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6日星期一

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2012年08月6日 ____铁骑银瓶

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触目惊心的特权成为中国前进的羁绊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 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

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

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

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 ;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
(来源:中华网论坛) http://tinyurl.com/8o8jkhh

辛亥的帮会背影

新民周刊201125期封面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先生就任时与夫人宋庆龄的合影
辛亥革命帮会背影

  三点暗含革命宗,
  入我洪门莫通风,
  养成锐势复仇日,
  誓灭清朝一扫空。
  反诗一首吟罢了,射雕英雄,书剑恩仇,深山密林,街巷阡陌之中,又多了几条劫富济贫不怕死的好汉?
  一句“反清复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清代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和天地会(俗称“洪门”)有关?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福建杜浔天地会首领卢茂起事反清失败,官府抓捕天地会会员365人,卢茂等43人被押赴市曹斩立决;清道光二十年,湖南水灾,米价骤贵,官商勾结盘剥,民不聊生,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李沅发率众起义,杀贪官,砸监狱,清兵围攻,李沅发负伤跌落崖涧,被俘解京就义;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攻克广西浔州府(今桂平),改浔州为秀州,府城为秀京,国号“大成”;而最著名的,则是天地会分支小刀会在上海的起义……
  至辛亥革命,洪门兄弟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曾亲密合作,有钱的捐钱,没钱的冲锋陷阵慨而慷,抛头颅洒热血的,不仅有革命志士,也有这些古道腾驹、危峦快剑的帮会兄弟。
  不论是以雇佣军的方式,还是自发自觉投身于革命热潮,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可歌可泣的历程中,帮会扮演了极其隐秘而又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
  但是,这又是一群被遮蔽的人。民国成立后,无论民国政府还是革命党,都迅速与帮会撇清关系,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倏忽竟成路人,亦可谓中国革命史上一段由爱生恨的秘辛。
  历史悠悠,如白驹过隙,东方大白之时,群雄伫立的身影,依旧苍凉。
  惊回首,倒海翻江卷巨澜,血铸辛亥!
  (河 西)

  帮会射雕英雄传
  记者/何映宇

  同盟会总章中写得非常清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如何否认得了帮会作为辛亥革命主力军的地位?
  民国八年(1919年)1月9日,蔡元培和张相文致信孙中山,要求其公开会党秘史。信全文如下:
  中山先生大鉴:
  顷接方兄寰如来函,欣悉国史征集,荷为先生允为间日演讲,逖听于余,至为佩慰。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另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撰诸君公开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其难也。唯兹诸党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阅数十年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创始元勋,不吝教诲,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之矣。手此,即颂
  勋安
  蔡元培、张相文谨启
  对此,日后的逆骨李敖如此点评:“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所以老同志蔡元培、张相文写信给孙中山,说我们写历史,对黑社会的帮助‘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
  一个以共和革命元勋自居的领袖,怎么能与帮会扯上关系?孙中山回信矢口否认同盟会与帮会之间有什么瓜葛:“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
  蔡、张二人接信后又强调,秘密帮会“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此中离合之迹,戏未易分明。”蔡元培一介书生,还要“饮水思源”,孙中山是政治家,想法就有所不同了。
  不过历史就是历史,终会留下蛛丝马迹,连国民党右派元老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山先生鼓吹革命之始亦以洪门会馆为对象”。同盟会总章中就写得非常清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如何否认得了帮会作为辛亥革命生力军的地位?

