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JP 禁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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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 序言 ★

正义与权力必须合而为一,如此正义方有行使之权力,权利也方能符合正义之要求。－－巴斯卡(Pascal)

楔子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华勒沙与若干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在格但失克举行一场聚会,随后即遭逮捕。过去十六个月以来,他们的自由工会运动,藉由占领工厂以及举行罢工的方式,憾动了波兰共产政权。现在政府颁行戒严令,而团结工联眼看也即将在枪口下遭到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华勒沙在遭到拘捕时,仍向拘捕他的人喊话道：[这一刻你们已经输了。我们虽然遭到逮捕,你们却已敲响了共党的丧钟......你们终将在我们面前俯首称臣。]

如果唯有暴力才是力量,如果压迫不会遭致反抗,则华勒沙的话语显然愚不可及。然而,他知道团结工联为共产政权揭去民意支持的假象之后,就已主导了冲突形式的整体走向。国家一旦无法迫使他们屈从,就必须妥协让步。七年后,当年下令拘禁华勒沙的贾鲁塞斯将军邀请他及团结工联的其它领袖一同参与圆桌会谈,促成选举以及新政府的诞生。一九九零年,十年前还是造船厂电工的华勒沙荣膺波兰总统。他和团结工联的所有成员未曾发过一枪一弹,却能破除专制政权的钳制,使波兰人民获得自由。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华勒沙加入了许多国家元首的行列,于每年九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参与这项盛会的元首多为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或总理。若是在一百年前,这种聚会的成员必定为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它以武力或继承方式获得政权的统治者。这是二十世纪政治上最重大的改变。然而,若非一般百姓舍弃武力而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高压统治者,此种改变绝不可能发生。这种力量的源起以及运用的过程,便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这是个横跨一世纪的故事,内容叙述群众运动如何以不同于刀枪的武器,对抗强大的政权或军队。在这种冲突当中,袭扰行为通常是[制裁]手段,以激烈的措施约束或惩罚对手,并赢得对方的让步。请愿、游行、退席以及示威等抗议行动,则用于争取大众对于反抗运动的支持。

而罢工、抵制、辞职以及非暴力反抗,则有助于阻碍政府的运作,至于静坐抗议、非暴力破坏行动,以及封锁阻挡等直接干预行为则令许多统治者压制人民的意图遭至挫败。其对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极为巨大。。暴君覆亡、政府垮台、占领军遭到抵挡。压制人权的政治体系亦遭粉碎。人民以非暴力抵抗方式破坏对手掌控情势发展能力的同时,社会也因而瞬间或逐渐地改变。此种事件发展的产生原因以及非暴力行动的根本概念,不但是本书论述的核心,也是我们协助制作的相关电视纪录片的中心主题。

这一切均始于俄罗斯。一九九一年叶尔辛在莫斯科站上一辆坦克车,对政变行动高声谴责。不过早在八十六年前俄国人民就曾经昂首阔步到圣彼得堡的东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这两次事件之间,世人对权力的认知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真正的权力源自于其欲控制对象的认可,而非来自对受控制者的暴力胁迫。此一概念衍生自世人对独裁、侵略、以及人权侵害等行为的反抗,并呈现在卓越人物所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败中。。

一九零五年,一位名叫加彭(georgiigapon)的东正教神父,说服十五万名工人走上俄罗斯古老首都的兵封街道,展开了二十世纪第一场对独裁政权的公开挑战。他掀起了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并导致俄国史上第一个民选国会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接掌俄国政权敞开大门,并迫使德国负起赔偿责任之后,鲁尔(ruhr,译注。。德国西部工业区)的矿工及铁路工人于一九二三年群起对抗前来侵略德国资源的法国与比利时军队。这些工人拒绝合作因而使侵略者无法达成任务最后引起英美施压要求撤军。

一九三零至三一年,甘地领导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英国殖民政府。他说服支持者停止缴纳盐税也不再购买英国统治者垄断的布匹及酒品,加速了印度长久以来追求独立的成功历程。

丹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德军占领期间,丹麦人民不但拒绝协助纳粹的军事行动,并且于一九四四年夏天使所有城市陷入停摆,迫使德军解除宵禁及封锁措施。欧洲其它德军占领地区的人民也同样以非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萨尔瓦多的学生、医生、以及商人,由于对掌权的军事独裁者长久以来施加于人民的恐怖及残暴统治忍无可忍,故于一九四四年发起全民罢工。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却造成掌权的将军众叛亲离,被迫流亡海外。

英国殖民政府撤离印度后不到十年,乔治亚州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奉行甘地的教诲,而在长达十五年的期间,领导非裔美国人以游行及抵制的手段推翻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

金恩博士遇刺后不到几年,波兰异议份子为反抗共产政权,发起了各种在苏联集团内极为罕见的社会运动,结果催生了团结工联,也终结了共产统治。

波兰的变动正在酝酿之际,阿根廷一群母亲在儿子失踪之后,对政府不吭不响的态度极为不满,于是在愤怒之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广场展开游行抗议。他们持续不断的抗议行动动摇了军事政权的正当性,并造成该政权在福克兰战争惨败后随之垮台。

在阿根廷军事将领垮台的同时,在安第斯山另一边,智利皮诺契特将军(augustopinochet)的独裁统治也面临了日益高涨的抗议运动。最后,在一场皮诺契特自认稳赢不不输的公民投票中,人民终以选票推翻了他的政权。

位于地球另一面的菲律宾,在马可仕于一九八六年以不正当手段赢得选举之后,一名被暗杀的反对运动领袖之遗孀,带领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由于反抗行动获得具有改革思想之军事将领的支持,马可仕于是无法以武力巩固地位,只好逃亡海外。

菲律宾人重获民主之后不久,巴勒斯坦人也藉由建立自己的社会服务网络,进而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以及加萨走廊的军事占领行为,发起抗议及抵制行动,这波非暴力反抗运运动虽然不醒目,却是[抗暴行动]中最主要的部分。

在团结工联为自由奋斗的同时,南非的抵制运动发起人。工会,以及宗教领袖,亦共同携手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在国际禁运措施的帮助下,他们迫使政府释放曼德拉,也促成了建构未来民主自由的谈判。

柏林围墙倒塌后不到几天,数千名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温彻拉斯广场一角呼喊口号。。[我们手无寸铁......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几个星期后,捷克的共产政权即告瓦解,而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甚至蒙古的共产政权也都随之垮台。

一九九零年代间,缅甸一位名叫翁山苏姬的母亲,在受到软禁的情况下,依然领导着国内的民主运动。同时间,缅甸青年在追求自由的奋斗过程中,也身受世界各地新兴的非暴力运动者及实行者的激励。一九九六与一九九七年间,成千上万民塞尔维亚民众走上贝尔格勒街头,以抗议总统米洛塞维奇(slobodanmilosevic)拒绝承认地方选举结果的决定,而终于迫使米洛塞维奇屈服。。一九九九年人民再次走上街头要求他下台。领军或统治者正面对抗。其内容包括：一九二○年代，德国人民抵御法国与比利时侵略军的行为；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及欧洲其它地区人民对纳粹的颠覆行动；以及萨尔瓦多人民于一九四四年推翻马丁尼兹将军的壮举。另外，这一部也记述了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间，在阿根廷及智利国内实施恐怖统治的军事独裁者遭到人民削弱其权力的过程。

（第三部：争取权利运动〉记录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各国人民如何以非暴力制裁行动向政府争取特定权利：美国民权运动如何打破美国南方种族隔离的藩篱；南非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如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菲律宾人如何推翻独裁者而恢复民主制度；巴勒斯坦人如何对抗以色列人在占领区的统治；以及中国、东欧，还有蒙古人民如何挑战其国内的一党专制政权。

〈第四部：暴力与权力〉则就两件反面案例加以检验。这两个案例中的反对运动皆采取暴力及恐怖行动，但其衍生出来的社会乱象及政治衰败，却远高于其获得的权力。此外，先进科技、国际制裁，以及其它变化中的环境条件，对于二十一世纪的非暴力运动实行者可能造成的正反面影响，也一并在这一部中加以探讨。

本书中每一篇故事的主干，都是非暴力运动奉行者与其对手之间一连串的交手过程。有些故事描述的是缓慢渐进的运动，虽在非暴力手段的采行上展现了强烈的动力与高度的技巧，却可能为长远的梦想而放弃短期的利益。有些故事描述的则是在短期内迅速兴起的反对运动，由才智过人且看似无往不利的政治新星所领导。不过，在每个事件里，对立双方所采行的策略才是决定其各自命运发展的因素。

这些事件之间的连续性，并非仅至二十世纪末期才浮现于世人眼前。驱动事件发展的运动领袖多自早期的经验中学得其所需的知能。甘地深受一九○五年的俄国反抗事件启发，而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领袖则亲访印度以研习甘地的战术运用。智利人民于一九八○年代群起反抗皮诺契特的独裁统治，以及菲律宾人民群起反对马可仕之时，他们皆受到李察·艾登堡所执导的电影《甘地传》影响。

甘地对抗的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与丹麦人面对的德国国防军颇为不同。美国民权运动的领导人物有法律及美国宪法助阵，而波兰的团结工联则无此优势。然而，这些冲突当中所有的非暴力运动要角，为达成不同目的所采行的手段，却出人意表地相近；从他们的经验中所归纳出的教训，更是与传统观念相背：

·非暴力制裁行动所受到的采用，远比一般认为的还广泛。二十世纪的每个年代里，在世界各地开创历史的奋斗行动中，非暴力制裁行动都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非暴力运动的反抗对象广及各种不同的暴虐对手而掌权者对于非暴力反抗人士所施加的暴力程度，与运动的成功与否并无关联。有些反抗团体虽然遭到残暴无比的压迫，却仍坚决不屈地获得胜利。

·非暴力运动团体一旦企图在其反抗策略里加入暴力的成分，其成功的可能性即大幅降低。一个政权若是遭到武力攻击,其汇聚内部向心力以施加压迫的力量便随之增强。

要发起并维持奉行非暴力路线的群众运动，公民社会的强化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或巩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不过，虽然事实如此，一般人对于非暴力抗争仍然存有两项错误观念。第一，由于二十世纪两大最受颂扬的非暴力运动！甘地以及金恩博士所领导的运动——皆源起于宗教信仰的召唤，因此，一般观念即认为非暴力行动是种道德选择，而无实质效益，以致抹杀了其在冲突中的战略价值。第二，自从一九八六年马可仕垮台以来，新闻媒体对于非暴力群众运动的报导均造成一种印象，亦即「人民力量」来自于集结于街头上的群众数目或其高亢的精力。

虽然与对手的实体对抗有其必要，但真正有效的非暴力行动，其精心策画的成分远高于其偶发部分，技术性也远高于戏剧性。呼喊口号、在枪管里插上花朵，这类举动和非暴力运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非暴力运动的重点在于让政府无法遂行其控制人民的手段。

许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出现一连串激烈的地域性冲突，一方面是企图夺回固有国土的民族统一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独立的种族分裂主义者，或者心怀不满而要求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少数民族。现今世界上的民主大国相信，权力若取决于自治，人民即可自由请求其权利。如果确保民主是正确的目标，那么以下何者应当居于优位？抑制冲突中的各方，还是鼓励其相互交手，才有助于产生民主的结果？

在这个世界里，由于人类的重要利益不断处于竞争状态，因此也就不免产生冲突；而只要人们认为暴力有助于取得胜利，自然就会在冲突中使用暴力。假如人类能够更广泛地了解到，其实有另一种更具效率、且能够避免暴力代价的成功途径，自然就逐渐不再将暴力视为达成理念的合理手段。大部分的政策制定者都偏好以裁减武力或化解冲突作为减少致命暴力的主要方法，其背后的假设即是所有冲突都是暴力的。不过，在二十世纪里，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多达十几起的冲突中，策略性的非暴力行动却取代了暴力手段，成为冲突双方对抗的决定性方式。既然有其它方式能够取代暴力成为冲突的手段，则减少暴力的目标自可独立达成，而不必先设法化解冲突的原因。

「发挥强大的力量」

本书记录了二十世纪的人民如何发展出不需凭借暴力即可取得权力的能力。书中的每一则故事都着重于记述非暴力行动在大型冲突中的运用情形。为了说明非暴力运动的成就，我们特意着墨的事件及人物可能在整体历史上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不过，在较为广博的历史背景下，还有其它造成重要冲击的人物或事件，我们也没有刻意低估其重要性。

举例而言，我们并不佯称自己完整记录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过程。我们所做的，只是提供一项公正而具有教育意义的报告，内容陈述了南非黑人如何以非暴力行动实现了该项目标。

所有历史作品皆不免受到作者观点的影响，本书也不例外。在第一、二、三部当中，我们试图先以客观的角度呈现事实，尽量将我们自己的分析意见留待于每章结尾加以表述。本书最后一部则融合了事实说明以及诠释意见，并针对非暴力行动改变世界的方式加以释疑。我们并不讳言有自己的观点：只要能够有效运用非暴力行动，即可终结压迫，使国家与民族获得自由,且其所冒的危险将远低于采取恐怖或暴力叛乱行动，并有更高的成功机率。不过，非暴力行动也并非百以之百有效，而这类案例一旦与本书内容有关我们也并不避讳。

另外我们也认为非暴力反抗行动应受到更多的注意。在这个时代，由于许多人均把历史当成各种奇闻异见的纪录,因此新闻报导多只聚焦于暴力事件上。不过，大多数人若能够了解到历史只是一段过程,则非暴力制裁行动的影响力便较容易得到认同。这种力量并不神秘，其运作的层面并未超乎一般人的生活经验,也因此绝不会无法理解。与一般愤世嫉俗者的想法不同的是，实行非暴力行动的人物并非一些绝望的理想主义者,少数的殉道者，以及几位具有领袖魅力的解放运动份子。

真正的故事主角是受到崇高理念吸引的一般百姓，及其从无到有的奋斗过程；他们待在家中响应罢工，或者占据工厂与办公室，拒绝携带身分证件，在地下室里印制宣传文件，并在受到驱离时拒绝离开。

打破英国食盐垄断事业的印度民众、阻挡纳粹军事补给品的丹麦人民、群起反抗独裁统治的智利百姓；采行非暴力行动的人多会直觉发现，他们本身采取的行为即可产生权力，而不仅是身处皇宫或总统府中的人士才拥有权力。正如伟大的非暴力运动理论家夏普（genesharp)所言：「非暴力行动是可行的，而且即使是面对残暴无情的统治者及军事政权，也仍然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力量。因为非暴力行动所攻击的目标，正是所有阶级体系及政府的最大弱点：对受统治者的依赖性。」

上个世纪末，全世界的电台电视以及书店皆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回顾报导，回顾对象则是所谓的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百年。在一则又一则的报导中，在一页又一页的书页上，我们不断看到据称是打倒恶势力必须付出的流血屠杀代价。不过，以这种方式陈述二十世纪的冲突史，将强化一种可怕的谬说。亦即只有暴力能够制服暴力,而且最为重要的奋斗目标皆必须以武力达成。然而此言若属实,那么在同一个世纪里,各个大陆上拥有绝对武力优势的统治者与压迫者,又为何会被没有诉诸暴力的人民推翻呢?

在有关冲突的观念之中最大的谬误就是认为暴力是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实现正当理念或者打倒不公的最高方式。不过，俄国、印度、波兰、丹麦、萨尔瓦多、非裔美国人、智利、南非，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民，都证明了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会受到另一方牵制，而且非暴力手段的威力可能更为强大。若谓人类在上个世纪大量牺牲的性命与荣誉能够在未来的百年内得到报偿,原因必是由于人类因而对真理有了更完整的理解。

★ 1－1、俄罗斯，一九○五年：人民罢工 ★

即便如此,暴君......愈是握有资源,愈是受到人民的顺从,也只会愈加强化自己的防备,而使自己更为强大。更具摧毁破坏的能力。若不给予其资源,也不对其顺从,则无须抗争,无须加以打击,暴君即已赤身裸体,武装尽失,并殊无可惧之处-犹如缺乏水分或养分的树根终不免干枯死亡。拉鲍艾提(EtiennedelaBo'etie),1577

无声的坦克

在一个漆黑无光的周日夜晚，警铃突然间声响大作，吵醒了艾夫多奇莫夫少校。时间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夏天，当时苏联正处于一片平静当中。凌晨三点，艾夫多奇莫夫少校即抵达了他的装甲部队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基地，等待上头下达命令。命令不久就下来了。东方渐白之际，营长命令部队沿着明斯克公路开往莫斯科市中心的莫斯科河，封锁河上的两座桥梁。虽然他们的目标直指苏联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没有人解释原因何在，他们仍然毫无异议地奉行命令。于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早晨八点整，艾夫多奇莫夫率领一纵队的坦克准时出发。

同一天早晨，列宁格勒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札弗洛特尼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戈尔巴乔夫被捕了，」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说道：「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札弗洛特尼打开电视，发现三个频道全都播放着古典音乐。由多年以来的经验可知，国家确实已发生重大事件。不久之后，屏幕上出现一位播报员，宣读了一篇〈告苏联人民书〉。这篇文告是由一群自称为「国家紧急委员会」的高层官员所发出的。文告开头如此写道：「同志们，各位苏联国民，我们伟大的母国此刻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该委员会保证会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他们颁布的「一号决议案」禁止各种罢工及示威活动，同时接管大众媒体，并且暂停一切对「正常化」有碍的政党及组织活动。

苏联国内各地的人们都自睡梦中被吵醒，分别从电话、惶恐不安的邻居、收音机，或电视上得知这项消息。不过，却没有人大感意外。过去几个月来就一直谣传有强硬派的共党份子预备发动政变，以逆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经改革。现在看来这个恶梦已然成真。苏联人民在过去五年里获得的自由空间，显然将在枪杆子的威胁下被收回。

然而，政变领袖才开始发布命令，人民也随即群起反抗。第一位挺身反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因为拒绝宣布紧急状态而被软禁在夏宫里。由选举产生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则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制服。叶利钦躲过前去逮捕他的国安会（KGB）探员之后，便赶往他的政府总部「白宫」（译注：俄罗斯联邦国会大厦）。中午时分，他爬上外头的一辆坦克，发表了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声明。他宣称紧急委员会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人民发起全面罢工。接着，他在电台上对全国军人发表谈话：「在这个艰难的抉择时刻，请谨记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不能够向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

叶利钦以实际行动及言词敦促人民违抗政变。午后不多时，莫斯科民众便已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外发起小型的抗议活动，并在地铁站张贴叶利钦的声明影本。不久之后，许多民众纷纷聚集在「白宫」外,以建材、电话亭，以及手边所有的各种东西筑成屏障。出租车司机甚至捐出自己的车辆以强化这道防御墙。

一列坦克车沿着加里宁大街轰隆隆地驶向「白宫」之际，群众聚集在道路上形成一条人炼。他们高呼[和人民站在一起!别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一名老人喊道-[我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纳税养这支军队，结果你们现在却以我为敌，居然把枪口对着我！」这句话触动了人心；战车队的指挥官将引擎熄火,其它坦克也跟着照做。群众于是纷纷爬上坦克车，拿糖果、面包，以及牛奶给车里的士兵。

俄国各地的下层社会民众不断对政府机构及财主发动攻击。这些行为多因受到国家暴力的刺激而起，但许多动乱事件又引起当局镇压。不过，古利亚共和国以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代表大会等组织的成立，却也对骚动不安的社会大众揭示了一个新面向：农民与工人除了向雇主、地主，以及地方官员采取直接反抗行为之外，也要求在社会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工会虽然违法，却是争取那一席之地最常见的作法。工会通常形成于自发性的罢工活动里。在血腥星期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发起罢工以迫使雇主调高工资。不过，由于同一产业里的其它工人不愿附和，罢工行动终告失败。于是，罢工策画者决定将印刷业里的所有工人团结起来，并于六月组成工会。一月至九月间，共计有四十次工会组织行动，不过大多数都仅停留在少数活动人士的倡议阶段。

这股新兴的群众运动能量，也传到了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民中。一九○五年初的几个月里，首先是律师。接着是医生。教师、药剂师、农学家、作家、工程师、学者，以及兽医，皆纷纷组织了全国工会，提出自由开放的政治主张。那年夏天,来自二十多个省份的农民代表齐集于莫斯科，使农民组织运动达到高峰。农民代表的秘密会议先是在一所医院内举行，接着又移师到一座谷仓里。会中决议推行禁止土地私有、没收教会与皇室所拥有的土地、成立国民议会。

这一切反对运动已超出国家所能压制的范围。沙皇的使者及地方长官虽然对逮捕罢工策画者及各种活动人士不遗余力，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能够监控国家各个角落。举例而言，俄国的警察与人口比例就远低于英国或法国：在乡下地区，一般警员的责任区域面积为两千平方英里人口约五万人。政府虽可残酷无情却不可能无所不在。

沙皇的反对者除了发展组织及躲避警察之外，也在缺乏民众支持的地区大力宣传，而在富于民众支持之处则加以巩固。工人已俨然成为一股强大但难以驾驭的政治势力，而社会主义份子与自由主义份子，则都看出了结合并利用这股活力的必要性。社民党人以其多年来的地下活动经验与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力，热烈地展开了拉拢工人力量的行动。他们在工厂内散发传单与报纸，并投入工会筹组工作。不过，虽然愈来愈多任务人对于社民党内两大派系─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及其理念逐渐熟悉，两派却都未能吸引新成员加入，也完全未能参与劳工运动的筹画。

自由主义份子虽然自称与工人关系紧密，却没能发现自己的盲点；他们以为自己突出的社会地位就足以使自己成为社会领袖，工人自然会跟随他们的领导。结果犹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他们只是[─群没有部众的将领]。

不过，在俄国政府大肆展开镇压行动那年的春夏两季里，部众倒是一点也不少。社会各阶层！农民、工人、军人、学生、专业人士！皆涉入其中。报纸也对政府审查视若无睹，而如实报导抗议活动，并对政府加以谴责。各种未经核准的会议不断召开，而未经认可的团体也大量出现。面对这一切现象，政府连最基本的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以致犯罪率节节高升，流氓恶棍四处斗殴滋事，并且迫害犹太人。国家无疑正逐渐丧失其掌控能力；之所以还能够苟延残喘，纯粹是因为反对人士缺乏妥善的协调合作，而且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打破道德与阶级界线的全民组织。到了秋天，终于有人出面整合各个不同团体，并对独裁体制施以决定性的一击，而为反对阵营赢得了最大的胜利。

罢工争权力：[同志们，停止工作吧]

经过几个月来的迟疑不决，沙皇终于在八月六日核准设立咨询议会，或称「杜马」。杜马将在间接选举之后，于一九○六年一月开始运作。不过，投票资格限制极为严苛，以致在拥有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圣彼得堡当中，只有约七千人拥有投票权。工人显然将被完全排除在外。而且，杜马仅得对法案进行初步审查。沙皇的谕令中指出，新成立的议会将「完整保存有关专制政权本质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再一次证明了他并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如此一来，新一波的对峙必将立即出现。

如同一月所发生的情形，工人又再度站上第一线。九月十九日，莫斯科一座印刷厂的印刷工人集体出走，并提出一连串的要求。到了周末，罢工行动已使莫斯科的印刷业陷于瘫痪，工人推选代表组成名为「苏维埃」的委员会，以协调罢工事宜。不久之后，面包师傅、木匠，以及金属工人也都陆续出走。到了十月初，罢工风潮已吹到了圣彼得堡。

一开始，促使工人罢工的动机是钱，而非政治。他们要求雇主调高工资、缩减工作时数、平等对待男女劳工，并要求上司以礼相待。然而，实际的罢工行动却使工人必须与军队面对面。九月二十二日，砸破印刷厂窗户并且威胁未罢工人员的罢工工人在诗人普希金（SergeiPushkin）的纪念碑下遭到军警团团围绕。一位目击者记述道：「武装警察缩小包围圈。群众里突然间发出枪响，一位警察从马背上跌了下来。群众......转头就跑。骑着马的武装警察立刻展开追击。」金属工人及面包师傅也都身陷类似的冲突状况，而导致许多伤亡。

犹如血腥星期天那天的状况，政府的反应使得劳工冲突趋于政治化。印刷工会所发行的一份传单即指出：「我们平和的经济抗争已将我们带往部分人士亟欲避免的境地─将我们带往政治抗争，反抗独裁统治。」到了十月初，印刷工会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唯有全体人民透过普通、平等、直接、不记名的选举方式选出代表治理国家，我们才能够在与雇主抗争之际免于警察恶势力的迫害。」

不过，这次和血腥星期天不同的是，工人并非孤军奋战。现在,他们的抗争行动已成为对抗独裁统治的广大反抗运动当中的一部分。政府知道其危险性，却不知道该如何因应。八月下旬，崔波夫敦促沙皇恢复已经中止二十年的大学自主权。如此一来，大学教师即可准许学生举行聚会。曾被一名同事描述为「大概从没读完过一本正经书」的崔波夫，认为如此将可吸引学生回到校园里，远离街头及政治活动，而得以削弱反对势力。

结果，学生却令这位总司令官对自己的决定后侮莫及。九月初，他们纷纷回到学校，而白天的上课教室，到了晚上则成为政党活动人士召开政治会议的场所。工人也涌入大学校园举办规模庞大的聚会，而且会中经常有革命政党人士发表演说。这类聚会若出现在工厂内，官员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派兵令其解散，但他们现在却必须容忍其在校园里举行，而只能期盼兴奋情绪会逐渐消退。

在街头上，工人与受过教育的人士也开始相互合作。十月二日，学生、专业人士，以及工人联手将一群大学校长的送葬群众转变为政治游行队伍。他们沿着涅瓦大街向市中心行进，路上与军队发生零星打斗，许多人均手持红旗并高唱革命歌曲。到达紧邻冬宫的海事广场之后，群众纷纷跪下，脱帽合唱圣歌，以纪念血腥星期天的殉难者。

不同社会阶级以及政治动机的互相混杂强化了反对阵营的力量，「全俄铁路职员与工人工会」即是具体而微的表现。这个成立于一九○五年四月的工会并未着眼于经济议题，而专注于整体七十多万名铁路员工，不分白领蓝领皆心向往的政治目标。同年七月，工会决定推动政治性罢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虽没有完成多少准备工作，但到了十月初，就在开始于九月的罢工浪潮逐渐消退之际，莫斯科的工会领导人终于要求所有路线的铁路员工于十月四日展开罢工行动。

广大的基层员工反应颇为迟缓，但莫斯科─喀山线的火车司机却于十月六日自行采取了行动。那天晚上，一群司机拒绝行驶货运班次之后，随即劫走一辆火车头，驶至佩洛佛车站，并自该处拍发电报宣告发起全国铁路罢工行动。接下来的两天内，火车司机、行政职员，以及该条铁路线的车间员工走访各个车站，号召交集于莫斯科的其它铁路线的员工加入罢工。驻守车站的士兵并未多加阻挠。工会向工人提醒道，若未能赢得「政治自由」，则他们所希望获得的经济利益也终将落空！于是，工会于十月九日提出一份要求事项，其中包括言论与集会自由、组织工会权、设置透过普通选举组成的国民议会，以及释放宗教犯与政治犯。

罢工的消息经由电报传开之后，各个城市里的铁路工人便纷纷关闭车站、停止火车行驶。位于莫斯科南方的卡路加，从莫斯科驶往基辅的班车未如时进站那一刻起，罢工行动即告开始。那天晚上，在另一条通过卡路加的铁路线上，电报报务员发出罢工讯息后即撒离工作岗位，而将罢工浪潮持续推往其它城镇。此举使得萨马拉的邮件服务为之中断，于是罢工行动又扩展至另一条路线。在南部工业中心叶卡特里诺，铁路车间的职员与技工于十月十日出走，并聚集于总站。待军队抵达，工人即四散离开。部分人员登上一列火车并驶往尼兹涅普洛夫斯克(Nizhnedneprovsk），而将罢工风潮带至该处的车间。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连锁反应已经瘫痪了俄国境内几近所有的铁路路段。

铁路罢工风潮蔓延至各个城市之际，也同时触发了一场全面性的罢工，导致俄国境内大多数都市的生活机能停摆。在莫斯科，一群群的铁路员工纷纷走入各个工业区，说服其中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与此同时，市中心的白领阶级也由市府员工带头走出办公室。煤气厂、自来水厂、电力供应站，以及屠宰场的服务都告中断，因此市政也为之瘫痪。药房职员以及电话接线生也都相继出走。

这不是一场仅限于市郊工业区的普通罢工事件，也不容住在高级社区内的上流人士等闲视之。这场罢工使得所有人─包括没有加入罢工的人士！都无法正常生活。肉价飞涨、谷物短缺、牛奶更是完全缺货。十月十六日的一份报纸写道：「煤气灯与电灯都无法点亮。不论马拉或是电动的街车，都仍未恢复服务。电报系统、电话，以及邮局也都停止运作。大多数的商店皆暂停营业，大门与橱窗均以木板封住。」

各行各业的莫斯科市民不再过着一如往常的生活，而是群集于大学校园以及技术学院里。在这些场所里，工人、社会主义煽动者、学生，以及专业人士，与商人、警察耳目，以及摊贩皆融洽相处。一位观察家记述道：「来自冉莫斯克佛列雪的商人向工人示好，而工人也亲切响应；至于热血沸腾的学生，则对任何喊出『打倒独裁!』的人都不吝加以拥抱。」

俄国各地发生罢工及动乱的消息不断传入首都。在卡尔可夫，街头上的群众要求关闭磨坊与工厂。在巴统及高加索，所有商店皆暂停营业，电力也完全中断。十月份总计有一百多万名工厂工人罢工，另外还有数十万名铁路员工、政府职员、办事员，以及学生响应。

十月十一日，圣彼得堡的铁路工人终于投票决定加入罢工行列。第二天，他们便中止了全部四条通往首都的铁路交通。又过了一天，大型金属工厂的工人也集体出走，并开始走访邻近的小工厂号召支持。欧布科夫钢铁厂的罢工工人出现在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大门前，要求该厂的工人加入罢工。工厂内的工人于是放下工具而在工厂里外大喊道：「同志们，停止工作吧！」过没几分钟，马达与机器便全部停止运转，所有人也都脱下工作服，集体向上司提出政治要求。

正当工厂区域里的工人不断将罢工行动推广至其它公司之际，另外也有一群工人将罢工浪潮推向市中心。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印刷工、钟表匠、办事员、电话接线生，甚至演员与小学生都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大学校园则是这一切活动的中心，各行各业的人士在此聚集，互相辩论自己的选择与需求，而后决定是否加入罢工行动。

十月十二日夜间，办事员工会领袖斯维区科夫前往大学，发现学生会堂的大厅、观众席，以及所有的阶梯走道上都挤满了人。他穿越人群进入大厅之后，正在敦促数千人加入罢工行列之际，突然有人交给他一张纸条，上头写说市内的电力供应站即将关闭，而会堂内也将没有灯光。斯维区科夫要求学生把蜡烛折成两段后发散给群众。他事后写道：「有人点了一根蜡烛，接着又一根，又一根。几千枚微小的火焰在大厅里燃起。我从讲台上环顾这幅景象，胸中不禁升起一股狂喜：我们似乎在……为死亡的独裁政体举行追思弥撒。」等到聚会结束，大厅也清理完毕以供其它团体使用之后，斯维区科夫便离开学校，越过涅瓦河朝家里走去。平常总是热闹缤纷的涅瓦大街，此时却空无一人。所有灯光都已熄灭，商店的橱窗全以木板封住。只有巡逻警员的马蹄声短暂划破了这片寂静。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手持刀剑」

圣彼得堡的工人虽然与其它市民共同参与全面性罢工，却也逐渐展现出其独树一格之处，而成为反抗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社会民主党当中的孟什维克派，从夏天以来就一直催促工人成立草根性组织。孟派成员无意等待国家实行改革，而冀求工人主动发展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后来二十世纪里非暴力冲突中的群众运动所采取的模式。十月十日，他们号召首都里的工人选举代表组成「彼得堡全体工人委员会」。三天后，四十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到了两天后的第三次会议，代表人数已激增为两百六十六人，其代表的对象有约一百家工厂以及几个工会。十月十七日，委员会投票通过改名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

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代表在内的革命团体代表因争取主席职位而失和，因此苏维埃选出了不属任何派系的年轻律师诺沙为主席。曾经两度遭放逐到西伯利亚的诺沙财力雄厚，却对贫苦人家极富同情心；他不但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也帮助他们起草请愿书。苏维埃另外也决定让主要革命团体的代表入主执行委员会。这些活跃份子多年来隐身地下，印刷非法传单，为少数「明晰事理」的工人组织小团体，同时又必须冒着被捕下狱以及流放边疆的危险。不过，他们的努力看来总算是有了成果。社会主义份子终于站上了人民运动的前线。

他们当中知名度最高的，要属孟什维克派的托洛斯基。他原名布朗胥坦，生于俄国南方大草原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原本希望他成为工程师,他不但未遂其愿，还一头钻进了激进的地下运动，结果在二十岁那年被捕入狱。托洛斯基遭放逐至西伯利亚之后，即逃往西欧，而在伦敦与日内瓦加入了流亡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份子所组成的小团礼。他听到血腥星期天的消息之后，即持伪护照回国；之后，他先躲在芬兰，而于十月罢工潮达到高峰之际抵达圣彼得堡。由于他才华出众又富有魅力，所以迅速窜升为圣彼得堡革命份子中的领袖人物，也是苏维埃里主要的策略规画者。

自认为反对先驱的苏维埃，第一次觉得自己拥有如此庞大的势力，因而开始向政府以及社会上所有对他们造成阻碍的人士发出威胁。这些代表要求城里的工厂及商店老板暂停营业，加入全面罢工行动。不过，呼吁中又加了一则警告：「若不遵从这项要求，你的商店将遭到砸毁、机器将遭破坏......工厂、磨坊、商店，都关起来吧……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关门吧，以免成为人民怒火的受害者。」这些代表并未了解到，罢工风潮因为是非暴力的，所以才能够扩散得如此之快。但他们很快就获得了提醒，因为政府马上就挟着优越的经验与资源加入这场暴力游戏。

在其它方面，苏维埃则较能有效地掌控事件发展。每天晚上都有代表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前往不同的印刷厂，占据厂房之后，再由同情反对运动的印刷工帮忙印制当天的《消息报》。十月十九日，就在罢工风潮逐渐平息之际，苏维埃采取了行动以终结圣彼得堡的审查制度。代表向出版业界提出警告，所有遵守严苛的出版法而于出版前先将内容送交审查机构的报纸，将遭到排字工人及其它员工的抵制。不配合这项要求的印刷工也将遭到其它工人的排挤。因此，苏维埃等于是为圣彼得堡颁布了新的出版法，而且几乎所有报纸也都遵行不误。

之前，工人协会是由加彭神父及其身边亲信由上而下的领导；现在，苏维埃的成员则偏好民主方式。在科技学院举行首次聚会之后，他们便将阵地迁至邻近的自由经济会-知识分子的高级俱乐部；所在地。每天晚上，代表们穿著工作服齐集于这幢宏伟但破旧、装饰有镀金壁柱以及寓言性图画的建筑里。他们把脱下的橡胶套鞋摆放在入口处之后，便进入挂有文武重臣、显贵人士以及沙皇画像的主会议厅里。执行委员会坐在绿色的长桌前听取报告，然后退席到楼上的一间房间里敲定决议事项，最后回到大厅里，提出结果以供讨论并征求同意。

在工会、专业团体，以及成千上万一般百姓的莽撞行动之下，苏维埃也共同促使十月的全面罢工成为一场充满活力的非暴力运动，同时也是二十世纪的首例。他们并未向政府发动正面冲突，也没有如加彭领导下的工人在一月间所采取的作法─向沙皇请求落实他们的要求，并宣布在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再恢复工作。国家能够镇压一不威活动，而只是纯粹停止工作,并宣布在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在恢复工作,国家能够镇压示威活动,也能够逮捕反对运动的领袖─事实上，国家也常这么做─但是，国家却无法强迫人民上班工作；而在铁路、电报、银行、电厂等机构尽皆关闭的情形之下，国家也难以维持运作。

全面罢工藉由瘫痪首都与全国其它各地联络所需的交通及通讯网络，而使国家陷入混乱。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无法决定如何采取因应措施；高层官员也无法获知地方的状况，而只能依据传言决定行动方针。即便是当时待在彼得霍夫海边行宫的沙皇，其日常生活也不免受到罢工的影响。铁路交通中断使得前来晋见他的官员必须从首都搭船。这种情形至少一次[见于他日记里十月十二日的记载─延迟了他的午餐时间]。

尼古拉二世对于人民与政府之问不断升高的冲突状况丝毫不以为意。根据他身边的一名亲信透露，他活在「完全虚幻的幸福当中，自以为依然大权在握」！等到尼古拉二世终于有所警觉之时，直觉反应便是采取武力，但他手下的官员已了解到这么做并无助于恢复铁路运作：罢工规模之庞大早已远超出军队所能掌控的范围。于是，尼古拉二世要求崔波夫镇压各城市里的动乱。十月十二日，崔波夫指示警察首长遏止一切骚乱，两天后并于街上张贴布告：「我以下令军警单位对所有企图(制造动乱)的行为采取立即而强硬的镇压手段，〔并〕于遭遇群众反抗时——不必发射空包弹，且毋须吝于开枪还击。」

人民却没有因此而退却。崔波夫发布警告的同一天，圣彼得堡就有四万人走上街头示威，而在大学礼堂内举行的政治聚会，参加人士也依然踊跃。军警单位并未出面执行崔波夫的警告。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的城市里，虽有暴力事件发生，但并非都是肇因于当局的挑衅。镇压手段无法遏止抗议浪潮。如同血腥星期天的情形所示，政府的暴力行动只会更加刺激反对人士的情绪。

眼见强制手段已告失败，政府内部的改革呼声也随之升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内阁会议主席威特的意见。威特是一位聪明、狂妄、而又手腕高明的政治家，但不是独裁政体的反对者；事实上，梅斯基在前一年所提出的改革建议遭到否决，他也有责任。不过，威特现在发现，政府唯有做出重大退让，才有可能巩固其地位。他在呈给沙皇的一份报告里指出，政府未能分辨合理的改革要求以及极端份子的煽动言行。社会中理性温和的人民希望争取自由，政府不应加以阻挠。国家必须在即将来临的杜马选举中，把选举权扩大至所有社会团体，并且制订宪法以保障人民的公民自由，以藉此「把自己置于自由的旗下」。他指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忍心血洗全国的独裁政权。

然而，沙皇对这两种选择都不满意。他后来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可以「指派一位勇于任事的军事将领，运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叛行动」。不过，「如此也只能争取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几个月后，我们又得再次使用武力，而这将导致血流成河的后果......另一条路则是给予人民公民权利─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人身不可侵犯权；此外，还有将所有立法计画送交国家杜马议决的义务-这本质上就是立宪。」

沙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犹豫难决。他询问崔波夫的意见，崔波夫也赞成威特的提议。然而，尼古拉二世却于十月十七日决定发动镇压，并要求尼可莱大公担任军事独裁者的职务。结果尼可莱在沙皇面前极为激动地表示，沙皇若一意孤行，他将当场举枪自尽。尼古拉二世才因此改变主意，而决定签署一项同意实施改革的宣言。这项文件立即发布，尼古拉二世当晚则在日记里写道：「经过这么一天之后，我觉得头脑沉重，心思混乱。求神帮助，拯救俄国并平息动乱。」

《十月宣言》极为简短─政府愿意实施三项改革：建立「公民自由的基础，其根据为人身不可侵犯、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等原则」；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最终目标为全民普选；赋予杜马审议法律与监督政府的权力。宣言结尾呼吁「所有忠心的俄国之子......协助止息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并与朕一同尽力恢复我们家园的和平与安宁。」沙皇既已让步，便不会再容忍他的帝国有任何动荡。

崔波夫写道：「感谢上天，宣言已经签署。现在，新的生活即将展开。」他虽然是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却也相信改革能够达成镇压无法达成的目的。刚开始，崔波夫的乐观似乎是有根据的。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人民涌上街头欢庆，而莫斯科市议会也通过决议支持宣言内容；首都的议会并拍发电报颂扬尼古拉二世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沙皇」。一家报纸欢欣鼓舞道：「让我们以自由人的身分，以自由立宪的俄国人民身分，相互拥抱吧。」

然而，过了不久就有迹象显示，该项宣言并不足以完全安抚反对势力。在莫斯科举行的自由派卡德党成立大会上，演说者指陈政府的变革并不足以建立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份子更是强烈指责该宣言是用来诱使工人结束罢工的诡计。托洛斯基在大学的一处阳台上，向手持红旗的工人与学生坚决指出反抗尚未成功。托洛斯基怒吼道：「同胞们！我们现在已将当权人士逼入墙角，他们才给予我们自由的承诺。自由的承诺就等于是自由吗？......我们必须手持刀剑捍卫我们的自由。至于沙皇的宣言，你们看，只不过是一张纸。这张纸就在你们面前─在我的手心里揉成一团。今天，他们发布了这项宣言，明天他们也能够把它收回，撕得粉碎，就像我此刻在你们眼前把这纸脆弱的自由撕得粉碎一样!」

战斗意志依然高昂的，并不只有上述的激进份子而已；右翼份子也掀起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称为「黑色百人团」的右派群众，连续数天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四处滋事，或砸毁商店橱窗，或殴打学生、工人，以及其它疑似涉及革命活动的人士，有时甚至将人殴打致死。警察不但放纵，甚至还予以鼓励。在这两大城以外的地区，混乱情形更为严重。非俄国人与非基督徒是主要受攻击的目标。在以产油为主的裹海城镇巴库，黑色百人团企图赶走亚美尼亚人（他们虽信奉基督教，但并非东正教徒）,于是刻意对其制造攻击事件，造成六十多人死亡。在层出不穷的攻击事件中，对犹太人的攻击尤其血腥。基辅有十二名犹太人遭到杀害，罗斯托夫有三十四名，明斯克有五十四名，敖得萨更有五百名以上。而与圣彼得堡及莫斯科的情形一样，这些事件都有地方当局及警察涉入的迹象。

由于激进份子逐渐获致信心，因此，若非彻底打倒专制并建立共和，他们就不会就此满足；而反动份子亦不愿任由街头被政府的敌人占据，于是也采取激烈的手段反击。一月在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揭开序幕的冲突事件，到了沙皇发布宣言之后，随即进入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新阶段。

[几乎毫无限制]

在十月十七日前几天，《消息报》上的一篇社论精确阐明了沙皇发布宣言之后的矛盾状况。社论里坦言：「我们获得了集会自由，但我们的聚会却遭到军队团团包围。我们获得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依然存在......我们获得了学习自由，但大学却遭军队占领......我们获得了威特，但我们却仍有崔波夫。我们获得了宪法，但专制统治并无改变。」

宣言中承诺改变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但光靠这纸宣言本身并无法产生新秩序。就在沙皇与手下官员对于落实方法争论不休之际，圣彼得堡市民却自行攫取了新的自由。报纸以更大胆的言论尺度报导并评论各种事件，都市居民则大肆购买各种宣扬不同政治观点的刊物。其中最具挑衅意味的是像《机关枪》这类的讽刺刊物，里面印有政府官员及沙皇的漫画图像，模样极为野蛮，并且沾满鲜血。当局偶尔会取缔一两家出版社，但并没有对这新出现而未经法定的言论自由采取全面性的镇压。

拉斯特里耶夫金属工厂的工人也不再把他们的地下报纸藏在机器底下。他们公开阅读苏维埃的声明，并且张贴革命政党所发布的决议。从十月底至十一月，每个星期都有许多群众聚会在圣彼得堡举行。群众争相排队进入爆满的礼堂内，聆听政治与法律原则的讲课。一九○五年秋，新工会不断出现，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包括裁缝师、面包师傅、烟囱清扫工人、家庭雇佣，以及警察。

这段后来被称为「自由时光」期间的各种改变不只出现在都市里。乡村里的农民也群集讨论宣言内容，并邀请属于「乡村知识阶层」的教师及农学家等人士发表演说。在离莫斯科仅一百五十公里的马科佛，村民大会投票决定，在民主、全面国民教育、释放政治犯，以及土地重分配等要求获得落实之前，将暂时扣留税款、阻止役男服役，并且拒不遵守地方官员的命令。他们自行宣布成立「马科佛共和国」，不但选举总统，还控制学校与刑事法庭。

军人与水手也把《十月宣言》视为旧规则不再适用的表征。在波罗的海一座小岛上的克隆斯塔海军基地里，士兵要求缩短服役时间、提高薪饷、获准参加群众聚会、出入公共场所，以及喝酒与选举纪律法庭的权利。水手们相信沙皇赋予人民「公开集会」的目的，便是要让人民能够[表达愿望并提出需求」。因此，一个步兵连队因向连长提出要求而遭到逮捕后，水手们均怒不可遏。数千名水手发起暴动，捣毁商店，对空鸣枪，并攻击军官及平民。结果造成二十六人死亡，两千多人遭到逮捕。

十月十七日之后的六个星期里，总计出现一百次以上的军事政变行动。大多数行动并未遭到克隆斯塔那般的下场，而在军官至少同意接受士兵所提出的部分要求之后得以和平落幕─同时也默示了下级服从上级的一般军事纪律不再牢不可破。这对沙皇手下的官员而言是极为不祥的消息。国防部长列第格将军日后回忆道：「每天皆有十几件发生于不同单位的违纪事件！显而易见的，不久之后，连军队都不再可靠，如此一来将造成国家的崩溃!」

俄国人从未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感受过如此的自由。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些自由，并不是因为法律的保障，而是自行取用的结果。政府当局则因惊慌失措而未能阻止他们。孟什维克领导人费丹在给德国社会主义份子考茨基（KarlKautsky）的信里写道：「我们有如活在一种醺醉的状态里；革命的气氛如同美酒一般使所有人陶醉。言论与集会自由真的几乎毫无限制。整个气氛真是太棒了。」

不过，「自由时光」也充满了危险。虽然右翼极端份子最激烈的攻击行动已于十月份结束，零星的暴力事件却依然不断发生。此外，新的风暴也逐渐成形。十一月初，右翼运动开始成立组织，组成新的「俄国人民联盟」。人盟吸引了要求安定的商人、在旧制度下生活优渥的专业人士，另外也吸引了国家官员及部分的农民与工人。而其拥护专制体制的理由，则参杂有阴谋论在内。人盟成员根据无中生有的「锡安长老诫律」（ProtocolsoftheElderSofZine)，断定犹太人有一项国际性的阴谋，企图藉由煽动俄国革命以制造基督教国家的混乱，从而形成犹太人的霸权地位。人盟于是要求政府进行镇压，并组成杀手队暗杀反对派领袖。

沙皇因右翼份子的请求而重获信心。他于十月二十七日写信向母亲表示，「所有忠心的人民」合力反击那一小群带他们误入歧途的「坏人」，其中包括「犹太佬」以及俄国知识分子与煽动者。大量涌入的电报使得尼古拉二世相信主流民意已转而反对革命份子。威特曾向他保证改革会带来和平，结果却不然；现在该是终结乱象的时候了。

随着尼古拉二世渐感不耐，威特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他虽然经历傲人，在宫廷里却一直无法进入核心-部分原因是他娶了一位离过婚、且据传为犹太裔的女子为妻。尼古拉二世对改革失去信心之后，便转而倚重升任宫廷主管的崔波夫。在尼古拉二世的眼中，崔波夫是位忠心不二的臣子。不过，对社会上受过教育的阶层来说，崔波夫却是俄国军方残暴颛的代表。威特后来写道：「崔波夫和所有无知的家伙一样，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很简单：如果人民暴动，你就打他们····。」

一连串新获得的自由、死灰复燃的暴力活动，以及私底下摆荡于改革与反动之间的政府，这些因素使得反对阵营处于一个转折点。对于反对阵营而言，沙皇被迫发布《十月宣言》，是他们在几个月前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但许多人却因此而要求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进逼过甚可能会损及沙皇对威特的信任，而刺激沙皇采取镇压手段，以致彻底抹除他们所获致的成果。但是，他们若不趁着沙皇挫败之际进一步争取更多的权益，等于是白白放弃了获取更大胜利的机会。而且，不论他们采取哪种作法，都必须维系住促成十月罢工潮的那种同舟一命的感受。

「一场激烈冲突即将展开」

十月罢工潮并非由单一的政党、联盟，或者其它组织所发起，也没有任何人在其中扮演中心领导或策略主谋的角色。政府的反对者之所以会在十月间采取一致行动，是因为先前各种团体为了争取公民自由与成立代议政府这两大主要目标，曾投入许多努力。记者与印刷工，或是工程师与金属工人之间，都有许多意见相左之处，但前一年所发生的事件却让他们懂得要专注于彼此的共同目标上。现在，他们要求的自由既已到手，他们的团结也随即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莫斯科十月罢工潮期间成立的卡德党，是「自由时光」期间自由主义份子的主要组织之一。他们现在的目的是要继续发展在十月间成熟壮大的反对阵营，并要求政府遵守自己的诺言，同时在新秩序下达成更进一步的政治社会改革。对卡德党人而言，革命已经结束，接下来要做的是巩固所获致的成果，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卡德党与自由工会一样，都以超越阶级与党派的反对运动为号召。他们皆宣扬民主与宪政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类理念能够将地主与自由主义份子，以及工人与社会主义份子凝聚在一起。不过，卡德党实际上也和自由工会一样，只代表了人民当中一小部分阶层的意见，主要是地主与都市中的菁英份子。于是，身居卡德党领导地位的律师及专业人士，便与不愿跟随他们路线的工人及革命派社会主义份子渐行渐远。

十月十七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圣彼得堡的工人便展现出他们要的不只是政治改革。十月二十四日，涅夫斯基船舶机械制造厂的工人投票决议以一项简单直接的方式缩短工作时数：亦即在八小时之后自动下工。城里其它工厂的工人也纷纷比照办理。原本在十月间针对政府的战斗意志，现在已转而以工厂老板为对象。

在十月罢工潮期间，雇主不但接受工人的抗争行为，有些甚至还持续发给部分薪资。然而，他们对八小时工时的运动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到了十一月十日，工厂老板已经开始将工厂大门上锁。几天后，更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遭拒于门外。在少数几个企业里，工人向雇主妥协回到生产线上。其它工厂的工人则坚决要求八小时的工作时数，持续在街头上抗争。

八小时工时运动不但激起雇主的敌视，也引来自由主义份子的批评。工人对自身权益的积极争取，使他们与政治上的活动人士有所隔阂，而他们双方在几个星期之前还一同携手罢工追求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工人则得到苏维埃的同情，苏维埃于十月二十九日通过决议支持工人的运动。不过，革命派领袖也与自由主义份子抱持相同看法，认为经济面的行动削弱了政治抗争的力量。一位社会主义领袖向支持八小时工时运动的苏维埃代表告诫道：「我们还没终结专制政体，你们就想要与资产阶级为敌了。」在运动迟迟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资方关厂的手段逐渐对工人的士气产生影响。于是，代表们终于在十一月十三日宣布暂停抗争行动。

激进份子对工人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另有打算：在一场推翻政府的决定性战役里担任步兵。过去几个月以来，社会主义份子已参与过许多不同形式的非暴力运动-罢工、示威、地下出版工作·但他们依然坚信暴力是革命的最终手段。对自由主义份子而言，只要沙皇受到宪法约束，他们就能够接受沙皇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份子则迫不及待要推翻政府-彻底推翻。而且，历史上似乎有许多证据显示，唯有采取极端的手段，才能获致极端的成果-法国大革命就是最为辉煌的例证；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打算使用暴力的政权的范例。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要如何能够不用暴力而将其推翻，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可资参考的范例。

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全民武装暴动的想法极易引起情感上的认同。一位名唤瓦汀斯基的法律系学生在日后宣称道：「我相信人民与政府的一场激烈冲突即将展开。而我也感到有一股冲动，甚至是种道义上的义务，要在那决定性的一刻与人民站在一起......」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内人士皆认为暴力能够达成目的。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武力绝对远比不上政府的军队，却相信士兵一定不会服从上级要求开枪的命令。托洛斯基曾注意到，有些士兵开枪时皆对着空中，而未对着群众。他坚称道：「昨天对空鸣枪的士兵，明天就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

血腥星期天过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与托洛斯基针锋相对的列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宁从日内瓦写信指出：「唯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全民自由的真正保障。无产阶级愈早武装起来，坚守其罢工与革命行动的战斗位置愈久，军队便会愈快动摇，而终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士兵了解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因而加入人民这一方。」那年夏天在军队里观察到的军纪未能贯彻的状况，以及秋天的公然叛变，都更加深了前述说法的可信度，以致削弱了反对阵营再次采取非暴力行动的动机。

在那一整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断游说工人拿起武器。一月间，革命份子在圣彼得堡的罢工群众里散发传单，要求他们不要跟随加彭神父到冬宫去。其中一张传单上写道：「自由是以鲜血买来的，自由是在激烈的战役中以武器赢来的。」工人当时对这种说法并不理睬，在之后的春季与夏季之间亦然。十月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演说者，在一场大学聚会里呼吁将全面罢工转变为全面叛乱，而要求工人于十月十六日携带武器到大学集合。结果，只有两百人带着刀械、指节铜套，以及小型的左轮枪到场集结。发起人于是决定叫他们回家，而不肯以此挑战具有优势武力的军队。

《十月宣言》发布之后，革命份子向苏维埃争取发起武装暴动。第二天，诺沙向全体代表宣读一项执委会的决议，提议他们「为最终的抗争」而武装起来；托洛斯基并警惕他们要准备迎接「一场空前庞大而壮烈的攻击行动，因为目前已然摇摇欲坠的皇室，唯有透过成功的全民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苏维埃对诺沙以及托洛斯基的声明皆予以支持。然而，打倒沙皇的诉求却使革命份子失去了过去的自由派盟友，因为自由主义份子完全无意推翻政府。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倒是乐于付出这项代价；托洛斯基拒绝承认自由主义份子在十月罢工潮中的贡献。他指称，在十月问造成专制政权退让的是工人，而现在，武装后的工人更将给予致命的一击。

不过，真正激起工人战斗意志的，与其说是革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免于黑色百人团的欺凌。在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圣彼得堡广泛流传的一则传闻指出，右翼团体正计画对犹太人以及其它颠覆份子发起另一场攻击。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工人因而购买枪械，并轮班巡逻邻近的街道。城市各地的工人也纷纷取得手枪或步枪，并自制刀械及棍棒。在十月二十九日的一场苏维埃聚会上，会场摆出了好几千把的武器。后来虽没有发生任何迫害情事，但这些武器以及武装队伍却保留了下来。

十一月一整个月里，苏维埃虽然不断鼓吹武装暴动，但除了提醒工人备妥武器外，却什么准备工作也没做。由于这些活动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因此囤积武器的结果便只是促使镇压行动提前罢了。而且,工人比较感兴趣的，仍是对工厂老板的抗争，而非对政府的武装反抗。此外，奉行民主程序且采取公开审议制度的苏维埃，也不是策画军事行动的理想机构。于是，因为本身的激烈言论而陷入孤立的稣维埃，便成了沙皇政权面前的待宰羔羊。

十一月二十六日?警方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沙。事发之后，且他代表依然持续举行聚会，同时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由托洛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他们在等待政府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同时，却也愈发感到紧张且沮丧。而他们鼓动暴乱的结果，也只是促成镇压行动更为扩大。警方早已逮捕了「全俄农民工会」以及「邮电职员工会」的领导人，而且尼古拉二世也将他手下倾向自由派思想的司法部长予以免职。接着更在几个再次发生农民暴动的省份里实施戒严。在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这段期间，地方官员的紧急处分权获得扩大，于是铁路、邮务，以及电讯罢工都纷纷遭到禁止。莫斯科警方并且突击了一处劳工运动策画者的聚会所，而逮捕了某一条铁路线的收票员工会的领导人。于是，「自由时光」就像西伯利亚针叶林带里的桦树落叶一般，一去不复返了。

激进份子对工人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另有打算：在一场推翻政府的决定性战役里担任步兵。过去几个月以来，社会主义份子已参与过许多不同形式的非暴力运动-罢工、示威、地下出版工作·但他们依然坚信暴力是革命的最终手段。对自由主义份子而言，只要沙皇受到宪法约束，他们就能够接受沙皇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份子则迫不及待要推翻政府-彻底推翻。而且，历史上似乎有许多证据显示，唯有采取极端的手段，才能获致极端的成果-法国大革命就是最为辉煌的例证；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打算使用暴力的政权的范例。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要如何能够不用暴力而将其推翻，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可资参考的范例。

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全民武装暴动的想法极易引起情感上的认同。一位名唤瓦汀斯基的法律系学生在日后宣称道：「我相信人民与政府的一场激烈冲突即将展开。而我也感到有一股冲动，甚至是种道义上的义务，要在那决定性的一刻与人民站在一起......」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内人士皆认为暴力能够达成目的。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武力绝对远比不上政府的军队，却相信士兵一定不会服从上级要求开枪的命令。托洛斯基曾注意到，有些士兵开枪时皆对着空中，而未对着群众。他坚称道：「昨天对空鸣枪的士兵，明天就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

血腥星期天过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与托洛斯基针锋相对的列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宁从日内瓦写信指出：「唯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全民自由的真正保障。无产阶级愈早武装起来，坚守其罢工与革命行动的战斗位置愈久，军队便会愈快动摇，而终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士兵了解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因而加入人民这一方。」那年夏天在军队里观察到的军纪未能贯彻的状况，以及秋天的公然叛变，都更加深了前述说法的可信度，以致削弱了反对阵营再次采取非暴力行动的动机。

在那一整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断游说工人拿起武器。一月间，革命份子在圣彼得堡的罢工群众里散发传单，要求他们不要跟随加彭神父到冬宫去。其中一张传单上写道：「自由是以鲜血买来的，自由是在激烈的战役中以武器赢来的。」工人当时对这种说法并不理睬，在之后的春季与夏季之间亦然。十月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演说者，在一场大学聚会里呼吁将全面罢工转变为全面叛乱，而要求工人于十月十六日携带武器到大学集合。结果，只有两百人带着刀械、指节铜套，以及小型的左轮枪到场集结。发起人于是决定叫他们回家，而不肯以此挑战具有优势武力的军队。

《十月宣言》发布之后，革命份子向苏维埃争取发起武装暴动。第二天，诺沙向全体代表宣读一项执委会的决议，提议他们「为最终的抗争」而武装起来；托洛斯基并警惕他们要准备迎接「一场空前庞大而壮烈的攻击行动，因为目前已然摇摇欲坠的皇室，唯有透过成功的全民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苏维埃对诺沙以及托洛斯基的声明皆予以支持。然而，打倒沙皇的诉求却使革命份子失去了过去的自由派盟友，因为自由主义份子完全无意推翻政府。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倒是乐于付出这项代价；托洛斯基拒绝承认自由主义份子在十月罢工潮中的贡献。他指称，在十月问造成专制政权退让的是工人，而现在，武装后的工人更将给予致命的一击。

不过，真正激起工人战斗意志的，与其说是革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免于黑色百人团的欺凌。在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圣彼得堡广泛流传的一则传闻指出，右翼团体正计画对犹太人以及其它颠覆份子发起另一场攻击。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工人因而购买枪械，并轮班巡逻邻近的街道。城市各地的工人也纷纷取得手枪或步枪，并自制刀械及棍棒。在十月二十九日的一场苏维埃聚会上，会场摆出了好几千把的武器。后来虽没有发生任何迫害情事，但这些武器以及武装队伍却保留了下来。

十一月一整个月里，苏维埃虽然不断鼓吹武装暴动，但除了提醒工人备妥武器外，却什么准备工作也没做。由于这些活动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因此囤积武器的结果便只是促使镇压行动提前罢了。而且,工人比较感兴趣的，仍是对工厂老板的抗争，而非对政府的武装反抗。此外，奉行民主程序且采取公开审议制度的苏维埃，也不是策画军事行动的理想机构。于是，因为本身的激烈言论而陷入孤立的稣维埃，便成了沙皇政权面前的待宰羔羊。

十一月二十六日?警方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沙。事发之后，且他代表依然持续举行聚会，同时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由托洛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他们在等待政府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同时，却也愈发感到紧张且沮丧。而他们鼓动暴乱的结果，也只是促成镇压行动更为扩大。警方早已逮捕了「全俄农民工会」以及「邮电职员工会」的领导人，而且尼古拉二世也将他手下倾向自由派思想的司法部长予以免职。接着更在几个再次发生农民暴动的省份里实施戒严。在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这段期间，地方官员的紧急处分权获得扩大，于是铁路、邮务，以及电讯罢工都纷纷遭到禁止。莫斯科警方并且突击了一处劳工运动策画者的聚会所，而逮捕了某一条铁路线的收票员工会的领导人。于是，「自由时光」就像西伯利亚针叶林带里的桦树落叶一般，一去不复返了。

十二月二日，苏维埃采取了最后一次的非暴力行动。政府的财政状况，在秋末即已陷入极度危殆的境地。与日本开战以及应付国内动乱，都使俄国付出了极为庞大的代价；农产的歉收以及接连不断的罢工，则更加损及经济体质，并减少政府收入。预算赤字大幅成长，黄金储备量也不断减少。当时威特正与法国一个银行团洽商一笔外国借款，而也唯有这笔庞大的借款，才能够使俄国免于财政崩溃。苏维埃的领导人于是从这里看出了一项机会：他们若能对政府早已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再给予突如其来的一击，就有可能让法国银行家认为借款给俄国风险过大，而使威特的贷款谈判功败垂成，进而导致政府破产。

苏维埃于是联合农民工会及几个左翼政党共同发表《财政宣言》，敦促全国国民将存款自银行里领出，并要求银行全部以黄金支付。宣言指出：「我们必须切断政府的最后一条生路：财政收入。」然而，较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所反对的并非政府的存在，而是专制的统治方式。因此，在这种宣传方式之下，该项抵制行动未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成效也因而未臻理想。不过，在宣言发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银行依然损失了九千万卢布的存款。

《财政宣言》激起了政府的立即反应：在宣言发表的同一天，有关当局立即没收圣彼得堡内八家印有该项文件的报纸，并且逮捕报社编辑。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十二月三日，苏维埃代表照常在自由经济会会所聚会。讨论了几件事项之后，执行委员会才得知会所已遭步兵、武装警察，以及警方所包围。托洛斯基指示所有代表不得反抗，并在士兵进入会场时持续开会。最后，他宣布会议结束─在场所有人士随即遭到逮捕，包括执行委员会以及两百位代表。于是，鼓吹武装反叛的圣彼得堡苏维埃，终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束手就擒。

「不择手段」

自从十月份以来！莫斯科的革命份子也与他们在首都里的同志一样，不断刻意寻衅。一位名唤岑季诺夫的社会主义份子领导者回忆道：「准备战斗！准备战斗！是当时所有革命份子的口号。」由于莫斯科驻军里有一波刚平息的叛变事件，因此许多革命份子便寄望于军队的支持。不过，也有人对于他们能否获得军队支持表示怀疑，因为士兵的不满来自于不良的待遇，而非对政府的敌意。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自力对抗政府。岑季诺夫回想当时的心态：「宁死......也不愿在抗争中束手就擒。」

在自尊自大的心态以及激烈言论的催眠之下，三个激进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的所有成员于是共同开会表决发起全面罢工、以作为造反的前奏。十二月七日，莫斯科苏维埃（成立于两个星期前）表态支持罢工的主张，获得了广大的回响：短短两天内，就有八万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商店门窗则以木板封住。于是，正常生活再次陷入停顿。

肢体冲突到了十二月九日才首次爆发。那天晚上，军队向一座藏匿有一百名武装人士的建筑物展开炮击。革命份子为了避免人员过度集中，于是让称为「义勇队」的战斗队伍出没于城里各地，对编制较小的军警队伍发起突袭，以夺取武器。义勇队攻击军队，军队则向群众开枪回敬。在纺织工厂重镇的普列斯尼亚区里，似乎所有人都在设置路障：年老的妇女拿了床架出来，公寓管理人则搬出门板，而电线杆以及路灯也都被人拖到了街上。莫斯科市长拍电报至圣彼得堡要求支持，内容指出：「城市四周的路障包围圈不断缩小。」

革命份子虽然控制了工厂区域，却未曾试图占领市中心里的重要地点。他们如果是期待士兵违抗命令而加入暴动行列，则这种行为是有道理的。一开始，由于士兵对待罢工群众极为亲切，而且似乎颇为认同他们的诉求，因此革命份子对士兵的期待似乎合理。不过，期待某种结果出现是一回事，积极设法达成该项结果又是另一回事-他们在期待之余，并未采取措施强化士兵对罢工运动的认同，也没有特别吸收在军队里服役的工农之子。于是，枪战展开之后，士兵的情绪也随即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工人以枪口相向，因此士兵开枪还击便丝毫不感内疚。于是，列宁的预测也彻底落空。

十二月十五日，形势逆转。来自首都的部队陆续抵达莫斯科之后，城市里大部分地区的反对运动也随着工人回乡欢度圣诞节而逐渐消退。不过，有一个反抗中心倒是无所动摇：普列斯尼亚区的路障依然将军警阻挡在外。来自圣彼得堡、编制一千五百人的谢梅诺夫斯基军团接获命令要逐出所有顽抗份子，军团指挥官并且奉命「不择手段」、「消灭所有叛乱组织，并拿捕反叛运动的领袖」。第二天早上，工人所占据的工厂便遭到炮火攻击。虽然几未遭受还击，军方的炮火依然持续了整整两天，而造成数百名反抗份子及平民百姓丧生。

到了十八日，布尔什维克及莫斯科苏维埃皆承认失败，叛乱运动也因此逐渐平息。在冲突中丧生的革命份子以及平民百姓共计七百人以上，而军警却只有七十人。莫斯科的煽动份子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若不能够激起全面革命，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不过，直到十二月中旬，革命之火仍未蔓延开来。圣彼得堡的工人虽然短暂发起了全面罢工，却从未拿起武器。其它几个城市里虽有小规模的反抗行动，但也不足以迫使军队重新部署。

政府对莫斯科的反叛行动加以打击之际，也同时加紧了自十一月底以来在全国各地进行的镇压行动。就连威特也要求军方以「果断无情」的手段对付武装群众。尼古拉二世对于他手下的官员及将领所表现出来的好战情绪深表欢迎。他此时深信：「对付恐怖手段，就必须采取恐怖手段。」于是，所有将领皆获得全权授与，得以自由采取一切手段镇压反对运动。基辅市长接获命令指示：「若遭遇抵抗，即铲除叛乱份子，并烧毁其家宅。」一支派至西伯利亚阻止铁路罢工运动的部队，便以绞刑及鞭刑对付群众。而进驻波罗的海省份的部队，更是将反抗民众就地正法，而且公开殴打反对人士，并四处纵火。

俄国政府于一九○五年底所释出的凶残镇压武力，不但使得人民噤声，也把激进份子全数关进了牢里。到了一九○六年初，政府已不再需要担心革命运动；政府藉由流血的手段终结了一场流血叛变。在镇压行动展开的同时，威特也全力避免财政崩溃的状况发生。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交涉之后，他终于在四月十六日向国内外一群银行贷得五十亿法郎。沙皇指称这是威特在任官期间最为卓越的一项成就，也终于在重要事务上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判断。

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其它各地的革命份子在评估上犯了重大错误。他们舍非暴力运动而就武装暴动行为，等于是停止采行对政府根基动摇最深的手段，而反倒摇身成为政府最善于对付的敌人。原本对革命运动所获致的政治成果深感振奋的托尔斯泰，在事后为文表示-他不得不「为那些人感到悲痛。他们自以为能够达成目标的手段，正是招致败亡的要素。唯有摒弃暴力，才能够打倒旧政权的暴力。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暴力愚行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政府还未及完全清剿反对势力，就发布了规范新秩序的法律。十二月十一日，当局公布了杜马的选举程序。选举权既不普通亦不平等，完全摒除反对阵营对于选举制度的两大主要诉求。妇女、无地农民、士兵，以及部分工匠与劳工都被排除在外。而在间接选举当中，地主一票可抵农民十五票以及工人四十五票。工会虽也在后来获得合法化，但其活动却大受限制，政治活动更是完全禁止。

一九0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制订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杜马能够行使的权力。如同《十月宣言》所承诺的，任何立法案都必须经由杜马决议才能够成为法律。不过，杜马只可控制百分之六十的预算，不得插手军事及外交事务，而且政府官员只对沙皇负责。国务院也拥有立法权，其组成分子中，一部分为沙皇指派的人员，另一部分则是经由极少数拥有选举权的人民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杜马休会时，沙皇亦可自行颁布法规。

反政府人士、自由派份子，以及革命份子在十月与十一月的美好时光里所盼望达成的目标，在新秩序里全部大打折扣。不仅选举制度极不民主，尼古拉二世也仍自称独裁统治者。政府可谓落实了《十月宣言》的书面承诺，但丝毫没有多让一分。不过，俄罗斯帝国虽仍不算实行君主立宪，但至少其独裁政权也已不再能够为所欲为。政党。公会。较为大胆的媒体,以及对统治者权利轻微但实在的限缩。。这一切都留存了下来─至于争取到这些成果的反对运动，其展现的最大力量并非来自于街头上的武装份子，而是来自于人民对丧失公信力之政府的拒绝合作。

到了二十世纪末，俄国人又对另一种专制体制-重新出现的一党专政制度-发起抗争，而再次引起世人对于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注意。俄国人民在一九九－年所获得的胜利不但快速而且惊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于企图掌控国家的军政团即刻表态反对，并给予人民及士兵一个严峻的抉择：他们可以选择支持自己所选出的政府，抑或服从共党保守派的命令。一遭到人民的违抗，仓卒成军的军政团就立刻垮台了。非暴力运动的力量以及军方的拒绝配合，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至于在一九○五年间反对沙皇政权的各个团体，面对的则是非常强大的对手：一个拥有古老的独裁传统，并且统治俄国长达数百年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可不是僭伪的篡位份子；沙皇政权当时虽已摇摇欲坠，却仍会为了生存而不惜－战，也会以传统及宗教上的正统地位作为号召。为了保住政权，沙皇政府一面做出策略性的退让，另一面却展开军警的部署，并不惜动用国家一切资源。唯有各方长时间的不断施压，才有可能迫使沙皇政权崩溃。

然而，沙皇的反对者却出乎意料地突然群起反抗，一举揭穿其政权正当性的假象。人民藉由未经计画的自发性运动，不但削弱国家财政状况、造成警方不知所措、中断所有通讯、打击官员士气，并且拒绝遵守政府颁布的一切命令。反对人士不仅来自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并且遍布社会各阶层。农民自行成立自己的「共和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走上街头；士兵违抗指挥官的命令；学生将大学变为政治活动庇护所；记者揭露出政府的颛顽无能并谴其恶行；律师、医师，以及工程师则要求改革。

非暴力运动一而再地让沙皇手下的官员面临吃力不讨好的窘境。政府若以武力镇压抗议活动或者关闭报社，便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但政府若转而退让，反对人士便会用新获得的集会及出版自由进一步要求更多改革。接着，经过几个月的抗争与牺牲之后,工人、白领阶级员工，以及专业人士竟歪打正着地采取了一种抵制行动，不但动摇了国家的重大利益，同时又不至于使自己成为国家武力的攻击目标。俄国各地的民众选择了不和政府正面对抗，而是纯粹地放下工作回家，但此举对政府所造成的伤害，却远比任何暴动行为都来得大。

不过，这股争取自由权利并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势力，却没有联合成统整一致的运动。他们不同于一九九一年聚集于莫斯科的民众，不但没有足以统合各方力量的中心象征-一位民选领袖，以及俄国三色旗（这不禁令人感到反讽）─也没有公认的领导人物统筹所有抵制行动。在一九○五年那段期间内，各种团体皆竞相争取要成为反对势力的领袖！激进社会主义派、自由民主派，以及温和立宪派人士均互不退让-但他们却未能在政治见解上存异求同，以致无法获得绝对多数的人民支持。

此外，分歧的还不仅止于政治观点。革命运动也同时释放了不同阶级与种族之间的敌意，而造成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以及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由于沙皇的反对者无法互相合作，因此也未能藉由每一次的抵制行动为反对运动做进一步的规画与发展。他们并未善加利用政府的弱点，而且一待当局主动终结自由时光，更是陷入了慌乱。一九○五年规模庞大的非暴力运动虽然确实造成了政治上的变革，但这场运动若能够有统一的目标以及观照全局的策略，则二十世纪的俄国便极有可能踏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九○五年的非暴力运动周遭亦穿插了许多暴力冲突事件。和平示威活动经常演变成暴动或者抗议人士与警方的街头冲突。大部分的暴力冲突都是偶然发生的，并非反对组织所能控制，而且多是因为政府的残暴行为所引起。不过，倒是有一个团体处心积虑地计画以暴力行动推翻沙皇。他们在那几个月里不断呼吁支持者拿起武器。他们声称不必害怕军队的枪炮，因为士兵也会加入暴动的行列。于是，就在政府逐渐重新站稳脚步之际，革命份子发起了叛乱活动。事件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结束之后，不但莫斯科有一整片区域沦为废墟，政府更是大获全胜，并且摩拳擦掌地准备施行更多高压措施。

莫斯科的工人在一九○五年间向军队开枪时用以掩蔽的路障，距离后来的俄罗斯「白宫」所在地不过仅仅几条街之远；而在一九九一年间，手无寸铁的百姓正是在此处劝说艾夫多奇莫夫少校等官兵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两种不同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对比说明了一切。一九九一年的非暴力群众力量，在许多官兵的眼中远胜于军政团，于是他们纷纷改变立场，或成为中立的旁观者，或成为「白宫」的积极捍卫者。而一九○五年十二月间在沙皇的军队面前挥舞枪枝的群众，则引来了一般部队面对敌人时的全力反击。

托洛斯基与列宁当时坚信革命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而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他们受到自己的观点所蒙蔽，以致未能看出其它可能达成的结果。二十世纪在世界各地一再发生的事实显示，以人民的力量改变国家，很少会从原本服膺独裁者心念的专制政体直接转变为以人民意志为准的新秩序。群众运动必须要知道何时该退而巩固既有的收获，并重新组织以因应下一阶段的冲突；同时也要知道何时该善用自己的优势而不轻易妥协。

反对沙皇的运动若是能够把握几个关键机会，尼古拉二世即有可能被迫推行更大规模的改革，而得以避免导致十二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的反对人士将《十月宣言》视为一项突破─亦即承认人民拥有政治权力以及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仅是一套令人鄙夷的半调子措施，则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便有可能说服沙皇毋须采取镇压行动。然而，由于激进份子当时的情绪过于高昂，以致未能思虑及此；而右翼人士的暴力行为以及左翼人士的过于自信，更是破坏了这个机会。

如果反对阵营在一九○五年间肯花较多心思吸收军人加入反对阵营，则政府选择采取镇压行动时，其所掌控的武力可能就不会那么可靠；又《财政宣言》所观照的层面若能更为广泛，则政府的钱脉便有可能遭到严重削弱。在内外交迫之际，政府很有可能无法重整阵脚，因此也就无法收回其宪改承诺。

如果苏维埃及其支持者没有听从诉诸武力的呼吁─如果反对运动能够在此关键时刻扬弃暴力，如果反对运动能够在此时采取政府不知该如何因应的抵制行动─便有可能以拖欠贷款及中断电力的方式拖垮政府，而不必造成人民的流血伤亡。政府必须要有清偿债务的能力及控制人民日常生活的能力，而反对运动对此两者皆有能力加以破坏。群众运动必须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并且实现具体的目标，但要达成这两项要求，反对阵营就不能任其支持者在街头上遭到杀害，而其领导者也不能一再排斥政府被迫做出的让步。

