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安森生于1697年，15岁加入海军,26岁就成为上校舰长。曾两度出任英国海军大臣，在英国和欧洲有着巨大的声望。1740年，安森作为远征舰队司令，受命进攻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但由于疾病流行而引发的大量减员，只得改变计划横渡太平洋。当1742年11月安森抵达中国澳门时，整个舰队只剩下“百夫长号”一艘旗舰及210名船员。
“百夫长号”在澳门和广州休整了一年多的时间，至1743年年底离开。这期间安森与当时中国官方、民间都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以欧洲人的视角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官场生态等情况。1748年出版的的《环球航行记》，就是根据安森和他手下几位军官的航海日志，编纂整理而成。
该书用了五个章节记载了安森在中国(澳门、珠江口、广州)一年多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的感受，与中国官员、老百姓打交道的切身体会，写出了安森和他部下对中国的恶劣印象。
该书的描述戳穿了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的乌托邦式形象。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安森认为，传教士著作中通过某些特别人物所标榜的中国道德理论，只体现出对某些不重要方面的荒谬的忠诚，而不是基于理性和平等原则的人类行为的正确标准和行为规范。中国人所自命的文雅道德其实只是虚伪的外表举止，而非内心诚实和仁慈。
中国官僚腐败、贪赃枉法、诡计多端，拖拉推诿的行为，给安森和他的船员留下深刻印象。与中国官员达成的协议，无论是口头允诺还是书面协议，最后几乎都会被他们所欺骗，只有礼品和贿赂才能推动事情的进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订约人哪怕做出过一点点努力去遵从协议内容”。广州的官员曾许诺为安森一行提供生活物资补给，安森所请的翻译也日复一日地保证，但最后“整件事都是骗局”。
安森发现中国的官员们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中国人天生的懦弱，以恐吓威胁敲诈勒索获得利益。中国官员制定一条又一条严格的法律和禁令，导致许多人不违反法令就无法生活，然后执行法律的人就以此敲诈和接受贿赂。安森对中国官僚的腐败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官员不是利用法律遏制犯罪，而是盘剥那些触犯法律的人以中饱私囊。
安森一行和中国商人打交道过程中，也因为中国商人的欺诈而印象恶劣。“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对船队和随行人员进行敲诈和欺骗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短两、残缺不全。打捆的蔬菜外面光鲜水嫩，打开后却发现里面像烂草一样。一筐水果上面是新鲜的，下面却一个比一个腐烂。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短两。
买了大量的鸡鸭，但是不久却死了大部分。开始还以为是中毒，但检查的结果却竟然是“为了增加重量，这些家禽被填满了砂砾和石子”。买到的肉也灌满了水，是中国屠夫宰杀时注进去的。为了避免买到被注水的猪，船员们后来只买活猪，却发现中国人“刺激它们饮用大量的水，然后用某种方法阻止它们排尿，最后把这些备受折磨的猪以这样的状态卖出去”。
中国人的某些行为让安森和他的船员们大开眼界，在“百夫长”号附近，那些被英国人从船上丢弃不要的变质食物、已经发臭的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都被中国人开着小船从水里捞起，哄抢一空，拿回去贩卖赚钱。
中国人欺上瞒下、贪婪得失去理智也使安森他们印象深刻。一次，“百夫长”号丢失了一根桅杆，怎么也找不到，于是许以重金悬赏。结果很快就有地方武官告诉他，有人找到了这根桅杄。安森派人取回桅杆并如约付给酬金，另外为了答谢这位官员的指引之劳，委托一位给安森服务的中国人带了一笔钱给这位官员。后来那位官员借口参观登船，言谈中问起安森有没有再次丢失桅杆。安森明白这位官员没有收到酬金，确认之后答应再付一笔，那官员说不必了。第二天，安森得知为自己服务的那位中国人被抢劫，辛勤工作攒下的两千元被洗劫一空，而他私自吞没的钱还不到50元。
安森表示关于中国人不诚实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说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国人的不诚实行为。他的船员几乎每天都在和中国人斗智斗勇，以至于在与中国人打交道前，不得不先把怀疑的标签贴在他的脸上。在安森看来，中国人的这些破坏信任、制造猜疑行为是不可理解的。
安森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包括礼节和习俗)是混乱不堪的，中国的文字是一种蒙骗。他在与中国人交谈后，发现大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言文字，包括中国武官。安森认为中国显然是一个武备涣散的国家。虽然人口众多富饶辽阔，虽然自诩其文明智慧，但还是被一小撮鞑靼人用十年左右就征服了。他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是“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
安森认为中国人所不加克制的伪善与欺诈对人类普遍利益的伤害，要远远超过鲁莽粗暴的性情所造成的伤害，因为鲁莽与粗暴并不排斥忠诚、仁慈、果断，也不排斥其他许多值得赞扬的品质。而中国人普遍被怯懦、虚伪和不诚实所充满。
对于传教士们推崇过的中国道德和礼仪，安森认为它们毫不关注平等、合理等基本原则。而 “只是被用来劝导人们遵循某些毫不足取的观念原则，而不是在讨论何为适当的人类行为规范，也不关注如何在合理、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约束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
安森批评那些赞美中国物质和文化的传教士们，“然而有些传教士却告诉我们说，尽管中国人在战斗学技能上的确比欧洲人落后许多，但他们教育人民并以之实施的道德和司法却极堪仿效。根据某位好心教士的描述，我们应该被劝诱而相信，整个中华帝国是一个治理完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在那儿唯一的争执只是该由谁来展示最大的博爱和仁慈。但我们所见到的广州官员、商人以及手工艺人的行为,足以反驳那些耶稣会士们的杜撰。”
由于安森是英国海军的著名将领，传奇式英雄，战功赫赫，之后又长期担任英国海军大臣（部长），身份地位崇高，在欧洲家喻户晓。他的影响力使《环球旅行记》十分流行，长期成为畅销书籍，堪称西方早期最有影响的“辱华”作品之ー，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在论述中国时，几乎都要引用安森的这部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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