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4日星期一

中國變局將至 大家如何准備?

中國變局將至 大家如何准備?
作者:李一平

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郎鹹平和許小年在內,都認為2013年中國經濟會陷入巨大危機。在歐美國家,經濟危機並不會影響人們的基本生活開支,只是要少買點奢侈品,只能在住地附近度假;但是在中國經濟危機意味著很多人會買不起糧食,很多年輕人上不了學,更多的人看不起病。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形同兒戲,所以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本來就生活困苦的人們就會陷入生存困境。這種情況下,再老實的人們都會起來造反。

除了經濟危機,中共好戲連台的內鬥,各級黨政機構重大施政失誤,群眾抗爭事件引起連鎖反應,軍隊異動都有可能引發變局。我無法准確預言變局什麼時候可以發生,但是可以肯定,即使明年變局不發生,今後的五年內,變局一定會發生。

現在中國民間出現了一大批准備在變局中有所作為的有志之士。只要大家能夠認同民主憲政的目標,無論是屬於哪個階層,無論政治傾向是左是右,我都希望大家能夠大顯身手。為此也想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想在變局中有所作為,光有思想是不夠的,光憑志向也是不夠的,甚至有能力都還不一定能行。任何人任何團體任何陣營要想脫穎而出,一定在變局之前做很多准備功夫。

第一,要做組織上的准備。

在任何時代,政治都是實力游戲。只不過時代不同,實力的形式不同。幾千年以來,最大的實力就是武力。要想革命,就要建立武裝,用革命者的武力擊敗統治者的武力。但是在現代國家,軍隊已經高度專業化,它所擁有的武力不是民間任何群體能夠擊敗的。軍隊不可戰勝,而軍隊又是由統治者指揮的。現代革命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除了少數幾個中東國家,在大多數現代國家包括中國,軍隊官兵都是來自各個社會階層,以社會中下階層為主。而革命者的主體也是中下階層。這就是說,軍人和中下階層在利益和感情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只要把民意充分顯示出來,軍心就會動搖。當全體民眾出來與統治者對決的時候,軍隊就會選擇民眾而拋棄統治者。南韓,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前蘇聯,東歐國家,突尼斯,埃及和也門的革命都是運用的這條戰略:以民意贏得軍心。

所以在當代,最大的實力就是動員民眾和組織民眾的實力。而要動員組織民眾就一定要有核心團隊。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革命是一種群體行為,革命中沒有個體戶。要想在將來的變局中作一番事業,最重要的准備工作是找到一批同道者,結成一個核心的圈子,現在都是平等相待的朋友,將來就是同生共死的戰友。現在建立有形的政黨不現實,但是組建一個志同道合者的社交圈子,中共根本沒有辦法阻止。有了這個核心圈子,將來才能夠進行民眾動員和組織,才能夠把社會各階層的反共人士聯合起來,實施共同行動。

要多少人才有初步動員能力呢?如果僅僅是動員幾千上萬人的學校,工廠,小鎮或居民小區,有十來人個人的小圈子就行了;如果動員一個十幾萬人的縣城或較大城市的一個區,就至少要30人的圈子,才有勝算;如果要在百萬人的中等城市上街,需要好幾個小圈子互相呼應。在數百萬人的大城市起事,就需要十幾個圈子共同協作。如果以每個圈子三十人計算,在類似武漢長沙這樣的省城進行初步動員,至少需要300人。

由於現在沒有真正可以統一運作的政治團體,而只能是互相聯絡起來的小圈子,所以每個人有心做事的人都要做兩件事來籌備人員:組建本地小圈子,同其它小圈子建立聯系。有了本地小圈子,就可以在本地動員民眾上街;與外地的小圈子進行了聯絡,就可以同外地的同道互相呼應,形成聯盟;如果很多人一起來做這兩件事,全國性的聯盟將來就有希望形成了。

如果有心做事,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有沒有能力進行本地的民眾動員?我有沒有自己的同道小圈子?如果沒有,就要加緊努力了!建立自己的本地小圈子是對革命家的最低要求,連這點都做不到,就是口頭革命派,就是革命夢想家。如果有了,就更上一層樓,與本地或外地的其它小圈子建立聯絡。大家聯絡越多,力量就越大,將來革命就會越順利!

第二,要做宣傳上的准備。

宣傳有四個部分:基本理論,綱領,標語口號,像征符號。基本理論是思想啟蒙時期的宣傳內容,通過這種宣傳,社會上出現一批具有民主理念的人,成為民主革命的中堅力量;綱領,標語口號和像征符號是操作階段的宣傳內容,目的是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動員。綱領和標語口號很容易理解,我在此解釋一下像征符號的意義。

基本理論是對於革命理由,革命目標論述;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興趣和能力把它透徹了解,因此就需要把它簡化為一系列綱領;在革命運動進行過程中,系統的綱領還是不能適應各種場合的宣傳需要,因此要把它簡化為具有針對性的各種標語口號。所以說綱領是理論的濃縮,標語口號是綱領的濃縮。而像征符號是所有理論,綱領和標語口號的濃縮。一個像征符號代表了前三者所有的內容。