由于当时反对沙皇的运动极为杂乱无章，因此不太可能采用以上任何一种选项。在二十世纪初始采行非暴力运动的群众，对于自己引燃的这种冲突模式所知甚少，远不如后人所拥有的深刻认识。不过，他们所采行的路线以及各种作为所导致的后果，却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托洛斯基对《十月宣言》加以诋毁，称之为「无物」，并要求成立属于人民的共和政体时，他其实是对反对运动所获致的成果视而不见，而导致获取立即满足的欲望妨碍达成最终胜利。列宁虽在冬宫游行前夕从日内瓦写信指出人民必须有所武装才能够确保自由，但随着非暴力运动一再致使政府遭受挫败并开辟了通往宪改之路,也就证明了列宁的看法并不正确。然而,他与他的政党却依然对暴力的效果深信。

不疑马克斯主义份子当然是错的。一九零五年间支持暴力的人士导致俄国史上首次展现的人民民主力量步上歧途。此外，一九○五年的暴力事件也播下了一九一七年暴力革命的种子，而其形成的新政权，则比沙皇政府更为彻底地以暴力为国家权力的根基。暴力并没有为俄国人民带来自由，而是为他们带来了另外八十年的政治压迫。直到人民为了阻止一项企图逆转民主改革的政变，而掀起新一波的非暴力运动，才终结了高压统治。

托尔斯泰若是能够预见一九九一年所发生的事，必然会深感雀跃；因为他知道促成这项运动的原因：就是他在一九○五年间指称的——「推动人类与国家前进的基本力量」——亦即人民意志的表达，而且不需凭借暴力手段以加速历史的进程。反对沙皇政权的运动若能够体认到这项机制，或者其非暴力行动若能够具有策略性而非散乱无章，则俄国以至全世界的二十世纪史必然会大不相同。不过,就如同长度恰足以举起世界的杠杆，一九○五年的俄国人民仍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发展所及的层面是他们作梦也想不到的。

★ 1－2、印度自主运动 ★

一九○五年间，世界各地有上百万名人士透过报纸关注俄国的革命事件，其中最热切的，莫过于南非一位个性谦和的印度律师。对于三十六岁的甘地而言，俄国所发生的事件无异预示了新世界的到来。他得知俄国人早先曾经试图以暗杀统治者的方式终结专制统治之后，更是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找到另外一个方法，虽然极为简单，却比叛乱及谋杀手段更具威力」。甘地写道，俄国人民已经「宣布全面罢工而停止一切工作了。他们以离开工作岗位的方式向沙皇表明，除非落实正义，否则他们将拒绝恢复工作。尊贵崇高如沙皇，面对这种状况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沙皇也无法以刀枪逼迫罢工人士回去工作」。

有关平民百姓以非暴力抵制行动反抗政府的消息，甘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听闻。一八八○年代晚期，他在伦敦修习法律之时，就已密切关注过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其中包括一次集体抗租活动。他知道非洲人以及南非的印度人，都曾抵抗白人统治者加诸于他们身上的限制与税赋。而在他研究撰述俄国情势的那段期间里，他也读到若干报导，内容提及孟加拉裔印度人采取抵制英国布匹的方式抗议英国切割其省份的计画。

甘地注意到，这些案例当中的人民并非以攻击的手段挑战政府，而是以拒绝合作的方式；他们的经验揭示了一项原则--[即使是掌握最高权势的人，也无法在缺乏被统治者配合的情况下遂行统治行为。」俄国既如是，他的家乡自然也应该没有例外，尤其当时印度人民正在与英国的殖民统治者周旋。甘地推论道：「印度之所以受到统制，完全是因为有人屈从顺服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展现出与俄国人民相同的力量......]不过，这位年轻律师的思绪虽然充斥着俄国所发生的事件及他的家乡印度可能出现的变化但在一九0五年间，他却依然深陷于南非的动荡中。

甘地的南非岁月：「容不下自尊自重的印度人」

甘地出生于一个以古吉拉特语（Gujarati）为母语的家庭,家乡为印度西岸的一个小侯国。与孟买及加尔各答等大城市相比，甘地的家乡是个颇为幽静的地方。由于家人希望甘地能够和他父亲一样成为地方行政官员，因此送他到伦敦学习法律。然而，他在英国所学对于他在印度执业却毫无帮助。他于一八九一年返回印度之后所承接的第一桩案件，就因为在法庭内怯场，以致在盘诘证人之际结舌语塞，而当场放弃辩护工作。不久后，他回到故乡拉杰科特从事草拟法律文件的简单工作。后来，他积极把握住一项工作机会，成为一家印度公司的南非代表─离开让他在工作上惨遭挫折的印度，到另一片新大陆上重新出发。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曾飘洋过海来到南非。大部分皆为签约劳工，从事收割甘蔗以及采集咖啡豆的工作以抵偿债务。他们获得自由之后，仍有许多人留在当地，转行成为商人、园丁，或是仆役。来自甘地家乡古吉拉特区的商人，也都移民定居于南非。到了二十世纪初，光是纳塔尔省就有五万名印度人，虽然远少于四十万的非洲人口数目，却已约略相当于白人人口数。而南非其它地区，也有较小但快速成长中的印度人口聚落。

生活在南非的印度人包括有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基督徒，而且横跨各种贫富等级、教育程度，以及社会阶层。但在白人眼中，他们一律只是「苦力」或者「亚洲人」─是较为低等的种族。对印度人的歧视早已融入南非的法律体系当中（这与维多利亚女王一八五八年的宣言有所抵触；该项宣言允诺消除大英帝国境内一切宗教或种族的歧视）。他们在投票、入境、旅行、从商，以及迁徙等各方面的权利都备受限制。

甘地不久便亲身感受到了这些限制。他在德班停留一个星期之后，即订购火车票前往普利托利亚处理一桩辩护案。他和所有体面的律师一样，订购了头等舱的票。不过，后来有位白人对于头等舱里出现印度人表示不满，车长于是要求他离开头等车厢；甘地拒绝离开，结果却被赶下车。之后，在同一趟旅途中，他又不被准许与欧洲乘客共乘马车，而必须与驾车人一同坐在马车外。他事后写道：「我发现南非容不下自尊自重的印度人。」

眼出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场国大党会议，而在会议上敲定了一项温和派与激进派都能接受的协议。国大党将采行《尼赫鲁报告》，而英方则必须在一九二九年底以前接受报告内容。他们如果拒绝，印度人将发起要求完全独立的非暴力抗争。同时，甘地也坚持国大党必须进行组织再造，并重新推动建设性工作─由于他要求国大党全盘接受他的条件，否则将再次退出党务运作，他的提议因此完全受到采纳。

而在此时，反对阵营也再次对真理之力的潜力重新燃起信心，原因是一九二八年发生于古吉拉特巴朵利地区的一场运动。建设性工作在巴朵利地区所札下的根基颇为深厚，尤其是在帕地达人(Patidars）身上。帕地达是种姓阶级的一层，成员为生活小康的农民。在甘地的敦促之下，帕地达人设立了许多静修处，并联合成为互相支持的网络，提倡纺织、自我节制，以及一般福利。后来，英国政权下令把土地租税估算标准提高百分之二十二，帕地达人便以这个网络为基础加以抵抗。他们以与甘地关系密切的帕地达律师帕德尔为首，决定在政府给予他们满意的答复之前拒缴一切税金。

这场运动成功聚合了巴朵利地区所有人口的支持。政府开始没收并拍卖未纳税捐的土地之后，买地的人也同样遭到抵制。帕德尔定期与甘地交换意见，甘地也利用他所编辑的两本期刊广为宣传巴朵利真理之力运动的消息。地方政府原本打算派遣一支武装部队前往镇压，但英国政权担心运动可能因此扩散，而施压要求地方官员与帕德尔进行交涉，结果终于造成估算标准的大幅调降。

巴朵利运动不但是帕地达人的胜利，也证明了甘地的眼光正确。从这次运动可以看出，只要参与的民众有组织、有秩序，而且团结一致，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同时，这次运动也证明英国政权并非无可动摇。「的确，人的枷梏是人给自己套上的，也唯有自己才能够加以打破。」甘地说道。现在，他已再次准备好要在印度为数众多、组成复杂的人民身上推行真理之力了。

「我……知道该如何领导」

巴朵利运动的成果必须移植到大规模的运动上，而只有国大党能够提供涵盖全印的必要组织结构。不过，其下的许多地方委员会都早已名存实亡，没有固定预算，也没有帐册登载，有的甚至连间象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在古吉拉特等少数地区，才有组织健全的委员会。

因此，甘地便于一九二九年着手为国大党注入新活力，而引来许多新成员，某些邦里也因而展现新气象。举例而言，在沉潜已久的国大党大本营北方邦，各地方总部皆重新改组，同时加紧吸收成员，并筹募资金以支付志工薪资，这些消息也经由媒体以及群众聚会广为传播。贾瓦哈罗·尼赫鲁与甘地走访北方邦的行程，更激起了高度热情。不过，并非各地都有如此盛况。有待完成的工作实在过于繁杂，而国大党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完全恢复元气。

由于国大党的领导阶层意见向来无法一致，因此草根阶层冷热不一的状况也就愈形严重。许多老前辈依然不愿涉入会造成骚乱的群众运动，而希望与英国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较为年轻、斗性较强的成员，则坚决反对妥协，并对采取激烈手段的策略深为着迷；而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会长博斯甚至还与恐怖份子有密切关系。甘地于是运作贾瓦哈罗·尼赫鲁当选为党主席，并采行其它各种手段维系激进份子的忠贞，总算让国大党免于走上分裂之途。

在调和不同民众之间的差异性上，甘地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以前，他不论在南非还是印度推行真理之力，都能够与回教领袖结盟，并说服一般的回教徒参与其中。但在此时，即使是与国大党有过合作经验的回教政治人物，也不禁对这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政党所推行的运动怀有戒心。甘地试图向他们保证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政权J取代英国政权，但由于他本身也经常使用印度教的象征，以致削弱了他的公信力。邀集回教政治菁英加入运动的努力并未成功：只有一小群所谓的民族主义回教徒愿意与国大党合作。

另外，其它迹象也显示，这新一轮的非暴力运动难有平顺的前景。恐怖份子于一九二九年发起多项对英国官员的攻击！其中包括一起暗杀总督的行动！而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孟买与孟加拉等地所发动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则显示阶级斗争思想对工人的动员力量，丝毫不逊于国家团结的呼声。

甘地在一九二九年间虽然投入政治甚深，却也未曾轻忽过建设性工作的推行。他对贱民制度以及女人受到不当待遇的抨击不曾梢歇，也一再提倡抵制进口布匹，以致扩展了政治活动的范畴。任何人--包括闭锁于家中的老年人、残疾人士，以及妇女--都可藉由对自己的生活做些简单的改变，而为争取印度自由的运动贡献心力。达丝特小时候正逢此项盛大的运动，曾经亲眼目睹印度百姓无时无地不以小纺车织布，即便在火车上亦然。后来，达丝特的学校采用白色衬衫与水蓝色裙子为制服，她母亲便差她去买蓝色的染剂，而为她缝制了一套土布制服。这时甘地又再次于全国各地展开巡迥演说及募款活动。这些活动使他对印度的了解远超过其它的政治人物，但他的所见所闻，却使他对印度再次发起非暴力运动的时机是否成熟抱持疑问的态度。他写道：「只要民众能够遵照我的要求行事，我便知道该如何领导他们走向非暴力反抗之路。目前我还看不出有这种迹象。」不过，有一个地方倒是有一小群活动人士愿意遵从甘地的要求：也就是沙巴玛堤静修处。因此，甘地便以静修处为发动真理之力运动的替代基地，不过规模有限。至于全民参与的大规模运动，他虽然不曾停止过筹备活动，却一直对其成效持疑。

另一方面，站在英国政权顶端监看这一切发展的，也是一位正直睿智之士。厄文男爵爱德华·伍德自一九二五年起担任印度总督一职。他不但在过去的公职生涯里表现杰出，日后的宦途更是耀眼。。他后来取代艾登（AnthonyEden)而为张伯伦的外交大臣。正如日后这项职务所示，他肯与任何人─即使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坐下来谈；即使面对攸关自身的威胁，也宁可协商而不愿斗争。

厄文生于约克郡，为第二任哈利法克斯子爵之子，终生深具宗教色彩，并对人类怀有真挚的同情--他的表达方式时有出人意料之处。一九二八年，甘地外甥马刚拉尔去世，厄文去函表达哀悼之意。函中写道：「我可以想见他的逝世对于阁下及他的家人所照成的打击，因为伤痛与亲人亡故的经验无人可免,而人类在共通的经验上是感同身受的。」

一九二九年对甘地而言是个进展不完全的一年，对厄文来说也是一样。他草拟了一份新的改革计画，计画中赋予印度自治地位，而细节则准备在一场于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中加以商议，与会代表包括印、英双方人士─虽然他本身所属的保守党强烈反对，他却还是赢得了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对这项计画的支持。不过，英国政府开出的条件并未达到国大党于前一年十二月所提出的要求。即使如此，厄文依然希望国大党内的温和派份子能够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欣然接受这项改革计画。

国大党内的温和派的确要求给予善意的响应，但其它党员却依然反对妥协。对甘地而言，如何对厄文所下的这一步棋给予妥当的响应，并非显而易见。他原本倾向于达成协议，但几个星期后，他却开始有所迟疑。将宪政改革的成败寄托于政治势力薄弱的工党政府上，尤其这项政策又在伦敦招致强烈抨击，在甘地看来是不智的作法。而且，他也知道－旦接受厄文的条件，博斯与贾瓦哈罗·尼赫鲁势将率同他们急进的跟随者背弃国大党而去。接近十二月底之际，甘地及其它印度领袖与厄文会面。厄文拒绝接受他们所提的协商条件，于是双方皆决心面对无可避免的冲突。

几天之后，国大党于拉合尔召开年度大会，而甘地提出的决议案─订定国大党的目标为透过非暴力反抗运动追求全面独立─则在绝大多数会员的赞成下获得通过。不过，他在国大党内的权威主要来自于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而非党员对其计画的认同。温和派份子对于强迫党员辞去地方议会职务的作法多所抗拒，并阻止甘地把对法庭、学校，以及市委会的抵制行动采纳为正式政策·由此可见，英国政权的魅力--其崇高的威望以及渐进改革的诱因─依然可观。

与此同时，国大党的激进份子却鼓吹采行全面罢工这类超出甘地接受程度的策略。此外,一项谴责暗杀厄文行动的决议案，也仅以些微之差通过，显示党内有许多人并非坚决反对暴力。甘地于是再次恳求党内的激进份子自我克制。。「你们如果要我领导非暴力反抗运动,我就会照实去做。但你们必须担任战役里的士兵。」

行动策略

甘地离开拉合尔之时并没有明确的运动计画,也没有在新年期间赶工拟订，反倒花了许多时间待在沙巴玛堤静修处,经常坐在他朴素住家的游廊上与人交谈或独自静思，以充足的时间让明智的策略逐渐成形。在此同时,国大党则采取了若干预备措施。

一月六日，贾瓦哈罗·尼赫鲁直接下令所有国大党党员辞去地方议会职务，拒绝从命者即撒销党代表资格。此举引起了强烈但不一致的回响；许多人对于与殖民政权合作所获得的甜头依然恋眷。令甘地尤其感到困扰的是，许多在经历前一两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而选择与国大党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回教徒，竟然也不愿奉行辞职令。

国大党的工作委员会订定一月二十六日为「独立日」，并安排于当天在各地举办活动，宣读由甘地与尼赫鲁所共同起草的宣言。印度各地的民众群聚于树荫下及广场上，聆听与杰佛逊在《美国独立宣言》里召唤自由之言词遥相呼应的话语：「我们相信印度人与其它所有民族一样,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任何政府......对他们施以压迫,人民即有对政府加以改变或推翻的进一步权力......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与英国断绝关系而达成完全独立。」

几个星期后，甘地即与工作委员会共同对激进份子可能发起的暴力行动进行因应对策的规画。甘地曾于一九二二年以取消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方式反制一场对警察的屠杀行动。不过，尼赫鲁指出，如果甘地这次再采取同样的手段，则英方大可藉由挑起暴力的方式终结这新一波的运动。甘地表示同意，而决定不为那些拒绝奉行其策略之士的乱行负责。他不会让那些人的暴力行为阻碍他的运动。

这是个关键的时刻。甘地如果把自己对暴力的厌恶无限上纲而置其它利益于不顾，便等于是奉送对手抗衡大规模非暴力运动的权力。他知道非暴力抵抗的力量并不是像水龙头一样可以乍开乍关。就算可以如此，他也不可能随时把手放在水龙头上。二月中旬，工作委员会决议由甘地主导第一阶段的非暴力反抗运动--而甘地一旦如众所预期地遭到逮捕，国大党将自行接替领导权，地方委员会尤其力抗争扮演吃重的角色。随着愈来愈多人遭到逮捕，主导权也将逐步向下传递，而与人民更为接近。

甘地在回到静修处的这段时间内，想到了对盐税发起真理之力运动以为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开端。自十九世纪以来，殖民政府即垄断食盐这项饮食必需品的生产，而对其销售课征税捐。现在，甘地打算以印度人自行产制食盐的方式打破这项按令。在部分印度领袖的眼中看来，食盐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实在不足以作为与英人斗争的标的物；而与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标相较之下，更是不值一顾。不过，甘地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首先，盐税的课征明显不公，对愈贫穷的印度百姓伤害愈大，即使英国官员也难以找出合理化的借口。甘地指出，政府的作法等于是把盐从人民手上偷走，再强迫人民以高价买回。他宣称：[人民一但对自己的力量有所领悟,即有权取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事物。]由于盐税具体而微地象征了殖民统治的不公义，因此若能打破食盐的垄断权，最低阶层的印度人民便也能够实际体认到争取自我支配的意义。食盐运动将证明自我支配并不只是高远的政治目标，而是代表印度人对自己日常生活所应有的控制权。

甘地除了希望能够藉由产盐运动而使穷人对争取自主的行动产生认同之外，也希望能够藉此让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一项他们彼此皆有切身之痛的不义，必可增强双方同舟共济的心理。此外，食盐运动在对抗英人的整体抗争行动中也有其战略价值。由于这项运动并不威胁到英国殖民政权的重大利益（盐税仅占政府收入的极小部分），因此也就不太可能会引致政府先发制人的镇压或者强烈的反击。如此一来,这项运动即有充分的时间能够发展，进而吸引同情反对阵营但又不敢冒太大风险的人士加入。

确定目标之后甘地即向厄文提出中止这项运动的十一项交换条件，其中除了废止盐税之外，并包括调整汇率、降低土地租税估算标准、减少军费支出，以及对进口布匹课微关税等。虽然厄文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但这些要求所碰触到的议题却远超过少数印度政治菁英的关切范围，而与广大的平民百姓息息相关，尤其是商业利益以及农民福利。甘地藉此表明，自我支配是具有实质经济价值的。

三月二日，甘地从沙巴玛堤静修处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厄文。他称呼这位总督为「朋友」，并表示自己仅反对殖民政权,对英国人民并无敌意。他一面强调英国统治的经济重担，一面请求厄文协助他避免即将来临的冲突，同时也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非暴力反抗运动将自三月十一日展开，由食盐真理之力运动拉开序幕。甘地仅得到一封厄文秘书的回函，函中确认收到他的来信，并对甘地的企图表达遗憾。甘地将他的信以及厄文的回函双双公开：他已向对手表达善意，而遭到了拒绝。

厄文丝毫无意妥协。他于二月二十日寄往伦敦的信中写道：「目前为止，食盐运动的问题并不会让我辗转难眠。」他手下的官员皆自信能够抵挡得了非暴力反抗运动，正如他们先前成功压制了不合作运动。关键极为明显：甘地等印度领袖认为他们能够「藉由阻碍统治行为而迫使我们让步，」国务大臣皮尔勋爵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对厄文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让他们明白他们无法得逞。」

然而，即使国大党不肯合作，厄文依然希望举行宪政改革的圆桌会议。而他也了解，如果国大党以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会议势将沦为笑柄。回教领袖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份子当中的温和派尤其是重点。为了争取他们的协助，政府即须避免对非暴力反抗运动过度反应，而且一切行动也至少必须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此外，印度国务卿贝恩也警告道，政府正常的文官统治状态若有所改变，即可能损及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

同时，对于服务于军队、公务机关，以及警界的印度人，政府也必须维系他们的忠心，亦即无论反对势力多么强大，政府当局都必须展现出掌控全局的能力。情报局局长写道：「我们若让警察人员认为政府无力固守其立场与权威，后果势必不堪设想，我们对此必须铭记在心。」政府的政策必须够强势，底下的部属对于英国政权在印度的根基才会有信心，但同时又不能够过于严苛，以免失去国大党外亲英温和派人士的支持。

中央发给地方政府的指示写道：「政府所采取的压制行动必须有效，惟不应逾越实际情况所需之程度。]另一重点是，甘地一旦做出违法的举动，即须立刻加以逮捕；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任其消遥在外，只会长其支持者之志气，而灭政府之威风。

「不得退却」

在三月五日的祈祷时间，甘地号召他的静修同伴于七天后和他一同游行到海边，并当场制盐。游行是甘地常用的策略。他在南非便曾带领一大群社会底层人士进行长达五天的游行，不但途经敌意深重的地区，而且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这次的游行队伍则规模较小，较为紧密，走的路程也较远，并将穿越甘地深受崇拜的古吉拉特地区。他把游行视为一出政治剧，不但活生生地在目击者面前上演，同时也透过新闻媒体传遍全国。

参与游行的七十几位人士，皆是甘地知道真心信奉其原则的人，而不像国大党内许多口是心非之士。他们皆身经辛勤劳苦、牺牲奉献的静修生活，而甘地也相信他们的德行必然能够成为其它印度人的标竿。他们不同的出身地区、宗教背景及种姓地位，也正是全国人民的缩影，而象征全民同心追求正义。不过，在甘地的指示之下，游行队伍并不包括女性。部分女性运动份子因此加以抗议，他则解释说，如果游行队伍里有女性，英方将指控印度人利用妇女当挡箭牌以规避警方的攻击。他虽然希望女性也能够为自我支配贡献力量，但在这次的行动中，务实对抗英方的考量毋宁更为重要。

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是紧凑的筹备时期。甘地在古吉拉特的主要盟友帕德尔协助之下，拟订了自阿默达巴德（Ahmedabad）往南至濒海小镇丹迪，总长两百四十英里的游行路线。途中所经过的部分乡镇在近年来的建设性工作以及真理之力运动熏陶之下，对甘地的诉求已有颇高的接受度，因此游行队伍也将在这些地区梢事停留。学生探查这条路线并搜集了相关城镇的资料之后，甘地所创办的古吉拉特语周刊《民报》随即刊登了各歇息地的时间表。他用尽一切方法使活动消息传遍国内，甚至连外国媒体也不放过。

随着三月十二日逐渐逼近，静修处以及阿默达巴德的气氛也愈显兴奋。甘地不疾不徐地说道：「这是一场坚守到底的战役。我们将背水一战......无论如何不得退却。」当局的作为也使得紧张情势更为提升。。一位地方治安官于三月七日逮捕帕德尔而引发了一场罢市活动，导致纺织厂、学校、商店，以及市政厅皆因而关闭。十二日晚上，群众发起守夜活动，并在破晓后进行祈祷以及吟唱圣歌。之后甘地出面表示：「这场斗争并非仅是作秀，而是最终的抗争行动…我要求你们赢得自我支配的胜利。不成功，便成仁。」甘地的妻子卡丝陀白自制手织布给他穿，并给了他一根拐杖。这位印度领袖走出静修处之后，即在旁观者心中激起了强烈而矛盾的感受。对他的秘书马哈德夫·迪赛而言，甘地令人同时想起「出征锡兰」的伟大战士罗摩（Rama）以及「发愿拯救受苦受难民众」的佛陀。

游行队伍每到一个乡镇，民众便会集结起来，以锣鼓喧天的方式迎接他们。甘地则会发表简短的演说，抨击盐税「不近人情」,并宣称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为「穷人的战役」。他在每一站也都敦促地方首长辞去职务，并指导群众针对拒绝辞职者发起抵制行动。。希望当地首长辞职的民众可拒绝参加他家举行的婚礼等各种喜庆活动，但不得拒绝提供他生活必需的各种服务。甘地坚持道：「我们一定要诉诸理智或情感，而非恐惧或胁迫。」

甘地希望借着游行至海的活动将一般百姓引入更为宏大的独立运动。他知道对穷人空谈团结是不够的；游行人士必须以个人的简朴生活及无私行为证明其言词。甘地指示他们每晚都必须露天席地而眠，而且除了生食以及休憩盥洗之处所外，不得另对民众有所索求。不过。甘地所要求的标准对有些人而言过于严格；他说他对于部分游行人士索讨牛奶与蔬菜及接受汽车搭载等行为深感羞辱。他在巴特甘论及这些奢华行径。一位在场的人士写道：「大家听见他声音里的哀伤，都静默无语。他的话语深深刺入我们的心。油灯一盏接一盏逐渐熄灭，于是会场一片黑暗，只剩下甘地身旁的一盏小灯还燃着火。」

在游行途中，处处可见印度社会难以消弭的裂痕。乡镇里的聚会几无回教徒参加，而游行队伍里的贱民也引起部分人士的嫌恶。不过，随着他们离目的地愈来愈近，前来聆听甘地教诲的民众也愈来愈多。在离巴朵利真理之力运动发生地不远的苏拉特，迎接他们的群众多达三万人；而在丹迪的铁路终点站，聚集的群众更是超过五万人。接下来更出现一波地方官员辞职潮：到了四月的第一个星期，苏拉特地区的乡镇长已有约三分之一挂冠求去。

食盐游行所掀起的浪潮，影响范围远大于古吉拉特地区。甘地沿途撰写文章并接受访问，印度各家报纸也纷纷以头条新闻报导这场游行活动，广为传播甘地的成就。演员帕登塞回忆道：「上天为证，我跟你说，即使是当时还只是小学生的我，一发现他正逐步达成目标，也不禁毛骨悚然。」三家孟买的电影公司派人前去拍摄供新闻短片使用的画面，而外国记者更使甘地在欧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九三○年底，《时代》杂志将他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出发三个星期后，游行队伍于四月五日早晨抵达丹迪，较预定时间提早了一天。到了当天晚上，已有一万二千人聚集于这座小村庄里。甘地称许政府对游行未加干涉，并将其归因于对国际舆论的顾虑。他吁求国际人士表态支持印度独立，并告诉印度人说他们正迈向「自我支配女神的宫殿」，而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绝对不可让政府享有一刻的平静。他说：丹迪的海滩是「圣地」。

隔天，也就是四月六日的破晓时刻，甘地站在海滩上，俯身抓取一把泥土，以示打破食盐专卖事业的行动开始。游行人士于是立即以水桶装盛海水。有计画、有组织的不合作运动终于就此展开。

「甘地式的帽子满街都是」

自阿默达巴德至丹迪的游行活动实在是再成功也不过了。甘地让全国人民亲眼目睹一场以非暴力行动对抗麻木不仁之政府的实例课程。他以明确的言语以及毫不退缩的行为呼吁印度人宣告自己不受政府的法律与税赋所规制。他告诉英方说他不将其权势放在眼里,并以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走片各地鼓吹此项犯行，同时对所有人说他们皆有责任身体力行。

对英国官员而言，不论采取何种行动都会为甘地所用。他们如果逮捕违反食盐法的人士，即不免为印度人的民族运动制造烈士，并且坐实甘地对他们采行高压统治之意图的指控。如果他们放任反对份子为所欲为，又可能使人怀疑其对印度抗争势力切实执法的决心。不论怎么做，都必然吃亏。

参与这项运动非常容易，只要是拿得到海水的人都能够制盐：只消把水放在锅里煮干，再刮起残余物即可。据报这项运动遍及全印各地，不过只有在孟加拉、马德拉斯，尤其是孟买的滨海地区，制盐活动才得以成为全民运动。在孟买，公开制盐的人士均获得众多志愿者以手臂相连而形成十多个圆圈团团围住，以免遭受警察侵扰。当时在联合省阿拉哈巴德与其父一同贩售食盐的贾瓦哈罗·尼赫鲁回忆道；「那时的情形犹如弹簧突然间解脱束缚一样。自制盐的品质好坏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对于食盐恶法的违抗......」

在食盐游行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甘地试图诱使政府当局逮捕他。他在四月二十四日发布一项别具挑衅意味的行动计画：他将对达拉沙纳的制盐厂发起一项袭击行动，而此举势将遭受政府的武力反制。贝恩对甘地所布下的陷阱了然于胸。他写道：「他们刻意给我们两项选择。。采取会被他们塑造成不正当且暴虐的压制手段，或是屈从他们的要求。他们不肯让我们袖手旁观。」

食盐游行展开之际，厄文自认想出了一套可行的计画：他要静待甘地犯法，然后再一举成擒。但这个矮小瘦弱的男子踏入丹迪的海水之后，厄文却不禁犹豫起来。逮补甘地无疑会引发激烈的抗争，并将激怒厄文想要拉拢来参加圆桌会议的温和派份子。

其它官员则比较关切秩序的维持。孟买总督坚称，甘地逍遥法外不但是对反政府人士的一大鼓舞，也是对政府支持者的打击。这道难题无可迥避。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写道：「逮捕甘地必然点燃全印的怒火；不逮捕他则是任由他在草原上点火。」厄文最后终于下了决定：他下令于五月四日夜间逮捕甘地，并引用一八二七年的一道法令，而免除了审判以及宣告刑期的手续。

甘地遭捕并未中止达拉沙纳的行动。七十六岁的退休法官泰巴吉伴同甘地夫人卡丝陀白，于五月十二日率领三百名志愿者前往盐厂。他们还未抵达目的地即遭逮捕，并判处三个月徒刑。但达拉沙纳的真理之力行动也没有就此结束。诗人暨工作委员会成员奈杜随即赶赴海边接替领导工作。她与志愿者数度接近盐厂，但每次皆遭警察挡住去路。他们于是索性就地坐下等待，一度甚至对峙长达二十八小时。被捕下狱的人数又再增加好几百人。

奈杜知道袭击行动是刻意用来诱引暴力的，而她也深切要求暴力行为不得发自己方：「你们无论如何皆不得使用暴力。你们会遭到殴打，但你们绝对不得反抗：你们甚至不得伸手抵挡。」五月二十一日，示威者试图越过盐田周围的铁丝网，警方于是冲上前去以铁皮竹棍殴打群众。一位外国记者报导：「所有的示威者连伸手抵挡都没有。他们像滚球瓶般倒下......幸存者不发一语，坚毅地依序前进，直到被打倒地为止。」第一列的游行群众遭到击倒后，后方的人员立即上前以担架抬走伤者─而接下来的每一天也持续有更多的冲突事件。直到六月六日，达拉沙纳的抵制行动才告一段落。

在游行前往丹迪的途中，甘地也思考过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认为不合作运动应持续以食盐专卖事业为抵制对象。拒缴税捐或违抗森林法规等行为应予阻却，因为这两者所反抗的对象并不像盐税那般具有本质上的不公义性。但他也认为抵制对象应包括洋布与洋酒。此举虽然违法，却可对英国政权造成打击。抵制运动应持续不断，但也应维持良好的秩序─只是不可能由他来执行。甘地及其同志皆心知肚明，他们不可能亲自领导每个城市、乡镇、村庄的运动，尤其在他们遭到逮捕之后更是如此。他们交由地方委员会去规画适合当地情形的行动策略，但有一项附带条件。。一切行动都必须绝对非暴力。

国大党位于勒克瑙市的运动策画者在制盐及布匹抵制活动上的成效不大，于是转而以另外一种抵制活动迫使政府官员在出手镇压与撒手撒退两者中做出选择。在一八五七年的政变之后，英国政府即在老旧的印人社区里打通两条大道─不惜拆毁房舍，甚至墓地─以确保军队的快速通行。政府并划出一块属于英国的领土，中央有一条名为哈兹勒加尼的商店街。大家都知道城里这块所谓英国人的区域的秩序维持，即象征了大英帝国对勒克瑙的控制；国大党极早便遭禁止在哈兹勒加尼街上游行示威。现在，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份子决定提出一项挑战：印度人拒绝在勒克瑙的任何区域受到行动限制。

五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试图在哈兹勒加尼街上游行的国大党志愿份子两度遭警方拦阻，却也都在对峙一段时间后获准进入。虽有十三位领导人物因此遭到逮捕，但国大党也获得告知，只要申请许可证，即可进行游行活动。英方愿意让印度人进入英人的专属区域，但他们必须先承认英国政权的地位。未受逮捕的国大党领袖则无意让英国政府这么轻易了事。五月二十五日，－支约由两百名志愿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由数十名妇女带头走往哈兹勒加尼，警方于是加以阻挡。一位治安官对游行群众提出警告，要求他们自行撒退，否则将以武力驱散。警方等了几分钟之后，即把前方的妇女拉走。待骑警趋上前来，游行领队即命令群众躺下，于是警员便把他们拖走。由于部分人士出手反抗，警方即以铁皮竹棍对游行人员以及旁观群众一顿毒打。受伤人数超过百名以上，其中许多伤势严重，国大党并声称有人丧生。

对哈兹勒加尼这块禁区所进行的挑战行动可谓标准的真理之力行动。国大党挑中了一项对人民具有切身意义、又象征了英国统治之不公义性的议题。志愿份子坚决违抗英人命令，终于诱使警方攻击手无寸铁的民众，同时又避免己方出现暴力行为。示威人士所遭受的皮肉之痛正是勇气的表征，也令人想起英国政权向来采用的暴力手段。

不过，冲突并未就此停止。第二天，市府官员听闻国大党计画再度闯关之后，约四百人的警力与兵力随即开抵国大党总部，净空街道，拉下国大党党旗。国大党领袖于是取消游行活动，军队与警方也随之撒离。愤怒的居民一路尾随警察到警察局─国大党志工请求他们回家的呼吁完全无效─丢掷砖块、石头，以及瓶罐，最后并扬言放火焚烧警局。大约半个小时后，警方开枪射击。军队虽然恢复了秩序，但已有四人丧生。

当局宣布宵禁，禁止大型集会及游行，并逮捕了许多人。勒克瑙的不合作运动并未获得在象征英国政权的街道上游行的权利，但民族主义份子却赢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迫使英人拋弃了英国政府并非枪杆子政权的假象。不过，他们也以惨痛的代价学得一项经验：许多他们希望能够唤起来反抗英国政权的民众，并不了解非暴力运动规范的理由，而这些规范的瓦解则把主动权交回给了暴虐程度较高的那一方。

在食盐游行活动之后，勒克瑙并非唯一迫使英国政权在放弃控制与采取暴力之间二者择一的地区。四月六日之后数星期以至数月间，从各地传回德里的电报以及报告，尽皆使得英方希望食盐运动终将无法掀起风潮而致失败的幻梦破灭。甘地所号召的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许多地区引起大小不一的波澜，而使英国政府心惊胆跳。

孟买市内的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以及洋布抵制行动遍及市内各地；志工占领街道以发动庞大而秩序良好的游行活动。新德里内政大臣黑格记录道：「国大党公然主持反叛行动。甘地式的帽子满街都是。身着制服的志工各就其位以进行包围行动，秩序井然不下于警方。」在孟加拉管区的米德纳普地区，警方攻击制盐志工的行为引发了一场乡间暴动：农民把村庄变为堡垒，以竹子与树干筑成路障，并在田野间挖掘壕沟。慌乱的地方治安官在六月间写道：「除非我们再开枪镇压，否则我觉得恢复和平的机会极为渺茫。」

随着事态发展逐渐形成暴动之势，甘地所激活的这场运动也不免扭曲变形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同属孟加拉管区的吉大港，一场奉行万恨舍精神的运动硬是遭到恐怖份子介入接手。四月十八日，约六十名男子闯入当地的兵工厂洗劫大量武器。他们高声欢呼：「甘地政权来临了！」并发布独立宣言，随后即与军警陷入混战。

主要为回教帕坦人居住的荒僻西北边境所传来的消息则更令政府忧心。事件的关键人物是阿布杜尔·克汗（AbdulGhaffarKhan），他原本大力鼓吹族群尊严与社会改革，后来则成为非暴力运动的忠实拥护者。他的跟随者包围白沙瓦的贩酒商店之后，领导人物即遭逮捕，而一大群人也因而在城里发起井然有序的游行抗议活动。但军队开枪射击，造成至少六十五人丧生；后来，两排印度步枪手拒绝遵照命令镇压以回教徒为主的抗议群众，政府官员于是将所有军队自城里撒离。英方对白沙瓦失去控制达十日之久，动乱也随之扩散至乡间，造成官员辞职，税捐征收工作与法院皆告停摆。厄文指称该省首长已陷入「精神崩溃状态」。支撑英国政权的梁柱似已渐趋瓦解。

镇压下的不屈精神

在甘地被补之前，英国政府并无压制不合作运动的良方，而只能静待运动平息。之后，地方官员获得授与特殊权限，于是采取直接的武力行动对付不合作运动。甘地得以行走两百多英里到丹迪而不受侵扰，但其它违犯法律的印度人则发现自己获得的待遇远不似那般温和。到了五月底，地方官员已获得授权，可逮捕包围及恫吓公务人员，或发起「反税捐」抗议活动的人士。

六月三日，总督理事会批准地方政府宣告「不合作运动之发动组织」为非法组织。到了夏末，工作委员会在多数地区都已遭宣告为非法。监狱里的国大党领导人物逐渐增加，包括尼赫鲁父子以及帕德尔。国大党人的通信也遭到检查，政府官员并于十月开始接管遭禁组织的动产与不动产。政府也草拟了一道内容完备的《紧急授权法》，以因应紧急状况。

英方用以压制不合作运动的策略，表面上看来也较为高尚。圆桌会议将于十月揭幕，而厄文依旧希望国大党能够参加─对英国政权仍然忠心的印度政治人物也怀有相同的希望，因为他们知道若无国大党参与，则他们在圆桌会议上势必陷入极度孤立。于是，两位印度政治人物便前往狱中探访甘地以及尼赫鲁父子，并讨论把国大党拉进圆桌会议所需要的条件。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之后，甘、尼等人同意，除了其它条件以外，只要所有因不合作运动被捕的囚犯获得释放、政府废止特别法规、归还没收的土地、准许抵制行为与制盐运动，并承认印度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他们便愿意让步。厄文拒不接受如此广泛的要求，于是到了九月的第一周，双方即已放弃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厄文的策略─结合镇压与谈判的手段以恢复正常秩序——在此遭到挫折，而英国政权的手段─逮捕反对人士、颁行特别法、暴力攻击抗议人士─则使得不合作运动趋于复杂化。国大党若想让运动持续下去并维持其强度，就必须反制执政当局的镇压行为。要达成这个目的，就必须确保采行手段的暴力程度不至于吓走想要参与运动的民众。如同达拉沙纳或勒克瑙那样让抗议群众大量集中一地的方式，会使民众极易遭受攻击。因此，国大党便将重点放在小规模而分散的行动，诸如制盐以及洋布与洋酒的抵制行动，以降低民众遭军警以铁皮竹棍或子弹伺候的风险。

国大党也明了英国政府可能必须为镇压行动付出代价。甘地被捕一事在许多市镇皆引发了示威及罢市活动，也造成许多迄未同意与英国政权唱反调的温和派份子辞去议员席位。同情印度人的记者并且钜细靡遗地报导警方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所施加的残暴行为，而国大党也发布达拉沙纳事件中伤亡人士的照片。所有镇压行为都可被国大党用来赢取印度人民更热烈的拥护。

英方发现对手具有百折不挠的决心后，就知道要中止不合作运动，必须击溃那个在背后推动的组织。他们着手阻止拥护民族主义的报刊与反对人士联络之后，国大党即改而印发传单。而在印刷机器遭政府没收之后，又改为向地方领袖发送信件、电报，或者派遣信使的手段以为因应。不过，在政府镇压之下，遍及全印的协调工作还是受到了限制。中央党部不再对地方发布详细指示，而只是呼吁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以及洋布抵制活动要保持非暴力的性质。在甘地所发行的期刊，七月号的《印度青年》上，一位作者宣称：「运动策略必须……视当地每日的状况而随之改变。」不合作运动并未因政府所发动的攻势而止息，只是随着地方领袖以及活动人士─前者被捕之后，后者即取而代之─的投入，而呈现多向发展罢了。

全面反抗

甘地身为运动领导者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把国家独立的愿景与务实的要求相互结合─前者为一小群菁英份子所珍视不已的崇高目标；后者则可缓进改善数百万印度人民的生活，并从而使他们与运动的成果休戚相关─并藉以号召众人支持他的理想。在他的设想当中，印度人争取自主的进程，可先从摆脱政府违反公义的食盐垄断措施开始，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再由地方领袖挑选类似的议题发动更多的抗议活动。印度人生活（或生计）当中任何遭到英国政权干预之处，都可以是反抗标的。

不合作运动最不屈不挠的实践者非帕地达人莫属。他们居住于古吉拉特位于孟买以北的肥沃平原上。论及国大党的指导方针、甘地的行动主义，以及一般民众的情绪感受三者的融合为－，综观全印，再也没有比这里融合程度更高的了。除了甘地以外，身为国大党该区领袖的帕德尔也一同努力，而把古吉拉特转变为一九二○年代建设性工作的发展温床；他们并且曾经领导过若干小规模的真理之力运动，因而赢得民众的信赖。

帕地达人以其坚毅、自立，以及团结一致的特质而广获敬重。一位税捐征收人员肃然起敬之余，于一九三○年记述道：「他们具有达成这世界上一切事情的能力，不论好坏。他们的灵活变通以及坚忍不拔的特质真的非常奇妙。」他们于是成为不合作运动的天生好手。而就在甘地抵达丹迪的海滩之后，古吉拉特海岸的制盐活动也随即展开。数千名帕地达人为了制造与贩售食盐，完全无惧于警方的逮捕及殴打行为。

但对帕地达人而言，土地租税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英人自认为是帕地达人（以及其它印度人）耕地的最终所有人，并将土地估算值视为一种地租。拒缴税款─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曾数度这么做过─是一种独立声明，否认英人对于该项重要资源拥有合法权利。这同时也是一种能够对政府运作真正造成损害的非暴力抵制运动。

反对土地租税法的骚动，早在不合作运动正式展开的几个月前即已开始。帕德尔由于对甘地希望先把运动目标限制于食盐的作法感到失望，而自行与凯达区的农民会面，敦促他们停缴税捐。该区的税捐征收员派人于拉斯村逮捕帕德尔，而村民为了抗议这项逮捕行动，便拒缴税款，并号召邻近村庄的帕地达人加入抗争行列。食盐游行队伍于三月十九日抵达拉斯之后，甘地要求当地的帕地达人停止抗争。不过，他后来却自觉有责任支持这项抗争活动，但他也向民众警告指出，政府的反应必然不会太温和。

为了避免税捐征收员没收他们的财产以抵缴税款，帕地达人于是打包所有厨具、珠宝，以及其它贵重物品，然后运至隔邻的巴罗达土邦，因为其中许多人的亲属都住在这里。巴罗达的官员由于担心引起境内的帕地达人反弹，因而拒绝没收这些物品。到了五月中，抗税活动已扩展至古吉拉特的其它地区，并增加了释放帕德尔与甘地——他们两人当时都已被捕——的要求。不过，真正的挑战却是在好几个月后·也就是下一次的缴税期限。。十二月。在孟买当局的请求之下，中央政府下令没收所有因抗税活动而导致税款逾期的土地·而辞职的官员也不得复职。

古吉拉特的国大党运动策画人员竭尽全力劝阻支持者采用暴力。他们在凯达区的抗税运动中，即避免把巴莱亚（Baraiya)种姓阶级的地主拉进抗争行列，因为巴莱亚人素来酷好以暴力手段进行报复。欧德村里一群帕地达与巴莱亚群众联手攻击一位广受厌恶的警官之后，该村的领导人士甚至取消了抗税活动。这些预防措施使得抗税运动得以维持非暴力的性质，但也令其难以扩展至帕地达人村庄以外的地区。

秋季来临之时，帕地达人必须收割、贩售农作物，并赶在遭政府当局拦截之前把所得的财物运入巴罗达。不过，税捐征收人员在作物尚未收割之前即提早前往收取当年的税款。－天早晨，－车车的警员突然出现，将村民团团围住，加以殴打之后，还把他们身上的金饰搜括殆尽。有些村民被绑起来鞭打，其它人则被迫裸身站在村庄中央，任由警方闯入民宅里搜括贵重物品。然而，帕地达人还有一张王牌。两万多人集体逃入巴罗达，并就地扎营。一名英国记者报导道：「许多村庄都完全遭到弃置。从窗外可看到房子里的所有财产都已彻底搬空。在寂寥的街道上，除了对街一只跳下屋顶的猴子以外，再无其它的动静......」

土地租税拒缴运动也在联合省获得支持。一九三○年下半年农作物价格的骤跌─全球经济衰退的结果─使得土地租税对许多农民而言，成为难以负荷的重担。联合省的国大党部因而于十月着手推行抗税运动运动。策划者举办游行与集会活动,要求民众以书面申请加入抗税运动。警方则强力反击，不但摧毁作物，并驱走牲畜。在部分地区，农民甚至集体出走以躲避税捐征收人员。

在印度其它地区，抗税运动的主要标的则是村庄付给看守员的费用。这些称为「守护者」的看守员，其主要任务是向警方报告当地民众的出入情形。米德纳普区的农民对这种侵扰村内生活的措施本已极为厌恶，要求他们为之付费更是火上加油。季风季节来临之际，由于食盐真理之力运动受到天候因素的阻碍，守护者于是成为不合作运动的主要目标。包括守护者在内的村庄官员都遭到骚扰与排挤。约有一千名守护者因此辞职，而在部分地区甚至有多达八成的民众拒绝缴纳该项税捐。

对于位居内陆的中央州的贡德（Gond）与科库（Korku）族人而言，制盐并不容易。他们有一项更为迫切的问题：国有森林的进出管制以及在这些地区放牧牲畜所必须缴交的高额规费。夏日时节，许多人皆会携带铁皮竹棍与斧头到森林里砍伐树木与竹子，以便放牧牲畜。英国政府则已准备好要以暴力阻止这种对国有财产的破坏行为。州长于七月下旬表示：「我势必得强力打击，甚至不惜用抢。」到了十月底，警方已大体上压制了这些森林破坏行为。

在乡间的不合作运动中，国大党人经常发现自己落后于民众的行动，而必须花费极大力气才能导引运动走向并制止暴力行为（但也不一定顺利）。另一方面，都市里的抗议活动则大多为国大党所主导，并主要以具有象征性的议题为诉求。非暴力运动变得颇具创意，在孟买尤其如此。食盐抗议运动平息之后，国大党便派遣抵制人员监看洋布及洋酒商店门前的街道、散发传单、在夜空下焚烧洋布、在海滩上举行吸引上万民众参加的集会、定期发动罢市活动以抗议警方的逮捕及滥权行为，并率领庞大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

孟买的抗争活动于十二月十二日出现高潮。一群抗议人士躺卧在街上阻挡载有洋货的卡车通行，结果造成一名年轻的志工丧生─国大党称其遭卡车辗毙。消息迅速传遍全市。到了傍晚，已有许多民众到悲剧发生地点致哀。第二天，国大党志工四处散发事件公告，并发起游行，将死者遗体抬往秋帕逖海滩。警方手握刺刀阻挡他们的去路，并攻击邻近街道上伫足围观的民众；整天冲突不断。后来，命案现场成了摆满鲜花的圣坛。警方虽一再清除，但新的花束也不断出现。达丝特回忆道：「你得要亲身住在孟买，才能感受得到......那股憎恶英国人的气氛。」

国大党在加尔各答马德拉市以及其它地区的运动策画者也都采行类似的策略，或公然违抗殖民地政府颁订的法规，或占据公共场所。警方有时采取放任态度，有时则以铁皮竹棍进行驱散。这些冲突主要是策画给成千成百的围观民众看的，因此虽然对殖民地政府的实质伤害不大，却藉由警方殴打非暴力示威群众的景象而赢得大众的高度同情。另一方面，这种造成示威群众受伤的活动也利弊互见；如此引来的同情人士可能是崇尚暴力之人，从而导致暴力行为的责任归属不清、使旁观者心生畏惧、并可能引致更激烈的镇压行动，而阻碍运动的发展。

不合作运动虽为集体运动，但参与其中的个人却必须面临极为切身的抉择。拉合尔大学的学生以逐户收集洋布并集中焚烧的方式贡献一己之力。杜娥的家人早已改穿土布，并丢弃了大部分的洋布衣物。唯一剩下的只有她母亲去世之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件「莎丽」（sari；译注：一整段的布或绸，为印度妇女裹身包头或披肩之用）。她怎能让这件母亲的遗物落入烈焰当中呢？但她－看到邻居竞相把东西拋掷给楼下街上的学生，便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她下定决心：「母亲是母亲没错，但母国比母亲更为崇高。因此那件『莎丽』必须丢弃，所以我就把它交出去了......」

英方与国大党领袖都未曾料到妇女竟会如此热烈地参与不合作运动。妇女不仅携带水壶到海边盛水以烹煮盐巴，也在村庄里抵制没收物品的拍卖会，并对购买的人加以袭扰、羞辱。她们也遭到警方殴打，而且在一九三○年间约有两万名妇女被捕下狱。妇女并且成为地方上以及全印不合作运动的「发号施令者」。拉合尔一位学生运动策画人写道：「英国政府被印度妇女吓了一跳。我们并非......胆小、温驯、不识字的印度妇女，我们并不以局限于家庭的四壁内而满足......」

甘地对女性在许多方面的看法依然极为传统，不过，他也认为妇女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及忍受痛苦的能力，因此是从事真理之力运动的理想人选。他原本希望将妇女的参与限制于为家人编制土布，后来才允许她们加入包围洋布洋酒商店的行列，同时却仍声言犯法行为应由男人为之。妇女对这种排除作法表达强烈抗议之后，甘地才有所退让。他的确启护了许多妇女参与不合作运动，但大多数妇女的投入依然出于自发，而非受他敦促的结果。

力挽狂澜，节节败退

一九三○年间，不合作运动虽然受到英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却仍在全印各省蔓延扩散。殖民地政府一而再地必须依赖警察恢复秩序。有时候─在白沙瓦有一小段时间，在古吉拉特则长达数日─即使铁皮竹棍与逮捕拘禁也不足以吓阻抗争民众，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部分地区已失去控制权。在许多方面进行的一连串抵制行动，对殖民地政权的经济与心理基础皆已造成打击。

洋酒抵制行动、拒缴土地租税与守护者费用，以及森林砍伐等行为，在部分省份都造成税收短缺的后果。举例而言，比哈尔邦与中央州皆极度依赖酒类的货物税，因此洋酒抵制活动便有立即可见的效果。洋布抵制活动则减少了中央政府的关税收入（同时也对英国本土的工业利益造成打击）；布匹进口价格在一年内下跌了五成。经济不景气虽也是部分原因，因为印度的消费者购买能力即受其影响而下降；然而，布匹进口量的衰退却远大于其它商品，而这显然是由于抵制行为使然。

非暴力抵制行动所导致的预算紧缩又因新增的直接支出而雪上加霜，因为警方的行动皆极为昂贵。从食盐游行以至与帕地达人的冲突（至一九三－年初仍未告终结），总计约有六万人因参与不合作运动而被捕下狱。孟买、孟加拉，以及中央州都因而必须增加监狱支出、寻求临时狱所（例如临时搭建的小屋）以容纳囚犯，并派遣额外的警力支持动乱地区。地方官员的大量辞职则使得恢复秩序的工作益发困难。

不过，殖民地政权内的重要人物对压制不合作运动所造成的财政困境倒不那么在意，他们真正担忧的是这场斗争对印度公仆的士气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地方上的警力。在阿姆利则屠杀事件之后，英方便不愿再以军队进行驱散或镇压抗争群众的行动，而宁可依赖警力。他们深深明了，如果民族主义份子能够削弱印籍员警的忠心与纪律，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便将动摇。

不合作运动对警方形成巨大负担。一份描述联合省情况的报告坦承：「他们蒙受公然的缦骂与诋毁，并且经常遭到攻击；店家有时拒绝提供他们物资，仆役也拒绝为他们服务；甚至他们的妻子与家人也经常成为社交抵制活动的对象。」孟买的警察督察长表示，他无法确定手下的警官是否会忠实执行政府的镇压命令。

柯瑞是一位曾经服务于孟买市的警官，他在回忆录里坦承自己当年「对于必须驱散非暴力运动的群众感到极为不愿，虽然那些违法人士受到的伤害大都非常轻微，但对那些人动用武力不同于对危及他人性命的暴动份子动用武力那般具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我对整个驱散行动的厌恶之情逐渐增强，以致每逢国大党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我便不禁感到反胃欲吐......」

英国官员对于站上第一线面对不合作运动的人员皆不吝给予最大支持。举例而言，马德拉斯政府削减公务员薪资之时，不但把警察排除在外，还对与示威者发生冲突的警官大发赏金。警员也获得保证，若遭到滥用暴力的控诉，上级必然与他们站在同一方。相较之下，国大党颠覆警察忠诚度的努力并无前后一贯的作为。国大党首先诉诸他们的爱国情操；马德拉斯的运动份子向警方寄发明信片，恳求他们勿对自己的「兄弟同胞」暴力相向。但警方滥用暴力的行径使得国大党转而仇视他们，于是谴责警方也有助于号召民众支持不合作运动。国大党一面企图削弱英国政权的正当性，另一面又试图争取捍卫英国政权之人士的支持，但这两个目标却彼此矛盾。

到了一九三○年九月，厄文终于得以向伦敦回报指出，国大党动摇警察士气的图谋已「完全失败」，而警方募集新进人员也毫无困难。因此，印度并未因不合作运动而无法统治。随着时间过去，厄文与其同僚也愈来愈有自信能够抵挡国大党的攻势，并把不合作运动打散成为各地的地方问题。到了一九三○年下旬，不合作运动的浪潮似已盛极而衰。少数地区的抗税运动虽仍方兴未艾，政府当局却已无危殆之感，以致草拟于仲夏时节的《紧急授权法》并未正式制定为法律。

国大党虽然发起了反抗英国政权的全国性运动，却并未在全印各地以同等的力量推动，同时又受到远在甘地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族群不和问题削弱。甘地早在一九二九年底就已明白回教领袖不会与国大党正式合作。不过，他原本希望将民族主义份子的要求与针对经济困境所进行的非暴力抵制运动挂钩，藉此让国大党消弥一般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间的不信任，并使平常难以建立的同胞情感能够在斗争的氛围中建立。国大党为了让回教政治人物安心，也誓言不会在没有他们同意的状况下接受任何宪政安排。

不过，这种种善意以及政治举动却未能燃起回教徒对不合作运动的热情。大多数的回教徒领袖持续抨击国大党，而信奉回教的一般民众也无意参与地方上的运动策画者所发起的抗议活动。以全国民众的参与程度来看，在一九三○年十一月间，因参与不合作运动而身系围圄的两万九千多人里，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人为回教徒。在缺乏回教徒广泛参与的情形下，不合作运动便只能零散地分布于部分地区。一九三○年间，回教徒居多的旁遮普与信德省就没有为英国政府带来什么麻烦，而回教徒的冷漠态度也使得其它地区的运动弱化不少。唯一的例外是偏远的西北边境，阿布杜尔·克汗极力对当地的志工灌输甘地的思想原则。

阶级摩擦也使得运动的力量削弱不少。国大党与特权团体具有财务及组织上的关系，例如资助国大党并支持洋布抵制行动的商人，以及在乡下地方担任主要干部的地主。甘地虽然把触角伸向社会各阶层，并下至最穷苦的人民，但国大党与富有而具影响力之人的关系，却使得对下层阶级的诉求遭到压制。即使是甘地也不敢提议发起全面罢工——此举除了对付英国政权有效之外，也会伤及印度企业─而一九三○年一整年间，劳工阶级在工业区的激进抗争行为也一直未受到国大党的重视与援用。

不合作运动所遭逢的阻碍并非全都来自内部，英国政权所采取的手段也有其效果．权力下放的控制方式以及将运动分散各地的手段，虽在早期有助于反对运动在政府的强力镇压下寻求生路，但警方的棍棒殴打、大规模逮捕、惩罚性查抄，以及宵禁等各种迫害手段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则使不合作运动在部分地区难以扩展，在其它地方更是彻底瓦解。

殖民地政权虽未能以暴力手段吓阻抗争群众，却也有其它方式能够惩罚不惧权威的印度人士。没收抗税人士的土地便具有极佳的效果。许多人虽对坐牢乃至身体伤害无所惧怕，却由于家人生活所需，而难以面对土地的丧失。举例而言，没收土地的手段即迫使比哈尔邦的农民于一九三○年底恢复缴纳守护者税款。

经济的衰颓也减缓运动的发展。原本全力配合抵制行动的布商，随着损失的递增，意志也开始动摇。早在七月份，孟买的商人即与温和派政治人物联手尝试说服甘地与尼赫鲁同殖民政府妥协。下半年，由于商人纷纷在暗地里贩售洋布，以致除了孟买市以外，几乎所有地区的运动纪律都开始瓦解。

国大党本身的势力在一九三○年下半年大为减退。警方的逮捕行动迫使党中央把主导权下放给地方委员会，但后者却又因受到镇压而陷入混乱，于是中央与地方控制中心的双双崩溃便导致非暴力纪律的废弛。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拥有多年的真理之力运动经验，能够坚守非暴力原则，但全印却少有地区能与之相比。米德纳普的抗税人士、中央州的伐林牧民，以及孟买市与加尔各答的抗争群众，均对暴力行为的风险无所体会，于是攻击警察及森林巡狩员等殖民政府代表的行为也就逐渐增加。即使在古吉拉特也有一位官员因拒绝辞职而惨遭谋杀。不合作运动愈是发自于地方上的不满，而不具策略上的意图，便愈有可能偏离非暴力的原则。

议和

就在国大党眼看着不合作运动在各地逐渐衰颓，而党组织也支离破碎之际，英国官员正在伦敦的圆桌会议上与其它印度代表进行会谈。这场会议从十月底进行至一月中，与会代表包括英国官员、各土邦代表、回教、印度教，与自由派领袖——但却没有一位代表来自于最有资格代表印度人的组织：国大党。

这场会谈获致了一项非国大党的印度与会代表及英方皆可接受的宪政改革方案：周边土邦与英属印度合组联邦，而联邦行政权必须对立法权负责。在过渡期间，英总督拥有若干「保留」的权力，诸如国防与财政。对印度自由派份子而言，这项协议朝自治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回教徒则对联邦的架构感到安心，因为如此可保护他们免于受到印度教徒的宰制。即使是对厄文的一九二九年改革拟议曾表达强烈反对的英国自由党与保守党，也愿意在此种安排下支持印度的自治领地位。不民主的各个土邦在立法机构里的影响力，以及行政机构所保留的权力，似乎足以巩固殖民政权的地位。

不过，国大党若被排除在外，则殖民政府在伦敦与这群缺乏代表性的印度代表所激活的改革程序将毫无潜力可言。厄文虽然不敢确定能否说服国大党加入下一阶段的协商，却又觉得要达成一个能够获得印度人认可、且在一定程度内对殖民政府有利的协议，这将是近期内唯一的机会。他也希望能够减轻其政权因不合作运动所承受的压力及财政负担。因此，向国大党展现和解善意的时机已然成熟，厄文于是在一月二十四日宣布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的工作委员会成员。

获得自由之后，甘地坚持国大党应继续实行不合作运动，并在政府达成若干要求后——例如允许示威活动以及食盐制造、归还抗税人士遭没收的土地，以及废止压迫性的法规——才加入会谈。然而，他在私底下却听到国大党内外都有认为应与政府达成协议的声音。国大党内部的温和派份子向来对不合作运动抱持疑虑，现在更是希望完全加以扬弃。原本立场强硬的激进派，则由于莫提罗·尼赫鲁于二月六日去世，而失去了重要台柱。

甘地也征求商业界的意见，而发现其对妥协的兴趣甚高。加尔各答印度商会主席凯潭宣称：「我们应可建议甘地及国大党，该是他们寻求达成有尊严之协议的时候了。我们都想要和平。」最后，由于甘地深信真理之力实行者所承受的痛苦能够使其对手的想法产生改变，因此他也开始期待与政府的面对面会谈能够彰显出该项效果。因此，他便于二月十四日去函向厄文要求会面，而厄文也毫不迟疑地接受。

甘地见到以温文谦恭著称的厄文之后，即认为他是平息冲突的理想合作对象。厄文对甘地亦有惺惺相惜之感，因此也刻意落实这种印象。他写信向贝恩表示，他将尽量让甘地看见他的诚意、他的「悲悯」，以及他对「对方的期望、疑虑，以及失望等情绪的了解」。他并接受一位印度自由派份子的建议，着上他「最为高洁的外表J出席会谈。

二月十七日下午，甘地身着羊毛披肩，大步登上新德里数年前才刚完工的总督官邸。官邸周边装饰有喷泉及大象雕刻，屋顶则是高耸的圆顶，整幢建筑闪耀着帝国的荣光。甘地爬上宽阔的阶梯之后，即被引领至厄文的书房，然后在火炉前坐下来取暖。每天与厄文会谈之后，甘地便回到一位朋友家中，花几个小时与工作委员会成员讨论相关议题。

此时的会谈仍处于初步阶段，讨论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其目的在于厘清议题及双方立场，以作为第二回合会谈的基础。首先，他们必须讨论的议题有不久前的圆桌会议所提出的宪政问题：国大党是否愿意接受联邦的架构、具有实权的中央政府，以及由行政首长保留若干权限等条件作为谈判的前提？接下来还有该如何处理不合作运动的问题。厄文明白指出，只要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他便愿意释放所有因不合作运动而入狱的人犯、废止相关法令，并召回惩罚性警力。然而，甘地却有更多的要求：让辞职的地方官员复职、归还抗税人士遭没收的土地、开放食盐产制并准许抵制洋酒洋布商行，以及调查警方施暴情形。

结果，宪政问题并非最棘手的问题。虽然政府的改革方案距离独立甚远，甘地却仍向厄文取得承诺，应允国大党在下一次的圆桌会议上提出印度脱离大英帝国之权利的议题。此外，就甘地个人的观点看来，宪政问题。有关印度究竟能够获得自治领还是完全独立的地位，以及过渡期间如何进行转变——对他心目中认为印度所应拥有的自我支配并不重要。

不过，甘地要想在其它议题上让步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他的运动策略之基础，即是针对英国统治手段中最为明显的表征──诸如食盐专卖事业以及洋布进口─加以抗争。他若在这些议题上有所退让，许多站在第一线上的印度民众即会认为不合作运动已然失败。对帕地达农夫而言，宪政改革远不如丧失自己的土地那般重要。同理，在达拉沙纳流过鲜血的民众也不可能接受一项保留了他们的抗争对象，并且还免除警察施暴责任的协议。厄文在这些议题上也同样难以妥协。他手下的地方官员早已表明，任何惩罚员警或使反对运动在日常议题上获致胜利的协议，必然会令殖民政府赖以提供武力的人员灰心丧志。厄文手下的一位部长于德里会谈前几天对他警告道：「我们对所有提案的评估，重点并不在于其对国大党可能造成的效果，而是其对我们的支持者、官员，以及人员可能产生的影响。」

甘地与厄文于二月二十七日在德里再次展开谈判。他们很快便对宪政会谈的原则获致共识，以联邦、责任政府，以及保留权限三大议题为基础。不过，一触及终止不合作运动的问题，谈判即濒临破裂。结果厄文退了一小步，甘地则退了一大步，双方才达成协议：不合作运动应该终止。,政府应废止高压法令、撤回惩罚性警力、释放囚犯，并准许遭禁的团体恢复运作。至于辞职的印度官员，只要其职位尚未被人正式取代，亦可复职。

另一方面，警察的施暴行为将不受调查。农夫不得取回已经售出的没收土地。对洋布洋酒商行的和平抵制活动可以继续，但不得用为政治制裁手段。而食盐法虽然不予废止，政府却不会干预供内销的小规模制盐活动。贾瓦哈罗·尼赫鲁深感失望，但甘地总算还是取得了工作委员会的同意，而在三月五日敲定和谈条件。

甘地所放手一搏者，即是藉由取消不合作运动及参与圆桌会议，而不再继续抗争路线，以使国大党增加所获，或减少损失。他虽在某些问题上保住了颜面，却难谓在各种基本议题上获有明确的胜利。不过，他倒也似乎为国大党争取到了重建其破败组织的时间。,而激进份子虽对甘地的妥协行为有所不满，领导中心却也并无动摇。他们之所以隐忍不发，原因是他们认定只要八月份登场的新回合圆桌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即可拾起棍棒，重新展开另一波的运动。

《德里协议》签订之后四天，厄文即写信至伦敦给贝恩，对于自己不需再于「类如警察行为、镇压手段等令我们两人同感烦恼的......诸多问题」之上让步感到如释重负。一如往常，厄文所关注的是他的控制手段，而协议并未损及这一点。这项协议虽未阻止国大党重新组织，却也保全了殖民政府的一切权力。厄文指出：「检视过这整份协议之后，我对于甘地竟然愿意如此高度配合，确实感到惊讶。」

许多担任警察以及政府文官的印度人，对该项协议则不像厄文那般雀跃。于是英国官员决定，必须让警方明白他们不会在新一波的冲突中束手缚脚。孟加拉地方政府警告道：「唯有以毫不含糊的宣示，加上同样明确的实际证据，以证明政府有决心伸张本身权力并瓦解叛乱活动，」才能确保警察的忠诚度不变。因此，和平协议甫签订，政府官员便即刻草拟了一部新的紧急授权法。

由于双方的强硬份子皆存心要让协议破裂，因此事件的发展也就似乎趋于负面。一手打造和平协议的厄文男爵于四月返回英国，而接替总督职务的魏灵顿男爵则拥有迥然相异的本性。对于已然全心寻求和平的国大党而言，针对地方议题所发动的群众抗争也开始问题丛生。在古吉拉特与联合省的部分地区，农民依然持续拒缴土地租税。其动机不但在于表达抗议，同时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顿（全球经济不景气造成农作物价格下跌）。在西北边境，阿布杜尔·克汗的势力又再度活跃，不但包围洋布商店，也号召民众抵制土地租税。甘地于是不得不规劝地方活动人士自我节制，另一面又力促官员妥协。而帕德尔与尼赫鲁等其它国大党领袖则开始怀疑，遵守和平协议是否值得付出丧失地方支持的代价。

八月，甘地以国大党唯一代表的身分前往伦敦参加另一回合的圆桌会议，与英国以及印度其它党派和土邦的代表进行会谈。英方坚持有关印度最终地位的任何进展，都必须视各族群之代表权以及印度联邦架构的协议而定。一如他们所料，印度各方代表立即在这些议题上陷入僵持，而甘地试图化解他们歧见的努力也徒劳无功。英国首相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于十二月一日结束会谈之时，印度迈向自治地位的问题依然毫无进展。

圆桌会议在毫无成果的情况下落幕，除了承认失败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重新展开不合作运动。等到甘地返回印度之时，政府早已做出了强烈的挑衅行为。孟加拉、联合省，以及西北边境等地的地方官员皆重新颁行高压措施，并将包含尼赫鲁在内的部分国大党活动人士再次逮捕入狱。甘地欲与新任总督魏灵顿男爵会面讨论这些状况的要求也遭到蛮横的拒绝，于是国大党便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宣告重新展开不合作运动。

不过，这一次政府已有所准备，而对打击非暴力运动展现了较多的自信。一项先发制人的镇压计画于数月前订定之后，即经由一波逮捕行动以及新颁行的法令而逐渐成形。甘地本身亦于一月四日再次入狱。英方所采行的新政策其实就是戒严。同时，许多国大党的重要支持者则因先前不合作运动的暂停以及地方运动的自制而丧失了热情。现在他们已不愿意再为另一次的运动冒自己生命财产的危险。新一回合的不合作运动虽然延续了两年才正式结束，但这场运动在开始半年之后即不曾再对殖民政府造成严重威胁。

印度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间为了反抗英国而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其成果无疑成败互见。就国大党所宣示的目标，以及诸如贾瓦哈罗·尼赫鲁等坚定的民族主义份子所抱持的希望而言，这场运动是失败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完全止息之后，印度人对于自己在大英帝国之下的自治领地位抑或彻底独立的目标，都无所进展。至于在甘地所认为重要的经济与日常议题上，他们也并未获得任何重大让步。

不过，这场运动即便未能导致宪政改革抑或实质利益,总也证明了印度一般民众具有影响情势发展的能力。印度民族主义份子在部分地区成功削弱了殖民政府赖以支撑的结构。抗税运动、商品抵制以及辞职风潮皆扼住了政府的两大经脉——财政与人事。有几次的不合作运动——四月底在白沙瓦的运动，以及一九三○年间在古吉拉特各地的多次运动─则让英国人见识到，一旦服务于殖民政府及执法机构中的印度人不再无条件服从，其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英方也无法确定这些地区所爆发的小型冲突不会蔓延至印度半岛的其它区域。由于围堵不合作运动的代价极高，以致厄文不得不以未尽满意的条件寻求协商已终止冲突。

然而,在表面之下,殖民政府从未面临到全面性的统治危机。民族主义份子并未动摇警力的忠诚度，而镇压行动尽管未尽理想而且代价高昂，却也未曾遭到成功的反制。这场运动原本即对单一的打击力量有所预防─统理全印运动事务的领袖遭到逮捕之时，地方运动人士几乎丝毫不受影响，而且反对运动的参与人数太多，牵涉所及的区域也太广大，因此政府当局也不可能彻底加以压制。不过，殴打、监禁，以及没收土地等手段却在许多地区削弱了反对运动的力量。而且，不论国大党是否可能调整策略以反制镇压行动，都无法改变有许多印度人并未参与运动的事实。在回教徒与工厂劳工无法团结的情况下，甘地的追随者所推动的不合作运动成效自然有限。

国大党虽然未能击溃殖民政府,却成功剥除了英国统治的合法性。殖民政权在过去的1百多年来一直塑造自己良善爱民的形象，并以健全经济与稳健改革——且可能在长期下达成印度自治─的推动者自居。只要印度人照常生活并且配合政府订定的法律与制度，英方即可维持此一表面上的假象。然而，不合作运动却将其打破了。

印度人在全国各地一再违抗他们认为不公义的法律，而统治者则对他们殴打、监禁、没收财产、禁止出版品，并且宣告他们的组织违法。在勒克瑙的街头上、在达拉沙纳的制盐厂内、在古吉拉特的村庄里，英国政权皆赤裸裸地展现了殖民统治就是一种独裁统治。英方原本很乐于在各个方面获得印度人的认可,但印度人一旦表示反对,英方随即毫不迟疑地以棍棒予枪枝遂行统治。不合作运动揭露了这项事实，而不断对往后的英印关系造成影响。

印度人对于坐牢之看法的改变，最是明确彰显了殖民政府权威的丧失。入狱服刑一度为羞耻的印记，后来却成为光荣的表征。纳拉扬·迪赛犹记得儿时于父亲（甘地的秘书）遭押上警车之际，兴奋地大声喊道：「这次不只两年！」监禁依然能够对人身造成强制，但在大多数印度人眼中却不再具有羞耻的意味。

国大党领袖的目标不只在于破坏殖民政府的威信。,他们也试图让自己成为代表人民的唯一声音。就此意义而言，普遍的非暴力运动只是国大党向英方竞逐政治上优越地位的手段、同时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印度人虽然受到英国的统治,实际的[领导者]却是国大党。运动的发起与暂停皆由国大党所掌控，而国大党的领导人物与志工也采行了宣传效果最大的不合作运动，并且承受了最为明确可见的暴行。此外，在大多数的冲突当中，甘地及其同僚都得以掌握主动权。

不过，他们的地位也并非不曾遭到挑战，且其原因多与英方无关，而是出自印度人本身内部。国大党自认为是在引导民众遂行井然有序的非暴力运动，然其全国性领袖以及地方领导人物却经常批准进行他们所未发起也无法控制的行动。国大党经常陷入跟随而非领导的地位、扮演节制而非动员的角色。而且，国大党既未能让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锡克教徒一同参与这场运动，就表示国大党未能代表印度所有人民，以致埋下了日后英国撒离后持续存在的内部分裂及族群倾轧的伏笔。

然而，不合作运动的经验却改变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才一个世代以前,仅有都市里少数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才具有强烈的印度国家意识，而公民意识也因宗教。种姓，以及语言等各种团体的区隔而难以彰显。不过，印度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共同参与非暴力运动以对抗与所有人皆切身相关的不义事项之后，印度内部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公民精神。

食盐运动给了人民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并在不同阶级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百姓之间建立了坚实的情感。由于坚决抵制洋布而丧失所售衬衫的孟买商人、因参与包围行动而被捕入狱的拉合尔大学生，以及在达拉沙纳遭到痛打的国大党志工。,这些印度人与彼此以及甘地和尼赫鲁等备受敬重的领导人物都拥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历。。为了驱逐英国人以促进国家利益，他们皆不惜拋开自己的私人利益。印度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色块，而是人民心中一个明确的概念。

一项违抗政府当局的简单行为，即驱散了殖民统治所赖以存在并善加培养的自卑感。乌莎·梅塔记得她家中老一辈的妇女皆以参与过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为荣。她的姨婆以及祖母经常带盐水回家，煮干之后，「即高声喊道：『我们违反了食盐法』」。不合作运动也改变了人民对英国统治者的看法：英国人不再是无法打倒的了。他们的总督已与甘地谈判过，而因此承认了他纯粹以能够表达出人民的愿望而获致的权威。纳拉扬·迪赛指出，英国人在坐下来与甘地会谈之前，「总是高高在上，我们只能服从他们。在那之后就不再是如此了。」

甘地个人在不合作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极端重要。对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而言，他就是国家目标的象征。在国大党内，他的地位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力，而他则以此维系斗争不休的派系之间的彼此合作，并驱使国大党转型成为一般大众的政治组织。此外，甘地对于真理之力运动及自我支配的见解，也刺激了国大党干部的思考，以致到了一九三○年，他们大多数都已投身于以非暴力运动的手段追求独立。

不过，不合作运动虽在甘地的领导下而起，却不纯然反映他的理想。在甘地原本的想法里，真理之力运动应以违犯殖民政府的法律为开端，接着迫使英方惩罚抗议民众。他们的受苦会引起压迫者的同情、揭露殖民统治的不义，并造成让英人不得不撇离的状况。甘地甚至天真地认为，厄文愿意谈判即是因为他心意已然转变。但甘地与厄文并不等于印度与英国。,厄文虽对甘地极为钦佩，但他的政府却并不打算承认印度人拥有主权。

除了厄文之外，天真的英国人多视甘地为某种煽动无知民众的部落巫医。,丘吉尔即称他为「骗子」。不过，甘地虽然拥有圣洁且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他却非常了解印度解放运动的政治现实。他知道不合作运动必须对殖民政权造成足够的压力，俾使英人感到不值得与他们周旋。而他的「真理之力」对于追求这项极为世俗的目标也毫无困难。。他大多数的追随者参与不合作运动都并非为了寻求道德上的升华，而是要击败对手─所采行的手段则是拒绝合作并拒缴税捐，以使殖民政府难以掌控印度。让英国人了解自己的错误并非重点所在。,将英国人驱逐出境才是运动目标。

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间，非暴力运动没有驱走英国人，也没有产生甘地所预期的效果，但却的确发生了作用。抗议人士所受的苦难虽未改变英人的心意，却改变了印度人对英人的看法。对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而言，与殖民政府合作原本是有益之举，却由于真理之力运动及其成果而成为遭人唾弃的行为。英国政府靠着印度的顺服而轻易遂行控制的旧秩序已遭打破。在不合作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地方首长英尼斯爵士向其同僚发表了他对情势的分析。他坦承道：「英国只能在印度的认可之下对其加以掌控。我们不能以刀枪遂行统治。」

英国失去了印度的认可。而且，假如不合作运动更有纪律。,假如国大党能够成功剥夺殖民政府的强制手段；更重要的是，假如印度能够更为团结；则大英帝国也许会更早失去这块帝国里最耀眼的宝地。

