在黑上衣上配上了珊瑚胸针。我是隆重地来参加恳谈会的，我盼望能够与开会的主旨相合、能够从容地品读《我家》所反映的，一直令我和我的同辈人暗暗饮泣的那段历史。喜庆和悲怆交替缠卷着我，我竭力使自己平静、平静。谁知，一看见罗勉，我的心便乱了。

罗勉正低头摆弄着照相机，那个侧脸跟我们在政治学习班上他父亲遇崇基的脸相一模一样。我和遇崇基相遇的时候，他也就四十刚过。父子在不同时空的这个年龄段上的巧合，涵盖的岂止是通常的悲欢离合。我控制着自己，为亲眼目睹的遇家父子在完全相异的场合中的亮相，欣喜、悲怆，说不清是种什么滋味。

我和遇家的交往，源起于我和遇崇基同在东四派出所的政治学习班上。我俩的罪由也大同小异--都曾是日本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曾有过沦陷生活的短暂经历。遇崇基比我的名声大，他是土木建筑工程师，主持过营造公司，还盖过什么竹筋楼。我曾在文坛上舞文弄墨，写过小说、当过杂志的编辑。我们回国时都是风华正茂，都是放弃了日本的优厚生活条件，志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就带来了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猜想。虽然劳动教养期间，左查右查并没找到我们作为日本间谍的真赃实据，有人依然不放心，将我们交由街道实施群众专政。我们同在东四地区住家，便成了学习班的同学。

《我家》中涉及的遇罗克，当时是工厂的学徒工。这个书生气的小青年很喜欢我，只要看见我跨进他家的门槛，便会溜出去买几块熏干加在大锅熬白菜中招待我。他含笑向着我：“孙姨，您感觉怎样，熏干熬白菜，真是一等一的好菜。您说呢？”这一等一的好菜我几乎是含泪咽下的。我清楚，这几块熏干是罗克在寒风里奔波一个小时的车钱。于是，我便尽量不在吃饭的钟点到他家去。却拒绝不了老遇的劝诱。学习班下课，老遇说，顺路到我家去坐一会吧。罗克喜欢和你“争论”。老遇用日文说的“争论”，用的是现在时的进行式。我懂得那邀请的诚挚。

少言寡语的遇崇基用了个吓得我双腿发软的冒险办法传给我一份已经流传得急风骤雨似的《出身论》。当时，居委会派给我一项赎罪的任务，一定及时、准确把领袖的最新指示写在黑板报上，单写不行，还得加花加框，以示隆重。板报旁边居委会的门洞里，有个旧牛奶箱。我被允许把彩粉笔、彩纸条等用具放在牛奶箱里。想想吧，当我在一片大好形势的剪报下看见了《出身论》的当儿，岂止惊骇万状，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谁传给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串连，我怎么办？我毕竟已经饱餐风雨，首先清醒地断定：这是朋友送来的。当时，给我的信件要先送到居委会经过审查之后才能给我。不利用邮递而利用牛奶箱，这是胆大心细的人出的绝招儿，肯定是遇崇基干的，他熟悉我办报的细节。虽然胆战心惊，我仍然从容地在板报上画上了个光芒被掩的半个太阳，寄托了我的难言之情。

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怕惊动芳邻，扶起架子跌坐在木椅上，索性关掉了为深夜绣花装上的白亮亮的管灯，沉入黑暗之中，嘴里叨咕着：论得好，论得真好。一细想，恐惧便来了，意识到，这文章怕要捅大娄子，可我完完全全的无能为力。立时果断决定，再不能到遇家去，绝不能给遇罗克增加一条与日本特务勾搭的罪状。

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受管制的人在各自居委会的监督下，投入挖洞的义务活动。老遇和我不在一个居民组，天赐绝面良机，可却难以放下对罗克处境的忧心。

一天，趁着黄昏暮霭，罗克突然来到我家，提着那个我给他补过的旧帆布书包，从书包中拿出一包东西来放到桌上，向我从容一笑，说：“爸爸请你分享希望。”说了这句含意模糊的话便转身走了，我还没从他的突然出现缓过劲来，他已经消失在胡同深处了。

那是一小包白米，包在那条我熟悉的遇崇基劳动时擦汗的旧毛巾里，连看带琢磨，才把老遇那龙飞凤舞的日文草篆理顺看明白。写的是：陈总给我翻译围棋谱的机会，得了一点想都不敢想的稿费。

