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比干
连续几天的绵绵细雨，到了今天，终于放晴。午饭过后，我沿着家门口的那条小马路，缓缓地来到这家“万叶书屋”。
解放前的上海，好象有一家“万叶书店”，出版了不少相关音乐的图书，不知道和现在的这家书屋有什么联系。书屋里人不多，也难怪。下午两点多钟，这个时候的人们要么在上班，要么在上学，又有几个人能象我这么百无聊赖？
这时，一个人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梅娘”，多么熟悉而又遥远的名字啊。在我的印象中，梅娘有三个。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红透文坛，有“南张北梅”之誉的孙嘉瑞，梅娘是她的笔名，而那个“南张”指的就是张爱玲；另两个梅娘，都是虚构的人物，一个出现在一九三五年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之中，聂耳包办了这部话剧的所有配乐，其中包括了那首广为传唱的《梅娘曲》；还有一个是电影《梅娘曲》中的人物。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很多来男风的朋友都发现，这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迷恋着张爱玲，他们毫不疲倦地的谈着张爱玲的种种往事，为她的一生唏嘘感慨。同样因为张爱玲，他们也有时会提及苏青。可好象很少有人想起梅娘，想起这个当年在北平风云一时、才华横溢，而今已年过八旬、孓然一人生活在北京的女子。
同张爱玲一样，梅娘也是从少年时代就显露了她的文学才华。她原名孙嘉瑞，生于一九二Ｏ年。在她十六岁高中刚刚毕业的时候，处女作《小姐集》即由益智书店出，从此，她以孙敏子、梅娘、芳子、莲江等笔名连续发表作品。
一九四二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表明，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是众望所归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那时起，“南玲北梅”一说，便不胫而走。
梅娘的写作生涯相当漫长，跨越了建国前后两个阶段，但是同张爱玲一样，她的主要作品都产生于二十五岁前，在沦陷区发表。而且，她的作品的风格和题材与张爱玲也颇有几分相似。梅娘的作品以散文的风格注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字里行间流露着女性的纤弱与敏感。她侧重于心理分析、气氛渲染，并不过分追求情节，或许这也是她的特色。
梅娘的出身非常悲惨，因为他的父亲是在结婚后，到现在属于俄罗斯的海参崴做生意时，遇到梅娘的母亲的。虽然他的父亲把她们母女带回家中，但她父亲的原配妻子并不能容忍。几年后，他父亲又为生意之事在外奔波时，梅娘的生母终于被逐出家门，不久即含恨而死。孙嘉瑞之所以选用梅娘作为自己的笔名，就是因为它与“没娘”二字谐音。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在东北实业界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九·一八”之后，日本人曾逼他出任伪满中央银行总裁，他执意不肯就范，从此便深居简出。后来，他曾与一位梅娘唤作“七叔”、名叫张鸿鹄的“刎颈交”，还有一位梅娘唤做“穆叔”的日本友人一起，秘密筹资，买进粮食、衣物和枪枝、弹药，再设法运进长白山，支援抗日义勇军马占山……不久，孙志远抑郁成疾，年仅四十二岁就撒手人寰。待梅娘从深重的伤感中渐次平复，“七叔”张鸿鹄等人就安排她东渡留学。这位张鸿鹄是周恩来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周恩来的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最初便是书赠给他的。
梅娘十八岁那年留学日本。她在日本神户女子大学特地选了一门无须投入太多精力的学科－－“家政”。平日她极少出游，一有空闲便躲在一间窄小的木结构的居室里阅读或是写作。这期间，梅娘时常出入于东京“内山书店”，从那里选购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朱光潜、邹韬奋和萧军、萧红的作品。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大约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梅娘写成了那后来被公认为她的代表作的三部小说。因为它们分别以《蚌》（又名《一个蚌》）、《鱼》、《蟹》命名，所以，被习惯地称为“水族系列”小说。