  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

  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回到长沙后准备发动萍浏醴起义。这一年,正遇荒岁,萍浏醴各县,米价连创新高,民众苦不堪言。天时俱备,尚欠人和,同盟会会员蔡绍南、魏宗铨广为联络帮会,以为革命主力。不想风声走漏,仓促应战,终于败北。孙中山总结经验,觉得虽败,但革命高潮可能近在眼前,乃慷慨陈词:“义愤的火焰大有烧尽爱新觉罗残骸之势,如不乘此时机气势,我党又何能以陈、吴之救国?”陈、吴者,陈胜、吴广也,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先生,脑海中浮现的,不是华盛顿的美国模式,终逃不脱中国农民起义的精神感召。所以孙中山在之后的起义中倚重帮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是时,孙中山令旗高举:“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联络声气,立即举事。”1906年,三合会领导人许雪秋加入同盟会,担任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潮州起义。他一到潮州,就拉来帮会兄弟——潮州三合会首领余丑、余通,在起义中担当骨干。帮会涣散,军法难以约束,早年杀人越货的老账,百姓可没忘记,以为又是飞贼大盗乱我中华,只可旁观,不可近玩,终不能以一点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这也是武昌起义之前历次起义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钦州防城起义的领导人是流亡越南的前广西三合会起义首领王和顺,原芒街帮会头目梁少廷和梁瑞阳为副手(而这二梁素来不睦,为日后黄兴钦廉上思起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1907年9月1日,起义军500人在钦州壬光山起兵,5日得清军内应,攻占防城,在城内发布公告《告粤省同胞书》:“本都督少居父母之邦,长怀四海之志……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已经清楚表明了他的阶级出身。
  帮会的性质,就是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钦州起义失败后,王和顺部退入越南。镇南关起义时,王和顺这支有生力量自然是起义的首选,可是当时他在当地发展的帮会头目黄明堂竟不听他的调度,王和顺只好又退回越南,而黄明堂孤掌难鸣,镇南关起义的结局,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1908年,黄和顺在越南休养生息后卷土重来,连克河口、新街、万河等地,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榜安民,本来也算形势喜人。不想孙中山派了个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空降黄部,任命他为云南国民总司令,想要把军权掌握在革命党的手中。面对钦差大臣,黄明堂可不吃这一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尴尬的一幕:“黄八(明堂)既据有械药,又不听调度,克兄(黄兴)乃如客矣。”没有革命党人的坚强领导,一帮旧式帮会喽罗,能成什么气候?最后,黄和顺部也没成势多久,就被清军击败,退居越南,又被越南法军缴械,押送新加坡遣散了事。

  逼上梁山,改朝换代

  帮会终究是早期革命中的生力军,至少在传播声势的意义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谈到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自然不得不提四川哥老会。
  哥老会者,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宗教帮会组织,虽然没有“反清复明”的夙愿,但也是一支重要的不安分力量。1906年初,同盟会四川支部主盟人黄树中请四川哥老会首领佘英于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其为四川大都督。佘英回到四川后,积极举事,此时的哥老会和同盟会,不分彼此,同盟会会员熊克武,就加入了哥老会,同盟会方面还制定了《革命党入会意见书》:“兹闻贵会提倡大义,正与鄙人宗旨相合,是以仰求阁下介绍入会,如承允许,贵会所有条规情愿遵守,倘有虚伪,任从处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也为日后其他政党加入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先例。
  1911年8月,四川同盟会与哥老会商议,将保路运动引向革命,当时川东、川南、川西地区的负责人都是哥老会首领。9月7日,哥老会首领秦载庚、侯宝斋率领的部队在郊外与清军激战,而另一路由哥老会张捷先率领的部队则在围攻成都,哥老会罗子舟部攻打雅州府城,再加上各地新军、共进会、孝义会的起义军四处开花,四川风雨飘摇,11月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宣布自治,几天后,赵尔丰被斩首示众,四川光复。
  当时革命党并未统一,除同盟会外,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其实就是一个帮会组织。发起人的身份,大多为长江流域帮会成员,兼具同盟会身份,既然与帮会渊源颇深,自然会想到利用帮会进行革命活动。共进会入会的方式也很帮会化:开堂、烧香、结盟、入伙,不像革命,倒像是上梁山,其流程,和哥老会入会时几乎一模一样。湖南革命党首领正是共进会的焦达峰,他很重视帮会的力量,1909年他在浏阳普迹市大开山堂,10月进攻厅城的战斗吸收了哥弟会的势力。
  陕西则是又一个会党帮会势力盘根错节的省份。当时陕西军队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哥老会。1910年7月9日,陕西同盟会的井勿幕、张钫等人与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刘世杰、万柄南等在西安大雁塔秘密碰头,歃血为盟。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起义,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哥老会。西安光复后,各地的哥老会风起云涌,临潼、富平、榆林、潼关等地,哥老会连战连捷,哥老会兄弟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民国的开国国旗。
  但帮会终究是帮会。佘英的哥老会还没起义,坊间已经在风传:“佘大哥要当皇帝了。”毫无革命的规划,还是改朝换代的老观念。1909年3月的起义之前,佘英手下的一些帮会人员逼他发放每天要发的400文饷银,又泄露了起义大事。佘英所部在小规模的起义后,迅速失败,在叙府豆沙关被俘遇害。

