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铁链女”的故事

 新纪元作者: 郑愚山

铁链女的悲惨生活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我感觉和“铁链女”离的很近，真的很近，甚至已经没有距离，不光在生活轨迹上，我可能多次和“铁链女”擦肩而过，在精神上也有类似“铁链女”那般被长期囚禁的感受。

中国徐州丰县被铁链锁颈的八孩母的被虐事件引爆2022年开年的舆论热点。虽然政府已强下结论，急欲翻篇，但真相似乎远未厘清。在官方的极力封杀下，抗议的身影越来越稀疏模糊，呐喊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遥远。熟悉中国社会的人大都明白，禁锢铁链女的铁链并没有真的解脱，悲剧依然还在延续。

在我一开始知悉铁链女的故事时，虽然感到愤怒，但并不惊诧，在每天都上演的各色悲剧面前中国人已熟视无睹地麻木了。真正让我惊诧的是，这一次的铁链女事件居然在麻木的中国社会激起如此大的反响，仅相关微博就有超过百亿的点击量。习惯了威权统治的顺民们居然在虎年来临之际爆发出震天动地的虎啸，国人觉醒的良知和追求真相的勇气让我依稀看到了冲破铁幕的希望。

我是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经历过1989年学生运动洗礼的大学生。天安门广场上枪杀学生的枪声夺去了无数爱国学子的生命，也打碎了几代知识分子向往自由民主的梦。中国政体改革的萌芽被无情扼杀，所谓的“改革开放”只剩下了一切向钱看的“全民经商”，只要能赚钱，什么都能成为可以买卖的“生意”。不关心政事的冷漠自此成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常态。不少人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闷声发大财”，也有很多人无奈地选择了出国远走他乡，我也在失望中随着这股出国潮漂泊到了国外。

让人悲叹的是海外的学生会、校友会、同乡会等中国社团依然像党支部一样被中共的使领馆操纵和监控着，任何有独立敢言的声音都会招来排挤和报复，因为怕被举报、被牵连，大部分人选择沉默和顺从。中国人即使到了海外，似乎依然无法摆脱共产党意识形态从小套在脖子上的无形枷锁。不过，在这次徐州铁链女事件中，校友会的微信群中也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终于有了反抗“主旋律”的不同声音，借着铁链女事件的真相诉求表达对中共压抑已久的厌恶和斥责。

虽然未必能像1989年被中共罢黜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那样引发一场震惊全球的民主运动，徐州铁链女20多年地狱般的悲惨遭遇引发的民众觉醒也着实让中国的统治者吓出一身冷汗，担心89“六四”重演。

买媳妇是苏北革命老区的“传统”

我的老家在苏北，离铁链女所在地徐州丰县很近，都属于当年为中共夺取政权立过功的革命老区，也是政府长期扶贫的区域。在这些革命老区的官员普遍搞建设外行，当官内行。这些地方当官的往往都擅长跑关系，地方上搞得再穷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升迁，他们总能搞出另类的“政绩”来，没几年就窜升到了省部级。

“买媳妇”的现象在苏北地区早就不是个新鲜事，而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传统”，据说在苏北的宿迁市，也就是京东集团老板刘强东的老家，曾有过一条龙服务的“妇女批发市场”。有一个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除了一户开商店的和一户教师，家家都有家庭成员参与拐卖妇女。甚至还有当地的公安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队员参与其中。“只要云南在，不怕没后代。”是当地一度流传甚广的顺口溜。

这些苏北革命老区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普遍男多女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老区贫困，大量男性人口找不到老婆。不知是否和老区闹革命期间造成的男丁损耗和经济荒废有关。

我的老家是苏北靠近海边的一个小山区，也是一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革命老区之一。我从小就耳闻目睹了买媳妇这一现象，常常听到周围有关谁谁从四川或云南买了个媳妇的对话。直至有一天，我们家也被卷入其中。

我的舅舅曾是国民党陆军炮兵学校的士官生。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的时候，我外婆千里迢迢的驾着驴车跑到南京把他拦了下来。他的这段炮校经历自此成了他人生噩梦的开始，他在后来被套上了“反动派”的帽子，再也抬不起头来。虽然好不容易找到了媳妇，但是家庭一直陷于贫困之中难以翻身。