梅娘曾说：“我们当时处境是那么难，之所以想要写，并不是想当作家。出发点是：社会那么黑暗，对女性是那么不公平，应该打破那种现状。”对此，梅娘还曾形象地说：“我只是长夜中的一只萤，虽只有点点微光，那毕竟是光。这就是我，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三十年代末，梅娘在东京“内山书店”结识了在那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柳龙光是北京人，原是辅仁大学学生，当时在早稻田大学经济系读书。他们志趣相投，成为爱侣。
一九四二年，他们回到北平定居。此后，梅娘曾担任《妇女杂志》编辑，还曾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实报》主持过专栏，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创作与翻译。一九四三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蟹》，这一时期的译著主要是石川达三的长篇巨作《母系家族》。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柳龙光、梅娘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同由北平经上海赴台湾。行前，柳龙光曾接受当时主持中共北方局城工部工作的刘仁的一项重托：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某率部起义。抵台后，为了争取乌某起义，柳龙光再次赴上海，不久，由沪返台时，所乘的轮船“太平号”在舟山附近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遇难时年仅三十岁。那时，梅娘不过二十八岁，身边带着两个小女儿，腹中还孕育着胎儿……
从最初的悲痛中镇定下来，首要的是确定下一步的行止。她决定返回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担任过中学教师。北京市负责人刘仁曾安排梅娘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活动。一九五三年，梅娘正式调入国家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电影制片厂（现改为“中国农业影视中心”）担任编剧。
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进了地处昌平县的一处劳改农场。因无人照料，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了救济院，不久，因病夭折。家中只有还在读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无知的弟弟，靠少量的奖学金和变卖家具、衣物等勉强度日……
一九六一年，梅娘从劳改农场回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早上去街道“劳动服务站”等待分配工作，还曾经到别人家里当过女佣。“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遭到抄家、管制，进了“黑帮劳改大队”，挖“人防工事”。从北京东四一条到十二条，几乎所有的“人防工事”工地都留下了梅娘的足迹……她的儿子因染上肝炎，治疗不及时，于一九七二年死去。
一九七八年梅娘获得平反，回"农影"工作。一九九四年，梅娘前往美洲探望女儿柳青一家。与亲人们团聚了一年半之后，她又一个人回到北京。
张中行在为《梅娘小说散文集》作序时曾说，使他不禁感到惊讶的，是梅娘当年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他进而写道：“我一向认为，走文学之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
但梅娘对自己以往的作品却并不满意。她说：“我只觉得很不够，写得一般般，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泡沫。”