米到我手里，是挥汗的炎夏，直到春节，那米一粒也没动。罗克已经进去了，我看见白米便想哭，完全不忍用它来填补饥饿。那是一握真情，我一定要在希望实现之时才吃，那才能吃出香甜。当时，我靠绣花糊口，吃了上顿愁下顿。遇家六口人，只有遇妈妈的六十多元工资，白米对我们的肠胃来说，是过于奢侈了。

耽读《我家》，心潮激荡，我完全没有料到当年那个半大小子遇罗文，会如此精明地梳理了那段岁月，用平实自强的生活反击了荒谬的时代。遇崇基要我分享的希望，由他的儿子送来了。出版社的白米饭我是和老遇、罗克共享的，我吃得分外香甜。

罗克生前，愿意听我讲楚辞。当问及我为什么要回祖国时，我把一直激励自己的屈原的警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以为这个心之所善，是人、是民族的精魂。《我家》潜含了这点。我为《我家》祝福。

这篇短文，不是评书，是对故人的怀念，请原谅我的音在弦外。


梅娘曲

词：田汉　曲：聂耳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
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我曾轻弹着吉他，
伴你慢声儿歌唱，
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曾在红河的岸旁，
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
送我们的勇士还乡，
我不能和你同来，
我是那样的惆怅！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为你违背了爹娘，
离开那遥远的南洋，
我预备用我的眼泪，
搽好你的创伤。
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
你的可怜的梅娘！

《沒有太陽的日子》 《天安門》兩部難得、難忘的「六四」紀錄片

「六四」歷史資料圖片

　　「六四」期間，香港藝術中心將與劊創造社合辦「六四」天安門事件周年特輯，放映兩部有關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及《天安門》，前者是由舒琪執導，是唯一以「六四」為題的本地製作。而《天安門》一片是兩位美國人Car ma Hinton及 Richard Gordon分別執導，影片紀錄了89年春天的學生運動，「六四事件」及事件以後發生的事情。

《沒有太陽的日子》

　　1989年於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除了是中國近二十年來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外，亦是對香港人影響最深的歷史事件之一。香港導演舒琪決定用攝影機把這件事件對香港人，包括他個人、家人及朋友的影響記錄在案。

　　舒琪訪問了當日在天安門現場的張堅庭、專程送太太往加拿大產子的文雋、立即移民的大哥、早已移民澳洲的二哥、不願離港的母親、暫時打消去意的葉德嫻、在6月4日那天逃去英國的中國詩人多多、有份參與在香港重新豎立天安門民主女神像的畫家黃仁逵、認為他的悲情城市與天安門事件很相似的台灣導演侯孝賢等人，結集了一個集體記憶。

　　本片也是直到目前為止唯一一部以「六四」為題的本地製作。於1990年獲柏林影展天主教人道獎及義大利瑞米尼Rimini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

　　電影於6月4日2:30pm及 6月18日2:30pm 於Agns b.電影院上映。

「六四」天安門事件周年特輯

　　《天安門》一片由來自美國的Carma Hinton, Richard Gordon執導，紀錄了1989年春天於北京所發生的學生運動，以至「六四事件」和及後所發生的事情。透過三小時的紀錄、訪問及電視和檔案片段，詳細地分析了這場學生運動的前因後果，亦紀錄了當中一些關鍵人物的心路歷程。

　　影評人 Stephen Holden 於1995年10月14日的《紐約時報》中說，《天安門》並沒有把學生們塑造成英雄，亦沒有為北京政府的行為提供藉口，它祇是從多個不同的觀點去深入紀錄和分析了這段歷史而已。看罷這套紀錄片，必然會對這段中國歷史有更深刻的了解。

枪声一响，变偷为抢——25年来中共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程翔：枪声一响，变偷为抢——25年来中共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1日 转载)

程翔为资深传媒人。

笔者曾说：“25年前，当我看见坦克车滚滚开进天安门时，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图像：‘天安门的坦克为贪腐开路，从此贪腐会一发不可收拾’。25年后看，当年脑海里的影像今天不幸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

天安门的坦克，除了为贪腐开路，也同时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今天回过头来看，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可以追溯到25年前的那场屠杀。

25年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四步曲：

一，权力“赎买”政策
二，国有变党有、党有变私有
三，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扭曲
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历程