后续发展

到了一九三O年代中期，由于不合作运动已暂告停歇，而殖民政权也仍未消失，因此印度民族主义份子便策画了一条新的路线。甘地依然是反对运动的统一象征。在情况所需之时，他也短暂地站上了政治舞台。不过，他最为重视且投注最多心力的仍是建设性工作：解放贱民与妇女、提倡乡村工业、改革教育及卫生。他并将他的基地迁移至印度中部的塞瓦格朗村内一所新的静修处，犹如象征他所作所为的一切。

国大党依旧致力于追求印度独立，但经过一九三五年放宽选民资格以及强化地方议会角色的改革之后，其领导人物即转而从事体制内的操作。国大党成功地将其群众影响力转换成选票，而于一九三七年的选举在数个省份赢得多数席次，并获得组织地方政府的权利。

这种参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告结束。英国国会向德国宣战之后，殖民政府没有征询印人意见就随即跟进，并且拒绝以满足民族主义份子的要求作为效忠英国的奖赏。国大党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命令其地方官员辞职，并再次展开全面抗争。一九四二年的「放弃印度」决议更是引发了民众自发性的暴力叛乱行动，而造成近十万人遭到逮捕，并有超过一千人丧生。于此同时，身在海外的博斯则召募了一支「印度国民军」，与日军共同对英作战。

殖民政府虽然克服了这些问题，但英国在战后却势必得面临国大党新一波的抗争，也必须在镇压反对运动与接受民族主义份子之要求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先前已多次处理过激烈的反抗活动─暴力与非暴力者皆然——但警察的纪律与忠诚度皆在战后大幅滑落，而且印度士兵的可靠性也令人存疑。曾经加入印度国民军对英作战者被颂读为英雄；他们所立下的榜样即可能促使政府军自问其效忠对象究竟为殖民政府抑或印度。

更重要的是，对于英国已然耗竭的战后经济而言，在印度进行的任何镇压行动都势将造成沉重负担。虽然邱吉尔依然坚持认为印度是帝国之瑰宝，英国民众却大多无此情怀，而英国强大的盟友美国自然更是对此毫不关心。工党于一九四五年七月赢得大选并保证以重建英国本土为优先工作之后，改变的时机即告成熟。

截至此时，由于回教联盟已成为回教徒愿望的主要代言者，因此任何政治协议不但必须获得国大党的认可，也必须赢得回教联盟的支持。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印度独立后内部不同宗教团体的关系，而是有无可能成立另一个涵盖回教徒占多数之地区的新国家─巴基斯坦。此种安排对于锡克教徒的威胁最大，因为他们的家园旁遮普极有可能分属两个国家。随着回教徒脱离受印度教徒支配之印度的决心愈来愈强，紧张情势也在一九四六与一九四七年间爆发成为暴力事件。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锡克教徒皆参与其中，也都身受其害。

眼见印度局势渐趋败坏，英国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撤离。一九四七年五月所拟订的计画─并在稍后获得国大党、回教联盟，以及锡克教徒领袖的一致同意─倡议对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分别赋予自治地位。英国国会与女王于七月批准了《印度独立法案》，两个国家即于八月十四日午夜起获得自由地位。

在德里的庆祝活动里，甘地的缺席极为引人瞩目。印度虽已赢得独立，却付出分裂为二的代价，而粉碎了他的统一之梦。新独立的印度并且也保留了他认为是印度文明污点的社会阶级不平等、种姓阶级歧视，以及性迫害。这位伟大的贤哲虽然得以活着看见殖民政府垮台，却于一九四八年遭到一位印度教集团主义份子的暗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认为印度距离自我支配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甘地也许对印度独立之后的国家特色感到失望，但他必定知道，通往自主的大门是由他发起并领导的非暴力群众运动所打开的。针对一个不具全民代表性而又强大稳固的政府所发起的系统性非暴力反对行动，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庞大的规模。经由组织并建立如此一项反对行动，印度的领导人物皆因而习得了操作民主制度所需的政治技巧。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印度的历史，也奠定了维系公民社会的基石。在甘地辞世之后三个世代，印度虽然仍因宗教信仰、社会阶级，以及种姓地位而分裂，却也依然自由而民主。

★ 1－3、波兰：团结的力量 ★

一九八○年八月十六日，星期六

那天晚上，波罗的海沿岸吹着微风，而庞大的列宁造船厂内，在静止不动的起重机下，则有二十多名工人团团坐在烟雾弥漫的会议室里。他们彻夜论辩，拟订了一份代表五万名罢工工人向政府提出的请求清单，内容涵盖加薪以至延长育婴假等各种问题。其中的第一项要求在往后的六十八个星期里把波兰搅得天翻地覆。其内容为：要求给予工人组织自主工会的权利。

一九八○年八月的波兰与－九三○年四月的印度或是一九○五年十月的俄罗斯一样濒临险境。不过，和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份子或者印度国大党人不同的是，格但斯克的劳工并不以改变政府为目标。他们知道东欧人民为了追求较为自由的政治制度，曾经两度——一次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另一次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引来苏联坦克车的镇压。他们并不想让波兰走上同样的命运。他们所要的是工业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权利。

在往后的日子里，政府虽然一再企图在不接受他们主要要求的情况下平息罢工活动，然而，当晚坐在那间会议室里的男男女女，却以一连串的决定挫败政府的行动。他们的策略并非在一时冲动之下临时拟订的，因为八月罢工潮已非波兰劳工第一次为争取组织工会而发动抗争。那间会议室里的部分人士投身于追求这项目标已有数年之久。他们丢掉工作、遭受长时间的讯问及拷打、曾经入狱服刑，并且目睹暴动以及屠杀。不过，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在冲突中细心策画并谨慎执行的本领，现在他们已准备好要实际发挥这些本领了。

在一九八○年代的波兰，一场庞大的群众运动即将展开，并将以非暴力行动改变国家的命运。

自力组织 一再的承诺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杜鲁门、丘吉尔，以及斯大林三人齐聚于德国波兹坦重划东欧地图。他们同意将波兰的边境西移，割让部分领土给苏联，再以德国领土给予补偿，其中包括德国人称为但泽（Danzig）而波兰人称为格但斯克的波罗的海海港。

苏军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将德军逐出格但斯克之后，此处古老的中世纪城镇以及现代化的工业港口即沦为一片废墟。工厂、公寓大楼、桥梁、电厂，以及供水站等各种建筑即使未遭夷为平地，也都已严重毁损。在当地居住几世代之久的德国人全遭驱逐出境，取而代之的则是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波兰人，其中有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亦有因苏联兼并波兰东方领土而丧失家园的。涌入这座破败城镇的人群里，有一位名叫瓦伦蒂诺维兹的少女。

瓦伦蒂诺维兹因战祸而成为孤儿。她的父母双双在战乱中丧生，她的哥哥则落入苏联的劳改营里。她于一九四五年抵达格但斯克地区，先是担任农场女仆，之后也换过几个工作，自一九五○年起则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列宁造船厂的前身）担任焊工。这座造船厂是波兰的新共产政府从德国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波兰共党仅为一小派系，群众支持基础薄弱。他们操控选举、监禁反对人士，并且依恃苏军的武力威吓以成立独裁政权。不过，他们虽采取武力及欺骗的方式攫取权力，却也承诺给予人民更好的未来。他们希望在旧波兰的废墟上建立起新波兰——－个兼具良好教育及繁荣经济的平等社会。而这个新秩序的建立者以及受益者，则是如瓦伦蒂诺维兹这样的劳工。

瓦伦蒂诺维兹到达格但斯克之后，劳工与共党（其波兰文名称简称为PZPR）确实联手打造了一个新波兰，而表面上的证据也极为可观：例如位于华沙附近的吉兰汽车厂与厄色斯牵引车制造厂，以及克拉科夫城郊的诺瓦胡塔炼钢厂等规模庞大的新兴工业区。上百万农民从乡下涌入这些工厂上班，包括西里西亚的煤矿场、罗兹的纺织厂，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造船厂。到了一九六○年代晚期，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已有一万五千名员工，邻近港市格丁尼亚的巴黎公社造船厂也有八千名员工，而什切青的华尔斯基造船厂则有一万名员工。

但彼兰社会并未实现共产党的承诺。资源投入了工业基础建设：炼钢厂、化学工厂、发电厂，以及矿坑。农产品出口所赚得的外汇也投资于工业上。消费者产品、住宅，以及服务业则仅能分享剩余资源，因此波兰劳工所能买到的商品不但稀少，品质也不佳。餐桌上极少出现肉类。人民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排队等待购买私人公寓，而许多家庭则住在狭小的房间或是工厂宿舍里。大多数人都没有自来水或电话。

共党政权各个击破的策略已告失败。罢工工人自星期一就赢得了格但斯克人的支持、激励了异议份子，并且吸引了一群外国记者。罢工活动至此已瘫痪了整个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而且随时可能扩散至其它地区。到了星期五晚上，政府高层决定尝试新的方法。既然厂罢会一再邀请他们进行会谈，也许他们能够在不让步太多的情况下与厂罢会达成协议；他们带着这样的希望而宣布将于星期六前往造船厂。

经过一个星期的对峙之后，罢工运动已迫使共党政权承认厂罢会为罢工工人的代言者。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罢工领导人物的作为已然超越一九七○年的经验。他们号召了这些年来所发展出来的新盟友。。农民与一般市民对罢工工人提供物资补给。,专业以士与学生把罢工消息传遍沿海地区各企业。,学者与异议份子为外国媒体提供翻译，并为厂罢会提供意见。这一广泛的阵线并非引发罢工的因素,却顿挫了共党政权孤立并削弱罢工工人力量的手段。与一九七○年不同的是，这次工人已非孤立无援了。

[我们达成了我们能力所及的一切]

星期六晚上，双方相会于卫生安全大楼内的会议室，与礼堂仅隔着一面玻璃墙，而厂罢会的数百位代表则在礼堂内旁听会谈。政府代表进入会议室前必须先经过数千名罢工工人，而这些工人都能够听到会谈的每一句话。共党政权的谈判代表以副总理贾格斯基为首。由于他曾化解七月发生于卢布林的全面罢工，而赢得问题解决能手的声誉。华勒沙、圭亚兹达、库罗德兹、琵恩考丝卡，以及其它罢工发起人则代表厂罢会发言。

由于数百家企业内的数十万名工人全部目标一致，厂罢会于是希望进一步扫除障碍，以利往后更广泛的动员。他们要求政府停止对罢工消息传递人员的逮捕与殴打、在官方媒体上报导有关会谈的消息，并且恢复连接华沙的电话线，否则将拒绝谈判。贾格斯基及其同僚皆大吃一惊。他们明白一旦加入罢工行列的工厂愈多，他们的地位就会愈加薄弱，因此便向对方提出优渥的承诺、自陈「技术上」的困难，并且试图把谈判引导回对方的核心要求上。其中一位官员指称，由于华沙在前晚遭逢严重的飓风灾害，而中央电话交换局也遭波及，因此电话无法恢复通话。琵恩考丝卡答道：「容我指出，连接华沙的电话线早在上星期五就已被切断，整整一个星期以前。当时可没听说有什么飓风。」厂罢会的领导群清楚表明，除非政府达成这些前提，否则他们不会展开谈判。他们背后的势力极为强大，而他们也打算凭恃这股势力。

刚开始，共党政权不知所措。格但斯克与华沙之间的电话通讯直到星期一晚上才恢复通话，而地方性及全国性的媒体也到此时才开始报导会谈的消息。罢工风潮受到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之下，谈判于星期二再度展开。弗罗茨瓦夫的工人于同一天展开罢工并成立委员会，而使罢工风潮逼近上西里西亚的重要煤矿场。到了星期三，格但斯克地区已有五百家工厂加入罢工行列。罢工运动继续蔓延至比得哥煦与托伦这两座工业城，而诺瓦胡塔的庞大炼钢厂内的工人也准备发起罢工。截至星期五为止，已有两万名铜矿矿工加入罢工运动；波兹南的西格斯基机械厂工人提出警告道，格但斯克的会谈若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就会展开罢工。共党政权现在已必须和时间赛跑，因为经济状况每过一天都会遭到更大的威胁。

政府高层虽已逐渐丧失对通讯的掌控以及全国劳工的顺从，他们依然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他们如果在经济要求上让步，也许能够避免进行重要改革，尤其是独立工会的开放。共党政权在一九五六年与一九七○年两度面临工人暴动，两次都藉由日常生活议题上的让步以及承诺改革现有工会而成功平息动乱。甚至厂罢会的部分顾问也认为官方工会的民主化是他们所能要求的极限，若一味拒绝，只会错失达成协议的机会。但这次的罢工领导群已把独立工会视为他们一生的核心志业，更不会在经过这么长久的努力之后轻言放弃。

会谈于星期二重新展开之后，贾格斯基随即提出改革官方工会的建议，但厂罢会的谈判代表丝毫不为所动。码头工人代表坚称：「事实是，我们目前的工会毫无作用，也未曾有过任何成就。」伯格丹·里斯说得更为生动：「我们不要注入新血，我们要一个全新的器官。」短暂休息之后，贾格斯基提议双方指派「专家」私下草拟声明内容，主要谈判代表则继续进行公开会谈。此举虽违反了罢工领导群自从八月十四日以来所要求的公开性，华勒沙等人却点头同意。他们感觉到——后来也证明他们判断正确——共党政权已准备退让，只是希望避开民众以及外国媒体的目光。

共党终于准备在罢工工人最重视的议题上让步，而厂罢会的互惠举动也是协议得以达成的重要原因。厂罢会以忠实的反对势力自居，而无意推翻共党的一党专政。即使只是表象，此一表态行为依然促使谈判更为顺利。华勒沙在星期二会谈一开始即向共党代表保证罢工工人「反抗的对象并非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在当周的一场「专家」团体会议上，一位政府代表坚持厂罢会必须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工人代表对此亦欣然同意。支持共党专权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在政治上予以羞辱却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厂罢会还做了另一项让步。虽然厂罢会希望波兰全国工人都能够拥有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利，共党却断然拒绝；也就是说，格但斯克以外地区的工人必须自己争取这项权利。部分罢工人士希望在这一点上坚持不退，但华勒沙、圭亚兹达，以及所有顾问皆主张让步，而他们的意见也在最后获得接受。

到了当周周末，协议的达成显已近在眼前，因此共党也面临了关键时刻。政治局于华沙召开会议，会中成员相互争论究竟应接受协议或是转而以武力镇压。保安首长卡尼亚与国防部长贾鲁塞斯基对镇压之议不表赞同。他们担心手下的人员对于攻击造船厂及其它公司的命令会拒不遵从。当天稍晚，贾格斯基收到指示要求尽早订定协议。

星期六与星期日两天，双方全体代表针对最后细节进行讨论。政府愿尊重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同时也要求工会承认「共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并且「不得反对现存的国际结盟体系」。这就是重点所在：工人获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是工会不得沾染政治，也不可与苏联为敌。罢工工人同时也在罢工权、制定新的新闻法规、调查政治压迫事件，以及经济要求上赢得胜利——政府并承诺不对罢工工人以及提供他们协助的人士加以报复。

在星期日下午的最后一场会谈上，华勒沙知道厂罢会方面的代表、罢工工人，以及异议人士并非全都对协议结果感到满意，尤其是有关共党领导地位的部分。他问道：[我们是否达成了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没有，没有全部达成，但我们都知道我们达成了许多。我们达成了我们能力所及的一切……而我们也将达成其余的目标，因为我们拥有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独立自主的工会。这是我们美好未来的保证。」他随后宣布罢工结束，不久即与贾格斯基签署协议。当时为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将于次日早晨回到工作岗位上。

协议承认厂罢会为新公会的创设委员会,而此一公会将代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地区的劳工。几天之后,新公会即在格但斯克市郊一所老旧旅馆内成立办事处。华勒沙担任主席,并邀请库隆担任他的首席顾问。罢工领导群决定把新工会命名为「团结工联」——这是造船厂所印发的罢工传单上的标题——鲜明捕捉了在一九七○年代期间激励反对阵营的全面抗争精神。什切青的罢工工人于八月三十日与政府签署协议之后，也为当地的新工会取了同样的名字。

官方媒体依约刊登了协议全文，波兰全国人民于是都知道了格但斯克的劳工所赢得的成果。过没几天，其它地区的劳工即群起要求相同的权利，然后又向格但斯克的团结工联询问占领工厂与组织厂际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在沿海地区八月罢工事件的启发之下，波兰各地的劳工纷纷对罢工权利紧握不放。九月十七日，来自波兰各地的代表齐集于格但斯克，寻求创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选出「全国协调委员会」以对地区性的工会提供指引。截至此时，团结工联在全国各地的成员已超过三百万人，到年底更逼近一千万人。

八月间，米契尼克确信罢工工人所要求的自由工会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他和其它异议人士一样，深信共党政权永远不会容忍其控制权稍有任何松动。不过，波罗的海沿岸的劳工迫使共党政权别无选择，之后波兰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口也都加入了一个不受共党及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组织。共产国家从未发生过这种状况。

十六个月：「外表……必须保持原状」

八月罢工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团结工联的处境颇为类似于俄国反对沙皇的人士于一九○五年发表《十月宣言》之后的状况：反对运动刚促成了史无前例的改变，但政府却因而分裂为温和派与激进派，而且有可能退回先前的专恣行径·起于造船厂而扩及全国的冲突并无平息的迹象。

狭义言之，团结工联的目标就是要迫使政府履行格但斯克协议中的二十一项要求，其中尤以工会组织权为首要。不过，团结工联虽以罢工起家，而且依然只是个工会组织，却也成了一场吸引上百万人参与之运动的先锋。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不是劳工，但所有人都亟欲开创一个可供波兰人民独立结社的空间。于是，团结工联便承继了一九七0年罢工人士以及劳护会内的知识分子所怀抱的政治理想。而在政府的眼中，这些人都是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经过八月的事件之后，站在运动前线的人士都知道，对政府施压过度可能会引发镇压，或甚至引来苏联的军事行动。在一九八○年秋季期间，团结工联的领导人物在演说中一再坚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共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华沙公约》皆不怀敌意。他们采取与八月罢工之时相同的作法，而把真正的民主排除于外。

在这些限制之下，天主教会俨然是团结工联所可能依循的模式。教会大致上拥有处理其事务以及维系大批信众的自由，因此也以避免直接批评共党统治作为对政府的回报；不过，个别的教会人士依然不时会敦促政府尊重人权·有些人认为团结工联也可以成为另一个独立而稳定的公共领域，而为另一种形式的信众提供庇护——使得共党统治名存实亡，而成为－个空壳子，包覆着初具雏型的民主、自主社会，同时也是避免苏联干预的保护色。英国记者亚舍森写道：「波兰就像是一幢受到保护令规制的老房子。内部可以更新，甚至全面改装，但外表以及屋顶却必须保持原状。」

团结工联的计画——在不影响共党居于国家首要地位的情况之下，争取对波兰未来发展的主导权——不但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也必须援引其拥有的一切群众影响力。这项计画若要成功，工会的支持者就必须一致达成「自制」的目标。纵然有许多人深感不服，这个目标仍然必须达成。在罢工期间，华勒沙全凭其个人地位及政治手腕，才得以平抚众人对承认共党领导地位之条款的反弹。这些一心追求民主而不顾苏联干预之危险的人士，必然会再次出言反对。假如经济持续恶化，而共党又未能实现其所承诺的物质利益，团结工联即必须就工资与商品价格等议题向政府抗争，否则便可能失去一般民众的支持。

团结工联地位的上升也取决于共党对本身影响力日趋减弱的接受程度。八月协议签订之后没几天，吉瑞克即因心脏病发逝世，而由卡尼亚接任总书记——此一人事变动表征了党内务实派人士的崛起。他们在「革新」口号的号召下，似已准备好要履行先前与劳工所签署的协议，以避免发生新的冲突。不过，共党以及保安部门内仍有许多固守旧思维的人士——他们可能倾全力阻止共党做出更多让步。

最后，团结工联所希望达成的一切目标，都必须取决于苏联是否选择放手不管。不过，早在八月协议签订之前，莫斯科就已有所警觉。《真理报》与《消息报》同声谴责罢工人士为「反革命份子」，并声称劳工遭到「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剥削。捷克与东德的共产政权反应甚至更为强烈，而东欧其它共产国家也放话指称，如果华沙无力摆平团结工联，「友邦的援手」将直接伸出，不待请求。入侵波兰所必须付出的国际、经济、军事等代价虽然极为庞大，却仍有人认为苏联可能愿意付出这笔代价。据报导，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十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我们不能够也绝对不可以失去波兰。」

演习与铃声

一九八○年与一九八一年交替之际的秋冬两季之间，波兰不断在危机的出现、解除，而后又再度重现的轮回中循环不已。政府当局一再背弃八月协议里的承诺，又做出违反协议精神的行为——诸如延缓调高工资的脚步、制定新的检查法规，并且袭扰试图筹组新工会的劳工。警方于十一月突袭团结工联的华沙地区办公处，逮捕了一位名叫纳罗兹尼亚克的年轻印刷工，而控以「散布国家机密」的罪名。政府于一月宣布波兰劳工每个月有两个星期六必须上班，而公然违背了周休二日的承诺。官方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一再对劳护会加以攻击，同时对其「反国家」行为展开调查。库隆于三月五日被捕，并遭拘禁六个小时。

这些敌对行为造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团结工联若不加以响应，则敌友双方都可能视其为缺乏决心落实八月协议的纸老虎；但若逼得太紧，又可能招致政府强硬的反弹。团结工联于是采行中庸之道：他们每次的响应都经过精心设计，一方面维系改革的动力于不坠，同时又避免将政府逼至忍耐极限——先提出要求，威胁要发起罢工以示抗议，然后再与官员会面拟订协议。团结工联以这种手段赢得不少成果，包括政府再次承诺调高工资、释放纳罗兹尼亚克、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六必须上班、允许反对人士在电视及电台上发声，以及开放反对阵营经营一份报纸。这些半调子的成就并未能让团结工联的支持者完全满意，而华勒沙与其它领导人也必须在协议达成之后忙着说服工人取消罢工计画。但紧张情势的确得到了缓解，而使得新冲突出现之前得以有短暂的喘息空间。

团结工联立场的矛盾性——拥有约制政府的权力，但运用这项权力又可能招致危险·在一九八一年三月终于浮上台面。农民自前一年的秋季就已开始寻求政府承认他们所组织的工会，名称为「团结农联」。他们拥有团结工联与教会的强力支持，但政府却执意不肯承认这个组织，声称农夫并非领取工资的劳工，因此不得组织工会。经过几个月的摩擦之后，这场争议终于爆发成为全国性的危机。

三月十九日，团结农联的代表伙同团结工联地方分会领导人瑞鲁斯基前往比得哥煦参加一场政府委员会议。他们先前获得告知可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团结农联登记为正式团体，但会议却在他们有机会上台之前即告休会。这些活动人士于是和部分委员会成员留下来草拟共同声明。他们直待到当天晚上，并受到两百名员警两度前来要求他们离开。他们拒绝离去，而以手臂勾着手臂围成一个圆圈，然后同声合唱国歌，直到警察把他们连拉带拖地赶出室外。后来有人说他们遭受殴打，就和一九七六年被捕的工人一样。包括瑞鲁斯基在内的三个人也的确浑身是伤。

这项消息在波兰各地引起民众激愤。比得哥煦的群众高呼「盖世太保」。团结工联要求政府展开调查，并在办公处悬挂被害者满脸是血的照片。第二天，团结工联全国委员会的代表齐集于比得哥煦研议应采取何种行动。许多人希望以终极手段加以胁迫，亦即发起全面罢工。八月和谈期间的顾问以及反对运动老将马佐维奇与葛瑞梅克则警告道，全面罢工只会给予强硬派份子发动镇压的借口。第二天，华勒沙提议于当周星期五，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举行四小时的全国警告性罢工。若在事后四天内仍无法与政府达成协议，再发起无限期的全面罢工。但多数代表仍要求立即展开全面罢工，直到华勒沙愤怒离席，他们才采行他的计画。华勒沙的计画里有五大要求，包括惩处比得哥煦事件的加害者以及承认团结农联。

接下来几天的气氛极度紧绷。苏联领导人将当时正在波兰举行的华沙公约军事演习加以扩大，而苏联部队也部署在随时可对波兰首都发起攻击之处。华府与西欧各国政府皆警告可能发生侵略行动。团结工联也于同时全力动员其成员。全国委员会于列宁造船厂设置办事处，地区总部也搬出缺乏防护的建筑，而移往坚固的工厂厂房内·比得哥煦的分会则搬到火车调车场内，利用修护厂与闲置的火车为防护屏障。假如发动全面罢工，团结工联成员将占领工厂，并仿照去年八月厂罢会与列宁造船厂的模式进行组织。假如政府发布紧急状态，罢工工人即组成影子委员会，以随时递补遭到逮捕的团结工联领导人。假如苏联发动侵略，民众将更换道路指针并拒绝为占领军提供补给。

星期五早上八点一到，波兰各地的工厂便铃声大作，工人也随之放下手中的工具。一百多万名共党党员违抗政治局的命令而加入了罢工行列。电视屏幕变成一片空白，只显示着「团结——罢工」的字样。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诸如各种基本服务、炼钢厂、兵工厂等——没有参与罢工。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席可斯基回忆道：「那种景象颇为诡异。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也没有任何一辆电车或公车在街道上行驶。」房屋上都悬挂着红白相间的旗帜，民众也戴着红白相间的臂章。一到中午，铃声再次响起，罢工也随之结束。

团结工联展现了实力，但苏联也不甘示弱。坦克仍隆隆作响地行驶在乡间道路上，而苏联新闻机构伊塔——塔斯社（TASS）则发布了一则歇斯底里的报导，指称「叛乱份子」试图攫取波兰政权。团结工联开始准备于星期二展开全面罢工之际，葛瑞梅克与马佐维奇力促华勒沙悬崖勒马。威辛斯基主教建议华勒沙为危机找寻出路。教宗也在罗马恳求双方寻求和解之道。华勒沙亦心存诫惕，因此他虽然知道一般工人迫不及待要发起罢工，却仍决定「民主必须受限」，而他将于周末与工联顾问单独面对政府。华勒沙与政府谈判代表拉考斯基单独会谈之时，团结工联的其它领导人只能待在华沙一家旅馆房间内，无从得知会谈内容。

星期一晚上七点半，波兰民众花了整个周末准备罢工所需的食物与睡袋之后，纷纷打开电视收看新闻。他们看到安杰·圭亚兹达宣读一份声明：团结工联已和政府签订协议。当局承认比得哥煦警方的行为违反了以协商解决问题的共识，并对殴打事件表示「遗憾」；犯下该项恶行的人将会遭到惩处。在团结农联获准登记之前，政府也将不加以干预。团结工联则愿以取消罢工为交换条件。华勒沙于稍后解释签署此一协议的原因时表示：「我认为风险太大了。」

全国委员会于星期二与星期三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代表纷纷把满腔怒气发泄在华勒沙头上。他们怒指他被苏联的坦克吓到了，而在没有取得太多回报的情况下轻易放过政府——同时他们也对他「反民主」的操作手法深感愤怒。受到华勒沙说服而出面宣布取消罢工的圭亚兹达也发言谴责自己参与其事的错误，而主动提出辞去委员会主席团的职务。瓦伦蒂诺维兹力陈团结工联应不顾一切按原定计画发起罢工，而遭撒销其列宁造船厂代表的身分。团结工联的创立核心至此已四分五裂。

虽然比得哥煦事件惹来诸多指责，但从团结工联在一九八一年春季所获致的成果来看，以较少的要求避免爆发全面冲突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团结工联主要的制裁手段就是全面的占领式罢工，由沿海地区工人于一九八○年八月率先采用，全国各地的工人则在随后的几周内纷纷仿效。以团结工联这个拥有约十万名成员的全国性组织而言，发动这样的罢工的确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拖垮国家经济。不过，藉由备而不用的方式，团结工联不但得以促成波兰几近改头换面的变革，同时也避免了猛烈的冲突。

最基本的改变，就是有一大部分的波兰劳工所加入的组织，都不再受共党控制。团结工联的成员不只有劳工，也包含教师、医师与护士、工程师与技师，甚至警官在内。团结农联拥有一百多万名农民成员。大学生也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在共产国家里存在自力组织之社会的理想，才不过几个月即告实现。

大众生活的改变也同样令人振奋。十二月六日，在列宁造船厂外新设立的一座一百四十呎高的纪念碑旁，包括团结工联、共党、与教会领导人在内的十几万名民众齐集于此以纪念一九七○年的屠杀事件。所有人在典礼期间都奉行团结工联的禁酒令——此举彰显了人民的清醒自觉，而共党政权长久以来却从未能诱使这个非以自制著称的民族做到这一点。库拉考斯基、库隆、与米契尼克三人联手倡导由民间自行发展的公民社会，终于得以实现。

早自一九八○年秋季，国家对大众传媒的掌控就已开始放松。民众在书报摊前大排长龙抢购官方报纸，因为内容登载有对政治争议的精采报导，也有对环境保护等理念的倡导。团结工联的每个地方分会都有自己的报纸。电视新闻的检查依旧严苛，但团结工联拥有电视与电台的基本播放时段，而星期日的弥撒也得以在电台上对全国转播。波兰人民已开始感受到自由的滋味了。

言词严厉，希望渺茫

这些新的自由之所以能出现，全是因为团结工联握有发起瘫痪性罢工的力量，而此一力量足以对共党政权造成威胁。工人坚毅的决心构成这股力量之余，也激励了其它有意自力组织的波兰人民——毕竟，比得哥煦危机就是因为政府对试图成立团结农联的农民发动攻击而引起的。不过，到了一九八一年，用以巩固这股力量的策略却随着时间过去而愈来愈难以执行。

团结工联的作法奠基于一项乐观的假设上，亦即其对手会保持谨慎。米契尼克曾于一九七○年代写道，共党成员尽是务实人士与投机份子，而非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说道：「共党『务实派』没有理由要追求民主改革——亦即多元主义及实质自治,]「但他们懂得与偏好多元主义的势力妥协所带来的效益......。因为他们明白镇压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下次社会不满的爆发，而且其结果难以预测。」假如米契尼克说得没错，那么团结工联持续不断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便可能赢得一连串的协议，而且每一次都会开创可供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

八月事件后的两位共党高层领导人物似乎符合米契尼克所称的务实派形象。总书记卡尼亚与吉瑞克是同类型的共党官员，他和吉瑞克一样都出身于下层社会，后来凭借着精通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在党内步步高升。他为避免公开冲突不惜大幅让步。共党之所以会签署八月协议而未发动镇压，主要即是因为他的影响，而他也继续与新工联进行协商。

原为国防部长、后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升任总理的贾鲁塞斯基将军，则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截至一九八○年为止，共党菁英多为教育程度低落而学识不足的人士，因而极易成为反对阵营知识分子嘲讽的对象。相较之下，贾鲁塞斯基出身旧地主家庭，举手投足皆可见其身世背景的不凡；他以严格自律与坦率真诚著称，与一九七○年代腐败糜烂的共党领导人泾渭分明。一般人皆误以为在一九七○年的暴动之中，是他拒绝让军队向劳工开火。他当上总理之后，华勒沙即称他为「正直的波兰人」。在比得哥煦危机期间，华勒沙更称他为一位「足堪我们信任的军人」。

卡尼亚与贾鲁塞斯基都看似是愿意与团结工联妥协的理智之士；并非因为他们想要妥协，而是因为两害相权之下的结果。不过，政府内部仍有其它冥顽不灵的势力——因新工会而失势的老工会官员、八月协议一旦落实则必然丧失特权的共党高干，以及权力将因工作场所民主化而遭削弱的工厂经理人。他们对于电台与报纸无所遮拦地数落政府各种违法不当的行为极为不满；而卡尼亚对团结工联的要求百般屈从，在他们眼中更是形同背叛，是对「无政府状态」的退让。

党内同志的不满只是卡尼亚与贾鲁塞斯基所面临难题中的一小部分。苏联领导人一直认定团结工联只是个幌子，其成员实际上是企图切断波兰与苏联关系的社会主义之敌·克里姆林宫对任何反俄情绪的征象都不禁怒火扬升，甚至对团结工联在普罗威这么一个小村庄里发行的新闻稿都埋怨不已，只因其上登载了一则有关苏联领袖布里兹涅夫(LeonidBrezhnev)的漫画。布里兹沃夫本身于是开始以电话骚扰卡尼亚——有时一天甚至打上三通，坚持要他实施戒严。布里兹涅夫一度提议波兰政府秘藏一批武器，再由相关当局于稍后「发现」并宣称为团结工联所有，以为发动镇压的借口。卡尼亚与贾鲁塞斯基都数度被拉去与苏联政治局成员会谈，每次都被威胁恫吓好几个钟头，还遭指控为纵容反对势力。贾鲁塞斯基后来说道，他在一九八一年间与苏联军事指挥官库里可夫元帅相处的时间，比和妻女共度的时间还多。

另外还有一个动乱的来源。八月罢工事件在共党的草根阶级激起了一波反抗浪潮。二十多万名党员（共党党员总数三百多万）退党，而留在党内的党员可能有一百万人同时也加入了团结工联。这些党员多为基层民众而非中级官员，他们急切要求党内民主化——取消特权、在共党会议上允许公开辩论，并且让党内领导阶级成员的选举趋向自由与公平。这项发展对于共党菁英的「软」、「硬」两派皆造成威胁。

改革人士的努力一度看似有成功的可能。地方党部大会于一九八一年初举行选举选出参加七月代表会议的代表，结果代表会议却失去控制而吵闹不堪。各方代表大肆抨击共党领导人，并且联手改革了共党内部运作的方式。不过，苏联政治局的一封信函无疑令许多代表备感威胁。该信函指称民主化运动是「摧毁共党的工具」，亦即暗示如不适可而止便可能带来危险。虽然所有代表皆拒绝对大多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进行改选，却仍有少数几位改革人士成功进入了新的领导团队。在领导高层中，妥协派与强硬派依然维持着恐怖平衡。

团结工联对共党内部的骚动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对工联里大多数的活动人士而言，共党已是强弩之末。他们只希望共党能够优雅地退场，如此其位居国家体系顶端的笨重身躯才不会压得自由年轻的社会难以扬升。如果像贾鲁塞斯基这样的知名官员都愿意接受共党地位的下降，团结工联又何必把希望寄托在企图重振共党雄风的反对人士身上？

不过，波兰共产党员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不能对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愤怒声音置之不理。早在三月初，也就是比得哥煦事件发生两周前，由贾鲁塞斯基签署的第一批戒严实施计画即已送至莫斯科。一个月后，卡尼亚与贾鲁塞斯基被带至苏联边境内一节窗户皆拉上花边窗帘的废弃火车车厢里，花了六个小时聆听两位资深苏联政治局成员——安德罗波夫和乌斯提诺夫——训令他们订定镇压的日期。这两位波兰领导人虽然使出拖延战术，但此时问题已非是否发动镇压，而是什么时候发动。到了九月中旬，最后确定的戒严实施计画已告完成。十月十八日，卡尼亚遭共党开除其总书记职务，而由贾鲁塞斯基接任。

军事镇压行动究竟从何时开始变成无可避免的选项，即使事后回顾起来也无法确知。由于团结工联对政府准备实施戒严之事一无所知，因此即使华勒沙警告其同僚不可低估共党政权，他们也无从知悉该要准备面对最糟的状况。就算工联领导人事先得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他们也难以调整其愈趋激烈的运动走向。在一九八一年底，驱动团结工联的力量并非冷静的策略性思考，而是群众运动的激情。

黯淡的经济前景使冲突更为恶化。商品愈来愈少，排在商店前的队伍则愈来愈长。糖、面粉、与肉类都已改为配给制。前一年的格但斯克事件造成的乐观气氛，经过几个月的困苦生活后已逐渐消退。而且，在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心情去享受新的自由。民众认为物资短缺肇因于政府的贪污腐败、顽固守旧的官员蓄意破坏，或者苏联对波兰经济的剥削。

一九八一年的夏秋两季期间，突发性罢工及食物抗争行动开始增加。饥饿的群众似乎随时可能出现偶发性的暴力事件。

经济危机为团结工联的策略增添了复杂的因素。在成员蒙受苦难之际，工联自然不可能无所作为。然而，就工资与物价问题对共党政权展开抗争，却必然危及社会自由空间的拓展；而且，在经济原已无能支付外债利息的情况下，罢工只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寻求另一次的协议似乎是比较聪明的作法。团结工联若能约制其成员、消弭突发性罢工、说服工人增加每个月的星期六上班日数——甚至支持政府官员再次提出的涨价措施——工联即可要求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享有发言权。团结工联愿以秩序的维持换取权力。

但随着一九八一年渐近尾声，团结工联却偏离了其于一九八○年八月所设定的自我限制。自从列宁造船厂内的第一场厂罢会会议以来，每当政治要求暂受搁置，团结工联的活动人士都会自我节制。他们大多对苏联的掌控深恶痛绝，而且也多向往真正的民主。但只要能够让对手无从找到发动镇压的借口，稍做让步也不是不可接受。不过，在团结工联诞生一年后，其自制力已逐渐衰退。由于团结工联在全国皆享有极高的支持度，再加上国内怨憎气氛的推波助澜，反对阵营里的激进份子于是趁机大鸣大放。

最为强硬的言词来自于一个名为独立波兰联盟的民族主义团体。他们要求自由选举，而如此将终结共党的统治。至于这项理想果若实现，苏联将有何反应，曾在比得哥煦遭受殴打的瑞鲁斯基宣称道：「把苏联或实或虚的威胁纳入考虑，是错误的行为。」独盟的领导人坚决认为：「只要我们有行动的决心，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团结工联的领导人若要维持其领导地位，就不能够与最激进的思想落差太大。工联虽然不倡导推翻共党的政治独裁，而且也对「二次大战后出现于欧洲的权力体系」采取顺服的态度，却仍在十月初调整立场，指出拯救波兰的唯一方式就是「以民主和全民主导为基础，进行对国家与经济的改革」。地方政府必须民主化，全体公民在法律之前必须一律平等，而法官也必须独立不受干预。

就在团结工联忙着起草各式宣言并呼吁达成新协议之际，贾鲁塞斯基却带领着他的军官准备实施戒严——同时也评估手下军队的可靠程度。普通警察没有什么用处；其中有四分之一强皆是团结工联成员。军队里大多数由征召而来的士兵，则在隔离的环境下大量接受反团结工联的思想灌输——但为期两年的役期即将于十月届满，届时军队必须再度征召十五万名忠奸难辨的新兵入伍。为了安全起见，政府把这些即将退伍的士兵役期一律延长两个月。不过，无论如何，军队所扮演的也仅是次要角色。突击部队将由特殊的准军事单位担任，尤其是国内防卫武力与镇暴警察所拥有的十万名人员。这些人员不但生活优渥、与一般波兰人民彼此隔离，而且都经过强力的洗脑。他们对命令的服从是无庸置疑的。

虽然实施戒严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共党政权的策略转向却明白可见。自从夏末以来，官方媒体即已开始大肆抨击团结工联。与团结工联的会谈虽仍持续进行，但工联要求分享经济决策权的提议却遭否决。,政府似乎对经济情势下滑不以为意，而一再怪罪工联。同时，也有证据显示军队有不寻常的活动。到了十月下旬，政府宣布派遣部队到两千个村庄里去协助食物补给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一个月后，政府也派遣部队到大型工厂。十一月底，共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波兰国会授与政府紧急权限，包括禁止罢工的权力。最后，镇暴警察终于在十二月二日展现实力，对华沙一座遭学生占领的消防学院进行闪电突击——连直升机降落在屋顶上的手法都用上了。

事后回顾起来，共党政权亟欲关上团结工联为波兰社会打开的窗口，其意图至为明显。但当时整副心思都放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工联领导人却未曾注意到。他们大多看到了贾鲁塞斯基加强控制的举动，却没想到即将来临的打击有多严重。或许团结工联的领导人经过与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之后，已开始认为政府人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非残酷无情的冷血动物。又或许他们对政府领导人出身军旅感到安心，因为军人出身者必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波兰人而言，正确的选择就是绝不和波兰人自相残杀。犹如俄罗斯在一九○五年的那些先驱人士一样，他们的确不认为军队里的年轻士兵会对自己同胞开火。有些人也许抱着这样的想法：也就是一旦政府发动攻击，团结工联必可号召全面罢工，而在短短的几天内迫使政府屈服。

无论如何，除了囤积一些印刷器材以外，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对于戒严并无任何事先的因应准备。

他们虽然发动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最强大的群众运动，却只懂得在光明之中运作；而黑夜已即将降临。

「战争状态」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团结工联的全国协调委员会于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全体代表可谓名副其实地回到了原点，亦即列宁造船厂内的卫生安全会议室。华勒沙不改其一整年来的行径，依然劝导其它代表要小心，并对协议的达成抱持希望。他说道：「我以我拥有的全部权限在此宣告：我们支持协商……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冲突。」不过，其它人却认为工联必须对共党争取国会授与紧急权限的行为表达抗议。结果他们同意于十二月十七日举行抗议活动。

第二天，虽然全国各地的部队皆出现不寻常调动的传闻甚嚣尘上，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仍然持续进行。瑞鲁斯基照旧表现得最为偏激。他提议团结工联于次年初举行公投，以提供人民对共党政权投下「不信任票」的机会，同时也为团结工联组织过渡政府铺路。多数代表均投票支持他的提案。华勒沙环顾会场，明显对其同僚深感愤怒。晚间十点左右，与会代表接获通报指称格但斯克的电报线已遭切断。会议于午夜结束之后，来自外地的代表纷纷返回旅馆，当地代表则各自回家。

乌苏斯工厂一位二十七岁的技师布札克决定不回旅馆。他和另一位华沙代表杰纳斯到火车站去买了当晚回家的车票。他们在月台上发现镇暴警察包围了摩诺波尔旅馆，也就是委员会代表落脚的两家旅馆的其中一家。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们另一家旅馆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镇暴人员于一个小时后离关。布札克和杰纳斯随即回到旅馆去，而得知团结工联的委员会代表已全数被带走，同时安全人员仍在逐房搜索其它代表。他们回到街上之后，又听说华勒沙住所的公寓大楼以及工联的地方总部也遭到包围。他们约好第二天在一家教堂会面后，随即分头离开。

政府在全国各地皆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警方逮捕了数千名团结工联的活动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活动人士。主要城市均遭封锁，电话线与电报线均遭切断，军队并设立路障。军方接管电视台及广播电台。波兰人民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视，只见播报员皆是军人。媒体一再重复播放贾鲁塞斯基一篇二十三分钟的演说，并穿插一位钢琴家所弹奏的萧邦乐曲。贾鲁塞斯基指称团结工联在前一晚企图攫取波兰政权，因此为免波兰陷入灾难，政府已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国政将由一个称为「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团体掌理，其成员为二十一位高阶军官。军方将善尽爱国责任，终结「无政府状态」，并带动经济复苏。

政府颁布的其它命令如下：群众聚会及罢工活动一律禁止，团结工联「暂停运作」。每天晚上十点至早上六点实施宵禁。电话与信件必须受检。有危及国家安全之嫌疑的人士得不经审判而予无限期拘禁。重要企业由军方接管。旷职或抗命之劳工必须面临刑责。

团结工联若要发动抗争，即必须仰赖尚未遭到逮捕的活动人士。弗罗茨瓦夫的代表于星期六晚上搭上驶离格但斯克的火车，并在抵达早已满布警察的弗罗茨瓦夫车站之前跳下车；布札克和其它少数几人则逃过警方的搜捕行动而留在格但斯克。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士于星期日前往列宁造船厂，组成全国罢工委员会，并印发一份号召全面罢工的声明，声称唯有政府取消战争状态并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士之后，他们才愿意与政府协商。

星期一，列宁造船厂内一场霸厂罢工宣告展开。一两天内，全国各地也随之出现类似的罢工活动。但共党政权这次并没有兴趣进行谈判。反之，部队包围住工厂，以坦克车撞毁墙壁与大门，镇暴人员则冲进工厂里，先发射催泪弹，然后把罢工工人纷纷赶出户外，同时逮捕罢工领导人。他们随后并且关闭造船厂，以免再度遭到工人占领。格但斯克与格丁尼亚皆发生暴动，数百人因而受伤。后来只剩一千名矿工依然占领着深达一千呎的矿坑，但他们最后也在饥寒交迫之下而不得不放弃。于是，贾氏政权底下的精锐兵力便在全国各地取得了稳固的控制权。

团结工联一败涂地。四百多天来生根发芽的独立公民社会，其组织基础却在短短几天内遭到一位波兰军事统治者——深怕其政权会遭苏联大哥或团结工联敌手夺走——给－手摧毁了。成千上万名反对领袖以及活动人士遭到逮捕，而囊括了千万人的工联也随之消失于公众舞台上。

由于团结工联未能顺应其激活的政治改革，而无意间提高了戒严成功的机会。在一九八○年八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间，对于这个希望能够不动用武力而保住控制权的政权，团结工联已熟知该如何以非暴力冲突的手段加以对抗。藉由实际发动或威胁发动全面罢工，团结工联一再对共党提出三个选项：以持久战累垮劳工、以武力击溃罢工活动，或以谈判达成协议。疲弱的经济状况排除了第一个选项，避免重蹈一九七○年覆辙的想法则排除了第二个选项。政府每次都选择妥协，而团结工联便借着这些局部的胜利而拓展了波兰国内独立生活的空间。

不过，政府在一九八一年初已关始偏向不予妥协的立场，只是决策制定过程的保密以及领导人的持续在位掩饰了此－改变。到了年底，在苏联要求压制团结工联的压力下，贾鲁塞斯基只好放手打这场他一直希望避免的仗。政府展开突袭之后，工联便重施全面罢工的故技。然而，共党政权已从先前的交手过程中学得宝贵经验。十二月十二日的夜间逮捕行动即是抢在游戏开始之前就先把工联的领导人几乎全数扫荡出局。封锁道路与截断通讯的作法把罢工工人局限于各自的城市里，而包围工厂的军队与坦克车又进－步阻断了城市内的协调。军队袭击罢工工厂，甚至不惜造成伤亡。团结工联这次所面对的对手，远比以前来得狡猾。

冷战对夹处在东西两大强权之间的人民造成一种吊诡的处境，这次冲突里的波兰人民也不例外。虽然团结工联是共产阵营中出现过最强大的自由力量，华府的美国官员却未在提早获知贾鲁塞斯基的镇压计画之后对团结工联发出任何警示。美国总统卡特曾在一年前透过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他是土生土长的波兰人）向团结工联以及教皇警告，指出苏联可能会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入侵波兰，但这项警告并未成真。卡特之所以能够获知这种讯息，是因为波兰军方的作战部副部长库克林斯基上校是中情局的耳目。虽然库克林斯基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间依然随时待命，新上任的里根政府当中却没人——不论是国务卿、中情局局长，还是白宫内部一个由副总统布什主持的波兰情势应变小组——认为有必要通知团结工联有关贾鲁塞斯基的戒严计画。他们都过于关注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而忽略了波兰政府可能采取的行为。

团结工联如果事先获得消息，又如何能够闪避政府的攻势呢？最显而易见的预防方法就是广设安全处所、讯息传递人员，以及地下运输系统的网络，以备出现镇压征兆时立即激活，尽量把领导人与活动人士送往安全地区。另一项方法则是储备金钱以供紧急之用（工联的银行户头必然会遭国家冻结），并在工厂内部或四周储藏食物等补给品供罢工工人使用，以便在军队未发动攻击的情况下延长占领时间。

团结工联若能对其领导人和资源妥善保护，便有可能在初期的攻势告一段落之后转型为协调良好的地下运动组织。不过，团结工联从一开始就是公开而民主的组织，并不适合进行秘密行动。少数几名活动人士曾于一九八一年底试图藏匿金钱及印刷器材以备危急之用，却遭到工联内激进人士的讪笑。

如同一九○五年的俄国反对人士，团结工联并未试图破坏军队的可靠度，并未采行措施以促使军人对政府的镇压命令产生犹疑。贾鲁塞斯基自己认为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一九八○年十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道，贾鲁塞斯基担心「军队不会攻击波兰劳工」。实际上，镇压行动展开之后，博鲁斯维兹即认为格但斯克路旁故障的坦克车大概是不愿攻击劳工的士兵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有什么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他还看到一位前来列宁造船厂的战车兵眼里泛着泪光。

不过，贾鲁塞斯基早已对官兵施以反团结工联的思想教育，以防镇压命令在军中引起广泛的不满，而工联也未对此举加以反制。布札克于数年后称之为一项错误，并指出当时士兵皆以为团结工联「意图谋害政治人物及其儿女」。但正规部队主要仍只是扮演支持角色；攻击主力则由比较不可能出现叛变行为的镇暴部队以及其它精英部队担任。

对团结工联而言，在这场对决之中获胜也可能带来和挫败一样危险的后果。如果波兰政府无法凭借其一己之力完成镇压，结果可能不会是与团结工联再一次的协议。波兰军事统治者若遭到难堪的挫败，极有可能引起华沙公约的入侵。苏联认为团结工联的反对运动对共产统治是一大威胁，而这项分析也的确正确。因此，在一九八一年间，莫斯科绝不可能容许西边邻国对此一运动做出重大让步。

从一败涂地到圆桌会议

[缓慢瓦解]

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后，少数未遭逮捕的团结工联活动人士纷纷藏身于朋友及同情人士的住处，以躲避安全人员的搜捕。他们后来逐渐与彼此联络上，并拼凑成一个地下网络。格但斯克的网络核心组成份子为博鲁斯维兹、伯格丹·里斯，以及霍尔——霍尔是一份民族主义团体刊物的编辑。布札克伪装成铁路工人返回华沙；到了一月初，他已开始和其它反对人士会晤。类似的小组织也在弗罗茨瓦夫与克拉科夫出现。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团结工联已从原本拥有千万成员的公开团体变成仅有数百名追随者的地下组织。

到了一九八二年初，这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组织已透过讯息传递人员相互通联，而且也开始计画成立一个正式的全国性地下组织。四月间，伯格丹·里斯（来自格但斯克）、布札克（来自华沙）、弗拉西纽克（来自克拉科夫）齐聚一堂，并自称为「过渡时期协调委员会」。伯格丹·里斯与布札克反对采取中央集权式的组织；因为他们不愿让反对运动再度因为被擒首而瓦解。该协调委员会只设定大方向，真正的组织行为则由基层做起。

格但斯克与弗罗茨瓦夫的委员会决定在工厂内成立组织以反击戒严令。团结工联在尚未转入地下之前，即曾力促激进工人组织工厂内的秘密组织。伯格丹·里斯的盘算是，如果他们动员的地区够多，便能够发起全面罢工以迫使政府动用正规部队进行镇压，如此即可能激起兵变。另一方面，为了显示反对势力依然活跃，他们每个月皆安排十五分钟的休工活动，并计画于一九八○年格但斯克协议的周年纪念日上举行街头集会。

不过，一波逮捕行动扫除了弗罗茨瓦夫地下组织的若干关键部门，休工活动也只造成参与者遭致开除或被捕下狱。格但斯克集会的参加人数寥寥无几，而列宁造船厂在团结工联被正式宣告为非法团体之后发起的罢工，也因地下组织领导人反对扩大行动规模而草草结束。过渡时期协调委员会另于十一月十日筹画一场四小时的警示性罢工，但工人的反应不佳。一九八二年间的反对组织由于在戒严令的压迫下，不得不以阴谋组织的面貌运作，以致无法像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问采取公开运作及民主组织的团结工联那般，在工人的眼中取得合法性。地下反对组织因而必须重新思考其路线。

库隆在一篇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偷伦携出监狱的文章里，呼吁团结工联建构紧密的中央集权架构，并朝全国性运动的目标迈进，以备最终发起全面罢工以及「对所有信息与权力中枢发动同步攻击」。库隆析论道，时机一旦来临，反对阵营即应展现愿与政府协商的姿态，同时宣告其「对苏联的善意」，以避免波兰遭到入侵。

布札克和另一位活动人士库勒斯基并不同意。他们在地下刊物里力陈公开冲突会导致更为强烈的压迫，甚至可能引来苏联干预。中央集权式的反抗组织会遭到渗透而被瓦解。与其在短时间内动员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抗争，地下反对组织反倒应该进行「分区抗争」，同时有面对「长期苦战J的心理准备。所有反对势力应共同设计「一种对政府在生活中各面向的专断作为加以反抗的机制」。工厂内的组织人士应专注于工人权益的维护，必要时不惜采取罢工及抗议手段。教会应于教区内设立委员会以协助贫民以及因政治因素而遭解雇的人民。一言以蔽之，他们应当重拾一九八○年以前的反抗方式。

库勒斯基以战略性的言词论述这项主张：反对阵营既然无法一举取得主控权，便应谋求「体系的缓慢瓦解」。在非中央集权式的运动之下，握有权力的政府当局虽能掌控「空荡荡的商店，却无法掌控市场……虽能掌控国营媒体，却无法掌控信息的流通……虽能掌控邮政与电话，却无汰掌控通讯；虽能掌控学校，却无法掌控教育」。政府一旦失去对社会的掌控，即必须「逐步迈向自由化与民主化」。犹如布札克所言，这项战略「把规画反对运动的力量及形式的责任，从领导人身上转移到全体社会上」。

过渡时期协调委员会虽未放弃全面罢工的策略,但的确深为倚重布札克与库勒斯基的构想,而波兰人民也早已依循此一路线行事。一九七○年代劳护会对受害者援助的模式再度重现：工厂委员会收取会费，神父则为遭解雇的劳工募集捐款。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间遭到拘禁或在之后遭到逮捕的人士，纷纷获得丰硕的援助。一名囚犯写道：「我的家人获得许多帮助。我们有幸受到这个国家最美好特质的眷顾。」藉由这类举措，波兰人民维系了团结工联的精神。一位妇女获知她丈夫遭到逮捕之后，甚至因此而暂停办理离婚手续。她说：此事「关乎荣誉」。

独立媒体的元气也恢复得很快。作者、编者、印刷厂、发行商，都纷纷重拾过往的作法。地下委员会竞相出版自己的会刊及报纸；华沙委员会的报纸每周发行一万五千至四万份。布札克于一九八四年估计所有非官方报纸的读者总计超过一百万人。地下出版社NOWA依然欣欣向荣，员工超过两百人。飞行大学也重新出现。

波兰的统治者再度面临了一个积极自我组织以对抗压迫的反对势力。藉由提供自己的社会服务以及资讯传播，反对阵营并未侵扰共党政权，而是直接加以忽略。当然，这是一项老策略。不过，在戒严期间，波兰人民也采用了一种新的对抗方式，也就是抵制行动。政府于团结工联遭禁之后所成立的新工会正是特殊目标。过渡时期协调委员会倡议组成「拒斥阵线」（原为官方媒体自创的语词，用以指称拒绝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工人不得参加新工会，参加者应一律受到排斥。伯格丹·里斯说道：「他们一旦失去匿名性之后，就只有自承为叛徒的人才会加入国家设立的工会。」

官方媒体为抵制的第二个目标。波兰国内的顶尖演员大多数皆拒绝上电视，以致电视台仅能以谈话节目和回放节目填补播放时间。电台肥皂剧的制作人必须勉强设计剧情转折，以合理解释为何所有主角都几乎消失不见。和工会一样，抗拒抵制行动的人一律遭受抵制。对媒体的抗议活动有时甚至超越了供给面的操作：斯威尼克镇民刻意在播报晚间新闻的时问出外散步。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共党政权与反对阵营的冲突已形成僵局。在共党看来，镇压行动已告成功：监禁数千人以及取消公民自由的手段不但瓦解了团结工联，也使地下组织无法全面罢工反击。共党已除掉了一个多次迫使其让步的公开反对势力。不过，活动人士藉由策略调整而部分实现了库勒斯基「地下社会」的构想。国家不再有公开而具动员能力的敌手，但到处都有小规模的反抗势力，而共党政权的合法性也就在千疮百孔之下逐渐失血。

波兰的共党统治早在很久以前即已失去人民的认可，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军事镇压正是此一衰颓的征象。一九八一年之后活跃于各地的小型反对势力虽然无法加速最终崩溃的到来，却也代表了波兰未来的另一种希望，而且这种希望早就存在于人民的心目中以及生活中。一旦共党政权终于用尽各种选项，这些反对势力便能够随即接手，而以不同的模式基础重建国家。

讽刺的是，戒严令竟对共产党在波兰的优越地位画下了句点。贾鲁塞斯基并未试图恢复旧日荣景，而以安全措施作为维系控制权的主要手段。地下领袖一个接一个被捕入狱。。弗罗次瓦夫的弗拉西纽克于一九八二年十月被捕，接着是一九八四年六月的伯格丹·里斯，然后是一九八六年的博鲁斯维兹与布札克。贾鲁塞斯基也试图藉由表面上落实团结工联所要求的多项改革以收揽民心，同时声称宣布「战争状态」是为了维护一九八0年八月之后实施的改革成果。他也向工人保证新工会一定会赋予他们罢工的权利。官方媒体呈现各种不同声音，希望藉此争取知识分子对贾鲁塞斯基的支持，重现一九五○年代葛穆尔卡获得知识分子拥护的情景。贾鲁塞斯基也极力讨好教会，不但准许教皇于一九八三年再度来访，而且补助新教会的设立，并转播复活节礼拜仪式。

贾鲁塞斯基的自由化措施甚至及于他的老对手。华勒沙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获释出狱。两年后，自首的地下领袖（只有极少数这么做）也获得特赦。最后，在一九八六年秋，因戒严令而遭拘禁的囚犯全部获得大赦。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争取其它国家的好感，尤其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事件之后对波兰采取经济制裁的国家。

到了一九八六年底，贾鲁塞斯基的策略也因另－项紧急需求而必须加强推行：经济问题的初期症状需要以政治手段加以舒缓。商品短缺以及排队购物等情形又逐渐增加，眼见就要再度施行紧缩措施。不过，政府却将这次的价格上扬宣传为导因于基础经济改革，包括民营企业限制的放宽。共党政权开始寻求反对阵营中直率不惧威权之人士的支持，而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也逐渐成形：政府愿进一步开放社会自由，并与反对阵营领袖协商；反对阵营则应支持新政策。一位共党官员说道，现在反对阵营已获承认「在国内政治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胜利的席位

从一九八六年展望未来，还看不出苏联共产党的新领导人会在国内采行大胆的政经政策——[改革]与[开放]——之后,而对东欧同性质的演变予以谅解。当时仅可看出新一代的波兰工人——未及参与一九八○年罢工，而与反对阵营也无密切关系的年轻男女——已逐渐有能力发起足以迫使政府加快开放脚步的反对运动。

一九八○至八一年间的各个主要人物依然活跃于舞台上,但他们都已开始为自己编写新角色了。贾鲁塞斯基把自己视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这项比喻就一方面而言极为适当：他已褐开共党政权解体的序幕，不久后也即将瓦解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团结工联，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这个名称所指涉的对象已不再是一个足以领导百万人的群众运动了。「团结工联」现在意指－群前工联领导人与顾问，他们另行组织的政治阵线规模虽小，声望却依然崇高。即使地位已然下降，但在即将把波兰政治制度转型为多党民主的政治变革中，团结工联依然扮演了中心角色。

一九八八年四月，价格上涨问题再度出现之后，新一波的罢工运动也再次冲击波兰，但这次罢工的发起者并非团结工联。华勒沙说道：「我虽然不反对这次的罢工，但我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他也出面帮忙结束格但斯克一场历时九天的休工活动。煽动这场罢工的年轻活动人士对华勒沙这类运动中的「参议员」颇为鄙视，但政府却认为他们较具责任感。。四个月后，另一波罢工再度爆发，贾鲁塞斯基于是决定政府需要借助外力处理自己无法掌控的事件。

八月二十六日，贾鲁塞斯基向政治局表示，他希望无条件与反对阵营展开圆桌会谈。虽然强硬派坚决反对，但国防部长却在五天后私下告知华勒沙，只要他协助对罢工喊停，政府就会让团结工联合法化华勒沙眼见机会来临，于是出手协助。几个星期后,他受邀和共党工会领导人共同参加一场电视辩论会,而他便以他和善可亲的态度卸除了对手的武装。对贾鲁塞斯基而言,这场辩论会的失败极为有用——这下党内的顽固份子怎么能够再指斥华勒沙为狂热份子?

在一月的党员大会里，贾鲁塞斯基听到更多党员谴责与团结工联打交道的作法之后，便以辞职要胁党同意进行协商，而后随即离席。强硬派受到当头棒喝之下同意让步。于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在纳米尼考斯基宫里一张半径超过八公尺长的光滑橡木圆桌周围，二十九位共党代表和二十六位团结工联代表加上教会观察员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波兰面临的困境。一位共党代表事后针对工联成员评论道：「我们以前认为最偏激的人物，结果却是最理性的。」（贾鲁塞斯基后来甚至阅读米契尼克的著作，而认为他「忠于自己以及自己的原则」。）

对华勒沙、米契尼克、布札克、伯格丹·里斯、库隆，以及其它反对阵营的先驱人士而言，他们在圆桌会议上的座位终于让他们置身于国家前途的决策中心。他们于四月六日达成了他们热切渴求的目标。。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力。扩大新闻与集会自由。司法独立。以及自由国会选举。接着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团结工联将其群众支持度转化为选票，而在选举上对共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八月二十四日，「色姆」通过由马佐维奇担任以团结工联为首的联合政府总理，而终结了波兰境内的独裁统治。

一九九九年，在圆桌会议的十周年纪念日上，数千名波兰人在寒冬的冷风中排队等待进入纳米尼考斯基宫参观那间历史性的会议厅。－位曾经担任铁路工人的参观者说道：「这是我们自由的起源。」他说错了。他的自由起源于波兰境内上千个不同地点。举凡于一九七○年间有罢工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工会之处，举凡于一九七六年间有人提供食物或金钱给被捕工人的家人之处，举凡于一九八○年间有罢工工人放下工具而拒绝工作之处，举凡于一九八零年代期间有人阅读地下报纸之处，都是波兰人民自由的起源地。实质的权力早已出现移转之后，协商即造成了变革。,而在贾鲁塞斯基于一九八九年交出波兰议会的钥匙之前，他其实早就失去了对议会的领导权。

共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并不是波兰的非暴力反对运动唯一达成的成果。一九八九年间，东欧各地的共产政权相继垮台，甚至在仅仅出现自发性且缺乏组织之反对运动的国家亦然。即使没有劳护会、没有八月罢工潮、团结工联，没有库隆、瓦伦蒂诺维兹、华勒沙、布札克，波兰共党依然可能撑不了太久。这些名字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们激活了暴政瓦解的时代潮流，更是因为他们早在共党垮台之前即已重新唤起波兰的自主精神。

这条道路的第一阶段铺设于一九七○年代，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采取了直接的行动——协助劳工、出版期刊以及书籍、讲授课程。但劳护会与其它异议份子无法迫使政府接受权力的限制，以及建立自由社会的法治基础。这些目标必须仰赖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亦即一九八○年的八月罢工潮。波罗的海沿岸工人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即完成大规模的集结，从而唤起民众的支持，并且在工厂内与谈判桌上的策略运用都胜过共党。

团结工联自此成为所有波兰人的反抗媒介。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工会利用全面罢工要胁政府承认其存在的事实，并且准许其它人进行结社以及表达意见。如果说劳护会打的是一场非暴力游击战，以开创一小块独立空间的滩头堡，团结工联则算是获取人民的授权而拿下了一整片自由的海滩。在那一小段耀眼的时间当中，波兰拥有了自由的公民社会。在政府以镇压行动瓦解工联之后，另外又出现一支反对势力竞逐波兰社会的控制权。即使在戒严令之下，争取自力组织的努力也依然持续不休。后来，在一九八○年代末期，贾鲁塞斯基为了寻求挽救经济颓势以及遏止新一波动乱的方法，于是向团结工联所代表的另类势力求助——而他不久后即告完蛋。

这场改变波兰历史之运动的兴起过程，是自从甘地撼动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基础以来，人民反抗专恣暴政的力量最为庞大的展现。英国藉由招揽印度人合作治理，而掌控印度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同理，波兰共党也藉由吸纳改革人士以及孤立反对者，而得以抑制住不满的情绪——直到反对阵营发现另一种反抗压迫的方式，也就是与政府脱钩而与人民接轨，专制统治才终于寿终正寝。

布札克把哈维尔（VaclavHavel）撰写的〈无权力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一文视为他反对运动的理论基础。哈维尔认为必须依赖人民合作是独裁政权的弱点，因为独裁政权必须为此而编造各种谎言——而那些能够「活在真相中」的人则会激发「无比强烈、富有爆炸性，而且无可估计的政治力量」。继续活在「谎言之中」的人「随时可能......被真相的力量给唤醒」，而这些人一旦改变，真相也将摊开在阳光下——这个结果会经由[社会运动、突然爆发的民间动乱、在庞大僵化的权力结构里出现的激烈冲突……]而达成。

八十年前，甘地曾在南非说过，反抗者一旦采用这种「真理之力」——或称[satyagraha]——最后会使压迫者的权力流失殆尽。波兰的情况正是如此。华勒沙在造船厂里开创了一个独立空间，共党政权于是前来与他协商。布札克遁入地下，八年后，贾鲁塞斯基却邀请他和华勒沙等人协助重塑国家。一九八九年坐在圆桌上的反对人物之所以能够在会谈中占有一席之地，都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拒绝与政府合作——他们不再欺骗自己——于是他们便在自己的生活中以及职场上开创了空间，而使真理成为行动基础。

他们如此做的同时,也拒绝采取暴力手段。哈维尔说真正的异议份子[必须对以暴力造成变革的想法抱有根本上的敌意]。布札克则拒绝「一切暴力行为」。即使面对暴力之时也一样吗？一九八一年格但斯克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一位工人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已做好背负十字架的准备。一旦遭遇攻击，我们将以自己的双肩承担坦克车履带的辗压。」

二十世纪的武装解放运动经常把挥枪赴死的烈士——世界各地的格瓦拉式人物（译注：格瓦拉是游击战专家，因协助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解放古巴而闻名）宣扬为抗暴的象征，但这些斗争行动都没有带来自由。在团结工联多年来所举办的典礼与游行当中，他们唯一标举的人像就是教皇，而他对波兰人民最具煽动性的训谕就是：要当个「不合作主义者」。至于团结工联最常使用的装饰物——摆在工厂大门与纪念碑前献给领袖或英雄人物的物品——则是花环与花圈。铁锤和镰刀、法西斯（译注：此处系指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标志，亦即一束以红带捆绑的棍棒，上端露出战斧的斧头）和紧握的拳头。。这些都是革命的象征符号，而且其中每一项都可作为武器使用。花朵则不然。

唾弃独裁者极为容易，但唾弃独裁者最喜爱的工具——暴力-则没那么容易，尤其是遭遇暴力威胁的时候。不过,扬弃暴力会带来回馈,亦即达成提高目标的力量。波兰的劳工依然记的,他们在一九七○与一九七六年间纵火焚烧党部大楼之后，所获得的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团结工联真的藏匿武器而遭发现，一如布里兹涅夫要求卡尼亚予以栽赃那般。,又如果布札克组织了暗杀小组以刺杀共党领袖。,则共党内的强硬派于一九八九年指斥布札克等团结工联领导人物为政治罪犯时，贾鲁塞斯基会对他们的说法不屑一顾吗？犹如甘地对印度人所言。。你怎么栽,就怎么收获。

虽然弃绝暴力的最终报偿在一九八○年八月时还看不出来，但随之而来的风险却明确可见。列宁造船厂内的每一位罢工工人都明白，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政府、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瞩目。如果他们在造船厂厂长首次因计谋而取胜之际，便将他痛打一顿而扔到街上，共党政权有可能会再回到谈判桌上吗？后来假如团结工联煽动比得哥旬的群众,并教唆他们攻击警方,戒严令是否会更早实施,且被视为是对社会动乱的合理因应措施?发动暴力的人通常必须付出蒙受耻辱的代价。而且,如果血腥的叛变取代非暴力行动而成为反抗运动的高潮，则在「战争状态」之下的那许多年间，共党政权还会看起来那么面貌僧恶，而团结工联那么殊值赞赏吗？华勒沙于一九八三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全世界对波兰人民运动的祝福，也是对那些横加阻挠之人的又一次谴责。

参与圆桌会议的人员都感到自己的肩上背负着波兰的命运。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站在历史潮流上的,已不再是国家的官员,而是人民的领袖了。在二十年间，历史潮流推进的速度一度增快，而后减缓——然后又再次转快。把共产主义扫地出门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暴力,而是源于波兰人民直接在独裁统治之下建立的公民社会。这股力量发自异议人士聚会之处的每一座教堂、罢工工人占领的每一座工厂，以及藏匿地下组织成员的每一幢房屋。

虽然波兰政府属于当代最凶残之暴政集团的一份子，但波兰人民为了在共产波兰的土地上栽植自由的藤蔓，一九七○与八○两个年代的人民运动依然正面挑战共产政权。从斯大林清算农民以至波布在柬埔寨进行的种族屠杀可见，即使不是为了达成共产主义原本的理想，独裁者仍可仅以共产主义之名而灭绝整个种族。波兰的统治者还不至于那么残暴，但对于挑战共产政权的人而言，坐牢的滋味可不是对反对运动的激励。不过，波兰的反对运动在对抗政府上订立了明确的目标，一面号召民间广泛的支持、争取教会以及外国的协助，同时避免采取会立即引来镇压的策略，而其对罢工与自力组织的运用,也达到非暴力运动史上的最高峰。整个运动唯一严重的疏漏，就是没有做好因应军事镇压的准备。

布里兹涅夫虽然对波兰国内的实际状况一无所知，但他把团结工联视为一把直指共产帝国心脏的短刀，却是正确的看法。团结工联拒绝遵从共党的领导，违抗国家的命令，并且要求以波兰人民的集体意志——而非政府的命令——作为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决定基础。团结工联甚而大胆地以经济混乱、政治僵局，以及国际毁誉等条件要胁政府接受其要求。团结工联以这一切行为改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而无需夺取任何一位波兰共党成员的性命。团结工联若以夺人性命为手段，则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掌权。

★ 2－5、丹麦、荷兰、罗森街：抵抗纳粹 ★

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丹麦：另类战争

「他们占领了丹麦」

一九四○年四月九日破晓时刻，晨曦依然照耀在丹麦的水道与城市上，丹麦人却已不再拥有自己国家的主权。德国军队于前一天晚上侵入丹麦，迅即横扫哥本哈根岛、日德兰半岛，以及菲英岛等地的丹麦守军。首都也在转瞬之间陷落。运兵船「汉撒丹泽号」长驱直入市中心，德国部队也在五点前攻占俯瞰港口的古老要塞「堡垒」，不费一枪一弹即捉拿了七十名丹麦士兵。

就在地面部队入侵之际，德国轰炸机也低空飞越丹麦首都，连居民都可看得到机身上的纳粹空军标志。从轰炸机上投下的传单声称德军前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英军入侵」，不过这个举动主要是要吓唬当地居民，使其臣服于德军的占领。布伦是一位住在哥本哈根的店员，他记得「德国飞机飞来……我们下床到窗边往外看，就看到了他们。突然间，我们知道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已经占领了丹麦。」

希特勒的大军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占领波兰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一位军事战略家或者世界领袖能够提供丹麦任何抵御德军侵略的能力。丘吉尔于一九四○年二月说道：「如果丹麦在纳粹的攻击下投降，我也不能怪他们。另外两个同属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挪威与瑞典，至少还和那头饿虎隔着一道水域。但丹麦却和德国紧紧相邻，以致根本不可能提供援助。」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X）和丹麦政府都明了国家所面临的危险，而将希望寄托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上。希特勒自己也在十月六日一场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强化了德国善意的假象。他表示德国与丹麦已经建立了「一个忠诚而友善的伙伴关系」。不过，世人后来才发现，纳粹比较喜欢把伙伴变成家臣。

丹麦人在一九三九年间还看不出这一点。大战爆发之后，丹麦是全欧唯一裁减军力的国家。在德军入侵的那一天，丹麦军队人数总计不到一万五千人，仅为原本数量的一半稍多而已。不过，德国虽然占有军力上的优势，德国战略家依然精心策画这场侵略行动，因为他们知道丹麦军队若采取一致的抵抗行动，便可能打乱德国的攻击时间表，从而阻碍对挪威的同步侵略计画。因此，他们必须施展大规模的攻击。负责攻占哥本哈根的德军营长曾于五天前亲临丹麦首都进行侦察。他乔装为普通商人，勘查港口之后，便选定一个适合主力运兵船靠岸的停泊处。他接着前往当时为丹麦陆军参谋部所在地的「堡垒」。

卫兵热诚地欢迎这位好奇的商人，而把他带去见他们班长。这位班长于是带他参观参谋部本部、通讯中心，以及要塞的两道大门。他离开之时，已对侵略行动的成功满怀信心。德国军队展开突袭的前一天晚上，侵略特遣部队的参谋长希默将军前去拜访德国驻丹麦公使伦特芬克，请他在几个小时后转交一份外交照会给丹麦政府。这位身分尊贵而与丹麦有密切关系的外交官深感震惊。他所须转交的照会是一份最后通牒，内容是要求丹麦臣服,同时声称德军要来保护他们，以免盟军战机把斯堪地纳维亚变成战场；此外，德国虽然不怀敌意，但如果有抵抗行动，依然会遭到敉平。照会里还提供另一项安抚人心的条件：德国对「丹麦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会加以干涉。

阿玛利恩堡（AmalienborgPalace）外回荡着枪声，国王克里斯蒂安则召集部会首长在宫中商讨对策。总理斯陶宁及外长孟赫都主张顺服。国王在早晨六点前几分钟同意他们的主张。不久后见到丹麦国王的希默将军说他看似「肝肠寸断」，但依然「神色若定」。丹麦国王表示，他和他的政府「愿意采取一切可能的作为……消除德国部队与丹麦之间的摩擦。他希望能够让他的国家免于更多的不幸」。

随着那一天的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丹麦人民只觉得难以置信。斯陶宁在一项呼吁中敦促人民遵守法律，并以「正确的」举止对待德军部队。他说明道：「丹麦政府以极不情愿的心情决定依占领状况引导国内形势。政府衷心相信我们的作法让国家得以避免陷入更为悲惨的命运……而我们必须仰赖人民的合作。」

这只是顺从，而非投降——这项政策诉诸的是一种自欺的想法，认为国家虽然遭到占领，却仍未被征服，而依然拥有主权。这种「合作的政策」也是为了尽量保有国家自主空问而采行的策略。丹麦史学家劳铃后来说道：「我们原本可以在四月九日展开英勇的自杀性行动，但『存活下去』却成了主要目标。」不是每个丹麦人都同意这一点。丹麦驻美国大使就自称是「自由」丹麦的大使。一般咸认这是头一起反抗行为。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会升高为卷入数十个国家与数千万人的世界大战。丹麦领导人以为战事不会持续太久，而且可能会导致全欧统一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发展，那么德国对丹麦主权的承认便可能成为丹麦的保护伞，使其不会遭到德意志帝国的并吞。因此，与德国合作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法。另一方面，德国也希望保有丹麦的顺服，以便利用其劳工、农产品，以及自然资源。为了让丹麦的纺织品、军用品，以及食物能够流入德国，不强力兼并丹麦而反倒支持哥本哈根政府显然是谨缜的作法。

为了谋求丹麦境内的和平，德国已准备好要以截然不同于对待其它占领国的方式对待丹麦。纳粹国防军官员禁止手下士兵购买丹麦的配给商品，并且停止发行一份德国军方报纸。一份军中通告告诫士兵以庄重的态度对待丹麦妇女及少女、避免政治纷争，尤其要记得丹麦人并非敌人，而是在纳粹种族阶级里占有特殊地位的民族。柏林要把丹麦当成「模范保护国」，以向世人证明德国并非野蛮国家。而且，只要丹麦人温顺服从，德国就只需要派驻少量部队维持控制。