一九三五年，田汉创作了一部结合当时时事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故事讲述了侨剧南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后，抱着满腔救国热情，回国抗日。高维汉在“一·二八”战争中身受重伤，脑神经因强烈震动以致记忆全失，但仍高呼前进杀敌的口号。全剧除抗日救亡这条主线外，高维汉与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虽然，梅娘在剧本中出现的场面不多，但她在高维汉的病榻之前，深深呼唤自己所深爱的恋人，并深情地唱出一首《梅娘曲》，至今仍回荡在许多人的心中。当年出演这部话剧的也是当年在上海滩头风云一时的影视明星：白杨、金焰、袁牧之等人都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电影《梅娘曲》张爱玲当年倒也曾在她的文章中提起过。在她那本《都市的人生》中，有一篇名为《借银灯》的文章。张爱玲在文中一气谈了《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这两部影片。正如说她自己所说，这篇文章算不上是影评。不过，算做是影片观后感倒也是蛮恰当的。
附：
音在弦外
梅娘
《我家》的作者遇罗文打电话给我说：有个《我家》的恳谈会，您去吧！我去接您。
原来这不是个简单的恳谈会，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这场合对我来说似曾相识，我只担心退居边缘的我，会不会给大会带来不和谐的音符。幸亏我稍稍打扮了自己，穿上了那条平时嫌它鲜艳的红底儿花裙，在黑上衣上配上了珊瑚胸针。我是隆重地来参加恳谈会的，我盼望能够与开会的主旨相合、能够从容地品读《我家》所反映的，一直令我和我的同辈人暗暗饮泣的那段历史。喜庆和悲怆交替缠卷着我，我竭力使自己平静、平静。谁知，一看见罗勉，我的心便乱了。
罗勉正低头摆弄着照相机，那个侧脸跟我们在政治学习班上他父亲遇崇基的脸相一模一样。我和遇崇基相遇的时候，他也就四十刚过。父子在不同时空的这个年龄段上的巧合，涵盖的岂止是通常的悲欢离合。我控制着自己，为亲眼目睹的遇家父子在完全相异的场合中的亮相，欣喜、悲怆，说不清是种什么滋味。
我和遇家的交往，源起于我和遇崇基同在东四派出所的政治学习班上。我俩的罪由也大同小异--都曾是日本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曾有过沦陷生活的短暂经历。遇崇基比我的名声大，他是土木建筑工程师，主持过营造公司，还盖过什么竹筋楼。我曾在文坛上舞文弄墨，写过小说、当过杂志的编辑。我们回国时都是风华正茂，都是放弃了日本的优厚生活条件，志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就带来了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猜想。虽然劳动教养期间，左查右查并没找到我们作为日本间谍的真赃实据，有人依然不放心，将我们交由街道实施群众专政。我们同在东四地区住家，便成了学习班的同学。
《我家》中涉及的遇罗克，当时是工厂的学徒工。这个书生气的小青年很喜欢我，只要看见我跨进他家的门槛，便会溜出去买几块熏干加在大锅熬白菜中招待我。他含笑向着我：“孙姨，您感觉怎样，熏干熬白菜，真是一等一的好菜。您说呢？”这一等一的好菜我几乎是含泪咽下的。我清楚，这几块熏干是罗克在寒风里奔波一个小时的车钱。于是，我便尽量不在吃饭的钟点到他家去。却拒绝不了老遇的劝诱。学习班下课，老遇说，顺路到我家去坐一会吧。罗克喜欢和你“争论”。老遇用日文说的“争论”，用的是现在时的进行式。我懂得那邀请的诚挚。
少言寡语的遇崇基用了个吓得我双腿发软的冒险办法传给我一份已经流传得急风骤雨似的《出身论》。当时，居委会派给我一项赎罪的任务，一定及时、准确把领袖的最新指示写在黑板报上，单写不行，还得加花加框，以示隆重。板报旁边居委会的门洞里，有个旧牛奶箱。我被允许把彩粉笔、彩纸条等用具放在牛奶箱里。想想吧，当我在一片大好形势的剪报下看见了《出身论》的当儿，岂止惊骇万状，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谁传给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串连，我怎么办？我毕竟已经饱餐风雨，首先清醒地断定：这是朋友送来的。当时，给我的信件要先送到居委会经过审查之后才能给我。不利用邮递而利用牛奶箱，这是胆大心细的人出的绝招儿，肯定是遇崇基干的，他熟悉我办报的细节。虽然胆战心惊，我仍然从容地在板报上画上了个光芒被掩的半个太阳，寄托了我的难言之情。
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怕惊动芳邻，扶起架子跌坐在木椅上，索性关掉了为深夜绣花装上的白亮亮的管灯，沉入黑暗之中，嘴里叨咕着：论得好，论得真好。一细想，恐惧便来了，意识到，这文章怕要捅大娄子，可我完完全全的无能为力。立时果断决定，再不能到遇家去，绝不能给遇罗克增加一条与日本特务勾搭的罪状。
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受管制的人在各自居委会的监督下，投入挖洞的义务活动。老遇和我不在一个居民组，天赐绝面良机，可却难以放下对罗克处境的忧心。
