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务的头号克星：戴笠
一代奇人戴笠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一生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被称为「共产党最害怕的国民党人」。
初出茅庐助蒋介石清党
民国十五年，30岁的戴笠在毛人凤的资助和胡宗南的鼓励下考入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
黄埔一期时，中共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搞分化，后被校长蒋介石取消，但中共仍在私下里祕密组织对国民党的忠义之士谩骂造谣、横加打击，当时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和各级党部实质都被中共分子控制着。
共党分子占据军校要害部位，不断打击和排挤仁人志士：谢灵石，被以「国家主义派」谤名关禁闭；石仁成被戴上「东山会议派」的帽子而开除；叶维因「右派」和「西山会议派」的陷害而被赶出军校。一时间，在共产党徒的嚣张压迫之下，人人噤声，不敢说话。
戴笠此时采取了潜伏的战术。他不露锋芒，共产党徒找不到斗他的借口。暗中，他和胡靖安、陈超祕密调查共党分子反动活动事实，并作详细记录。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许振亚手下的国民革命军骑兵营第1连第1排，参加了北伐。骑兵排的任务并不是作战，而是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做侦察敌方情报工作。戴笠对这个工作非常胜任，他出色的完成一个个侦察任务。
民国十六年4月12日，上海国民革命军全面清党。14日，广州开始行动。受尽压迫的黄埔军校各连同学纷纷自动清党。戴笠则拿出了平时的详密记录，报告给长官，逮捕了二十几个中共党徒。蒋介石对戴笠相当赏识，他被提拔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戴笠向蒋介石进言，目前北伐军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分子潜伏，对军队有着极大的影响，必须全部清理出去。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报告以后，也知道情况严峻。当时他已经建立了中统的前身，也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不过中统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主要的目标是国民党内和社会上的目标。蒋介石认为，对于军队内部的特务工作，必须由另一个组织来完成。他随即下令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这个密查组专门调查北伐军内部共产党活动情况。蒋介石亲自命令戴笠负责指挥这个组织，以调查部队军容风纪为掩护，实则调查中共潜伏在军中分子的情况。北伐期间，戴笠经常单枪匹马，一人一骑，奔走于津浦和陇海铁路两侧各县蒐集情报。
当时中国最大最完善的情报组织中统，他们的工作接二连三的出了问题，完全受制于中共特科。
当时中共特科作为一个特务组织，其骨干基本都受过苏联人的严格训练。负责“锄奸”的顾顺章，搞情报的超级卧底李克农，钱壮飞，负责组织的陈云，同他们的领导者周恩来，都是中统的死对头。中统虽然发展很快，却始终慢于中共一拍。
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就感觉中统内部似乎有问题。几次围剿中，国军莫名其妙的遭遇惨败，很多秘密行动的部队都被红军轻易的伏击了。同时，国军也缴获一些红军的情报，里面有详细的国军作战计划，显然是被内鬼泄露出去的。对于中共的地下党，有很多蒋介石认为十拿九稳的抓捕都失败了，蒋有几次以为可以将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网打尽，最后却只捉到一些小鱼小虾。
到了1931年中共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意外抓住以后，事情瞬间变得很清楚了。原来中统早就被共产党渗透了，连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居然也是中共的人。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所有机密情报，那么中共自然对中统所有秘密一目了然，又怎么可能捉住中共核心人物呢？国军围剿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因此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再成立一个情报组织，对中统进行补充。这个组织比中统还要强大、高效，还必须对国家忠诚。考虑再三，蒋介石选择最终选择了戴笠。
军统创立者民国特工之王
1932年3月1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社长为蒋中正亲自担任，下设干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干事会的主要成员有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十三人，号称“十三太保”。这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生，有个极为著名的信条：需要既是真理，行动既是理论！这也是后来军统的第一信条！
4月1日，蒋介石亲自任命戴笠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一职，戴笠由此开始了他特工之王的生涯。
1932年9月，为了特务处可以公开活动，特务处开始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名称。表面上特务处隶属军事委员会，实际上这个特务处跟军委会没有关系，直接向蒋介石负责。
戴笠几乎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特工大师。（Taiwanese government website）