许多丹麦人觉得侵略行动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表示至少不会爆发全面的战争，而国王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也显然是理智的作法。丹麦虽然也有法西斯党及民族主义政党，但其国内良好的政治风气不但让激进份子的数量维持在少数，也不至于像欧洲其它遭纳粹占领的国家那般在街头上出现意识形态分明而激烈暴力的冲突。丹麦的国家建制既然没有遭到改变，而至少象征了丹麦主权的完整，因此也就没有急迫需要抵抗德国的动机；就某一方面而言，直接抵抗就是不愿服从。

然而，许多丹麦人依然对于自己的国家不战而降感到羞耻；许多人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太快屈服了。丹麦与德国为了什列斯威（丹麦最南端的省或德国最北端的州）曾僵持不下数百年，而导致一八六四年的丹麦——普鲁士战争，结果丹麦战败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人在当地虐待丹麦人的行为更是加深了丹麦的敌意。因此，在丹麦平静的表面以及官方的顺服之下，仍有一股悲痛的气息。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彭迪克回忆道：「那时几乎没有实际的抗争行动。不过……你已能够感觉到，丹麦人不会欢迎德国人的到来。」

「何谓好国民？]

德军入侵之时，席尔是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学生，与父母同住在西兰岛西部小镇斯莱格思里。四月九日，他在上学途中目睹许多令他深感惊异的景象：镇民对新来的士兵极为友善，而且对一支露天演奏丹麦音乐的德国军乐队报以热烈掌声。他买了一份当地报纸，上头刊载着国王的谈话，要求全体国民当个好国民。他自问道：「何谓好国民？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敌人占领的状况下，一个好国民会怎么做？」

席尔回家后把自己想出的答案写成「丹麦人的十诫」。他用打字机打了二十五份，内容如下：

一、切勿到德国及挪威工作。
二、为德国人做事，应把事情做不好。
三、为德国人做事，应该减漫速度。
四、你应该破坏重要的机器和工具。
五、你应该破坏所有可能对德国人有益的物品。
六、你应该让所有运输系统误点。
七、你应该抵制德国和意大利的影片及报纸。
八、切勿到纳粹的商店里购物。
九、你应该不留情面地对待叛国贼。
十、你应该保护所有遭德国人追补的人。加入解放丹麦的斗争吧！

席尔接着列出一份斯莱格思居民当中最具影响力之人士的名单，其中包括镇长、银行家、医生，以及记者。第二天夜里，他骑着脚踏车前往这些人的住处，而把「十诫」塞进他们的信箱里。他很快就察觉到，他的丹麦同胞在公开场合对德军的礼遇其实掩饰了内心强烈的反抗精神，而席尔则找出了表达这股反抗意识的新方法。

他伙同朋友在德国车辆及军车的油箱里放入糖，并且抄写反德传单邮寄给国内各地的高中学生。不久之后，他的「十诫」已广为流传，后来在丹麦人展开全国性抵抗运动之后，更是成为丹麦人的圣物。

五月，有几个青年团体齐聚于哥本哈根，在神学教授柯贺的指导下，成立了丹麦青年协会，全力保存丹麦的主体性以及民主价值观。柯贺也在教授丹麦历史的课程中，强调全民团结对抗德国及丹麦纳粹份子的必要性，而吸引了众多的听众以及大篇幅的新闻报导。他指出，虽然丹麦国家遭到占领，但丹麦民族的力量与正当性并没有因而消灭。

这股方兴未艾的国家精神风潮，在通常为大型地方性活动的社区歌曲节上最能够公然展现。七月四日，奥尔堡附近约有一千五百人合唱赞歌，内容描述一八六四年丹麦与德国的战争，歌咏士兵的英勇，也哀叹他们遗留在身后的女子。从八月至九月，共有七十五万人在类似的歌曲节上高歌。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国王七十大寿上，成千上万名民众涌上哥本哈根的街头向这位国家的象征人物高唱生日快乐歌。布伦回忆道：「这么多人聚集在哥本哈根周遭的公园里单纯唱歌，实在是对德国人的一大挑衅。」

正面挑战占领行动不免违反政府的合作政策，但彰显丹麦人荣誉和特性的文化活动就可以利用其表面上的非政治性而大肆举行。不过，在这个弥漫沮丧情绪的时刻，这些活动依然隐含了对德国支配行为的抗拒。虽然真正的抵抗运动必须迟至一九四一年才会成形，但这些歌唱会以及各种日常的象征性抗议行为却奠立了抵抗运动的心理基础、犹如三十多年后共产波兰的情况。在反对行为尚未成为正式的运动之前，波兰的激进劳工以及异议知识分子的活动，即先为反对势力开创了社会空间。

丹麦的记者也在抵抗运动的初期预备阶段扮演了角色。德军入侵之后不久，德国新闻专员即亲自拜访丹麦外交部新闻处，以确立基本的出版规则：所有外国新闻及社论都必须事先得到许可；不得对占领军有所批评；各种军事新闻都必须经过事先批准才可刊登。不过，向来习惯享有完全自由的丹麦媒体，对这些规定则表现出不太含蓄的鄙夷态度。《特刊》晚报以隔行印刷暗示读者要读出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卡伦堡电台以及哥本哈根电台的播音员每次播报经过审查的战争新闻，总以明显的讽刺语气宣读其标准开场白：「现在播报最新的德国公报，」以及标准结尾：「最新的德国公报播报完毕。」丹麦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拥护并强调丹麦主体性的激昂情绪，只差没有和占领军正面冲突而已。全体人民自行提起士气，政府则与侵略者合作。随着一个个星期过去，德军看似愈加所向无敌。丹麦沦陷后不到六个星期，德军就又接连攻占了荷兰、比利时及法国。欧洲主要国家只剩下英国能够抵御纳粹战争机器。

「打倒叛国贼！］

丹麦纳粹党受到德军连战皆捷的激励，又获得德国纳粹的慷慨资助，于是在一九四○年六月试图在哥本哈根发起政变。政变没有成功，不过丹麦领导人却因此着手预防政府再度遭受纳粹染指。七月二日，五个政党合组一个称为「九人委员会」的国会团体，就此成为政府的真正决策中心。部会首长都被逐出政府，包括主导合作政策的外长孟赫也不例外。不过，孟赫虽然遭到撒换，他的政策却保存了下来。

新任外长史卡维尼斯先前即曾担任过这个职务，而且在一次大战期问曾任驻德大使，当时丹麦为中立国。史卡维尼斯虽然高傲又不受欢迎，却因个性务实而被认为足以和柏林的野兽打交道，他执行合作政策的态度毋宁是较为听天由命的。他虽非德国的支持者，却认为德国会赢得战争。因此，他的目标就是要避免国家受到德国压迫。

史卡维尼斯的态度明显倾向丹麦的新主子，而声称丹麦「无论如何皆不应同其南边的伟大邻居起冲突」。他赞扬德国在战场上的胜利，断言「欧洲的新时代」已然展开，并且呼吁丹麦人民与德国进行「双方的积极合作」。这种逢迎的作法助长了丹麦纳粹党人的气焰，他们于是要求国王撒换史卡维尼斯以外的所有部会首长，而由纳粹党人或者其它「通晓新时代」的人士接任。国王拒绝这项要求，但丹麦政府仍然对德国百般奉承。一九四一年初，发表可能损及丹麦外交关系的公开言论必须负担刑责，即使是私人谈话也可能导致牢狱之灾。新颁行的法律授权政府对「占领军的敌人」处以无期徒刑。

德军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德国要求丹麦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且逮捕丹麦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丹麦领导人于是陷入困境：屈服这些要求不免更进一步剥夺丹麦人民的宪法权利，但不照做又可能会促使德国自行逮捕共党人士。保守派的人民党坦承该项要求「与丹麦一向的正义概念有所冲突」，却也同时指控共党人士犯有「恐怖与破坏」的罪行。丹麦国会于八月宣告丹麦共产党为非法政党，警察随之逮捕三百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三名国会议员。丹麦国内的自由已遭到压缩。

就在东边前线的战事持续不休之际，希特勒决定要把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线扩及全欧，而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邀请」丹麦加入这场战役。在一场紧急会议上，丹麦的部会首长全都含糊其词。伦特芬克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再度向丹麦提出这项邀请：「丹麦必须立即签署这项协定。否则……丹麦将被视为敌国，并面临无可避免的后果。」史卡维尼斯于是前往柏林签署了这项协议。

第二天，哥本哈根的学生齐集于阿玛利恩堡广场，先游行至丹麦纳粹报社，接着又走到国会。伦敦的《泰晤士报》报导：「他们无视于警察的存在，而在城里许多地区进行示威，高喊着『打倒史卡维尼斯』及『打倒叛国贼』。警方使用探照灯、以警棍驱打群众，而且击发数枚空包弹，才总算封锁住......通往德军总部的道路。」史卡维尼斯从柏林返国时，必须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以防更多示威活动因此而起。

德国与丹麦政府都对这一切事件同感惊讶，丹麦政府也因而不得不正视合作政策不受民众支持的事实。丹麦政府虽于几天后谴责抗议人士，内阁却也私下决定，如果德国坚持在东边前线征用丹麦部队以及军事物资，或者要求订立反犹太人的法律，丹麦政府将予以拒绝。不过，丹麦政府这一点小小的骨气在几个星期后即告消失殆尽，而被迫交付德国海军六艘新鱼雷舰。丹麦政府也未采取措施阻止德国征召丹麦兵。不久之后，丹麦役男就全部受征召进入了丹麦解放军。对占领军的响应不再只限于歌唱会或者街头游行；现在的抉择是要和他们并肩作战，抑或对他们展开抗战。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采取行动」

一九四二年初，丹麦人民开始以实际行动甚至破坏行为挑战德国。一个由奥尔堡的小学生组成的团体，自称为「丘吉尔社」；他们的口号是：「大人如果不采取行动，就由我们来吧!]。该团体的一位领袖回忆道：「我们有一个反纳粹的标志，是每个笔划尖端都有箭头的骗字型。我们在墙壁、楼梯等各种地方漆上这个标志。我们最大的成就是烧毁一列满载战争物资的货物列车。」最活跃的破坏团体是由共党份子领导的，他们在德国对苏联展开攻击之后即转入地下活动。他们的组织名为K0PA（共产游击战士），专门袭击生产战争物资的小型工厂。几个月后，非共党人士也获准参加，而组织名称也改为BOPA（中产阶级游击战士）。他们的行动虽未造成可观的损害，却使得合作政策趋于复杂：政府如果镇压破坏份子，则会使其原已日益下滑的支持度更加低落；若不采取行动，则会激怒德国主子，而丹麦政府的存在端赖德国的容忍。

与此同时，新兴的地下媒体也开始鼓吹反抗占领军。《自由丹麦人》于一九四一年秋天开始发行之后，反德政治人物也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自由丹麦》，同时也有其它报纸陆续出现。许多参与人士都是没有新闻从业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只有几台打字机以及老旧的复印机器。经费、纸张、油墨，以及可靠的助手都得来不易，能够掩人耳目的运作场所更是绝无仅有。不过，地下媒体迅即发展成熟，而且政府从未能成功压制。一九四二年底，非法通讯社「讯息社」开始提供各种报导，搜集自BBc、瑞典、丹麦政府部会，以及未曾经过审查的新闻来源。在一九四三年，各种非法出版品的发行量总共高达两百六十万份，非法媒体协调委员会以及联合新闻编辑室也因此成立。

席尔和友人离开斯莱格思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就读之后，也一同加入了出版行列。他们弄到一部老旧的复印机，而成立了「学生新闻社」。他们不久即开始出版非法书籍，以厚纸版装订，而在自己的公寓及家中进行发送工作。史坦贝克（JohnSteinbeck）所着的《月亮西沉》（TheMoonisDown）极为畅销，收录丹麦政府及军方在德军入侵时期的会议文件的《白皮书》（WhiteBook）也不遑多让。书中披露政府的妥协作为，令许多丹麦人为之震惊；该书销售量超过两万本。辑录希特勒演讲稿的〈元首语录〉，封面上绘有一幅希特勒骑着白马，手持骗字型旗帜的逗笑图画。有两千本寄至德军的邮政信箱；纳粹认为该幅图画有戏谑之意，而大感愤怒。不论在印刷品或在公开场合上，抵抗与不合作都成为丹麦人对占领军的主要响应方式。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斯陶宁总理的国葬典礼上，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厅里涌入一万两千多名前来致意的民众。由于克里斯蒂安国王预定要出席，因此会场内出现骚动之时，所有人皆起立注视他们爱戴的领袖。不过，进入会场的却是德国公使伦特芬克。一位观察家记述道：「实在难以描述群众坐下的速度有多么快。由于会场很大，因此他们的动作有如涟漪一般，随后成为一场独特的静默抗议活动。」国王终于抵达之时，随即受到群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由于克里斯蒂安国王是丹麦传统的象征，因此他便成为关键的社会与精神代表人物。战前，他每天都会骑马穿越哥本哈根的街头，而这项举动在占领期问也没有中断。他骑马上街时没有随扈护送，而民众都会守候在他行经路线的道路两旁，或是鼓掌欢迎，或是上前与他握手。德军士兵也会立正致敬，但国王总是把目光转向别处。哥本哈根主教说道：「他是我们的支柱，他使我们团结，他引导我们。」

穆勒是另一位丹麦的精神领袖。他是奉行不合作主义的国会议员，德国曾于一九四一年施压逼迫他辞去商务部长的职位。后来，由于他依然持续在地下报纸以及群众聚会上批评德国政策，伦特芬克于是要求丹麦政府撒销穆勒的国会议员资格，并且禁止他发表反德言论。丹麦拒绝照办，因此德国决定逮捕他。不过，他却逃到了伦敦，而在抵抗运动期间不断透过电台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说，大力鼓吹丹麦人违抗德军。

一九四二年八月，德国要求丹麦政府扩大媒体检查作业并对抵抗人士判处死刑，以抑制日益勃兴的抵抗运动。丹麦政府虽然拒绝这些要求,却也对抵抗运动发表谴责。几天后,穆勒透过BBC向他的同胞提出一道不同的呼吁,一道较为符合其祖国精神的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采取行动。我们有责任专注于一种行为上,一种对德国伤害最大的行为......尽你的责任-做好你的工作。]

侮辱言行，选民徽章，罢工活动

由于丹麦人民的违抗精神日益强烈，希特勒于是认定丹麦即将爆发反叛行动。此时，英美两国正在对北非侵略计画进行最后确认，希特勒则一心要阻碍盟军的行动。诸如丹麦这种可能发生的分裂情形，都必须事先制止。于是，希特勒决定改变德国与丹麦的关系；不过他需要一起挑衅事件来使他这项举动看来合理。

他的需求终于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克里斯蒂安国王的七十二岁生日那天实现。希特勒发电报向丹麦国王贺寿并表达祝福之意。克里斯蒂安却回以冷淡而简短的答复：「由衷感谢。国王克里斯蒂安。」希特勒把这项对他个人的冒犯言行解读为丹麦不合作的象征。于是，他召回伦特芬克，要求丹麦提供三万名青年为德军效命，并扬言驱逐丹麦政府。伦敦的《每日电讯报》的头条写道：「希特勒即将接管丹麦。盖世太保摩拳擦掌，克里斯蒂安王位岌岌可危。」

德国又另外派遣两位纳粹党羽向丹麦施压。汉尼根将军奉派接管军队。纳粹的老官僚，党卫军总管贝斯特博士，转任德国驻丹麦的全权大使；希特勒与他单独会面时，指示他「以铁腕统治」。柏林政府的最后一项命令，则是把向来受到纳粹喜好的丹麦外长史卡维尼斯任命为总理。他迅速在内阁里布满了亲德人士。丹麦民众原本就毫不掩饰对他的鄙夷，现在更是到处发起抗议及示威活动。

贝斯特决心维系住丹麦的「提供补给的意愿」。他认为赢得战争是第一优先目标，而镇压措施只会刺激抵抗运动加速发展。这种想法造成他与汉尼根的对立冲突，但除非柏林另有指示，否则贝斯特握有最终决定权。他于是着手拓展与丹麦议员的友好关系。在一份涵盖他上任头几个月的报告里，他提及丹麦人民对战争「厌烦至极」，丹麦对德国的输出物品数量扬升，而工农生产力也双双提高。柏林赞许有加，不过贝斯特其实粉饰了实际状况：在表面底下，反对占领军的情绪极为强烈。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贝斯特准许丹麦举行国会选举——这是他的一大失误。德国希望藉此证明其对受占领国家的自治权极为重视。虽然丹麦共产党敦促选民投下空白废票以示抗议，其它政党却极力争取选票。大多数的抵抗团体都力图促成民主政党的联盟。「丹麦青年合作运动组织」发出一百多万个印有国旗及「已投票」字样的选民徽章。佩戴这只徽章不仅是种象征性的举动，也使得有意放弃投票权的人感到羞愧。结果，投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五，为丹麦有史以来最高记录。政党联盟获得超过百分之九十四的选票，在国会的一百四十九个议席中赢得一百四十一席。丹麦纳粹党仅勉强拿下三席。

贝斯特把纳粹党的表现欠佳归责于丹麦纳粹党领袖克劳森的无能。他没能理解这场选举的意义：丹麦人民藉由选票清楚表达了对本土民主的渴求以及对外国支配的排斥，因此是德国的一大挫败。在二十世纪里，所有的专制政权对于举办选举可能带给群众运动的主体力量！以及强化反对势力的潜力！大多无法理解。

抵抗人士愈来愈把抵抗运动视为丹麦人民藉以影响战争发展的机会。BBc加紧宣传动作，力促丹麦与德国决裂。有人列出黑名单，而在电台上广播涉及亲德言行的丹麦人士姓名,这不禁令人想起与英国政权合作之印度人士所受到的羞辱。盟军战胜的消息，尤其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大败，都有详尽的报导，以激励丹麦人起身反抗。

这一切都助长了更多的破坏行动。七月有九十三起事件，八月则有两百二十起。「霍格丹斯克」是主要的煽动团体，其名称取自于一位丹麦传奇英雄的名字，每当国家有难，他就会从沉睡中醒来。里勒伦说明自己协助成立这个团体的原因：「我实在不想再看到街上充斥着德国人了。我当时沿着哈罗德大道骑车......看到一连士兵搭车经过时，我的情绪就爆发了。我向他们吐口水，结果就被几个警察抓住，带到警局......我当下决定，如果我再次遭到逮捕，一定要先对德国人造成伤害。」不过，对这些侵略者伤害最大的并不是破坏行动。

工人在各种积极抵抗行为的鼓舞下也开始罢工。丹麦人对这种抗议方式并不陌生：要求宪政改革的劳工领袖曾于一九二○年发起一场全国总罢工（而导致内阁与国会的决策权力扩大）。现在，抗议的目标变成外来的敌人。一艘在奥登色进行维修的德国巡洋舰遭到破坏攻击之后，驻守该市的德军指挥官即派军进入造船厂内，造成造船厂工人集体罢工。丹麦人民和鲁尔地区的德国工人一样，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被迫为外国人工作。罢工消息传到市内其它工厂之后，所有工人便一致加入罢工行列。

罢工风潮从奥登色扩散至日德兰半岛西岸的艾斯堡海港。当地一间渔货仓库的工人出走事件演变为遍及全市的「平民罢工」。包括渔民、警察、消防队员、办公职员，以及公务人员在内的所有市民，都一同停止工作，关上家门，齐聚于市中心。德国当局愤怒之余下令施行严格宵禁，但民众却不予理会。群众涌上街头，扬言不解除宵禁就不回去工作。德国当局终于在五天后退让。两天之后，奥登色又爆发另一场罢工，抵抗运动也随之扩展到较大的城市，包括奥尔堡和阿胡斯。部会官员、奥登色市长，甚至工会领袖都恳求奥登色的工人恢复工作。但工人已目睹罢工行动对德国士兵及行政当局所造成的困扰。如果德国需要丹麦经济正常运作，丹麦工人就会尽全力造成经济停滞。

奥登色的罢工民众后来转趋暴力。一名德国士兵受到一群愤怒群众的进逼之下，不禁拔枪开火，造成一名小男孩及其它三人受伤。群众在激愤之下一涌而上，把该名士兵殴打至死。希特勒听到这项消息之后，立刻下令奥登色向德国军方缴交一百万丹麦克朗（译注：丹麦货币单位）罚金。德国当局同时也对奥登色实施宵禁，关闭一切剧院及电影院，并且扬言若不交出「殴打德国军官」的人，便将发动逮捕行动。

贝斯特对罢工风潮极感尴尬，因此一再要求丹麦政府加以控制。丹麦内阁与国会于是共同提出回归「平静与安定」的呼吁，但工人决定追随抵抗运动领袖，而对该项呼吁置之不理。贝斯特被召回柏林说明丹麦的状况。他建议持续采取温和手段，并且辩称罢工活动只是单一事件。不过，向来倡议采用军事手段的汉尼根将军这次占了上风。在罢工与破坏行动大肆蔓延、战况又转坏的情况下，希特勒终于同意汉尼根将军的作法。除非丹麦人民接受严苛的新条件，否则德国当局将宣布进入紧急军事状态，而由汉尼根接管丹麦。

「转折点」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德国对丹麦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宣布紧急状态并颁行八项措施！罢工活动、五人以上的公众集会，以及室内或户外的私人聚会一律禁止；实施宵禁；没收一切武器；把出版检查权交给德国当局；成立简易法庭审理违犯此中规定的行为；阴谋破坏、违抗德军，以及持有武器等行为一律判处死刑。简而言之，丹麦必须遏止一切反对声音以及抵抗行为。

这项最后通牒遭到断然拒绝。丹麦政府答复道：「施行德国的这些要求将使政府无法平抚人民的情绪。」合作政策至此已告终结。史卡维尼斯于是率领内阁总辞。德国部队随即于第二天占领火车站、发电厂、工厂，以及其它重要设施。士兵进入住宅区逮捕具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报社编辑、国会议员及商人。各主要建筑及设施也都派驻德国卫兵。丹麦人收听电台新闻都会先听到汉尼根的声明：「公务人员应持续上班，遵守德国当局的指令......罢工一律禁止，违者最重可处死刑。」另外还有一件事：电信与邮政系统都已遭到关闭。

军方接管丹麦之后，贝斯特即被冷落在一旁，并满心把自己的失势怪罪在别人头上。他和二十世纪里其它自以为是的失意政客一样，把一切过错归诸媒体，而责怪媒体漠视他的警告，以致激怒德国。他在一场杰出报业人士的聚会上说道：「在这个荒谬可笑的小国家里，媒体竟然灌输人民德国软弱无力的印象。你们昨晚所得到的，就是你们的奖赏。」对丹麦抵抗阵营而言，这的确是一大奖赏。

镇压行为厘清了抵抗运动的任务。地下报纸《自由丹麦》析论道：「当然，这是个转折点。但这所代表的，其实只是一个缓慢发展的状况……终于得到了公开确认。」八月的罢工活动显示丹麦人民愿意对抗德国；街头上的部队只是提醒他们：他们也是大战中的一份子。

不过，对丹麦全体人民而言，公众抵抗运动却带来了个人的危险。在过去的三年里，丹麦政府虽然奉行惹人嫌恶的合作政策，却也还足以在丹麦一般人民与德国当局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内阁总辞之后，政府部会虽然照常办公以维持公共及社会设施的正常运作，但那一道屏障已然消失，而且也没有人知道汉尼根将军会采行什么措施。对丹麦的八千名犹太人而言，因为不可确知而带来的恐惧感更是强烈。早从丹麦被占领开始，丹麦政府就保证他们能够享有平等权利。德国为了避免动荡，也对丹麦的犹太人问题采取低调态度。第一波侵略攻势结束之后才六天，伦特芬克就向柏林警告道：「我们在这方面只要稍微逾越最低限度，就会造成政治与经济的瘫痪或是严重混乱。切勿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贝斯特当家做主的时候，也延续这种不干预的作法。而他的上司外交大臣里宾特洛甫，虽然一再受到艾希曼（AdolfEichmann)与希姆莱（HeinrichHimmler）施压，也不曾要求他改变政策。不过，到了一九四三年八月，由于罢工及破坏行动达到了高峰，政治嗅觉灵敏的贝斯特于是见风转舵。他于九月八日向柏林发出一份内容冗长的电报，建议逮捕丹麦境内所有犹太人。他心知这项提议能够博得艾希曼、希姆莱，尤其是希特勒的欢心。他同时也要求警方展开逮捕行动。

九月十五日，党卫军与保安官员开始抵达哥本哈根，贝斯特也在两天后获得希特勒首肯展开行动。但此时贝斯特又开始担心逮捕犹太人会造成太大的骚乱。他向他在哥本哈根的密友达克维茨透露心中的疑虑。达克维茨是德国运输专员，青少年时期曾经参加纳粹党。他反对逮捕行动，因为德国与丹麦的关系将因此恶化。他看到希特勒给贝斯特的答复之后，当天晚上即在日记里写道：「我知道该怎么办。」

贝斯特知道自己仍须奉行命令执行计画。由于岁首节（译注：犹太历新年）开始于九月三十日星期四，因此犹太人在星期四以及十月一日星期五都会回家团圆庆祝新年。有鉴于此，贝斯特于是提议从星期五晚上十点展开逮捕行动，并持续进行至星期六早上。如果一切按计画进行，犹太人将会措手不及地在家中被逮，而不会引起太多骚动。不过，包括贝斯特在内，德国方面没有人知道达克维茨会怎么做。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达克维茨与贝斯特晤谈之后，便打电话给他在丹麦政界的朋友赫德妥夫，要求与他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志见面。他们在那天下午会面时，达克维茨直截了当地把德国的计画全盘托出，并敦促他们开始警告犹太人。他们立刻连络犹太人社区里最重要的人士，包括犹太教教长梅尔基奥及马格林斯基。马格林斯基于是组织了一支讯息传递小组，以通报犹太人藏身自保。

在非犹太丹麦人共襄盛举之下，该项消息立刻以迅雷之速传播开来。救护车驾驶努森翻查当地电话簿找寻「名字听来像犹太人」的家庭地址。找到之后，他就开着救护车前去警告他们。他们如果没有地方可以躲，他便把他们带到医院或者在抵抗运动中较为活跃的医生家里。有些犹太人则在街上碰到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向他们提供其家里的钥匙。犹如海法大学现代犹太历史教授雅赫尔所言：「这种情况是艾希曼及其手下所不习惯的。」由于「丹麦人民在一夕之间筑起一道活生生的墙」，而掩护犹太人逃过了一劫。一名丹麦人写道：「......我们经历了一场伟大的经验，因为我们亲眼目睹这群人民从原本慑服于德国的实力而自问：『我们能怎么办？』——同样的这群人突然间团结奋起对抗德国，并以积极的作为协助了他们无辜的同胞。」

救援犹太人的行动激励了全国人民，而促使许多丹麦人进行强力抵抗。《自由丹麦》宣称，即使「援助犹太同胞会招致严厉的惩罚以及被遣送到德国的可能」，丹麦人也不可屈服于德国的威胁之下；「而且我们应该持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协助他们。对我们而言，过去两天晚上的事件已经成为丹麦命运的－部分。我们如果在犹太人惨遭苦难的时候遗弃他们，就等于是遗弃自己的祖国。」

丹麦社会各界的代表团体几乎都有志一同地谴责德国的行动。哥本哈根与阿胡斯的大学院校全部关闭一个星期以示抗议。丹麦宗教部向贝斯特寄发抗议信函，并将该信函散发给神职人员以供于讲道时使用（自此以后，教会即协助成立地下网络，信徒也大量加入原有的抵抗组织）。此外，新近成立的自由议会！由七名各自代表不同抵抗组织的人士组成——也发表声明谴责「德国人所发动的集体迫害行为」。

但犹太人并未因此摆脱危险。德国于十月二日下令所有非犹太人把犹太人交给有关当局；如此一来，犹太人即无法再安全地藏身于丹麦国内。他们必须想办法促使瑞典采取中立态度。十数个团体出面把犹太人从内陆运送到海岸，再让他们搭上渔船、小船，甚至独木舟。霍格丹斯克破坏组织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救援犹太人，先让他们在哥本哈根港埠区的屋子里躲藏到傍晚，再由组织的十二艘渔船载运他们到瑞典。

席尔和他在学生新闻社的同侪合作搜集犹太人逃亡路线沿途的德军活动信息！这项极端宝贵的贡献，代价也非常高昂：五名学生在一次勘查任务时遭到杀害。《国家时报》的记者和抵抗组织及地下救援小组保持联系，以提供逃亡路线与德军人数等信息。他们以「马铃薯」当作犹太难民的代号。一名记者忆及他当时撰写的报导：「今天有十八袋马铃薯卖给艾吉太太......有二十袋经由陵比的中介卖出去......这些马铃薯最好能够移往他处。」

每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抵达瑞典，都是丹麦抵抗阵营的胜利，不但使他们的决心更加强，也令他们的组织更壮大。德军虽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持续追捕丹麦犹太人，却没有太大成效，而只能任令七千两百二十名犹太人成功逃往瑞典。在十月一日、二日两天的突袭行动中，只有四百七十二人遭到逮捕。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不但促成救援行动的实现，激化丹麦与德国的对立，也向同盟国以及心存怀疑的丹麦人士证明了抵抗运动只要策画完善，目标切实可行，便有可能推翻第三帝国的掌控。「丹麦人民最伟大的胜利」

紧接在这场胜利之后，由于丹麦地位最崇高的诗人暨剧作家孟克（KajMunk）遭到谋害，抵抗阵营的斗志于是更加激昂。身为牧师的孟克在除夕夜的布道会上谴责德国的占领行为，并且鼓吹他的听众进行破坏行动。后来他在家中被一支德国恐怖小组挟持，并遭到枪杀。当天晚上，丹麦演员亚柏在哥本哈根的皇家戏院有一场演出，他在开幕之时请求现场观众利用「一小段时间追思今天亡故的丹麦最伟大的剧作家」。现场顿时一片静默，观众安静地看着亚柏拿起外套离场。接下来几天，德国虽然下达禁止令，丹麦各地依然有许多追思仪式，书商并在窗户上缀以黑色纸张。

为了善用这种张力并且持续加以发展，自由议会这个地下组织遂赢得丹麦军方承认其为丹麦实质上的政府，直到国王能够自由组成新政府为止。自由议会同意，抵抗运动的首要目标应为对德军的积极反抗。自由议会并因此成立一个指挥委员会，以协调所有抵抗行动。原本如野草般四处窜生的抵抗势力，终于有了中央指挥中心以及单一发言口径。

丹麦在一九四四年初共分为六个抵抗区域，虽互相独立，却又都接受指挥委员会的指导。每个地区都成立地下自卫队，用偷运自英国与瑞典的武器进行训练。不到一个月，这些组织即与其它破坏小组协同行动，对制造小型武器、坦克车、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供德军使用的丹麦机构发动攻击。破坏份子于六月间对铁路线发动十九次攻击，是前五个月平均次数的三倍。

抵抗运动原本的目标是要声张丹麦主权，以采行积极活跃的行动而大量降低德国对丹麦的剥削。自由议会的推动已然使其超越了这项目标。不过，自由议会的发起人之一雅各森却认为有另外一个目标必须先达成。他写信向身在伦敦的穆勒指陈道：「在我看来，提升我国人民性灵的斗争毋宁是最为要紧的......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必然是：『我们要如何号召所有人加入这场斗争？』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够重创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产生的效果相同，那么有一千人参与其中绝对比只有十个人来得好。听来或许矛盾，但绝对不会错。」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雅各森反对丹麦军方成立地下军队的提议，因为他认为抵抗运动应该是全民都能够参与的，而大多数人都必须在地上生活。他希望全体社会一同反抗德军，而不是只有一小群武装人士。这种想法与甘地如出一辙。甘地认为，要有效对抗外国占领军，就必须要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共同参与。一旦大多数人民皆反对外国力量！一旦他们不再同意接受支配——外来统治者就不再能够拥有维系政权所需的人民合作，也不再有表面的合法性假象。

自由议会对全国人民发出呼吁，而强调非暴力抵抗的优先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目标明确且毫不松懈地......制造阻碍......拒绝合作，推诿拖延，并贬抑德国当局。」唯有「拥有勇气与相关资源」的人士才能够实行暴力抵抗行为，而且行为对象必须是「对占领军具有极度重要性的人事物」。不过，

在破坏行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德国的报复行动也随之增加。报复行动通常由亲纳粹的丹麦解放军当中的老手「丹麦沙尔博格部队」执行。沙尔博格部队利用反破坏的手段攻击丹麦人民所珍爱的国家象征以及历史古迹，这种手段后来被称为[Schalburtage]（译注：与「破坏」谐音）。举例而言，一家为德军制造步枪的工厂遭到破坏之后两天，沙尔博格部队即纵火焚烧丹麦皇家瓷器工厂，并在哥本哈根著名的提弗利公园放置炸弹。

六月中旬，希姆莱命令贝斯特严厉制裁破坏份子。他于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再次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在晚上八点至早晨五点间实施宵禁。第二天，哥本哈根的柏威造船厂全体员工即因此于下午一点集体下工。他们向老板保证这绝非罢工，只是纯粹提早下班回家照料花园，以免延误时间，违反宵禁规定。其它工厂的工人很快就耳闻了这项计策，而纷纷以同样的借口停工。

不过，丹麦人并没有回家浇花，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头上集会向德国示威。地下通讯社「讯息社」报导：「哥本哈根居民以数百人为一群站在街角，以便在德军巡逻队出现之时逃入小巷道里。若遇见丹麦警察，他们便说：「别插手」警察也欣然从命……群众以铺路石、厢型车、脚踏车等构成屏障封锁街道，并对德军丢掷物品。德军则在狂怒下到处开枪。」到了当天傍晚，有六名丹麦人丧生，数十人受伤。

第二天早上，哥本哈根市内各地的工厂工人全部加入罢工。「提早回家」运动广为蔓延，以致城市中已有一部分地区公然展开反抗行动。贝斯特未雨绸缪，把宵禁时间延后到晚上十一点，但却无济于事；电车与公车不是出轨就是翻覆，路障愈来愈多，焚烧物品的火堆更是照亮了夜空。贝斯特对这种混乱情景极感愤怒，而召集丹麦行政官员及工会领袖举行紧急会议。德军原已在欧洲各地陷入寡不敌众的困境，现在武器与车辆的产制及运送又因罢工活动而告停顿。贝斯特威胁对罢工活动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警告将追究丹麦官员的责任。

丹麦政府考虑过后，即向大众提出呼吁。「德国即将采取后果无可弥补的严厉措施……因此我们恳切要求所有人恢复日常工作。」不过，政府官员知道，他们必须在声明中表明德国已确实展开镇压行动，否则丹麦民众不会把他们的呼吁当一回事。他们于是在声明中加入一句话，怪罪德国方面「令人遗憾地采行了若干措施」。贝斯特对这句话怒不可遏，随即下令德国部队断绝市内所有瓦斯、电力及自来水的供应。在与丹麦官员召开的最后一场会议上，贝斯特表示「德国的荣誉已遭到玷污,有人得为此吃上苦头......哥本哈根的乌合之众必须尝尝鞭子的滋味。]

自由议会于六月三十日深夜召开一场紧急会议，会中决议认为，既然罢工活动已成为迄今为止最庞大的抗德运动，自由议会自然必须加以支持。自由议会于第二天早上宣告：「这是丹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全国示威运动。沙尔博格部队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不断攻击，以及德国占领军对法治人权的彻底破坏，在在使人民忍无可忍。自由议会支持罢工持续进行，直到沙尔博格部队撒离、紧急状态解除为止。」抵抗运动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因德国的打压而大幅削弱，但侵害人民的暴力行为却激使丹麦全民展开非暴力行动！抵抗阵营于是忙着赶上人民的脚步。

德国当局的下一步则是企图让哥本哈根与世隔绝。不过，由于德国部队陆续调离丹麦移往前线，以致哥本哈根的封锁行动人手不足，因此数千名民众也就轻易通过了封锁线。哥本哈根市内的罢工活动持续加剧，罢工工人不但挖掘壕沟，还敲碎街道表面而以石块丢掷德国士兵，刺激他们开枪还击。到了七月二日星期六晚上，已有二十三名丹麦人丧生，超过两百零三人受伤。罢工及抗议活动蔓延至西兰岛和日德兰半岛上的各城市。德国方面也展开反击：坦克车驶入哥本哈根市区，并有谣言指出德国将对丹麦首都进行轰炸以迫使市民屈服。由于各种公共服务均告停摆，市民于是到邻近的湖泊汲水，并且采集木材在街上烘烤食物。地下组织安排牛奶、鸡蛋、乳酪等生鲜食品的秘密运送，商店也降价贩售农产品。

即使违抗精神高昂，但丹麦民众究竟还能承受这种情形多久仍未可知，、况且德军轰炸的威胁也似乎极有可能实现。于是，地方当局、工会职员，以及重量级议员都纷纷在德国方面与自由议会之间折冲斡旋，以期打破丹麦挑衅与德国报复的恶性循环。贝斯特同意把招怨甚多的沙尔博格部队撒离哥本哈根，解除宵禁，同时禁止德国部队向丹麦民众开枪。他也承诺在罢工活动终止后取消紧急状态，并恢复瓦斯及水电供应。

对德国而言，这场「人民罢工」带来了令人焦虑的启示：自由议会以不合作政策一跃而为丹麦的号令中心，而罢工活动也让德国政权的信用荡然无存。这些挫败所造成的打击又和德军在欧洲各地节节败退的消息形成加乘效果，一方面削弱占领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则鼓舞了丹麦人民。七月四日星期一晚上，自由议会发出一份「胜利公告」，内容详列德国方面的退让事项，同时赞扬丹麦人民面对德国报复行动的坚忍不拔。公告结尾指出：「全面罢工是个比零星进行的破坏行动远为有效的武器。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是人民罢工，而非街头上的路障或骚乱……自从丹麦遭到占领以来，哥本哈根的人民罢工是丹麦人民所获致的最大胜利。」

自此以后，自由议会即不再倡议破坏行动与军事手段，而大力鼓吹非暴力运动。自由议会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停止组织地下自卫队，而转向从事罢工活动的协调工作。一位议会成员写道：「我们只要短短数小时就可以发起一场全面罢工。上自政府机关部会，下至基层首长，全都参与其中。只要我们一声令下，全国就会陷入停顿。不只如此，我们还可以视情况需要指定特定部门的工作人员展开罢工，同时让其它人照常工作。」有限度、有节制，并且经过挑选的非暴力罢工活动，已然成为最佳的抵制手段。

七月十二日中午，丹麦全国人民共同默哀两分钟，以纪念在人民罢工活动里丧生的人士。同样的默哀活动在八月二十九日又举行了一次。此后，这类纪念性示威活动在占领期间内频频出现。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柏威造船厂爆发罢工活动，以抗议十一名丹麦青少年因参与破坏行动而遭处决。自由议会随即介入，宣布自第二天起展开一场二十四小时的罢工。自由议会同时也敦促工人「避免示威。保持冷静与尊严」。罢工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不到十天即有五十四个城镇加入罢工行列。

才一个月后，九月十四日又爆发大规模罢工，原因是为了抗议丹麦囚犯遭遣送至汉堡。贝斯特曾与丹麦前任政府协议在弗洛斯列夫设立一个收容所，俾使丹麦囚犯能够留在国内。现在贝斯特却自毁承诺，而把两百名囚犯送往德国。有鉴于此，德国边界的丹麦铁路工人于是集体罢工。罢工活动迅即蔓延至日德兰半岛各地，以致岛上的铁路网络宣告停摆。由于德军极度依赖铁路运送部队上前线，于是采取了和法军在鲁尔地区的同样作法，派兵占领主要车站。罢工工人皆受到处决的威胁，同时又有五百名囚犯即将遭到遣送。国家铁路总管与工会领袖由于担心德国会落实这些威胁，于是极力劝导工人恢复工作，但却徒劳无功。日德兰半岛依然爆发了全面罢工。自由议会支持罢工活动，并号召全国人民一同展开罢工，到星期一中午结束。那天早上，丹麦各个城市的生活机能全告停摆，德军补给品的生产也再次陷入停顿。

占领期间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场罢工在不久之后随即爆发。九月十九日，德军在哥本哈根、阿胡斯、奥尔堡，以及奥登色施放假空袭警报，德军士兵即在警报声的掩饰下搭着运兵车到达各警局，开始逮捕丹麦警员。对德国当局而言，由于丹麦警方对破坏行动与失序现象视而不见，因此已不再可靠。到了当天傍晚，已有近一万名警察遭到逮捕及卸除武装。在阿玛利恩堡，国王的随扈也遭到拘捕。一名德国军官向丹麦国王表示他奉命要在皇宫上升起骗字旗，国王拒绝之后声称道：「你如果升起那面旗，就会有一名丹麦士兵去把它拿下来。」「那么那名丹麦士兵就会被射杀，」德国军官回答道。国王则响应道：「那名丹麦士兵就是我。」阿玛利恩堡上终究没有升起骗字旗。

针对丹麦警察逮捕事件，自由议会发起另一场全国总罢工以为响应，预计于当周稍后结束。他们敦促丹麦人民保持冷静，在「时机成熟」之前不要任意走上街头。日德兰半岛上的五十八个城镇又再次全数参与，而且极少出现暴力景象。不过，少了警察在街上巡逻，大城市里的犯罪活动明显增加。自由议会于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维持秩序的呼吁，而将若干犯罪行为的最高刑罚加重，并由地下自卫队充当城市警卫队。

到了秋天，秩序终于多少得以恢复，而当时丹麦人也和欧洲大部分占领区的人民一样，预期战争将在几个星期内结束。但随着战事持续延长至冬天，丹麦的煤、天然气、水、电，以及食物也都出现了短缺。加上警力薄弱，犯罪活动于是大幅增加。同时间，盖世太保藉由渗透手段锁定抵抗组织，而对抵抗人士加以刑求或谋害。沙尔博格部队也回到哥本哈根，四处纵火焚烧疑似有破坏份子藏匿的处所。接着更有抵抗组织集体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自由议会的重要成员。虽有报复性抗议行动出现，但由于天候恶劣，因此也未能造成太大影响。丹麦政府一再拒绝为日德兰半岛上的德国工厂提供工人的作法较为有效，而加入地下抵抗组织的人数也大为增加；到了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抵抗组织成员已超过四万五千人。

不过，德军占领之下的丹麦仍未脱离险境。德国如果成功除掉了自由议会，实在难以知道剩下的丹麦行政官员会怎么处理随之而来的新危机，因为他们依然将自己视为丹麦人民的屏障，而非抵抗运动的推动者。一般而言，丹麦人民仍然把行政单位和史卡维尼斯的妥协政策画上等号，而宁可信赖自由议会。为了避免德国在节节败退之际做出垂死挣扎，英国皇家空军便在抵抗组织的请求下，对盖世太保三个最重要的总部进行轰炸，地点分别在阿胡斯、奥登色，以及哥本哈根！这起攻击行动可能拯救了好几千名抵抗斗士的性命。和平终于在春天降临欧洲。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BBc广播希特勒自杀的新闻；三天后，德国投降的消息传遍欧洲各地。丹麦人雀跃不已，各城镇的街道上都挤满了庆祝的人潮。当时在哥本哈根读书的亚姆旦尔回忆道：「突然间，所有人家的窗户里都点起了蜡烛，然后人潮涌上街头……涌入市中心……涌进阿玛利恩堡。突然间有满载着地下运动人士的车辆开了过来。群众对他们大声欢呼，到处都洋溢着自由与欢乐的气氛。」

抵抗组织负责维持法律秩序，地下自卫队则着手逮捕丹麦的通敌份子。自由议会连同其他抵抗领袖以及新近回国的穆勒组成过渡时期联合政府。战争结束后不久，贝斯特与汉尼根将军都遭到起诉，罪名为主使反破坏行为以及驱逐犹太人。贝斯特的罪名成立而被判处死刑，汉尼根则被判处八年徒刑。他们两人都提起上诉，而在丹麦的一个地方法院接受审判。贝斯特后来改判五年徒刑，汉尼根则无罪开释。丹麦人并没有因抵抗运动而失去慈悲之心。

所幸有当初促成抵抗运动的全民团结精神，丹麦才能够历经大战而依然维持良好的状况。同盟国当局发现丹麦的粮食不但足以自给，还有余粮可供出口至欧洲各地。丹麦通过了德军占领的考验，却没有像欧洲其它遭纳粹压迫的国家那般陷入困境，这是采取非暴力抵抗手段的额外收获。由于抗争手段平和，因此不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崩解。有些丹麦人看到挪威人、希腊人，以及塞尔维亚人不惜拿起枪枝在各个车站、港口，以及机场反抗占领军，而对自己的同胞没能有同样的行为感到失望。不过，丹麦的潮湿低地本就不适合武装行动；而且，等到德军在欧洲各前线开始遭遇反击之时，丹麦的抵抗阵营早已迫使纳粹付出形式不同但明确可见的代价了。

丹麦人民证明了一点：非暴力运动奉行者所面临的对手不论有多么可怕，只要抵抗运动不屈不挠而且保有想象力，军事手段并不足以遏止民众运动，激烈的报复措施更是只会强化反抗阵营的意志。丹麦的抵抗阵营知道德国想要在丹麦维持常态，就刻意不让他们如愿以偿，但同时也避免扩大事端，以免引发大规模的镇压或是伤及众多平民的性命。如果丹麦的学童、破坏活动的生手，以及地下神职人员都能够让纳粹这个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杀人机器穷于应付，又有什么政权能够面对非暴力抵抗而屹立不摇呢？从鹿特丹到罗森街：遭受违抗的德意志帝国

「我们一定会重拾我们的自由」

德军于一九四○年四月占领丹麦，过了一个月又一天之后，德国国防军又在空军轰炸荷兰机场的攻势下跨越边界进入荷兰。同时间，柏林派驻海牙的大使提出一份照会，声称德军进入荷兰是为了保护荷兰的中立，并且还邀请荷兰政府接受德意志帝国的保护。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和手下的部会首长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这项提议。

德国轰炸机大肆摧残鹿特丹及其它荷兰城市之际，荷兰皇室家族举家逃往伦敦，女王并宣布伦敦为政府的新所在地，以确保其法律上的存在。威廉敏娜宣告道：「对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惯常行为所遭到的蹂躏践踏......我特此表达强烈抗议。」但荷兰军队总司令温克曼却在五天后签署了投降书。驻荷兰的德帝国政治委员塞斯——因克瓦特博士于五月二十九日发表就职演说。他称荷兰为德国的兄弟之国，并承诺所有荷兰战俘将在六月中旬以前获释。不过，纳粹对荷兰的盘算却远比上述所言要激烈得多：德国打算把荷兰变成纳粹主义国家，压榨荷兰经济以供应德国战争机器，流放并灭绝十万名以上的荷兰犹太人与吉卜赛人，且不惜镇压一切抵抗行为。

荷兰向来有保持中立的传统，而且已许久未曾有抵抗侵略者的经验。荷兰和丹麦一样地势平坦而缺乏屏障，因此难以采取武装抵抗手段。不过，早自德军入侵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群群的学生和工人联手采取违抗措施。阿姆斯特丹一个自称为「魁森行动委员会」的团体发表一项承诺，表示将逐渐发展出一个争取荷兰自由的组织：「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重拾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国家绝对不会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在贝恩哈德亲王的生日六月二十九日当天，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公开聚会表达对德国的反对。贝恩哈德亲王原本即有在假日以及各种公开典礼上佩戴白色康乃馨的习惯。他生日那天，更是在所有住家及商店的橱窗里都可看见插满康乃馨的花瓶。中午时分，民众纷纷来到威廉敏娜女王母亲的纪念碑前。每个人都带了一朵康乃馨放在纪念碑底座上。到了当天傍晚，纪念碑已淹没在一片花海之中。针对此一事件，德军逮补了两位示威活动发起人，甚至还抓了和此事丝毫无关的温克曼将军。

到了秋天，纳粹开始侵害荷兰的犹太人，首先即是革除所有犹太人公务员及教授的职位。革职措-施在莱登大学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在所有人合唱国歌的时候达到活动高潮。德夫特的技术大学则因学生发起罢课活动而被迫关闭。莱登大学随后也加以仿效。和丹麦的情况一样，德国将发现迫害个别人民，甚至是迫害犹太人，都只会加深受侵略国国民的怨恨。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亦即荷兰纳粹党人与犹太裔公民在阿姆斯特丹发生激烈对峙的三天后，六百名党卫军士兵大举进驻封锁犹太人居住区，逮捕四百名犹太青年。他们遭到殴打之后，即被送往布亨瓦德集中营。这项消息迅即传播开来。共党工人于一天深夜召开聚会，准备发起大规模罢工。在地下印刷工的帮助下，他们散发传单号召所有工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两天后，造船厂工人及电车驾驶员率先停工出走，工厂工人也随后跟进。企业、工作坊、办公大楼及商店都纷纷关门，工人齐集于市中心，大声叫喊唱歌表达抗议。在总数八十万的居民当中，参与罢工者超过了三十万人。

德国惊愕之余，依然迅速展开镇压。数百名德国警察及党卫军士兵开进阿姆斯特丹，奉命毋须警告即可对滋事份子开火。德国当局宣布实施宵禁，违反宵禁规定者一律逮捕。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在报复威胁下终于低头，命令市政官员恢复工作，否则予以撒职。和丹麦不同的是，荷兰遭到征服，且国家首领也已逃亡国外，因此荷兰行政官员必须自求多福。在战争初期，许多荷兰官员都被迫奉行德国命令。这种自始存在的合作关系表示罢工工人必须孤军奋战，而二月的罢工运动也证实难以持久。

不过，荷兰社会的基层人民却将抵抗行为视为爱国行为，而且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学校教师拒绝提供教师名单让德国当局审核。艺术家也拒绝加入纳粹的「文化公会」。此举虽然剥夺了他们的收入及公开展出的机会，他们依然不为所动。超过十六万名农民拒缴纳粹要求的规费，也有数千名青年拒绝到负责开垦荷兰的占领团体「工作服务队」报到。约有六十份报纸的地下媒体也欣欣向荣（其中一份最富影响力的报纸《帕洛报》至今依然存在，而且是荷兰地位最崇高的日报之一）。在战争期间，日常的打招呼以及琐事都被赋予象征性的民族自尊。「v」字手势取代了握手的举动，而且在各大城市里的墙壁与电话一景上都漆有这个图样。「Hallo」（哈啰）这个简单的问候语变成「Hangallelandverradersop]（吊死所有叛徒）的简称。民众并且佩戴有威廉敏娜女王头像的硬币。

塞斯——因克瓦特明白荷兰人不可能成为顺从的纳粹党人，因此德国也就加强镇压手段。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已有八百多名抵抗斗士遭到逮捕并遣送到德国的集中营。荷兰最大的新教徒政党遭到废止，党员也被迫加入纳粹控制的工会。荷兰天主教会向德国行政当局寄发信件与电报抗议流放犹太人的措施之后，即有约七百名犹太裔的天主教徒遭到逮捕并送往奥兹维兹集中营。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即有约三十万名荷兰人遭遣送至德国鲁尔地区作工。这对荷兰许多家庭的生计而言是一大威胁，也因此对其抵抗意志有所影响。约有十万名遭到流放的民众成功逃回荷兰，并且找到与农民及户主同住的安全藏身处。拥有近一万五千名成员的「国家组织」以及由一群逃亡英国的银行家成立的国家支助基金，是这项逃亡计画得以成功的主要功臣。国家支助基金也资助破坏小组毁损荷兰铁路，阻碍武器运送，并且袭击德军补给车队。

最庞大的团结行为大概要算是荷兰医生的作为了。德国当局告知他们必须加入「医师公会」并且遵循纳粹医疗准则，其中规定包括筛检病患的种族背景及遗传性缺陷。超过四分之三的荷兰医生拒绝加入公会，并且因此放弃执业，而把他们家里以及诊所门上的名牌拿掉。一群医生组成「医疗联系组织」，透过十一名区域代表和地方医师密切合作，以协助藏匿遭到德国警察攻击的医生。藉由集中指挥权的方式，医疗联系组织成功抵挡了纳粹对医界的掌控。

德国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宣布，所有在一九四○年间遭俘而又获释的前荷兰军队士兵，将再次被逮捕送往德国的劳改营。这道令人震惊的命令，影响对象超过三十万人。亨革罗镇上的工人于是立即展开罢工。罢工活动迅即蔓延至上艾瑟尔省各地以及大城爱因荷芬，以致城里每家飞利浦工厂都陷入停工状态。在林堡则有一万多名矿工走出矿坑进行罢工。到了第二天早上，参与罢工的人数已膨胀至四万人。德国警察及军队随即开进当地并滥行开火。遭到逮捕的人士经过草率的审讯之后即被判处死刑。自此以后，除了林堡之外，其它地区的罢工运动都逐渐衰退。德国派遣一支警力前往林堡并爆发了激烈冲突。到了五月五日，林堡的矿工终于放弃抗争，回到工作岗位。罢工期间共有一百八十多人丧生，四百人受伤，九百人被俘送往德国集中营。

往后的几个月里虽有更多的抵抗行动，但除了医生与工人等受到纳粹政策直接影响的族群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外，抵抗运动整体上而言缺乏系统性的指导。犹如丹麦的情况，抵抗组织均崛起于各地，彼此间的联系则发展得极为缓慢。直到战争后期，才有一个称为「核心」的组织！由工会职员、抵抗运动领袖，以及地下报纸的编辑组成、试图协调全国性的抵抗运动。他们虽然每周在阿姆斯特丹聚会，但从未达到丹麦自由议会那般的地位，所以也无法代表大多数荷兰劳工及抵抗斗士发言。因此，荷兰的抵抗运动从未有过明确的全国性目标，也从未出现挑战德国掌控权的策略性运动。

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抵抗活动发生于一九四四年九月，荷兰铁路工人发动罢工以阻碍犹太人被送往东边的集中营，同时拖延德军部队回国抵御盟军入侵德国本土。德国于是派遣自己的铁路人员维持铁路运作。法国二十年前在鲁尔地区，以及德国本身在丹麦都曾采用这种作法。而为了报复,德国也从鹿特丹遣送五万名荷兰人到德国去为德国城市准备防卫事宜。铁路罢工无意间导致燃煤。天然气与食物等民生物资无法运送到鹿特丹等各荷兰城市，而造成许多人难以度过寒冬的惨痛后果。荷兰人这种种遭遇都比丹麦人要来得艰苦，而盟军在次年春天的胜利，种算让他们得以脱离苦难。

相较于丹麦的状况，纳粹在战争一开始就迫使荷兰当局正式投降，并强迫五十万名荷兰工人为德国战事效命。德国既已花费心血取得荷兰的顺服，自然也就愿意投入更多心力维持这项成果。反观德国对丹麦采用的棒子与胡萝卜手段——法国在一九二三年间对德国采取的原本也是这种策略——却只带来好坏参半的结果。此外，德国的镇压行动不但让可能从事抵抗运动的人士所剩无几，而且也压缩了他们的活动空间。由于荷兰人只能发动零散的小规模抗争，因此也就无法抵挡纳粹剥削他们的劳力，也无法阻止纳粹把十分之八的荷兰犹太人强押出国加以屠杀。

如果荷兰的抵抗运动能够有较为良善的策画，也许就不必在性命与荣誉上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即使如此，虽然在占领初期有部分荷兰官员通敌行为的影响，而且抵抗阵营内部也欠缺凝聚力，抵抗运动却仍然让荷兰不至于成为纳粹的卫星国，而粉碎了德国的意图，同时也藉由对遣送行动的一再抗争，而让德国不得不把战争所需的时间与资源分散出来投注于此。纳粹德国虽然藉由攻击行动占领了丹麦与荷兰，却被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逼得不得不加强后卫措施，以求确保占领这两个国家的价值。占领丹麦的价值早已重贬，而占领荷兰的价值也至少有所下降。

「释放我们的丈夫！］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党卫军士兵和地方上的盖世太保人员展开一项称为「大围捕」的行动，而大肆搜捕柏林的犹太人。犹太人纷纷被送上卡车，运往位于市中心罗森街二之四号的犹太社区行政大楼。这项行动的目的是要让柏林「完全摆脱犹太人」，作法包括逮捕娶德国妇女为妻的犹太人以及他们所生的「混血」小孩。这些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两年间免受大屠杀的波及，原因是他们和他们的德裔配偶对德国的战事极为重要，而纳粹政权也不愿在大后方制造骚乱。不过，德军当月稍早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粉碎了德国的士气，也导致希特勒发动「全面战争」，对象除了盟军之外，也包括德国境内的犹太人。

柏林犹太人劫持事件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不久之后即有一群非犹太裔的德国妇女齐聚于罗森街上，带着要给她们丈夫的食物以及其它私人物品。她们相信自己的丈夫就被囚禁在罗森街的大楼里。其中一位名为伊丝丽尔的妇女到达时，发现已有一百五十名妇女瑟缩在里头。她向一位士兵索讨她丈夫的马铃薯配给卡，那名士兵也就依她的要求去拿。她的丈夫朱勒斯在一张卡片背面写着：「我没事。」其它妇女于是也开始索求各种私人物品，以确认自己的丈夫是否在里面，不久后更开始要求释放他们。其中一位妇女的军人弟弟适逢休假，他走到一位党卫军卫兵面前说道：「如果我姐夫没有获得释放，我就不回前线。」天气虽然极为寒冷，群众人数却依然大为增加。不久之后，妇女即日夜守候在大楼外，手牵手合唱歌曲，并且一再高呼：「释放我们的丈夫！」抗议活动到了第二天，守候在罗森街大楼外的妇女已经超过六百人。

这些妇女当中有许多人并非第一次表达异议。过去十几年来，她们连同家人不断透过信件以及小型示威活动质疑纳粹的种族政策，坚称纳粹政权迫害她们的犹太裔丈夫只会带来伤及德国同胞的结果。希特勒及其决策圈向来都极力减少动乱，同时避免引发右翼份子视为「扯后腿」的国内反对声浪，因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问就曾因国内反对运动而饱受牵制。截至此时为止，纳粹政权灭绝犹太人的计画大致上都还得以保密。不过，一旦其影响的族群不怕出声反对纳粹政策，秘密也就难以保守了。

另一方面，由于柏林人向来不热中纳粹主义，因此劫持事件发生在柏林市中心也就让这些妇女的抗议声响更加引起共鸣。富有国际观的柏林人向来认为纳粹主义是巴伐利亚人粗鄙的偏差思想。此外，柏林也是战时维持营运的外国新闻机构在德国的基地。如果政治不满份子或者电讯社得知抗议事件，纳粹国家所向无敌的神话就会遭到戳破。实际上，伦敦的电台也的确报导了示威的消息。

到了第三天，党卫军部队奉命把枪口对准群众，不过仅可开枪示警。他们多次这么做，而使妇女四散奔逃到邻近的巷道里。但这些妇女却总会回来坚守阵地。她们知道那些士兵绝对不会真正对她们开枪，因为她们都是纯正的德国人。而且，若是逮捕或监禁这些妇女，必然会褐穿纳粹的虚伪：根据纳粹的理论，女人没有采取政治行动的智识能力。因此，纳粹政权最不希望德国人民听到有女性异议份子的存在，而一旦把她们变成烈士，更是足以摧毁纳粹自我标榜的母性守护者形象。

示威活动迅速扩展，不是异族结婚的男女也都纷纷参与其中。抗议人数膨胀至上千人，群众一面呼喊要求释放囚犯，一面挑衅党卫军士兵。戈培尔（JosephGoebbels,译注：纳粹宣传部长及国民教育部长，鼓吹侵略战争与种族主义，在苏联攻占柏林后自杀）为了阻止更多群众前来，于是下令关闭邻近的电车车站。不过，妇女依然从另一个车站行走一英里的路程前来罗森街二之四号。到了周末，戈培尔除了释放囚犯之外已别无选择。三十五名早已被送往奥兹维兹的犹太男囚于是接获命令，要他们打包个人物品，搭火车返回柏林。

罗森街上的妇女无意间迫使纳粹政权面对一项抉择：他们可以接受一项有限的要求，而付出有限的代价-如果所有异族通婚的犹太裔男子都获得释放，则总计须释放一千七百名囚犯。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首都市中心引发激烈的抗议行动，顺便以报虐手段打压德国妇女。对纳粹而言，维持社会控制远比把所有犹太人都送进毒气室要来得重要。以强大武力在欧洲各地所向披靡的纳粹政权，却无法对自家的挑战行动采行暴力。纳粹虽然野蛮，可一点也不笨。

结果，除了那三十五人外，更多的犹太男子也陆续获得释放。抗议活动给纳粹官员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置其它异族通婚的犹太人。戈培尔希望把他们全数逐出柏林，以便向希特勒回报说柏林已经「完全摆脱犹太人」了。希姆莱阻止了这项行动，但戈培尔却对希特勒谎称他已完成任务，然后再想办法让仍然留在柏林的犹太人不再配戴大卫之盾（译注：犹太人的标记，形状为两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六角星形）。一个月后，艾希曼在巴黎的代理人因不知该如何处置异族通婚的法国犹太人而提出询问。希姆莱的代理人于五月二十一日把各集中营里的异族通婚犹太人全数释放。五年前曾有人问甘地对于纳粹的看法，他当时预测道：「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抵抗，对他们将会是全新的经验。」

一九四三年二月，在罗森街大楼外面守候的群众里，有一位名叫葛洛丝的十岁女孩，为了见父亲一面而来到这里。她的父亲是犹太人，当时也被拘留在罗森街大楼里，后来还曾一度被送到集中营里。有一天，葛洛丝看见了父亲，而他也向她挥手。她多年后说道：「罗森街大楼这件事一直把我爸爸和我紧紧地连在一起。」她在父亲晚年经常前往医院探视他。每次她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她挥手。「我一直深信，他必定也随时回想着当年在罗森街大楼的情景，回想着我们站在那儿挥手的景象。」一旦生命获得爱的救赎，任谁也不会忘记。

一个国家一旦遭到占领，沦陷国人民和侵略者便不由自主地陷入一场相互猜忌的古怪游戏：占领者以新屋主自居，而要求房客遵守规矩并按时缴交房租；但遭入侵者则有受到侵犯的感觉，他们知道国家应该属于他们所有，而他们既然无力赶走侵略者，至少也要抗拒侵略者设下的条件。或许侵略者一旦发现这场游戏得不偿失，就会自行离开。也或许侵略者会因此而屠杀不合作的房客。不过，这场游戏给予被占领者一大优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合作的程度。而讽刺的是，攻击者即因此而必须守护自己不当得来的利益。

丹麦与荷兰的抵抗运动都对占领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他们藉由象征性及文化性的抗议活动，声张了他们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并因此提高了民众的士气，进一步引发更大胆的抵抗行动。罢工活动、在工作场所的违抗行为，以及对有形财产的破坏，都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人士用以攻击侵略者经济利益的手段。丹麦人民透过地下出版活动建构了一个另类的沟通网络，以反驳占领者宣传言词中的谎言。丹麦抵抗阵营把众多人民拉进罢工和示威等各种反对活动，而迫使德国中止激烈的报复手段，并且取消宵禁。纳粹的各种打算都仰赖于一项主要目标:也就是让占领成为常能态。而丹麦人民却拒绝让他们如愿以偿。

理论上，成功的军事侵略行动代表占领军拥有行使武力与暴力的能力，因此也就能够在陆上与空中均占有优势。但即便如此，军事侵略者一旦无法控制人民的言论与思想、人民的工作时间与工作意愿，以及人民花费金钱的方式:占领者一旦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必须一再采取守势:则他们操控事件的能力就不再能够与他们行使暴力的能力画上等号了。

不过，抵抗运动若是转趋暴力，其引导冲突事件发展方向的能力也会随之减弱。一九二三年，德国激进份子在鲁尔地区的破坏行动与暴力手段引起了法国的报复，而报复措施与德国经济困境的双重压力，也就拖垮了鲁尔之役。不过，丹麦的自由议会倒是经常能够让有意进行暴力破坏行动的人士转变心意或打消念头，而德国也精心调控其镇压手段以免引发全面反抗。他们双方都了解暴力可能会导致过于高昂的代价。

一九四三年的罗森街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庞大的杀戮浩劫之中，而德国的抗议妇女及约两千名犹太人原本可能遭受的暴力攻击，却在数百名主妇拒绝回家的示威声中得以化解。纳粹一心采行暴力的行径极为恶名昭彰。但武力上的优势并没有让他们所向无敌：他们对于自己国内的抗议活动深为害怕，而采取暴力镇压——虽然人员的耗损及时间的耗费都不多——造成的政治代价又太高。因此，在那一时一地，他们的恶势力完全无能为力。

被战争卷入的国家，其历史也会遭战争扭曲，但其人民的伟大也会因而彰显。丹麦人、荷兰人，甚至是德国的异议人士，都挺身对抗近代史上最野蛮的政权。他们采用的手段不是发动部队或者坦克车，而是唱歌、散发传单、回家整理花园，以及站立在公共广场上。然而，他们赖以抵抗纳粹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这些事物。那股力量源起于成千上万名民众的共同决定，亦即拒绝接受他们的加害者开立的条件，也源起于他们发展出来的运动及他们采用的策略：以他们的抉择和敌人正面对峙，同时也压缩对手攻击的能力。

丹麦人学会了如何让德国人无法从占领丹麦中得到利益。荷兰人不愿温顺地被送往德国。罗森街上的妇女一再返回当地，直到救回丈夫为止。不论对任何人而言，只要有拒绝被打倒的决心，任何时刻、任何手段，都可以达成反抗的目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知道这一点，葛洛丝也是。

★ 2－6、萨尔瓦多，一九四四年：推翻军事独裁 ★

到府治疗

一九四四年，在圣萨尔瓦多城里，一位名为罗梅洛的三十三岁医生开始为阿尔法洛进行到府治疗。罗梅洛医生所医治的病患大多为穷人，而他也通常不向他们收费。然而，阿尔法洛出身于萨尔瓦多国内的一个菁英家族，也是位富有的咖啡出口商。不过，这两个天南地北的人物之间并不是医生与病患的关系。在前一年里，这位富有理想的医生与具有影响力的咖啡大亨合力谋画推翻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马丁尼兹将军。他们会面之时，罗梅洛总是为阿尔法洛注射维他命以避免引起其家中成员的怀疑，但他们会面的真正目的却是策画叛乱行动。

他们对马丁尼兹将军的僧恶各有不同原因。阿尔法洛曾在马丁尼兹政权里担任官员，但马丁尼兹为了寻求在一九四○年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后持续留任而开始运作之后，阿尔法洛即愤而辞官。阿尔法洛对总统与日俱增的不满也反映了咖啡业界人士的共同感受。另一方面，罗梅洛则自认为国内贫苦大众的发言人。马丁尼兹压制劳工及农民组织的作法对贫穷阶级为害甚深。

这两位反抗人士对马丁尼兹的厌僧并不罕见。许多正当人士早已因犯下或涉嫌颠覆行为而在狱中服刑。不到六个月后，即将有另一波人民运动兴起，而把马丁尼兹逐出国外，给予萨尔瓦多再一次实现民主的机会，这个结果是「到府治疗」开始之初，阿尔法洛与罗梅洛两人都未能预见的。

咖啡共和国

数十年来，萨尔瓦多一直受到少数几个富裕家族的把持。这些家族均为西班牙征服者或欧洲移民的后代，他们掌控了萨尔瓦多国内最赚钱的事业：咖啡的种植、加工，以及出口——而且他们也掌控了政府。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三一年，萨尔瓦多历任总统都是咖啡业者。咖啡菁英人士认为自由是进步的前提要件，也厌恶各种可能阻碍自由的体制或惯例、诸如工会、公共财产权，或是宗教特权。

这些咖啡霸主虽然喜好自由，却始终乐于以钜额公共支出修筑道路、铁路及港口，而泽被自己的咖啡出口业；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压制劳工组织活动及社会不满。虽然宪法保障人权与民主，政府却采行人治，打压异见，并且经由政变或操控选举的方式让各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乡村的贫民，尤其是印地安人和梅斯蒂索农民（译注：西班牙人与美洲印地安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在掌权者眼中是落后且低等的种族——还没资格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

不过，咖啡家族在商业上的成功却带动了各种力量，以致削弱了他们对国家的掌控权。经济成长导致城市里出现店商、公务员、教师，以及专业人士等组成的中产阶级。堪称中美洲最精良之劲旅的萨尔瓦多军队，也因地位提升而产生一个主要由年轻中产阶级男子组成的军官团。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则造成印地安人及贫民被迫离开祖先的家园，必须到咖啡农庄工作维生。许多人干脆离开乡下，前往规模仍小但日益兴盛的工业区找寻工作，工业区内包括有数家纺织厂、一家酿酒厂、铁路、一座发电厂，以及一家电车公司。

这一切改变都带有政治上的影响。过去数十年来，少数异议份子大力支持一八八六年宪法奉为圭臬的基本原则，他们追求的目标包括自由选举以及总统任期限制。人数渐增的知识阶层则成为这些理念的新兴支持者。萨尔瓦多大学学生的首次抗议活动出现于一八九○年，往后的二十年间则又另有四次的学生罢课活动。鞋匠、石匠、木工、印刷工，以及理发师等各种职业人士纷纷成立互助社团。市集妇女于一九二二年对货币升值发起抗议，导致一位财政官员下台；工会也在一九二○年代首度出现。

当时的萨尔瓦多正值政治发展期。现代化所造成的问题--诸如无地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以及政府的长期赤字问题——引发了对旧秩序的批判。马克思的思想受到部分学生的喜好，对劳工更有重大的冲击。但影响力最大的，则是萨尔瓦多作家玛斯费瑞（AlbertoMasferrer）的理念。他是位社会改革者，也担任报社编辑的工作。他坚持所有人都必须有稳定工作以及基本需求的保障，并称之为「最低必要需求」。玛斯费瑞甚至倡议把寡头政府的庞大财产发还给人民。

都市化、学生抗议活动、工会组织、马克思主义，以及玛斯费瑞：在一九二○年代接近尾声之际，萨尔瓦多的菁英阶层对国家的掌控权可谓充满了危机。往后两年接踵而来的众多事件，更迫使他们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名在现场采访的美国记者指出：「萨尔瓦多的有产阶级草木皆兵；出现一位专制暴虐的救星的时机已然成熟。」

「杀害蚂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

马丁尼兹不是咖啡大亨。他于一八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以印地安人血统为主的贫困家庭里，就读瓜地马拉军事学院是他主要接受的正规教育。他头脑清楚，诚正不欺，而且热爱钻研学问。不过他的兴趣并不平凡：他主修东方宗教，而且奉行素食主义及证道学（译注：意指近代某些袭用佛教或婆罗门教教义的信仰，如轮回学说）。据说马丁尼兹（他一直使用母姓）年轻担任军官时曾经写下一则座右铭：「杀害妈蚁的罪责比杀人更重，因为人死后尚可轮回，蚂蚁则一死百了。」后来的事件显示，他可能太过于执着这则座右铭了。

马丁尼兹自律能干的名声使他在军中扶摇直上。他不但是军官团联谊会的首届主席，也看似注定要终生服务军旅。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萨尔瓦多的总统向来钦定继任人选，但总统博斯克（PioRomeroBosque）却因认为他所有可能的继任人选对他都不够恭敬，而在一九三○年决定开放竞争机会。思想自由的马丁尼兹于是和五名富有的地主一同展开角逐。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大选前的几个月极为动荡不安。咖啡出口的利润虽在一九二○年代窜升，但农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遭到大企业主侵吞更多的土地。记者克雷姆写道：「不久之后，山坡地即成为开满雪白咖啡花朵的仙境，而全国则成为一只闷着社会动荡的水壶。」在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打击之下，咖啡价格随之崩盘。地主任由咖啡豆在田地里腐烂，并任令咖啡采集工无工可做亦没钱可领。一九三○年四月，一个工会带领八万名抗议民众走上圣萨尔瓦多的街头，要求合约保障以及最低工资。

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阿劳霍自命为下层阶级的拥护者。他自己虽然也是大业主，但他的社会责任感却使他和菁英阶层有些格格不入：他付给手下工人的工资是一般行情的两倍，而且曾试图成立萨尔瓦多版的英国工党。由于他倡议温和改革，并且暗示自己倾向于实施土地重分配，因而得到玛斯费瑞的支持。阿劳霍后来也邀请马丁尼兹将军担任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以争取军方支持。马丁尼兹接受了这项邀请，于是他们意外地获得大胜。

萨尔瓦多的第一位民选领袖在国家即将陷入动荡之际走马上任。穷苦民众希望阿劳霍能够带来巨大的改变，富有人士则因此对他心怀恐惧。不过，他提议有限度的土地改革却不敷所求，不但玛斯费瑞对他转持批评态度，农民也在不久后开始转而支持共产党。咖啡种植业者则与政府保持距离，以致政府无法取得这些家族独有的专业知识。政府的收入逐渐枯竭，包括军官在内的政府人员薪资于是成为一大负担。军方的不满到达极点之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群年轻军官罢黜了新任总统。阿劳霍随即出国，副总统马丁尼兹继位。

马丁尼兹接任总统也许能够让军方满意，但人民的不满依然持续沸腾，左翼阵营也不断进行煽动。不到几个星期，共党即认为国家情势已足堪发动农民革命，便开始策画叛乱行动。不过，官员听到风声，便把主导人物都抓了起来。等到实际的攻击行动在一月展开之后，主要由萨国西部的印地安人支持的叛军不过短短几天即遭政府军击溃。遭叛军杀害的人数不到一百人，但军方却对乡下地区施以一视同仁的全面恐怖报复行动——共杀害八千至三万人。

这段史称「大屠杀」的事件结束之后，图书馆内所有关于这场暴动及屠杀惨剧的记录都被清除殆尽，而代之以政府编造的神话：马丁尼兹于是成为萨国人民的救星，共产党人与印地安人则是凶残野蛮的恶势力。为了使这项结果合理化，阿尔法洛和亚伐瑞兹这两位咖啡大亨写道；「所有社会里都有两个主要阶级：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他们说明道：在农场里工作的「原始」男女，其最佳利益向来都受到咖啡种植业者的照顾。因此，暴动事件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委屈，而是受到共产党的煽惑使然。共党人士在「农民单纯的头脑里注入了危险的疯狂思想」。

在社会与经济两方面上均属局外人的马丁尼兹，由于成功敉平了共党赤化与原住民叛乱的双重危机，因而赢得菁英阶层的敬重。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国家议会表态支持马丁尼兹继任总统至阿劳霍任期届满为止。阿尔法洛以及旗帜鲜明的自由派人士相继进入政府任职。马丁尼兹随后开始着手把自己的权势扩及全国：他把决策权集中于中央，一手抓取派任市长的权力，并且成立了唯一的合法政党「全民爱国党」。

暴动期间所发布的戒严状态持续了十二年之久。在新法的授权之下，任何人只要倡议「违反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秩序的理念」，即使只是私下支持，国家也能够予以起诉。媒体受到管制，大学也必须受政府直接控制。政府雇用线民监听私人谈话；总统成立秘密警察；共产党与农民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异议份子在司法体系之外受到惩罚，甚至「失踪」的情形也时有所闻。

工运活动人士是政府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裁缝师暨萨尔瓦多任务人协会前会长杜瓦德即身受其害。他支持阿劳霍，也拥护玛斯费瑞的理念，因而在马丁尼兹接任总统后被补下狱。他九度和其它死刑犯一同被带往贫民坟场，每次却又因为不得确知的原因免于一死。其妻数度请求他客户中的富有人士为他说项，但都没有结果。后来，杜瓦德在狱中待了一个星期之后突然获释。不过，在他店门口站岗的警察吓走了所有客人，以致他只好宣布破产而把裁缝店卖掉。