一天，趁着黄昏暮霭，罗克突然来到我家，提着那个我给他补过的旧帆布书包，从书包中拿出一包东西来放到桌上，向我从容一笑，说：“爸爸请你分享希望。”说了这句含意模糊的话便转身走了，我还没从他的突然出现缓过劲来，他已经消失在胡同深处了。
那是一小包白米，包在那条我熟悉的遇崇基劳动时擦汗的旧毛巾里，连看带琢磨，才把老遇那龙飞凤舞的日文草篆理顺看明白。写的是：陈总给我翻译围棋谱的机会，得了一点想都不敢想的稿费。
米到我手里，是挥汗的炎夏，直到春节，那米一粒也没动。罗克已经进去了，我看见白米便想哭，完全不忍用它来填补饥饿。那是一握真情，我一定要在希望实现之时才吃，那才能吃出香甜。当时，我靠绣花糊口，吃了上顿愁下顿。遇家六口人，只有遇妈妈的六十多元工资，白米对我们的肠胃来说，是过于奢侈了。
耽读《我家》，心潮激荡，我完全没有料到当年那个半大小子遇罗文，会如此精明地梳理了那段岁月，用平实自强的生活反击了荒谬的时代。遇崇基要我分享的希望，由他的儿子送来了。出版社的白米饭我是和老遇、罗克共享的，我吃得分外香甜。
罗克生前，愿意听我讲楚辞。当问及我为什么要回祖国时，我把一直激励自己的屈原的警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以为这个心之所善，是人、是民族的精魂。《我家》潜含了这点。我为《我家》祝福。
这篇短文，不是评书，是对故人的怀念，请原谅我的音在弦外。
梅娘曲
词：田汉 曲：聂耳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
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我曾轻弹着吉他，
伴你慢声儿歌唱，
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曾在红河的岸旁，
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
送我们的勇士还乡，
我不能和你同来，
我是那样的惆怅！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为你违背了爹娘，
离开那遥远的南洋，
我预备用我的眼泪，
搽好你的创伤。
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
你的可怜的梅娘！
连续几天的绵绵细雨，到了今天，终于放晴。午饭过后，我沿着家门口的那条小马路，缓缓地来到这家“万叶书屋”。
解放前的上海，好象有一家“万叶书店”，出版了不少相关音乐的图书，不知道和现在的这家书屋有什么联系。书屋里人不多，也难怪。下午两点多钟，这个时候的人们要么在上班，要么在上学，又有几个人能象我这么百无聊赖？
这时，一个人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梅娘”，多么熟悉而又遥远的名字啊。在我的印象中，梅娘有三个。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红透文坛，有“南张北梅”之誉的孙嘉瑞，梅娘是她的笔名，而那个“南张”指的就是张爱玲；另两个梅娘，都是虚构的人物，一个出现在一九三五年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之中，聂耳包办了这部话剧的所有配乐，其中包括了那首广为传唱的《梅娘曲》；还有一个是电影《梅娘曲》中的人物。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很多来男风的朋友都发现，这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迷恋着张爱玲，他们毫不疲倦地的谈着张爱玲的种种往事，为她的一生唏嘘感慨。同样因为张爱玲，他们也有时会提及苏青。可好象很少有人想起梅娘，想起这个当年在北平风云一时、才华横溢，而今已年过八旬、孓然一人生活在北京的女子。
同张爱玲一样，梅娘也是从少年时代就显露了她的文学才华。她原名孙嘉瑞，生于一九二Ｏ年。在她十六岁高中刚刚毕业的时候，处女作《小姐集》即由益智书店出，从此，她以孙敏子、梅娘、芳子、莲江等笔名连续发表作品。
一九四二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表明，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是众望所归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那时起，“南玲北梅”一说，便不胫而走。
梅娘的写作生涯相当漫长，跨越了建国前后两个阶段，但是同张爱玲一样，她的主要作品都产生于二十五岁前，在沦陷区发表。而且，她的作品的风格和题材与张爱玲也颇有几分相似。梅娘的作品以散文的风格注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字里行间流露着女性的纤弱与敏感。她侧重于心理分析、气氛渲染，并不过分追求情节，或许这也是她的特色。