像征符號有多種形式,比如東漢末年張角把黃色頭巾作為像征符號,並用讖語來解釋這個符號:蒼天已死,皇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法國革命的像征符號有兩種,一種是視覺的,三色旗,一種是聽覺的,馬賽曲。哪裡有旗幟在,歌聲響,就表明革命力量已經發展到哪裡。至於我們現在需要什麼像征符號,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用像征符號來宣傳造勢,具有兩大好處:

像征符號形式簡單,所以比理論,綱領和標語口號更容易傳播,一個人一個晚上就可以把像征符號書寫圖畫到幾百個地方,但是張貼標語就要很多人一起合作才行,而宣傳綱領就不僅需要人手,還需要比較安全的環境,要等到革命爆發之後才行;

像征符號一旦得到廣泛認同,是很好的造勢工具,比如讓符號在各種公共建築和設施,政府大廈的外牆,電線杆子,公告欄到處出現,可以起造成反抗勢力無處不在的效果,以此激勵民心,打擊統治階級士氣,動搖武裝力量軍心。

這四種宣傳准備,只有基礎理論方面的准備最好。現在中共的惡行和專制的弊端已經昭然與天下,民主憲政的理念已經在中國廣泛傳播。其它三個方面都有人在做,但是做得還相當不夠,還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參與其中。比如綱領方面,每個小圈子都要有個別人私下秘密准備好綱領的內容,到時後革命一爆發,就可以立即發布,作為動員本地民眾的手段;標語口號也要事先設計好底稿,並且准備好制作的物質材料,革命爆發時可以馬上批量制作;像征符號應當在革命前就開始設計,大力推廣傳播,讓它出現在各種公共場所。

第三,要做好策略准備。

光有人還不夠,還要讓這些人知道怎麼做才行。革命是一項操作性非常強的大型群眾運動,是一場革命者與統治者的生死較量。光靠理想是不能保證成功的,還要有一整套戰略和策略。中共現在已經徹底蛻變為黑社會了,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統治合法性,在這個階段,批判和詛咒都已經不起作用了;能起作用的是籌劃和傳播徹底鏟除專制的辦法。

無論是海外媒體還是國內網站,到處是聲討中共的聲音。這種現像令人歡喜,說明民眾已經唾棄中共;但是也不無憂慮:現在都已經進入操作階段了,為什麼這麼多人還在做著啟蒙階段的工作?國內受條件限制,可能是沒有辦法深入討論革命方法論問題,海外的民運人士怎麼能夠繼續停留在批判和詛咒的層面,而不願意多花點心思研究,設計,實驗,推廣革命的戰略和策略?

國內同仁雖然不能大規模地公開討論方法論問題,但是個人的思考和小範圍的交流絕對不可或缺。至少,同一個同道者小圈子內部一定要有這方面的探討,大家要形成共識,將來才能一起分工合作。

我建議各地的同仁都對下列問題進行探討:

1,革命時機問題。什麼是革命爆發的征兆?以現階段民間組織化程度而言,沒有任何群體有能力制造革命,革命只能是各種合力作用的結果。如果小圈子誤判形勢,把普通的群體抗爭當做是革命的開始,從而全力以赴進行社會動員,就會導致全軍覆滅;如果革命已經開始而小圈子逡巡不前,就會喪失動員民眾的最佳時機,從而可能失去在革命中組織民眾的資格。

2,革命初期動員群眾的具體方法。動員民眾的方法有些是各地通用的,也有些是本地特有的。兩者都需要小圈子成員事先做好思想准備。比如在一個大城市,要動員民眾上街,應當先在哪個區的居民小區,或哪個工廠宿舍,或哪個大學校園動手,怎樣動員農村居民,用什麼材料和工具進行鼓動,鼓動起來之後如何擴散到全城,游行走哪條路線,先驅除底層政府官員還是直接包圍當地最高政府機構,想成為革命組織者的人都應當事先都做好詳盡的籌劃。

3,大規模游行示威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方法。這次革命一旦爆發,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社會各階層,各地區的民眾都會參與。怎樣才能在極短時間內以現有的小圈子的人力把大量的臨時聚集的民眾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可以共同進退,互相呼應的整體,需要一個基本的組織結構,和一系列具體的方法。

4,對付官僚的策略。各地同道可以盡量收集當地主要官僚的信息,然後根據他們的具體情況制定出對付的策略。或脅迫,或控制,或好言相勸,或直接驅逐,多種方案,最好事先有所准備。

5,對付警察的策略。革命初期,警察是各級政府最先調動的武力。了解當地警察的分布,各級負責人姓名住址和聯絡方法。革命一起就可以安排人員同他們不斷溝通,用各種適合的辦法減少來自他們的阻力,盡量讓他們保持中立。在他們不合作的情況下則對他們實施限制,分化和打擊。

5,策反武警和軍隊的策略。革命展開之後,武警和軍隊就會被召集來對付民眾。采用哪些方法做中下層軍官的思想工作,讓他們保持中立甚至倒戈;怎樣營造全民反共氣氛並讓軍人充分感受到氣氛;海外同仁怎樣通過與西方國家政要的聯系加緊游說,讓西方國家對上層軍官施加影響;這些工作都需要一系列的策略。

