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鲜为人知的“巴山游击队” 09-6-29
刘子才与“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的组建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按中共中央电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
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不得不撤离曾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即将撤离根据地前的2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省游击总指挥周纯全，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等一起讨论组建“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 ”。
组建之初，游击队由驻旺苍坝的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31军92师277团3营9连、
4军12师36团1营2连，分别组成第一、二、三大队，
由刘子才 (又名刘涛，安徽六安人，生于1912年)任游击队司令。
1935年3月，陕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西渡嘉陵江前，
又将4军12师36团特务连留在桃园，并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发给枪支500多支，
抽调南江、英安(今旺苍县境内)两县地方干部到桃园工作，
把“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扩编成一个“独立师”，
师长为刘子才。继又将陕南的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全师3营9连共约1000人。
组建时，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都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
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 游击队区域扩大到500平方公里
“巴山游击队”最初以红31军名义开展游击战争，在南郑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发展了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
游击队经过红庙塘、石人山、魁星楼等战斗，至1935年底，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
游击队区域扩大到纵横川北陕南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
1936年1月，“独立师”师部移驻喜神坝乱草池。
3月，在敌38军围攻时，
师长刘子才思想麻痹，指挥失误，部队损失200多人。在转移中又犯轻敌错误，
部队再遭重创。部队到达三道河(现宁强县境内)时执行错误政策，
造成原31军政治部特务连脱离主力，单独前往通江碑坝被国民党保安队瓦解。
在此期间，游击队经历了芦坝、塘口、纸坊坝、石笋塘等战斗，主力到达桃园时，
仅余下260人左右。这是游击队第一次失利。
5月下旬，敌38军驻红庙塘部队联合喜神坝民团，向击队发起疯狂围剿。
部队长期处于无根据地流动作战，战斗减员和自然减员十分严重。
至6月底，游击队经历了黄豆坝、寨子山、黎坪等战斗，部队在桃园焦家河会合时，
仅存65人，被迫隐藏深山，驻大河河畔一石窟中。
这是游击队自组建以来的第二次失利。
纠正“左”倾思想路线，选举赵明恩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
1936年6月，游击队在大河石窟召开全体会议，批判了游击队领导刘子才在军事上的错误，并撤销其领导职务，纠正了“左”倾思想路线，制定了“打陕安川”的斗争策略，改“独立师”为游击营，选举赵明恩为营长。
游击营下辖一个独立连和两个队(两个班)，营部移驻南江桃园寺。由此，赵明恩(四川达州市人)正式成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大河石窟会议，健全了组织，整编了部队，增强了战斗力，加强了统战工作，游击队又进入了一个发展壮大时期。
游击队官兵的座右铭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来了不平等。”部队按实战的标准训练，还特别进行了“耐寒”训练，在无霜期仅有半年的高寒山区，
一年四季不盖被子。大量储备武器和粮食，“3年不生火，照样能过活”。
在这期间，游击队经历了寨子山、坨坨岩、罗家垭、石院墙等大小无数次战斗，
粉碎了敌人无数次围剿，
游击队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部队由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
建立了以大小园包、
铁炉坝、回龙沟(包括整个桃园)为中心的纵横约1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
游击区域北达汉中南部、东迄通江西部，西至广元东部，南至南江北部，
纵横约300平方公里。
经历艰苦的反“清剿” 游击队惨遭失败
1938年11月，胡宗南任命28军新编9师师长杨晒轩为“巴山清剿总指挥”，
以两个团的兵力对游击队进行“铁壁合围”。游击队利用气候严寒和林密山高，
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诱敌深入并分散其兵力，各个击破，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
1939年冬，杨晒轩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巴中人李子犹为“巴山督剿主任”，
带领4个团7000多人再次围剿。敌人采取了“空山”毒计，强迫山中的群众全部撤离，
大肆杀害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断绝游击队的粮食与消息来源，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同时进行“政治说招”，动摇游击队员军心。
游击队由于有较丰富的物资储备，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不断打击敌人，
夜袭哨兵
、后勤班，摧毁敌人后勤补给，使敌人“空山”围剿失败。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内部出现了一些动摇。1940年1月27日，副营长管业元叛变，
游击队情势更加危急。游击队主力被敌分割冲散，仅剩下50人左右。
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击队向通江转移，进入碑坝后河(今南郑)。15日，
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的伏击，仅存20人。3月，转战到碑坝山上，再遇敌强攻，
大部分壮烈牺牲，
刘子才被捕。4月，赵明恩被叛徒杨之芳杀害，6月，刘子才在南江县城英勇就义。
游击队为何没能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
1937年5月，党中央派何孝林(原营山县苏维埃主席，长征中负责随军家属工作)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由于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当初成立时首长的“留守苏区”指示精神不符，提出若来一名认识的人就好办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党中央要求国民党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不承认。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
向游击队介绍国内革命形势、
红军及各省游击队改编情况，对游击队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党中央派王正坤(原红四方面军33军259团团长)，
由中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距桃园约160里的南江县兴马坎经商，
化名陈柯，同游击队专门作长期联系。
1938年8月，王正坤将游击队要求联系人需持有陈昌浩、张琴秋照片或亲笔信的要求转达给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将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
特委指定由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亲自办理。
恐发生误会，周恩来再请在延安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写了亲笔信，
并由赵明恩的同学、曾在家乡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魏传统，
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汉中特委办理，
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送到游击队。
就这样，游击队最终没能从大山深处走出来，遭遇失利。
五年里，游击队员风餐露宿，克服了食不果腹、衣不敷体等生活方面的困难，
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游击队员们闪耀着革命光辉的斗争历程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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