现分述之。

一，权力“赎买”政策

“六四”后中共最高层之间（所谓”八老“）背着人民做了一宗龌龊的交易：

1.以金钱交换年迈的领导人手上的权力，美其名为“赎买政策”。

2.答应退下来的“权力老人”的某些政治要求：

——每一家人允许在其子弟中提拔一个为高干。这一部分人就成为目前党政军内的太子党高官。

——其他子弟则安排他们从商“下海”。这一部分人成为商界的太子党巨富。

数目有多少？笔者无从知道，但肯定不会少，因为笔者认识一位元商界朋友，就专门为获得这些钱的“权力老人”及其子弟安排把来自国库的钱逐步逐步搬到国外，这个过程就花了不少时间。这是最早拿到第一桶金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抢掠行径。笔者是因为采访工作关系，接触到相关的人士才获悉这种私相授受的勾当。

关于安排干部子弟接班方面，八九“六四”镇压后，陈云有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据此，陈云向邓小平提出一项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 （他在「六四」更曾经高调表示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无奈陈云作出上述建议，他也不便反对），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档，正式成为官方政策。档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2010年《半月谈》作为党媒首谈红色富豪话题，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产业，借助权力赚取财富。 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是典型的“红二代贪官”。陈同海有句名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二，国有变党有、党有变私有

苏联东欧崩溃后，中共提出了一套应对方案: 《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档的第五部分：《五、面对苏联变化，中国怎么办？》提出七条应对政策，其中最后一条是：“ 7，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我当时一看，就明白这是明目张胆地宣布把“国有”资产变“党有”。文件说：

共产党必须控制财产经济，在目前局势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1)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由谁来承担财产所有者的角色最为合适？结论是谁与经济运行过程结合得最紧密，并保证国有资产在运行中能够增殖，就应该由谁负责。“一五”期间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谁干的？乡镇企业谁在抓、谁在管？中国农村的财产谁在负责？地方上项目由谁负责？这些事说到底都是共产党在干，共产党负责。

2）略去。

3）党管财产经济有利于维持稳定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党握有财产，政治稳定便有了载体，社会进步会依据强有力的利益主体的导向而不出现失控。现在党政一家，攻击政府便意味着攻击党，共产党没有回旋余地。设若党成为庞大的利益主体，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施加各种影响，政治操作上可有较大的空间。

4）党管财产经济的改革思路便于操作推行。十年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我们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资本积累的老路，其结果是财富的流失程度远大于财富的积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体又与共产党离心离德。

5 ）历史经验证明，在东方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先进的、掌管一定财产的、有运作能力的部队，稳定将无法维持，现代化将难以实现。

在过“去共产主义”时代，所有属于私人的财产都被“公有化”，而每个国民努力生产出来的财富，当然也更是“公有”财产。虽然这种“公有财产”的理论所有者是全体国民，但实际支配权还是共产党，中共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称之为“党产”。但自从这个档下达后，中共就堂而皇之地视理论上属于全体国民的财产据为党有。所以这个档是中共正式掠夺国民财产的滥觞。而自从“国有”变成“党有”后，下一步自然就是“党有”变“私有”了。

三，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扭曲

正如“国有”变成“党有”需要一个档来确认，下一步 “党有”变“私有”，也需要一个政策来启动。这个政策就是把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具体化为“让干部子弟先富起来”。这样，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把“党产”转化为干部子弟的“私产”。

2008年内地官方网站《新浪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无意中把这个扭曲过程披露了出来。

根据这篇文章，邓小平在一次非公开的会议讲话说：

要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形态上培养起一批富人来，那么总会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也就会有人大富，有人小富。政府可以动用国库主动培养几位大富先富，在社会上将走向富裕的道路带起来。”

“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这就等于向高干子弟大开绿灯，放手让他们去敛财，让他们去瓜分已经变成共产党“私产”的所谓“国有资产”。

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历程

接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用名正言顺的方法，使“国有资产”正式成为私有财产。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2014年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习近平也看得很清楚：很多人都是趁国有企业改革而牟利的。

根据毛派知识分子张巨集良的估计，过去30年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被瓜分）的历程：

•第一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九十年代的所谓管理层收购。

•第二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2005和2006年达到高潮的银行改制。

•第三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吸收民间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国企改革。

通过这三个瓜分潮，很多理论上属于“全民”的东西就合法地流入权贵的手上。由于整个过程，都同“六四”及其对策息息相关，所以可以说：天安门的坦克催生了一个权贵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