6,在革命爆發後迅速結成省級和全國性同盟的方法。革命爆發之後,各地民間勢力會出現井噴之勢。但是各地勢力如果不能迅速結盟,就容易被各個擊破;如果各種勢力不在倒共過程中結成聯盟,而是各自為政,在倒共之後就極有可能為爭奪權力真空而互相摩擦,推遲民主重建的過程。利用倒共過程中的壓力,盡快形成較大的政治聯盟,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重要方面。

7,走出革命低潮的策略。如果中共承受住第一次衝擊,革命就可能需要做長久打算。這時大量沒有政治運動經驗的民眾會出現厭煩和疲憊的心態,導致革命進入一個低潮期。如何在低潮期保持基本勢能,如何制造第二個高潮,中外歷次大型的政治運動都有眾多的方法可以供我們參考和選擇。

8,各國革命的歷史借鑒。自七十年代以來,已經有80個國家完成了民主轉型,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革命來實現的。他們的經驗或多或少都可以被我們借鑒。小圈子成員相聚時,可以討論他國的民主革命方法,討論多了,大家自然會產生策略意識。

中共禍國63年,已經搞到天怒人怨,變局是肯定要發生的。但是朝哪個方向變,要動蕩多長時間,老百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都是未定之數。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任何人,任何陣營,無論現在看起來有多大的號召力,有多高的聲望,有多廣泛的聯系,如果不加緊在這三個方面進行准備,變局一到,都極有可能被埋沒到巨變的洪流之中。

希望具備民主理念的有志之士都來積極准備,在各地形成核心團隊小圈子,然後形成跨地區的聯絡網,同時在宣傳和策劃方面都預先設計好多種應變方案,今後的變局將會非常順利轉變成民主革命,人民所付出的代價也不會太大,民主憲政將會迅速建立,中國將會走入一個光明的歷史時期!大家一起努力!

利比亚的革命之路 (一)

 

利比亚的革命之路 (一)

Posted: 04月 18, 2011 in 阿拉伯之春, 利比亚

纽约时报  On Libya’s Revolutionary Road

作者 ROBERT F. WORTH
地址 http://www.nytimes.com/2011/04/03/magazine/mag-03Libya-t.html?_r=1&ref=world

2月20日的Katiba军营,班加西,在受到自杀性炸弹冲击几小时后,反抗军收复该地。(本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一)

在2月8日的那个晚上,Khalid Saih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坐在Tripoli郊外一辆飞驰的汽车后座上。当然,这并不由得他自己有所选择。Saih,这位瘦高个的36岁律师,是一个小小的利比亚社会活动组织的一员,该组织刚刚呼吁修宪和给予人民更多的公民权。就在他们被警察骚扰了数周之后,他和其他的3位律师被命令去位于Tripoli内政部报到。然而,就在那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他们被塞进一辆车内,并被告知卡扎菲将要接见他们。

几位律师当时非常恐惧。他们中没有人曾经当面见过卡扎菲。他们每个人都有亲友被卡扎菲政府酷刑虐待或是惨死狱中。在旅途中,他们联系了自己家乡Benghazi的亲友,告知他们自己的行踪,以防可能出现的监禁或者处决。为了让自己紧张的心情平静一点,他们吟唱起了面对危险时的一段祈祷词:
真主伟大
真主怜爱世间万物
我所恐惧之物,不及真主之万一
真主庇护于我
出他之外无人能保护我免于恶魔及其仆从之侵扰
真主是恶魔之前我唯一的保护神

半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区的大门,门上就只有一个简单的阿拉伯文指示:Abu Sitteh马术俱乐部。小区外到处都是穿着制服的持枪警卫,和层层的铁丝网。汽车停了下来,有人上来将律师们的手机搜走,然后将他们带到一个巨大的贝都因式帐篷内,帐篷外则熊熊燃烧着一个硕大的篝火。一位侍者给他们每人送了了杯鲜骆驼奶。不一会,卡扎菲走进了帐篷,在他身后的是他的两位高层安全助理,Abdullah al-Sanousi和Ahmed Qaddaf al-Dam,两个恶名昭著的官员。卡扎菲和律师们握手,然后在办公桌前坐下。

随后的两个小时里,卡扎菲滔滔不绝的教训着律师们。他警告他们不要在利比亚,鼓励那些已经推翻突尼斯独裁者,而且正在威胁埃及Mubarak地位的示威游行。“只要关闭你们的facebook,你们要什么都可以。”卡扎菲这样说到。接着他开始长时间的喃喃自语,让律师们迷惑和窘迫不已。

随着卡扎菲演说的进行,Saih觉得自己心中的恐惧被远远的抛在一边,而一种他过去无法想象的慰寄从心中升起。这种感觉并不是来自卡扎菲病态单调的声音,也不是来自于卡扎菲绝望的承诺着,一个Saih根本就不相信的改革。这种感觉来自于他眼中的卡扎菲,一个满脸皱纹,肌肉松弛的老头。