戴笠几乎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特工大师。
复兴社刚刚成立的时候，仅有4个科，共17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特务工作的门外汉。工作地点在南京的鸡鹅巷53号，只是南京一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巷子。这个53号只是一栋旧时平房，前后只有两个院子，共有20多个房间。房屋破烂，地上连地毯都没有，铺着一些草席。因为没钱，地上又潮湿。一日三餐，早饭是稀饭，中饭和晚饭都是四菜一汤，一群人围着吃。食物每天都是一样的，油水很少，更谈不上滋味，只是果腹而已。
但是，在戴笠的领导下，仅仅短短几年内，复兴社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庞大实用的网络，特工总数高达1000多人，总部也搬到洪公祠1号，房子也变成了老式花园平房，占地也有60亩，房间多达100多间，经费也足了。最初戴笠的部下连饭也吃不上，靠杜月笙捐款度日，现在有了经费，一切都好多了。
1938年，军统局成立，戴笠为副局长。戴笠一生对于名利得失看得非常淡，按照他的话说：「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戴笠并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他一生注重仪表整洁，在重庆局本部讲座时，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戴笠给部下定的伙食标准是每人一日1块大洋。这个标准在当时来说非常高，也就是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也管饱。抗战中的军统人员潜伏在敌后，由于缺吃少穿，经常回忆当年的食堂生活，做精神上的会餐。
戴笠当时所做的就是唯才是举。当时中统很多特工水平比他们高，他们就拉拢一些业务水平高的过来，努力学习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而当时中共特科成员，比如顾顺章，李士群他们都在苏联受过契卡的严格训练，具有当时全世界最高的特工能力。所以戴笠捉住这些共产党特工以后，只要他们能够投降就绝对不杀，然后跟他们学习一切知识。
在学习战友和敌人的基础上，戴笠还利用他的经验和对特务工作的了解，创造性的制定了很多制度和行动方法。
仅仅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就有一套套完整的行动术（暗杀的部署、准备、执行过程、善后等等），射击术（包括各种枪械的射击技术和一些特种武器的设计），擒拿术（主要是中国各地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都有3秒钟内制服一个人的能力，全是重金礼聘来的，甚至还有一个四川峨眉山的和尚，擅长点穴术），情报术（包括各种获取情报和传递情报的方法，以及潜伏的技能）等等。
除此以外，还包括诸如速记、速绘、摄影、驾驶、爆破、生化（毒药学和麻醉学）等等。
在特务的基本功上，还有侦察法、通讯法、情报搜集法、行动破坏法、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法等等。
而特务的组织结构上，戴笠严格遵守特工高效、精干、保密的要求。
军统特工组织的领导层次很少，便于提高工作效率。一般军统在一个城市设置一个站长，站长下面就是行动小组、情报小组、后勤小组等等。站长直接向行动小组组长下令，组长率领组员去执行。所以军统命令往往执行很快，情报小组在街上发现目标，迅速传到站长处，站长立即下令行动组去执行，前后往往只相差几十分钟。
保密上，所有特务一律单线联络，坚决不能用横的联系，从而保持了组织的稳定。也就是说，军统的站长、组长，甚至不是一个小组的组员之间是互不相识的。就算在一个训练班毕业的同学，只要一离开训练班就绝对不允许联络，就算当面遇见也要当做看不见。军统特务的组员，甚至组长被抓住，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除了家法以外，戴笠对于自己的同志是非常优待的。抗战中，所有国军和政府公务员拿八成薪饷，但军统人员全部全额发放。内勤军统特务享受津贴，外勤比较危险的特务更是双份津贴，一般来说，他们比同职务的军人收入高百分之五十。
对于不幸牺牲的军统特务，戴笠给予很好的抚恤。除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以外，还会给遗孤发生活费，给未成年的孩子发教育费。
所以，军统人员的凝聚力很强，即使被捕，往往也会坚持不叛变，因为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也会有很好的待遇。
戴笠把一句话始终挂在嘴边，就是：军统是个大家庭，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
中共特务的天然克星
民国发生的福建事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热河会战、五次围剿、红军长征等等都有军统的影子。
福建事变中，十九路军试图联络中共反中央政府，军统暗中策反了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参谋处长范汉杰，不但掌握了十九路军所有军事计划，更策反了马尾地区的军队。中央军兵不血刃的占领马尾，接着占领福州。十九路军和他们创建的中华共和国，不过2个月就被中央军轻松扑灭。
在戴笠领导下，军统和中统联手，在抗战之前几乎破坏了中共在国民政府控制区的所有地下组织。
以上海为例，在军统和中统的强大压力下，先是中共临时中央博古、张闻天等人被迫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
随后，留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声，接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也被逮捕。
另外被捕的还有全总白区执行局党团书记兼秘书长袁家镛，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青年团中央书记王云程等人，中共在上海的整个组织基本覆灭。