即使如此，马丁尼兹依然在他前两届的任期内获得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他不但按时支付公务员薪资，谨守财政纪律，而且以清廉著称。他也为穷人争取福利，包括阻止土地抵押赎回权的废止，以及试行社会福利计画。这些作法颇为温和，因此不至于得罪咖啡种植业者，而且他们对马丁尼兹镇压一九三二年的暴动仍然心怀感激。不过，政府也不是没有给他们好处，不但成立抵押银行承担农业计画的风险，还成立一家公司专事干预市场以稳定咖啡价格。「富有条理与效率的系统取代了混乱的状况。」一位支持者如此记述这位伟人的事迹。

制造敌人

一九三八年夏天，马丁尼兹已开始为他即将于一九四○年届满的任期未雨绸缪。根据宪法规定，他必须在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后下台，但他决定不予照办。他的两名顾问——名律师阿尔瓦拉多及财政部次长马格尼亚——对他的修宪之议极力劝阻。阿尔瓦拉多警告马丁尼兹，修宪之举将被反对者指为揽权的粗暴作法，违反「人民的意志」。

虽然萨尔瓦多的历任领袖都不以恪遵宪法著称，但任期限制的原则却维系了半个世纪之久。因此，马丁尼兹过去的部分支持者便开始弃他而去。国防部次长梅南德斯上校反对总统三连任的态度曝光以后即遭到革职。随后许多官员便陆续辞职：时任审计长的阿尔法洛、财部审计员罗恰克，以及公共指导次长、财政法参谋长、公共工程部次长、财政部次长——还有阿尔瓦拉多。马丁尼兹无意间造就了一批新兴反对阵营的核心份子。

一九三九年一月，沦为橡皮图章的国家议会通过宪改条文，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赋予国家议会选举总统的权利，并且把禁止连任的条款冻结一次。如此一来，马丁尼兹即有资格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续任总统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为止，而国家议会也立即通过他的延任案。

失去思想独立之内阁阁员的忠告、且恣意玩弄宪法之后，马丁尼兹即在自己身边大举晋用只会阿谀奉承的佞臣。心怀抱负的下级官员晋升无门，因为高阶职位都遭到总统的人盘据。在军队里，特权与升迁机会也似乎都集中在一小撮深受马丁尼兹信任的老军官身上，薪资微薄的低阶军官只好在行伍中消磨时光。

马丁尼兹深知军官团烦躁不安可能带来的危险——他毕竟是靠军事政变出头的，因此也绝对不愿反沦为受害者。这种心态使他更决意在关键职位上安插忠心人马，而他的耳目也大肆搜集政府官员在金钱方面不当行为的把柄，以便总统掌控他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间，军方至少有五次政变计画被政府揭露；其中最后一次以梅南德斯上校为首，支持者多达二十八位军官。

除此之外，也还有其它不满的族群。学生与大学教职员都对教师任命以及专业审查的权限掌握在独裁者手里深感气愤（学生曾于一九三八年发动罢课以抗议政府对大学自主权的侵犯）。报社编辑长久以来即对言论限制大有意见。再加上咖啡菁英阶层中对马丁尼兹感到幻灭的自由派人士，以及心怀不满的低阶军官，一个强大的反对势力显已逐渐成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开之后，反对阵营也迅速进行集结。

「生活中充满了理想」

马丁尼兹和部分高层军官在一九三○年代期间开始亲近德国希特勒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残暴政权。萨国统治者与欧洲右翼份子的相似之处极多：双方都厌恶开放社会的多元化与难以驾驭的特质，双方也都相信唯有采取铁腕手段，才能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德国和意大利于一九三六年开始协助训练马丁尼兹手下的军官，意大利并以战机与萨国交换咖啡。萨国军事学院与抵押银行则引进德国人员担任高阶职务。萨尔瓦多也是最早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以及日本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国家之一。

不是所有萨国人民都对政府向法西斯示好的行径感到满意。意大利于一九四○年六月参战之后，圣萨尔瓦多即有数百名身穿黑衫的人士发起一项庆祝游行，结果街头上的民众纷纷高声辱骂游行队伍。德国于当年稍晚拿下巴黎之后，萨国大学生也随之举行示威活动。马丁尼兹感觉到这些抗议活动其实也是冲着他的政权而来，因此下令支持盟军者一律判刑处罚。

不过，亲近轴心国让萨国得不偿失。战争阻断了萨国与欧洲国家的咖啡贸易，造成失业情形恶化以及军需补给中断。马丁尼兹于是被迫向同盟国方面倾斜。他发布一道声明谴责欧洲的极权主义，并且开除了几位亲纳粹的政府官员。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参战之后，萨尔瓦多便和中美洲的其它国家一同向法西斯宣战。

萨国政权和美国新建立的关系确实达成效果。咖啡无法销售至欧洲市场所造成的损失，在美金源源不绝的捐注下得以打平。美国的贷款为道路兴建以及公共卫生改善工作提供了资金；一万多名萨国人民前往巴拿马运河区工作，并把部分工资寄回国内。《美洲咖啡协议》也促成咖啡价格与工资的提高。

不过，战争虽为萨国政权带来经济利益，却也造成政治上的困扰。报纸充斥着战争新闻以及英国与北美专栏作家的文章。一位美国观察家写道，圣萨尔瓦多的《日报》「纯粹藉由引述罗斯福与丘吉尔的话语，就得以引导一场反马运动长达一整年......」。圣文生德镇里的两千名民众看完一支美国的宣传影片之后，又聆听一位报社编辑发表一场「鼓吹民主的生动演讲」。身为独裁者的马丁尼兹也不得不说些流行的民主口号，但他的言词却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民主就是高速公路加上幸福的生活」这类口号对萨国人民而言也是滑稽多于感动。

军官团倒是真正吸收了民主精神。军事学院在一九四一年更换院长，把原本的德国军官换为一位北美人士之后，民主思想的触角即开始伸向储备军官。正式军官由于原本就对独裁政权不满，因此也就更加以美国为学习对象。一九四四年加入反对阵营的年轻军官桑伽斯依然记得当时「生活中充满了理想」，当时「民主与极权思想的斗争」正值高峰。

为了化解要求改革的压力，马丁尼兹于是重新把自己的形象塑造为平民主义者。他在演说中痛陈财富分配不均，并且声称自己与穷人站在同一边。政府资助的「社会重建组织」不但试图帮助鞋匠在巴拿马找工作，而且还召开一场会议让工人讨论劳工法令的制定。政府甚至对咖啡外销以及超额利润课税，并且对牲畜饲养业者协会、咖啡协会，以及抵押银行加强控制。

这些措施对马丁尼兹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工运人士对他的表态大都不予理会，而工会虽然一再遭到袭扰，数目却依旧不断增加。咖啡种植业者渐感不安，有些人则开始称呼马丁尼兹为「古怪的小印地安人」——「古怪」二字意指这位总统个人的异常癖性。举例来说，他曾以有色瓶罐装水放在阳光下长久曝晒，然后给人服用治病。他儿子罹患腹膜炎时，即因他坚持在手术前先用这种水进行治疗，而导致他儿子死亡——据传他的妻子因此而把他所有的有色瓶罐砸破。

笼罩在政府顶上的云层不久之后即转趋灰暗。表面上声称要协助战事的反轴心国组织为反总统人士的聚会提供了绝佳掩护。其中最重要的组织为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九月的「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民主行动组织领袖是一位曾任咖啡种植协会会长的退休律师，创始成员则有阿尔瓦拉多、马格尼亚，以及其它马氏政权前官员，还有诸如年轻医生罗梅洛这样的杰出专业人士。

民主行动组织在地上运作的时间并不长。到了九月底，政府即强势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举行政治聚会必须先向警方申请许可。民主行动组织由于未能获得许可，因此只举行了两场公开聚会。不过，成员私下却经常见面商谈如何阻止马丁尼兹再度连任。反对阵营已然成形，而且也有了目标：让总统下台。

「让我们一同抗争」

新成立的反对阵营决定以公开与秘密双向并行的方式对政府展开抗争。有些民主行动组织成员虽然决定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马丁尼兹，有些人却选择采行非暴力运动。活动人士于一九四三年春夏两季散发一系列的匿名传单，指名马丁尼兹下台，要求公民自由，并且呼吁平民、军人，以及政府职员不要再与独裁政权配合。反对阵营也向工人重提一九三二年的屠杀事件，同时吁求他们抗拒政府的笼络手段，切勿接受政府微薄的施舍以及敷衍马虎的改革承诺。传单上的署名都是「民主革命委员会」或「反重选党劳工分部」等组织的名称，而这些传单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初都还可以在街头上见到。

法律诉讼也是另一项武器。一九四三年十月，包括多位民主行动组织创始人在内的两百三十六名萨国公民联名签署一份诉状，请求最高法院撒销一九四一年一道限制政治组织的法令。法院虽然拒绝受理，但民众对于总统竟然受到如此公然的挑战均深感振奋。根据一位美国海军武官的记述，藉由这份诉状，「具有影响力的公民」首度「公开站出来表达............他们反对政府的立场」。这份诉状原文刊登于《拉丁日报》的那一天，好几千份报纸在被警方没收之前就被抢购一空。

媒体在字里行间对独裁政权的间接攻击也催化了事件的发展。引用诸如米尔顿（JohnMilton）与玻利瓦尔（SimonBolivar）等名人谴责暴政的话语，以及抨击阿根廷强硬派政权的文章，都传达了对总统的鄙夷，却又不会违犯审查单位的标准。报社知道自己不可能对马丁尼兹延任的修宪案加以批评又安然无事，因此退而求其次，以完全忽略此一事件的方式处理。事前审查制度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实施之后，报社编辑也找到其它攻击调侃政府的方式。《拉丁日报》于十二月在报纸末页全版刊登各种文章嘲讽政府的宣传报导，诸如「首都的街道清理工作超棒」以及「村庄里供水丰富，奔流直如瀑布」。

接着在一九四三年底，一小群萨国人民走上街头表达抗议，一样以战争议题掩饰政治诉求。十二月十一日，约有四百名学生与专业人士举行集会，对同盟国近来提议的成立联合国表达支持。即使在警察与国家禁卫队的监督之下，抗议群众依然高喊反马丁尼兹的口号：「独裁者去死」以及「打倒连任制度」。一位大学生发表的演说也一样不加掩饰：「让我们一同抗争，这样政府才会体现人民的正当意志；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生活在刚揭开序幕的民主世纪里。」

在这段期间，反马丁尼兹的人士也开始请求他的北美盟友出面干预。转任抵押银行高级职员的罗恰克致函华府驻萨国大使瑟斯顿，请求美国对马丁尼兹施压，促他尊重宪法，举行自由选举，并且遵守《大西洋宪章》。一九四四年三月，抵押银行总裁耶瑞拉向当时正以美国国务院美洲国家间事务协调人身分访问萨国的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提出一项提议。耶瑞拉建议道，美国、墨西哥与哥伦比亚应劝服马丁尼兹接受一部新的民主宪法。

马丁尼兹对日益壮大的反对阵营也展开强力反击。政府对媒体的箝制更为严苛，并且对有反政府嫌疑的人士加强监控，严密注意最高法院诉状签署人士的活动。十二月二十日，街上突然出现手持机关枪的人员，随即有四十几人遭到逮捕——包括民主行动组织领导人物以及《拉丁日报》编辑！其中部分人士还被控以图谋杀害总统的罪名。身为政府搜捕对象之一的亚毕祖在自己的房子里躲藏了一个多星期才出面投降——据说阿尔法洛曾去拜访他，而获知同情反对阵营的军中人士姓名。

除了威吓反对人士之外，政府也极力争取大众支持又一次的立宪会议，以便让马丁尼兹能够合法地继续留任。这位独裁者手下的一家报纸声称已有十万多名民众签署请愿书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在政府举行的集会上，吵杂的群众也做出同样的要求。立宪会议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召开之后，即独揽总统选举权，一如各方预期选举马丁尼兹连任总统至一九四九年为止。立宪会议也在宪法中增修若干文字，导致公民自由更进一步萎缩，也给予国家更大的经济掌控权。萨国人民不但得多忍受这名独裁者的统治长达近六年之久，而且他们的权利也一再遭到限缩。

就在民主行动组织及其盟友共同密谋对政府展开一场激烈反抗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一项替代策略。流亡哥斯达黎加的萨国记者卡尼萨勒斯向反对领袖送交一份提议，标题为「迈向非暴力反抗--我对萨国人民的建言」。他指出，有一种「推翻政府的良策」，称为「『消极抵抗』或者『非暴力反抗』」。作法很简单，只要属于「国家的行政和经济体系」当中一份子的「每位公民」都能够放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即可。他也提到「这项策略的发明人」甘地，藉此达成了「伟大的成果」。这项策略要能够生效，就必须争取支持，诸如赢取军人、警察，以及公务员的认同；同时也要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储存金钱与必需品以备长期抗争之用。从这些观念渐次出现在反马丁尼兹的传单中，可见卡尼萨勒斯的说法已对萨国人民产生影响。不过，民主行动组织依然认为暴力是必要的手段。

政变的主使者为阿尔法洛与罗梅洛。阿尔法洛参与政变是出于对马丁尼兹玩弄宪法的手段感到愤怒，但罗梅洛的动机则不同。一九三○年代早期，罗梅洛在巴黎求学，吸收了当时的人民阵线精神。他回到萨尔瓦多之后即倡议最低工资保障以及劳工结社权。他抱持的理想主义使他获得医学生的爱戴，而他的免费医疗行为更是让他在穷人心目中建立了崇高的地位。

政变策画人和军中密谋发动军事叛变的军官联络上之后，军、民双方的反对领袖便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尔法洛的庄园里举行会议，而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与会人士当中的马洛秦将军和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卡尔佛上校为亲德人士，并且曾在一九三二年的农民屠杀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会中订定四月二日，就在军队结束复活节演习之后，为起义之日。

「时断时续的骇人枪响」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刚好是棕榈主日（译注：每年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称为棕榈主日，为纪念耶稣受难前胜利进入耶路撒冷，民众纷持棕榈树枝迎接的盛况）。那天，圣萨尔瓦多的天气阴郁闷热，市民纷纷举家前往沿海享受清爽的海风，或是到首都外的避暑胜地游玩。总统当天人在海边小镇拉利伯塔德，而大多数高层官员也都不在首都。至于留在酷热首都里的居民，则在．一大早前往教会领取据说能够预防闪电等各种灾害的棕榈树枝。下午约三点半左右，首都东南部的居民听到一阵隆隆声，而纷纷出门到街上一探究竟。只见军机从他们屋顶上低空飞过。

政变的时机拿捏得极为精准。由于马丁尼兹与他手下的关键人物四散于各地，因此反应必然迟缓。叛军也掌握有一定程度的火力，包括圣萨尔瓦多的第一步兵团与第二炮兵团。在刚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政变行动看似颇有成功的可能。叛乱人士很快地掌控了若干极具价值的目标：空军、国营电台，以及电报局。萨国西部最大城圣安娜（SantaAna）的驻军也投靠叛军，民众则举行示威并选出新的市议会。

不过，叛乱人士却丝毫不懂得善用这些优势。企图轰炸圣萨尔瓦多警察总局的叛军战机偏离目标而炸毁了隔邻的房舍。叛军占领电台之后，随即详尽广播战况，并且公布领导人之一罗梅洛的姓名。不过，马丁尼兹也收听了他们的广播，并从中获知若干重要信息，包括他手下还有哪些部队并未参与叛乱而可能依然对他效忠。马丁尼兹随后立即赶回首都，躲过前来逮捕他的士兵之后，便下令关闭所有变压器，而在黑夜降临之际造成所有电灯熄灭。他接着前往邻接总统府的萨波提要塞，确认驻守该处的士兵都支持他。马丁尼兹咆哮道：「如果你们不支持我，尽管开枪打死我吧！]第二天，萨波提要塞大举轰击第一步兵团，而总统的军队也在同时收复机场。到了星期二早上，叛乱行动即告结束。

许多叛军领袖皆遭到逮捕，但罗梅洛与阿尔法洛却成功逃脱。星期一下午，他们两人同在电台得知第一步兵团投降的消息。他们随即溜出后门各自逃亡。阿尔法洛逃往圣安娜，当地满是过早庆祝政变成功的酒醉民众。罗梅洛在病患家中躲了几天，然后于星期五逃往洪都拉斯边界。

总统虽然轻易瓦解了政变，但他之后所采行的措施却显示出他内心的不安。社团与工会的聚会都遭到禁止，民宅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搜索。至于首都之内，「夜里一再传出时断时续的骇人枪响。全副武装的警察队伍在市内各地巡逻。人犯遭到围捕之后即被带到警局，据传警局内有各种恐怖的刑求手段」。警察及政府干员监控银行交易，并且要求进出首都的民众出示官方通行证。参与签署最高法院诉状的人士都无法取得离开首都的许可，也无法寄出办公所需的法律文件。根据美国大使瑟斯顿所述，萨国政府似乎展开了「摧毁许多专业阶级之生计」的整肃运动。

记者是另一个付出惨重代价的族群。圣安娜的《东方日报》过于急躁，而在四月二日的报导中宣称罗梅洛已取代马丁尼兹成为总统，其编辑也因此被捕下狱。《拉丁日报》编辑平托在政变展开时早已身陷狱中，后于四月二日遭到狱吏开枪射伤，不久之后身亡。其它也有若干名记者或者遭到逮捕，或者逃往安全地区，而首都内三家反对立场的报社也全部停止发行数个星期。

镇压行动远超过重塑总统权威必需的程度。马丁尼兹并未以宽宏大量的气度妆点他的胜利，反而倾向以报复手段一泄心头之恨，因此在圣萨尔瓦多被捕入狱的人数就超过了八百人。战时非常议会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就对十名军官判处死刑；第二天早上，公墓园区里即传出处决人犯的枪声。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又有二十五名军官及九名百姓被判死刑。马丁尼兹甚至强迫马洛秦将军的儿子亲睹父亲受刑的情景。

马林是遭到枪决的百姓之一。他在叛乱行动中协调战斗人员与平民策画者的活动。他被捕之后，逮捕他的官员——为了逼他供出与叛乱阴谋有关的秘密--不但打断他的手臂，击碎他的膝盖，挖出他一只眼睛，并且施行了其它骇人听闻的酷刑。他后来接受枪决时，还必须要别人帮他撑起身体。孟托亚神父为他举行临终圣礼之时问他：「马林，你害怕死亡吗？」马林回答道：「神父，我不怕。颤抖着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精神。」

拉丁美洲各国都对萨尔瓦多在那年四月发生的事件甚为关注。各国外交官于四月十七日晋见萨国总统，要求宽待叛乱人士；委内瑞拉下议院、墨西哥劳工领袖托雷塔诺，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内一群拉丁美洲医师也都提出同样的请求。若干国家的报纸强烈抨击血腥镇压行动，甚至举世闻名的诗人聂鲁达也为此提出抗议。

美国也无法漠视这起事件。由于老罗斯福总统倡议「睦邻政策」，再加上战时原本就不乐于批评盟国政府，因此美国原本采取不干预立场。不过，使馆职员多与反对领袖有私交，而且颇为欣赏他们的民主主张。瑟斯顿大使写道：「伴随民主宣传的不干预政策有一主要缺点，就是会同时鼓舞独裁政权以及民间的反对势力。」他对美国的不干涉作为深感遗憾，认为这种举动隐含了对「以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方式攫取或保有权位的独裁者」的接纳，并指出如此「不但会损及我们的道德领导地位,也会助长他人认为我们仅是空口宣传民主职志，实际上却是奉行权宜手段的投机份子」。不过，这也不是华府在二十世纪里最后一次碰到这种难题。

瑟斯顿必须小心拿捏分寸，而在卡尔佛上校和另一位参与反叛的军官前来请求使馆庇护时，他的政治智能也就受到了考验。瑟斯顿准许他们进入使馆，却拒绝提供庇护。当晚，他与马丁尼兹会谈之后同意交出两人，但也获得对方承诺会让他们得到合法待遇；后来他又要求马丁尼兹对他们从宽处置。不过，卡尔佛及其同志仍在四月十日连同其它人一起遭到枪决。瑟斯顿至此已忍无可忍。,马丁尼兹已和美国决裂。

「不能够是街头上的运动」

叛乱行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马丁尼兹的地位便又似乎稳固无虞。不过，功败垂成的政变所展现出来的野心，却显示萨国人民当中的领导人物--包括银行主管、咖啡大亨，以及军官——愿意冒生命危险把总统赶下台。此外，总统的残暴反应让其它旁观的萨国人民深感惊恐。美国武官记述道：「市场摊贩、商家，以及百姓」都同声谴责政府处决与刑求人犯的手段。

即使是马丁尼兹身边的政府官员，也开始对他治理国家的能力产生疑虑。一名美国使馆职员指出，财政部长曾对政变后的流血报复出言批评，其它部会首长也心怀忧虑。这位外交官下结论道：「萨国总统的手下已闲始产生担忧、疑虑及恐惧的感受......不只是因为他们察觉总统的复仇心态浓厚......而可能危及各方利益，也因为这些人已开始顾虑到，一旦政府......遭到推翻，他们应如何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

如果反对政府的行动能够再次展开，便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对象支持。不过，由于政变行动的发起人不是已经丧生、在狱中服刑，就是逃亡他处，因此第一步即是必须先找到新的领导人。学生团体多年来一向负责政治组织活动，而且学生也在前一年印发反马丁尼兹传单的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复活节假期结束，学校恢复上课之后，罗梅洛被捕的消息令学生极为激动。叛乱行动瓦解之后，这位勇敢的医生在首都里藏匿了几天，然后试图逃往洪都拉斯。不过，他的劳工装扮却未能骗过边界上的国家禁卫军。他们以宽刃刀攻击他，然后把他带到圣米格尔一家医院，他的真实身分也因而曝光。同情他的医生知道他一旦恢复健康就会遭到处决，于是刻意延后宣告他的身体状况已适于远行。

罗梅洛躺在病床上休养的同时，大学生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拟订一项挑战政府的策略。他们心知和政府的武装部队正面冲突无异自杀，因此不可让马丁尼兹有使用暴力的机会。学生领袖之一的卡斯迪佑回忆道，当时的「基本论点」就是马丁尼兹「拥有的军事力量足以打败任何对手。因此我们必须发起一场不和马丁尼兹正面对抗的民间运动，这样他就没有对象可以开火攻击。由此可知，这场运动不能够是街头上的运动，而应该采取躲藏的方式。于是，『垂臂罢工运动』便因此诞生。所有人什么事都不要做。待在〔屋内〕就好，这样就不可能出现镇压行动。」

四月十七日之后，医学生纷纷打着黑色领带回到学校，以悼念遭政府处决的人士，同时也对显然即将遭到处决的罗梅洛表示哀悼。在刚开始的这几天里，有些学生想到罢工的念头；这种提议也出现在一场法学生的聚会上，随后开始流传至其它系所。这几天里浮现了若干名领袖人物：医学院的卡斯迪佑和布斯塔孟德、法学院的波霍和玛兹尼、工学院的卡斯特雅诺，以及药学院的柯洛拉朵。学生运动受到两个不同团体的引导。其中一个由各学院选出的四十几名代表组成；另一个是规模较小的中央委员会，于四月十九日公开散发一份传单。中央委员会在传单里坦承道：「我们无力挑起革命。但的确有些手段，虽然不合法，却足堪视为高尚而且殊值赞许......。我们对抗的是一位狡猾而精明的对象......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同样的特质对抗他的狡猾与精明吧，因为全体人民......已决心以暴力索回他们遭人篡夺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自由。」

学生的秘密组织活动持续进行了一整个星期。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政府展开第二波的处决行动，再次增添了学生的急迫感。他们召开聚会，投票决定发起罢工，随后发布一道匿名的声明，宣称他们不但将中止一切学术活动,也将停止校外的工作。

罢工领导人心里明白，他们如果真的有心要对抗马丁尼兹，就必须扩大运动的规模。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间的学生罢课活动并未有显著成就；波霍说道：「知识分子的罢工活动通常都只是象征性的」,他们若要促成真正的变革，就必须建构一个各方人士都参与其中的全面罢工。卡斯迪佑最早提出这个构想，而在四月二十四日之后的那个星期由中央委员会议加以讨论。

这项策略其实就是流亡记者卡尼萨勒斯梢早之前曾向民主行动组织提出而遭到忽视的建议。学生对这个构想极为热悉，即使不是从卡尼萨勒斯那边听到，也在别的地方听到过。而且他们认为这个构想有其实用性。第一,他们没有武器，因此不可能以武力击败马丁尼兹。第二，他们知道大众会愿意和他们一同加入非暴力运动，而此举也可能藉由其它利益而获得支持。举例而言，他们特地知会美国大使馆，表示他们打算推动一场和平运动，且将避免发生流血情况。

他们订定五月五日为底限，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天之前加入罢工活动。然而，由于媒体受到箝制，而圣萨尔瓦多全市在政变后的几个星期里又一直弥漫着恐惧的气息，因此散播罢工的消息也就变得颇为困难。不过，医学生与医生、法学生与律师都各自有密切的关系，而其它系所的学生和相应的专业人士也是一样，他们于是利用这些关系鼓吹全面罢工的构想。他们也利用打字机打出一份份传单敦促市民加入罢工。每张传单并且要求收到的人复制十份散发出去。秘书听命埋头打字，儿童则在街上散发传单——他们「在警察面前公然挥舞那些煽动性的传单，挑衅他们出手逮捕」。

学生也把号召对象扩及专业领域之外，而与铁路工人、巴勒斯坦移民的店家等其它各种族群均有接触。罢工的构想蔓延开来之后，学生即获得了实质的协助。市集上的妇女——瑟斯顿大使如此描述她们：「萨国政治中较为粗鄙之阶层里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纷纷前往各个商店去说服老板关店。一名银行员向一名出租车司机攀谈，请他转告其它司机说参与罢工的人都能够领到钱。

不过，罢工策画人士知道，若是仅凭个别民众的热情宣传，绝不足以让圣萨尔瓦多全部市民得知罢工消息，因此也就无法达成让全市陷入停顿的目标，更遑论国内其它地区。罢工活动必须能够自动扩展，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民众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服务和机构受到影响。罢工人士若能关闭银行及药局等机构，即可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并且迫使他们在独裁者与人民之间选边站。以医生所拥有的崇高地位，他们一旦展开罢工必然会造成极大的冲击。运输系统也是另一个重要目标。学生既然把推动罢工的心力都集中在首都上，那么就只有瘫痪火车运行才能够让其它地区的人民得知罢工消息（一九○五年十月间，莫斯科的铁路工人即是藉此策略将罢工活动扩展至俄罗斯全国）。

学生需要有钱才能落实推广罢工所需的各种事务；而罢工一旦展开，他们也必须设法让罢工工人获得所需的资助，以免他们不愿放下手中的工具。若干初步资金来自于官方的学生组织，但校外捐款不久之后即源源而来。一个成员包括抵押银行总裁耶瑞拉以及咖啡大亨亚伐瑞兹在内的财务委员会尤其提供了极大帮助。成员尽为富裕人士的「萨人俱乐部」据说在半小时内即募集了两万美金。

学生对四月最后一周的学校课程展开抵制，也不再到校外的工作地点上班之后，罢工运动便急速升温。法学生不再到法院旁听审判过程，工学生也拒绝到雇用他们的政府机构上班。医院里的实习医生开始留在家里，学校老师也一样。罢工运动展开之后，中学生也从学校集体出走。

杜瓦德当时是罢工学生当中的一员，他是劳工运动策画者的儿子，后来曾任萨国总统。他日后在自传里写道：「我直接涉入了反对马丁尼兹将军的学生运动。」大学生到他就读的高中征求加入协调团体的代表，他随即加入，而多次参与遭警察突袭的会议。「有一次，我为了脱逃而冲下一处深谷，翻过一道篱笆后，落在一片多刺的荆棘上，而把衣服皮肤都划破了......全面罢工展开的那一天，我们的委员会也开始在学校制造混乱，以迫使学校停止上课......罢工极为成功。那天，完全没有人上学......]

随着罢工风潮逐渐升高，萨国政府也逐渐陷入困境。一名官员指称政府中没有人预料到会发生罢工，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总统身边的高阶官员都一致反对暴力镇压。虽然四月底有一道逮捕策画学生的命令，警方却仅短暂地拘留了几个持有传单的人而已。若干警察的确前往民众家中，试图强迫罢工人士回到工作岗位上，但其它警察的态度却是暧昧不明。有些甚至认同罢工活动，而全力帮助策画人士躲避逮捕。

即使警方能够比较积极，也不大可能迅速压制罢工运动；因为其扩展速度实在太快了。政府似乎打算坐等罢工人士因生活需要而恢复工作。为了化解若干潜藏的愤怒，政府于是宣布释放所有在政变之后逮捕的人犯，同时也在政府控制的报纸上刊登文章打击罢工活动的信誉，称之为一场由权贵人士所发起的运动，完全忽略穷人的需要。

这些措施都未能遏止罢工扩展的势头，也抹除不了政府处决政变人士以及马丁尼兹长久以来专恣统治所积累的忿恨。萨国菁英阶层担心，若不遏阻马丁尼兹的权势，杀戮情形便会持续下去。由于任何人都有遭到处决的可能，相较之下，反抗政府反倒不那么令人害怕。对许多非菁英阶层的人士而言，罗梅洛这位英勇的医生遭到生命威胁，更是驱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

罗梅洛的同业不久就都纷纷在运动中打前锋，一如策画学生原本的期望。马丁尼兹曾经下令免职若干名涉嫌颠覆行为的医生，因此医界本身也对马丁尼兹有所不满。公共医院院长梅西亚斯于五月二日召开员工会议，和全体医生共同拟订要求事项。他们宣称，除非政府对所有死刑犯减刑并且宣布大赦，让遭到免职的医生恢复职务，同时遵守「民主原则」，否则他们将展开罢工。马丁尼兹亲自收受这份要求，而在梅西亚斯面前引火将之烧毁。

五月五日，一百三十五名医生（圣萨尔瓦多共有一百五十名医生）一同停止工作。其中六十人签署了一份新的声明，内容直言要求总统下台以及举行自由选举。急救室依然照常开放，有些医生也继续接见少数病患；克雷姆报导道：「有钱人慷慨解囊，穷人则只能贡献微不足道的小钱，而这些款项都投入罢工基金里。」律师、药师、银行职员、铁路员工，以及电厂人员也都在五月五日之前加入罢工行列。数百名公务人员也随之跟进。卫生部宣告其不得不暂停所有非必要的服务。公共保健制度下的牙医、工程师，以及技师，还有剧院员工也都早已展开罢工。

不是每个加入罢工的人都怀有高度热忱。有些巴勒斯坦或中国移民的商家便显然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不大愿意关门。身为学生活动份子一员的科洛拉朵便对需要借口关门的商家丢掷石块。有些店家依旧开门，但拒绝贩卖商品。许多工人也持保留态度，因为加入罢工不但可能断绝他们迫切需要的工资，也会让他们面临报复的危险。铁路工程人员对卡斯迪佑表示，除非他们能够事先取得全额薪资，家人也躲藏在安全的房屋里，否则他们不愿加入罢工运动。不过，圣萨尔瓦多各阶层市民中参与罢工的人数依然极为众多，以致数十年后大家仍旧记得那是一场全民团结反抗总统的典范。「就连窃贼都加入了罢工。」一名罢工人士回忆道。

带头发起罢工的大学生自从回到学校之后，在这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一再极力避免与政府发生肢体冲突。他们虽有理由相信警方与军方对马丁尼兹的忠心并不可靠，却也没有妄加测试，以免付出生命的宝贵代价。因此街头示威也就不在策略之内。不过，遭处死之军官的学生与遗孀，仍于五月五日在市中心的玫瑰经教堂为受害者举行了一场追思弥撒。群众蜂拥而至，教堂内部及外面的广场上都挤满了身着黑衣的妇女。追悼者得知弥撒遭禁之后，便四散前往市内各处说服更多的商家关上店门。

这场庞大的市民罢工是拉丁美洲史上最盛大的一场罢工运动。这是一场分散推行的运动，依赖众多的个人相互联系召集。不过，罢工运动既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就必须要有一个决策单位负责为罢工人士发言以及与政府协商。五月五日晚上，学生、市集妇女、银行、各种业界、商业职员、日间劳工，以及公车与出租车司机等社会各界的代表齐集于阿尔瓦拉多家中，选出了一个代表性略嫌不足的「国家重建委员会」。委员会共有五名成员：一名学生、一名医生、一名抵押银行律师、一名商业职员，以及一名退役将军。第二天，委员会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同时对总统提供人身安全保证而建议他离开萨国。反对阵营至此已告成形，而且开始初试啼声了。

萨国政府虽然还未采取决定性的手段制止反抗运动，却也丝毫没有退让的迹象。马丁尼兹透过电台对全国发表演说，一面赞扬如常工作的民众，一面指控罢工领袖试图「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制造恐慌」。第二天更出现一份传单，宣布「工人反革命委员会」成立，而马丁尼兹也要求商家开门营业。不久之前才引起人民极大恐惧的独裁者，现在却只能请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

马丁尼兹似乎已无意再用威吓手段，而指示一名官员尽量和罢工人士「避免起冲突」。马丁尼兹在罢工结束后不久的一场访问中说道：「我在四月初以武力打垮了政变行动，结果他们却挑起了罢工。那时我就不再想打了。我要向谁开枪？那些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尽了解的儿童和青年吗？」这位在十年前屠杀千百名农民仍面不改色的将军，在自己最大的危机来临之际却无法使用自己的武器。

那段时期在罢工人士眼中看来也极为危险。美国大使馆于五月六日得知有一队队人马到处去强迫罢工的店家开门营业。有些医生收到匿名的恐吓，同时也谣传有手持宽刃刀的农民动身前往首都，打算挑起暴力冲突以提供军事镇压的借口。不过，后来发生的血腥事件却不是政府煽动的。事件发生于五月七日，一名警察因过于紧张而对聚集于街上的青年开枪。十七岁的青少年莱特当场毙命。他来自于一个显赫的萨尔瓦多家族，并因父亲为美国人而拥有美国国籍。数千名民众前往他家致哀，也在第二天早上参加他的丧礼。

这起悲剧给了罢工领袖一个机会。他们原本无法确定能否在罢工热潮开始冷却之前成功造成政府内部的混乱，因此打算把民众带上街头与政府摊牌。莱特的遇害正好促成了这种结果。丧礼结束之后，圣萨尔瓦多市民便成群涌入巴里欧斯广场，而紧邻广场的大楼就是国家议会以及政府各部会办公室的所在地。群众满腔愤怒，学生领袖于是忙着呼吁所有人自制。不过，在广场上巡逻的禁卫军没有招惹群众，因此也就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美国大使晋见马丁尼兹要求将枪杀事件的元凶绳之以法。此举无疑是冲着该名青年的美国国籍而来，而许多人也认为美国必然会出面干预。美国并未采取行动，不过枪杀事件却在政府内部引发了变革。总统手下大多数的部会首长于五月七日晚间会面，而一致决定辞职。他们担忧街上的群众会引发另一波暴力冲突——而事实上，陆军参谋长也的确在第二天早上知会马丁尼兹，表示部队已整装待命，随时可清除街上的抗议群众。一名部长挺身反对，并向总统说道：「我们不能够支持任何暴力措施。」总统回答道；「我不打算对人民采取暴力措施。如果人民现在要我下台，我愿意无条件照办。」

退场

到了五月八日上午十点左右，马丁尼兹自己知道，他如果想挽回任何一点利益，就必须和反对阵营协商。召集国家重建委员会的五名成员毫不费力，他们当天上午稍晚就和政府官员齐聚一堂了。总统已确定下台，但下台的时间及理由还须另行商定。马丁尼兹提议于三个星期后的月底下台。不过，反对阵营坚决要他立刻辞职，并坚称罢工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他下台为止。

马丁尼兹提议让国家议会负责挑选继任人选事宜，而国家议会正是他全权掌控之下的团体。重建委员会成员则径自提出四名人选供他选择。经过一个小时的协商之后，才又增加了第五名人选--国防部长梅嫩德斯将军；他是马丁尼兹的忠心支持者，事实上也大概是马丁尼兹钦定的人选。不过，由于他个性温和，以正直著称，而且也不技求权力，与刚愎自用的马丁尼兹相较之下，自然深得人心。重建委员会一名成员后来表示，当时委员会也迫使当局承诺新总统将会解除戒严状态，宣布大赦，并且准许流亡人士回国。

马丁尼兹拒绝接受协议，一再坚持留任至五月底。街头上盛传马丁尼兹已着手运作固守权位，而且可能会使用武力。据传有另一个自称代表罢工人士发言的委员会成员于傍晚会见总统，警告他如果不即刻下台，「就会有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内阁官员也一再促请他立刻下台。不论原因为何，他终于同意他们的要求，而于晚间七点在电台上宣布辞职。

第二天早上，梅嫩德斯获得国家议会推选接任总统，而承诺推动宪改以及在短期内实施选举；国家议会也通过政治犯的大赦案。学生及其它许多罢工人士却不打算在马丁尼兹离开国内之前结束罢工——而且他们也对新内阁感到不满，因为阁员中有若干名马丁尼兹指定的官员，而且只有阿尔瓦拉多一人是国家重建委员会的人马。不过，梅嫩德斯承诺马丁尼兹将于第二天离开，此举遏制了民众的怒火。学生明白国家已筋疲力竭，因此也就终止了罢工运动。五月十一日，公车与火车重新上路，商店与办公室再次开门，而民众也都恢复了工作。只有一点和以前不同。。马丁尼兹于中午前跨越边界进入瓜地马拉，从此以后不曾再回到萨国。

结果，萨尔瓦多反抗暴政的胜利却有如昙花一现。马丁尼兹下台后，的确有一小段时期的政治开放，而叛乱行动的主使人罗梅洛与阿尔法洛，也成为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选举之前巩固平民政府的要角。不过，罗梅洛及其支持者落实实质改革的决心，却造成了驱走马丁尼兹之联合政府的分裂。军方不愿随着马丁尼兹步下权力的台阶，咖啡种植业者也拒绝让民主政治的不确定性危及他们的利益。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位担任国家警卫队长的上校发动政变，夺取了梅嫩德斯的权位。反对阵营发起非暴力抵抗，却在几个星期后拋弃了在市民罢工中所获取的经验，而于十二月试图从瓜地马拉发动武力攻击，结果正中下怀地被一举击败。

萨尔瓦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间陷入了一种新型态的军事统治：单一将领的个人独裁变成了一群人制度化的掌控。但政府依然由军人掌控——而咖啡带来的财富也仍旧充斥在经济活动中。

市民罢工在政治上的影响虽然稍纵即逝，却形塑了许多萨国青年的成长历程，而他们日后也再度活跃于政坛上。一九六○年，卡斯迪佑在一个抱持改革理想却在位不久的军人执政团中成为平民成员，后来又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七年间担任萨尔瓦多大学校长，也是革新行动党一九六七年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高中时活跃于反对运动的杜瓦德，后来成立了温和派的基督民主党，并于一九八四年当选总统。在这漫长的灰暗年代里，军事统治与民间抗争不断循环，而许多自命为国家救星的人士也一再竞逐权位。不过，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前，人民的声音与影响力不曾再有像一九四四年春天那般明确的展现。

在武力叛乱失败之后，萨国人民为了推翻总统所发起的非暴力政变，其规模之广与速度之快，二十世纪里并无出其右者。诚然，萨国幅员狭小，当时全国只有一座大城市，而且反马丁尼兹的运动在萨国传统牢固的社会里有许多自愿参与者。不过，以推翻独裁者这般重大的事情而言，绝对没有所谓的稳操胜券。市民罢工的闪电成功并不代表运动领导人明智的策略操作不具重要性；事实上，正是他们的运筹帷幄造就罢工运动的成功。

马丁尼兹本身的行为造成各方人士陆续弃他而去，反马丁尼兹的联合阵线也就随之逐渐成形。劳工组织、激进的政治人物，以及军方内部的不满人士，都从一开始就对马丁尼兹心怀厌恶。许多记者在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后即对他充满敌意。马丁尼兹任满两届总统仍不愿下台，并且变得愈来愈专恣任性之后，专业人士、大学生，甚或许多政府官员对他的反感便纷纷浮上台面。同时，大地主也对马丁尼兹转向平民主义的立场深感幻灭，又因他把权力集中在一小群亲信手上而遭到边缘化。这些各自分歧的团体在因缘际会之下，携手为推翻独裁者的目标共同奋斗。

不过，非暴力抵抗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经过精心策画之后发动的。反对领袖来自于各专业界、媒体，以及大学生之间，而他们也懂得善用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政治气候，以唤起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支持，助长军中的不满气息，并且培养众多的同情人士。在民主行动组织、金融机构、大学社团，以及报社等各种团体的协力推展之下，反对运动于是获得了一般大众、外交官，以及有权有势者的支持。最高法院提诉事件让全国人民了解到，反抗马丁尼兹不但做得到，而且是光荣之举。若没有这些对独裁政权赓续而耐心的挑战行为，市民罢工就会成为一场没有人参与的抗争活动。

另一方面，如果马丁尼兹在四月二日的政变之后没有反应过度，发动罢工运动的难度也会提高。武装叛乱失败之后，反对领袖皆四散逃亡。眼见马丁尼兹开始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许多人便觉得必须赶在栽在他手里之前推翻他——而把罗梅洛等人从行刑队枪下救出来的目标，不但带动工人加入罢工，也让反对运动产生急迫感。国家暴力虽然让萨国人民多年来不敢逾矩，但如果所有人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人民对刽子手就再也无法容忍了。甘地知道英国士兵一旦以致命的武力对付印度的反抗人士，英国政权残酷的一面就会显露出来——于是反对阵营也就会因此而扩张。萨尔瓦多的情形也是如此。

必须采取果断行动的机会来临时，大学生即设法临时拟订了一项策略、他们对一九三○年代期间发生在印度、智利，以及古巴的非暴力运动都有所知悉，也明白马丁尼兹的力量来自于他以暴力手段打倒对手的能力。因此，他们选择不以武器和政府对抗，同时也避免让人民承担遭受攻击的风险。犹如卡斯迪佑所言：「必须发起一场不和马丁尼兹正面对抗的民间运动，这样他就没有对象可以开火攻击」——马丁尼兹后来也沮丧地说出同样的话：「再也没有能够开枪攻击的目标了。」结果，暴力达不到的成果，却在非暴力行动之下达成；因为其所号召的反对势力更为强大，而且限缩了政府威迫人民的手段，同时也打消了马丁尼兹的党羽采取镇压措施的念头。

一股比暴力更为强大的力量推翻了马丁尼兹，但却没有自动形成一种环境以供民主文官政府稳固生存。把盘据大位的马丁尼兹赶下台并没有让军方的力量受到节制。反对阵营没有时间巩固萨国民间的权力基础——反观甘地曾试图以「自我支配」及「建设性工作」激发印度人民的活力，而波兰的异议份子与工会运动也曾扩展自主力量的支持基础。如果萨国的反对阵营能够巩固民间的权力基础，反对运动也许会逐渐增加弹性，或者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因为改革计画野心过大，而造成军中的改革人士、前马丁尼兹政府官员，以及一度同情反对运动的咖啡种植业者纷纷掉头离去。

萨国的罢工运动反抗的对象是领导人，而非制度。因此，这个领导人一旦下台之后，渴求实质民主的人士便发现自己面前虽有崭新的机会，身边却没有原来的盟友。非暴力运动可以把不获人民认可的统治者逼下台，但运动背后的策略若是不针对这些统治者赖以掌权的权力结构进行变革，就无法促使人民在抗争结束之后继续追求更高的目标。不过，在一九四四年的萨尔瓦多，人民毕竟获得了胜利，而且没有依赖暴力。对于那个国家，就当时而言，这是前所未见的胜利。

★ 2－7、阿根廷与智利：抵抗压迫 ★

阿根廷——勇气之母

「我们会一直来回步行，直到倒下为止」

第一天，反抗阵营原本只有十四个人——一群孱弱的中年妇女，没没无闻的寻常百姓,心中满怀焦虑，不知何时会遭政府当局一手捏碎，或是将她们驱散。在那秋分之日的午后阳光下，这群妇女列队走过市内最具历史性的广场上的石板小径，在庆祝十九世纪脱离西班牙统治的纪念碑下集合。

这个广场是「五月广场」，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最稠密之处。她们齐集该处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不同性质的独立——免于不确定感的自由，因为这种不确定感较之悲痛更会在人心头盘据不去。他们仍然希望自己的遭遇是一种残酷的异常现象，也许不是政府所为，甚至或许政府也不知情。她们就是为了表达丧失亲人的悲痛，也是为了请求政府协助，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的最后一天聚集于玫瑰宫（译注：阿根廷总统府）外的广场。

其中一名妇女罗塞莉欧回忆道：「我们各自抵达。所有人都穿著平底鞋，以便遭到攻击时可以逃跑。在政府大楼前示威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不过，她们所有人皆紧密相连，犹如系在同一条绳索上的登山者。而将她们系在一起的，则是她们共同的遭遇：她们都是母亲，也都有失踪的小孩·

第一天，她们没有受到任何人打扰。那天是星期六。这些母亲由于对上班时间不熟悉，而无意间挑了这么一个日子，适逢银行、政府机构，以及粉红色的总统府都没有开门。「我们同意……另找一个上班日再回来示威，并且共同草拟一封给维德拉的信函。」维德拉是时任阿根廷总统的军方将领。这群妇女商定了时间——下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正当街上人潮拥挤之时。不过，其中一名母亲提醒大家那天是巫婆日，日期于是改订为星期四。

这群妇女的人数不久即成长至近百人，而她们也早就意识到自己正在挑战一层表面，但她们并不知道这层表面下隐藏着什么。世界上其它许多曾受过独裁统治的人民却对此知之甚详：其下隐藏着独裁统治的谎言。在承平时期，阿根廷人民的生活一如往常。在正常状态的假象之下，阿根廷政府看似稳如盘石。没人有意戳破这面假象，除了这群走投无路的妇女之外。

她们每周固定举行的示威持续两个月之后，其中三名母亲才获得内政部长的接见。这位将军说她握有失踪人士的名单，其中甚至有他朋友的家人。不过，他并不知道是谁带走了这些人；罗塞莉欧回忆道：他说。。「外面有些准军事组织是完全不受控制的。他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然后他说搞不好我们的儿子跟女人跑了，而我们的女儿也可能在哪里当了妓女。」

当下，这群妇女的恐惧似乎转成了愤怒。「我们对他说，他们都是胆小鬼。即使像佛朗哥那样残酷的独裁者，至少都还亲自批准死刑……我们把心中所有感受都说了出来，并且对他说,除非他们给我们一个答案,否则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回到这里来回步行,直到我们倒下为止。]这位将军于是告诉,他们当时的戒严状态禁止一切公众聚会。他们却回答到,他们会待到获得答案为止。这些伤心的妇女无意之间已然对政府宣战。

突击、绑架与混乱

这群母亲的敌人是一个军事政权,其盘根错节的历史可追溯至半个世纪以前。在一九三零至四零年代之间,军事独裁政权在拉丁美洲各地不断重复着兴衰起落的循环。虽然不时会有久握大权的独裁者遭到推翻--一如萨尔瓦多的马丁尼兹--其它地区的军事强人却依然大权在握。许多人认为,这种景况虽然严峻,却是混乱失序之外的唯一选择。

阿根廷在一九三零至一九七三年间就发生了八次军事政变,自由选举却只发生过两次,分别在一九四一年与一九五一年。讽刺的是,选民选出来的总统裴隆,也是一位军事将领。他身上融合了劳动阶级的平民色彩与夜总会般的高贵气质,正好符合阿根廷人对矛盾特质的胃口。加上他明媚耀眼的夫人艾薇塔,他的确是拉丁政治文化上的新奇人物。。带着肩章的男明星,他还在追随者中掀起了一场毫不修饰而且身怀不满的政治运动,致使国家陷入动荡,几至无可治理。他所种下的这种权力形态,在冷战对立情境的灌溉下,竟在二十年后茁壮成为绵延不断的恐怖统。治一九五五年,裴龙遭到人民弃之后，即被另一位将领流放到西班牙，但该位将领不久又被另一位将领推翻，并如此循环不已。一九六六年，昂加尼亚将军领导的军人执政团掌权之后，随即禁止政治与政党活动，以武力镇压罢工，并且终结了大学自主的传统。这一切措施尽皆引发了暴动与骚乱，而右派与左派的秘密民兵人士则联手抗争形成所谓的「城市游击队」，成员多为遭压抑的裴隆主义份子。他们在城市里遂行绑架及汽车炸弹攻击。而自称奉行格瓦拉哲学的人民革命军也在土库曼省乡间制造动乱。一九七○年，城市游击队绑架并杀害了一位前总统之后，昂加尼亚即遭另一名将领扳倒，而该名将领又被拉努斯将军取代。不过，这些将领中没有一人能够稳定经济情势或者压制激进的左派份子。拉努斯被迫举行选举，却因此为裴隆的卷土重来敞开了大门。

裴隆在混乱的情势中如鱼得水，而于一九七三年重新掌权，其第三任夫人玛丽亚（人称伊莎贝尔）担任副总统。新政府对左派严厉整肃，并且试图挽救经济，但阿根廷的极端份子不愿放弃手足相残的内战，而裴隆的身体也日益恶化。他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因心脏衰竭去世，留下他缺乏经验的遗孀掌控国家大政。这位新任总统笨拙地把国家带往险境，而国际油价飘升更是助长了通货膨胀。截至一九七六年为止，年通货膨胀率已达百分之三千。

左右两派的强硬份子偏又在此时形成破坏力十足的共生关系。城市游击队突袭福摩沙市内的一处军营，人民革命军也发起占领土库曼的运动；而在右派方面，阿根廷反共联盟于一九七四年间杀害七十名知识分子及律师（截至一九七五年，该联盟已将杀戮人数提高到每周约五十人）。双方都以更多的绑架、抢劫，以及勒索行为攫取资金。一九七四年底，伊莎贝尔终于动用军队。为数五千人的部队进入土库曼镇压一百多名人民革命军叛乱份子。军方利用间谋与准军事部队构成的网络，组成一支秘密武力，并授权其从事任何必要的行为。过没几个月，阿根廷国内的暴力动乱即告平定。不过，军方却迟不归营。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间，眼见阿根廷即将再次陷入混乱，军方于是驱走了伊莎贝尔。陆军指挥官维德拉将军率领的军事执政团随即接掌大权——此后的情势发展却更为可怕。

「国家犹如施行封建制度」

维德拉以略微浮夸的方式展开了「阿根廷国家重塑方案」，宣誓将恢复「道德、能力、效率」以重建「国家的内在实质与外在形象」。不过，目标虽然崇高，国家重塑方案采用的手段却极为低劣：国会、地方政府，以及最高法院相继遭到解散，政治组织与工会的活动一律遭到禁止，而平民也必须接受军事审判。

国家重塑方案的首要指示就是消灭颠覆活动，而这也就代表了毫无保留的全面开战--不择手段的无耻战争。但敌人是谁呢？维德拉总统说明道。。「恐怖份子不只是持有枪枝或炸弹的人。」只要是「反对阿根廷生活方式的人」，都是颠覆份子。国家重塑方案在国内各地设置秘密拘留中心，以及专事捕捉及讯问嫌犯的特种部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司令表示：「首先我们要杀光所有的颠覆份子,然后杀他们的共犯；然后是......同情他们的人士，然后是......不置可否的人；最后，我们要杀怯懦的但屠杀还不够。游击份子犹如大海里的鱼儿，在全国民众当中四处流窜；要将他们全数消灭，就必须把海水抽干或是在水中下毒。执政团选择的毒药是国家赞助的恐怖运动。恐怖运动采用的手段则为常见的绑架、逼供、刑求，以及秘密拘留。自从昂加尼亚掌权以来，人口失踪——在森林里遇害、被丢进拉布拉他河，或从直升机上被拋入海中--向来是左右两派都喜于使用的手段。失踪事件的数目从一九七一年的个位数成长至一九七五年的三位数，随后又激增为四位数。不久之后，阿根廷失踪人口即高达三万人，而且每一起失踪事件的真相都遭到掩盖，主事者也矢口否认。受害者的家人只保有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彷佛心爱之人从来就不曾存在。

受害者通常都是被一群身穿便服的武装人员带走。这些人清一色驾乘蓝色福特猎鹰型汽车，这款车也因而成为他们的标志。起初他们只在深夜行动，但恐惧气氛逐渐弥漫开来之后，他们便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失踪人士均被载到拘留中心拷问，并由医生在旁戒护，以免刑求太重造成人犯过早死亡。但是，大多数人对于当局想要获知的信息根本一无所知。讯问之后，接着便是数周以至数月的持续刑求虐待，最后再予以处决。阿根廷十年后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受害者「的各种人性特质皆遭到缜密仔细地渐次剥夺............」

随着镇压活动的发展，制造恐怖的工具也逐渐萌生出自主性。一般人只因和失踪人士有亲属关系，便遭到失踪的命运。每个拘留中心都自行其是，并且自有一套判别捕捉对象的标准。一位前政治犯回忆道：「当时国家犹如施行封建制度。,有人获第一兵团授勋，却被第二兵团绑架，并遭第三兵团杀害，然后由第五兵团复仇。」恐怖活动也是一视同仁的。。虽然其加害对象可能偏好记者、律师、学者，以及政治人物，对付一般的男女老幼却也毫不手软。

「军方抓走了我们的子女」

起初，失踪人士的母亲只感到一股麻木的失落感。有些人失魂落魄，不吃不睡，同时也缺乏起身下床的动力。不过，她们逐渐明了到没有人愿意为她们解开儿女失踪的谜团之后，便带着忧伤从自己的家庭走向阿根廷漫无法纪的政治荒原。

她们起初只问自己的儿女被带往何方，以及他们何时能再相见。她们有些人虽拥有足以保障普通法上基本权利的人身保护令，但她们不久即发现，这些令状都随着她们的儿子失踪了。失踪事件如同传染病般蔓延开来之后，失踪人士的家人即发现亲友都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以致他们只能如孤儿般在政府的迷宫中游走。不过，这些母亲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她们即使没有别人，也还有彼此。

讽刺的是，她们却是坐在内政部一间厅室里时才得到此一领悟。当时，有一位和善的女警负责登载她们的姓名、住址、失踪儿女的姓名、亲友姓名——这群母亲后来才发现，当时这份名单竟成了恐怖活动按图索骥的根据。不过，在离开内政部之前，她们即已不再保守沉默，开始互相交谈，分享彼此不堪诉说的遭遇。不久之后，她们便开始在彼此家中聚会。不知不觉间，她们已因悲痛而结合成一个团体、一股力量。

这群母亲不得不揭开正常状态的表象之后，便发现一种比她们的个人遭遇更为恐怖的状况。。在司法体系、邻近国家，甚至天主教会的默许之下，一场全国性的杀戮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群母亲虽然缺乏政治经验，却有敏锐的母性本能。她们立即明白，这场杀戮行动与其说是执政团凭其武力所推动，不如说是受到被害者家属因恐惧而保持静默的推波助澜。因此，为了找寻一件足以对抗这个敌人的武器，她们决定不再让执政团得其所需；亦即不再保持沉默。

芭朵拉回忆道：「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若不先彼此认识，就无法举办聚会。警察与保安人员到处都是，你永远不知道身边站的是什么人。那种状况非常危险。因此我们便携带不同的东西以资识别。举例来说，有的人可能手拿树枝,有的人可能携带小钱包而非手提包,有的人则在领子别上一片叶子，总之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知道她是一位母亲。」

这群妇女也印发传单公告集会地点，并且制作各种标语，写有「我们失踪的子女在哪里？」以及「军方抓走了我们的子女」等语句。芭朵拉依然记得她们「在夜里出外把标语贴在公车及地铁车厢上......我们还把这些讯息写在钞票上，以便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报纸完全没有报导我们的活动。,若有记者敢报导，就会马上失踪。,电视与电台也掌控在军方手里，因此民众大都不知情。」

雅素席娜很快成为了这群母亲的第一位领袖。她并非完全没有经验——她父母曾任工会领袖，也是裴隆主义份子。不过，她在结婚之后便全心照顾家庭，不再过问外界事务——直到一九七六年，她笃信裴隆主义的儿子奈斯特与媳妇莱可儿双双失踪为止。从那时起，她便马不停蹄地召集受害母亲提供自己的住家充当聚会场所，并且对国际特赦组织及美洲人权委员会发起投书运动。这群母亲之所以会到五月广场上公开表达她们的哀痛，并且互相分享彼此的遭遇，就是出自她的提议。

罗塞莉欧回忆道：「起先我们没有在广场上集体游行。我们有些人坐着编织，有些人则一群一群地站在一起......我们必须短促小声地交谈，这样看起来才不会像是在举行聚会。然后，警察......开始以枪口对着我们，要求我们离开之时.....我们便开始两人一对并肩绕着广场行走......我们人数很少，因此不太引人注目，但我们必须确实让大众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要让民众看见我们......于是我们转入广场中央绕着纪念碑走。」

这群母亲在绕行广场的同时，也渐渐发掘出政治表演的本能。她们有时候刻意夸大子女失踪对她们个人造成的影响，也经常带着木匠用的铁钉以表示自己与圣母一体同心，因为她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曾遭拘禁，且被刑虐至死。一九七七年九月，她们决定参加前往卢罕(Lujan）朝拜圣母玛丽亚的年度朝圣之旅。卢罕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约有三十英里远，雅素席娜认为她们可藉此机会在途中向陌生人讲述她们的遭遇。不过，她们要如何在数以千计的朝圣者中凸显自己的身分呢？苏娃瑞茨说道：「雅素席娜想出一个主意，让每个人把自己小孩尿布当作头巾戴在头上，因为母亲都会收藏这种小孩幼儿时期的贴身物品。这样的头巾在人群中极为醒目......因此我们决定在其它聚会上，以及每次到五月广场的时候，都一致戴上这种头巾......而我们也在尿布上绣上子女的姓名。后来又另外绣上『生者归来』」——「因为我们不再只是在找寻某一名子女，而是所有失踪人口。」

「他们认为我们成不了气候」

到了一九七七年下半年，这群母亲已冠上「五月广场母亲会」的名称，成员也从原本十四名不得不走上街头的家庭主妇，成长至近1百五＋名大声抗议的母亲。她们又与其它数以百计的母亲有所联系，所有人皆急切地想要寻得自己的子女。柏娜飞妮说道：「我们有许多人得知了他们遭到拘留的处所、身遭刑求的情形、行刑者使用的刑具、行刑者的姓名与住所.......这一切都深深改变了我们......我们知道前途艰困，但也明白不能在此时停手，尤其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发掘到真相。」

在示威活动第一年里的十月五日，她们设法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半版的母亲节广告，内容对最高法院院长、军队指挥官、执政团领袖，以及天主教会提出呼吁。该则广告指出：「对母亲最残忍的酷刑，就是让她无法确知自己子女的命运。我们要求以合法程序断定他们有罪与否。」几个星期后，她们又呈送一份请愿书，连署人数达两万四千人，并附有五百三十七名「失踪人士」的名单。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与政府于是开始注意此一事件。人权组织之间也流传着刑求及失踪案件的传闻。美国新上任的卡特政府更派遣一名说话直率的代表戴莉安前来调查这些暴行的真假。不过，这群母亲虽然逐渐成为阿根廷国内恶行的探照灯，却也因此成为执政团轻易锁定的打击目标。在她们还只是一群孤独无助的妇女之时，政府也手下留情。虽然不时会有一队警员对她们加以殴打或拘禁，却也没有人遭到逮捕。现在，政府已不再曲意容忍。

苏娃瑞茨回忆道。。「他们开始称呼我们『疯女人』。」「外国使馆开始提出疑问……外国记者也询问有关我们的事情之时，他们便回答说：『别理那些老女人，她们全都疯了。』他们当然要说我们是疯子，不然军方怎么可能承认自己被一群中年妇女搞得忧心仲仲？而且我们也反正是疯了。在所有人都遭到恐吓的时候，我们没有待在家里哭泣，而是到街头上去直接面对他们。我们是疯了，但这却是保持神智正常的唯一方法。」

根据古丽雅的说法，政府由于没有及时正视她们的存在，以致错失先机。「他们认为我们成不了气候，所以没有立即摧毁我们；等到他们想这么做的时候，却已经太迟了。我们已经组织了起来......他们先用诱骗的方法，接着以逮捕的手段吓唬我们，然后又以死亡威胁我们。」不过，她对敌人了若指掌。「军方只是想吓唬我们。他们如果真要采取行动，绝对不会事先警告。」

志愿协助她们的人士当中，有一名声称自己哥哥失踪的金发年轻男子。他自称名叫尼纽，而且，根据雅素席娜所述，他相貌纯真，想定连蝇蚁也不肯伤害。在广场上，这群母亲总会围绕在他身边，以免他落入警方手里。一天，正当这群母亲在圣他克卢斯教堂里对第二则广告做最后修改的时候，尼纽顺道把募捐而得的广告经费带了过来，看了看在场的母亲之后，随即勿勿离开。不久后，突然冒出一群男子，不但对在场的母亲拳打脚踢，还把她们拖了出去。罗塞莉欧说道：「我们后来就再也没见过这些朋友了。」她当时躲在望弥撒的人群当中，才逃过一劫。自此以后，尼纽也不曾再出现过；后来她们才得知他被派往法国去监视当地的阿根廷流亡人士，之后又被派往南非从事同样的任务。

雅素席娜于两天后遭到逮捕。罗塞莉欧说道：三天之内，「他们就抓走了十四个人......其中包括三名最为激进的母亲。」苏娃瑞茨说道，政府当局以为「绑架这十四名母亲就能够摧毁我们的运动。他们并不明白，这么做只会加强我们的决心。我们说：别想，他们不可能摧毁我们，我们会坚持下去，更甚以往。他们以为我们会不敢回到广场上。要回去的确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回去了。」

「我们要他们活着回来」

回到五月广场代表了一个重大的蜕变；这群母亲现在已经明了她们的运动具有颠覆效果，她们原本自发性的抗议活动已成为对执政团的策略性攻击。掌权的将领虽然为自己的罪行披上一道合法的外衣，这群母亲却合力褐穿了这副假象。尽管饱受威胁，部分成员甚至因而失踪，她们却拒绝屈服。在一般人认为无可抗衡的政权面前，她们展现了无畏的勇气，于是也因此成为一股无可动摇的势力。

阿根廷于一九七八年主办世界杯足球赛之时，这群母亲在兴奋的气氛中也暂时遭到遗忘。不过，她们立即了解到，这正是她们向全世界发声的机会。前来报导足球赛的记者对这群白头巾母亲每周的集体步行活动皆甚感兴趣。欧洲各国队伍的球员也来到广场上表达团结一心之意。阿根廷赢得世足赛冠军之后，国内电视台放映的尽是执政团将领受到拥护者围绕的画面；但在荷兰电视台上却有五月广场母亲会的身影。同年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国际卫生研讨会之时，这群母亲也到场示威，伴随着一大群外国媒体记者，所有人皆看到了这群母亲的新口号：「他们活着被抓，我们要他们也活着回来。」

这群母亲在国内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之后，便继续在国外对之加以攻讦，同时以她们天真的外表为标志。其中三名母亲以一句简单明了的开场白展开她们的国际宣传之旅：「我们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失踪人士的母亲，我们来访的目的是要讨论人权问题。」她们日益升高的名气也成为一道保护伞：她们自己和执政团都知道，名人可无法轻易失踪。

阿根廷国内的其它人权组织——政治失踪人士亲属组织、人权大公会、人权永世议会——也在这群母亲的带动之下相继出现。法律社会研究中心透过旗下的律师大举兴讼以遏阻国家的恐怖行为。母亲会的顾问艾斯基维尔大力推动成立「和平正义基督服务团」，后来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五月广场祖母会」，致力于找寻失踪的孙子女。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月广场母亲协会」正式登记成立。截至此时，其成员数已达数百人，分会遍布全国各地。美洲人权委员会于同年获准访问阿根廷并探究非法拘禁、刑求，以及失踪案件的实情。其提出的报告长达三百七十四页，因内容谴责执政团而在阿根廷遭禁。这份报告可能对减少失踪案的有帮助，但却没有能够在其它地区激起行动。

这群母亲受的压迫随后急遽升高。她们起先把抗议活动的日期做不规律的更动，以避开警方的拦阻；但后来仍不得不暂时离开五月广场。不过，她们在一九八○年又再度回来，为夺回失土不惜一死。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她们齐聚于广场上，绕着广场中心的金字塔缓慢步行。一个星期后，警方以警棍和警犭大肆攻击她们，并且逮捕拘禁多人。不过，她们此后固定于每周四到广场上集会，坚决异常，即使大军也无法驱散她们。

空军与陆海军决裂之后，执政团内部的裂痕终于浮上台面。一面进行无耻战争，一面又要维持一切正常的假象，执政团执此两端本已疲态毕露，现在又因出现经济崩溃的征候而更无以为继。维德拉于一九八一年三月退位，但阿根廷披索的币值已如自由落体般崩跌。银行相继倒闭，资金也纷纷流向海外。军方于是再次改变立场，推选出一名强硬的反裴隆主义份子。。高提耶利将军。

他的政权企图以一项看似绝妙的计策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一九八二年三月，阿根廷海军陆战队登陆福克兰群岛。这个阿根廷人称为马尔维纳斯（Malvinas）的群岛为英国所占有，但阿根廷亦主张对其拥有主权。这起侵略行动却是一大失策。不到四个月，阿根廷部队即遭到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投入南大西洋的海军舰队毫不留情地彻底击溃。向英军投降的人员当中，有一位亚斯提兹上尉，又名尼纽，就是先前出卖母亲会的叛徒。执政团为求自保而不择手段采取的招数，至此却彻底拖垮了自己。不到一年，阿根廷政权即移转至一个合宪的民选政府手中——半个世纪以来，这只是第三个民选政府而已。

对五月广场上的众位母亲而言，这个结果原本可能代表长久以来孤军奋战的终点。实际上，这却只是另一个起点。在政治变迁的过程中，警方依然对她们抱持敌意。她们现在虽不再抗议失踪事件，却必须对抗军方为无耻战争的祸首争取特赦的举动。她们说明道，她们的目的不是要悼念这些惨遭屠杀的死者，而是要让杀害她们子女的凶手伏法。

在一九七七年领导阿根廷首波非暴力反抗运动的这群勇敢妇女，到了二十世纪末依然健在者，年岁也都已在六十至九十岁之间了。她们当年游行示威、在政府机关里排队等候、遭受殴打及拘禁等各种经历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还未完全消退；不过，随着阿根廷国内各地的妇女，以及拉丁美洲其它各国的受害妇女相继戴上白色头巾，这群母亲形塑而成的力量也成为阿根廷政治景观上无可磨灭的特色。以真相取代恐惧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这项真理在二十世纪中最鲜明的象征，就是她们所戴的白色头巾o

德国、阿根廷、智利

勇气是非暴力运动的本质之一，尤其统治者以刀锋维系权势时更是如此。在母亲会出现的三十年前，遭纳粹逮捕的犹太男子的非犹太裔妻子，在罗森街上站了一个星期，要求当局释放她们的丈夫。德国与阿根廷的军事政权皆刻意彰显自己的阳刚之气，面对一群含蓄朴素却又坚决不屈的妇女，反倒不知所措。在漫长的非暴力运动史上，只怕再也没有像这两起事件中对比如此鲜明的冲突双方了：一方是采取恐怖手段的突击队，另一方却是手无寸铁的妇女。

一九四三年，柏林罗森街上的犹太男子之妻动摇了德国人民对纳粹恐怖统治的逆来顺受，而纳粹政权面对此一威胁也只能退让闪避。一九七七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母亲会打破了百姓对国家恐怖行为的沉默，更唤醒了全世界对不可容忍之事的注意。这两群妇女都打开了一个狭小但充满生气的空间，让人民不但可以喟叹政府的恶行，还可加以谴责、反对。

维德拉于一九七六年接掌阿根廷政权之时，三年前夺取智利政权的政府即是他效法的对象之一不过，维德拉的国家几不曾知晓民主为何物，智利却极少接受过军事统治。阿根廷的失踪人口多达成千上万，远比智利在屠杀事件中丧生的人数为多。然而，不民主的阿根廷却在无耻战争展开之后不到一年，即有十四名中年家庭主妇走上五月广场，准备与恶魔正面对抗。相反地，一度享有民主的智利，对其独裁者却默默承受了十年之久，而且圣地亚哥总统府外的广场上也不曾出现过戴着白色头巾的母亲；不过，在一九八三年间，倒是有勇气重现的征兆。

智利——拋弃恐惧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这天早晨，圣地亚哥市懒洋洋地醒转了过来。户外杳无人迹，平日穿梭于大街上的柴油公车也不见踪影。许多学校都没有上课，到了下午，办公大楼内的上班人员也逐渐散去。圣地亚哥市以一种纷乱混杂的方式呼应一项「全国抗议日」的主张，以对统治智利长达十年的军事政府提出挑战。截至当天傍晚为止，似乎都没有出现什么抗争活动，只是生活步调减缓，同时弥漫着一股紧张气氛而已。不过，到了晚上八点，全市突然活跃了起来。一区接着一区相继出现金属敲击声，声音由小转大，却是民众敲打锅碗瓢盆所造成的声音。在市内的贫穷地区，年轻人生起篝火并堆置路障，中产阶级则开着车到处游走，一面狂乱地鸣按喇叭。

身在当场的加拿大记者瑟加利斯说道：「那副景象极为惊人......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喜悦与兴奋之情于五月十一日迸发而出，因为民众对于自己大声表达心声的行为都感到惊奇不已。整个景况犹如智利赢得了世界杯冠军一样。」不久后，国家警察即动手施放催泪瓦斯，意图降低欢庆气氛。两名平民遭射杀丧生，显为便衣警察所为。汽车驾驶人也被拖出车外殴打。被捕人数超过六百人，其中包括发起抗议活动的铜矿工会领袖塞格尔，而报复行动也在随后的日子里大幅升高。

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契特自信满满地以为这场抗议活动只是人民——尤其是穷人——一时不满的发泄，只需吹灰之力即可加以化解。不过，支持政府的《水星日报》却在嘈杂的表面下看出了更为令人不安的征象。《水星日报》上的报导指出，这场抗议活动是「政府掌权十年来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结果，五月十一日成了智利时间轴上的分界点。在分界点以前，有一九七三年的政变，以及皮诺契特将军以暴力掌权并遂行统治的过程；在分界点以后，则有非暴力运动与暴力镇压之间的一再冲突，直到政府垮台为止。在五月十一日当天，「没人对抗议的成果有信心。」基督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阿瑞亚加达说道。然而，「一场反对军事政权的广大群众运动却因此而生」。智利精神就此迈出回归民主的第一步。

「十一日」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一场迅速而残暴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叶德总统（SalvadorAllendeGossens）的社会主义政权，政变领袖辩称这是避免智利--拉丁美洲最古老也最稳固的民主国家之一与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走上同一条道路的唯一方法。不论阿叶德的政权是不是一场不尽如意的善意实验，还是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总之，智利在其统治下已然濒临混乱失序及经济崩溃的边缘。虽然阿叶德在一九七－年的总统大选中仅得到百分之三十六的选票——在反对阵营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这样的得票率已足以将他送进智利总统府「造币所」（译注：智利总统府原为造币厂，故名之）——许多智利民众却仍对当时投票支持他感到后悔。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下次选举还能够连任。

军方却不打算等到那时候。在智利人称为「十一日」的那一天，两架猎鹰战机的扫射，以及一连串火炮与军械的轰击，直把造币所夷为平地。阿叶德没有幸存下来，显然是自杀而死。到了傍晚，全国开始实施二十四小时的宵禁，新的统治者则自行即位：一名空军将军、一名海军上将、一名国家警察将领，以及阿叶德一个月前亲自指派的陆军指挥官皮诺契特将军。皮诺契特加入政变的时间甚晚，但由于握有最庞大的军事力量，而获推举为军事执政团的首任主席。新政府指称这并非政变，而是挽救国家之举。新政府将遵守一九二五年制定的宪法，尊重个人、企业、劳工等各方的权益。不过，政变之后第二天，执政团即宣布全国均为紧急区域，并且宣告戒严，一面限缩人民权利，同时扩张军方权力。即使如此，马上英雄力挽狂澜之举，依旧让智利人民有如释重负之感。智利自从一八三○年以来，总共只接受过十三个月的军事统治，军方不但专业，而且清廉。即便是性情冷峻的皮诺契特也令人安心。他说道：「国家一旦恢复元气，执政团就会把政府交给人民属意的人选。」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动乱平复之后，他们就能够穿戴整齐出外投票。除此之外的其它情形则不可想象。

不过，不可想象的情况却蓄势待发。军方整装备战却发现无人可打之后，便逮捕了上千名嫌犯，加以讯问、刑求、处决及流放。对于奉召前来抵抗共产主义的士兵而言，采取不愉快的措施也是清理社会的必要手段。圣地亚哥市的贫穷区遭到无情的掳掠，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手下的干员在国内四处游走，令人民充满恐惧。为了让流亡海外的政府批评者消音，国家情报局还将恐怖之手伸向国外。政变后一年，比皮诺契特早一任担任陆军指挥官的普拉茨将军、夫妇两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家里双双遭刺身亡。一九七六年九月，阿叶德手下的外交部长暨前驻美大使列特里耶，也在华府遭人以汽车炸弹炸死。

在智利国内，皮诺契特已然成为人民行为与信仰的铁面仲裁者，对自己的刚正不阿自信无疑。一九七四年六月，他说服执政团签署一份命令，任命他为行政首长。如此一来，他只要再上一级就是国家最高行政首长，再来就是共和国总统了。皮诺契特先对执政团加以分化，然后再各个击破。举例而言，执政团里的空军代表因直言无忌惹恼皮氏，即被赶出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而由接班人选中第九顺位的马泰将军取而代之。

其它将领皆遭架空之后，皮诺契特便一手掌控了政府。国库就是他的金库，政府的敌人也就是他的敌人。诚如智利一名政治人物所言：「他必须有敌人才活得下去。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迷失了自我。」他的政权关闭了国内四分之三的报社、命令军方监控大学、禁止在公共场所唱歌，甚至宣告吉他为违禁品。一名审查官甚且下令焚毁所有讨论立体画派的书籍，只因他以为其内容与古巴有关（译注：立体画派的西班牙语为「cubismo」，而古巴的西班牙语为「Cuba」；因此，有些人乍看之下便以为「cubismo」是某种与古巴有关的思想或主义）。

原本支持推翻阿叶德政权的天主教会，对这种种措施皆感不以为然。对于遭受政府暴力迫害的人士，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提供避难处所，也给予秘密协助。同时，对于遭禁或表面上「暂停运作」的团体，天主教会也为他们提供聚会场所。皮诺契特掌权四年后，颜立奎兹主教（RaulSilvaHenriquez)与圣地亚哥市大主教辖区合作成立「团结教区牧师会」帮助镇压受害者。团牧会记录失踪案件，也对幸存者提供法律协助、收容所，以及医药服务。

团牧会领导人普雷特牧师说道：「正式说来，我们的宗旨是人权保障，而非政治抗争，但这就足以使我们成为政府的敌人了。维护人权其实就是提倡民主。两者只是一体的两面。我们竭尽所能提供协助，有时也会碰上危险。我们的牧师和修女都遭受到政府的攻击。」团牧会虽然戏剧性不如阿根廷的母亲会，目标却是一致：让政府的罪行举世皆知。这两个团体都不可能独力推翻独裁者，但若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唤起强大的反对势力。

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联合国已对智利的人权侵害行为提出谴责，在尼克森主政时期协助推翻阿叶德的美国政府，也在卡特接掌政权后撒回对皮诺契特的支持。美国不但在智利申请国际贷款时投下弃权票，并且中止对智利出售武器。广受抨击的国家情报局遭到正式解散，不过其监控机制倒是多多少少依旧存在。取代国家情报局的则是中央情资局。

