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运动的兴衰
http://zh.wikisource.org/wiki/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
http://zh.wikisource.org/wiki/驳诘同盟会传单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女界领袖趁机发动女子参政运动，试图使中国妇女取得参政权，实现男女平等。民国元年（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党内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林宗素由上海前往南京，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孙中山，希望得到孙中山对女子参政的支持。孙中山对“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表示赞同。
后该消息发表在《民立报》和《申报》上，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章炳麟（会长）、程德全（副会长）、张謇（特务干事）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不得不称女子参政权须到“将来”方能实现。[71]此后女界领袖唐群英（女子后援会会长）、林宗素（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沈佩贞（女子尚武会会长）、吴木兰（女子同盟会会长）、王昌国（女国民会会长）等人先后致信南京临时参议院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但女子参政权仍未列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发女界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唐群英被举为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由于宋教仁等为实现“政党内阁”，故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上迁就某些政团的要求，公然删除党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痛斥宋教仁，并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也挨了唐群英一记耳光。1913年袁世凯继宣布解散国民党之后，又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参政运动遭到无情镇压。[72]
外国列强的支持
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1913年4月8日，第一届中华民国国会在北京召开；同日，巴西首先承认中华民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1913年4月9日秘鲁，5月2日墨西哥，5月4日古巴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5月2日美国在列强中率先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10月7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共13国同时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编辑] 北洋政府与南北矛盾
主条目：北洋政府
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典礼，此后于1913年内将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的府址迁到中南海，并于1913年将宝月楼改建为新华门，作为总统府南大门，将中南海西侧路更名为府右街，新华门前的路更名为府前街
从此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73] 7月，孙文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袁世凯旋即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进入各省区军阀割据的时期。孙文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帝制，并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地方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这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原有的地位。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方令传统上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18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
对民族关系和边疆地区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革命组织，多以汉族为本位。他们提出“驱除鞑虏”后所建的民国，往往指单限于以汉族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义时所用的十八星旗即为佐证）；满洲（当时已经成立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内蒙古、外蒙古、新疆（时已为新疆省）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权威下降，自顾不瑕，列强更趁机支持边疆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
俄罗斯（俄罗斯帝国及苏联）支持外蒙古独立（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自此该地区开始了脱离中国的进程。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达赖喇嘛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达赖喇嘛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了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而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内地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了“驱汉事件”。
为了防止内地军队再次入藏，噶厦政府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西康，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了西藏的内部矛盾。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尽管不支持西藏完全独立，但西藏噶厦政府还是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1914年，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噶厦政府将“东北边境特区”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现在的阿鲁那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
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
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大致可以归为：
- 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 新思想的涌现
-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文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文。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开始剪掉辫子。在同盟会和孙文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开启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维系与中国关系的主要思想源泉。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鼓吹，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的活动，并在各方面给予革命党金钱援助。同时，这股思潮也促进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意志不断发展壮大。
当孙文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开展革命活动之前，当地华人并不团结，常有帮派之间和不同籍贯族群之间的斗争。这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妨碍了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合作。
1906年，孙文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不同籍贯的集团为孙文的革命而一起工作，这使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逐步相互了解与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正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此外，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打破了以往使用方言教学的惯例，使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通过这些努力，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加强。
孙文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设立女子学校受到鼓励，女人被允许参加社会活动甚至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后，1912年8月13日国民党成立。在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许可后，国民党在马来亚成立了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殖民政府认为国民党并非与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北京的国民党于1913年被解散后，其后继各党派在马来亚继续进行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中国国民党的注册被英国殖民政府吊销，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尽管如此，中国国民党并未停止活动，而是继续以秘密形式存在。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抗日战争、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运动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评价
正面评价
在民国初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文在1921年《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象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74]孙文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这种评价在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仍皆为主流观点。中国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对辛亥革命的积极评价是国民党内各派的共识。如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75]
而中国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了基础。例如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7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77]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首次将辛亥革命纳入宪法，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负面评价
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开始有人对这种把革命视为正面影响、进而可能衍生“革命崇拜”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章士钊晚年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78] 又如中国大陆的思想史学家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等君主立宪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台湾的历史学者也开始对国民党加诸于“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话”作消解，重新评估辛亥革命的价值和作用。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上是一场失败”。高慕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79]。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在《远东》（The Far East: A Modern History）一书中对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起的共和政体给予很低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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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相关条目
- 辛亥革命博物馆
- 中华民国历史
- 中国历史
- 辛亥革命期间的军事活动
- 辛亥革命期间的外交活动
-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 南京总统府-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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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光复楼-位于台北市阳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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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其他革命
- 1905年俄国革命
- 1910年10月5日革命（葡萄牙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 墨西哥革命
- 波斯立宪革命
- 自主自产运动-英属印度
- 青年土耳其革命（Young Turk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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