“我发现,他也是个凡人。”Saih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眼中的卡扎菲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他是不会死的。就算是年轻人都开始失去了希望。但是当我看着他时,我想:他不过是个凡人,也有被终结之日。”

当我在3月初和Saih见面时,他正坐在Benghazi法院里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就在一周前,这个利比亚东部最大的城市,刚刚让自己从卡扎菲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微风将大海的气息从窗户送入办公室,此时,穿着皱巴巴褐色西装的Saih俨然已经是个名人了: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就在屋外等着为他做专访。他也成为了由反抗军自己建立的利比亚全国委员会(Libyan National Council)的一员。而矗立在面朝地中海的一大群毫无特点的灰色建筑中的法院大厦,正是该委员会的办公地。曾经用于审判和拷问的房间,现在成为了委员会的办公室:每个房间的门上都贴着一张纸,说明这个房间的新用途。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年轻人们匆匆的穿过门廊,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墙上涂满了讽刺卡扎菲的标语,而在屋外,一个扬声器正在播放着革命歌曲—— “我们会坚守”—— 附近正在倾听最新消息的人们脸上都带着笑容。

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能够坚守多久。就在不到150英里的西南方,战火正在沙漠城市Ras Lanouf和Brega肆虐。反抗军里那些自愿参战的装备简单的民兵正遭受卡扎菲武装的猛烈炮击,就在多国联军于3月19日开始空袭以前,战线一度接近了Benghazi 。利比亚的反对派原本想用facebook呼吁进行类似于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的游行,现在却演变成了血腥而又漫长的内战。然而利比亚人不懈的自救,终于有了联合国安理会和西方和阿拉伯联军的介入,也为这场阿拉伯之春添上了史诗性的一笔。

但是在先前的那个凌晨,Saih依然还在为自己能够幸运的未被监禁或枪决,感到惶恐不已。没有人,他告诉我,就算是最坚定的反对派或者最乐观的人士,也没有谁能相信卡扎菲政权会从Benghazi被赶走。现在作为他办公室的空旷的法院大厅,能够清楚的看到滨海公路旁卷起的海浪,这里曾经是恐惧与压迫的象征。“现在,这里是自由利比亚的心脏。”他说到。

(二)

就在3周多前那场革命开始时,Saih正在Benghazi。他和一群律师们在2月15日的傍晚,汇聚在该市警察总部门口,要求释放在当日早些时候被抓捕的一个同仁,Fathi Terbil。Terbil是1996年被利比亚安全部队在Abu Salim杀死的无辜者的亲友们的代表律师。而有些死者的亲友也在警察总部门口。

当高呼口号的示威者穿过城市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了示威的队伍。随着示威人群的增加,很快,参与示威的几百人齐声高呼“人民要求制止腐败。”以及其他在突尼斯和埃及示威中出现的口号。到了午夜时分,警察开始用水炮攻击示威者,同时一群暴徒也用棍棒和玻璃瓶袭击示威者。一开始,示威者用石块进行还击,但是寡不敌众,他们随后被驱散了。第二天,就在重新聚集时,伴随着一群戴着黄色建筑工人头盔,被雇佣的暴徒的闯入殴打示威者,更大的暴力事件出现了。这些暴徒有的是非洲人,还有些明显是外国雇工,包括孟加拉工人和中国工人。还有很多是深黑皮肤的来自利比亚南方或者非洲的失业移民。我在反抗军的临时监狱里,和被捕暴徒中的一位交谈过,他告诉我,他们被欺骗说这样做就会得到工作,然而最终却一无所得。

2月17日,“愤怒日”,士兵和警察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射击。很快,那些被大口径武器撕裂的血淋淋的尸体照片,就传遍了各处。没有武器的年轻人就开着推土机,以自杀式攻击的方式,冲向了Katiba绿白相间的高墙。这个位于Benghazi市中心像个中世纪堡垒一样军营,是卡扎菲政权在Benghazi市的最后据点。死亡的人数还在激增,而像Saih 和他的战友们坚强的意志,终于唤起80万Benghazi市民共同的反抗决心。

Mahdi Ziu是Benghazi市民中普通的一员,他的家离Katiba不到200码,就在他家的大门口,他亲眼见到一个年轻人被射杀。在此之前,Ziu从来都不是要求社会改革的人士:他是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他因为长期坐办公室的缘故,早已大腹便便,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的他,头发稀疏,戴着眼镜,过着逆来顺受的人生。他的女儿和兄弟告诉我,喜欢阅读和上网的他有一颗柔弱的心灵,他常常与自己的女儿和太太一起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看电视剧,看到动情处,还经常的潸然泪下。他不喜欢政治,更倾向于中庸之道:当那些宗教极端分子在当地清真寺里大声争辩着对错时,他总是默默的走开。但是,就在他自己的家乡遭受了3天的血腥杀戮后,他心里的一些东西被触动了。“他开始不停的说,‘圣战,圣战,到了我们该出去战斗的时刻了。’”他21岁的女儿Zuhour这样告诉我。当谈到她过世的父亲,Zuhour的表情交杂着敬畏与震惊(根据穆斯林丧葬的习俗,他的妻子需要独处守灵)。坐在起居室沙发上的Zuhour,是个纤细、美丽戴着头巾的女孩,她有些局促不安的把自己的双手绞在一起,在不远的房间里,邻家的婴儿正在哇哇哭泣,她父亲的遗照就放在离她不远处的桌子上。“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这样说。”她继续说到,“你就会明白他准备做些什么。”。Mahdi的兄弟有些懊恼的告诉我,这个家庭没有一个成员参与了示威,他为自己兄弟所做的事而震惊。