梅娘的出身非常悲惨，因为他的父亲是在结婚后，到现在属于俄罗斯的海参崴做生意时，遇到梅娘的母亲的。虽然他的父亲把她们母女带回家中，但她父亲的原配妻子并不能容忍。几年后，他父亲又为生意之事在外奔波时，梅娘的生母终于被逐出家门，不久即含恨而死。孙嘉瑞之所以选用梅娘作为自己的笔名，就是因为它与“没娘”二字谐音。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在东北实业界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九·一八”之后，日本人曾逼他出任伪满中央银行总裁，他执意不肯就范，从此便深居简出。后来，他曾与一位梅娘唤作“七叔”、名叫张鸿鹄的“刎颈交”，还有一位梅娘唤做“穆叔”的日本友人一起，秘密筹资，买进粮食、衣物和枪枝、弹药，再设法运进长白山，支援抗日义勇军马占山……不久，孙志远抑郁成疾，年仅四十二岁就撒手人寰。待梅娘从深重的伤感中渐次平复，“七叔”张鸿鹄等人就安排她东渡留学。这位张鸿鹄是周恩来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周恩来的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最初便是书赠给他的。
梅娘十八岁那年留学日本。她在日本神户女子大学特地选了一门无须投入太多精力的学科－－“家政”。平日她极少出游，一有空闲便躲在一间窄小的木结构的居室里阅读或是写作。这期间，梅娘时常出入于东京“内山书店”，从那里选购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朱光潜、邹韬奋和萧军、萧红的作品。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大约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梅娘写成了那后来被公认为她的代表作的三部小说。因为它们分别以《蚌》（又名《一个蚌》）、《鱼》、《蟹》命名，所以，被习惯地称为“水族系列”小说。
梅娘曾说：“我们当时处境是那么难，之所以想要写，并不是想当作家。出发点是：社会那么黑暗，对女性是那么不公平，应该打破那种现状。”对此，梅娘还曾形象地说：“我只是长夜中的一只萤，虽只有点点微光，那毕竟是光。这就是我，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三十年代末，梅娘在东京“内山书店”结识了在那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柳龙光是北京人，原是辅仁大学学生，当时在早稻田大学经济系读书。他们志趣相投，成为爱侣。
一九四二年，他们回到北平定居。此后，梅娘曾担任《妇女杂志》编辑，还曾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实报》主持过专栏，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创作与翻译。一九四三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蟹》，这一时期的译著主要是石川达三的长篇巨作《母系家族》。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柳龙光、梅娘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同由北平经上海赴台湾。行前，柳龙光曾接受当时主持中共北方局城工部工作的刘仁的一项重托：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某率部起义。抵台后，为了争取乌某起义，柳龙光再次赴上海，不久，由沪返台时，所乘的轮船“太平号”在舟山附近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遇难时年仅三十岁。那时，梅娘不过二十八岁，身边带着两个小女儿，腹中还孕育着胎儿……
从最初的悲痛中镇定下来，首要的是确定下一步的行止。她决定返回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担任过中学教师。北京市负责人刘仁曾安排梅娘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活动。一九五三年，梅娘正式调入国家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电影制片厂（现改为“中国农业影视中心”）担任编剧。