我舅舅的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兄在离了一次婚后再也找不到媳妇，经人介绍花3000元人民币买了一个据说来自四川的媳妇。这3000块钱是从我妈妈这边借的，当时我还在场。我妈说，只要不是人贩子合伙来骗钱的，找个媳妇是成人之美。我舅舅还保证说，是村里谁谁拉的线，都和女方见过面双方谈妥同意了，女方是因为老家太穷才跑出来的，不是人贩子拐来的。

不过，没过几天就传来消息说，那个花钱买来的媳妇几次想悄悄溜走被村里的同姓亲戚给追了回来。又隔了几天，我无意中听到我们当地电台播报了一则颂扬当地警方在某乡某村某姓人家解救了一位被拐妇女的消息，被抓捕的竟然就是我的那位表兄。再后来，我们家又托人找到公安系统的一位主管才免去了我表兄被拘留罚款之灾。那位主管警察当时还卖乖说，他们一般都不会主动介入这一类的案子，除非有人刻意举报才不得不出警，遇到没背景关系的人就公事公办列为破案业绩。

我也不知道我表兄曾买的这个“媳妇”是不是被拐的受害者。但我知道我表兄是个老实而厚道的人，并没有虐待和强迫她，只是按他们事先达成的口头协议不让她跑走，更没有给她套上锁链，反而是他自己成了倒楣的冤大头，不仅人财两失，还差点被锁进了拘留所。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用“买媳妇”来钓鱼的诈骗团伙，拿了钱之后逃跑不成就举报拐卖，脱身之后再换个地方行骗。

铁链女事件很容易就让我联想到发生在我表兄身上的那件往事，因为都和买卖妇女有关，很容易和农村盛行的送彩礼花钱买媳妇混淆在一起。都几十年下来了，按理说，社会越来越进步文明了，可事实是，买卖妇女的现象随着社会商品化的蜕变反而变得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了。

说白了，买媳妇和贫穷有关，贫穷是妇女拐卖现象的直接肇因。2021年2月25日，中国领导人高调宣布中国全面脱贫进入小康，可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省分之一的江苏却也是妇女买卖最严重的地区，这对中共政府而言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难怪从中央到地方一直要极力掩盖和销声。

中国的农民曾经流血牺牲帮助中共夺取了政权，但是，共产党当政后却死死地把农民按在贫穷的土地上不得翻身，特别是生活在革命老区的农民至今依然在被扶贫，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更有人为了糊口，为了娶媳妇，为了传宗接代而做出丧失良知伤天害理的事来。

大学小师妹至今下落不明

在被拐卖的受害女性中很多并不是来自偏远地区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也不是精神失常的女性，更不是年幼少女，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丰县铁链女的凄惨遭遇也让我的大学校友们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大学校园门口被拐失踪的一个外文系的小师妹。

这个小师妹是个品学皆优的朝鲜族女孩，人长得很灵巧可爱。在我还没有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她已经入校了，很难说，我和她是不是曾经擦肩而过。我们的大学座落在一个美丽的海岛上，女生宿舍区离校门外的海边只是几步之遥。据她同宿舍的同学回忆，那天早上她想找人和她同去海边吹一会儿海风，见没人回应她就一人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有人看见一个和她长得很像的女孩被拖上了路旁的一辆车。

这个小师妹的父亲还是党媒《辽宁日报》朝鲜语版的总编辑，为了寻找女儿几十年来一直不停地上下呼吁，东奔西走，直到年老再也跑不动了，始终没有见到女儿的踪影。在多年的寻找途中他还解救了数个被拐卖的妇女。这段时间轰动全国的徐州铁链女的事件又激起了校友们借此契机寻找这位小师妹的希望。遗憾的是，介绍这位小师妹失踪信息的微信公众号贴文出来没几天就被微信封杀删帖了。

一个名牌大学的花季女生就这样消失了，也许她还活着，和铁链女一样活在暗无天日的囚禁中，也许她已经被逼疯了不知自己是谁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最不幸的是，她可能早已不在人世，要么自杀，要么被折磨致死。即使是一个党报高管也挽救不了她女儿悲惨的命运。