2月20日,周日,Benghazi的示威者已经武装了自己,并如潮水一般开始攻击Katiba。在过去的几天里,躲在其中士兵们向从法院大厦走向市立公墓的送葬队伍开枪,杀死更多的无辜者,带来更多的葬礼和愤怒。
周日早上,就在一片枪声之中,Ziu把自己的遗嘱塞进了一个朋友的门内。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公寓,请求他的邻居们帮助把一堆装满液化气的罐子,放进他停靠在屋外的黑色起亚车内。邻居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气罐有些泄露了,他要去修理一下。他的兄弟Salem Ziu告诉我说,他认为Mahdi 使用了一小块TNT,那经常被利比亚人用来代替雷管去炸鱼。但是真相如何,再也无从探究了。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天中午1点半,Ziu 将自己的车头对准了Katiba的大门,此处离5天前爆发第一次示威的警察总部并不远。在他的前面是一块已变成杀戮之地的无人区。反抗军从周边建筑物的门后和天台上向军营射击,Katiba里的狙击手则用点射收割着任何一个敢鲁莽冲到街头的生命。Ziu 踩下汽车的油门,军营里面的守卫开始向他射击。但是他们的反应太晚了,高速行驶的汽车一头撞上大门,然后猛烈的爆炸。其爆炸产生的巨大火球,甚至可以让数百码外的一个示威者用自己的手机清晰的拍摄下来。而爆炸的威力在高墙上撕开了一个大洞,杀死了数名守卫,也为Katiba军营的命运划下了句号,几小时后,该军营被反抗军收复。

现在Ziu那辆被烧焦撞烂的汽车就摆放在Katiba的大门口,上面交叉循环的写着:“英雄Mahdi”;“Mahdi,你解放了Katiba。”

就在同一天早些时候,Emad al-Imam正在参加Benghazi市中心的一个葬礼。他同样也是个没有参加示威的普通人。这个有两个小孩的42岁的父亲,是一个农业公司的行政事务人员。他参加这个葬礼,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同情心。当他走到离Katiba不远的地方,机枪子弹射向了送葬队伍。Imam赶紧趴在地上,利用水泥的街沿保护自己。他能感觉到子弹从自己耳边呼啸而过。他躺在那里 —— 感觉就像躺了10个小时,他后来告诉我,可能那最多就10分钟 —— 直到枪声消失。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4个士兵用AK-47对着他的脑袋。

“他们把我拖起来,然后搜身,”他告诉我,“其中一个用他的枪托打了我的脑袋,我一头栽在了地上。他用脚踩着我的颈部。然后他们争论起是要把我当场杀死,还是要把我押回军营。”

最后士兵们把Imam连拖带拉的押进了Katiba的大门,而在不久之后正是在这道门前,Mahdi Ziu发动了自己的拼死一击。Imam并没有做任何抵抗。在军营里,士兵们蒙上了他的眼睛,接着把他扔到一个地方。等了几分钟,Imam试着把蒙眼布弄松好观察周围的情况,他发现自己和60或者70个囚犯一起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士兵走过来凶残的殴打他,他说,他听到有人在他头上放了一枪,他转过头去,看到士兵对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个男人连发数枪。然后,士兵们将他拖到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电击了他的腿。同时,他能够听到Katiba大墙外激烈的交火。当时反抗军已经装备了从Bayda和其他东部城镇的军营里夺来重武器,而一些倒戈的原卡扎菲武装士兵也加入反抗军。几小时内,对Katiba的围攻就要结束了。

“来自两方密集的射击,让天花板上墙灰如雪片般飘下。”Imam告诉我,“其中一个站在我身边的士兵告诉我,‘就算要死,你也会比我们先死。

另外一个士兵问道“这里谁是从Bayda来的?” ,一个示威者说他是那里人,接着那个士兵对他的队友叫到,“把刺刀给我递过来。”他接过刺刀,暴虐的砍杀着那个示威者。Imam是在Bayda出生的,他随身携带的身份证写得清清楚楚。他躺在地上,等着士兵们检查他的身份证,然后接着杀死他。但是枪声越来越近,没一会,士兵们都跑光了,只留下了满屋的囚犯。又等了一会,一队反抗军冲了进来,“你们是谁?”一个反抗军战士叫到,这时,一个囚犯哭了起来,“不要伤害我们,我们是你们一方的。”。反抗军将他们组织起来,但是Imam和其他的囚徒,太过害怕以至不敢离开。他听着枪声,试了好几次都无法站起来,接着他就晕了过去。

