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汽车早在今年4月已经表示，销售疲软令三菱造成7800万美元的亏损。2022年，广汽三菱的销量不到3.2万辆，比2021年减少了约一半。今年7月，广汽三菱为提振业务削减人力成本，其欧蓝德SUV也因销售不佳而被停产。
而广汽在湖南长沙的新车制造工厂在3月就由于需求量下降，已停产。
研究公司MarkLines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乘用车销量达两千多万辆，其中中国品牌销量占50.7%，较前一年提升5.2个百分点。日本企业的市占率为18.3%，下滑了2.8个百分点。
三菱在华停产是继索尼（Sony）、大金（Daikin）退出中国之后的又一日本大企撤离中国，此前，本田（Honda）也对外称，考虑在中国以外地区建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马自达（Mazda）也表示，考虑将产能迁出中国。
日本研调公司帝国征信（Teikoku Databank）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2年间，进驻中国的日企数量从1万3600家，减少至1万2700家，总数创下10年新低，与疫情前相比下降约7%。相较于2020年2月进行的前1次调查，共有2176家企业离开中国或下落不明，116家公司破产和停业。
日企撤离三大原因
1. 中共政策不透明不确定性
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长、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晖认为日企撤离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共内部政策跟制度的不透明。
李世晖说：“中共的劳动法规以及国内的政策或是制度有太多不透明的地方，让日本的企业很容易受政治左右，产生经营上的困难。”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专家王绣雯说：“日本企业面对中共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其实比其他外资企业更有感触。”
她谈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模式：“当日本政府的政策触犯了中共的政治利益时，中共常常诉诸‘抗日’民族主义，针对在华的日本企业或日本平民开刀。这在战后已经有几次历史教训。”
中共曾在2005年因靖国神社问题、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发起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上个月又因核处理水问题，中共全面禁止进口了日本产水产品。
王绣雯表示，这几年除了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之外，中国的经营环境已大不如前。劳动工资提高、“五险一金”等政策增加外资生产成本、封城清零、突然断电等情形，使外资深刻体会到中共政策的反复无常。
“这对非常讲求生产环境安定的日本企业而言，是很大的威胁和风险。”王绣雯说：“中共现在给外资温和奖励，不知何时又会突然翻脸、改变政策？”
“因此，较为妥当的对应是将出口欧美国家的生产线搬出中国，留下可满足中国市场的一部分产线。”
2. 日本大力推动“经济安全保障”
近年台海局势日益紧张，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政府在今年的《国防白皮书》，重申中国（共）对国际秩序构成最大挑战。
李世晖表示，日本这两年开始大力推动“经济安全保障”是造成日企撤离的第二个原因。
“供应链掌握在中共手中，这对日本经济甚至是国家安全相当不利。”他说。
一旦日本或是美国的关键零组件、供应链必须要通过中国的时候，中共很容易利用它的一些政治影响力，让这些供应链变成它的外交的工具。影响其他国家。
2010年，因钓鱼台主权议题爆发争端后，中共限制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今年又因为日本加强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而限制了半导体原料镓和锗的出口。
“日本最担心中共卡住一些关键材料或关键零组件，要日本在两岸问题，或日本在中亚问题上，跟中共采取相近立场，不要对抗中共。”李世晖说。
王绣雯表示：“为降低风险而开始寻求供应链多元化，这恰好也符合美中对抗格局下科技和经济的‘脱钩’发展。这就是日本政府现在一直强调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不可让中共扼住日本经济的咽喉，必须另谋对应方策。”
3. 日本国内成本竞争力增强
第三个原因是日圆这两年大幅贬值，使得很多日本企业开始对比在中国生产成本与在日本生产的成本。