军统甚至逮捕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情报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审讯后判处15年徒刑，最终在1937年抗战爆发，中苏关系好转后，才将他驱逐出境。
当时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被破坏到什么地步，就连中央苏区通过上海同苏联的联系都完全中断，这从中共建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红军“长征”开始以后，中共完全失去同苏联的联络，苏联方面一度认为中国红军已经被消灭了。
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被迫安排潘汉年和陈云回到上海，恢复与苏联联络，汇报遵义会议的决议。
潘汉年先一步到达上海，发现所有认识的党员基本都被逮捕，他不敢停留，直接去了香港。陈云的处境也同潘汉年差不多！
除了上海以外，其他地区也都差不多。
1934年，共产党员吉鸿昌在天津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再次反叛民国政府。戴笠得知这个情报以后，下令刺杀躲在天津租界的吉鸿昌。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枪伤，随后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交给民国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被处决。
在这段时间，大批共产党员死于军统之手，所以直到今天中共对戴笠也是恨之入骨。
戴笠在西北地区布置工作比较迟，这主要因为西北开始并不是蒋介石关注的主要方面。
李克农在上海（维基）
不过戴笠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他们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获得张杨和中共合作的确凿证据，连李克农和张学良谈判的书面文件都被军统搞到，拿给蒋介石看。
军统还逮捕了一批张杨部下的共产党员，获得了大量口供。
戴笠一向重视破译敌方密码工作，由他签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敌方密码破译工作，早在1937年10月间，戴笠就叫译电组长姚敦文在西安破译了延安共产党发出的无线电密码一份，内容属于军事性质的。戴笠欣喜之至，马上转报了蒋介石。
随后，戴笠又在重庆、金华、桂林、西安、赣州等地设立了无线电侦察台，专门搜集日军及中共的无线电电报，并成立了密码破译工作组，中共与日伪勾结的相当一部分证据就是这样得到的，中共干的很多假抗日、真卖国的证据都被抓在戴笠手里，因此中共对戴笠又恨又怕。戴笠非常知晓中共的邪恶，但侦查案件时，不枉不纵，他对「宁可错抓，不可错放」这一套违反法治精神的做法非常痛恨。抗战爆发前后，戴笠对全国各地的共匪惑乱分子、共产国际在华非法活动和各地中共渗透的各类学生社团、社会组织，予以严密侦查，获取证据后，一网打尽。中共对戴笠闻风丧胆。
作为情报天才，戴笠深信「破译是胜利女神」。1933年，戴笠以上海为中心，侦收各方无线电波，，1935年，在南京成立侦查总台，侦破的范围从华语密码发展到日语密码，每年约侦抄2.5万至3万份，密译2700余件。1937年10月间，译电组长姚敦文在西安破译了中共从延安发出的无线电密码，获知中共假抗日真惑乱的动向。
西安事变后，中共假意向蒋介石接洽投诚，言必称抗日。戴笠深知中共居心叵测、反复无常，绝不可松懈防范。民国二十六年，戴笠密派沈之岳等进入延安红军大学攻读。因成绩特别优异而普获中共各级信任，沈之岳利用关系祕密蒐集中共情报呈报戴笠。
因沈之岳潜伏非常成功，先后在山西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在江南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司令部。八路军去山西前，毛泽东经常指示沈之岳等：一分抗日，二分对付国民党，七分壮大自己。情报都一一呈现在戴笠的办公桌上。
由于沈之岳扮演共匪非常出色，因而成了不知内情的国民党人的歼灭目标，也因为中共在国军中的诸多谍报人员被沈之岳挖了出来，沈之岳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民国二十八年，他奉戴先生的命令，机智地回到戴笠身边。
1941年1月，新四军抗令不北调，围攻国军第40师，惨遭失败，军长被逮捕，番号被撤销，正是沈之岳预先留置在新四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发挥的作用所致。
中共对戴笠恨之入骨
中共对戴笠怕到了极致，可谓闻风丧胆但又无可奈何，恨到极致，可谓咬牙切齿，恨不得食肉寝皮。
戴笠与妻子毛秀丛生有一子戴善武（戴藏宜），有三个孙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和两个孙女（戴眉曼、戴璐璐），其中戴璐璐早夭。毛秀丛于1939年在上海因病去世。
中共建政后发动镇反运动，1951年1月，当时的中共江山县政府在江山县保安乡枪决了戴笠唯一的儿子戴善武。同时戴笠的坟墓也被捣毁，戴笠的棺材也砸开，他的尸骨被抛进墓地前的小池塘。
1953年底，特工黄铎奉蒋介石之命偷渡到上海营救戴笠的家属；因为能够安排的假身分有限，1954年，只带出戴善武妻子郑锡英偕二子戴以宽、戴以昶经香港去台湾，戴以宏被留在上海；眉曼寄养在戴笠生前的厨子家中，也无法离开中国大陆。
周恩来逃亡到陕北（维基）
后来中共的总特务头子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参考资料：
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
张式琦、费云文：《戴雨农先生全集》
萨沙：《蒋介石的神祕佩剑、特工之王——戴笠》
良雄：《戴笠传》
王净文：《戴笠一代护主救国奇才》
中共特务的头号克星-戴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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