  上海青帮:改变民国历史

  这些会党,多少是真心革命?多少又是冲着钱而来的雇佣军?
  当时,在不能发动群众,又策反不了多少新军的背景下,帮会的亡命之徒几乎是革命党手中唯一的王牌。
  在浙江,因鲁迅而为我们熟悉的王金发起义之初,依仗的其实也是浙江帮会。在上海,青帮大字辈李征武和同盟会关系密切,日后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就拜在他的门下。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刘福彪在辛亥上海起义中身先士卒,立下汗马功劳,刘本人也被炸弹炸去左脚踝骨。1911年11月 3日,刘福彪率领300位敢死队队员猛攻江南制造局,并在次日光复军的支援下一举拿下制造局。3天后,在推举沪军都督的会议上,原本定陈其美为军议长,不想刘福彪突然拔出手枪,猛地拍在桌子上:“陈其美昨天吃了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议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结果硬生生将陈其美推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亦可见两人关系之铁。
  而影响了日后中国历史进程的还不是李征武、刘福彪,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应桂馨——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上海起义前,陈其美帮助应桂馨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桂馨则投桃报李开始帮陈其美搜集情报。
  民国成立后,陈其美全力支持应桂馨筹建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应桂馨任会长。没想到应桂馨竟吃里扒外,1912年密会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后,应桂馨就成为埋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火车站的几声枪响,将彻底改变民国宪政史的历程。受到赵秉钧密令,应桂馨指使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应桂馨自认有功,结果被灭口,死于北上京津铁路的头等客车中,兔死狗烹,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
  至于陈其美本人,盛传其也加入了青帮,但是他的侄子陈立夫在《风云扫荡中国》一书中却否认了这一臆测,不可否认的则是当时青帮分子在革命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民国成立后,帮会成员自由散漫、山头林立的局面亟待整治。不论是袁世凯一方,还是革命党一方,都觉得此风不可长,遂采取取缔、打压政策,引起帮会成员的反感应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应桂馨在接受庭审时也抱怨说:“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也反映了当时帮会成员的一般心理。
  宋教仁、陈其美及其副手韩恢先后遇刺,革命党改造青帮的计划只能搁浅。直到1919年,蒋介石在上海股票交易所里当掮客时,通过虞洽卿结识了黄金荣,成为其门生,国民党与青帮的联系才变得更为密切。黄金荣的弟子黄振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想要筹一笔路费,好去广州追随孙中山,只是囊中羞涩,只好求助黄金荣了,虽然那时候黄金荣还没有加入青帮。这一说法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1929年9月23日的文件中有明文记载,当属事实无疑。蒋本人是否是青帮成员有争议,但是一本青帮手册中,记载有青帮兴武六悟字辈成员、奉化人蒋德政的名字,这被认为是蒋介石在青帮中的名字。
  蒋介石的时代,上海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权倾一时。1951年,《黄金荣自白书》在《文汇报》刊出后,“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这个8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流氓此时只好“顺应潮流”,扫起了大街,而青帮的气焰与势力,也随着这位大佬的扫帚一起付之东流了。

三大亨

 
  记者/何映宇
  任何帮会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时期又意欲灭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会的会党,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们一夜之间弃暗投明谈何容易。
  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见到邵雍教授时,他正在为博士开题提供意见。高高瘦瘦、斯斯文文的邵雍教授是中国研究秘密社会的权威之一,那些遮蔽已久、被刻意隐瞒的历史事实,逃不过邵雍先生的眼睛。他的《中国帮会史》下编、《中国会道门》、《中国秘密社会第六卷·民国帮会卷》、《民国绿林史》等重要著作让那些绿林好汉亡命之徒重见天日,黑暗社会中的英雄与流氓,不再屈服于帝王将相之下,走入我们的视野。
  上海,也曾经是流氓大亨呼风唤雨之所。清末的上海,帮会林立,在黄金荣、杜月笙成为带头大哥之前,青帮、洪门不好惹,连奉贤肖塘一带都有南桥帮:“有的是全国性系统,比如青帮、洪帮、哥老会。南桥帮属于地方性帮会,就和上海当时的小刀会是同一种性质的帮会。南桥帮也很可能是江南青帮活动的分支,对于清朝统治是一种巨大冲击。所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民众,也破坏了清政府的统治。”
  任何帮会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时期又意欲灭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会的会党,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们一夜之间弃暗投明谈何容易。
  众所周知,中国帮会,肇始者,天地会也。金庸先生的一本《书剑恩仇录》,将天地会与清廷作斗争的故事铺陈得荡气回肠,令人心向往之。虽小说家流,但也不可一笑置之,邵雍先生说:“金庸写的天地会,有一定历史根据,就是天地会的传说故事——火烧少林寺,编造了一个不是我负朝廷而是朝廷先负我、造反有理的故事。有几个和尚在北京揭了皇榜帮助朝廷击退一个西虏的入侵,但是出家人并没要皇上想给予的赏赐。奸臣时不时在皇帝耳边讲这帮家伙是有野心的,他们什么都不要那就只是想要你的皇位了,最后皇帝听信谗言派人一把火烧掉了这座寺庙。有5个人逃出来了,在广东惠州于万云楼碰头,歃血为盟,反清复明,是天地会的雏形。”
  可以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帮会,作为一支神秘的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因为其多少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背景,不论是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还是解放后的正史,都对这段历史及其相关人物讳莫如深。好在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终究无法抹去。