2020年，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中国第四次被列入人口贩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每年花费的公安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是中国第一大财政支出，而且还在以最快的速度连年递增。早在2010年6月，中共新华网曾刊登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的评论，间接暴露出中共花在维稳方面的经费有多庞大。但是中共的维稳经费并不是真正花在维护社会安全上，大多是用来镇压异己，封禁不同声音。妇女儿童的拐卖在中国如此猖獗泛滥和大陆主旋律媒体宣传的国泰民安的“盛世”着实背道而驰。

虎口脱险的复旦女大学生

讲了这么多，但是我和铁链女的故事并没有完。这一次是直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还是发生在我那个美丽的大学校园里。有一个在复旦大学的女孩是我的笔友，她在出国之前跑到我们大学所在的那个特区城市来玩，她被我安排住在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她在来我们学校的路上遇到一个特别热情的当地青年跟着她走了很长时间，但他们并没有互相留下确切的联系地址。隔了一天，有个同学告诉我有个神情不善的当地青年在我们宿舍楼附近打听一个上海来的女孩，他意识到可能是在找我的那个复旦大学的朋友，就赶快过来通知我。我也和其他室友过去看了一下，大家都感觉不对劲。最后我们决定马上派人通知女生宿舍的同学提前拦住那个复旦女生不让她过来，直到那个让人生疑的当地人悻悻地离开。

为了这件事，那个复旦女孩很生气，觉得我们不应该把人想得那么坏。也许她是对的，是我们想得太复杂了。也或许她因此幸运地避开了进一步落入陷阱的险情，不然的话，她就有可能被一步步地诱拐遭遇铁链女般的命运。当时，媒体报导了多起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因为单纯轻信而被拐卖的事件。

这个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女孩大概也会看到媒体和网路对铁链女事件的报导，不知她是否还会想起当年在我们大学校园里遇到的虎口脱险的那一幕。假如她当年执意要和那个陌生人出门游玩，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也有被“铁链”锁颈的感受

不知为何，在我为徐州丰县铁链女伤感的时候，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感叹自己类似铁链女的被“囚”的经历。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铁链女的一句话道尽了一个被遗忘在社会最底层最无助的弱者的绝望感。

我们家生活在农村，我们家因为没有强壮劳动力常常遭遇他人的霸凌，父亲为了督促我们努力读书，常常指着那些推车挖泥的民工说，假如考不上大学，你们也毫无选择地会走上这条路。农村户口曾经就像一条无法摆脱的锁链死死地套在我们的脖子上。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进一家当时号称中国最大的电子企业工作。我们部门的处长逼着我向他效忠被我拒绝。结果是我被剥夺了出差机会，剥夺了奖金，每天就像坐牢一样被困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每天当我走进单位的大门感觉就像走进了监狱。奖金、住房，工作单位的个人档案像另类的锁链一样桎梏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个处长当时还利用权力潜规则了一个农村来的年轻女孩，让我感到不齿。

直到我经历了三年的煎熬后辞职出国，我才真正感觉到摆脱锁链的自由。我至今都庆幸我在国内的时候拒绝入党，没有给自己套上另一条自我禁锢的锁链。

大家都是“铁链女”

铁链女事件以后很快又有铁笼女曝光。中共政府接二连三的调查并没有去追出事件的真相。反而变本加厉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封锁真相。目前，囚禁铁链女20多年的丰县董集村已被一个绵延数百米的铁皮围墙围成了“铁笼村”。整个国内的媒体也被封锁成了一个水泼不进的铁幕。关注者被约谈，被囚禁，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囚笼，大家都成了“铁链女”。

有人曾把自己的命运和铁链女以及同期出名的冬奥会夺金女孩谷爱凌作比较说，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铁链女只差一记闷棍。可我倒觉得，谷爱凌也是一个可怜的“铁链女”，套在谷爱凌脖子上的是一条金钱利益构成的锁链。被锁的铁链女回不了家，而被利益圈锁上的谷爱凌则失去了自己的祖国。

前一段时间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前中共常委张高丽性侵彭帅事件，也让人看到了中国女性无法摆脱的来自权力凌辱的锁链。

我们中国人的脖子上从来没有缺少过锁链。土改及文革期间，你的出身成分和过往经历是压迫你的锁链，而后户籍制度又是牵着你脖子的锁链，当然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像锁链一样带给无数中国家庭梦魇。

美国总统里根曾指着柏林墙向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喊话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我也想指着套在我们脖子上的锁链对中国同胞们说：“中国同胞们，剪断这根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