李世晖说：“中国内部工资的提升以及日圆的贬值，使他们在日本生产的成本不比在中国生产的成本高，加上日本政府有政策补助，所以会让一些大企业选择从中国撤离回到日本。”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20年7月宣布，将为制造业提供700亿日圆补贴，协助87家企业将产线迁出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国家或是回到日本国内，借此减少日本对中共的依赖，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
李世晖还强调，日本人发现中共在很多规范上，特别是智慧财产权方面，并没有遵守RCEP的规定。在国际贸易规范上，日本国内认为中共并不是一个遵守规范的国家。
2022年日本跟中共加入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日企员工被中共以间谍罪拘留扣押
此外，今年以来，中共多次喊话，承诺提供优质经商环境，但是却监管外企，抓捕外资人员，一些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员工，没有特别明确的理由，就被间谍罪拘留扣押。
2023年3月份，中共公布拘留了日本制药商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 Inc.）的一名雇员，指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政府要求释放这名药企高管。自2015年以来，已有17名日本公民以类似指控被中共拘留。
近期，日本最大投资银行野村证券资深银行家王仲何（Charles Wang Zhonghe）被中共当局“边控”。英媒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王仲何遭禁止离开中国。
保障派驻中国的外国人安全，这对在外国经商是最重要的基本条件。
“中共用违反国家安全为理由或《反间谍法》等任意逮捕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会造成大多数的日本商社和厂商觉得没有人身安全之保障，非得尽速将日本员工撤离中国才行。”王绣雯说。
“中共‘说一套、做一套’是外资不相信中共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绣雯表示：“这使外国人见识到中共说封城就封城、说抓人就抓人的执行力，根本不把自由和法定程序看在眼里，能跑的还是尽快离开中国。”
李世晖分析，中共随意抓人在日本国内也形成了对中国经商环境的一种担忧。这会让很多企业觉得中国的经营环境开始恶化。
分析：日本或与中共短期脱风险 长期脱钩
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日本虽然站在美国这边，但日本的经济跟中国的经济关系比美国要密切。李世晖认为，“目前日本跟欧洲走的方向大概是可能长期脱钩，短期是脱风险。”
他分析，脱风险是把日本认为一些比较敏感的关键的供应链逐渐跟中共划清界线。可是一些比较低阶的生活供应链，目前日本没有说要立刻从中国移出来。
李世晖解释，毕竟现在日本在印度和越南的投资也大，日本虽然很早就布局，可是印度和越南目前的生产条件，特别是制造业跟中国相比，在中国生产产品然后卖给中国市场，这对日本企业来说还是有吸引力。毕竟中国整体市场的消费力远远大于印度跟越南。
王绣雯认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加速日本厂商撤离中国。”
日本大企业在中国还是有很多投资，产业链迁移不是短时间搬家那么简单。“但是，对于号称‘经济动物’的日本商人而言，预先察觉不安全之迹象，提早迁离危险地区，是日本商人能在世界到处经商的‘本能’。”她说。
王绣雯表示：“将来，美中之间应不会完全脱钩，而是‘在中国生产的物品，就是以供应中国市场需求为目的’，而瞄准‘中国以外的市场’之厂商，就是尽量迁移到其他国家。”
日本转向 经济与政治分不开
李世晖表示，过去三十年，中共跟日本在政治上的冲突比较多的，教科书，靖国神社，历史问题等等，但中日之间的经济发展相对热络。两国关系经常被形容为“政冷经热”。
他说：“过去大家认为中日之间通常是透过经济互动来缓解政治冲突，但现在很难。”
“日本国内有不一样的思维，在经济安全保障的想法或架构下，政治跟经济不能分离。”
以半导体为例，半导体原本是一个经济的议题，可在过去两年半导体变成一个政治议题，日本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现在也限制了先进半导体设备输往中国。
日企大撤离将如何影响日中关系走向？
王绣雯分析，“被中共捏在手上的日企‘人质’减少，日本政府对中共可能就不会再处处忍让了。表面上应该还会维持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协助美国成为东亚或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二把手，应该是指日可待。”
另一方面，“日本非常擅长以不正面冲突的迂回手法来解决问题，例如建立东亚或印太地区的区域规范等，这对理不直气很壮的中共而言，可能是必须好好学习的外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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