  从反清复明到反满兴汉

  《新民周刊》: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会,为什么清朝没有能力斩草除根将其彻底清除干净,反而使其成燎原之势?
  邵雍:清朝政府其实一直想把帮会镇压下去的,但是帮会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映,而且在清朝末年有了新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陶成章等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帮会,与一些帮会首领建立联系。帮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有一部分帮会革命化,并且同情革命,有了新的苗头。帮会和革命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满的民族革命,因为反清复明就是共和革命的第一步,推翻满族皇帝。反清复明口号随时间推移内涵有变化,清初的时候这个口号激动人心,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复明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所有明朝皇室后裔都被赶尽杀绝了,名号保存其实是汉民族的标志,就是等于反满兴汉。
  《新民周刊》: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等早期革命党武装斗争,其实质是否都可以视作是“反清复明”的帮会起义?
  邵雍:历史是多重因素合理的结果,这些起义大体上来讲是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的影响。本体还是旧时的帮会,基本群众还是原来的成员,虽然领导者有新思想的灌输,并且新思想是主流,但是思想还是不能统一,惠州起义中既有孙的旗号也有秦(大秦国)的旗号,类似这种情况在自立军中也有。
  《新民周刊》:致公堂是怎么帮助革命党海外筹款的?
  邵雍:美国致公堂,是华侨努力下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同革命党建立关系是孙中山的开发,他是靠基督教会得到支持,经过人介绍在檀香山进入致公堂,后来就去美国发展了。他设计的制度是双赢策略,重新登记致公堂,亲自修订致公堂章程,提出的纲领和后来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另外带着致公堂的领导去各地登记,召集演说,表达自己的革命道理,收取经费,这样提高了凝聚力也提高了经济实力。到了后面要武装起义暴动的时候,在大陆筹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海外,大多数都是靠致公堂筹集的,真正有钱的人对这种革命也不是很感兴趣,感动的是中下层人民,很多矿工把自己的工钱捐出来也不求回报,所以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洪门筹饷局在加拿大就已经有了,中下层民众商量把致公堂的会所公产抵押出去,支持孙中山革命,美国致公堂和加拿大致公堂贡献率在 70%左右。
  《新民周刊》:日本黑龙会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吗?
  邵雍:跟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联系的。这与从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改变是有关系的。割台湾和巨大赔款引起民众的反抗仇恨情绪,为了防止中国的崛起,控制清朝政府,日本政府实行两手政策,就故意联络孙文,利用孙文和清政府作对。民间还是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人,比如宫崎寅藏,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资助革命。但是日本政府财团军阀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帮会与革命党:利用与镇压
  《新民周刊》:帮会和革命党之间是否也有矛盾和意见分歧?
  邵雍:分几种类型。革命党本事比较大的,比如孙中山在檀香山参加致公堂的时候,由于当时有些威望,致公堂让他担任红棍,所谓红棍就是三合会的第一把手——三个主要职位是红棍、白扇(军师、参谋长)、草鞋(联络官)——是对孙中山的承认。还有一种是互相参加,比如说陕西的哥老会成员参加到同盟会,同盟会的人参加到哥老会,实质上就是两套系统同一帮人,这种系统在美国也搞过,同盟会的人参加致公堂,这种情况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致公堂属于下层社会,同盟会都是青年学生,以前都是互相看不起的,然后大家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抛弃以前的成见,这是比较好的情况。比如在上海,在市区可以做到这一点,在郊区就不可能深入大规模发动群众,所以整个辛亥革命在农村中波澜不惊,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一个农村大变动。
  《新民周刊》:革命党是如何处理与帮会之间的关系的?冯玉祥也是哥老会成员,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就是湘西哥老会的首领,在国共的高级将领中,与哥老会关系密切的也非常多吗?
  邵雍:从当时的整体态势来看,革命党当时力量特别弱小,很多人胆小都是不敢参加的,只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人不以为怪,所以说是相濡以沫,大家都有共同目标,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实际合作阶段,孙中山在西南地区发动的几次大规模的起义,采取雇佣军的方式打仗,出现了很多问题,往往都是思想教育不够,还有个别人不听指挥,换了黄兴亲自指挥也不听。还会带来负面作用,本来革命军堂堂正正的,但是和会党合作,以前骚扰老百姓印象不好的人现在也变成革命军了,胡汉民是深有体会,以前群众基础很好的地区,现在门都不让进了,就是说他们和会匪合作。还有一个全国性通病,组织纪律性、保密性极差,往往一些很好的行动就被几个不负责任的人在喝醉酒的情况下说漏嘴了,没有造反就被政府的眼线发现,被破坏了。大致在1908年之后,工作重心就转移了,认为会党发动容易,但是要控制很难,所以重点放在搞新军的工作上了。后来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就是由新军为主力了。流氓无产者是很难处理的,引导得好就可以走上革命道路,引导得不好就只能成为革命的敌人。
  新民周刊:辛亥革命之后,为什么许多军政府对帮会采取了镇压政策?帮会又是如何应对的?