此时，皮诺契特手下所谓的「芝加哥小子」——皮诺契特的顾问群，皆为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曼（MiltonFriedman）与哈柏格（ArnoldHarberger）的信徒——试图以自由市场货币政策挽救智利衰败的经济，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拖累下，智利的经济情势也跟着无止境地崩陷。后来，随着世界各地经济衰退的情势走缓，智利也触底反弹，较为精干，也更具竞争力。接着，在经济情势看好的情况下，皮诺契特也着手重新对自己的掌权赋予合法性。

他不顾身边同志、教会领袖，以及三名前总统的愤怒反对，而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举行公民投票。选民只要在选票上的智利单星旗图案上盖下戳记，便代表赞成以下这段声明：「......我支持皮诺契特总统捍卫智利尊严，同时再次确认政府的合法性。」空白选票也算赞成票。没有人认为这场投票具有公平性，但皮诺契特却大肆声张他的胜利。他对他垂头丧气的平民对手说道：「各位政客，你们失败了！智利今天已然脱胎换骨。」

在政变七周年当天举行的第二次公民投票，对于是否制定新宪法禁止马克思主义团体、强化行政权，以及将部分国会席次改为派任等问题，人民只能以简单的同意或反对做选择。皮诺契特在这之后又继续掌权了八年；后来又有一场公民投票，让人民对执政团属意的人选表达支持或反对。政府虽在政变七周年当天举行的公投中赢得胜利，但胜负差距可能不如预期的大——在某些地区，选民数甚至比人口数还多。不过，政府依然以投票结果作为继续实施压迫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智利政府振奋的消息。在美国华府，保守的里根政权刚刚上台，各种迹象皆显示，里根政府将会对坚决反共的智利政权多所容忍。

抗议日

皮诺契特下令重建造币所，又于一九八一年在圣地亚哥市东南方建造一座私人庄园，名为「桃树」。他的权力根基似乎愈来愈稳固。不过，针对他的统治权以及宪法制定问题而举行的两次公民投票，却有未被发觉的副作用。截至一九八○年代为止，反对阵营一直如营火余烬般四散各地。现在，眼看独裁统治将无终止之日，智利国内潜在的民主之火于是开始死灰复燃，此时正值良好的经济情势又开始走下坡。一九八二年，铜矿价格崩跌，进口石油价格飞涨，而美国优惠利率跃升的影响也往南扩散，造成智利国内的利率攀升至百分之十六以上。而在全国一千一百万的人口当中，共有五百万人失业。

一九七三年的政变消解了劳工组织的势力，但许多人都认为工作场所不再有骚乱却是好事。因此，劳工阵营无法激起反对势力对抗政府，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苦恼。不过，智利的劳工运动如此庞大激进，其身为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仍然毋庸置疑。而这股力量也不时会复苏而起。

一九七八年，楚基卡马他——智利北方沙漠地区庞大的露天铜矿场--的矿工因争取调涨工资未能成功，而对他们的食堂展开抵制运动，但政府迅速压制了这场运动。抗争运动的领袖以共产份子的名义遭到放逐之后，政府骤然发布的区域性戒严令也随之取消。几年后，更多的激进劳工运动人士联手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不过，成立组织是一回事，采取有效的行动又是另一回事。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声称抵制智利商品的威胁下，智利政府于是做了若干调整。一九七八年十月，智利政府宣布举行工会选举，这是「十一日」之后，智利国内五十万名劳工首度又能够选举自己的厂区领袖。不过，候选人必须经过政府同意，还必须发誓不加入政党。几个月后，政府又开放了罢工及未经许可举行集会的权利。只是，这些开放措施也附带有其它条件：雇主可以解雇罢工超过三十天的劳工，超过六十天则视同辞职。劳工虽然获得采取行动的空间，一旦超过限度却也必须遭受处罚。

后来，两名劳工领袖所采取的行动，一方面象征了劳工利用那个空间所带有的潜力，另一方面也象征了其中潜藏的危险性。希门内兹是一位职等低微的记帐员，长久以来在文官工会里极为活跃。不过，他开始抨击皮诺契特的政策之后，即被视为捣蛋份子而遭到解雇。他没有因此惊惶失措，反而继续抨击政府，同时也敦促广大劳工奋起而行。一九八二年二月一天早晨，希门内兹在前往会见其它劳工领袖的途中离奇失踪。数小时后，有人在一条空荡荡的道路上发现他的尸体躺卧在车上，被人开枪打死，喉咙也遭割断。希门内兹曾经说过：「我只有死才会停止捍卫劳工的权利。」政府当真照了他的话做。

另一位工会主义者是时年二十九岁的塞格尔，他是智利最大工会「铜矿矿工联盟」的成员。他其实不是矿工，而是在田宁提的受雇职员。田宁提是一座庞大的铜矿，位于圣地亚哥东南方五十英里处的安地斯山上，所在高度是海拔两千一百公尺。在这些北方沙漠的矿坑里挖掘一块块一立方公里见方的矿石，是极度艰苦的工作，但矿工却不对环境低头。也因此，他们通常是最早向政府提出不满的族群。他们表达出来的不满大多与实际需求有关——工资、住宿、医药，或者工时。不过，他们是劳工当中的菁英，而铜矿也毕竟是智利的代表性产物。因此，这些劳工中的武士采取行动之后，政府自然不敢怠慢。塞格尔曾于一九八一年在田宁提带领一场长达五十九天的罢工运动，他因此举而获得的名声，使他在一九八二年二月的工会主席选举成为政府与劳方妥协推出的候选人，并且顺利当选。他在就任之后随即加入基督民主党，而把智利最大的工会与最大的政党结合起来。一九八三年四月，他在新成立的全国劳工委员会出任主席，并且倡议一项极具挑衅性的构想：发起一场罢工，参与人员不只有矿工，而包括全体人民；此举形同向政府提出挑战。

塞格尔后来说道：「我们宣布将要举行罢工之后，剎时发现我们的矿坑遭到坦克车与士兵团团围住，上空并有武装直升机来回盘旋。我们心里明白，政府即将发动一场血腥屠杀。我不想成为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因此，在预定日期前四天，我们临时把罢工改成了全国抗议日。我们试图把抗争目标扩及全国，不只抗议经济困境，也抗议人权侵害以及整个国家体系。总得有人敢对独裁者说出他是独裁者，说出他的统治是独裁统治，说出我们需要变革。」

有了工会当前锋，反对阵营即开始每月固定对政府发动抗议活动。第二次的抗议日举行于六月十四日星期二，这次所带来的回响不仅来自于圣地亚哥市，而且来自智利全国各地。全国人民不分年龄与阶层，纷纷加入抗争，而且刻意保持抗争的非暴力性质。不过，后来反对阵营还是产生了分裂。其中一派认为抗议活动是革命的前奏，另一派则坚持抗议活动必须恪守非暴力的性质才能成功。曾经负责策画一次抗议日的阿瑞亚加达说道：「我和一些同志都主张，唯有透过抗议活动才能迫使政府坐上谈判桌并同意迈向民主。」

不过，六月的抗议活动造成三人丧生，并有包括塞格尔在内的数百人被捕。塞格尔后来回忆道，政府人员于凌晨一点半左右闯入他家，把他拖下床，然后拉到车上带走。他记得当时心里想着自己不是被杀就是会被流放海外。工会为了反对政府逮捕塞格尔而发动一场全面罢工，却因人民反应不够热烈只好放弃。在时机艰苦的时候，失业所带来的现实问题远比过去的刑求、监禁，或者放逐等威胁要引人关注。在这种环境因素以及军方出动部队的威逼之下，造成铜矿矿工不敢罢工。

阿瑞亚加达说道：「工会首次试图在抗议活动中争取领导地位，却因这场罢工的失败而成了最后一次。从此虽可看出全国罢工运动实际上并不可行，这样一种构想却仍带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致有些人对全国罢工运动的信念成了情感上的必须，而非理智上的考量。」差不多就在同时间，转入地下活动的波兰团结工联当中的部分人士，也花费了诸多心力在追求这个无法实现的幻梦。

第三次的全国抗议日于七月十二日举行，目的在于谴责政府逮捕基民党中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党主席法尔德斯。这项因铜矿矿工的不满而起的抗议日活动，至此已颇具政治性，但目的并不明确。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抗议活动会不断成长扩张，终至能够独力推翻独裁统治。不过，后来的情势证明，仅靠着犹如街头抗议般的运动，其力量并不足以打破皮诺契特的掌控。阿瑞亚加达回忆道：「一个由失业人口所支撑的运动，采取的手段又只是温和的示威活动，道德正当性固然毋庸置疑，我想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运动足以推翻军事政权。」

反对阵营内对于抗争活动是否应使用武力争辩良久，妇女团体内争辩尤其激烈。许多人都知道他们的武装永远不可能胜过军队。薇尔都格是一名记者，其父在皮诺契特掌权之后不久即遭处决。她回忆道，当时妇女团体要求所有抗议妇女在警察出现之时，应跪在地上并高举双拳，如此不但可化解殴打之力，身体姿势又蕴含了「和平」之意。此举的目的，是要彰显这些妇女「和那些在街上焚烧轮胎、堆置路障，或者丢掷石块的青年毫不相同。」即使如此，政府与左派人士带来的暴力威胁却使人不敢投身追求这种理念，以致抗议活动的格局备受限缩。

或立或破

一九八三年八月初，一个成立于圣地亚哥市的团体，聚集了智利国内政治光谱上各个层面的代表：右翼的共和党人，走中间路线的激进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基民党人，还有左翼的若干社会主义派系人士。共产主义份子因酷好暴力而未获邀请。所有这些政党都早已遭到禁止，但在地下依然活跃。他们现在共同组成了一个新团体：民主同盟，领导人为法尔德斯。他们原本各自不同的追求目标则缩减至只有以下这么一句话：「我们虽各有相异的政治、哲学及宗教立场，却一致同意尊重并提倡民主制度所维护的若干道德原则与价值。若无这些原则与价值，一个自由、繁荣、公正、友爱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犹如二十世纪初始的俄国解放人士，民主同盟也将努力跨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反对阵营。然而，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成。

八月十日，皮诺契特在电视上向全国宣布他已下令撒换部分内阁官员，并已任命了新的内政部长——右翼「国家党」前主席哈尔帕--以便和反对阵营「展开对话」。,不过，他也派遣了一万八千人的部队到街头上因应预定在第二天举行的抗议活动。这正是俗话说的「笑里藏刀」。第二天早上，陆军部队沿着流经圣地牙哥市中心的马波秋河岸边的水泥堤防展开部署。在接下来的冲突当中，有二十六人丧生（政府记录为十七人），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政府展现其战斗意志之后，便准备好要展开谈判。在圣地亚哥市新任主教弗列斯诺的居中促成之下，哈尔帕与民主同盟之问开始有了接触。在首次会谈上，法尔德斯和几位同志共同提出一份要求清单，第一项即是要求皮诺契特辞职下台。哈尔帕根本拒绝收受这份文件。根据哈尔帕所述，他们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依然没有进展，他认为原因是反对阵营一心只想逼政府下台。即使如此，对话仍然持续进行，哈尔帕也同意在三点上让步：部分流放人士获准回国，若干公开政治活动准许举行，出版社也可以出版未经事先核准的书籍。

反对阵营里有许多人士认为，这项进展代表更多的示威活动、更多的锅碗敲击行为，终有可能迫使皮诺契特下台。不过，抗议活动真正造成的改变却较为细腻。会谈所促成的开放并未对皮诺契特的地位造成威胁，但是的确让追求民主的反对阵营拥有较大的运作空间，也因此为未来提供了新的行动机会。反对皮诺契特的民主阵营还不明了，建构一项运动以及与政府抗争，不只是一连串固定模式、或胜或败的冲突行为，而是一个彼此互动的过程，反对阵营必须随着互动的变化而变更策略。

民主同盟是反对阵营的非暴力面，反映出来的是大多数智利人民的看法：内战是最为糟糕的事情。不过，正如二十世纪较早之前的非暴力冲突事件，智利的非暴力运动虽然获得广大支持，左右两派的极端份子却拒绝放弃他们的信念，坚决认为要获得权力就必须除掉对自己造成妨碍的人。一九○五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党人引发一场功败垂成的叛乱活动；一九二三年间，德国法西斯份子对法国侵略军采取暴力破坏行动，，循此前例，智利的左派激进份子也全力想要证明枪杆子出政权。

皮诺契特于一九八○年强力通过新宪法之后，共产人士也随之组成了「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简称爱国阵线），名字取自十九世纪追求智利独立的一位游击战英雄。另一个名为「革命左派运动组织」（简称革左组织）的流亡成员——其中部分人员分别在尼加拉瓜、古巴、阿尔及利亚，以及东欧等地接受过游击战训练——也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纷纷返国。这些左派的强硬份子未能获邀与哈尔帕进行对话，于是另行成立了一个同盟组织：全民民主阵线，其中结合了革左组织中的社会党成员。民主同盟与民主阵线双方的策略代表了反对阵营的基本分歧。阿瑞亚加达写道：民主同盟「把抗议活动视为迫使政府进行协商的社会压力」。民主阵线却视之为全面暴动的跳板。对于内政部长的退让，民主阵线不屑一顾；而革左组织则发动了战争。

八月的一天上午，圣地亚哥市的驻军统领遭到一辆驶经他身边的卡车上的枪手开枪射击，造成他和两名助理死亡。指使这起暗杀事件的革左组织虽曾采取过同样的行动——一名看守一九七三年政变纪念碑的守卫于一九八○年遭到射杀--暗杀对象却不曾是如此接近权力核心的人物。政府竭力自制而没有发布戒严令。不过，一个星期之后，中央情资局人员以机关枪扫射革左组织的两处据点，造成五人死亡。

暴力循环展开之后，左派游击战人士与政府部队均乐于以武力对抗取代协商，作为预示智利国内情势变化的方式。许多年纪较轻的异议人士都逐渐倾向于爱国阵线和革左组织，而与他们眼中民主同盟的温和成熟路线渐行渐远。阿瑞亚加达回忆道：「在共产党人眼中，没有不可接受的行为，不论是破坏劫掠还是手无寸铁之人对保安部队丢掷石块......共产党和左派极端份子不愿意明了的，就是暴力行为不但在对抗政府上毫无作用，更是拖垮抗议运动最有效的方式。」眼见暴力行径逐渐成为每月抗议活动中的新特色，中产阶级及上层社会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度也就随之衰减。一度能够吸引智利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议活动，现在却仅仅成为穷人发泄不满的管道。

第五次的抗议日订于九月八日星期四举行，只比政变十周年纪念日早了三天。朝野双方都同意这场示威活动应和平进行；毕竟，民主同盟与哈尔帕之间的对话仍在进展中。政府不会在街上派驻军队，只会有国家警察维持秩序。不过，抗议活动展开之后，警方随即以水柱及催泪弹攻击群众。阿瑞亚加达也在人群之中遭警方以棍棒殴打。十月十一日举行的第六次抗议日不再由民主同盟所策画，而由全民民主阵线接手。中产阶级没有参与这次活动。活动结果有六人丧生，全都来自于贫民区。

等到民主同盟于十一月再次策画抗议日活动之时，智利人民必定觉得五月十一日的首次抗议日已然极为久远，渐进改革的代价极度高昂，而实现民主的机会也渺茫已极。法尔德斯「深深惧怕我们原本意图带动政治人物、专业人士、教师、社会领袖、工会领袖、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等各方人士而达成社会动员目的的策略，会遭到共产党内极端份子的把持」。他不惜代价避免发动游击战。「我深知我们不能走上这条路，因为其中的暴力程度太高了。」不过，民主同盟刻意降低公开抗议之重要性的作法，却等于把掌控权拱手让给了一心遂行流血叛乱的人士。

一九八四年三月重新展开的抗议活动都伴随着各种相应的暴力行为，包括谋炸地铁、攻击国家警察、炸毁电缆塔。爱国阵线的一份声明宣称必须成立人民的武装部队「以备发动攻击，俾能摧毁独裁政权的军队」。共党人士打算发动一场瘫痪智利的全国罢工，接着掀起全民叛乱行动，其中包括军队的参与（由此再度可见左派革命人士紧抱不放的妄想，总是认为士兵会在遭到人民开枪攻击时倒戈相助）。革左组织的好战份子连同其它民兵团体展开恐怖运动，于一九八四年间在全国各地造成七百多起的爆炸案件。皮诺契特于十一月发布戒严令以为因应，并且逮捕了数以千计的贫民，一如政变初期的情景。数百人被放逐内地，另有八千多人遭到拘禁。

左派暴力人士与冷酷无情的政府如此相互交锋，却也达成了一种平衡对称：一方的行动总是反映在另一方的响应之中。犹如据传一名外交官曾经说过的：「这个政府与游击份子之间有种良好的共生关系。」皮诺契特无限期的总统任期确保了左派极端份子的恐怖活动，而这些暴力行为又给了他巩固权位的借口。

新的驱动力与新的暴力

一九八五年八月，在反对阵营首次高峰会之后两年，关键领导人物又再次举行聚会，地点在圣地亚哥市豪华的西班牙社群俱乐部。弗列斯诺主教与曾在皮诺契特掌权前担任政府官员的莫里纳花了数个月的时间，才小心翼翼地召集了各个理念相异的反对人士。出席这场聚会的有十一个政党的代表，从死硬派的阿叶德时代社会党人到右翼的新兴政党——诸如由一群年轻资本家组成的民主独立联盟，以及辞去内政部长职位的哈尔帕所新近成立的温和派政党「国家联盟」。除了共产党以及政府之外，各方团体的代表都到齐了。与会成员虽然纷杂，却在一项策略上获致共识，并具体呈现在他们所谓的「全面民主转型全国同意书」里。

对于据传皮诺契特正在推动的逐步——或可说迟缓——回归民主政策，全国同意书提出了一项大胆却又合理的挑战。同意书并未要求皮诺契特下台，而采取了一记精心设计的险着，亦即同意接受一九八○年的宪法——也就是保障皮诺契特终身在位的法律机制。全国同意书要求的回报，则是把预定于一九八八年举行的公民投票改为自由竞选的选举，加上取消戒严、改革选举制度、恢复公民自由，以及不得再流放人民。

全国同意书提出之时，改革运动的前景已然改善，主要原因是公开示威活动的复兴；抗议经验丰富的智利人民为了上街头表达不满，似乎不惜再度面对国家警察与军队的攻击。就连美国华府的态度也有所改变。阿瑞亚加达说道：「里根政府就任初期对智利展现的同情逐渐转为不满。」这些内部与外部的不满情绪，多为智利政府本身所引起，其中也有几起受到详尽报导的暴行。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政府安全人员在圣地亚哥市的天主教人权办事处里带走了两个人：教师工会领袖以及一名与教会团体合作的社会学家。另一名教师因试图干预而腹部挨了两枪。第二天，便衣干员又带走了一人；被抓的三人全是共党活动人士。当周周末，他们几乎被砍断颈项的尸体被人发现倒卧在水沟里，地点正在希门内兹三年前遭弃尸的同一条路上。

当年希门内兹被杀事件所带来的主要是绝望之情，但现在人民既已逐渐摆脱恐惧，这三名「遭割喉之人」的命运便造成了立即反应。一万五千名哀悼人士不顾已经发布了五个月的戒严令，随着送葬队伍从教堂走到墓园。司法系统也不惧淫威，在经过四个月的调查之后，起诉十四名国家警察官员，造成国家警察首长因此辞职。继任的史坦哲将军不再完全受皮诺契特摆布，减弱了他对执政团的掌控。

华府对拉丁美洲各国独裁者显已渐失耐性。五月间，对皮诺契特政权经常出言支持的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麻特利（LanghorneMotley）遭到撒换，由前人权暨人道事务国务卿亚柏朗斯（ElliottAbrams）接任。随后，另一名为皮诺契特辩护的官员，自一九八二年起即驻任圣地亚哥的美国大使，也由专业外交官小柏恩斯（HarryG。Barnes,Jr。）取而代之。据传小柏恩斯向皮诺契特递交国书之时曾告诉他说：「要矫正民主的流弊，最好的方式就是实施更多民主。」

温暖的春天看似即将到来。戒严令已于六月取消，而九月四日的一场抗议活动，范围虽北及亚力加，南及阿雷纳斯，却未如先前那般引来大批军警。有些人认为政府如此自制，可能代表皮诺契特的执政团党羽已感不耐，即将撒换他，或者也可能是他对未来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之后，即将扬弃公投之念而改为实施全面自由选举。不过，对皮诺契特而言，这类想法只是政客一厢情愿的妄想罢了。他宣称道。。[有些政客热切追求空洞的实质民主，我们若对其有所退让，就是背叛了智利人民。」

智利人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在团结教区牧师会的活动以及弗列斯诺主教的持续协助下，天主教会原本就极为活跃，现在又为反对阵营展开了另一次攻击——一群牧师与修女在已知的官方刑求场所发起静坐运动。在此同时，塞格尔及其同志却从通俗文化中获得了启发。他回忆道：「我想是由于『甘地』这部片子。一九八三年，我们刚开始进行反对运动之时，这部片子也正好在戏院上映。我们大家都看了至少两次。为了能够真正心领神会，我们不能不看。」塞格尔在甘地与波兰的华勒沙两人身上看出了雷同之处。「两个人都采取非暴力的抗争方式，达成的结果却远比武装冲突的结果要好。」

抗议人士也想出了一句新口号：「我们双手清白!」在智利各个城市的街头上，都有学生高举双手，手掌外张。演员谢幕时均对观众张开手掌，观众也默契十足地张手响应。这项举动不只代表反对阵营未曾诉诸暴力，也代表援用政府的策略并不能够恢复民主：人民的抵制行动必须与他们的目标保持一致。如此一来，反对阵营不但得与政府保持距离，也和左派的暴力叛乱份子有所区隔。

不过，乡间的游击份子对这类细微思辨却置若罔闻，而持续仿照政府的凶残手段而行，也因此使政府得以替自己的行为辩解。三名遭割喉人士的丧礼结束之后，智利主要的发电厂随即发生爆炸，造成全国四分之三以上地区无电可用。每当有迹象显示变革即将到来，同时也会有证据显示敌对双方仍未退出场外。这敌对双方一旦展开冲突，智利必然会陷入大规模的内战当中。追求民主的反对阵营于是再度发现自己夹在两股残暴嗜血的势力之间。到了年底，弗列斯诺主教心中盼望圣诞节气氛也许会软化皮诺契特的态度，因而亲自请求皮诺契特与全国同意书签署人士进行协商。皮诺契特回答道：「我们若直接拋弃前嫌，开创新页，想必会更好。」不过，这新的一页却充满了烈火、鲜血，以及政治上的绝望。

美国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于一九八六年一月访问智利。虽有官方赞助的鸡蛋丢掷行为以及人身诽谤，他依然及时提振了反对阵营的士气。二月出现了许多不祥的征兆（对皮诺契特这种极端迷信之人而言）：海地的杜瓦利埃（JeanClaudeduvalier)与菲律宾的马可仕这两位暴君相继被迫流亡海外。马可仕被驱逐下台的事件甚至还产生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力量。这个名词显然也适于描述智利的景况。不久之后，美国总统的参谋长唐诺·里根被问到美国是否正在掏空皮氏政权的根基之时，他正色答道：「没有，目前没有。」他的答话无意间让人觉得美国以后可能会这么做。联合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再度谴责智利侵害人权的行为。

不过，反对阵营虽有世界舆论支持，行动却没有太多进展。在皮诺契特拒绝协商，而左派极端份子的恐怖行动又逐渐加温之下，全国同意书运动人士感觉自己已不再受到重视。接着，他们对往后示威策略的意见又出现分歧：社会党人与部分基民党人鼓吹长期抗争，保守人士则因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倡议走温和路线。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组织，名为公民议会，由卡车司机、零售商、专业人士，以及其它各方人士所组成。在阿叶德时期，同样性质的联合组织曾经造成严重后果；智利人民知道卡车司机罢工会造成商业停滞，零售商能够冻结经济活动，专业人士则可造成医院、大学、法庭等机构停止运作。公民议会策画了一系列的全国抗议日，始于七月二日。反对阵营里的部分人士畏缩不前，因为他们知道中产阶级必定会留在家里，而左派激进份子必然会出来作乱。结果，小有成果的罢工活动便在新出现的可怕暴行之下黯然失色。

七月二日，十九岁的罗哈斯在诺加里斯贫民区为一份杂志从事摄影工作，但他并没有记者身分。罗哈斯出生于美国，他的智利母亲在政变之后先后遭到刑求与流放。他在前往一处路障预定设置地点的途中遇到两名年轻人，两人身上携带了废弃轮胎、一罐汽油（也可能是煤油），以及一些准备用于制造汽油弹的瓶子。罗哈斯向他们拿了几个瓶子。不久之后，四名准备参加抗议行动的智利青年以及琴塔娜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琴塔娜是位十八岁的女学生，因冀盼摆脱贫穷而一心上进。她几天前在她担任义工的施粥处曾与罗哈斯有过一面之缘。

突然间，一辆军车开进街道，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脸涂夜间迷彩的士兵。这群士兵涌下车来，罗哈斯一伙人随即四散奔逃，结果两人被抓。巡逻部队把所擒二人——就是罗哈斯与琴塔娜——带到一条老旧的小巷里展开讯问，间以枪托殴打他们。问完之后，士兵在两人身上浇洒汽油然后放火点燃。桑胡札当时躲在电线杆后，目睹事件整个经过，心中惊怖万分，却也无能为力。他说道：「那两名青年想扑灭身上的火，但那名女孩嘴上遭到一名士兵用枪枝击打，男孩也被士兵用枪打得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那些士兵用棉被裹住两名青年，把他们像包裹一样丢在卡车后面。」

这辆军车转往机场的方向开去，最后在那条见证多起血案的静僻道路上停了下来——就是希门内兹以及三名割喉死者遭弃尸之地——而把车上那两个骇人的包裹丢在路旁。琴塔娜与罗哈斯都还没死，但头脸及全身都受到三级烧伤。他们爬出路边的水沟，沿着道路蹒跚而行，直到有一个人停车下来搭救他们。四天后，罗哈斯在一个缺乏烧伤治疗设备的医院里伤重而死。五千名哀悼群众跟着他的灵柩前往墓园，其中包括美国大使伯恩斯。戒备森严的警方虽然偶尔发射催泪弹，送葬群众却毫不理睬。琴塔娜被转送到设备较完善的劳工医院，几个月后又转到蒙特利的「上帝医院」。

就在琴塔娜奋力求生之际，智利政府却开始着手扭曲事实经过。当局声称罗哈斯与琴塔娜是在调制硫酸汽油弹时意外烧伤自己的。美国参议员赫姆斯在一次非正式过境智利之时，指称罗、琴两人为「共产主义恐怖份子」，并且批评美国媒体对皮诺契特的政权怀有偏见。唯一的目击者桑胡札则遭到绑架，对方以死要胁他更改证言内容；他和家人先到教堂避难，后来在澳洲取得政治庇护。虽然如此，政府仍然无法抹除该起暴行的事实，一如当时那两名青年男女无法拨熄身上的火焰；调查过程中有三名军官、五名士官，以及十七名征召士兵遭到拘留。政府呈现出来的面貌也再次改变了--但这次不是皮诺契特的脸，而是琴塔娜伤痕累累的面容。

这起事件原本应足以激怒全国人民。但人民若是各自为政，或者心中另有所系，愤怒之情就不会自然产生。就在政府仁慈的假面具相继破裂之际，智利的经济情势也正在好转。其国内生产毛额已大致恢复水准，失业及通货膨胀率也获得控制。此外，智利不但全年贸易出超逼近十亿美元大关，而且尽管拉丁美洲其它国家都打算拖欠债务以减轻财政压力，智利的财政状况却颇为稳健。政府当局虽然犯了一记失误，大多数智利人民以及大多数国外贸易伙伴却都不希望经济泡沫因此破灭；毕竟，该起虐杀事件虽然悲惨，到底不是世界末日。

烧杀事件之后不到半年，在那个时代里阴魂不散的冷战便又再次插手干预。美国中情局从间谋卫星对智利拍摄的照片上辨识出疑似一批批隐匿的武器，而把这项情报传递给智利的情报单位。搜查结果对反共人士犹如美梦成真。智利政府在十个藏匿地点——三处在圣地亚哥市附近，七处在北方沙漠里——起出三千多把M——十六步枪、数百支火箭筒、上千公斤的炸药、手榴弹及弹药。政府诉诸智利人民对共党暴乱的潜在恐惧，反对阵营也为此战栗不已；左派激进份子再度延长了皮诺契特的政治生命。

九月四日星期四，全民民主阵线发起了另一次全国罢工运动。然而，除了常见的水柱和催泪弹、几起纵火事件、抢劫事件，还有两人丧生之外，却几乎完全没有其它成果。民主阵线领导人坦承道：「皮诺契特能够稳坐其位，与其说是因为他势力庞大，不如说是因为反对阵营软弱无力。」再过不久，皮诺契特的历久不衰更如有神助。一个星期日傍晚，智利总统的车队在安地斯山的夕照下蜿蜓行进于山道之上，两部警用机车在前开道，后方跟着五部轿车。这列车队刚离开桃树庄园，正在开往圣地亚哥市的途中。车队行至科罗拉多河上的一座桥梁附近，两面均是高耸的悬崖峭壁，却见一辆拉着拖车的旅行车打横停在路上，犹如在回转中途暂时停歇下来，车队于是不得不减缓速度。突然间，道路两旁枪声大作，车队最前方的欧宝轿车遭到火箭弹击中而化成一团火球，接着第二部淡棕色福特轿车也被火箭弹击毁。第三部防弹奔驰轿车在枪弹与火箭弹的扫射之下终告不保；炮火随后又转而攻击第四与第五部车，这时车队后方早已有另一辆旅行车挡住退路。

就在路旁枪炮不断扫射这列被困的车队之际，第五部车的司机突然把他的防弹轿车倒退冲出，然后掉头开往十英里外的桃树庄园避难。这辆车的车身弹痕累累，车窗碎裂，防漏气的米其林轮胎也被打得几乎脱落了下来。攻击者四散进入乡间；有些报导指称他们乔装为中央情资局干员，才能够通过实时设立的路障。至于那部逃脱车辆上的乘客命运如何，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司机以外，那部车上还有一名助理、一位名叫罗德里哥的十岁男孩，以及这名男孩的祖父皮诺契特。

那天晚上，皮诺契特现身于电视上，向人民出示他经过包扎的左臂，以及他满布弹痕的奔驰轿车。这位独裁者说道，他第一个反应是跳车，但想到他的孙儿稚弱无助，当即在车内金属碎片与玻璃碎片齐飞之时以自己的身体护住孙儿。不论别人对这位七十岁的祖父有何看法，至少没有人可以说他胆小懦弱。

智利于是再度实施了戒严与宵禁，而政府的爪牙也在夜里进入了圣地亚哥市。九月八日清晨，一群身穿便服的干员闯入民宅，抓走了一名共产党员以及两名与革左组织有所联系的人士。第二天晚上又有另外一人被抓。不久之后，他们弹痕累累的尸体分别在市内不同地区被人发现。包括拉格斯在内的八名反对领袖遭到拘留，数名外国牧师被驱逐出境，异议报刊也遭到关闭。在皮诺契特令人匪夷所思的死里逃生事件之后，一场原本订于九月九日举行的校阅活动更是喜气洋洋，皮诺契特对着踢正步行进的受阅部队欣然挥手。

伏击事件既是共党游击份子所为——爱国阵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场记者会中讲述这起二十五人的伏击事件，并誓言往后仍将策画这类行动——便等于是证实了皮诺契特的冷战论调。更糟的是，这起事件给了他一种打不倒的形象，而且反对阵营俱可看到透过协商重返民主的机会在炮火声中灰飞烟灭。突然之间，他们似乎面临了两难的局面：他们的民主之梦要不就粉碎在旺盛的军事统治下，要不就在重现阿叶德时代的动乱当中付之一炬。

不过，伏击事件对各方都造成了幻觉。皮诺契特死里逃生之后，对命运之说更加深信不疑，并且因此确信自己在宪法授权的一九八九年公投中必然稳赢不输。非暴力反对人士对这场公投虽然深觉反感，并且认为己方必将落败，但伏击事件却迫使他们除了参与公投之外别无选择。而左派游击份子既然只差一点就暗杀得手，自然认为肃清叛党的内战即将展开。这些都只是幻象。所有人都料错了。

遵照游戏规则

从功败垂成的暗杀事件之后，以致预定于一九八九年举行的公投（后来改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举行）之前，智利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这场即将来临的公投，同时对于投票结果也志在必得。由于人民只能对执政团推出的执政人选表达支持与否，皮诺契特因而胜算极大。而即使他出乎意外地输去这场公投，仍可继续在位十七个月，直到举行全面改选为止。如果他又落选，他在接下来的八年之内仍可担任陆军总司令，任满之后又可转任终身参议员。

皮诺契特新生的自信以令人惊异的形式展现了出来。八月发布的戒严令与宵禁在元旦结束，遭流放的政治犯也获准返国。保守党人在造币所接受宴请而与政府把酒释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四月来访更是大好的宣传机会，尽管他对当时已返回智利的琴塔娜深表关怀也无妨。政府不但以大笔经费捐注贫民窟——南非政府也约莫于同时间采用这项政策削弱反对阵营的声势——而且上自最高层，下至乡镇地区首长及驻军指挥官的全体政府官员，无不全力鼓吹人民在公投中投下赞成票。

向来以严厉著称的皮诺契特似乎也变得较为和蔼；那个容貌严肃、身着全套军装的熟悉身影，已转为一个身穿套装的和善老者。选民看到他头戴矿工的安全帽、怀抱婴孩，甚至面露微笑。主要仍为政府掌控的电视台则向观众大力播送繁荣稳定的影像。在皮诺契特以自己可能成为执政团推举的人选试探政治人物意向的同时，投赞成票的宣传活动也就毫不间断地展开了。

面对政府的庞大势力，反对阵营简直手忙脚乱。随着保守派人士改变立场，而反对党人又被迫承认抗议活动永远不可能打倒政府，由全国同意书所形成的阵线也就产生了裂痕。除此之外，左派激进份子又一再断断续续地在圣地亚哥市以及乡间从事恐怖活动，以致强化了一般人认为除了接受军事统治之外，就必须面对杀戮与共产统治的印象。反对领袖虽然深深觉得一九八九年的公投应该改为选举，却对透过协商所能获致的成果大表质疑。

虽然举行全面选举之前必须先修改一九八○年的宪法，但把公投改为选举之议原本看起来也不是不可行。甚至执政团里的空军与海军代表也表示愿意接受这项改变。为了达成目的，莫里纳于一九八六年底发起「自由公平选举催生活动」，并敦请参与「天主教和平委员会」长达十年之久的希门内兹担任领导人。不久之后，希门内兹即在美国国务院赞助下获邀访问美国。美国人不但建议他们策画运动，同时也让她观摩依赖民众参与的运动范例，诸如女性选民联盟以及劳工工会。

由此应运而起的运动称为「公民参与运动」——后来简称为「参运」——并且立即吸引了七千名志工到处去登记选民。智利有一千两百万人口，其中四分之三强居住于都市里。八百万人符合投票资格，但办理登记的选民只有三百万人。希门内兹说明道：「我们以一场完全公开的活动作为开端，所有人都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再把心力集中在最棘手的族群身上。我们赞助摇滚音乐会，让乐团在其中演出被禁的音乐。入场不需要门票，但必须出示选民登记证。这个方法让年轻人纷纷办理了选民登记。」

结果，贫民窟的民众最难动员。希门内兹回忆道：「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对共产党与社会党的认同特别强烈，而且所受到的压迫也严重得多......当时谣言纷飞，说每个人投的票都会被隐藏的机器记录下来，所以叫人别去投票。」贫民之所以不热中登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登记为选民必须先取得身分证，而贫民大都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去办理身分证。「因此我们便协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在期限到达之前——选民登记作业在公投两个月前截止——参运人士的努力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四百万人。

不过，登记选民数虽然大增，举行公开投票的机会却渐趋渺茫，到了年中更是彻底消失。修改一九八○年宪法的目的毕竟无法达成，因此公投也就无可避免。精心策画的参运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现在要赢得公投却面临了极大的阻碍。反对阵营必须让人民相信他们能够循着皮诺契特的游戏规则而获胜，也必须让人民相信选举能够公正公平地进行。此外，他们也必须获得上电视宣传的机会。

反对阵营私底下探知了人民对政府的真正感受，这是他们先前未能达到的成果。反对领袖之一的阿瑞亚加达说道：「我们举行了许多次民意调查。认为皮诺契特政权表现很好的人......只占了总人口的二到三成。认为皮氏政权表现不佳的则有七到八成。不过......民调结果也显示有八成的人民认为皮诺契特是无法打倒的。]反对阵营已经取得民心，但还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打败政府。

为了集中目标，反对阵营于是成立了「否决委员会」，成员涵盖十六个政党，由阿瑞亚加达担任领导人。否决委员会虽然经费来源有限，却有一群经验老到的政治活动份子。他们螫伏了十五年，现在又重新让荒废多年的联系网络恢复运作——这套网络等于是智利人民力量的循环系统。不久之后，他们的会歌——「智利，幸福即将来临」——即四处可闻，而他们的标志正是一道彩虹上面写着一个「No」字，也逐渐深入民众心中。同时间，如社会党领袖拉格斯这般的显赫人物也开始走入选民之中。他们所传达的讯息是：只要人民愿意投下手中的一票，否决派就能够获胜；把智利导回民主之路的力量，就握在人民手中。接替法尔德斯出任基民党主席的艾尔雯则成为代表选票上「反对」一栏的虚拟候选人。由于各反对党都明白一旦赞成票数过半便是全盘皆输，因此终于止息了相互之间的争执。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成果。即使是激进的社会党人也舍弃暴力，全心支持否决运动。最后甚至连共产党人也加入了否决派的行列。

电视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六月的一场谈话节目里，拉格斯两眼直视摄影机，手指指着前方，以直接对皮诺契特说话的语气说道：「你将为国家再带来八年的刑求、暗杀，以及人权侵害行为。一个智利人竟敢在野心驱使之下肆无忌惮地抓权长达二十五年，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其它来宾试图阻止他说话之后，拉格斯又说道：「你可要原谅我。我这番话已经隐忍了十五年。」这场节目使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后来他说他不知道电视有这么大的能耐。透过电视号召民众支持的效果，是甘地作梦也想不到的。

执政团于八月间订定公投日期——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有些人也勉强相信执政团认同由皮诺契特出任公投赞成票代表的执政人选。在智利人民的记忆当中，这是第一场正反分明的选举：一方是皮诺契特，另一方则是团结一致的反对势力。截至此时，政府媒体言论的语气已和皮诺契特如出一辙，严厉而恐慌，一再以耸动言词警告说若不支持政府就会带来动乱。这种声色俱厉的宣传言词与反对阵营简洁而人性化的讯息恰成强烈对比——反对阵营只是单纯地彰显出不分工商、不论老少皆团结一致的形象。

计票公正性的确保对否决派也是一大助力。一九八八年的公投比诸一九八○年的选举，本质上就较为透明化，因此也较不可能在其中动手脚。此外，监督公投的宪法委员会又出人意料地忠于职守，而在每个投票所都派驻有监察员--投票程序也因此取得公信力。反对阵营并且另设同步计票处，使得防弊措施更加稳当。由于智利的投票所皆设于露天场地，因此反对阵营便能够在总数两万多个投票所当中挑选百分之十派驻监督人员，负责向设置于圣地亚哥市的计算机中心回报消息。然后再以模型推算出与实际结果近似的票数。

皮诺契特仍然自信能够获胜，因此也希望投票结果能够不受质疑。虽然他的手下大可骚扰反对阵营，并在各处设立路障，但他显然无意重蹈马可仕的覆辙。马可仕就是因为选举舞弊而导致被流放海外的命运。不过，即使如此，仍有人认为皮诺契特会操纵选举以确保自己获胜。

为了预防这一着，反对阵营于是向外国势力寻求协助。在公投前一个月，希门内兹伙同一名同志拜会圣地牙哥市的警察首长，以求政府批准一支国际观察团前来观察选举过程。这位警官说，警方已听到谣言指称届时可能发生动乱，因此也准备面对最糟的状况。希门内兹回忆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打算在街头上部署大批人马，随时准备找个借口祭出武力，用作弊的手段赢得选举。」一名政治领袖建议她直接去见美国大使。当时虽已凌晨两点，她却还是照去不误。柏恩斯起床听完希门内兹述说事件经过之后，随即拍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则在第二天早上向智利外交部发送一道讯息。希门内兹转述讯息内容道：如果前述猜测成真，美国将不承认公投结果。

否决过去

星期三早晨，清风吹走了经常笼罩在智利首都上空的淡紫色烟尘，于是南半球春天的曙光如闪电一般乍现于山脉东方，然后穿过温暖清朗的空气，照亮了圣地亚哥市。这天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智利的清算日。

瑟加利斯回忆道：「我出外巡视了－番，发现所有人都排着队，身上穿戴整齐......安静而秩序井然地等待投票。早上大排长龙，到下午就几乎不见人踪了，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公投会突然间被取消或者遭到捣乱破坏。」军车及国家警察的黑色巡逻车遍布市内各地，旁边还跟着身着战斗服的精锐部队。皮诺契特自己让记者知道他手下已有两万五千人部署妥当。传闻说圣地亚哥市内潜伏有头戴滑雪面罩的可疑人员。

随着时问慢慢过去，莫里纳不断把负责传递讯息的学生回报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到了当晚九点，计算机推算结果显示，否决票数遥遥领先，但政府却一直声称赞成派可望获胜。马泰将军与海军上将梅里诺这两位执政团成员不断看着计票过程，不久之后便看出否决派几已稳胜无疑。总统府要求国家警察放松管制市中心的集会活动，并伺机制造动乱以便中止公投——国家警察却拒绝从命。阿瑞亚加达不断公布同步计票结果，但效果不大。电视台仍然指称赞成票数高于否决票，然后便转而播放卡通及美国喜剧节目，不再播报公投结果。到了半夜，眼看不再有新的计票结果公布，哈尔帕与艾尔雯这两个死对头即共同现身于天主教大学频道上，宣称否决票数似已取得领先。

不久之后，皮诺契特召集内阁阁员，告知他们说自己已在公投中落败，并要求他们立即提出总辞。惊愕不已的阁员离开之后，皮诺契特又下令召见三名执政团军官，他们于是随即从国防部穿越广场前来总统府。他们走进总统府时，马泰将军特别停步向记者坦承否决派已经获胜。他的谈话传开之后，反对阵营随即明了他们终于克服万难获得了胜利。等着三名军官前来会见的皮诺契特为此盛怒不已，拍桌大骂他们叛徒。

他们开始讨论正事之后，皮诺契特说，他指望自己的同志能够支持他，言下之意就是要他们派出军队实施戒严。不过，这三名身怀傲骨的资深职业军官却都婉拒从命。忿恨之余，皮诺契特说道：「好吧，陆军会独力执行这项任务。我们不需要你们帮忙。」随后要求他们签署一份协议。他们齐声问道：「什么协议？」皮诺契特的助理于是拿来几份文件供三名军官参阅。协议内容指称执政团成员同意把权力转移给皮诺契特。一名将军当场把协议书撕碎丢在地上。现在，连皮诺契特的同志也成了他的敌人，情势自是无可挽回。

「否决委员会」的胜利代表了智利史上最艰苦时期的结束，但不表示全面民主就此展开，而智利与皮诺契特之间纠结痛苦的关系也未就此告终。一年多以后，艾尔雯在近六百万票的总投票数当中获得超过五成五的选票，以几近一倍的票数之差胜过政府推出的候选人而当选总统。但他虽然执掌国家大权，却无法掌控军队。皮诺契特仍然像兀鹰一样盘旋在新政府上空。执政团里其它领袖只要愿意，也可以留任原职到一九九七年为止。

不过，在甫获胜利之余，智利人民对于总算得以告别政治压迫而大肆庆祝，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投票日当晚，圣地亚哥市内的街道上挤满了挥舞着国旗与写有「NO」字布条的民众。国家警察谨守职责地站在一旁，示威民众则大按喇叭，一如五年前五月间的那天夜晚。但他们这次已能够大喊「皮诺契特再见」而毋须担心被捕，因为他们心中明白自己已然获胜。

在公投之后的几年内，以及后续举行的选举活动之中，左右两派都不时发动恐怖行动；而智利在逐渐走出皮诺契特时代累积的怨恨之时，重返民主的路途也并不顺遂。至于皮诺契特本身，他在一九九○年代自军中退役转任参议员。到了二十世纪末，他又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不过却不是他希望的方式。西班牙一名法官以酷刑迫害及种族屠杀的罪名，试图向英国引渡皮诺契特（他因病到英国接受治疗）。此时皮氏在大多数人眼中已不是稳定智利局势的舵手，而是一名年老的逃犯，在执意惩戒人权侵害行为的新兴世界秩序之下苟延残喘。他晚年在法律与恶名交迫之下的命运，虽不像智利人民回归政治自由的路途那般崎岖难行，但他在历史上得不到好评，却早在他未能保有人民认同之时就已种下了远因。

智利人民于一九八三年打破十年来的沉默，同时证明他们能够表达反对意见并且坚持立场之后，人民对皮诺契特的认同便已不再稳固。不过，从抗议行动展开到独裁者下台，多半是段缓慢多艰的过程。此外，智利的反对阵营也未能像萨尔瓦多一九四四年的市民罢工那样发展出一套对抗统治者的统一策略。激进左派在整个一九八0年代中期不曾放弃过武装暴动手段，而这种手段不但毫无成功机会，而且还让皮诺契特善于运用的暴力行为得以加强。

决心恢复旧有力量的劳工、亲友曾遭政府刑求杀害的人士，以及智利政治圈中为数众多的中间派——这三股势力一同拋弃了恐惧，为恢复民主而不遗余力地奋斗。这个发展不足但坚韧有余的反对阵营，一面持续在一定限度之下推动群众抗议活动，一面避免采用足以激化政府压迫的暴力行为，同时又援引外国团体及政府的协助，终于成为推翻独裁者的关键力量。皮诺契特虽然消灭了他崇尚暴力的对手，但对他带头行使的暴力加以拒绝的反对阵营，却导致了他的垮台。

要打倒暴君，有一个非常简单却又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反对皮诺契特的智利人民和阿根廷五月广场上的母亲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拒绝让政府假装自己拥有人民的支持。他们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抵制活动，让国内外人士对政府的掌控能力产生怀疑。而政府的自大一旦让反对阵营抓到足以透过选举获胜的机会，他们便利用独裁者自己订下的游戏规则剥夺他所掌握的权力。如此一来，皮诺契特的政权也随之崩解，致使他和马丁尼兹及马可仕一样陷入遭人唾弃的历史评价。枪炮只给了他点皮肉伤痕，选票却把他给扫地出门。

★ 3－8、美国南方--民权运动 ★

我们在实力落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依然矢志抗争,必然状似丧失理智。但若检视敌我双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则可知荒谬的不是我们抗争的意愿,而是我们所欲抗争的对象会继续存在。他们拥有无数的金钱以及无数的部众。,我们只有一样东西,但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真理。 －－托尔斯泰

「无形力量」

一九三六年三月，非裔美籍牧师索曼博士（HowardThurman）前往印度拜访甘地，向他请教有关于非暴力运动的问题，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如何能够透过非暴力运动而改善。美国主要的黑人期刊及报纸对于甘地在一九二○至三○年代期间的反抗运动曾有详尽的报导，而诸如葛维和督柏等黑人在政治与知识界的领袖，也把印度的运动视为非裔美国人的榜样。因此，索曼博士的探访大抵带有朝圣的意味。

索曼问甘地是否认为「非暴力」是「一种直接行动」，甘地以坚决的语气回答道：「非暴力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活跃的力量。」他并将其比拟为圣保罗的「爱」的概念——这就是甘地为何能够获得众多美国黑人的景仰，因为他们向来习于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忍受屈辱的力量。黑人记者汉考克于一九三二年在《诺福克期刊暨导览》里写道：「甘地的力量，是对那位出身低贱的拿撒勒人（译注：即耶稣基督）一生事迹与教诲的礼赞。这项教诲就是：专心致志远比权力或蛮力更能克敌制胜。」

不过，有些黑人观察家对于甘地的运动所获致的实际经验也同样印象深刻。在印度一九二一至二二年间的非暴力运动正热烈展开之际，地方报《芝加哥守护者》预见了美国将出现以抵制公共运输工具为手段抗议种族隔离的景况：「我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一天宁可走路而不愿让我们的妻儿遭受侮辱与伤害，南方城市的电车大亨将会为空荡荡的......班车而伤脑筋。」在甘地与索曼会谈经过一年之后，甘地又接见另外两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士，托比亚斯博士与梅斯博士，并告诉他们说，非暴力运动「没有办法空口鼓吹，必须身体力行」——而且不只是个人的道德抉择，「可以大规模实行」。

至于抵御暴力手段方面，甘地承认，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斯大林都展现了「暴力的立即效果」。不过，他也自信满满地预言道：「他们的暴力会和成吉思汗的杀戮一样短暂。」成吉思汗这位古代的蒙古军头所建立的帝国，早在久远以前就已灰飞烟灭了。甘地确信，非暴力运动虽然只是「无形力量静默而有效的运作」，但终有一天会让「全世界」瞠目结舌而称之为奇迹。就在他说这些话的同时，在美国可见的却不是奇迹，而是在往后三十年间依旧公然实施的残酷恶行：亦即彻底甚而残暴地剥夺一整个种族的权利。不过，甘地所说的那股力量将会改变这一切——而且是广泛的改变。

真理之力传到南方：不甘现状的学生

一九五九年秋，一位来自芝加哥南部的非裔美国妇女黛安·奈许抵达田纳西州首府，到黑人为主的费斯克大学注册入学。她上大学是为了要「征服世界」，但她却发现她在纳士维的社会环境里，便有如被隔离在一面隐形墙壁后方。她每次进城，就必须面对白人视她为次等人种的现实。这种情况首次发生在她与人相约共赴田纳西州庆典之时。当时，她发现自己必须使用与白人分开的「有色人种」洗手间——这种情形在美国北方绝不会出现。她每次到市中心购物，都找不到一个能够坐下来吃午餐的地方，即使在伍尔沃斯（译注：美国大型零售商场）这样的大型连锁店亦然——「黑鬼不能在店里用餐。」店员如此对她说道。她如果想吃三明治，就必须拿到店门外的路边吃，而她也注意到其它黑人都是这么做。「那种作法对人是极大的羞辱。我因此开始厌恶种族隔离措施。」

奈许向校内其它学生询问是否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或团礼。大家都对她说：「别激动。妳不可能造成任何改变，只会给自己惹上麻烦。妳何不平日乖乖去上课，周末去参加派对就好了？」后来她总算问到费斯克大学内一位名叫拉普拉德的白人学生。他说他知道有一位牧师在招募学生参加非暴力运动研习班。奈许决定去尝试看看。

研习班于每星期二晚上在卫理公会的一座小教堂内举行·出席学员大多是当地黑人大学的学生，不过也有少数几名白人学生。他们在研习班里学到甘地的事迹及真理之力运动--并且了解到人民反抗压迫而受的痛苦，是一种足以对压迫者的心性思想造成变化的真理。他们透过角色扮演的方式练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工夫，同时也学习如何在遭受攻击时保护自己的身体。虽然外人对这个小团体没有投以太多注意，这群学生却打算对所谓的「吉姆·克罗」——即美国南方的种族阶级制度——发动正面攻击（译注：吉姆·克罗原系一舞台角色的名字。一八二八年，美国演员「爹地」莱斯以「吉姆·克罗」这个刻板黑人形象的角色演出滑稽歌舞剧而大受欢迎，于是「吉姆·克罗」便成为对黑人的歧视性称呼。不过，到了十九世纪末，「吉姆·克罗」已不再用于称呼黑人，而转用于统称压迫黑人的法令与制度）。

他们的指导人是卫理公会牧师暨范德比尔神学院的研究生劳森。这位戴眼镜、心思缜密的非裔美国青年于一九五八年来到纳士维时，虽然已是而立之年，但他对暴力的厌憎以及在种族歧视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尊严，却可回溯到他在俄亥俄州的童年岁月。他的母亲温柔慈祥，父亲却是一位随身带枪的牧师。在他成长的过程里，父母双方的不同性格形塑了他的世界观，其中融合有基督教博爱宽恕的教义以及对种族压迫的激进批判。劳森在黑人报纸上遍读有关甘地的报导，而对甘地在印度的事迹深感着迷，于是更为加强了他初萌发的非暴力激进倾向。

劳森首次认真研读甘地的思想，是在俄亥俄州一所名为鲍华学院的卫理公会学校里就学的时候。和解联谊会（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正义的跨信仰团体）的蒙斯特，在一次校园访问中结识劳森，并且向他介绍了甘地的作品及非暴力运动史，其中包括二战期间丹麦人民抵抗德军的事迹。蒙斯特也引介劳森与其它黑人领袖接触，诸如当时正在实验甘地式反抗方法的鲁斯汀和法玛尔。劳森不但订阅和联会的刊物，也对一九三六年与甘地会面的索曼牧师的事迹有所知悉。

劳森在更早之前即曾试验过他后来教给纳士维学生的直接行动技巧。他在高中的时候，曾和一名朋友到一家规定黑人顾客只能外带的快餐店，向店员要求在店内用餐。他在大学期间前往美国中西部各地参加青年会议之时，也持续以一己之力对抗种族歧视。不过，他最激烈的一次违抗行为所抗议的目标，却是战争而非种族歧视。美军参与韩战期间——劳森认为美军参战是不义之举——他选择直接拒绝与征兵委员会合作，而不愿以神职因素申请缓征，也不肯以宗教理由申请免服兵役。他拒绝合作的结果便是在联邦监狱里待了一年多。

在鲍华学院取得学位之后，劳森随即前往印度，在纳格浦（Nagpur）一所学院里担任传教士。他的工作虽是教导他人，但他到印度的目的却是学习。他在当地花了三年时间深入研究甘地，并会见了这位圣雄的几名弟子——从而相信甘地的教诲与生平皆体现了耶稣基督的精神，这与其它许多对甘地了解有限的非裔美国人所持有的信念相同。从此以后，对劳森而言，甘地信徒与基督徒几可说是同义词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劳森人虽在印度，却在《纳格浦时报》上得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市民对实施种族隔离措施的市公车发起抵制运动——同时也首次听闻一位与他年龄差不多的牧师，名叫金恩。劳森远赴印度之前，曾经想过要运用甘地的构想来对抗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现在既然有了蒙市事件，看来一般黑人民众可能已经具备参与这种运动的条件了。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印度一样，在美国南方推动非暴力解放运动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

劳森于一九五六年返回美国，到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希望取得神学博士学位，然后再投身于追求种族平等。不过，金恩一九五七年的欧柏林学院访问之行，却促使劳森改变了他生涯规画的先后次序。金恩当时已是著名的领袖人物，到欧柏林学院除了演讲之外，也誊出时间和教职员生进行一场小型午餐会。劳森到场时发现金恩独自坐着，于是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向金恩述说自己入狱的经验、在印度的时光，以及他与部分曾任金恩策士的活动人士来往的情形——还有他打算在毕业之后南下的计画。金恩敦促他不要再等待：民权运动迫切需要他——其它黑人领袖对非暴力运动所需的要素都不了解。劳森深受金恩的恳求所打动，于是同意搬到南方去。

劳森向来与和联会保持联络，不久之后即听说他们想在南方派驻一名外勤人员。由于这个工作刚好适合他的需求，他便决定以纳士维为驻居地，以便同时在范德比尔神学院念书（当时这所学校才刚开始收黑人研究生）。一九五八年初，他搭乘巴士从家乡俄亥俄州马夕隆出发，从此踏上以非暴力运动进攻美国种族歧视重镇的征途。

「奋力抵抗」

劳森抵达纳士维之时，南方的民权运动可谓百废待举。种族隔离措施以及黑人不得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规定——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即已定型的南方生活型态——虽然受到各方的猛烈抨击，但截至一九五○年代末期为止，南方社会的整体结构仍旧屹立不摇。民权运动人士对于带有种族歧视的法令与习俗的抗争方式也互有不同意见。非暴力反抗在民权运动应扮演何种角色也还并不明确。

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数十年来一直是最为杰出的民权组织。该协进会的领导人物为专业人士与知识份子，他们皆把南北战争后通过的第十四、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奉为圭臬。这两条宪法修正案虽然放宽了法律平等保障以及投票权的适用对象，但在南方却一再遭到忽视。协进会试图透过游说以及打官司的手段促使联邦政府落实这些保障——这项策略也获得了若干成果。杜鲁门总统下令军中不得实施种族隔离，协进会里优秀的律师群也在一场最高法院审判中获得胜利（一九五四年的布朗控告教育局案），判决书指陈公共教育机构里的种族隔离措施违反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一时之间，协进会打算激起联邦政府各层级对种族隔离现象展开打击的目的，似乎即将达成。

不过，布朗案却造成南方白人的反弹，而引发了「强力抵抗」。捍卫种族隔离措施的人士虽然常托辞保护「州权」免受联邦权限侵害，但他们主要的反击目标却是伸张个人权利的黑人。为了在联邦法院对学校实施种族隔离措施提起诉讼，而参与连署诉状的黑人父母，纷纷遭到解雇或人身攻击的恐吓。州政府也订定一连串意在阻扰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措施；阿拉巴马州更于一九五七年强制解散州内的协进会的分会。一九五○年代末期，协进会在南方折损了数百个地方分会，也损失了约五万名会员。

协进会的律师群在法院里力抗「分隔但平等」的教育体制之同时，南方各城市的黑人百姓也以经济手段对公共运输系统的种族隔离措施发动抗争。在种族隔离措施之下，黑人乘客搭乘市公车只能坐在车厢后方的指定座位，这些座位一旦坐满，即使前方的白人座位仍有空位，黑人乘客也不能去坐。这种措施对黑人乘客是一大羞辱，但也不堪一击，原因是黑人乘客的车资占了市公车营运收入的大宗。三个城市的黑人市民群起抵制市公车——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杖市、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市。黑人牧师透过教会传达指示，在群众聚会上鼓舞士气，募集资金，并且协调抗争民众合伙开车上下班，因而成为抗争民众的领袖。这三个城市的抵制运动都在达成协议后才告落幕。

蒙哥马利市的公车抵制运动虽非首宗，却最令人振奋。这场抵制运动展开之时，金恩才三十六岁，在蒙哥马利也只居住了两年。抵制运动不是他的主意，也非由他所发动——主要的发起人是萝莎·帕克斯、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蒙市分会秘书、劳工运动策画人E·D·尼克森，以及阿拉巴马州立学院教师安，罗宾逊。帕克斯因在公车上坐白人座位被捕之后，尼克森与罗宾逊便着手策画抵制运动，并透过传单及各种管道广为招募人员。不过，他们知道牧师最能够动员黑人民众。由于年岁较大也较有地位的牧师不愿出面，金恩便因能力优秀而出任运动领导人。

这位年轻的牧师不久便展现出他异于常人的特质，他日后也正是由于这些特质而成为民权运动中的显赫人物。金恩果敢过人，即使面临死亡威胁，甚至有人扬言以炸弹攻击他家，他仍然不为所动；他同时也是优秀的组织家及深具感召力的演说家。在他的号召之下，他的听众全都充满了斗志，争取目标不仅限于公车上的座位，更包括正义的理念。他长相英俊、口齿伶俐、学历良好，而且是基督徒——在那个电视刚刚问世的年代，这些特质使他成为向美国白人传达黑人抗争运动之意义的理想人选。到了一九五六年，眼见这场抵制运动依然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全美与全球各地的记者也纷纷来到蒙哥马利进行采访，并因此使金恩成为知名人物。

金恩另有一名来自格林威治村的中年黑人访客，名叫鲁斯汀，是个放荡不羁、性情开朗的前共产党员，于一九五六年二月来到南方。鲁斯汀活动策画经验丰富，与劳工及民权组织合作多年，也曾遭受殴打以及牢狱之灾——而且还是非暴力运动的忠实信徒。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听闻蒙市的抵制运动之后随即赶到当地，而向金恩及其同志讲述非暴力运动的建构与运作方式。鲁斯汀听说他的激进色彩可能会对抵制运动的声誉带来影响，便随即离开纳士维，但在离开之前也先找来了和联会的斯麦利前来延续他未完成的工作。

金恩和国内其它许多日益偏好采行非暴力手段的人士一样，也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为扬弃暴力找到了有力的宗教依据。不过，他另外也研读神学家尼布尔的作品，书中为非暴力运动的必要性提供了实用而非道德上的论据。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并不认为藉由非暴力运动能够赢得平等——他们如果尝试采行非暴力运动，南方各地的地方当局便可能会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而联邦政府也不太可能出面干预。鲁斯汀与斯麦利除了提供实用的建议以及训练之外，也在冲突以及暴力的替代手段等议题上提供民众更宽阔的思考空间。劳森在鲍华学院就读期间即曾深蒙其益。在鲁、斯二人的努力之下，再加上金恩自己参与抵制运动的经验，金恩于是得以把民权运动的指导原则从原本的排斥暴力转变成为对非暴力行为的明确信守。不久之后，他也取得了民权运动的主导权。

蒙哥马利抵制运动虽然受到新闻媒体的大量报导，却和红杖市以及塔拉哈西的运动一样，都没有获得明确的胜利。这三个城市的抗争人士原本的目标就不是要终止市公车的种族隔离措施，而只是要加以修改，让黑人乘客在车厢前方有空位的时候不必站立。红杖市的市府官员在抵制运动展开后，即同意实施先到先坐的措施——黑人乘客从后排开始坐起，白人乘客则从前排开始——于是在一个星期内就化解了抗争活动。蒙哥马利市的抵制运动人士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协议，但该市的白人官员却坚不退让，致使抵制运动延续了一年多。这起事件最后由诉讼解决，市公车实施种族隔离措施所依据的授权法令被最高法院宣告无效。塔拉哈西的抵制运动迫使市公车暂停营运，最后也是在法院宣判后才告结束。

公车抵制运动虽然证明了非暴力运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却未能在南方掀起大规模的运动。部分南方城市联手整合彼此的公车系统以因应抵制运动及法律诉讼，而在亚特兰大、孟菲斯、纽奥良等保守意识强烈的城市之中，法院要求废止种族隔离措施的命令不但受到小型抗议活动的抗争，也遭到提诉要求撒销。此外，在黑人人口仅居少数且整体购买力不高的地区，或者抗争对象的企业对黑人顾客依赖有限的时候，抵制运动的成效也不大。而由于抵制运动必须有当地人士的全面参与才能产生效果，因此一个地区若是缺乏成员广泛的强大组织，抵制运动就不适用于当地。非暴力运动若要在南方蔚为气候，就必须寻求新的抗争方式。

一九五七年，金恩和其它年轻黑人牧师联手创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以在美国南方发挥汇集地方领袖、统合黑人社群的作用。由于有金恩担任领导人，鲁斯汀这类北方策略家担任顾问，南基会于是宣称将发起一场追求民权的非暴力运动。不过，由于南基会不愿动员群众进行激烈抗争，因而以推动选民登记运动为主，结果也只获得有限的成效。与此同时，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物则持续采行司法诉讼的手段，但南方有许多会员也已对这种菁英式的渐进策略渐感焦躁不耐。

非暴力运动在一九五○年代末期虽然称不上是蓬勃发展，却也绝非停滞不前。南基会的牧师在亚特兰大、伯明翰、纳士维等城市纷纷成立组织；来自北方的活动人士不但协助提供非暴力运动的训练课程，也引进了一种新式的直接行动：在百货公司内实施种族隔离的餐厅静坐。这样的活动在南方边缘地带的十几个城市陆续举行，其中包括迈阿密、堪萨斯市、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以及俄克拉荷马市。在这些地区奔波发动静坐活动的人士中，有一位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年轻牧师劳森。

纳士维静坐活动：美国南方的雅典

劳森在一九五七年决定南下之时，原本有意前往亚特兰大，亦即美国南方成长最快的都会。不过，斯麦利却说服了他转往纳士维。这个位于田纳西州中部的城市虽然比较小，也比较缺乏活力，却有一群思想异常进步的黑人菁英，乐于听取劳森的意见。这群人物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凯利·史密斯，他是位天资聪颖的年轻浸信会牧师，曾参与创立南基会及其地方分会纳士维基督教领导联合会（简称纳基会）。此外，纳士维还有一大群潜在的活动份子，也就是市内四所以黑人为主的大学——声誉卓著的费斯克大学与梅哈利医学院，以及较不知名的田纳西农工学院及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当中的数千名学生。

纳士维的种族歧视状况也比较不像位于南方腹地的乔治亚。阿拉巴马，以及密西西比等州那般严重。纳市的白人居民喜欢以文明前瞻自许，而纳市也自称为美国南方的雅典。这里的黑人没有被排除于政治体系之外：南方地区传统上对黑人投票构成极大障碍的人头税，在纳士维的几次市级选举中曾经被取消，甚至也有黑人选上市议员。市长魏斯特在种族议题上采温和立场，而纳士维大报《纳市田纳西人报》在种族议题上也极开明——该报曾大力推动取消人头税，也常大幅报导民权运动的消息。

不过，在这一切文明表象之下，纳士维的种族隔离程度比起最为保守的南方城市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部分的餐厅都不许黑人在店内用餐。黑人必须走小巷从专属的入口进入电影院，而且还只能坐楼座。黑人不能使用游泳池及高尔夫球场，火车站也设有专属的候车室。银行、百货公司及餐厅的黑人员工，只能担任工友或洗碗工这类不会直接接触到顾客的工作。

一九五七年，联邦法院命令纳士维在学校里实施种族融合之后，市政官员随即想出一套日后其它南方城市纷纷仿效的方法——在遵从法院裁定的范围内从事最小程度的改革。市政府决定每年对一个年级实施种族融合，首先从一年级开始。由于有匿名的恐吓电话（「我们会打死你的小女孩，再把她倒吊起来」），还有丢掷石块、挥舞棍棒的群众，大多数黑人父母都宁可不让儿女参与那第一年的种族融合措施：结果只有十九名黑人一年级生（市内的黑人一年级生总数约一千四百人）进入原为白人学校的小学就读。这般种族融合上的进步，却是大多数南方白人所无法忍受的。

在劳森抵达南方的时候，纳士维原本存有一套实质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中对于不同种族居住、用餐、玩耍的地点，所能够担任的工作，以及在街上或商店里相遇时的互动方式都有所规范。不过，城里有些黑人领袖亟欲挑战这套制度，而有些白人领袖对这种规范也不是全心支持。种族歧视制度在纳士维仍然根深柢固，但劳森已准备要将其连根拔除。

非暴力学院

劳森搬到田纳西州之后，即为和联会走访南方各城市，针对以非暴力手段对抗种族隔离提供训练以及相关意见，同时也在纳士维举办非暴力运动研习班。一九五九年，劳森认为在纳士维发动民权运动的时刻已经成熟，于是请求凯利·史密斯以及其它黑人牧师透过教会放出消息，让当地民众知道他需要学生参与。

他所得到的响应并不热烈。当地的黑人大学对民权抗争没有展现出太大的热情；学生皆有必须遵循规范的压力，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工作机会是上一代的黑人所难以想象的。家里愈穷的学生受到的压力恐怕也愈大。反抗种族隔离的结果可能会把父母为送他们上大学而做的牺牲彻底虚掷掉。

一九五九年秋天，前往克拉克纪念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参加劳森的研习班的学生，都是无法调适现状的人。其中有些是对南方制度的堕落深感厌恶的南方人，奈许即是其中之一。其它学生则是年轻的南方人，由于种种因素决定不再像自己的父执辈那样保持沉默。巴端是费斯克大学研究生，他先前就读于孟菲斯市的列莫因学院之时，曾对一名学院董事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发言感到不满而加以谴责，结果差点遭到退学。研习班里最投入的两名学生来自于美国浸信会神学院，亦即纳市最穷也最没有名声的学校。拉法叶生于南方，在来到纳士维之前曾随家人迁居北方。他会参加研习班、是受到他在浸信会神学院的同学路易斯大力劝说的结果。路易斯是个腼腆的年轻人，出身于阿拉巴马州棉花产地的一个佃农家庭，他在一年前即已开始参加研习班的课程。研习班里也有少数几名怀有理想的白人学生，例如拉普拉德。

劳森对这些学生讲授非暴力运动的历史及哲学基础——诸如黑奴废止运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于一九四○年代在芝加哥策画的静坐活动、蒙哥马利市的公车抵制运动，以及甘地在南非与印度所领导的抗争运动。他授课内容里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甘地和耶稣基督。劳森希望学生了解「真理之力」——他称之为「灵魂的力量」——对抗不公的方式：遭受欺压的民众没有打败压迫者，而是藉由让压迫者看到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苦难，而唤醒其心中的人性。对劳森而言，非暴力运动不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技巧，而且是发掘权力根源的手段。

他年轻的追随者对他冷静理智的态度颇感意外——他以老师而非领导者自居。路易斯与奈许等少数几名学生很快就被他说服，其它人则对劳森的说法难以接受。他们总是说：「你必须要能够站起来承受打击，然后反击回去．」劳森向他们说明他的方式其实与他们从小到大所信仰的教义相符，才稍微消减了他们的疑虑。另外有些人之所以继续留下来，则是因为劳森有采取行动的计画。奈许回忆道：「我当时认为非暴力运动不会有用，但有一个原因让我继续留在研习班里......因为那是唯一有搞头的地方。」

劳森从一开始就打算发起一场运动以终结纳士维市中心购物区的种族隔离措施。由于大多数学生都和劳森一样是外地人，因此他们挑选的目标必须要足以引起当地黑人市民对运动的支持。否则种族隔离主义人士就能够轻易地孤立他们，并把他们贴上外来捣乱份子的卷标。史密斯牧师的教会里有几位妇女出席了一场研习班课程，而向其它学生说明她们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市中心商场内白人专用的用餐吧。在一九七○年代大型百货公司转往郊区发展以及快餐店兴起之前，这种市中心的大型百货商场以及里面的用餐吧是大多数城市的标准特色。在南方，黑人女教徒虽然可以在这些商场内逛上好几个小时，却不能在里面的用餐吧坐下来歇歇脚，也不能使用商场里的洗手间。她们身边如果带着活蹦乱跳、饥肠辘辘的小孩，情况自然更加糟糕。研习班的学生如果决定对这些用餐吧发动抗争，他们大可确定这些妇女会加以支持。

时序从秋天进入冬天之后，劳森也开始把课程重点从理论转往训练学生为即将面临的实际状况做准备。路易斯说道，他们会「排演小小的社会剧，所有人轮流扮演示威人士及反示威人士。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先坐在一排折叠椅上，扮演静坐人士；其它人则扮演服务生或者愤怒的旁观者，叫我们黑鬼，当面辱骂我们，并且把我们推倒在地上。劳森总是在场监看，对我们又是催促，又是激励，又是教导，又是劝诱。」他们学会如何在遭受攻击时自我保护：如何蜷曲身体保护重要器官，以及如何在其它抗议人士遭到殴打时伸出援手，让殴打的对象扩及数人，而不要只集中在一人身上。劳森教他们随时都要与攻击者保持目光相接——根据过去的经验显示，这么做能够降低攻击者的怒意。此外，他们也学会如何忍辱负重，以免一气之下展开反击。

劳森的研习班里的学生所接受的是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训练，这在当时还不是民权运动中的主流。静坐活动比公车抵制运动更具争议性：一群黑人在白人专用的用餐吧坐下来要求用餐，等于是直接侵犯了美国南方的法律与社会秩序；他们必须冒被打及被关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劳森一再强调「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与训练、缜密的策略与规画，还要广泛召集人马，并且做好一切举行运动所需的准备。这一切要素不会自动形成，而必须按部就班地去做。」准备稍有不足，整个运动就可能会在敌对势力的压迫下瓦解。

为了熟悉抗争目标的用餐吧以及商场职员，他们于是连续两个星期六前往现场探查。他们每次皆由一群打扮整齐、仅着黑白两色服装的研习班学生走进商场里，买点东西之后，便在用餐吧坐下来等待服务生前来点餐。他们一如预期地遭到服务生拒绝服务之后，便客气地求见商场经理，然后听他说明店内的营业政策。听完之后他们就离开，回到教堂去和劳森讨论整个经过。

他们在回家过圣诞节之前，即已决定于一九六○年二月展开静坐活动。等到他们在一月回到纳士维之后，便发现他们的计画早已传遍了当地的黑人大学，而出席研习班的人数也大为增加。他们于是改为每周在克拉克教堂聚会两次；同时也在此时给自己取了「纳士维学生运动」的名称。投入最深的学生组成了中央委员会，会中采取共识决定，主席职位也由各人轮流担任，以免过于依赖某一个人。在研习班的密集训练下，再加上劳森让他们相信自己即将创造历史，他们于是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学生拉法叶日后称此研习班为「一所非暴力学院，与西点军校相当」。而这群学生即将从这个学院毕业了。

二月三日，路易斯在宿舍里读到一份《纳市田纳西人报》，得知北卡罗莱纳农工州立大学有四名新生于两天前在格林斯波罗一家「伍尔沃斯」的用餐吧坐了下来，而且在店家拒绝让他们用餐之后仍不肯起身离开。劳森一位北卡罗莱纳州的牧师朋友穆尔当天打电话告诉他说，当地的静坐活动逐渐增加。穆尔正打算在自己的州里策画类似的抗议活动，因此也请求劳森向南方各地的牧师当中的活动份子散播消息——并且在纳士维加紧行动以维持运动的气势于不坠。

当天晚上，数百名学生涌入费斯克大学的礼堂，劳森当场宣布静坐活动将于二月十三日在纳士维的百货公司展开，有意参加者应主动报名。一个星期后，随着静坐活动在北卡以及邻近各州蔓延开来，劳森与研习班的资深学生也开始每日开课教导新进学员该做些什么。路易斯日后回忆道：「没错，我们的确加快了进度，但我们仍然决意要按部就班地来。在这数百名冲动热心的大学生熟悉忍耐之道以前，我们不会让他们上场抗争。」他们一再向新进学员强调，无论如何绝对不得有报复行为。他们必须打扮整齐，谈吐温和，在用餐吧耐心等待个把小时，并且甘心坐牢。

自前一年秋天就开始按时参加研习班的学生，现在已成为大团礼中的核心人物。拟订最后的计画之后，他们还必须为有人可能会违反非暴力原则而做因应准备。有些人对于可能付出的代价过大而踌躇不前：有些体育系学生不愿损失奖学金，有些医学生知道前科记录会毁掉自己未来的事业，有些人则只是纯粹害怕遭到殴打或是被关进牢里。只有清楚知道自己能够控制反击冲动、并且已经准备好为理念牺牲的人，才能够参与用餐吧的静坐活动。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工作需要其它人来做。实际参与静坐的学生必须有后勤系统的支持。司机要把静坐人员从校园接到第一浸信会教堂这个策画区暨控制中心。教堂里必须有人随时掌握每个人的行踪及市中心的活动进展情形，市中心的街头上也必须有监控人员和传讯人员，负责把信息带回教堂，并把指令传给商场里的抗争人员。除此之外，还要有人负责应付媒体。

纳士维的学生打算公开要求让黑人获得平等待遇——一如圣彼得堡工人在五十五年前的冬宫游行中采取的作为。纳市学生和圣彼得堡工人都一样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动力，也一样由一名不寻常的牧师带领。而且都扬弃以暴力赢取社会正义的手段。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俄国工人在准备的时候充满狂热，一心相信沙皇会听取他们的请求而做出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对自己即将面临的状况一无所知。纳士维的学生虽然也一定深感兴奋，但他们对自己的情绪善加节制，以冷静而且有条不紊的态度各司其职。他们的课程对非暴力运动已有详尽的讲解，而他们对可能面临的状况也了然于胸。就某个程度上而言，这项对比也反映出了加彭与劳森两人的不同。加彭生性冲动，领导方式也是煽动性的。劳森则冷静而理智，并且避免刺激学生的情绪。他要他们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评估自己面临的风险。此外，劳森还有一项加彭无法具备的条件：他知道过去数十年来非暴力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运作及发展过程——并且把他所知的一切彻底运用在实务上。他虽然和加彭一样是虔诚的教徒，却以纯粹理性的态度进行非暴力运动。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在静坐预定日期的三天前，史密斯牧师的第一浸信会教堂里举行了一场大型会议。史密斯和纳基会其他成员要求静坐活动延期，以便募集更多基金，俾于学生被捕之后予以保释之用（当时已募得的金额还不到美金一百元）。不过，劳森的学员不愿再等，尤其是格林斯波罗等其它城市的学生都早已展开了行动。关键的时刻已然到来，不论风险多大都一样。