Imam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身在医院了,他的身上布满了烧伤和瘀青。医生告诉他要休息,但是他急着找到自己的父母亲,告诉他们自己还活着。他努力从床上爬起来,由于医生刚刚给他注射了安定,他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两次。接着,他挣扎着走向黑暗的街道,蹒跚的向自己家走去。

Emad的父亲Miftah al-Imam,是一位65岁相貌严肃的高个子老人。他告诉我,在他儿子失踪几个小时后,他开始担心起来。他给Emad的手机打了个电话,但是电话里出现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可以和机主通话吗?”Miftah问到,那个声音回答到,“本机机主已经被烧死了。”一阵狂笑之后,电话被挂断了。这个陌生的声音让Miftah觉得,也许儿子的手机被小孩偷了或是有人恶意的玩笑。他给儿子的朋友打了好几个电话,然后,他忍着内心的煎熬,走向最近的医院。

在医院里,Miftah看到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他告诉我,医院里塞满了伤员,人们的惨叫不绝于耳,鲜血流淌在地板上,到处都是乱哄哄的情景。他找到的一位医生给他看了份名单:他的儿子不在名单上。然后他走向下一家医院,这家医院也被淹没在伤员之中。没有人知道Emad的名字,Miftah纠结的内心开始对发现自己儿子有了一点希望。一位友善的护士告诉他,医院里还有一具无名氏的尸体。她带着Miftah到了临时停尸房里,那里轮床上躺着一具尸体,他的衣服被拉起以覆盖这个青年人的脸部。Miftah走近了些,发现尸体头部有个大大的弹洞。当Miftah看得越仔细,他的胃部抽慉得越厉害。那张脸比Emad的脸要圆一些,但是那有可能是拷打造成的。当时,他很确信,那就是他的儿子。

“我吻了他的前额。”当一周后,我和Miftah在Benghazi见面时,他这样告诉我,“‘愿真主怜惜你,’我说到,‘真主会为一切受不公者报仇。’”他把自己的名字给了医院的员工,告诉他们那具尸体正是自己的儿子。一位医生,看到Miftah满脸苍白,脚步虚浮,就主动用车把他载回家。回家以后,Miftah将噩耗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和住在另外一楼的Emad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哀嚎和哭泣充斥了整个房间,邻居们得知此事后,都上门来表达哀思。两个小时后,亲友都陆续赶到了这个悲哀的家庭里。

当Emad挣扎着走进自己家大门时,他走进的正是自己的葬礼。

利比亚的革命之路(二)

利比亚的革命之路(三)

利比亚反抗军领导人Mahmoud Gebril 特写

利比亚的革命之路 (一) 八卦庭

利比亚见闻:他们为什么对卡扎菲恨之入骨?

 

作者:特约撰稿 力戈 发自利比亚

卡扎菲喜欢直播绞刑,一个利比亚母亲在正吃着斋月的晚餐,突然电视上开始直播绞刑。她发现一个死刑犯的衣服很眼熟。定睛一看,原来是她的亲生儿子!

2月15日,正在开车的利比亚外交官爱德里斯·拉明接到儿子的电话获悉,人们开始在班加西街头游行。拉明意识到,变革的火炬已经从突尼斯和埃及传到了利比亚。

这一天,他等了几十年。

年逾60的拉明喜极而泣,加大油门赶回班加西。他决定辞官,与这些示威者一起战斗。

与此同时,47岁的班加西杂货店老板曼苏尔·艾哈迈德激动万分,通过手机和网络邀更多的人参加次日的游行。

18岁的高中生扎达想拿起武器与政府军对抗,但被父母严令禁止。之后他和二十多个同伴一起,创办一份报纸。他说,报纸就是他们的AK47步枪……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不论职业,不论年龄,千万个利比亚人走上街头,拿起武器,与卡扎菲政权展开全面的内战。至今,战争持续近5个月。

从1969年政变开始,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看似稳定的利比亚,顷刻间战火纷飞。

斋月晚餐时间电视直播绞刑

“我们的行为,是隐藏在内心最深处几十年的呐喊,”拉明说。

在利比亚近一个月里,笔者跟每一个当地人交谈时,都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反政府运动,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对卡扎菲恨之入骨?