  邵雍:比如说孙中山颁布了一些法令进入哥老会,历史又进入另一种循环。产生分化组合,还没有到袁世凯镇压的时候,陕西军政府就已经下手了,把原来的同道者镇压下去,想建立革命新秩序。二次革命的时候,发现势单力薄,在袁世凯武装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形成错综复杂局面。当然袁世凯自己也镇压的,各个层面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统治管辖区能达到稳定。所以帮会的日子都是不好过的。
  新民周刊:陈炯明后来成为中国致公党第一任总理,他之前和致公堂及洪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当时以海外洪门为主的致公堂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
  邵雍:早期跟致公堂没有关系,1912年,美国、加拿大致公堂回来了,他们要求在国内发展,要合法化。但是孙中山不同意,根据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理念,这种秘密帮会显然是不符合章程的,又不好直接回答,就让他们去找陈炯明、胡汉民,互相踢皮球。孙中山答应致公堂革命以后会回报他们,但是没有下文。致公堂有怨恨之心,等到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之后,自然拥护陈炯明,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关键词:暗杀
  新民周刊:在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帮会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分化,比如应桂馨这样投靠了袁世凯是不是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邵雍:袁世凯就是利用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最终掌握民国的霸权。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需要稳定,秘密社会要禁止,在普遍镇压的同时个别收买。最成功的一招就是收买青帮的应桂馨,应桂馨以前是同盟会的人,陈其美以前帮应桂馨解决了一些个人问题,应桂馨就报答陈其美,主要表现在谍报方面,在酒楼、饭店、妓院、赌场等都有很多眼线,情报很快。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武装护卫就是应桂馨负责的。民国临时政府也要纠正不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东西,也希望把原来的帮会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团,应桂馨这些人就会有想法了,革命成功之后你们抛头露面我们却什么好处没有捞到,产生离心力,这一点被袁世凯利用。通过一个特务头子洪素祖进行个别策反,带他去见江苏省的军政府都督,委任为稽查长,每月给1000块大洋帮政府做事,这还不够还去面见袁大总统,为了利用他,爽气地给了一个头衔——全国驻沪的一个稽查长,费用升至为3000元,这样一来,应桂馨就成为潜伏在革命党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通过密电向国务院总理报告,所以宋教仁最后还是死在应桂馨所收买的枪手的枪下。
  新民周刊: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与陈其美,与帮会是怎么样的关系?
  邵雍:有很大关系,这个成为一些电影的重要情节,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革命党和帮会合作当中谁影响谁。应该说是交叉影响,革命党让帮会革命化,帮会在某种程度上让革命党帮会化。最明显就是反映在陈其美身上,他在攻打上海制造局那一天,想说服制造局负责人和平解决,但是却被扣押,是其他武装力量比如说光复军把他救出来的。后来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几天之后进行选举上海军政府都督,主持会议的李平书说,论功劳应该给李燮和,陈其美的手下青红帮的头头就不舒服了,拿出手枪为陈其美抱不平,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很不情愿地选了陈其美做了上海军政府都督。这样上台也是很不光彩的,用这种流氓行径来掌权,这是对于革命队伍的轻视。对于处理革命党内部关系方面,帮会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可以讲孙中山是革命党,陶成章也是革命党,由于陶成章对孙中山的经费问题产生分歧才重新回到光复会。后来第一任浙江都督汤寿潜被调到南京去,这个位子就让出来了,章太炎讲了论威望资历应该是陶成章。但是陈其美也想要这个位子,采取流氓手段,通过蒋介石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在医院暗害掉陶成章。这个事情是早于袁世凯的刺宋案,陈其美可能是跟青红帮打交道惯了,身上都是流氓做法。周恩来说陈其美等等是造成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流氓政治的源头,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副作用。
  流氓政治走向灭亡
  《新民周刊》:我看过中统大特务郑蕴侠的纪录片,说到他也是袍哥,在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中的帮会势力是否仍然很强?
  邵雍:中统军统中帮会势力很大,典型的例子就是戴笠和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是不能在公共租界随意活动的,通过杜月笙在法租界镇压共产党至少是如鱼得水的。中统也是一样的,拜青帮洪帮为老头子,青洪帮有庞大的组织系统,通过基层成员搜集情报,效率高成本低。
  新民周刊:这种帮会的流氓政治对民国的混乱状态以及国民党最后的败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邵雍:冯玉祥的回忆录里面记载,决定支持蒋介石时,蒋介石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把子换八字庚帖。蒋介石这套东西也是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那儿学过来的,入党进来要按指模,黄兴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但是有一帮人是绝对支持的,比如说陈其美、蒋介石等。这些不是由革命政党影响帮会,而是帮会负面影响革命政党。陈其美被暗杀跟帮会没有关系,是北洋军阀干的。