二月十三日星期六，学生早晨醒来发现街道上已堆积了半呎深的新雪。他们纷纷出门等待接送车辆，然后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下车。男学生身着大衣、领带，女学生足蹬高跟鞋。总数一百多人集合完毕之后，便各自分为二十五人上下的小组，每组至少有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随即两人并肩列队，在路人不解的瞪视下迈步走向纳士维市中心。经过几条街后，他们抵达了纳市主要的购物街第五大街，然后每组人员各自走进一家商场。

路易斯的小组走进伍尔沃斯商场。小组里的每个人都买了点东西，以证明自己是正当花钱购物的顾客，然后便到二楼的用餐吧坐了下来。吧台里的女服务生露出诧异的神情。路易斯要求点餐之后，服务生告诉他「黑鬼」不得在此用餐。一群购物民众瞪大眼睛呆望着他们——有人说他们惊奇瞪视的模样，彷佛静坐学生是来自外层空间的巨型蚱蜢。几名白人青年走上楼来对他们大声辱骂，但不得响应后便迅速离开。其它顾客纷纷离去之后，虽然服务生匆忙写了一个「用餐吧关闭」的标示，静坐学生依旧坐着不走。即使商家关掉电灯，而服务生也都离开之后，静坐学生仍然不为所动，借着屋外的光线看书写作业。六点左右，传讯人员传下指令说该是离开的时候了。所有人回到教堂的时候都欢欣不已。「像除夕夜一样——大家不断欢呼、大笑、互相拥抱、高声唱歌。」

纳士维的白人市民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毫无概念。由于他们非常自我封闭，因此大多数白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前一两个星期举行的大型公众集会，也没有注意到格林斯波罗的静坐活动所引起的骚动。市中心各个商场的员工和主管都困惑不已：他们不能让静坐学生在店内用餐，否则就会打破长久以来的惯例，甚至商场明定的政策。但是静坐学生又不愿离开，因此他们唯一想得到的方法就是关闭用餐吧，对静坐学生不予理会。

那天没有暴力行为发生，但是店家也丝毫无意考虑在用餐吧实施种族融合措施。有些人根本认为种族隔离是正确且合宜的作法，斯隆即为其中之一。至于不赞同种族隔离的人，却也顾忌斯隆和史达曼施加的压力。史达曼是位影响力强大的报社编辑，他所属的报纸是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纳士维头条报》。商家也担心让黑人在用餐吧用餐会造成白人顾客流失。显而易见，一场静坐并不足以损及种族歧视制度的效力。

接下来的两场静坐活动举行于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四与星期六，整体情况虽然大致与第一次静坐相同，但人数已有增加。有些乖戾的白人成群结队向静坐学生挑衅，但在警察的监看下也有所节制。静坐学生在两次活动中都没有遭遇严重的暴力行为，但是也没办法在用餐吧用餐。市内的店家也显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群抗争人士。

下一场静坐活动预定于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举行。纳市的黑人领袖在前一两天得到消息说当天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思想开明的白人牧师坎贝尔与劳森及史密斯颇为友好，他向两人告知说他听闻史达曼和其它支持种族隔离的商人不断对魏斯特市长施加压力。学生在星期六展开静坐活动之后，警方将会撒离市区而任由白人流氓欺凌抗争人士。之后警方会再回来逮捕坚决不离开的静坐学生。

纳士维的种族隔离人士终于找到了因应的策略——人身威胁。对奈许、路易斯，以及其它众多学生而言，坐牢远比被人殴打来得可怕得多。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听过南方监狱里黑人囚犯的骇人遭遇，长辈也常以囚犯家人所感到的耻辱告诫他们。不过，劳森依然确保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即将面临的状况可能充满危险。现在，这些风险已近在眼前。

星期六早上，志愿人员在第一浸信会教堂集合的时候，劳森和中央委员会成员已在地下室开会。他们必须想办法让种族隔离人士以及市政官员明白拳头吓不倒他们。警察每抓走一名静坐人员，马上会有另外一名递补上去。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良好的协调与通讯，这样候补人员才能够到有需要的地方去。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众多的人员：领导群只能希望原本有意参与的人士，不会被校园里盛传的暴力以及逮捕行动的传言吓跑。领导群回到楼上之后,发现到场的人员竟然超过三百人。如此一来，确保静坐人员保持冷静也就变得极度重要，尤其不能让缺乏经验者出手反击，以免让镇压行动找到合理化的借口。劳森与拉法叶在前一晚从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偷拿了几张复写纸，写下许多张发给新进人员的行为准则：

禁止事项：一切勿出手反击，遭到辱骂也不可还口。二、不可嬉笑。三、不可与顾客招待人员谈话。四、除非组长下令，否则不可离开座位。五、不可阻挡商场入口或者走道。

遵循事项：一、随时展现出和善有礼的态度。二、坐姿端正，随时面对吧台。三、向组长回报所有重大事件。四、如有人要求告知任何讯息，应礼貌地将其引导去见组长五、谨记耶稣基督、圣雄甘地，以及金恩的教诲。爱与非暴力才是正途。愿神祝福各位。

领导群彻底要求所有人把身上的锉刀或小刀交出，另外也从这个新团体中剔除了几个人，然后他们便往市中心出发。光是在前往第五大街的路上，抗争学生也看得出来情况将会有不同。白人青年不但和先前一样大声叫骂，而且还出手推撞，但警察却视而不见。学生在用餐吧坐下来之后，真正的麻烦就开始了。由于没有警察在场，白人暴徒便走了进来，开始斥骂学生，把他们拉下椅子，并对跌在地上的学生拳打脚踢。路易斯还看到一个人在一名学生的背上按熄香烟。其它学生不是遭到吐口水，就是被泼了满头满身的芥末酱和西红柿酱。一架电视摄影机拍到拉普拉德被打倒在地后又遭受一群白人男女攻击的画面。没有学生出手反击。

警察不久后到场，并开始逮捕静坐学生，却不逮捕攻击他们的人士。这时候，当天清晨所拟订的计画开始发生作用，监控人员密切掌握逮捕行动的发生地区，而迅速派遣候补人员前去递补。遭到逮捕的学生列队走出商场，昂首通过欢呼的人群之后坐上警车。警方对此深感困惑：这些衣着大方、彬彬有礼的黑人青年——这样的人原本应该会和任何可能害他们坐牢的事物保持距离——居然自己讨着要被抓。奈许记得那些警察面面相觑，彷佛是说：「你看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警方带走约八十名学生之后，即要求店家关门，以免需要再逮捕更多人。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被捕并没有留下痛苦难忘的经验；他们为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深感鼓舞。拉法叶回忆道：「我们感到自己所掌握的力量，比全体警力......以及他们所有的警犭、警棍，或者监狱加总起来，都还要强而有力。」

劳森和参与学生后来称为「大周六」的这一天是关键的转折点。市政官员与警方显然希望一个下午的混乱足以遏止这场胡闹，然后大家便可松一口气，回归正常生活。白人官员及商界领袖自然对劳森的研习班里数个月来的课程毫无所悉，也不知道这些学生所做的准备有多么彻底。抗争人士面对殴打与逮捕却毫不惊慌的情形令他们深感诧异，也因此明了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加重镇压力道敉平乱象，或者以若干让步换取学生停止抗争。

魏斯特市长与几名商界领袖选择了较为温和的策略。星期六被捕的学生，只要五元即可保释出狱——但学生拒绝缴纳这笔钱。于是，他们当夜稍晚就在没有缴交保释金的情况下获得释放。被捕学生于几天后受审，遭法官判处每人五十元的罚金。他们又拒绝缴纳，结果被处以三十天感化教育。不过，他们在两天后即获得魏斯特下令释放。自全国各地涌入的抗议电报——抗议人士包括著名歌手贝拉方提及前第一夫人罗斯福夫人等知名人士——让魏斯特了解到，学生被关之后对纳市所造成的伤害，远比在市中心进行的抗争来得严重。

魏斯特随即祭出了王牌。他宣布成立一个跨种族委员会——成员包括费斯克大学和田纳西农工学院的校长——负责对用餐吧的种族隔离措施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他同时要求学生暂停静坐活动，等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后再说。学生虽然十之八九可以确定这是拖延战术，却还是接受了魏斯特的提议。委员会从三月五日开始进行商议之后，学生也连续三周周六暂停静坐活动。不过，他们一听说委员会将建议把用餐吧分为两区——一区白人专用，另一区混合使用——便在接下来的星期六再度回到用餐吧进行静坐。

与此同时，种族隔离大将史达曼却也在往另一个方向努力。他和魏斯特及部分商场经营者不同，他深信种族隔离是南方生活的基本原则，因此无意仅为恢复商业区安宁就在此原则上有所容让。此外，这位反动的报社编辑对自己面临的对手也不了解——这一点从他和手下人员携带武器以防受到抗争学生的暴力攻击，就可看得出来。史达曼坚信要遏止静坐活动，就必须擒住劳森这个掀起波涛的「外来煽动者」。史达曼在范德比尔大学颇有影响力，而劳森主见强烈的个性早就在校内得罪了不少教职员。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范德比尔大学神学院终于在三月三日开除劳森：两天后，他便遭到警方逮捕。

抵制活动，爆炸案件，游行示威

就在白人领袖到处想办法阻挠静坐活动的同时，问题的本质却也产生了改变。这也是大周六造成的结果之一。几个世代以来，纳士维的黑白两方居民对白人专用的用餐吧及其它种族隔离措施向来都照单全收。不过，在过去的十年内，维系这套制度于不坠的南方社会环境已开始渐趋崩解：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诉讼、市公车抵制活动，以及取消种族隔离的法院命令都对种族歧视制度的未来投下了阴影。静坐活动及其引发的殴打与逮捕行动，则让白人对于旧秩序能否保存下去更加充满疑虑。学过非暴力运动策略的黑人领袖相信，发生在纳士维的这种令人困惑而又引人入胜的公众事件，将会改变种族隔离人士自己对种族隔离的观感，进而削弱种族隔离的存在基础。

白人的想法有何变化虽然还不明确，但纳市黑人居民所受到的冲击却极为巨大。在《纳市田纳西人报》以及当地电视台的报导之下，纳士维全市居民都知道了二月二十七日发生的事件。劳森的学生在同学眼中原是不知退缩的怪人，现在则都被当成了英雄。如此一来，招募志愿者参与抗争活动就变得容易许多。成人所受到的影响也一样强烈。大周六过后的那个星期，第一浸信会教堂挤满了前来表达支持的民众。

黑人领袖随后便号召纳士维的全体黑人市民抵制市区的商场，直到店家同意取消种族隔离措施为止。自从蒙哥马利事件之后，抵制运动就成了对抗种族隔离的著名武器。于是牧师在讲坛上谈论抵制运动、纳士维的黑人电台大力宣传、妇女——她们是主要的购物者，因此也成为抵制运动的要角--也透过电话广为传播运动的消息。史密斯与纳基会举行的大型集会则维持民众的热情于不坠。市区街道都设有监控人员，负责劝诫所有从商场里走出来的黑人顾客不要再到该处消费。

抵制运动对零售商的冲击甚为重大（因为这个行业的利润完全视销售量而定）。由于纳士维的白人居民多已移居市郊，因此商场对黑人顾客的依赖便愈来愈大。更糟的是，许多原本仍在市区购物的白人顾客也因为抗议活动而纷纷走避。拉法叶回忆道：「市中心犹如鬼城，有时候，在那里唯一看得到的人......就只有示威人士而已。」

在静坐活动展开后的前几周里，虽然不是所有店家都衷心支持种族隔离，但他们却毫无协商意愿。哈维百货公司经理匹兹不但以恭敬有礼的态度对待静坐学生，而且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他个人并不反对取消用餐吧的种族隔离措施。由于他的顾客当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因此他们既然能在店内购物，自然没有理由不能在店内用餐。只是他也不打算违抗存在已久的制度。不过，抵制运动造成利润下跌之后，店家便开始改变态度。他们终于明了，这不再只是「学生的玩意儿」，而是纳士维全体黑人市民的运动。静坐活动造成的舆论哗然，加上抵制运动的经济压力，终使现状产生了动摇。店家想要脱离现状，但没有人愿意踏出第一步。在《纳市田纳西人报》四月初的报导中，一名老板说他们不想「担负决定社会制度的苦差事，尤其是一项足以对当地习俗造成激烈改变的制度......这么重大的改变，却要一小群商家充任领导角色，是极度不切实际的作法」。改变的动力必须源自他处，而结果竟是来自种族隔离制度的守护者之一。

四月十九日星期一清晨五点半左右，奈许正在宿舍里着装打扮，却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等她到场参加六点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时，她和其它学生都已听说路比的住宅遭到炸弹攻击。路比是纳士维黑人市民中的杰出人物，身兼律师及市议员。导致纳市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诉讼即是由他所提起，他很早就开始支持学生的抗争活动，也在法庭里为他们辩护。身为一位昂然挺立、在政治事务上直言不讳的非裔美国人，他自然也就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攻击目标。攻击他家的炸弹威力极大——不但造成路比的住宅全毁，邻近一幢建筑物的上百面玻璃也为之破碎——但屋内的人却毫发无伤·

奈许和一众学生都深感惊恐，但也从中看出了一个机会。爆炸案是纳士维的种族歧视份子在暴力手段上的大幅提升，远比在用餐吧的拳打脚踢严重得多。此外，爆炸攻击的目标也不是来自外地的大学生，而是黑人上流人士的代表人物。学生认为，许多黑人社会人士经过此一事件之后，当会加紧对抗纳市的社会体制，而白人领袖也会对爆炸案感到震惊。升高抗争强度的时机已然来临：学生决定于当天稍晚举行示威游行。

他们随即分头去散播消息。拉法叶前往田纳西农工学院使用广播系统，宣布抗议爆炸事件的游行队伍将于中午从校园出发。然后他又到听不见广播的教室，闯入课堂内催促学生参加游行。到了中午，校园里已聚集一千人准备出发。他们沿着纳市黑人社区的主动脉杰佛逊街静默而行，途中陆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包括费斯克大学与梅哈利医学院的学生，以及许多社会人士。他们抵达目的地的法院之后，游行人数已达四千人之谱。纳士维从未发生过规模如此盛大的民权示威活动；实际上，南方没有一个城市发生过这种景况。

游行人士一面站在法院广场上齐声歌唱，魏斯特市长则在阶梯上和一群学生代表进行协商。脾气火爆的年轻黑人牧师魏维安也参与过静坐活动，他当面指斥市长未能谴责暴力，同时指控他的警力没有维护法治。魏斯特深感不悦，而与魏维安激烈争辩，并向抗议人士述说自己施政作为中种种对黑人有利的措施。这时候，奈许开口说话了。她没有攻击魏斯特，而是诉诸于他公正的判断力（他自认为这是他的优点之一）。奈许问他是否认为「单纯以一个人的种族或肤色而加以歧视，其实是错误的行为」。魏斯特后来说道，他当时试图「诚实坦率地回答那个问题......商家一面卖商品给他们，却又拒绝提供他们服务，我没办法同意说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奈许随后又问他是否认为用餐吧应该取消种族隔离措施。他先是支吾其词，但奈许不打算让他含混过去，而追问道：「市长，那么你是否赞同用餐吧取消种族隔离措施？」魏斯特终于回答：「是。」群众轰然鼓掌，然后魏斯特便与抗议人士相互拥抱。所有站在市政府前的群众都目睹了这一幕，而《纳市田纳西人报》则在第二天早晨把消息传到了全市每一个角落。报纸头条以斗大的字体写着：「用餐吧实施种族融合——市长指示。」现在，市区的商家终于有了政治上的理由可以取消种族隔离。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抗议人士代表——包括奈许和史密斯在内——和商家及市政官员举行了数次会谈，并且悄悄拟订计画，准备在六家原为主要抗议对象的商场内实施种族融合措施，同时订定五月十日为起始日。学生虽已胜券在握，却也知道他们必须保护商家免于受到种族隔离份子由失望而生的愤怒。因此，他们同意刚开始只有少数黑人会要求在店内用餐，而且这项新政策也将在实施一个星期之后才对外公布。如此一来，即使有人反弹，种族融合也早就成为既成事实了。

劳森和手下的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两方面上：一是商场老板，一是纳市白人市民的观感。前者有能力改变用餐吧的使用情形，后者则足以形塑商场的营业环境。劳森坚持认为学生为理想牺牲的行为会改变白人的想法，而且唤醒所有人心中固有的正义感。静坐活动的原始目的，就是要打破种族歧视份子紧抱不放的黑人刻板形象：静坐学生全都彬彬有礼，衣着整齐，而且坚决不诉诸暴力手段——除了肤色较黑之外，他们呈现出来的正是纳市白人居民对自己子女所期许的模样。他们遭人欺凌，又被拖入警车载走的画面令人怵目惊心；路比住宅的爆炸案更是骇人听闻。四月十九日，魏斯特在法院大楼阶梯上聆听奈许的话语，并且同意展开改革的表现，显然是上述种种事件对白人观感一再冲击之后而浮现的结果。不论魏斯特的动机何在，这毕竟是甘地式的真理之力原欲达成的转化效果。

不过，这项胜利除了带来可资借镜的非暴力运动成果之外，也还有其它值得探讨的启示。静坐活动之所以能够改变纳士维市内的白人重要人物，并不只是单纯地诉诸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静坐活动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极大，不但为市区街头带来混乱，而且商家也因而被迫暂停营业。此外，持续不断的殴打行为及逮捕行动把学生无私无畏的精神呈现在黑人市民面前，而他们正是静坐学生自我牺牲的受益者。不合作运动不只是为了击垮对手，也必须唤起潜在支持者，一如印度抗议人士在一九三○年代期间利用真理之力运动激发人民的活力。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纳士维又陆续出现了快餐店和自助餐厅里的静坐活动，电影院内的站立抗议活动，以及旅馆大厅里的躺卧抗议活动。在雇用员工上带有种族歧视的商家也纷纷受到抵制。在这种种活动当中，手无寸铁的抗议人士遭到殴打与逮捕的情形有增无减。一九六○年的静坐活动虽然未能一举扫除纳士维的种族歧视现象，却给了黑人学生及活动人士顺势而为的行动趋力，而他们在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中，也一再援用其运动模式。就在纳市各方人士持续为消除种族隔离现象而努力的同时，在一九六0年间受过劳森训练的男男女女已开始为南方其它地区策画非暴力运动了。

全国性危机

奈许记得她在一九六○年春季期间曾不时感到脆弱无助。她当时年仅二十二，仍在就学，但却必须「面对州长、法官、政治人物、生意人」。唯有在电台上听到南方各城市的学生举行静坐活动的消息，才足以提振她的士气。全民非暴力运动的理想，在南方大多数地区已然实现。截至四月底为止，已有七十八个城市里出现过静坐活动，而且都是由学生打前锋。一九六○年间，约有七万名学生参与过抗议活动，因而入狱的也超过三千人。地方上的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或南基会活动人士虽都涉入甚深，但学生并不愿让既定的组织主导抗争活动。四月，南方各地的学生领袖齐集于北卡罗莱纳州罗利市，成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简称学委会）。劳森与纳士维的学生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巴瑞（后来的华盛顿特区市长）获选为主席。

静坐活动之所以蔓延迅速，是因为其成效良好，至少在南方边缘地带的田纳西州、北卡罗莱纳州、德州等地是如此。由于学生活动人士提出的平等待遇要求内容大胆，能见度又高，因此黑人社群便在他们的启发下发起更广泛的抗议活动。他们也利用制造街头混乱及偶尔掀起消费者抵制运动的手段，而对商人造成经济压力。此外，藉由激起狂热种族隔离份子的攻击行为，他们也得以打破至少部分白人民众自命清高的心态。结果，到了一九六一年底，近一百个南方城镇里的商家都实施了种族融合措施。

不过，南方腹地就没有那么多的静坐活动，而且成效也有限。在乔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以及路易斯安那等州，大多数的白人社群皆坚决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这些州里的报纸也大多不像《纳市田纳西人报》那样提供公平报导。这些地区的报复行动大都激烈且迅速：除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之外，三K党也在当局的放任之下大肆对示威人士恐吓殴打，此外更有数千名参与抗争的学生遭到退学。在这种充满威胁的氛围之下，黑人成人支持抗争运动的意愿也就不高。

纳士维那套制造地方危机并且对白人社群见缝插针的策略，对南方腹地的各个城市不太有效。实际上，在一九六○年下半年，民权运动在南方各地的气势皆已渐趋消颓。因此，民权运动人士已打算尝试新的策略，与先前的策略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抗争运动虽仍多为地方所发起，活动人士却着意造成足以引起全国回响的危机。纳士维的学生虽然不是这项策略的创始人，却是最理想的执行人选。

一九六一年春季期间，路易斯在学委会会刊上看到一则号召志愿人士参与「自由之行」的公告。刊登这则广告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是个以白人为主的北方组织，同时也是个历久不衰的民权组织。他们的提议是由各色人种的活动人士组成一支队伍，搭乘公车前往南方各地，以验证最高法院于不久前判决州际公车与车站皆须取消种族隔离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五月四日，路易斯连同十二名志愿人士在华盛顿特区搭上两辆公车。他们的计画是要搭车穿越南方的七个州，然后在五月十七日抵达目的地纽奥良。

在静坐活动早已收效的北卡罗莱纳和维吉尼亚两州，自由之行成员都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不过，他们抵达南卡罗莱纳州的第一站岩丘时，情况就不同了。路易斯一踏进车站的「白种人」候车室，随即就遭到两名白人的攻击——他先是头部遭到殴打，倒地之后又遭到踹踢。另外两名成员也遭人动粗。路易斯随后转往费城接受访问，其它成员则继续往乔治亚州前进。他们于五月十四日进入阿拉巴马州境内之后，一辆公车的轮胎便遭人划破，被迫开到路边停靠，然后又遭人以汽油弹炸毁。另一辆公车上的成员则先后在安尼斯顿车站及伯明翰遭人以棍棒殴打。这些白人暴徒的行为明显获得当地警方的默许。

受伤惨重的自由之行成员决定缩短行程——他们已经证明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未落实——而由伯明翰搭机飞往纽奥良。不过，岩丘事件已引起全国各地的报纸争相报导自由之行活动，而公车在安尼斯顿城外着火燃烧的照片更是登上了头版。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赶赴伯明翰——号称南方最公然拥护种族歧视思想的城市。此外，这些事件也引起了司法部里联邦官员的注意。

阿拉巴马州的暴力事件使得甘乃迪政权陷入两难。甘乃迪和其它战后时期的总统一样信奉公民权利，但由于国会里的南方议员占有若干关键委员会的主席席位，而握有阻挡法案的力量，因此他也不愿意得罪他们。自从实行新政之后，民主党内就有一种默契：只要党对南方的种族关系睁只眼闭只眼，南方党员就愿意支持自由派的北方人士竞选总统。不过，经过布朗案以及冲突不断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措施之后，这项默契早已疲态毕露。等到全国媒体把焦点集中在抗议人士受到的无情对待，以及伯明翰警察首长「蛮牛」康纳这类残暴人物身上，自由之行活动终于迫使白宫必须在理想与南方白人选票之间做出抉择。

对美国司法部长劳勃·甘乃迪而言，经过五月十四日的事件之后，主要目标就是要协助惨遭围困的自由之行成员离开伯明翰，而在不另生事端的情况下结束这项活动。因此，他和司法部其它官员终于在五月十五日晚间把活动成员安全送上飞往纽奥良的飞机之后，不禁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情势看似将逐渐冷却下来，如此他们立即决断的压力便可减轻不少。不过，他们在几小时后却又惊讶地得知，有一群纳士维的年轻人打算到伯明翰去接续自由之行的未竟旅程——而且说什么都无法打消他们的念头。

五月二十日，二十名来到伯明翰的学生搭上一辆开往蒙哥马利的公车。所幸在劳勃·甘乃迪的助理塞根沙勒（他在进入政府工作之前，曾在《纳市田纳西人报》担任编辑）的协调下，州警派遣了警力护送这群学生，直到他们抵达蒙哥马利市界为止。在那之后，原应由市警局接手，但他们的人员却没有出现。不仅如此，迎接这辆公车的竟是一群记者以及一伙白人至上主义份子，他们一看到学生下车就立刻上前攻击。包括路易斯在内，又有三名学生在媒体记者众目睽睽之下遭到严重殴打。塞根沙勒也在出手搭救其中两名学生时被人用铅管击昏。

劳勃·甘乃迪对于当地警方默许一群暴徒殴打他的代表深觉难以忍受——但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必然唤起了他的历史意识。他派遣联邦执法官前往蒙哥马利，以确保在学生停留期间不会再有暴力事件发生。同时，联邦官员也和密西西比州政府敲定协议，以确保阿拉巴马州的攻击事件不会在当地重演。州政府官员遵守了诺言，于是这群纳士维的学生就在更多志愿人士搭机前来蒙市声援的情况下，平安搭车到了杰克逊市。他们在那里遭到逮捕，并被控以触犯州法令及市内法规的罪名，而被判处六十日徒刑。

这些自由之行成员在帕胥曼农场度过了他们大部分的刑期。这个地方在黑人之间恶名昭彰，是公认最为严酷的监狱。不过，在媒体报导之下，他们不但为自己和自由之行活动取得了极高的知名度，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种族歧视制度的狰狞面貌。五月底，司法部长请求州际商务委员会下令取消所有州际公车站的种族隔离措施，委员会则在九月达成这项要求。最高法院的判决至此终于有了实际的执行力。到了一九六一年底，车站的种族融合措施已大致落实，即使在南方腹地亦然。

藉由把劳森的教诲以及在静坐活动中所学得的经验付诸实行，奈许、拉法叶、路易斯（后来当选为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同侪联手改变了美国的历史。对放任种族隔离现象存在的人，他们展示了实施种族隔离对社区名誉所造成的损害；另外，他们也迫使支持种族隔离的人付出具体代价。他们在纳士维的实际作为，就是虽然明知会被打、被关，却还是到用餐吧坐了下来；次年在阿拉巴马州，他们更是冒了生命危险。自从甘地在印度领导抗英运动之后三十年来，此明确的彰显。纳市学生和自由之行成员为美国制造了一项危机，并且藉由这项危机对剥夺他们权力的体制造成了虽不完全但极为迅速的改变。

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就在游行群众抵达法院大楼之时，一位名为卡拉万的白人青年拿着吉他开始自弹自唱起来。他曾在高地人平民学校——位于田纳西山区的一所训练中心，专门训练工运及民权运动的策画人士--和劳森及其学生见过面。卡拉万非常热中于搜集民歌，而他在游行当天便刻意选唱路易斯与拉扶叶在高地人学校学到的一首歌：「我们终将克服万难」。这首歌原为黑人教会的圣歌，在前些年被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罢工妇女拿来当成抗议歌曲。游行群众大都没听过这首歌，但由于歌词易于琅琅上口，因此所有人也就跟着哼唱。

「我们终将克服万难」后来成为全球抗议人士的共通歌曲。开普敦、布拉格，以及雅加达等地的和平示威群众都唱过这首歌——由此可见，非裔美国人着力研究过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并从中学习之后，自己也成了其它民族采行非暴力运动争取人权与正义的模范。不过，在世人眼中，美国民权运动不是只有造就了一首歌曲而已。在天时地利的配合之下，美国南方这场反种族隔离运动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受到现代大众传媒全程记录的群众非暴力运动。媒体的在场为非暴力运动创造了更多样化的策略运用方式，尤其增加了拉进第三方势力的机会。这些第三者虽与运动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却足可左右情势的发展。自从一九六○年代以来，在科技发展与商业活动的引领之下，电子媒体与通讯的触角便逐渐延伸到世界各地。顺应此一潮流，人权与民主活动人士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运动对华府以及其它重要国家首都的决策人士，还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所造成的观感。运用媒体的策略也有其危险之处，通常是因为抗争人士会产生假象，认为外力的干预足以取代循序渐进的内部组织或者冲突策略的妥善抉择。不过，许多运动都因受到全世界的注目而士气大振，而且媒体报导也的确为站在前线的人士带来了许多来自远方的具体支持。

一九六○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人士，对非暴力运动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间展现出来的力量，还有另外一项贡献。由于他们知道非暴力抵制活动在过去成果良好，而且也认为这种手段在抵抗压迫上有其先天的优势，因此他们的成功也就为非暴力运动添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道。大众传播媒体不仅宣扬了民权运动人士在美国南方的成就——而且也形塑了一般人认为非暴力运动具有强大力量的印象。

在美国，这股力量改变了全国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发展方向。在纳士维以及其它南方社区，静坐活动使得白人领袖分为两派：一派坚决支持种族隔离制度，另一派则不置可否。,于是，旧秩序当中态度最为暧昧及最顽固不屈的两派人士也就区分开来。自由之行成员则跃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他们设法引起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对抗种族隔离的制度与惯例，藉此打破该制度赖以维系的利益平衡。民权运动人士要在南方腹地获得进展，最快的方法就是制造足以引起联邦政府干预的危机，把抗争活动变成全国性的事件。金恩曾于一九六○年代初期说过：「一切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联邦政府是否投入。」

而这个目的能够达成，自然又是导因于电视在美国社会中日益吃重的角色：数百万人犹如亲临其境地体验了街头上的骚动。如此一来，即使不一定有人会即刻采取行动，至少也再度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自由之行活动与一九六三年春的伯明翰示威活动（以及两年后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示威游行）皆留下了地方当局与非暴力抗议人士之间令人难忘的冲突画面，而把正当性及大众的同情从一方转到另一方——同时也改变了国家领导人物周边的政治环境。

民权运动遵循了一道简单的逻辑：动员黑人民众支持足以迫使全国改变的非暴力抵制运动。一九六三年的华府大游行——美国在战后最庞大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即在金恩于林肯纪念馆阶梯上发表的种族平等之梦演说中达到高潮。甘乃迪总统于同年遭到刺杀之后，林登·强生（LyndonJohnson)这位南方白人随即入主白宫，而于一九六四年与一九六五年分别把《民权法案》及《投票权法案》写入了人类解放史——金恩博士及其追随者则将这两项法案的精神推广到世界各地。

一九三六年，非裔美国人领袖索曼到印度拜访甘地之时，同行的索曼夫人为这名伟大的印度圣哲唱了两首黑人灵歌。索曼博士随后说明道，许多灵歌当中「引人注目的特色」令他想起了甘地告诉过他们的话语，以及美国黑人必须利用他的解决方式帮助自己的同胞。甘地回答道：「此事若得以实现，那么非暴力纯正而未遭扭曲的讯息即可能透过黑人民众传达给世人。」

★ 3－9、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 ★

索菲亚城

一九五五年一个星期三清晨，数千名警力以及一列军车车队开进索菲亚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索菲亚城是一个距离约翰尼斯堡市中心不到七公里远的黑人聚居地。武装人员大步闯进民宅的庭院里，高声命令屋内的百姓出来屋外，并且收拾家当装上军车。然后，所有人便带着自己的锅碗瓢盆、床垫家具，被载到八英里外的新建市镇麦道兰。短短的几年内，索菲亚城的居民即已全数迁出，所有房舍也都遭到拆除。

非洲人进驻索菲亚城最早始于二十世纪初，当时，这里离约翰尼斯堡的住民聚居中心仍有一段距离。这是南非白人以外的人种能够拥有不动产的少数地区之一，也因此成为非洲黑人、印地安人，以及称为「有色人种」的混血人种大量聚集的地方——法律明文禁止这些人种居住在白人区。索菲亚城于是发展成为一个喧闹多元的社区，充满形形色色的人士，包括作家、爵士乐手、医生、律师、教士、行事招摇的帮派份子、工厂劳工，以及家庭帮佣。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里虽仍参杂了丰富的亚、非文化，却也因人口过剩而深受犯罪与贫穷所苦——并因而成为政治动乱的温床。非洲民族议会这类政治反对组织便在这里获得强烈支持。

在这段时期里，约翰尼斯堡的白人人口大量成长，居住地区也扩张到索菲亚城周围。于是，这个充满活力之地便因地点优越而惹来厄运。要求把索菲亚城及约翰尼斯堡北方周边城镇的黑人和有色人种迁走的呼声一起，南非政府便在西南方的冷门地段开始兴建新市镇，以供即将遭到迁移的民众居住。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因遭到强制迁移而无家可归的民众，都已在这些西南市镇（后来以简称「苏威托」闻名）安置下来，他们的老家则在经过拆除重建之后，成了白人居住的市郊，同时也改名「翠昂夫」（Triomf)，在南非荷兰语中意指「胜利」。

这个名字取得极为恰当，因为当时大多数的南非人民，不论白人或黑人，都认为白人统治黑人与有色人种的情形将永无竟日。出生于索菲亚城迁城事件之后的反政府活动人士卡夏里亚回忆道：「我们许多人都深信自己追求的目标符合正义。」但他「从不曾认为我们能够获胜」。不过，不久之后，卡夏里亚及其它怀有同样理想的人士就会把南非搅得天翻地覆。知识分子与宗教领袖将会不分肤色地一致谴责种族歧视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矿工与工厂工人将利用经济上的影响力迫使政府改革。基地设在邻国的游击队也将展开武装突击行动。不过，这种种活动当中影响最大的，却是一般百姓在自己家园里对国家提出挑战的行为，以及他们在以非暴力抵抗运动改变了自己的城镇之后，所采行的追求国家权力的新策略。

白人至上主义与黑人反对活动：种族隔离重镇

索菲亚城的拆除以及翠昂夫的兴建，只是南非崎岖的种族路上众多地标的其中两个罢了。自从荷兰殖民开拓者在十七世纪登上非洲南端而夺取了当地原住民的土地后，白人统治者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信念就不曾动摇过。南非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间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掌权的少数族群在种族议题上的态度却没有随之进步。非洲人和有色人种，连同原以契约工人身分引进的印度人，都无法任职高薪工作，也大都无法参与政治。一九二○年代期间，政府采行了一项明确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在南非国民党于一九四八年赢得政权之后，该项政策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项新政策称为「分隔制度」——南非荷兰语称为「apartheid」。

在这项政策之下，种族歧视于是成为南非社会的组织原则。国家把每个人都划入特定的种族分类里——欧洲人、印度人、有色人种，或是非洲人——然后设法让每个「种族」尽可能地分隔开来。政府设立了八个（后来增为十个）称为「班图园区」的保留地，让非洲的各个「民族」发展自己的社会，最后再取得独立地位。至于南非其它百分之八十的国土--包括所有主要城市、港口、工业区，以及肥沃的耕地——则成为仅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的欧洲人的家园。

这项社会分类的主要规画者，是在荷兰出生而在南非长大的维沃尔德（HendrikVerwoerd）。他进入德国大学就读之后，和许多南非荷兰青年一起大量吸收了纳粹思想中的种族歧视概念，因而认为必须以「分隔发展」的方式避免南非的不同族群发生冲突。他后来历任教师、报纸编辑，以及政府的原住民事务部部长——并于一九五八年出任总理。这位身材高大、个性跋扈的总理说道：「我们的信念就是在我们的人民与国家中，永久维持白人至上，即使必须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他后来于一九六六年在国会遭人刺死；而他先前曾经说过，他从来不曾「丝毫怀疑过我是否有错」。

不过，维沃尔德的确是错了。他和他的接班人虽然对种族隔离怀有诸般幻想，但居于多数的非白人族群却不可能被排除在南非的经济活动之外。南非的矿业与制造业需要黑人劳工、白人商人依赖黑人的消费，而白人的住家也有赖于黑人仆佣的整理。白人虽然不想和黑人生活在一起，但他们没有黑人却活不下去。而贫瘠的班图园区在毫无工业投资与交通设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让落居于当地的数十万人觅得工作或求得温饱。黑人皆往城市移动，因为那里有人需要他们，因为他们在那里才能找到工作。

因此，政府就必须想办法治理这个多种族的社会。他们想出来的办怯是一套管制非欧洲人行踪的严密制度：非洲人必须取得地方当局核准才能在城市里居住，而且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此外，非洲人（有色人种与印度人亦然）也不能任意选择住所；他们只能住在划分有种族区块的市镇，通常距离市区有数英里之遥，以确保白人居住区的纯净。由于未获核准的人必须住在班图园区里，因此园区很快就只剩下了妇女与儿童，他们的丈夫与父亲尽数成为迁徙劳工。

种族隔离制度有着各式各样的约束方式。国家不但禁止不同种族的人士发生性关系或者通婚，也要求所有的公共场所及交通工具都必须实施种族隔离，不论是教堂还是电影院、出租车还是灵车。非洲学生只能上专属的学校就读。依照一名官员所言，这些学校就是要教他们「了解他们不配与欧洲人获得平等待遇」。而且，政府在白人学生身上投注的经费也是非洲学生的十倍。由于有色人种及非洲人选民都不具有参政权，因此政治也就成了白人专属的领域。由此而生的体制自然毋庸置疑的是白人全权在握。

为了维持白人至上主义，政府订立了一大套法令规章赋予自己统驭人民的绝对权力。警察逮捕人犯后，可不经审判而无限期地加以单独监禁。非洲人只要有所抗议或是加入反对组织，就可能会丧失在特定市镇里居住的资格，即使是他出生长大的故乡也一样。媒体检查制度也极为严苛，电台与电视尤然。

不过，这个堡垒般的国家并无法自给自足。白人治下的南非和大部分的现代国家一样，其财富的累积与武力的建构，都有赖于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南非的军备分别来自于欧洲、北美、以色列及台湾等地。其经济则需要外来的资金、科技及石油，而矿产更必须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南非的经济能否繁荣、其白人掌权者能否发达，端赖于其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愿意与一个坚守种族歧视待遇的国家从事商业活动。除此之外，种族隔离制度还有另一个弱点。白人政权的稳固全赖于众多黑人的合作。班图园区的控制需要由顺从的非洲领袖为之。行政机关和警方都雇用了许多黑人担任辅助性质的幕僚工作，而政府对黑人市镇的控制也必须依赖黑人线民提供信息。军队的征集兵员以及后备部队虽然都是白人，但黑人在常备军里却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少数势力。提供南非白人舒适物质生活的矿坑、工厂及农场，也是在数以百万计的黑人担任繁重的劳力工作之下才得以正常运作。黑人只要在这体制中的部分层面或是所有层面拒绝继续配合，就能够挑战白人政权——有些人在数十年前就已发现了这一点。

初期抵抗

南非的欧洲统治者在二十世纪初期便曾遭遇过非洲人、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的反抗，起因在于他们对强制迁移、登记法规、以及生活条件低落深感不满。黑人民众发起请愿运动以及抵制活动、举行游行与示威、罢工、成立游民聚落，并加入「监督协会」表达内心的不满。不过，最有系统的运动却是甘地领导印度人所发起的。自一九○七年起，数千名印度人即对种族歧视现象展开长达七年的抗议运动，手段包括罢工、焚烧登记证，以及大规模的非法越界行动，直到政府撒销若干法令为止。虽然只是短暂的胜利，但非暴力运动毕竟是战胜了不公义的种族制度。

在往后的数十年间，非洲人、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中的显赫人物，都纷纷成立全国性组织为他们的利益代言，非洲民族议会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组织和甘地返回印度之前的印度国大党一样，成员都是教育程度良好的专业人士，而与一般百姓的苦难有所脱节。他们宣称对国家效忠，而且也采用合法正当的手段进行抗议，但白人至上主义的长墙却是愈砌愈高。

种族主义意识强烈的国民党赢得一九四八年的大选之后，就没人敢再盼望能够透过温和的规劝方式减轻黑人背上的重担了。一群激进的年轻人在曼德拉、席苏鲁（WalterSisulu)，以及谭波（OliverTambo）的领导下，一面把非洲民族议会带往群众动员路线，同时也以甘地的非暴力抗议运动为模范，对刚制定的种族隔离法案发起一场违抗运动。数千人因违反宵禁、种族隔离等种种规定被捕下狱。不过，这场运动的声势只有在少数几个地区比较浩大，而且也未能赢得白人的支持。一九五三年初爆发一场猛烈的暴动之后，国会随即通过高压法令，授权政府采取各种反制措施，包括对抗议人士处以鞭刑，而非洲民族议会也因此取消了这场运动。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国民议会不再采取违法的抗议手段，但仍发动对学校及商店的抵制活动，而且也涉入若干地方上的抗议活动，包括反对拆除索菲亚城，以及抗议租金和公车票价过高。同时间，自一九五五年起，南非各地的妇女也开始举行示威、集会、游行等活动以谴责规定她们应随身携带通行证的法令。主导这些运动的南非妇女同盟违抗种族隔离规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召集黑人与白人双方的妇女领袖一同策画推行抗议活动。

一九五九年，非洲民族议会里的异议份子因反对该组织不分种族的意识形态以及联合友善白人的目标，而另行成立了泛非议会。一九六○年初，泛非议会号召非洲人不带通行证前往警察局，任由警方逮捕。三月二十一日，五千人聚集于德兰士瓦省的工业城沙佩维尔的警察局门前，等着接受警方拘捕。警方先是不动声色，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才终于对群众开枪，射杀近七十人。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在全国各地引发了长达数星期的大型抗议活动，其中包括罢工及暴动行为。政府也强力反击。一万多人遭到逮捕，几乎全是非洲人，而泛非议会与非洲民族议会也遭到禁止。

反对阵营被迫转入地下之后，非洲人领袖便展开论战，探讨应如何对抗一个以子弹响应非暴力抗议活动的政权。曼德拉从一九五○年代中期开始就对非暴力策略持疑，现在更是力倡武装抗争。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非洲民族议会工作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他引述了一句谚语：「空手难挡野兽攻击。」曼德拉成功说服了与会人士；非洲民族议会于是成立－支武装分会：「民族之矛」，而对政府机构、铁路、电厂等设施进行炸弹攻击。不过，政府也立即出手逮捕这些武装斗士。到了一九六四年底，曼德拉与非洲民族议会其它的领袖人物都已被捕下狱。逃过一劫的人士则走避国外，过着流亡的生活。比起一九五○年代的非暴力运动，武装抗争也没有让黑人获得更多解放。

「南非荷兰人去死」

莫勒菲目睹警察把他的家人赶上军车，然后把他们从索菲亚城载到苏威托，那时，他年仅三岁；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也才七岁大。到了反政府的平民抗议活动蛰伏不兴的一九六○年代，他已长大成人。不过，他这一代的黑人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一次又一次令人羞辱的教训之后，已逐渐蕴生了采取行动的动机。由于莫勒菲的父母无力抚养八个小孩，于是他便由担任寄宿女佣的阿姨抚养长大。莫勒菲曾在火车站以及足球赛中兜售苹果，也在约翰尼斯堡的高球场上当过杆弟。他十岁才开始上学；有时候赤脚走到学校，有时候整天挨饿。他虽然资质聪颖，却到了二十四岁才从高中毕业。这对出身于黑人市镇的人士而言颇不寻常。

莫勒菲在学业的路途上缓步前进之际，又有更多离家找工作的非洲人涌进了苏威托，但当地却没有足够的住屋及公共设施能够因应他们的到来。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一般的四房住宅必须住上十七个人左右，许多人更是只能在空地上搭建简陋的小木屋聊以安身。大多数的房子都没有自来水。莫勒菲到高球场上班，或是到阿姨的雇主家探望她的时候，便发现约翰尼斯堡白人居住区与黑人居住区的不同。白人居住区有铺平的道路、宽大的房屋，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电力。莫勒菲也发现自己在白人居住区颇受排挤。有一天，他遭到一名约与他同年的白人男孩挑衅，不但骂他「黑鬼」，还出手掌掴他。莫勒菲也还手打他。「有一名白人妇女从另一边走过来。她威胁说要为我对这名白人男孩所做的行为而攻击我。我满腔愤怒，又深感不安与害怕。」

莫勒菲后来发现法律和警察不但反复无常，而且充满侵略性。称为「黑杰克」的警察不时会在夜间闯入苏威托的民宅，把所有人叫醒，然后要求他们出示通行证以证明自己有资格住在市镇里。莫勒菲有一次站在屋外，就碰到一名警察上前要求他出示通行证。他说通行证放在屋内，并表示愿意拿出来给他检查。这名警员一口回绝，用手铐铐住他后便押着他走。走了几公里后，莫勒菲突然又获得释放，只得自己走回家。他和其他南非黑人一样学会了一点：他在某个时候是否能够身在某个地方，完全取决于当局的许可与否。

一九七○年代初期，莫勒菲开始倾心于非洲社会里一股新兴势力：黑人自觉运动。最著名的提倡者毕可（SteveBiko）指称白人政权不但分化南非各个遭压迫的民族，而且对他们灌输服从心理。毕可提议有色人种、印度人，以及非洲人应共同以「黑色」民族的身分对外组成统一阵线。他和甘地一样认为，要达成解放的目的，必须从个人的心智做起。学校、历史书籍，以及白人媒体一再强调他们的生活与习俗比较没有价值，他们对于这种讯息必须加以扬弃。他们必须自我解放，而不能够等待白人帮忙。

渐渐地，莫勒菲开始相信黑人的「能力毫不逊于任何其它人种」——而这种自信迟早要和种族隔离制度无所不在的藩篱产生冲撞。对于黑人青年而言，由于他们成长于拥挤脏乱的市镇中，学校又极力教导他们服从白人雇主，因此黑人自觉运动所传播的讯息在他们听来就都成了起身反抗的呼声。

一九七六年五月，莫勒菲与某个黑人自觉运动组织的若干成员，对于政府要求苏威托的学校以南非荷兰语——黑人压迫者的语言——教导部分科目的新政策甚感不满，而决定发动抗议。六月的一天早晨、身穿学校制服的学生朝着市中心展开游行，一面齐声唱歌，一面高举写有「南非荷兰人去死」之类字样的标语。他们在游行途中，遇到一支警力挡住去路，并且向他们发射催泪弹。游行学生坚不退却，有些人还向警方丢掷石块。警方于是开枪，而射杀了一名十三岁男孩。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大肆砸碎玻璃，又对市府车辆、学校，以及政府机关加以纵火。警方则只要看到学生就开枪射击。暴动情形与警方的武力镇压在苏威托持续了三天之久。事件落幕之后，共有六十多名非洲人丧生，而暴动群众也杀害了两名白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抗争活动蔓延到了南非各地的非洲人及有色人种市镇。在各地的抗争活动中，学生都是核心人物——他们上街游行、和警方发生冲突、暴动，并且承受大量伤亡。暴力冲突历经十个月而平静下来之后，死亡人数已达一千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只有五人是白人。

在街头上与警察相斗虽然堪称凶猛，对于抵抗白人政权而言却是徒劳无功。学生只有石头和若干简陋的武器——一味累积伤亡人数可不是发展运动的方法。学到教训之后，他们便开始实验其它抗争手段。他们成立「苏威托学生代表委员会」以协调新的抗议行动，包括拒绝上学、发起为期数天的「迥避」工作运动，另外也呼吁市镇居民抵制饮酒并停止耶诞采购，以悼念在抗争中丧生的人士。不过，他们号召其它人参与的成效有限；而到了次年，学生组织也因政府当局的屠杀、大量逮捕，以及众多领袖的逃亡而人数大减。一九七七年九月，毕可惨遭警方虐待而死的事件是最大的一项打击。南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种族隔离制度运动至此已告一段落。

在这同时，黑人自觉运动也已准备功成身退。自觉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把黑人从自卑感中解放出来，而这个目标已经广泛地达成了。不过，自觉运动却未曾计画对政府发起广大的抗争运动，也不曾拟订突破白人政治控制力量的策略。从提高自觉到积极反抗的学生必须自己见机行事。他们虽然遭到镇压行动的牵制，有些人却也开始利用他们所获得的经验发展新的运动。就在这个时候，波兰的劳工与知识分子正设法在他们的运作中排除政府的影响，而不再到街头上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也已开始往同样的方向移动。

市民运动：房租、公车票价，以及电费

一九七七年六月，苏威托居民当中一群重要人士--分属黑人自觉运动、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以及黑人父母协会等各种组织的成员——齐聚一堂讨论未来的发展。他们推选出「十人委员会」，由一名活跃于早期非洲民族议会运动中的医生担任主席，然后为苏威托草拟了一份「蓝图」，其中包括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民主自治。不过，十人委员会的代表性略嫌不足，而警方也把他们全数关进了牢里。又过了两年之后，才出现真正的草根性团体「苏威托市民协会」，而对一般人民提供处理日常问题的方法。苏威托市民协会为了反对租金上涨，提起－场诉讼，又举行一场回避工作运动以及一场租金抵制活动——因而把上涨措施推迟了一年。

苏威托这项组织行为，反映了全国各地方上黑人活动人士的盼望，亦即一方面开发一九七六年展露的战斗能量，一方面又要让运动更具包容性也更有纪律。有些人努力阅读外国革命或政治理论家的作品，包括托洛斯基的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史，以从历史中习取经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菲律宾活动人士撰写于一九七四年的一本手册，后来由一家日本机构发行英文版，标题为《组织人民争取权力》。黑人自觉运动虽然坚称独立思考是变革的先决条件，菲律宾活动人士却指出，成功来自于协助人民在生活中争取微小但实际的改善。共同决策以及为实质的利益而努力不但能够带来自我肯定，也会为新的运动带来所需的工具与抵制方式。

活动人士对此说法深觉有理。自从一九七七年的镇压行动之后，许多非洲人都深怕牵扯上政治团体，唯恐因此被捕下狱。策画人士希望以撇清颠覆意图而着力于住屋及卫生等民生问题的方式，而建构起较为坚实的运动。后来于一九八二年加入苏威托市民协会的莫勒菲就抱有这种想法。他写道，反对团体应把精力放在市镇里「基本、实际、重要」的议题上，而让人民「建立自信，知道他们能够透过团结一致的行动而插手改变自己的生活，不论改变的幅度多么微小」。

南非的劳工运动中有一项先例可循。非洲工人曾于一九七○年代发动罢工以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后来成立之后，便尽量避免举行政治性的抗议活动，以免引来镇压而危及改善工厂与矿场工作条件的机会。政府官员也在他们的说服之下，而认为与其把工人逼入革命阵营里，还不如让他们组织工会。工会虽然没有攻击种族隔离制度，却给了非洲人在工作场所培养权力的机会。

号召整个社区的民众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与市镇所面临的新情势刚好吻合。政府的目标已出现相互矛盾的状况：政府愿意改善若干公共服务以维持政治稳定，却又希望由市镇支付所需的代价。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沉重负担之下，还必须自己出资重建他们破败的居住环境。由于担心会有动乱发生，政府于是把执行委员会（市镇的监督单位）的权限转移给地方选民选出的议会，以求置身事外。如此一来，黑人议会就必须肩负起驱逐游民、收取租金（市镇里的房屋几乎全为地方政府所有），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资费的工作。政府于是在无意间给了地方活动人士一个近在眼前的抗争对象，而让他们得以藉此动员民众。

在德兰士瓦省各地的市镇里，租金上涨与游民聚落的拆除激起了民众集结抵抗的意志。到处都有示威活动、租金抵制运动，以及对社区议会的包围行动。度都札市（Duduza）的议会宣布，为了因应铺设下水道的支出，租金与公共服务资费将在往后三年内提高一倍。妇女于是带着装满排泄物的「夜壶」到市镇的行政厅前，让里头的长官「感受一下那种味道」。

在东开普省的汽车制造中心伊丽莎白港市，政府新采行的强硬管理方式也不免为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不但议会要调高租金与公共服务资费，政府也宣布瓦墨这个小市镇里的所有居民都必须迁移他处，以便拓展「瓦墨庄园」这个白人住宅区周边的「缓冲」地带。瓦墨居民惊慌之余，有六千人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举行集会，而决定成立「伊丽莎白港市黑人市民组织」，以代表市内所有黑人市镇。

伊港黑人市民组织成功促使议会取消租金上涨，也为一个市镇阻挡了水费的征收。另外，对于因欠缴租金而被赶到街上的人士，该组织也协助他们破坏门锁，搬回原来住处。伊港黑人市民组织接着又针对政府夷平瓦墨的计画，威胁要对公车及白人商家发起抵制活动，而让瓦墨得以暂时逃过一劫。伊港黑人市民组织的主席遭到工作单位解雇之后，组织便在伊丽莎白港市若干工厂协调发动一场长达两个月的罢工潮，要求改善市镇环境以及工作条件。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伊港黑人市民组织不但团结了伊丽莎白港市的黑人民众，也迫使地方当局做出退让。不过，其所获致的成功却仅是昙花一现。其领导人物在一九八○年一月纷纷被捕之后，组织就陷入了混乱。新的领导群偏离了日常议题，而卷入了较为重大的政治事端。年纪较长也较为谨慎的人士在聚会上听到了煽动性的演说与歌曲。一名策画人士坦承道，组织成员对他们表示「伊港黑人市民组织要来解放他们」，而把他们给吓跑了。

另一场成果丰硕的运动发生于印度洋港市德班周边的黑人市镇。印度人居住区的居民对市政府发起一场妇女游行，以抗议公共服务资费调涨。在非洲人市镇拉蒙维尔，德班线公车——大多数人上班唯一能搭的交通工具——的独占经营公司因为调涨票价，而引发了长达十八个月的公车抵制运动。当地居民组成一支迷你巴士车队载送上班人员，最后终于迫使公车公司让步。各个市镇的居民陆续发起纪律严谨的非暴力运动对地方议会施压。莲花河——青草公园协会（西开普省）于一九八二年发行的一份通讯报导道：「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地方议会终于被唤醒了。地方上开辟了更多的道路，设置了更多的路灯，铺设了更多的下水道管线，也有一座市民礼堂即将开工兴建。」消极接受或激烈暴动显然不是黑人仅有的两个选择。

黑人自觉运动虽然未能唤起年长保守的非洲人，各市镇的市民运动却证明了他们也能够接受动员--只要运动目标是地方事务就可以。由于市民运动并不具有政治上的威胁，因此也就没有引来强烈的镇压，而不至于像一九六○年代初期的非洲民族议会以及一九七○年代晚期的黑人自觉运动那般惨遭打击。对于平和理性、且以经济或社区议题为诉求的运动，普利托利亚当局决定以较为开明的态度因应，希望藉此让运动人士忘却他们对政治事务的无能为力，也让他们新增的黑人成员不至于转趋激进。正如黑人工会于一九七○年代晚期获得国家承认一样，现在国家似乎也愿意容忍市民组织的存在了。

南非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市镇组织行为所达成的成果，和波兰异议人士于一九七○年代获致的成果一样。对一个自以为是且不惜打压异己的政权，他们并不直接加以违抗，而是在国家的屋檐下开启独立行动的空间，藉以组织民众进行自助。就这方面而言,市民运动是「自我设限」的--在挑战现存的政治结构之前，先设法为广泛的反对运动建立基础。

不过，市民运动领袖所着眼的仍是那较高的目标。对莫勒菲这类活动人士--历经黑人自觉运动与一九七六年抗议运动洗礼，而身披浓厚政治色彩的反对阵营老兵——来说，降低租金及改善下水道并不是重点。开普敦活动人士罗德斯指出：「争取调降租金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微薄的薪资能够撑久一点吗？我们必须认清，租金、公车票价，以及电费的调涨只是症状而已。我们必须把努力目标放在去除造成这些症状的病因上。」所谓的病因，当然就是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要我们所有的权利」

如何把抗争议题聚焦在地方民生问题上以维持战术上的优势，又要不偏离政治改革的目标，正是市民运动人士此时面临的难题。他们的解决方式是：市民组织应持续锁定地方议题进行抗争，新成立的「次级」团体则负责把草根活力导入对抗白人霸权的广泛战役。莫勒菲写道：「在初级草根团体的基础上，我们即可建构远比前者更具鲜明政治型态的组织——这项进程最终将形成全国性的民主抗争运动......]

建构更为坚实有力的运动，在南非政府一九八二年的修宪措施之后，即变得更加急迫。总理博塔(P。W。Botha）领导下的政府提议修改国会组织，划分为三个议院，分别由白人、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议员组成。议会里没有非洲人的空间，但非洲人市镇可拥有完全自治权。由于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善政府的对外形象，同时强化其在国内的合法地位，因此仅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表象有所调整，而未触及白人掌权的基本结构。非洲人对市镇的掌控权虽然提高，但仍然无法自由选择居住与工作的地点。

这些改革对反对阵营具有危险性，因为印度人与有色人种获得非洲人所没有的部分权利之后，政府即可分化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而破坏运动的团结，一如沙皇一九○五年的《十月宣言》原欲对俄国反对阵营造成的效果。不过，这次宪改也是一项契机，因为修宪条文的批准以及选举程序都提供了政治辩论的机会，尤其在有色人种与印度人之间——而此一辩论过程也可能为反对运动增加新的层面。

抗拒改革措施也可以是市民运动人士藉以结合其它团体，一同对抗政府的共同目标。荷兰归正会一名有色人种牧师博萨克，于一九八三年一月就提出了这么一项提议。博萨克在约翰尼斯堡一场会议上指出：「教会、市民协会、工会、学生团体，以及体育组织，没有理由不在这个议题上团结一致。」当晚他们便开始认真筹画成立新的全国性反对组织，其任务为呼吁选民抵制新国会及市议会选举。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五百多个不同组织的成员齐集于开普敦市郊的有色人种市镇米契尔平原一座社区中心里，共同成立「联合民主阵线」。由于会场人数爆满，因此有些人便吊挂在屋橡上；有些人聚集在邻近搭设的帐篷下聆听会议内容；另外还有更多人则坐在外面淋着细雨。会中代表——包括白人、有色人种、非洲人，以及印度人等各种族——不但有一九五○年代非洲民族议会运动的前辈，也有一九七六年在苏威托街头上目赌自己同学遭到警察射杀的年轻人。市民组织、教会、妇女、学生，以及工会都有代表席次。这个新组织的结构采取分权模式，但目标却只有一个。博萨克毫无顾忌地说明他们目标何在：「我们要我们所有的权利，而且我们此时此地就要。」

这个新成立的多种族组织必须扬弃黑人独自争取解放的想法。对于成为联民阵线全国干事的莫勒菲而言（他为此职位而放弃在柯达担任机器操作员的工作），谴责种族歧视的人士若以种族因素排除任何一个团体，自然是「道德上无可辩护」的行为--不过，反对这种行为也有策略上的益处。若把愿意贡献才智与金钱的白人排除在外，运动就无从获得额外的力量。套用莫勒菲的话：「联合最大多数有心追求和平正义的南非人民」是反对运动的基石。

运动中最显著的人物是一群牧师，其中黑人白人皆有。他们四处抨击白人至上主义的道德缺陷。种族隔离制度的建构者声称上帝既然创造出不同种族，她的原意必然是要他们彼此分隔开来。不过，英国圣公会的图图大主教指出，巴别塔故事的教训，就是切割人类族群是一大罪恶；而耶稣基督既然到世上来洗涤罪恶，种族隔离制度自然就是错的。神职人员也以实际的方式加入抗争运动：南非教会议会（在外国资金的资助下）不但为政治犯辩护，也对其家人提供援助；而在其它会场都遭到封闭的时候，教堂也就成为聚会场所。牧师身兼社区动员人士及公共演说者，而这种角色的表现在丧礼上尤其鲜明。图图大主教更是极度活跃。他口才便给，和蔼可亲，在许多南非白人眼中是位平易近人的人物。他在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政府就再也碰他不得了。

南非白人民众当中也有世俗人士加入联民阵线。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在联民阵线的成立大会上派有代表出席；而联民阵线的「赞助者」也包括了在一九五○年代策画妇女抗议活动反对通行法规的乔瑟夫，以及信奉共产主义的－九六○年代非洲民族议会武装运动老兵古德堡。联民阵线的白人成员虽然有限，却已足以让其追求种族融合的承诺令人信服。

在此承诺之下，联民阵线声称自己与非洲民族议会一脉相承，因为后者于一九五五年通过的《自由宪章》曾呼吁建立种族融合的民主南非。这点极为重要，因为南非黑人对非洲民族议会的热忱正日渐增长——只不过，其原因多是由于非洲民族议会的民族之矛（昵称为MK）所发起的激烈攻击行动。然而，这些攻击行动虽让非洲人颇感振奋，却对南非政府无所损害。一九八○年代在东开普省担任警察情报首长的杜普莱西说明道：「武装抗争对我们从来不曾构成真正的威胁......武装抗争的效果一点也不好。我也看过......非洲民族议会流出的档案......他们在其中也承认MK完全受到〔政府的〕压制。」

不过，在罗宾岛上的监狱里服刑的非洲民族议会领袖，其偶像地位以及对年轻的反种族隔离制度人士的影响，却无可压制。岛上的「第一代」囚犯，如曼德拉等人，皆是坚忍的象征；至于曾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服过短期刑期的「第二代」囚犯，则有参与地方反对运动的经验。根据曾在岛上服刑的柴格所言，罗宾岛简直成了「政治人物的收容所」。「不论吃喝拉撒睡，你所接触的尽是政治，然后又有人教你全球各地的政治情势。」年轻的反对人士和「才智非凡的长辈」关在一起，而获得他们传授「情报、纪律，以及技巧」。年轻的活动人士聆听他们的教导之后，「逐渐了解到重要的不是肤色——而是......如何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些年轻人出狱时已变了个人。「这群青年菁英即将对南非宣称：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为反对国会采行种族隔离制度而号召民众对即将举行的选举进行抵制，就是检视联民阵线是否真已准备就绪的一次验证机会。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与十二月间举行的市镇首长选举中，投票率仅达二成一，比几年前一场选举的投票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联民阵线并且声称在苏威托只有二十分之一的选民出外投票。在次年为印度人及有色人种议院举行的选举中，这两个族群的投票率都不及二成。联民阵线呼吁采取「拒绝式政治手段」的呼声已然获得了响应。

「自发性的暴力风潮」

自从一九七○年代晚期以来，南非政府在普利托利亚为抑制反对阵营所采取的策略，就是缓和种族隔离制度中最为强烈的面向，期盼藉此降低黑人的愤怒。像一九七六年那样以武力镇压反对运动，不但花钱，还会引来世界各国的敌视。如果把制度锋利的边缘磨钝能抚平抗争的冲动，推行改革——开放黑人组织工会、释出更多政治权利给有色人种与印度人，以及放宽黑人对市镇的控制权——就成了权宜手段。白人政权只要能够在其它族群中至少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其当家地位即可更稳固。不过，联民阵线的选举抵制活动为这项策略增添了变量，而拒绝投票的民众也拒绝了这种裹着糖衣的种族隔离制度。市民运动以另一种模式达成改革目标之后，也让市镇居民认知到，藉由他们自己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他们也可以迫使政府让步。然而，到了一九八四年，渐进改革的理念却逐渐不再受到欢迎。经济走下坡使得生活更加艰难，年轻人又回头抵制学校，而为抗争运动添加了不安定的因素。向来被视为白人政权鹰犬的黑人议员，由于投票迥避运动而丧失正当性，因此市镇里的政治情势也就趋向极端发展。愈来愈多市民组织的领导人也不再以对地方当局施压为足，而以决裂对立为志。在这种情势发展之下，临界点已逐渐逼近。

南非重工业中心之一，位于约翰尼斯堡南方的瓦尔三角区，是最早达到临界点的地区。这里建有许多供工厂劳工居住的非洲人市镇，其中之一为沙佩维尔，即一九六○年屠杀事件的发生地。长久以来，南非政府一直没有为沙佩维尔提供足够的住屋或是公共设施。不过，民众依旧不断前来此处找寻工作，以致人口过度拥挤。近年来，政府对沙佩维尔从事了若干改善措施：铺设下水道，以及设立体育场式的大型灯柱为街道提供夜间照明。不过，一切支出都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沙佩维尔每月的租金及公共服务费都高居全国第一名。

由于一九八二年的改革措施把沙佩维尔的管理权交给了勒寇瓦镇议会，因此镇议会也就成了所有深觉压榨之苦的民众的怪罪对象。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费用的征收都由议员负责，而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滥用权限。你若是住在棚屋里，而想把全家人搬进正常的住宅里，只要送红包给沙佩维尔议员德拉米尼，他就会赶走原有的住户，达成你的要求。他和他的妻子开着一辆丰田轿车穿梭于沙佩维尔的街道上——「他们以为自己像神一样。」一名居民回忆道。德拉米尼知道自己深受鄙视，因此也随身携带武器自卫。

德拉米尼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宣布一项费率调涨方案。九月三日，数百人手举「傀儡议员下台」的标语牌，而集体游行到行政大楼去缴交费用。游行队伍行经德拉米尼的住宅时，由于有人丢掷石块，警察便随即出现以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群众。不过，警方离开之后，屋外又重新聚集了一群人，而且也开始再度丢掷石块。德拉米尼从窗口开了一枪，打中一人。他的房子随即遭人纵火，而他从后门跑出屋外的时候，石块更是如骤雨般掷来。他被打昏之后，即被人拖到街上，泼上汽油放火焚烧。等到警方回到现场，德拉米尼早已气绝身亡。

同一天，在瓦尔三角区其它地区的游行活动，也都因警方开火而转为暴动。年轻人不但堆置路障封锁市镇，还劫掠商店、纵火焚烧建筑物。议员成了主要攻击目标：一名议员遭人乱刀砍死，其它议员则在住宅遭到毁坏后纷纷逃命。另一方面，警方也大开杀戒。市镇议员陆续辞去职务，地方政府也随之瓦解之后，军队便立即进驻以维持秩序，先是担任代理警察的角色，后来则转为占领部队。十月间，七千名士兵封锁市镇，逐户搜查，逮捕了数百人。活动人士于是召集工会联盟，而于十一月初发动为期两天的抗议性罢工，要求撒离军队、改革学校，以及冻结租金与公共服务费用的征收。罢工活动虽然未能影响南非政府的决策，但民众参与的热烈程度却预示了一般劳工参与政治运动的未来发展。

一九八四年九月在瓦尔三角区爆发的动乱，无可阻挡地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在一个个市镇里，地方议题所造成的冲突纷纷超出市民组织及其它反对团体的控制，而转趋暴力的方向发展。暴动、纵火、警察屠杀行为等事件层出不穷，双方残酷杀人的案件也不下数百起。反抗政府当局的主导权似乎已从非暴力组织转移到了非洲青年紧握的拳头上——这些青年称为「阿马布托」，或谓「同志」。他们「每天的活动就是和警车比胆量」。至于警察——多为「血气方刚的白人青年」——则挑选黑人加以殴打「当作生活中的日常运动」。

不过，在这一片混乱与镇压的表象之下，仍有一场政治抗争运动正在进行当中，目的在于挑战市镇里的文官政府以及推翻旧秩序。这点在下一个即将爆发冲突的地点东开普省便清晰可见。事件的开端起于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一场学校抵制活动。在往后的几个月里，丢掷石块与纵火行为在伊丽莎白港市附近的市镇成了家常便饭。搭乘装甲车巡逻市镇的军警联合巡逻部队备受民众僧恶。一名士兵谈到当时的情形，他的巡逻队一抓到年轻人，就把他们塞到装甲车后面的铁箱里，然后拖着他们到处跑。同时间，与警方合作的守望队员，则到处以汽油弹攻击学生活动人士及工会领袖的住家。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正值沙佩维尔屠杀事件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一列游行队伍走在兰加镇的街头上。兰加是位于伊丽莎白港市附近的白人城市威顿海格市郊的一个黑人市镇。游行队伍在途中遇上两部装甲车，车上满是手持散弹枪及步枪的警员；车上警员猜想这群民众是准备前往威顿海格大肆破坏的阿马布托。实际上，他们却是准备前往市镇另一端参加丧礼的一哀悼群众。游行群众一面走一面唱着柯萨语歌曲，而车上的白人警员听不懂柯萨语。群众走近之后，车上警员百枪齐放，射杀了二十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背后中弹。

一名当时在场的记者说道：「兰加枪击事件成了引发动乱的导火线。民众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他们于是攻击了......每个线民的住宅。」其中一个攻击目标，是广受众人怨恨的议员克尼可尼--一般咸信他全家人都曾协助警方指认及捉拿阿马布托。兰加枪击事件过后两天，一群人放火烧了克尼可尼的房子，并且出手攻击他和他的儿子，以及他两名外甥。有人刺了克尼可尼一刀，然后群众便把轮胎套在他的肩膀和头上，点火引燃，眼睁睁地看他烧死在轮胎里。

一九八○年代中期，黑人民众的愤怒导致市镇里充满暴力事件。有人幸灾乐祸地将前述的烧轮胎酷刑称为「项链」，而克尼可尼正是这种酷刑的第一位受害者。在往后的十八个月里，数百名黑人议员、警察，以及被人怀疑是线民的人士，都遭受了同样的酷刑。由于种族隔离制度的鹰犬所遭受到的暴力惩罚极为可怕，以致有些市镇的议员和警察一同逃到设有警卫且围有铁丝网的建筑物里避难。到了一九八五年中期，东开普省若干市镇的部分地区已被划为「危险地带」，警察非搭乘装甲车不得进入。

到了五月，已有两百五十七名议员辞职，而市镇的行政当局也都彻底瓦解。到了同年底，在一九八二年改革中设立的三十八个黑人地方当局，只剩四个还在运作。由于行政单位与警察系统都已陷入混乱，军方也就益发需要肩负起维持秩序的责任。军方指挥官把市镇里的军事行动称为「第四前线」，是他们外国远征行动之外的另一战场。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普利托利亚政府在动乱最为严重的地区发布戒严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于是把实施戒严的权力授权给了警方与军方。南非政府以顺服的黑人治理黑人市镇的策略已告失败。除了拋弃白人至上主义之外，唯一的选项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镇压行动了。南非政府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但人民付出的代价更高。杀害议员及驱走警察等行为并未带来解放，而是把住宅区变成了战场，又是宵禁，又是路障，又是逐户搜查，数千名士兵随时搭着装甲车穿梭在市区里。即使是受人敬重的中产阶级黑人民众也不免受到士兵的骚扰。活动人士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戒严令发布之后八个月内，至少有八千人未经审判即遭到拘禁，其中大多数皆是联民阵线及其地方分会的领导人物。

市镇暴动当中的暴力行径为反对阵营造成一项难题。联民阵线若是支持暴力行为，就可能会丧失合法组织的地位。一名联民阵线领袖警告他的同志不要「混淆了用武力『对抗』社区的胁迫手段，以及社区集体形成的人民力量」——两者的本质是不同的。图图大主教呼应甘地的教诲，而坚持抗争的手段必须与其目标保持一致，如此才能禁得起「历史严格的检验」。他和博萨克都亲自出面干预，以保护民众免于群众暴力。即使是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物，也对市镇里的种种事件感到忧心；此外，也有「红色高棉」势力介入的传言。

不过，反对阵营对非暴力行为的坚持并非绝对。一九八五年的《开路者宣言》（由一百五十名宗教领袖共同签署）指出，把高压政权的暴力行为和「抵抗及自卫行为」画上等号是错误的。有些人甚至坚称暴力有其效果，因为项链酷刑及纵火等手段就把许多政府走狗和警察吓得逃出了市镇。对部分活动人士而言，要维持自己在街头上的影响力，就必须把对同志的疑虑放在心中不说出来--在他们眼中，控制暴力的重要性不及于控制使用暴力的人。

即使暴力行为看来有战术上的用途，所有人仍可清楚看出，市镇里的无政府状态只会导致更多的镇压行动，而不会带来种族隔离制度的废止。遭法律禁止的非洲民族议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发表一项声明，号召市镇居民「让南非陷入无可治理的状态」。联民阵线虽然呼应了这项号召，其领袖后来却了解到，他们「无法对全国各地自发性的暴力风潮做出有效响应」——联民阵线于同年五月提出的一份秘密报告如此坦承道。「明确可见的一点是，动员过程早已远远超越了组织过程。」于是便出现了一句新口号：「从动员到组织。」而莫勒菲在联民阵线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也呼吁市镇里的活动人士开始建立「替代结构」。

「人民的力量」

新的组织模式早已在东开普省的市镇里扎下根基。包括几名罗宾岛囚友在内的一小群活动人士，已再度开始实验非暴力反对方式。这种实验--以及充满危险的生活——在当地的市镇持续了三年，而一九八四年则是第一年。

同年三月，在名为大台地的干旱高原上，位于东开普省克莱道克市外围的林格利何市镇里，学生群起罢课以抗议格尼威遭到解雇。格尼威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当地市民组织「克莱多拉」的领袖。不到一个星期，警方与学生已在街上发生冲突；不到两个星期，格尼威及其它市民组织领袖都已被捕下狱，而所有公众集会也都已遭禁。一九八四年间，由于民众攻击议员以及政府反击克莱多拉活动人士的行为循环不已，以致林格利何镇少有宁日。截至此时为止，林格利何镇的情势发展和其它市镇的状况并无不同。

后来，格尼威于十月获释，而返回林格利何镇。他身上极为特殊地结合了政治颠覆份子与传统道德人士的特质，先前曾因参与马克思读书小组而坐了四年牢，也曾在克莱多拉里为遭禁的非洲民族议会担任联络人。不过，他后来成为市民领袖及学校校长之后，则转而提倡守贞、拒吸大麻，以及敬老等运动。他不但规定学生穿制服，也对迟到或课业不良的学生严加处罚。他过去的激进行为使他深得同志信任，而他严格要求纪律的形象又令他颇受老一辈的欣赏。在社区遭到暴力淹没的情况下，他显然是重建社区团结的理想人选。

格尼威的构想是让市民组织藉由民主化而重振活力。克莱多拉的活动人士于是纷纷走进市镇，鼓吹每条街道上的居民组织委员会。街道委员会推选代表参与区域委员会，而区域委员会再推选策画主委参与克莱多拉的运作。老一辈的人可藉由这些委员会伸张权威，同时把市镇导向新的发展方向。直接涉入冲突造成了原先议会的瓦解，而委员会也指派街道巡逻队员遏止流氓肆虐以及公众饮酒行为。克莱多拉除了重建群众基础之外，对公共服务工作也是一把抓，不但监督退休金的发放，也开设成人识字课程。

当然，这种理想状况持续不了多久。一九八五年初，格尼威走访大台地各区，而把街道委员会制度推广到若干市镇上。他的名声因此传遍南非各地，在联民阵线的圈子里尤然。其它人也因此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六月七日，东开普省的保安警察请求普利托利亚当局许可他们把格尼威「从社会上永久去除」。三个星期后，格尼威与三名同事在伊丽莎白港市参加联民阵线的一场会议之后，于回家路上遭到劫持，结果身受枪击刀刺而死，并且还被肢解与焚尸。这起事件立即在林格利何引发街头暴动。不过，格尼威在这偏远市镇里的成就，至此已为南非各地的市民领袖所知，而他们在不久之后也都纷纷开创出类似的路途。

伊丽莎白港市

贾克出生于一座农场上，离伊丽莎白港市约有七十公里远。他从平凡的出身，到后来在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运动臻于巅峰时参与其中，这段路途完全凭借着他自己的决心而得以开创。限制黑人迁徙自由的通行法规让他无法进学校念书。等他搬到城市去寻求教育机会之后，他在完全不曾听过「政治」一词的情况下，即带领示威活动要求城市学校接受乡村儿童就读，并组成「伊丽莎白港市青年议会」——因而成功地为自己争取到了教育机会。