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进了地处昌平县的一处劳改农场。因无人照料，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了救济院，不久，因病夭折。家中只有还在读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无知的弟弟，靠少量的奖学金和变卖家具、衣物等勉强度日……
一九六一年，梅娘从劳改农场回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早上去街道“劳动服务站”等待分配工作，还曾经到别人家里当过女佣。“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遭到抄家、管制，进了“黑帮劳改大队”，挖“人防工事”。从北京东四一条到十二条，几乎所有的“人防工事”工地都留下了梅娘的足迹……她的儿子因染上肝炎，治疗不及时，于一九七二年死去。
一九七八年梅娘获得平反，回"农影"工作。一九九四年，梅娘前往美洲探望女儿柳青一家。与亲人们团聚了一年半之后，她又一个人回到北京。
张中行在为《梅娘小说散文集》作序时曾说，使他不禁感到惊讶的，是梅娘当年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他进而写道：“我一向认为，走文学之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
但梅娘对自己以往的作品却并不满意。她说：“我只觉得很不够，写得一般般，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泡沫。”
一九三五年，田汉创作了一部结合当时时事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故事讲述了侨剧南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后，抱着满腔救国热情，回国抗日。高维汉在“一·二八”战争中身受重伤，脑神经因强烈震动以致记忆全失，但仍高呼前进杀敌的口号。全剧除抗日救亡这条主线外，高维汉与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虽然，梅娘在剧本中出现的场面不多，但她在高维汉的病榻之前，深深呼唤自己所深爱的恋人，并深情地唱出一首《梅娘曲》，至今仍回荡在许多人的心中。当年出演这部话剧的也是当年在上海滩头风云一时的影视明星：白杨、金焰、袁牧之等人都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电影《梅娘曲》张爱玲当年倒也曾在她的文章中提起过。在她那本《都市的人生》中，有一篇名为《借银灯》的文章。张爱玲在文中一气谈了《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这两部影片。正如说她自己所说，这篇文章算不上是影评。不过，算做是影片观后感倒也是蛮恰当的。
附：
音在弦外
梅娘
《我家》的作者遇罗文打电话给我说：有个《我家》的恳谈会，您去吧！我去接您。
原来这不是个简单的恳谈会，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这场合对我来说似曾相识，我只担心退居边缘的我，会不会给大会带来不和谐的音符。幸亏我稍稍打扮了自己，穿上了那条平时嫌它鲜艳的红底儿花裙，在黑上衣上配上了珊瑚胸针。我是隆重地来参加恳谈会的，我盼望能够与开会的主旨相合、能够从容地品读《我家》所反映的，一直令我和我的同辈人暗暗饮泣的那段历史。喜庆和悲怆交替缠卷着我，我竭力使自己平静、平静。谁知，一看见罗勉，我的心便乱了。
罗勉正低头摆弄着照相机，那个侧脸跟我们在政治学习班上他父亲遇崇基的脸相一模一样。我和遇崇基相遇的时候，他也就四十刚过。父子在不同时空的这个年龄段上的巧合，涵盖的岂止是通常的悲欢离合。我控制着自己，为亲眼目睹的遇家父子在完全相异的场合中的亮相，欣喜、悲怆，说不清是种什么滋味。
我和遇家的交往，源起于我和遇崇基同在东四派出所的政治学习班上。我俩的罪由也大同小异--都曾是日本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曾有过沦陷生活的短暂经历。遇崇基比我的名声大，他是土木建筑工程师，主持过营造公司，还盖过什么竹筋楼。我曾在文坛上舞文弄墨，写过小说、当过杂志的编辑。我们回国时都是风华正茂，都是放弃了日本的优厚生活条件，志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就带来了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猜想。虽然劳动教养期间，左查右查并没找到我们作为日本间谍的真赃实据，有人依然不放心，将我们交由街道实施群众专政。我们同在东四地区住家，便成了学习班的同学。