  《新民周刊》:1949年后,帮会是怎么走向灭亡的?
  邵雍:帮会基本上属于游民,1949年后从根本上下手,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当时采取低工资广就业,最主要的是保证人人有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对一些欺压工人群众的把头进行斗争法办,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帮会背景的。当时共产党并没有大肆宣传帮会这样的名称,而是命名为恶霸、历史反革命、特务等等。通过这些非常迅速地解决了城市的问题,后来通过建立全方位的户口制度就全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共产党在解决帮会问题上还是很拿手的。台湾黑社会现在带有本土性草根性特点,杜月笙的洪帮青帮在台湾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蒋经国组织政党合法化的时候也有几个洪门政党。

维稳究竟是为领导还是为百姓?

维稳究竟是为领导还是为百姓?

摘要: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公共秩序――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改革前行所必须的社会环境。社会治理的治道变革和华丽转身,绝不是要取消"维稳",而是让"维稳"回到法治轨道上来,回到原初的治理目标上来,回归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何老百姓总是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我们才有人关注老百姓的权利;结果老百姓最后只能是得不偿失的维护权利。这是为什么,这才是我们社会大小官员应该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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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究竟是为领导还是为百姓?

----答一位网友对自己维权后连博客都被查封的问题!

汪华斌

今天有位凤凰网友通过邮件问我,'维稳就是把有牢骚的百姓封口吗,不然为何维稳先把我们这些有意见人上网受到限制;连自己的博客都要被查封,难道我们就是不稳定因素吗'?无独有偶,前几天开车从阅马场竟然不能走;说是有人游行而把路堵了。我想这么热的天,肯定不会是政府组织的讲政治游行;那么这游行肯定又是什么维权的行为。然而我们社会很奇怪,你有什么冤屈竟然从正常渠道得不到解决;而通过游行堵路等方式,最后政府就要维稳;当然一方面是追究你游行堵路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部分解决你这些游行者的权利问题。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社会的维稳究竟是为了领导还是为了百姓。

首先我们社会的维稳估计是为了领导,因为老百姓游行堵路影响的是领导;所以老百姓一游行就有维稳,而老百姓的利益侵犯时为何没有维稳;应该说这老百姓的利益被侵犯之时就维稳,那老百姓还会游行堵路了吗?说起这方面的事我深有体会,因为我自己亲自体会到维稳的过程;那是某领导不经过我同意就私自将我调到某二级单位,于是我就找领导谈话;谁知这领导竟然说我不该像地痞流氓一样缠着他。结果怒火上来的我恨恨抽了这领导的一耳光,最后是公安机关、纪委、党委共同出面维稳。由于当时大家都同情我,所以各级组织就是要我做检查;而同时各级领导还出面要为我重新安排工作。可惜的是我当时就不服气,不愿意调动工作;结果维稳过后,我还是被强制性调离了;这时反而没有人维稳了,因为这时的我没有造成什么轰动效应;所以领导很安定,也就没有维稳了。