其实,在1969年卡扎菲政变后,许多人还是非常支持他的。尤其是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和充满浪漫主义理想的青年群体,厌倦了等级森严的王国体制,期待着一场巨大的变革。那时,正值席卷西方各国的学生运动达到顶点,而距埃及纳赛尔发起的阿拉伯复兴运动也只有十多年光景。

之后,卡扎菲实施一系列“革命”政策,包括消除贫富分化(富人财产被没收从而成为穷人,因此也就没了贫富分化),迫害有不同意见的人士。这让人们逐渐发现,自己曾经支持的革命,并没有建立一个理想中的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政变后,一些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希望为建设新国家建言献策,免不了对卡扎菲当局发出一些负面的评论。但这简直就是利比亚版的“引蛇出洞”——1970年代,卡扎菲在班加西的加尤尼斯大学公开处死了几个知识分子。

该国知识精英从此噤声。

卡扎菲的所作所为,其实跟其他独裁专政者大同小异,无非是对内打压异己分子,实行恐怖统治,家族和亲信垄断政治经济特权;对外穷兵黩武,与西方为敌。然而,卡扎菲对这些没有一点遮掩,甚至还有一些行为艺术。

在打击异己分子方面,卡扎菲从来不遗余力。一旦出现任何萌芽,他都会坚决地斩草除根,而且从来不隐藏,反而要公之于众,起到震慑作用。

拉明就是一个例子。除了外交官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偏向左派的诗人和作家,曾经对卡扎菲充满期待。在1970年代,由于经常与一些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聚会,他被当局以“利比亚共产党总书记”身份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因为政变后的利比亚禁止任何党派存在。所幸他是个名人,卡扎菲改判他10年监禁。拉明出狱后,卡扎菲还派人私下告诉他,如果再遇到麻烦,不会再让他坐牢了,但却比划了一个斩首的动作。

1980年代,卡扎菲喜欢直播绞刑,而且专门选在斋月期间的晚餐时间。在斋月期间,穆斯林白天不吃饭,直到太阳落山后,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坐在餐桌前享受丰盛的晚餐。往往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时候,电视机里轻松的娱乐节目会突然中断,开始直播绞刑过程。曼苏尔·艾哈迈德说,上世纪80年代某天,他的一个邻居在正吃着斋月的晚餐,突然电视上开始直播绞刑。她发现一个死刑犯的衣服很眼熟。定睛一看,原来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吓得从椅子上摔到地下,然后绝望地看着儿子断气。其实,他儿子并没有任何罪大恶极的行为,只是帮助一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逃脱当局的追查。

卡扎菲的嫉妒心如此之强,以至于绝不能容忍国内出现任何名人。因为那样会将人们的视线从他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对此,26岁的足球评论员法里吉深有体会。他告诉笔者,卡扎菲禁止评论员提到队员的名字,因为担心观众记住踢得好的球员,就会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体育评论员就只好报队员的号数。有时候,队员们变换在俱乐部或国家队的号数时,评论员就非常头疼,要解释一番,说这个队员之前是几号,现在是几号,原来的几号现在是谁。

许多公共建筑是殖民时期留下的

利比亚人口600万,内战前日产原油180万桶。阿联酋人口也在600万左右,日产原油250万桶。然而,利比亚人的生活跟阿联酋人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150万人口,满大街全是破烂不堪的韩国产现代和起亚小车,日产和丰田车都算得上是高档品牌的。这些车都是二手的,因为一手车他们买不起,大概花4000第纳尔(革命前1美元=1.2第纳尔)才能买到二手车。

班加西全城没有一个面积超过400平米的小超市,如家乐福这样的大型卖场据说全国都没有。班加西有条街叫迪拜街,号称当地第一豪华购物街,两边全是平房,垃圾和塑料袋遍地。最高档的商店也就是一个卖表的店,店家为防止意外都把表藏起来了,要买才能看。

这座城市里到处污水横流,建筑物破烂不堪。许多公共建筑是意大利殖民时期留下的,到现在一直没有更新。即使是卡扎菲政变后兴建的工程,也有一部分是在政变前的王国时期就有了规划。在班加西有一家看上去很现代化的崭新的大型医院,前年竣工,据当地人说,修了整整30年。

不过,卡扎菲也干了一些实事。比如,让中国公司在利比亚全国各地承包了数万套住房项目,也让俄罗斯和中国公司承建沿海铁路。然而一些项目由于卡扎菲政府恶意拖欠工程款而一直不能竣工,包括人们期盼已久的住房建设项目。说到住房,不能不提到卡扎菲政府的腐败。这些住房项目,最后都要由政府分配,卡扎菲可以将住房分给自己部落的亲戚和政府内的亲信,象征性地收取几百第纳尔。然后,这些人转手一卖,几万甚至十几万第纳尔就到手了。

如果你跟现政权关系不密切,想从商,那就要花血本。

班加西专营农用轮胎的纳赛尔·马达尼告诉笔者,以前他一直从中国进口农用轮胎在利销售。革命爆发前,他希望从中国引进生产线在当地生产。为了这个项目,他前后投资800万美元。其中100万美元耗在行贿,用于支付向政府申请将买卖许可证转换成生产许可证和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好处费。

利比亚公共工程几乎都由外国公司承建,因此,国内失业率很高,许多大学生感觉前途渺茫。据19岁的大学生萨利赫介绍,他的一个邻居医学院毕业10年了都没找到对口的工作,只能靠开小卖部为生。利比亚也有一些很好的就业岗位,集中在政府部门和石油公司,但全都由跟政权关系密切的团体把持。如果没有关系,毕业生基本没有机会到这些地方工作。

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局副主席阿里·伊萨维告诉笔者,在2006年的经济改革失败后,卡扎菲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不确定的未来,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甚至觉得绝望,因此他们走上了街头。