《我家》中涉及的遇罗克，当时是工厂的学徒工。这个书生气的小青年很喜欢我，只要看见我跨进他家的门槛，便会溜出去买几块熏干加在大锅熬白菜中招待我。他含笑向着我：“孙姨，您感觉怎样，熏干熬白菜，真是一等一的好菜。您说呢？”这一等一的好菜我几乎是含泪咽下的。我清楚，这几块熏干是罗克在寒风里奔波一个小时的车钱。于是，我便尽量不在吃饭的钟点到他家去。却拒绝不了老遇的劝诱。学习班下课，老遇说，顺路到我家去坐一会吧。罗克喜欢和你“争论”。老遇用日文说的“争论”，用的是现在时的进行式。我懂得那邀请的诚挚。
少言寡语的遇崇基用了个吓得我双腿发软的冒险办法传给我一份已经流传得急风骤雨似的《出身论》。当时，居委会派给我一项赎罪的任务，一定及时、准确把领袖的最新指示写在黑板报上，单写不行，还得加花加框，以示隆重。板报旁边居委会的门洞里，有个旧牛奶箱。我被允许把彩粉笔、彩纸条等用具放在牛奶箱里。想想吧，当我在一片大好形势的剪报下看见了《出身论》的当儿，岂止惊骇万状，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谁传给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串连，我怎么办？我毕竟已经饱餐风雨，首先清醒地断定：这是朋友送来的。当时，给我的信件要先送到居委会经过审查之后才能给我。不利用邮递而利用牛奶箱，这是胆大心细的人出的绝招儿，肯定是遇崇基干的，他熟悉我办报的细节。虽然胆战心惊，我仍然从容地在板报上画上了个光芒被掩的半个太阳，寄托了我的难言之情。
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怕惊动芳邻，扶起架子跌坐在木椅上，索性关掉了为深夜绣花装上的白亮亮的管灯，沉入黑暗之中，嘴里叨咕着：论得好，论得真好。一细想，恐惧便来了，意识到，这文章怕要捅大娄子，可我完完全全的无能为力。立时果断决定，再不能到遇家去，绝不能给遇罗克增加一条与日本特务勾搭的罪状。
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受管制的人在各自居委会的监督下，投入挖洞的义务活动。老遇和我不在一个居民组，天赐绝面良机，可却难以放下对罗克处境的忧心。
一天，趁着黄昏暮霭，罗克突然来到我家，提着那个我给他补过的旧帆布书包，从书包中拿出一包东西来放到桌上，向我从容一笑，说：“爸爸请你分享希望。”说了这句含意模糊的话便转身走了，我还没从他的突然出现缓过劲来，他已经消失在胡同深处了。
那是一小包白米，包在那条我熟悉的遇崇基劳动时擦汗的旧毛巾里，连看带琢磨，才把老遇那龙飞凤舞的日文草篆理顺看明白。写的是：陈总给我翻译围棋谱的机会，得了一点想都不敢想的稿费。
米到我手里，是挥汗的炎夏，直到春节，那米一粒也没动。罗克已经进去了，我看见白米便想哭，完全不忍用它来填补饥饿。那是一握真情，我一定要在希望实现之时才吃，那才能吃出香甜。当时，我靠绣花糊口，吃了上顿愁下顿。遇家六口人，只有遇妈妈的六十多元工资，白米对我们的肠胃来说，是过于奢侈了。
耽读《我家》，心潮激荡，我完全没有料到当年那个半大小子遇罗文，会如此精明地梳理了那段岁月，用平实自强的生活反击了荒谬的时代。遇崇基要我分享的希望，由他的儿子送来了。出版社的白米饭我是和老遇、罗克共享的，我吃得分外香甜。
罗克生前，愿意听我讲楚辞。当问及我为什么要回祖国时，我把一直激励自己的屈原的警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以为这个心之所善，是人、是民族的精魂。《我家》潜含了这点。我为《我家》祝福。
这篇短文，不是评书，是对故人的怀念，请原谅我的音在弦外。
梅娘曲
词：田汉 曲：聂耳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
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我曾轻弹着吉他，
伴你慢声儿歌唱，
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曾在红河的岸旁，
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
送我们的勇士还乡，
我不能和你同来，
我是那样的惆怅！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为你违背了爹娘，
离开那遥远的南洋，
我预备用我的眼泪，
搽好你的创伤。
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
你的可怜的梅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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