据《人民日报》报道,广州省政法委书记朱明国近日谈到维稳问题时称: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他反对权力维稳、静态维稳,而提倡权利维稳、动态维稳,在化解矛盾中不断达成新的稳定状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可矛盾究竟是谁造成的呢?难道是老百姓自己制造矛盾吗?肯定不是,广东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参与的也是激化后的矛盾;而不是未激化的矛盾,因为未激化的矛盾根本到不了他这里;这就是我们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而且激化后就是大矛盾的原因。

虽然朱明国谈到了"权力维稳"和"权利维稳",但实际并没有人重视"权利维稳";因为我们社会千篇一律地是'先用权力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再用权力维护稳定';实际就是老百姓的权利得不到"维护"。因为你老百姓在争取"权利"之时违法了,所以先追究责任再部分谈你的"权利";有时还以"陈谷子"和"乱芝麻"为由拒绝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很多老百姓的"权利"是长期沉淀的,而这刚好是我们现在领导最不愿意接手的原因;因为这涉及到前任的问题,而这前任搞不好还是自己的领导。不可否认,现实中有不少地方或单位的领导也同情老百姓;但就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老百姓的"权利维稳",有时还是压制老百姓的"权利维稳";结果事态发展成为群体事件。这主要还是在维稳的问题上,我们社会过于迷信使用权力和维护领导的权威;而忽视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保障。

我们的确很难理解,为何把老百姓逼上梁山后才有维稳;而这时首先追究的是老百姓造反的责任,却忽视为何老百姓要造反;是谁逼老百姓造反。我自己也有感触,如果我把强制我下岗的领导杀了;那么我自己也是杀人犯,然后才有人从根源上追查为什么我会杀人。而当我从正常渠道反映情况时,千篇一律地转原单位处理;而原单位千篇一律地当成废品卖了。所以当我下岗后单位处理我的信访,听说装了十几麻袋;全部送废品收购站了。而我的打击报复也就一笔勾销了,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信访与上访。如果事态闹大,那么就会有上级领导签署处理意见;而有关部门就按照这指示办。可当平常没有领导签署意见时,我们的处理就是签发到原单位;结果原单位又增加了新的打击报复,这就是我为何遭受250多项打击报复而信访25000(封)次的原因。

我认同朱明国的这段话,"对一些苗头性问题视而不见,能捂则捂、能压则压;对'定时炸弹'式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明知不妥,但愿不在我任上出事就'OK';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当然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绝大部分是加据冲突,而对老百姓妥协的却是极少数。认识不到"权利维稳"的重要,一些官员就会走进"权力维稳"的认知误区。有些官员提到"维稳"时,就认为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某些人将"维稳"与"可以采取非法手段"联系起来。误读"稳定压倒一切",错误地理解为就是"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法律"。在一个公众信仰和尊崇法治的社会,一个词语、一个举动,一旦与"违反法律"联系在一起,自然就会"人人喊打"。

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公共秩序――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改革前行所必须的社会环境。社会治理的治道变革和华丽转身,绝不是要取消"维稳",而是让"维稳"回到法治轨道上来,回到原初的治理目标上来,回归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何老百姓总是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我们才有人关注老百姓的权利;结果老百姓最后只能是得不偿失的维护权利。这是为什么,这才是我们社会大小官员应该反思的问题。

本文作者:汪华斌

2012年8月3日星期五

习家族闷声发大财 财富曝光,内情不简单

 

习家族财富曝光,内情不简单(陈破空)

2012-07-03

近期,一则来自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披露:随着习近平地位日益升高,其亲人拥有的商业利益也不断扩大,横跨矿业、房地产和手机通讯等行业。习家族财富高达3.76亿美元,包括:在江西一家稀土公司拥有18%的股份;在深圳一家投资公司投资近3亿美元;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投资2000余万美元;在香港拥有7处房产,总价值超过5500万美元,其中一栋豪宅,位居香港知名富豪区浅水湾,价值3150万美元,长年空置。