特工和窃听器无处不在

革命前的利比亚,警察遍布各地。人们基本不会谈论卡扎菲,因为你要提防听者是不是便衣。即便是大型的集会活动,人们也不会轻易在下面交头接耳。除非是非常亲近的朋友,才会谈论一些。而且,人们在谈话之前还要确定周围没有窃听器,有时候窃听器就会贴在茶几的背面,或者吊灯的灯罩里。

18岁的扎达说,不仅大人如此,学生们也是如此。他跟好朋友聊,不能避免谈到卡扎菲时,他们会说:“你知道我是在谈论谁。”仅此而已。

卡扎菲还有一批特勤人员监视人们在网上的活动。17岁的哈西就是一个受害者。他在脸谱网站上指责卡扎菲,被监禁数日。之后他又向视频网站youtube上传卡扎菲在1996年屠杀上千博斯林监狱囚犯的视频材料,再度入狱,并被狱警鸡奸。革命爆发后,他走上街头,又第三次被抓进监狱。但幸运的是,他保住了性命,直到班加西被反对派控制。

这种警察国家的统治,让民众的尊严成为奢侈品,即便是对于旅居国外的利比亚人。年近60岁的本-哈里出身富商家庭,在1969年卡扎菲政变后随父母移民英国。反对派起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回来支持反对卡扎菲的事业,组织志愿者向前线战士运送食品和水。

本-哈里很富有,住在伦敦富人区。当被问到已经那么富有,回来支持反对派,自己能得到什么时,本-哈里激动地说:“我想要自由和尊严,不想当我跟别人提到自己的祖国时,总是看到对方怪异的表情。”

而卡扎菲政府在大规模反政府运动爆发后的所作所为,就像是火上浇油,将民众的怒火推向了高潮。在2月下旬的一次公开电视讲话里,卡扎菲曾说,他将要把那些闹事者,一条街接着一条街,一栋楼接着一栋楼地赶尽杀绝。

当民众最初走上街头抗议时,他们只是要求一些权利,并没有要求卡扎菲下台。但是当政府军向他们开枪后,民众就对当局彻底失望了。而时任驻印度大使的伊萨维在听到军队开枪后,成为最早脱离卡扎菲政府的外交官之一。

如今在班加西,漫画家和涂鸦艺术者将卡扎菲那句“赶尽杀绝”的电视讲话,连同被丑化了的卡扎菲头像涂满了各个围墙,还制作成纪念品和T恤衫。

放纵刑事犯,纵容雇佣兵强奸

为了给反对派制造混乱,卡扎菲政府从班加西郊区的科威菲亚监狱放出了几百名刑事罪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杀人抢劫等重罪的刑事犯。他们纵火焚烧房间,并冲出监狱大门。

2月17日爆发大规模示威的前两天,班加西的社会秩序能够得到保障。但刑事罪犯跑出来后,社会治安急转直下,到处都听得到枪声,成群结队的匪徒在城市里公然打劫,甚至袭击了中国公司的建筑工地。

卡扎菲还企图实施一种威慑力极强的暴行——集体大规模强奸。此前有媒体曾大规模报道一个名叫奥贝蒂的妇女抢镜诉说被政府军轮奸的遭遇,而且这得到了利比亚政府的承认。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北约空袭前,卡扎菲的部队差一点就拿下了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辞职后在反对派外事部门担任大使的拉明向笔者透露,政府军撤退后,反对派发现了一辆满载安全套和万艾可的丰田皮卡。后来,笔者遇到了法国心理医生Juliet。她专门调查利比亚的集体性犯罪。根据她掌握的情况,许多利比亚妇女在战争中遭受了性暴力,而且绝大多数施暴者都戴了安全套。

谁上前线打仗还要把安全套带在身上,而且侵害的目标是自己的同胞?

实际上,卡扎菲从邻近的非洲国家招募了大量雇佣军,同意征召可一次性获得一万美元,之后每人每天1000美元。这些雇佣兵对付利比亚平民毫不手软,而反对派武装也对雇佣兵恨之入骨。一个刚从前线下来的民兵告诉笔者自己就曾杀了两名雇佣兵,不是用枪,而是用匕首活活捅死。

在班加西的心理医生赛吉瓦发出的一万多份问卷调查中,有两百多名女性称遭到亲卡扎菲武装分子的强暴。这名医生已经把这些资料,交给了国际刑事法庭。

在当政的42年里,卡扎菲也做了一些改善民生的好事。例如,全民免费医疗、给穷人提供廉价住房等。然而,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这些政策并没有让民众感到满意。利比亚的医疗质量很差,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手术。政府提供廉价住房,申请人往往要等很长时间。我们的司机易卜拉欣在政府的名单上排了5年,一直也没等到房子,40岁了还没结婚。革命爆发后,他果断参加反对派武装。

利比亚大学的学费非常低,一个学期7.5第纳尔,中学小学基本免费。然而文科教育,尤其是历史和政治,一直是教师的禁区。学生们学得最多的,是卡扎菲那本疯狂的《绿皮书》。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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