彭博社同时谨慎说明:这些资产,大都在习近平的两个姐姐、姐夫及他们的子女名下,没有直接关联到习近平本人及其妻女。然而,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曾亲口告诫中共党员、官员:“管好你们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和部下,杜绝以权谋私。”今日情事,彷如反讽。
彭博社的这则报道,引发中国社会极度不安。习家族大发横财,明显受益于习近平权位上升。民众抱怨:权钱交易,赚钱机会不平等。而中共当局立即屏蔽彭博社网站的做法,更让中国民众不满,认定那是做贼心虚的表现。
联想到7月1日,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40万港人上街怒吼,抗议“党官商勾结”。多年来,中共贪官大规模转移资金,成为香港房价飞涨、贫富悬殊的动因之一,两项指标,都创下历史最高点。此时爆出习家族在香港坐拥豪宅并长期空置,港人的愤怒可想而知。
习家族巨额财富曝光,让那些对习近平心存期待的人们,备受打击。他们有理由担心,习近平将如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出于家族利益考量,而放弃、乃至堵死政改之路。原赵紫阳幕僚、退休的前中共开明官员姚监复出面为习近平辩护,足以反映渴望政改的人们对此事的担心和焦虑,他说:“齐桥桥等人是独立商人,把他们的利益算到习近平名下是不公平的。”
民间期待,习近平上台之后,可能启动中国急需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有此期待,在于人们对他父亲习仲勋心存好感。习仲勋曾主导广东最早的改革开放、曾抵制“老人帮”罢黜胡耀邦、曾反对邓小平的“六四”屠杀。人们期望,习近平能有乃父之风,子承父业,完成父亲未竟的政改宏愿。早两年,透过维基解密的美国外交电文,人们得到的信息是:习近平对金钱不感兴趣,没有腐败传闻。
中共政改难行,根本障碍,就在于各级官员、包括中共高层的既得利益。他们恐惧,对现行制度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让他们权钱两失,还可能遭到清算。出于一党之私和一己之私,他们坚拒政改。
正如邓小平选择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乃是看重胡手上也曾染血(镇压藏人)一样;江泽民力推习近平为隔代接班人,绝非看重习的清廉。江家族本身贪腐深重,心理上,更希望其他高层家族也贪腐深重,特权共享,利益均沾,那样,才算是“一条船上的人”,才堪称“政治上靠得住”。在江泽民那里,“闷声发大财”,是人生最高境界、也是世间最大“哲理”;只有腐败,才是全党团结的黏合剂,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腐败”。
循江泽民思维逻辑,选拔接班人,参考题之一,必是:此人或此人的家族,是否有腐败?如果没有,也要让他有,把他拉下水再说。这便可以解释:胡锦涛、温家宝两人,主政前并无腐败传闻,主政后,却发生自家公子(胡海峰、温云松)借家族权势大举捞金的情节,对此,不论胡温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效果都一样:自身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所谓“政改”,便只能说说而已;无所作为的最后托辞,是“不折腾”。
如今,习近平面临同样考验:你不腐败,如何让我们(老一辈)放心?习近平姐夫之一吴龙,是中国新邮通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刚刚成立,就能“一举击败”摩托罗拉等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轻易获取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大宗合同;而众所周知,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为江泽民长子、有“中国电信大王”之称的江绵恒势力范围,该公司党组书记张春江(已落马)来自江绵恒的中国网通公司,是江家铁杆亲信。向习近平姐夫输送利益,定然是江家族精心之作。
资料显示,习仲勋共有三子两女,三个儿子:习正宁、习近平和习远平;两个随母姓的女儿:齐桥桥(习和平)和齐安安(习乾平)。据知,习仲勋对子女的安排是:大都出国,只留下一子在国内从政,便是习近平。看来,习近平成为“裸官”,并非他本人安排;同为“太子党”成员,习近平姐姐和姐夫得以轻松敛财,也可能借助父亲习仲勋的元老地位,未必要借助习近平的权力。
习仲勋当年的考虑(仅留一子,其余出国),是对中共体制的绝望、对中国前途的迷茫。当然,习仲勋不曾意料,留下从政的这个儿子,竟有机会登上中共最高权力宝座。
“十八大”前夕,中南海里,权斗正酣。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突然曝光,大抵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有人对外放风,出口转内销,借机猛踩习近平。放风的最大嫌疑人,是周永康。薄熙来倒台,是胡温习联手运作的结果,作为薄的靠山,周恼羞成怒,并不轻易认输;也只有主管情报的周,才最有可能对习家资产摸底。
放风的另一嫌疑人,是江泽民,尽管,他是习近平接位的最大推手,但民间寄望习政改的呼声,却令江不安,江及时抛出他早就掌握的习家族底细,一则贬损习近平,重创民间期待,二则警告习近平,打消其任何政改念头。可谓一石二鸟。
(2012年7月3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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