由于受到黑人自觉运动的影响，贾克原本认为他同胞所面临的问题「就在白人身上」。不过，他在校内一场辩论会上倡言这个观点的时候，却听到了布朗·费雪的故事。费雪是一名家世显赫的白人律师，却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遭终身监禁，最后死于狱中。听到这个故事之后，贾克终于明白「不能以肤色评断一个人」。一名地方记者写道：贾克是个「天生的领导者。就一点而言，他不会狂妄自大。他会听取别人的观点，但也会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不过，他所采取的方式不只有言语劝说。警察情报首长杜普莱西说道：「他是个极端的麻烦制造者，是如假包换的活动人士。」

在先前的反抗活动当中，贾克发现只有小型组织能够激发民众的热情。自发性的抗争活动在平息之后，并不会留下足以维系反政府运动的组织结构。他于是明白，在下一阶段的抗争运动里，他和其它活动人士必须透过许多干部建立一个明确可见的组织。随着组织扩张，「保安部队就很难加以瓦解，」因为「社区里庞大的抵抗中心」已然建立。

这位昵称为「库斯塔」的年轻煽动人士--他年仅二十七岁就已受到全国瞩目——决意要让下一场抗争运动的非暴力性质保持不变。他后来坦承道：「我不适合......带枪。」非暴力行为对于建构运动也有一个好处：「所有人不论年纪大小、身体是否有残疾，都没有借口」不参与其中。不过，采行非暴力运动的主要原因，是要「在社区里赢得有利的地位......赢得大多数年长民众的支持」。阿马布托「信奉直接行动里的暴力策略」，而他们所造成的动乱，则导致上班族、妇女，以及一般市民皆选择与他们保持距离。但对抗政府的群众运动却需要这些人的参与，才能够持久而赢得胜利。

警民冲突把街道变成自由射击区之后，贾克与身边的同志便都因而明了，抗争运动若是一直局限在黑人市镇里，就难逃遭到镇压的命运，而且也永远无法与容许种族隔离制度存在的白人社群正面相对。于是他们互相说道：「让我们把黑人市镇里的这些冲突直接搬到他们家门前。」这就是抵制运动的由来。

一九八五年五月，若干名中年妇女向伊港黑人市民组织提出在伊麓莎白港市抵制白人企业的构想。贾克于是成为抵制委员会的发言人。在第－回合里，他们的要求颇为保守，其中包括把公共设施开放给各种族的民众使用、撒离黑人市镇里的军队，以及遏止工作场所里的种族歧视现象。七月间，在抵制运动展开前两天，贾克在一场丧礼上（这是政府唯一容许的公众集会）对一大群民众发表演说。他大声疾呼道：「我们星期一不在城里购物!我们星期一连一盒火柴也不买!]到了星期一，平常总是挤满了黑人购物民众的伊丽莎白港市北区购物区，竟然空无一人。

抵制运动虽有立即的效果，但普利托利亚当局五天后就在若干行政区发布了戒严令，其中并以伊丽莎白港市为首。宵禁与行动限制措施随之生效，而街上的士兵也被授予进行强制搜索与逮捕的权限。贾克为避免被抓，而找地方躲了起来。于是，抵制委员会又增加了要求项目：唯有撒销戒严令，并且释放政治犯——包括曼德拉在内——之后，抵制运动才会结束。伊丽莎白港市里的白人商店的销售额平均下跌三成。经济压力使得商家与政府的步调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商家的电报如洪水般涌入政府当局，要求官员接受抵制人士的要求。国会一名白人议员称抵制运动为「长时间以来，黑人所找到......最有效的武器」，同时也指出他因为这起事件而接到的选民来电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抵制运动也无法以镇压行动加以遏止。杜普莱西回忆道：「他们不想买东西算什么罪？那是群众运动，你能怎么办？你不能把这些人全部枪毙，也没办法把他们全部关起来。」

不过，政府仍旧找了几个目标下手。八月二日，贾克与其它若干名抵制运动领导人物即遭到逮捕。拉玛尼回忆道：「警方抓到我们很高兴。」他们对他说，消费者抵制运动将会在三个星期内结束，「而你们这些领导人就得要在牢里慢慢熬了。]不过，抵制运动所扎下的根基远比政府想象的要深，而像扎紧的止血带一样无所动摇——同时也像止血带一样，一旦产生的效果弊多于利，也就适时予以松绑。抵制运动使得经商为生的白人家庭无以为继。他们向一名黑人领袖恳求道：「求你行行好，我们又不是政府。」贾克记得自己当时向抵制委员会说道：「我们不能像这个政府一样坏......我们就不要赶尽杀绝吧。」他们于十一月达成协议：只要白人商人设法让黑人领袖获释，抵制运动就将暂停到三月份为止。由于即将来临的圣诞购物季也不免影响黑人民众奉行抵制运动的决心，因此这时候加以暂停也有助于维系运动的团结一致。

经常与贾克乘车穿梭于伊丽莎白港市各地的政治学家史维凌说明道：为了让民众明了群众运动优异的效果，「也为了示范采取协商与提出要求等方式的优点，贾克特地为获释人士策画了一场深具象征意味的回归市镇仪式。」南非商家从抵制运动中所学到的教训也一样深刻。莫勒菲回忆道：「我们以行动告诉商家：你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如果南非的大多数人口不能得到人所应有的待遇，〔如果〕他们的人权不能受到尊重，国家就不可能安定，而你们的生意自然也不可能在动乱中兴隆。」

政府因禁不起诱惑而再度采取镇压行动，以致动乱情形更为恶化。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普利托利亚对贾克及另一位市民领袖颁布禁制令（禁制令形同软禁）。这项措施所引起的抗议声浪甚至远及华府，助理国务卿柯洛克对国会委员会指称，美国「以最严正的态度谴责」对伊丽莎白港市两名活动人士加以禁制的措施。

十一天后，南非最高法院一名法官解除了贾克的禁制令，而贾克则在九天后一场动员民众恢复抵制运动的大型集会上撕毁了他的禁制令。第二次的抵制运动比一九八五年更有纪律。抵制委员会制发一份价格清单，以免黑人商家趁机敲竹杠；另外也对街头小贩发放执照，允许他们向白人批发商批购商品以供兜售。街道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所组成的网络不但协助活动人士与市民沟通，也促成权责下放，以免运动因高层领袖被捕而无以为继。

这些委员会同时也协助民众因应地方政府瓦解之后的社会状况，一面规画街道清扫工作，一面也对乱丢垃圾的人士加以处罚。他们甚至还帮忙排解家庭纠纷：据说库瓦札克利在各种委员会成立之后，殴妻案件的数量即随之减少。抵制运动进行九周之后，南非总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再度宣布戒严，意图藉此预防苏威托暴动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可能出现的骚乱。他指控黑人「革命份子」满心「只想以暴力夺取权力」。但实际上，像伊丽莎白港市这类地区的非暴力运动却让政府困惑不已。罗宾岛囚友广受传布的谋略、联民阵线的民众组织行动，以及像贾克这样坚忍不拔的斗士，共同号召了热情的黑人青年与冷静的中高龄民众，使他们得以为共同的理念奋斗。「人民的许可以及极大规模的积极参与」是该项理念背后的力量。这股力量迟早会迫使政府本身发生改变，而镇压行动顶多只能延缓那一天的到来。

亚历山卓

位于约翰尼斯堡北部市郊，骯脏落后的亚历山卓区，是富裕的白人社区当中一个贫穷的黑人孤岛。这里原本和索菲亚城一样是预定拆除区，但由于长年的抗议运动而得以逃过一劫--然后便遭到政府的漠视。在一片一英里见方的贫瘠土地上，二十万人挤在一万间用锡片与夹板搭建的小屋里，民生用水则必须在公共水龙头取用。亚历山卓有如是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一九八六年二月，警方攻击一列送葬队伍的行动形成了导火线。在接下来的六天里，亚历山卓四处皆有激烈的街头冲突；保安部队杀害了十七个人，而阿马布托也对黑人议员展开攻击。在这一连串的暴力冲突当中，马耶克索有一天遇见－群准备对一名黑人警察施以项链酷刑的同志。马耶克索刚到亚历山卓，但对这种情景并不陌生。他要求这群同志听他的话。他说：「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失业的压力迫使有些人当上警察。」应该摧毁的是不良的制度，而不是受制度压迫的人，因此他们应该让那名警察辞职并交出他的装备。他们表示同意，于是让那名备受惊吓的猎物自行逃跑，而放火烧了他的制服。

动乱结束之后，马耶克索居住的房子成了亚历山卓行动委员会的总部。这个委员会试图把暴动行径转为非暴力运动。行动委员会为动乱中丧生的人士协助策画了一场大型丧礼，典礼上的演说者恳求年轻人另寻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方式。早在二月初，行动委员会就有意模仿东开普省的作法，开始组织家宅、街道，以及街区委员会。

随着各级委员会陆续成立，行动委员会也逐渐茁壮之后，各种地方组织——从商会到亚历山卓妇女组织等应有尽有——的一百多名代表齐聚一堂，而拟订了一项打击地方议会的策略。先前的一场租金抗议活动已使议会的部分经费来源因而枯竭：每月租金收入从十五万六千元斐锾下跌到四万四千元。现在，行动委员会又加上了一场选择性的消费者抵制运动，以议员及其它政府走狗所经营的商店为目标。店家与出租车皆拒绝为议员提供服务，担任警察的男子甚至遭到女友拋弃。在市长担任牧师的教区内，教民也都拒绝听他讲道。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所有议员终于集体辞去职务。

行动委员会因此成为最高领导当局，而让底下的各级委员会推选掌理市镇事务的行政单位；不久之后，这些委员会又陆续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以及刑事诉讼制度。普利托利亚白人政府无力管理的亚历山卓，结果被其本身的居民从政府手中夺了过来。当年在沙皇的高压统治下自行建立共和国的古利亚农民，必然能够了解亚历山卓的居民为何这么做。苏威托

一九八六年六月的某一天，玛蒂安妮看到窗外有若干名青年朝着她家走来，感到一阵紧张。她在苏威托当了八年记者，曾多次目睹青年党伙恫吓民众的情形——有一次，她必须把女儿藏在橱柜里，以免被他们（当成战利品）带去参加一场丧礼。她不但厌恶他们欺凌弱者的行为，也深信他们这种抗争方式必将失败。他们虽有石块及汽油弹当武器，却全然不是强大的南非国防部队的对手。此外，他们一面在街上挨枪的同时，一面也对学校进行抵制，以致那品质不良的市镇教育仅有的一点点作用也被他们破坏殆尽。

不过，玛蒂安妮那天开门之后，那群青年却很客气地邀请她到一位邻居的家里参加一场聚会。他们在苏威托市民协会的赞助下，打算在她居住的这条街道上组织委员会。第二天晚上，她和街上邻居等了一会儿，才看到三名年龄皆未满十八岁的男孩走进屋里。屋内所有人都以冷冷的眼色瞧着这三名青年——没有一个大人有兴趣听从这些青年党伙的指导。不过，这三名青年却大出所料地表示希望与大人合作，以便约束一般的流氓。他们保证不会再强迫小女孩去参加丧礼，也不会再劫持车辆。屋里的大人们于是体认到，他们可藉由成立委员会而稍微恢复社会秩序。他们共同选出一个行政单位，由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担任主席。他接任这项职务有一个条件--不得有人命令他对人施以项链酷刑或者纵火焚烧别人的房子。「我现在先说明白，如果有人要我这么做，我就立刻放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委员会成立之后，玛蒂安妮发现她居住的街道立刻产生了变化：街上居民皆以邻居的态度相待。此后再有青年到她家要求带她女儿去参加守夜活动，她就叫他们先取得街道委员会的许可。对玛蒂安妮这样的民众而言，这是一种管理自己社区的新方法。民众透过苏威托的各种委员会，而把空地转变为公园，对街道进行巡逻，也对歹徒施以处罚——从而缓和了管理中枢消失后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市民组织刻意模仿格尼威在克莱道克与贾克及其同志在伊丽莎白港市的作法，在南非各地建构地方委员会的网络。东开普省与德兰士瓦省，以及西开普省和纳塔尔省部分地区，是这些委员会基础最为稳固的地方。这些委员会不但是阻挡暴动行为的堡垒，也使反对运动在面对国家暴力的时候更具韧性。他们藉由推行消费者及租金抵制等这类活动，在不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把一般人民带进了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如同印度的不合作运动，这些委员会把个人无足轻重的行动结合而成大规模的集体非暴力运动。

早在一九八五年底，联民阵线领袖即把这些委员会称为「人民力量」的机关。被捕的非洲民族议会领袖瓦特·席苏鲁之子祖拉克·席苏鲁于一九八六年三月说明道：「民众把市镇搅得难以治理，就打破了政府直接统治的箝制。」不过，当时民众还未能「控制及引导情势」，而导致「权力真空」的产生。藉由民主的组织方式，市镇居民于是填补了这段真空。席苏鲁认知到，黑人不必彻底打倒白人才能获得权力；而是「在抗争的过程中，在实际获得解放之前，当下就可以开创人民的力量」。人民已经「逐渐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开始自治自立，尽管他们仍然受到奉行种族主义的政权统治」。

市镇活动人士也抱持同样的看法。兰加一名街道委员会主席说道：「我们已经取得了控制权。这不是吹嘘，而是事实。社区议会已经瓦解，警察也被迫撒离......政治权力已经转移到人民自己的组织手上，而我们也可以开始构思成立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了。」在位于伊丽莎白港市外围的库瓦札克利，一名地方活动人士自豪地说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民主政府。」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消费者抵制运动以及街道委员会的发展扰乱了普利托利亚的秩序。这些活动不论是非暴力组织行为的媒介，抑或是初生型态的自治，总之是对普利托利亚政府的权力构成了挑战。由于政府总是习于以冷战时期的邪恶势力为种族歧视的暴政提供合理化的借口，因此也在这些组织行为的背后发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操控的痕迹。检察官神情凝重地说道：「党伙人士以亚历山卓的民宅为基地，借着反对犯罪的运动篡夺警方的职能；又重新命名街道与学校，并成立非常态的自治机关，以篡夺地方当局的权力；此外还设置『人民民主法庭』以篡夺司法机关的功能。」

政府采取的响应方式是更为强烈的镇压行动。博塔总统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度发布戒严之后，当年内未经审派即遭逮补拘禁的人数高达两万五千人以上。媒体在检查法规的限制之下，只能登载官方发布的公告，而不准报导国内的「动乱」。对于反对人士于前些年采用过的非暴力抵制行为，包括工作迥避运动，以及消费者、租金，或者学校抵制运动，政府全部予以禁止。这些行为现在都可以颠覆罪名加以处罚，街道委员会亦然。一九八八年，政府又颁布了更多法令，以彻底禁止联民阵线及其地方分会采取任何行动。

在军方等同于军事占领的保护下，市镇议员带着更强大的警力回到市镇里，重拾他们先前放弃的权力。政府以秘密行动对付反对领袖，手段包括闯入住宅、炸弹攻击，以及暗杀。受到军警支持的治安维持会，对据信为联民阵线根据地的住宅区大肆进行破坏。此外，政府还印制假传单，并且派遣卧底人员制造纷争，意图挑起黑人组织之间的紧张。在政府的猛烈攻势下，市民组织随之萎缩一九八五年的戒严把著名人士都关进了牢里，这次的拘禁行动则又更为深入。伊丽莎白港市地区即因遭到拘禁的人数过多，而必须兴建新牢房以容纳犯人。街道委员会纷纷凋零，消费者抵制运动也丧失了动力。政府在东开普省各地强力出击，拔除「人民力量」的根基。

苏威托是「人民力量」根基最为稳固的地方。在这些错综杂布的市镇里，保安部队很难追捕活动人士。苏威托议会不准缴付部分款项的措施，无意间对租金抵制运动形成了助力，因为欠款一旦愈积愈多，清偿欠费而与其它抵制人士决裂的意愿也就愈趋薄弱。议会虽然对未付费人士的住宅实施断水断电，联民阵线一个分支工会里面的工人却私下恢复水电的供应。军警驱逐居民，市民委员会则发起工作回避运动以示抗议。直到南非于一九九○年产生国家层级的重大变化之后，苏威托的抵制运动才告结束。

南非政府「消灭敌人」的作为，只是一项多面向的反叛乱策略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政府当局虽然拘禁数万人，而且紧缩了反对阵营所能够运作的空间，却也一面试图平抚黑人的愤怒情绪。在极度贫穷的市镇当中，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都获得改善。以亚历山卓为例，政府不但兴建新的房屋、公寓住宅区，以及学校大楼，同时也铺设道路及下水道。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恢复运作的议会能够重拾合法性。市民活动人士虽然都已被关进牢里，但先前连最基本的现代生活设施都不愿提供给黑人社区的南非政府，却试图要安抚人民的情绪。

不过，尽管手段温和，镇压行动依旧具有压迫性——而且其施行方式颇为笨拙。杜普莱西回忆道：「我们用铁丝网隔离黑人区，」但是「没有效果，因为每天早上都必须让民众出外上班；有些人回来得晚，有些人回来得早......所以根本没有用......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以军事手段对付不顺从政府的民众，绝对争取不到他们的合作。杜普莱西说道，政府当局「检视了几个造成人民不满的原因，然后尝试加以解决。不过，那根本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人民已经不要种族隔离制度了。归根究柢就是这样。他们已经不打算再继续接受压迫了。」

从僵局走向民主

市镇里的僵局反映出南非全国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所面临的对峙局面。群众动员行为无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但普利托利亚的镇压行动却又把反对运动导入新的方向。一九八六年以后，反对运动的核心即转移至黑人劳工运动，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成立的工会联盟「科萨图」。一九七○年代期间成立的非洲人工会，在一般会员中的激进人士推动下，皆与市民组织及学生建立合作关系。一九八○年代中期，工会负责协调发动抗议性罢工，工会领袖也活跃于市镇组织活动中。随着士兵开始巡逻市镇街道，反对组织也在政府的镇压下而停止运作之后，工厂与工会会所于是成为反对阵营的主要聚会场所，罢工活动也成为人民反对运动的主要手段。

政府在无法彻底压制所有反对力量的情况下，对武装攻击行动的反制也进展有限。随着一年一年过去，非洲民族议会也一再加紧进行游击战。一九八九年，据报有两百八十一起攻击行动。在十年前，一年也不过才发生十三起攻击事件而已。此外，游击份子也比先前更倾向于攻击「软性」目标（平民）。不过，围堵这些攻击行动虽对白人政权造成极大负担，黑人的暴力行为却未能真正打倒政府的武装部队。

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也必须付出间接代价，其中尤以国际孤立的后果最为沉重。武器禁运以及联合国赞助的体育文化抵制措施虽已实施了一段时间，早先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与企业却不愿对南非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一九八○年代初期——在市镇暴动、警察屠杀行为，以及实施戒严等事件都尚未发生之前——严厉制裁措施的威胁似乎极为遥远。华府与伦敦的保守政权把普利托利亚当成南非的反共重镇，并且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说服执政的国民党透过「建设性交往」改革种族隔离制度。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南非警察殴打抗议人士以及装甲运兵车穿越市镇的画面在西方新闻报导中早已见怪不怪（直到南非政府于一九八六年全面禁止媒体报导动乱消息为止）。对反对阵营而言，这些负面报导提供了他们请求外国政府升高制裁措施的理由。图图大主教宣称道：「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临一大灾难，唯有国际社会采取施压的行动才能拯救我们。」

在美国华府，民权运动领袖与当红艺人因为在南非使馆外游行抗议而遭到逮捕。在校园抗议活动的鼓吹下，大学校方决定重新检讨投资于股市里的捐款，对于在南非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一律拋售持股。市政府与州政府的退休基金也随之跟进。这场运动发展到后来规模极为庞大，以致里根总统——他曾经提醒民众，南非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美国的盟友——也不得不于一九八五年发布行政命令，对南非实施有限的制裁。国会于次年制定了一项更为严厉的法律（国会否决总统的复议之后才获得通过），禁止对南非进行新的投资或提供新的贷款，也禁止部分南非产品进口，同时对违反武器禁运令的国家断绝军事援助。欧洲共同体于同年自行采取制裁措施，数十家美国公司撒离南非，银行也拒绝对南非企业主提供短期贷款。

国际制裁行动的效果有其争议性，而普利托利亚及南非企业的确也有各种方式能够回避制裁。不过，制裁措施的政治效果并不只是其经济后果的简单函数。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南非早已经历了近十年的成长迟滞及高度通货膨胀，一般民众对于政府扭转情势的能力也多感悲观。制裁措施则更加深了这种疑虑。

在这种低迷的气氛下，愈来愈多具有影响力的南非白人推断认为，既然种族隔离制度需要镇压才能维持，而镇压措施又会造成难以接受的经济伤害，因此种族隔离制度迟早得要放弃。包括国内、罗宾岛上，以及流亡海外的著名反对领袖也都明白，不论是武装攻击行动或是群众暴动，各种暴力行为都不可能在不造成国家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推翻白人政权。政府与反对阵营双方都有所认知，激烈对决的结果势必不堪想象——他们必须找出政治解决方式。

他们早自一九八五年就已开始互相沟通；一群白人企业家搭机到赞比亚[Zambia]与遭流放的非洲民族议会高层人士会面。往后数年内，白人神职人员、知识分子，以及记者等各种人士也与非洲民族议会举行多次会谈，政府并与当时仍然囚禁于罗宾岛上的曼德拉举行秘密会谈。曼德拉对原则坚不退让，但在某些事物上也极具弹性：他坚持南非黑人只愿意接受多数统治，但白人统治的结束并不代表黑人至上，白人在民主的南非也能够拥有稳固的地位。这些接触行为显示有些白人领袖能够接受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也有些黑人领袖致力于消除种族偏见。长年以来的对立僵持并没有抹除双方的智能。

一九八○年代末期，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的事件又进一步促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一九八九年，东欧各国人民纷纷涌上街头，而东欧的共产政权也在非暴力运动的冲撞下陆续瓦解。长久以来，许多自命为革命团体的组织，皆仰赖苏联资助而得以维持。现在，戈尔巴乔夫也开始削减这方面的支出。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冷战即告终结，而「共产威胁」的概念也髓之消失。南非政府再也不能把非洲民族议会诬指为莫斯科操控下的叛乱组织，同时也不可能再自称为这项共产阴谋的最后防线。

一九八九年二月成为国民党党魁，后于同年八月当上总统的戴克拉克（FrederickWilhelmdeKlerk）就有如下的认知：只要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情况就不会真正出现改变，而政府的立场也就不可能随着时间改善。此外，相较于年轻一代的反对人士，曼德拉及其它老一辈的非洲民族议会领袖似乎比较有和解的意愿，因此戴克拉克也必须把握和他们打交道的机会。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府当局开始给予反对阵营喘息的空间，不再打压非暴力抗议活动。十月，包括瓦特·席苏鲁在内的七名非洲民族议会领袖获释。十二月十三日，戴克拉克更与曼德拉会面。

两个月后，这位新总统在南非国会开议典礼上声言道：「协商的时代已经来临。」政府将对非洲民族议会以及联民阵线等主要反对组织彻销禁令；也将释放政治犯，并允许流亡人士返国；更将解除戒严以及对媒体的限制。政府承认种族隔离法令为获致和平协议的「障碍」。曼德拉于二月十一日步出监狱，终于在历经二十七年的牢狱岁月后重获自由。

不久之后，南非政府废止了主要的种族隔离法令，非洲民族议会也在南非内部正式开始活动，并且从地下组织转型为群众政党。讨论南非未来发展的正式协商于一九九一年底展开，但各政党却花了两年时间才达成协议。民主选举预定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举行，届时，种族平等的新国会将负责草拟新宪法。在新宪法获得批准以前，暂时适用的过渡宪法规定各园区必须并入国土内，个人自由必须获得保障，而中央内阁也必须保留少数政党的席位。所幸有这项协议，居于少数的白人才不至于在多数统治展开之后被完全排除于权力之外。

昔日的敌人相互妥协而获致这项出色的协议，正说明了不仰赖暴力手段所能达到的成果。不过，如同南非其它许多令人痛惜的反讽状况，在这项协议敲定的过程中，南非各地却上演着各种野蛮行径——恶徒主要是那些估计自己会在民主转型中丧失既得利益的人士。右翼白人不但实施炸弹攻击，也对反对领袖进行暗杀行动。布瑟勒吉酋长与他领导的印卡塔自由党决心抗拒夸祖鲁园区（KwaZuluhomeland）并入南非，而在纳塔尔省及金山（Witwatersrand）与非洲民族议会的忠心成员进行激烈斗争。数千人因此丧生。就好象暴力不肯轻易让位给民主一样。

戴克拉克与曼德拉没有让这一切阻碍他们的进展。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选举当中，非洲民族议会赢得了超过六成的选票，但国民党与印卡塔自由党（该党在最后一分钟才同意参与选举）获得的票数也都足以让他们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国会选举曼德拉为南非总统，他在五月十日就职时宣誓道：「这片美丽的土地永永远远不会再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压迫的情形发生。」种族歧视的最后一个国家重镇终于从地球上消失了。为南非带来实质民主的政治和解并不是黑人反对阵营单方胜利的成果，而是来自于反对领袖与政府领导人双方对于武力不可能获致胜果的认知。反对阵营逐渐明了，以其所能够采行的暴力手段，绝对无法打倒政府；而经过多年来在市镇里的各个街角上与抗议人士、市民组织份子，以及各种委员会对抗之后，政府也了解到自己不可能消灭反对阵营。

在终结旧秩序的一连串事件当中，非暴力制裁行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回避、罢工，以及抵制运动不但对白人企业主与员工造成压力，也削弱了白人维持现状的意愿。地方议会的经费因租金抵制运动而流失，功能又遭到街道委员会强行取代。面对这种多样化的挑战，政府于是公然以武力响应。镇压行动虽然压制了市民组织与各种委员会，却也使得政府无可化解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没有直接终结白人统治，而是瓦解政府的权威，并使政府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策略施展不开。

曼德拉入狱之前，曾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接受审判之时指陈道，南非黑人五十年来的非暴力行动不但未能使其权利获得保障，而且显然还造成镇压情形的恶化。他说他的追随者已逐渐对非暴力策略丧失信心，而在困惑中转向恐怖活动。既然政府行使暴行毫不手软，他于是推断道：「暴力在这个国家里既然不可避免，而政府又以武力响应我们平和的要求，那么非洲人领袖一再倡导和平与非暴力，就是不实际而且错误的行为。」

曼德拉说得没错：倡导和平不是能够在冲突中获胜的策略。不过，他如果认为非暴力行动代表没有力量，那他的认知就不正确——非暴力行动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力量。对非暴力手段原则性的偏好并不会自动使这些手段产生力量，而为了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非暴力行动也不保证会获致成功。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发起一场让独裁统治者无法掌控人民日常生活的运动，同时也使统治者无法获得其所需要的国内外支持；在曼德拉对前半世纪的抗争行为发表告别宣言之后过了二十年，这种方法才终于在南非产生效果。本身是非洲民族议会地下成员的珍娜·雀里说道：「非洲民族议会虽然大肆宣扬武装抗争的成果，但真正对南非带来改变的，其实是联民阵线藉由组织民众而采行的各种活动。」

非暴力运动在二十世纪里所遗留下来的典范虽然散见于许多国家的历史中，但许多核心的概念及策略都来自于南非，起源于一名印度律师的思想与行动中。甘地在世纪交替之际即深感偏见箝制之苦，而不得不采取行动。因此，甘地还没返国为印度奋斗之前在南非所展开的抗争，终于在二十世纪结束前夕为当地所有有色人种赢得胜利，可说是再恰当也不过了——而且，赢得这场胜利的手段当中，也包括了他曾倡导过的罢工及抵制等各种抗争方式。

图图大主教归结道：「我想一般人会认为，武力是独裁者及暴君最需要感到害怕的东西。不过，实际上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对独裁者最可怕的威胁。人民一旦对此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得了他们。」

★ 3－10、菲律宾重返民主 ★

「尼诺伊，你并不孤单！」

贵宾室里挤满了他的亲友——他七十三岁的母亲、他的兄弟姊妹、他的亲家和几名好友——另外还有两万名菲律宾人在马尼拉机场外等候着。近一千两百名武装士兵与国家警察也团团围在机场内，等着贝尼诺（尼诺伊）·艾奎诺所搭乘的客机降落。那是一九八三年八月的一个星期日早晨。菲律宾独裁政府的头号反对者在流亡美国三年之后，终于在这一天返抵国门。

他旅途中的最后一段路程是从台北到马尼拉的一小时航程。他在登机前打了一通电话给在美国麻州的太太柯拉蓉。柯拉蓉·艾奎诺已经听闻她丈夫的死对头--菲律宾陆军参谋长维尔少将--将会设法阻止艾奎诺入境，并强迫航空公司将他载回台湾。马可仕总统的政权厌憎艾奎诺其来有自。早在马可仕于一九七三年实施戒严以前，艾奎诺在参议员任内就已是反对阵营的领导人物。在七年的牢狱之灾以及后来因健康因素而送往美国就医的这段期间，艾奎诺已成为菲律宾人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人物。至于马可仕，他对公平正义的议题则向来光说不练。

就在飞机即将降落于马尼拉之前，艾奎诺起身到机上的洗手间里，在他的白衬衫内穿上了一件防弹背心，外面再套上一件猎装夹克。他先前已收到警告说他此行恐遭不测，而他在出发前一晚的告别晚会上对来宾表示：「根据甘地所言，无辜人士的自愿牺牲，是对残酷暴政最有力的响应。」更让人觉得他似乎有意以身殉道。他过境洛杉矶时顺道往访国宾饭店，并向一名友人说他可能遭人射杀，就像劳勃·甘乃迪在该饭店的厨房里遭到暗杀一样。

一架客机在入境门前停下之后，士兵立即跳下一辆飞航安全车而围绕在飞机周围，手上的强力步枪皆已上膛。三名警员登上飞机，押着艾奎诺走出机门。他们踏上出口甬道之后，一名警员随即挡住门口，阻止一名电视摄影人员及其它新闻记者进入。警察带着艾奎诺经过一道侧门，然后走下阶梯，抵达机场跑道。几秒后便传出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枪声。其它乘客终于下机之时，艾奎诺已身受致命枪伤，张臂俯卧在水泥人行道上。在他身旁不远处，另有一具满布弹孔的尸体，后经指认为高尔曼，据称为射杀艾奎诺的凶手。

这起刺杀事件的新闻传遍全球，但在菲律宾却遭到封锁。马可仕控制之下的报纸、电台、电视都丝毫未加报导。只有一家地方性的罗马天主教电台「真理电台」沉重地报导了艾奎诺惨遭谋害的新闻。这则新闻经过多次重复播报之后，不但引发民众排山倒海而来的悲痛情绪，也导致自发性的示威活动。哀悼民众络绎不绝，一个个排队进入大马尼拉奎松市的艾奎诺住宅客厅向死者致哀，盛况持续两天之久。在艾奎诺母亲的要求之下，他的遗体殡殓时完全未经化妆，而且仍穿著遇刺当天沾满血迹的衣服。

一天早晨，艾奎诺的母亲于天亮前醒来，而发现有几个人在客厅里的棺木旁缓慢走动。「我走上前去向那些人说：『你们这么早就来了。』他们回答说他们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早上六点就要上班，所以只能在这个时间前来致哀。不久之后，又有带着大篮子的妇女进来——她们是鱼贩.......下午则看到佐伯斯一家人〔当地望族〕以及马卡地（译注：马尼拉商业中心区）的企业家......所有人不分贫富，全都来看尼诺伊。」一名国会议员看到哀悼民众在时报街上大排长龙之后，说道：「一切的封锁措施——虽然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满是刺杀事件的报导，国内电台却只字不提——在我看来，就是马尼拉市民争相前来致哀的原因......他们得不到消息，所以就自己到现场来看看......他们感到真正的愤慨、激怨与盛怒。」

大主教辛海绵（JaimeSin）于圣多明哥教堂主持一场庄严的丧礼弥撒，颂扬艾奎诺为追求民主而牺牲的英勇行为。典礼结束之后，抬棺人把棺材架放在平台卡车上。在数千名民众的围观下，卡车开上了马尼拉最宽最长的埃德罗桑大街。送葬队伍缓缓向十八公里外的纪念公园墓地前进。路旁民众陆续增加至近两百万人，其中许多人枯等数小时，只为看一眼送葬队伍。街上同时也挂满了各种标语：「还给所有政治高压及军事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一个公道!」、「反抗政治高压！」。

规模最大的一场示威活动举行于一座俯瞰马尼拉湾的公园里。这座公园是十九世纪菲律宾独立斗士，西班牙人黎剎纪念雕像的所在地。艾奎诺曾说过：「他们如果刺杀我，就会把我变成英雄。西班牙人如果没有把黎剎抓回去枪毙，他哪会名留青史？不过就像我一样是个终生流亡海外的人物罢了。」

现在，数十万名马尼拉市民站在雨中，齐集于黎剎的雕像与艾奎诺的棺木前，高举手掌，以拇指和食指比出「L」字形，代表艾奎诺的政党「战斗党」（Laban）。部分哀悼民众以菲律宾语喊道：「尼诺伊，你并不孤单！」当地电视台对这一切完全没有报导，只有真相电台加以报导。所有的报纸也都保持静默，只有一家报纸注销一名哀悼人士在送葬游行中遭闪电击毙的照片。仅此而已。

「法老、君主、皇帝、国王、领袖」

在俄国一九○五年的圣彼得堡冬宫游行后两年，菲律宾人就获得了首次在选举中投票的机会，当时也大约是甘地在南非对印度人进行组织的时候。菲律宾于一九八九年美西战争之后归美国所有，而这些选举也就在美国的监督下进行。菲律宾人虽然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却没有完全的民主；全体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投票资格。首任民选总统直到一九三五年菲律宾获得联邦地位之后才正式就任。等到一九四七年二战结束后，菲律宾才取得完全独立地位，选民资格也才大幅放宽。

两年后，父亲曾任议员的马可仕展开了政治生涯。他虽年仅三十，却因涉嫌谋害乃父的政治对手而遭到起诉，又获判无罪，以致早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他在一九五○年代期间迅速窜升为全国性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战时率领反抗军的英勇事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菲律宾典型的金权及朋党政治极为擅长的缘故。

马可仕赢得改革者的美誉之后，即于一九六五年当选为总统，誓言打击充斥于公众领域中的腐败风气，并且推行土地改革以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不过，他却把大部分的精力及国家资源投注于修建道路、桥梁及港口，以致造成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他虽于一九六九年获选连任——菲律宾史上首位连任成功的总统——却是花费巨额公款买票的结果。与选举有关的杀人案件也大幅增加。马可仕当选连任之后，《菲律宾自由报》宣称：「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有关选举舞弊与恐怖活动的质疑声浪，从来不曾像这次选举这般高张。」

基于对选举弊端以及马可仕鼎力支持美国介入越战的强烈不满，学生于是在马尼拉的街头上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有时甚至演变为激烈的暴力冲突。同时间，内地的共党暴动又更增添了不稳定的感觉。此外，马可仕也是温和反对人士猛烈抨击的目标。但他的响应方式不是出言反驳，而是迫使他们闭上嘴巴。马可仕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实施戒严，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南半球另一个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民主政府也遭到皮诺契特推翻。马可仕以法令冻结宪法中限制总统连任一次的规定，取消副总统职位，关闭报社，攫取商业电台及电视台的控制权，取消公共集会权，暂停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且开始以捏造的煽惑罪名逮捕政治对手。依据宪法选出的总统，就这么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

一小群经由选举选出的政治人物，虽有心捍卫民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马可仕把两院制的国会置换成一个单院制的傀儡国民大会，完全受其政党「新社会运动党」的支配。对于数十年来在学校里学习美国式民主的菲律宾人民而言，这些发展－点都不令人振奋，而马可仕运作权力的方式也造成许多人与他渐行渐远。总统夫人伊美黛曾是选美皇后，一九七五年被马可仕任命为大马尼拉地区总督，后来又升任内阁阁员。在他们夫妇眼中，独占政治权力只是手段，为的是要达成更进一步的目的：成为让裴隆夫妇相形失色的世界级权力夫妻档，即使略显庸俗也在所不惜。马可仕坚持对菲律宾境内所有大型商业交易抽取利润，以致他们夫妇的私人财产膨胀到五十亿美元以上。伊美黛雇人在总统府内绘制一幅他们两人的巨型壁画，把他们描绘成马来版的亚当与夏娃。此外，她也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争取大型竞赛到马尼拉举行，诸如拳王阿里与弗雷泽的冠军赛，以及环球小姐选拔赛。马可仕命人设置一尊他的大型胸像，正好俯瞰着一座高球场以及一条高速公路，而这两者又都以他的名字为名。自吹自捧于是成为马可仕的施政重点。

戒严令发布当时，艾奎诺是菲律宾参议院里言行率直的自由党领袖，不久后即遭到逮捕，罪名是在一场集会里引爆一颗造成数人丧生的炸弹。艾奎诺虽拥有不在场证明——他当时正在参加他教女的婚前宴会——却仍被控以谋杀罪名，而且未经审判即遭单独拘禁数月之久。他在波尼法乔古堡的牢房里写信宣称政府重新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社会型态——一人专制独裁的社会，这个人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呼，不论是法老、君主、皇帝、国王、领袖、首脑、元首、主席、还是总统，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反对马可仕的民间运动虽然持续不断，但新闻焦点却总是集中在采取激烈手段的政府敌人身上。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农民暴动，战后又发动反地主运动的共党人士，在一九六○年代晚期又重新展开了反政府的游击战。他们的「新人民军」在戒严之后势力大幅成长，并且一度据信控制了菲律宾近四分之三的乡下省份。除此以外，政府在南部也面临回教分离主义份子的武装挑战。在阿拉伯产油国的压力下，马可仕虽曾同意让当地拥有自治权以化解冲突，却从未兑现承诺，因此也就无法平息叛乱活动。

在共党与回教激进份子的暴动下，美国那群满脑子冷战思维的决策者也就理直气壮地任由马可仕箝制民主。此外，由于吕宋岛西部苏比克湾内庞大的美国海军基地，以及驻在马尼拉北方约一小时车程处的克拉克空军基地里的大批轰炸机群，俱为美国军力在太平洋地区的支柱，因此华府也就更需要菲律宾保持稳定。马可仕于一九七○年代初期刻意渲染共党夺权的威胁，因而赢得尼克森总统对他实施戒严的全力支持；在往后的四年间，美国对菲律宾的军援不只倍增。

美国企业界也把马可仕视为朋友。菲律宾吸引了大量的美国资金，美国商会也对马可仕推翻一项危及外商产权的最高法院决议而大表称许。由于菲律宾地处南中国海，正当印尼等产油国的油轮航向日本的要冲，因此其战略位置极受重视--外资也源源不绝而来。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贷款所导致的债务，加上美国银行可观的资金挹注，在戒严期间从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七亿美元扩张至一九七七年的一百零七亿美元。

这时候，一大群菲国异议人士却身陷围圄。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一九七七年的报告，在一九七二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二月这段期间，被捕的政治犯共计六万人次，嫌疑犯遭到刑求的情形更是常见。卡特入主白宫之后，马可仕曾－度释放三千名人犯。不过，最著名的人犯艾奎诺却依旧不得自由。

「一股培养不合作运动的势力」

－九七八年，马可仕为了维持民主的表象而举行一项选举，艾奎诺于是从狱中遥控成立了战斗党，并且缺席参选国民大会席位。战斗党人明白政府会操控选举，使其对新社会运动党有利，于是散发连环信号召民众于选举前夕发动噪音抗议活动。一到指定的时间，马尼拉居民纷纷鸣按喇叭、敲打锅盆、大声喊叫，喧闹状态直到深夜才结束——一如五年后智利人民在首次全国抗议日上向皮诺契特政权表达反对的作法。不过，开票结果却显示马可仕拥有控制选举过程的能力。全国十三个省份当中，有七个省份皆由新社会运动党赢得全部席次。只有中维沙亚由反对阵营赢得多数席次。在战斗党势力最强大的大马尼拉地区，反对阵营的总得票率仅达三成一，新社会运动党则获得六成九的选票。

共党以外的反对阵营挫折之余，便转而采取对立手段。企业家欧拉奎尔在流亡反对人士的协助之下成立了「公共正义计画」，以作为「一股培养不合作运动的势力，一股动摇独裁统治的势力，同时也是一股组织人民以争取自由的势力」——表面上看来似乎支持非暴力运动策略。不过，这个组织在一九七八年噪音抗议活动的鼓舞之下，认为当天敲打锅碗瓢盆的民众应可被说服加入叛乱活动。这个组织鼓动的纵火行为共烧毁一楝政府大楼、数家旅馆，以及马尼拉湾内一艘供海上赌场用的轮船（所有赌场都受政府控制，马可仕以赌场所得当作资助政客及贿赂的资金来源）。不过，纵火行为并未能在马可仕控制的新闻媒体上获得报导，而且这个「培养不合作运动的势力」中的成员也因此遭到逮捕。

艾奎诺历经七年的拘禁之后，终于被马可仕指派的特别法庭以谋杀罪名判处死刑。不过，他在一九八○年检验出心脏疾病之后，美国国务院随即出面干预。马可仕暂缓执行死刑，并且准许他出国前往德州休斯顿接受手术治疗。艾奎诺痊愈之后仍与家人滞留美国，并获得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学金。

艾奎诺在国外与激进的「四月六日解放运动组织」展开合作。这个组织以马尼拉为根据地，并以噪音抗议活动当天的日期为名。艾奎诺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发表演说时透露道：「我获知他们已拟订大规模的城市游击战计画，届时将有建筑物遭到炸毁，贪腐的总统亲信及内阁阁员也将遭到刺杀。」这场演说后不到三个星期，马尼拉即发生九起爆炸案，造成轻度财物损失以及两人受伤。

四六解放组织的行动不只如此。几个月后，他们于十月间向准备参加在马尼拉召开的美国旅行社协会大会的马尼拉代表寄发警告信件，指出「菲人革命已经展开」，外国人「恐将遭受池鱼之殃」。由于马可仕承诺加强安全措施，协会便按照原订计画在马尼拉的大会堂举行会议。马可仕亲临致词欢迎各方代表，同时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过，一名潜入观光部的四六解放组织活动人士早在现场埋设炸弹，于马可仕结束致词数分钟后便即引爆。马可仕没有受伤，但十一名代表、一名菲律宾歌星，以及其它六名人士都因而受伤。

这起爆炸事件虽未能引起大规模的群众抗暴运动，却也促成马可仕以其夫人为中间人与艾奎诺展开对话。一九八○年底，艾奎诺在纽约与伊美黛一场四小时的会谈中，提出解除戒严以及举行干净选举的要求。马可仕于一九八一年一月解严并排定总统竞选时程，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他接受了这些要求。不过，实际上的措施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解严只是形式，总统的行政权并未受到限缩；而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下限订在五十岁，也把四十八岁的艾奎诺排除在外。一群反对组织确信一九八－年六月的选举必然会受到人为操纵，于是决定对这场马可仕宣称将以八成八得票率胜选的选举发起抵制。

艾奎诺虽然持续发言反对马可仕，但看过艾登堡执导的《甘地传》一片后，他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他早在狱中就已熟读甘地的著作）。他在离开波士顿返回菲律宾之前，曾对一名记者说过，他回国是为了要「加入奋斗行列，以非暴力运动争取恢复我们的权利与自由。」艾奎诺甚至表现出与马可仕议和的意愿，只要能够恢复民主就好。他说他希望能够说动总统「善的一面」，打动这位一度是兄弟会成员的总统，并提议成立一个看守政府以监督「自由公平的选举」。不过，艾奎诺坚持马可仕必须先辞职下台。

若干名友人告诫艾奎诺留在美国以免遭受危险，但国防部长恩里列警告他可能遭到暗杀之后，他却只把行程延后两个星期。前参议员罗德里格回忆道，到了一九八三年夏季，已有人把艾奎诺称为「牛排突击队员」，指他在同胞受苦时自己却在美国享乐。罗德里格说道：「我们需要他提振民主运动，」因为倡议民主的反对阵营似乎势力渐衰。「民众都半途而废，并且纷纷转趋激进。马可仕要把我们逼上激进路线，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对美国人说：『你们不喜欢我吗?那你们有什么其它选择？共产主义。我也许是个混蛋，但我可是你们唯一能够依靠的混蛋。』另一方面，共党份子要的也是一样的状况。他们知道人民对马可仕深感愤怒。他们要让人觉得好象只有新人民军能够赶走马可仕。我们想要给人民另一项可行的选择......我觉得尼诺伊必须回国。」

首都里的审判

艾奎诺的机场谋杀事件引起民众激愤，鼓动反对阵营，也动摇了马可仕和华府的关系。艾奎诺的丧礼代表了人民对独裁统治进行长期不合作抗争的起点，其中难以计数的示威活动都举行于大马尼拉地区。一九八三年秋冬两季，位于菲律宾现代金融中心马卡地中央地带的阿亚拉街，其两侧的办公大楼每周都有人从窗户洒下黄色纸片（菲律宾人民以黄色象征艾奎诺的理念）。

商业界嗅到了不确定的气息，企业及有钱人士于是从主要银行提出据估约五亿美元的存款，而分别存入美国、瑞士及香港。资金外流造成菲律宾披索贬值以及外债的进一步上升，光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一个月就增加六十亿美元。于一九八○年离开政府的情报部长指出：「政府埋怨游行活动以及纸片拋洒行为是造成资金外流的祸首，而且也吓跑了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菲律宾的各个债权银行。商业活动已呈现停滞现象.......」

原本满足于现状的企业领袖，现在也开始要求对艾奎诺谋杀案展开迅速而公正的调查、清楚规定总统递补方式、举行干净公平的选举、改革选举委员会，以及开放媒体自由。马可仕于是采取下列因应措施：恢复副总统职位，把正副总统候选人年龄下限从五十岁降为四十岁，对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指派新委员，以及授权成立「全国公民争取自由选举运动组织」（简称自由选举组织）。

暗杀事件发生后举行的示威活动当中，有许多皆由前参议员迪奥可诺发起。他曾于一九七二年与艾奎诺一同遭到逮捕，在两年刑期内的大多数时间皆受到单独监禁。现在，迪奥可诺创立了「为艾奎诺争取正义，为人人争取正义」组织（简称正义组织），同时延请身为演员的艾奎诺胞弟阿加比托以及多名富商资助。大多数的群众示威活动过程都理性平和，但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戒严十一周年当天的一场示威，却引发了大规模暴动。柯拉蓉于马拉坎南宫（一座四周设有围墙的农场式建筑群，一百多年来向为菲国政府在马尼拉的所在地）附近展开集会，却有一万五千名群众脱队游行至横跨帕西河的门蒂欧拉桥，而在那里遇上一群严阵以待的陆战队员、镇暴警察，以及消防人员。突然间，军警行列里一阵爆炸炸死了两名消防人员，陆战队员于是展开攻击，对示威群众开枪。后续的暴动造成十一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同时在大马尼拉区各地引发一连串的冲突及劫掠事件。

几个月后，反对阵营设法强化了非暴力运动的纪律·一九八四年七月，阿加比托与一名资深自由党领袖集结两万名示威群众霸占门蒂欧拉桥的一半。两个月后，在「全国哀悼日」上，数千人再次游行至这座桥，但此时桥梁已用刺丝网围住。约三千名示威群众当场展开烛光守夜活动而在当地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他们依旧拒绝离开，结果遭到警方以催泪弹及强力水柱驱离。

为了平息抗议浪潮，马可仕于是指派退休最高法院法官阿格拉瓦与一个蓝绶带公民小组（译注：指为审理重大案件而挑选具有特殊条件的公民所组成的审理小组）。对艾奎诺遭刺案件进行正式调查。调查过程耗时近一年，结果调查人士一致同意艾奎诺是在走下楼梯的时候遭人从背后射杀，不过凶手不是后来被发现为军方反共恐怖小组成员的高尔曼。调查人士指出，高尔曼被杀只是障眼法。

一九八四年底，阿格拉瓦向马可仕报告说，刺杀行动是由前航空安全指挥部长与六名手下共同策画的。不过，其它调查小组成员于隔天提出的多数意见报告却指出，陆军参谋长维尔少将连同数名将军、上校、上尉，以及低阶军官共谋刺杀艾奎诺，并且在射杀行为前后安排了掩饰措施。维尔原本就已遭撒除职务（由于华府不满军方对付共党暴动的方法而施加压力的结果），现在马可仕又把他与二十四名军官以及一名平民送交审判。

除了促使杀害艾奎诺的凶手伏法之外，反对阵营也把一九八四年的国民大会选举视为削弱政府的机会。由一百五十名政治人物、企业界领袖、神职人员，以及共党人士所组成的「菲律宾人民大会」开会商定一项共同策略。共党的新人民军利用其较高明的组织技巧及为数较多的代表强力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赋予国民大会全部权力、承诺举行自由公开的选举、并撒销授权政府任意长期监禁人民的《预防拘禁法》之前，所有反对党必须一致抵制选举。

没有人认为马可仕会接受这些条件，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放弃在选举中与政府对决的机会。任何人皆有理由相信马可仕会采取他一贯的威吓、买票，以及作票手段。不过，反对阵营却又有强烈的理由不能放弃参选。抵制行动只会白白便宜了马可仕，让他不必大量作票即可获得大胜。如果他的对手能够发起强烈攻势，至少能够迫使他露出真面目，令他不得不采取足以更加削弱自己合法性的手段。后来拖垮马可仕的正是这项策略。

结合数个温和政党的「联合民主行动组织」，由领导人劳罗出面宣布他们将不抵制选举，柯拉蓉与胞弟联手成立的政党PDP——战斗党也随之跟进。反对阵营于是加入了这场战役，而其中最关键的参与者大概得算是自由选举组织。马可仕当初为了妆点选举程序而核准成立的组织，却在反对阵营的运用下把选举变成足以挑战其统治权的手段。

自由选举组织本为美国中情局于一九五一年为了促成公正选举而赞助成立的组织。一九八三年，－群企业界人士、宗教领袖、家庭主妇，以及专业人士，在一名与辛主教关系紧密的磨坊主人领导下，又重新提振了这个组织。他们认定马可仕绝对不会自动下台，同时也担心他在位愈久会让共党的新人民军吸引愈多的支持者，导致暴力革命取代非暴力运动而获得主导地位。唯有重建选举的公平性，非暴力运动人士才能够提供人民一个不同于武装革命的选择——现在，马可仕正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自由选举组织的二十万名志工，其中包括许多修女在内（她们后来被昵称为「自由选举组织特战队员」），将负责监督投票过程。各选区的计票结果将分别送给自由选举组织和选举委员会，再由这两个组织个别进行统计作业。这场选举虽然受到共产党、正义组织，以及另一个政党的一个派系以缺席抵制，投票率却高达九成。投票结果，新社会运动党赢得七成以上的席次。不过，在自由选举组织部署有监督人员的比考尔省（Bicol)，反对阵营却赢得六成五以上的席次；在南他加禄省（SouthTagalog)也有六成以上。在自由选举组织没有部署监督人员或者人员不足的省份，新社会运动党皆赢得所有席次，这对反对阵营是一项重要的教训。不过，反对阵营在一九八四年的这场选举中，依旧取得了实质收获：选举前，新社会运动党在国民大会中握有约九成的席次；选后则下滑至七成。

「圣女贞德」

下一次的总统大选原应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举行，但马可仕在察觉美国对他的支持逐渐滑落之下，便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美国上电视参加布尔克利（DavidBrinkley）每周谈论公共事务的节目之时，利用机会宣布提前举行选举的计画。由于他自信能够顺利胜选，并藉此向心存怀疑的美方人士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地奉行民主政治，因此将投票日期订于短短的三个月后。马可仕也知道反对阵营本身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可能推出不只一名候选人，而造成选票分散的结果。即使如此，这项宣布依然令反对阵营备感振奋。柯拉蓉表示，只要能够取得一百万人连署，她就同意代表反对阵营的联合阵线参选。结果，全国各地的志愿人士立刻汇集了一百二十万人的连署签名。不过，整合反对阵营就是另一回事了。

联合民主行动组织领导人劳罗曾于五个月前表达参选意愿。随着十二月十一日的登记截止日期逐渐逼近，辛主教于是出面干预。他向柯拉蓉说道：「我认为妳会赢。首先，妳是女性，因此马可仕败在妳手下将是一大耻辱。不过，这就是神的行事之道——挫败强者。妳是圣女贞德。」辛主教于隔天往访劳罗，对他坦率说道：「呃，你不太有魅力。柯拉蓉比你更具魅力，你参选一定会落败。你的首要之务是要展现团结精神。」最后，劳罗终于点头同意，而柯拉蓉与劳罗便于截止时间届满前几小时登记搭档参选正副总统，并经由此举而结合了柯拉蓉的街头支持者以及劳罗的传统政治组织人士与政党活动人士。

反对阵营把竞选焦点放在柯拉蓉偶尔腼腆、信仰又极度虔诚的寡妇形象上，同时强调她吸引人的两大特质：高度的魅力与诚恳的个性。不过，柯拉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个单纯、未涉政治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却非如此·她生于菲国数一数二的地主家庭，曾在马尼拉及美国的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她与艾奎诺的婚姻巩固了菲律宾两大最具影响力之家族的联盟关系，也因此为艾奎诺的政治事业打稳了基础。艾奎诺于一九七三年被捕之后，柯拉蓉即在娘家的房地产与金融帝国中担负起财务主管的角色。她在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刻意回避经济困境及土地改革之类的政策议题，而把重点放在个人的感受与经验，诸如她希望把马拉坎南宫（总统官邸）对大众开放，以及艾奎诺坐牢期间还有后来遭到残暴刺杀对她所造成的影响。听众全神贯注地聆听她的演说，许多人更不禁落泪。不久之后，众人便把柯拉蓉称为「菲律宾政界的诺拉·奥娜尔」——奥娜尔是菲国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

在此同时，经过七个月备受争议的审理过程之后，艾奎诺遭刺案当中的二十五名被告，包括维尔将军在内，全都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获释，距离即将举行的大选只有两个月。马可仕随即恢复维尔陆军参谋长的职位。此举立刻在马尼拉街头上引爆各种示威活动。这一次，全面罢工也随之爆发，主要在于乡下省份。民众对政府的愤怒倍增，因此也就助长了反对阵营的气势。

艾奎诺与劳罗的竞选活动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前参议员主持。他手下狂热的竞选委员会——成员包括阿加比托以及曾是艾奎诺友人和支持者的反对人士；在全国各地策画许多庞大而热烈的集会，柯拉蓉也四处奔波出席，搭乘的交通工具则是由一名显赫的企业家所捐赠的私人飞机。一九八六年一月，正值选战中期，法国通讯社估计在二十四个省份与城市里所举行的集会，共吸引了三十五万五千名群众。反对阵营的竞选活动于投票日前三天的二月四日达到高峰，活动地点在马尼拉的伦内达公园。当时现场的一百万名男女老幼，一同为柯拉蓉要求改变的呼吁齐声欢呼。

相较之下，马可仕的竞选活动就显得散漫无力。他先是挑选一名年纪比他大而且缺乏活力的政治人物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他在华府的盟友原本认为他会挑选一名强势的接班人，结果却完全相反。马可仕在竞选过程中也显得疲累而孱弱，只在八个省份举办造势活动，参加的群众总共也只有八万八千多人。然后，在投票日几周前，不受菲国新闻箝制法规限制的外国媒体报导了数则与总统有关的内幕消息，而两家菲律宾报纸也加以刊登。《华尔街日报》报导一名流亡企业家指称自己和其它人士曾为马可仕在若干笔数百万元的交易中「充当人头」。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对于马可仕自称曾在吕宋岛上率领训练精良的游击队抵抗日军一事，美国陆军斥为「无稽之谈」。而《华盛顿邮报》更进一步报导说马可仕当年曾与日军合作。不过，真正动摇了马可仕权力基础的，不是对他参战记录造假的指控，而是他自己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

总统大选

菲律宾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总统大选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星期五进行投票。菲国总数两千六百万名登记选民当中，绝大多数都于当天分别前往全国各地的八万五千九百三十八处投票所投票。政府在还没投票之前就已开始对选举过程上下其手。一名反对领袖指称丹辘省的竞选活动是「有史以来最骯脏的。买票充斥......执政党打手大肆恐吓市镇居民.......他们对柯拉蓉的支持者说，他们对他们的住处、小孩上学的地点，以及几点出门都了若指掌。一个人虽然可能愿意为追求民主而死，但他却不可能牺牲自己小孩的生命。」

投票开始之后，马上就有许多问题出现。每十位选民中就有一人指称自己的姓名没有登记在选民名册上，同时名册里却增加了其它姓名：一名记者发现一份名册上登记有两百名选民，住址全都在同一楝小房子里。大马尼拉地区的自由选举组织主席估计当地约有一成五选民的投票权遭到剥夺。自由选举组织志工里耶萨〈BenjaminRieza）奉派前往一所小学监督三个地区的计票过程。

开票结果柯拉蓉在三区全都获得领先。里耶萨说道：「不久之后，便有枪声传出。我立刻找地方掩蔽。到处都有人惊慌逃窜。我看到武装人员拿枪指着一名自由选举组织志工，命令所有人到外面去......随后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走了进来，手中握着一枚手榴弹。我趁此机会逃了出去。」选举过后两天，选举委员会里的一名技师得知计票板上的数字和计算机打印出来的结果不符之后，全体三十一名技师便集体离开马尼拉的选举委员会总部。他们在一所教堂获得庇护之后，随即发表声明强调自己不是政府的帮凶，而且「一察觉有可疑的情况」就立刻决定离开。

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卢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前往选举委员会进行观察，菲国官员带他们参观的全是没动过手脚的投票处，因此他们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问题。卢格心存怀疑，而在返回华府后向里根总统报告说他认为马可仕「捏造选举结果」。另一名观察员参议员凯利，指称计票作业「彻底瓦解而且迟延」。不过，里根却在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双方」可能都存在舞弊与暴力情形，而除了「一般性的迹象之外」，卢格率领的观察团并未取得舞弊的确切证据。柯拉蓉告诫里根切勿对马可仕的胜选表示支持。她说道：「一个民主友国若是选择与马可仕先生共谋诈夺菲律宾人的自由解放，我必然会质疑其动机所在。」

为了因应又一次选举舞弊的危机，天主教堂也出面加以干预。宿雾岛主教维铎召开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大会之时，便要求每位主教述说自己在选举过程中的见闻，以及从牧师和一般民众身上得来的通报消息。维铎指出：「这些报告大致相似。我们在其中皆可看见同样的舞弊模式。」全体主教随后发表一份震撼人心的声明：「我们深思明辨之后认为，这场选举的舞弊情形空前严重。」他们同声谴责「对选举结果的刻意操纵」，并且反对政府采取威吓、侵扰、恐怖行为，以及谋杀等手段，「以致恐惧成为选民未投票的主要原因.......这一切异常情形，皆显示政府滥用权力阻挠人民表达其自主意愿。」

这群主教随之呼吁菲律宾人民以非暴力运动进行抗议。「这意指以和平的手段积极对抗邪恶作为......现在正是补救恶果的时机。这项恶果是精心造成的，因此修正措施也必须如此。不过，正如这场选举一样，修正措施也必须完全视人民的意愿而定.......不过我们坚持一定要有所行动。我们的行为随时都必须遵循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必须平和而且不带暴力。」然而，就在这群主教发言反对暴力之际，菲律宾却又再次因一起冷血谋杀而举国震动。这次的受害者是艾奎诺热情支持者暨前省长哈维尔，凶手则是马可仕手下的一名军阀所雇用的六名蒙面杀手。与选举有关的谋杀案件，在他遇害之后总数达到两百六十四件。

尽管选举结果引起公愤，国民大会依然于二月十五日完成官方计票作业，声称马可仕获得一千零八十万七千一百九十七票，柯拉蓉则获得九百二十九万二千七百六十一票。国民大会的反对党议员在少数党发言人的率领下，于午夜集体退席。该位发言人表示：「院会的多数党显然不惜强硬通过马可仕当选总统的宣告。」反对议员集体退席之后没几分钟，新社会运动党的忠心议员随即宣布马可仕连任总统，任期六年。

为了响应执政党的举动，自由选举组织于是在《马尼拉时报》上刊登一则声明，公布柯拉蓉与劳罗的胜选结果。根据自由选举组织从七成选区取得的计票结果，柯拉蓉共获得七百八十三万五千零七十票，马可仕则获得七百零五万三千零六十八票。在其余三成的选区里，自由选举组织的志工不是无法集结，就是在进行监督时遭到阻挠。声明的结论指出：「自由选举组织相信这份表格与实际上的投票结果比较接近。」

华府一名大学教授的研究结果，让选举舞弊的指控更具基础。卢格代表团顾问魏恩史坦教授指自己的调查结果证实菲国政府的确有舞弊及其它滥权行为。自由选举组织主席巩瑟雄对魏恩史坦：「人民的警觉性之高，以及政府操纵选举的手段之露骨，都是我国有史以来仅见的。」

「非暴力运动之道」

柯拉蓉与劳罗的支持者并未因政府宣告马可仕胜选而感到气馁，隔天即有约一百五十万名群众聚集于马尼拉的伦内达公园参加「人民胜利」集会活动。柯拉蓉对群众说道：「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准备面对巨人歌利亚的小男孩大卫。巨人如果不肯退让，我们就升高抗争行为。我要求的不是暴力革命。现在不是进行暴力革命的时候。我向来主张现在应以非暴力运动之道争取正义。这意指以和平的手段积极对抗邪恶。」

柯拉蓉升高抗争行为的方法，是对全国的银行、报社、饮料商，以及电影院展开抵制。她呼吁民众到和马可仕关系紧密的大银行提出存款。全国各地的学校应该关闭；阅读大众应抵制马可仕掌控的媒体；消费者应停止购买广受欢迎的生力啤酒及可口可乐；观众应拒绝买票观看由支持马可仕的演员主演的影片。她也呼吁人民延迟缴纳各项公共服务帐单，等到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扬言切断供应的时候再缴费。柯拉蓉的呼吁获得广大回响。成群的存户纷纷把存款从与马可仕有关系的银行当中提走。抵制运动展开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生力啤酒的销售量已暴跌三成，生力啤酒公司在马尼拉股市里的股价也滑落一成八以上。

为了缓和美方对菲国的看法，马可仕于是辞退维尔将军，而代之以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菲德尔·罗慕斯中将。马可仕宣称超过退休年龄的军官可以办理退休，却又在第二天就擢升了其中一人。这一切的变革都是为了要塑造出一个「新马可仕」的形象，显示他愿意让柯拉蓉进入新成立的国家议会。马可仕的一名助理预测他从此以后会一心以改革为念。

然而，这些作为规模太小，时间也太晚了。马拉坎南宫里立刻就爆发了对马可仕不利的事件。总统的生产力委员会的七名委员集体辞职。在柯拉蓉与劳罗的胜选集会过后的星期一，菲律宾中央银行宣布把国库债券的利率由百分之十九调高至百分之三十，目的在于收回政府在选战中买票花掉的数十亿元披索。菲律宾工商协会前理事长断言道：「现在，绝大多数的菲律宾人民都对马可仕是否拥有人民的授权感到怀疑。」

反对阵营对于推翻马可仕的可能性虽仍不敢乐观，尤其是华府依旧有意容忍他，但柯拉蓉却愿意发起长期的非暴力抗战。不过，里根对这位菲律宾总统长年以来的忠心耿耿颇为赞赏，因此也就不愿轻易放弃他。只要里根与马可仕持续互相支持，菲国人民就必须采取比抵制活动更强烈的手段。结果，反对阵营的关键支持力量却来自于意想不到的地方：马可仕手下分裂的军方。

实施戒严之后，马可仕在擢升高阶军官的考量中，对他个人的忠诚度便超越了军事专业能力，而维尔将军也在重要的职位上广为安插自己的儿子以及年迈的亲信。具有改革思想的军官，对于部队在反制游击队的战事中缺乏补给以及训练的状况曾经有所怨言。军队里的改革运动因这些情形而获得助长。等到一九八三年艾奎诺遭刺之后，与国仿部长恩里列有关系的低阶军官，即因心怀不满而发起一项秘密反对运动，称为「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运动」。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曾任联合椰农银行总裁的恩里列，在马可仕身边担任政治官员多年，负责为新社会运动党制造选票以示其忠心。不过，实施戒严之后，马可仕却冷落了国防部长，而把权力集中在维尔身上。因此，恩里列便暗中募集对自己忠心的部队，雇用外国佣兵加以训练。一九八四年起，他也开始把寻找盟友的触角伸到军队以外。

一九八五年初，「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开始策画一场军事政变，预定于次年十二月发动。不过，这项计画却因马可仕宣布将于十一月举行总统大选而暂时取消；原因是他们认为马可仕可能会败选。该部队成员一面呼吁军中同僚在选举中保持中立，一面也找上菲律宾军事学院里的七百四十七名学员，说服他们每人向地方官员寄发十封要求选举公正的信件。投票日当天，他们也在若干选区里协助预防做票。

在柯拉蓉与劳罗的胜选集会活动隔天，恩里列向他的法律合伙人卡耶塔诺透露，自己和其它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成员曾是政府的暗杀对象，而且马可仕与维尔也曾计画逮捕部分反对领袖。恩里列表示自己打算辞职。「我已经对他效忠二十年了。现在我必须效忠我的国家。」隔周五，他对卡耶塔诺说自己恐将在不久之后遭到逮捕。他不是杞人忧天：马可仕与维尔不但从乡下省份召来忠心的部队加强马拉坎南宫的兵力，同时也逮捕了四名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军官，并且逼迫他们供出政变计画。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两名改革菲律宾武装部队领袖前往恩里列家中，警告他随时可能遭到逮捕。他们对于恩里列手下的人马应该解散还是加强统合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恩里列随即命令他的四百名部队到大马尼拉地区的国防部总部阿奎那度营区集结。他随后与罗慕斯将军联络，并立即获得了他的支持。罗慕斯说，他会率领两营兵力驻守在克拉梅营区，亦即隔着埃德罗桑大街与阿奎那度军营对望的国家警察总部。

到了傍晚，这两处营区已满是叛乱阵营的士兵与警员，同时也有当地及国际媒体的记者。加多尔上校一听说恩里列名列逮捕黑名单上，便征用一辆巴士把自己的手下送往阿奎那度营区，同时运来他们的武器。加多尔说道：「我们再也不能假装以为马可仕拥有人民的授权了。我宁可为自己的信念而战，也不愿服从一个我已不再信赖的政府。」

恩里列与罗慕斯在阿奎那度营区的礼堂共同举行了一场记者会。恩里列宣称道：「从现在起，我已无法再昧着良心承认总统为三军统帅了。我相信目前的政府并不拥有人民的授权……我扪心自问，结果觉得自己不能够对一个不代表人民自主意愿的政府效忠。」恩里列恳求「内阁里正直的阁员、政府里正直的人员、正直的菲律宾人，以及......正直的士兵与军官......」能够给予他们支持。罗慕斯随后说道，他正在劝导自己手下的部队，以及其它「为保卫人民而投身军旅」的人员，希望他们能够加入他与恩里列的行列。罗慕斯透露道：「我们全心支持柯拉蓉。我深深认为她才是真正的菲律宾总统。」

恩里列与罗慕斯必然知道这些言语对马可仕而言等于是桃衅，而他们也明白自己绝对禁不起政府部队的正面攻击。不过，他们现在已感到可能可以采用另一种不同的力量。恩里列与罗慕斯各自打电话向辛主教请求援助，辛主教回答道：「好的，菲德尔，稍等一会儿。十五分钟后，你那里就会挤满人群。」他随后在真理电台上声称自己要「呼吁我们的人民到营区去支持我们的两位好朋友。到阿奎那度营区去展现你们和他们在这关键时刻的团结一致......我希望能够因此而避免流血。」

阿加比托是第一位加入叛军阵营的平民。他抵达营区之后，随即与心神不宁的恩里列见面。恩里列身穿防弹背心，而且不断冒汗。阿加比托在真理电台上宣称道：「我现在人在阿奎那度营区。我刚和恩里列部长谈过话。他和他的手下正在准备因应可能出现的攻击行动．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要避免流血事件发生......我在此呼吁所有关切事件发展的民众.......到奎堡的伊瑟檀〔一家百货公司〕和我会面。」到了午夜，阿加比托已集结了数千名群众，准备列队前往阿奎那度营区。

马尼拉这个热带都市在夜里总是生气蓬勃，埃德罗桑大街与其它主要街道通常到凌晨两点依旧充满人潮。因此，军方叛变的消息以及辛主教的呼吁，便有如野火一般在街道上与住宅区内传播开来。最早抵达现场的人群当中，包括有一群身穿白色服装、手持国旗与十字架的神学院学生。他们抵达之后，就开始在克拉梅营区周围形成人墙。另外，伦内达公园也聚集了一群民众。

马尼拉前副市长亚斯托加在真理电台上听到呼吁，请求大家协助把伦内达公园的群众开车载到两个营区去。他立刻转头向太太说：「我们走吧。」他们到达伦内达公园之后，「看到如此庞大的群众，不禁目瞪口呆。」亚斯托加一面打电话回家要求派遣其它车辆，一面也有人上前来自愿提供自己的车辆。结果，除了这些车辆之外，另外还有一部大卡车以及若干部小货车，全都载满人开往阿奎那度营区。亚斯托加在路上看到三部出租车，「我就请司机搭载其它人，车资我付。我问他们要多少钱，结果他们的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说：『你不必付钱。尽管把人带上车，我们免费把大家载到埃德罗桑大街。』

为了防范遭受攻击，埃德罗桑大街上的平民于是在若干关键地点设置路障。在其中一个地方，他们把六部空巴士横列在多线道的大街上。在其它民众陆续到达的同时，有许多年轻人爬上车顶挥舞国旗并大声喊着：「柯拉蓉，柯拉蓉！」有些人则运送食物及咖啡到阿奎那度营区供叛军士兵食用。这些平凡的菲律宾人都沉浸在一股欢乐却又紧张的情绪当中，整夜护卫着叛军士兵。

尽管丈夫要求她留在家里，家庭主妇泰瑞莎依然到了埃德罗桑大街现场。她后来说道：「我是为了孩子们才甘冒生命危险——好让他们的未来能够有希望......我不能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眼睁睁看着贫穷地区数以千计的民众竭尽一己之力为我奋斗。我带着用来缓和催泪瓦斯效果的毛巾和柠檬汁，只身迎向清晨的曙光，走出房子，迈上街头......迈向自主与自由。」

后来，一则新闻报导估计在现场呼口号、跳舞、吹号角的群众约有五万人。恩里列说：「有趣的是，我们这些国防与军事体系的人员本来应该要保护人民，却反而受到他们的保护。」

「我没看到有人屈服于恐惧」

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早晨，叛军不断在电视与电台上和马可仕互相恫吓及下达最后通牒。恩里列与罗慕斯宣布柯拉蓉为总统当选人，并且一再要求马可仕辞职。在一场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马可仕命令叛军「停止这场愚行并且投降」。他带着一群忠心将官一同现身，而在言语中暗示可能向叛军发动炮击，同时也指出涉嫌策画政变的军官姓名。恩里列则决定统合叛军军力，而率领自己的部队跨过埃德罗桑大街抵达克拉梅营区。星期日午后，政府派遣两营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向两处营区移动。部分行进中的士兵看到由修女领头的民众上前迎接，便停下脚步接受他们的拥抱，并与他们分享食物及香烟。他们在士兵的枪枝上绑上黄色丝带，有些民众并且跪下祈祷。有一度，正当一群喜剧演员在埃德罗桑大街中央的一座平台上表演余兴节目供这群为数庞大的群众观赏之时，有人宣布政府军的坦克车正向着两处营区驶来。这个人对群众指出：「必须要有一大群民众前去拦截这些坦克车，以使其动弹不得。」一名耶稣会教士后来记述道，他抵达坦克车前方的防卫线之后，便看到「埃德罗桑大街上横着一道用沙包堆成的矮墙。」矮墙上站着「等待开创大好人生的一二十岁青年......一名怀里抱着婴儿，同时也还有身孕的年轻妈妈，另外还有幼童、国小学童、青少年......我在那里看到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医生......我没看到有人离开。我没看到有人屈服于恐惧。」

是人妻也是人母的卡丝塔聂旦当时和女儿莉亚一同在现场。她回忆道：「有人要我们互相勾住手臂。我看了看四周人的脸，尤其是我右边那位紧勾着我手臂的男子。我当时一心想着，我就要和这名男子共赴黄泉，而我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想问他的名字，但又不想让他觉得我很随便。结果我还是没有问他的名字。我们虽然完全陌生，却共同面对了接近死亡的经验。」

在剧作家拉奎斯塔（AmadoLacuesta）的眼中，政府派出的陆战队看起来「强悍而且致命」。这两营陆战队由阿提米欧·塔迪亚准将率领。他虽然身材矮胖，却和他的手下一样看起来极不好惹。塔迪亚要求群众让装甲运兵车开进阿奎那度堡垒的后门。他用扩音器吼道：「我有我的命令。」阿加比托于此时现身，爬上装甲车，抓起一具扩音器要求群众坚守防线，声称「这就是人民的力量」。士兵把阿加比托推下装甲车然后发动引擎，而扬起了一阵黑烟。拉奎斯塔高举双手喊道：「来吧，杀死我们啊！」群众对士兵发出嘘声；四周也纷纷响起相机快门的声音。装甲车随后开始前进。「大胆而紧张的叫喊声」此起彼落，祈祷的声音也愈来愈大。装甲车再度颠簸前进一接着引擎便熄火了。在片刻的静默之后，「群众齐声欢呼鼓掌。塔迪亚将军看着我们，然后转过身去摇了摇头。」不过，威胁并未就此结束。一名存心寻衅的陆战队员站在装甲车上，示意驾驶员再次前进。这次车子猛冲向一排正在祈祷中的修女。「他们不知道要压死多少人之后才会明白我们真的决意不走。」拉奎斯塔回忆自己当时心里如此想着。「从我们四周一直到另一条街的十字路口处，所有群众都开始愤怒地高呼着：『柯拉蓉！柯拉蓉！』好象光靠这个名字以及象征战斗党的L手势就可以挡住倨傲的陆战队员和装甲车。我料想必定要听到惨叫声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装甲车停了下来，引擎也逐渐停止运转。群众又爆出欢呼及鼓掌声。我们再次获得了胜利。车上的士兵对我们怒目而视。现场的数千名群众于是又开始高呼柯拉蓉的名字。」

在整个事件始末，真理电台一直是反对阵营的通讯中心。星期日一早，手持武器的暴徒捣毁了真理电台的器材设备。不过，到了凌晨三点，主播凯丝莉的声音即又出现在收音机上。她说她身在一个称为「海盗电台」的秘密播音站。真理电台一度播出一则对塔迪亚将军的私人求告。电台上的声音说道：「阿提米欧，我是你叔叔弗列德。你婶婶佛罗伦丝和我，以及你的堂兄弟们都在克拉梅营区这里。孩子，请你听我说.......」

在邻接马尼拉南边的加美地省，担任攻击直升机群指挥官的索德洛上校也是真理电台的听众。他说：凯丝莉在星期一大清早就「详细描述了整个事件的发展状况。我听了很觉伤心。」索德洛遵照命令而开始进行攻打叛军的准备行动。一面下令机组人员展开戒备，一面叫人装载额外的枪枝与弹药。不过，他和手下十六名飞行员并没有依照命令飞往波尼法乔古堡，而是飞到克拉梅营区上空。索德洛回忆道：「我们在克拉梅营区上空盘旋了一周，然后我的飞行员便放下轮子，减缓速度，准备降落。这时现场完全失控。螺旋桨虽然还未停止旋转，群众却全部涌上我们四周。他们不断欢呼、跳跃、相互拥抱。记者纷纷把麦克风塞到我面前。我只想说我们秉持了良心的指引。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至少这一次，我想为我的国家做一个决定。」

索德洛投诚让叛军取得了保卫两处营区所需的火力。星期一，直升机群整天都不得空闲。先是对马拉坎南宫四周开火以示警告，接着在维亚莫尔空军基地击毁三架总统乘用的直升机，然后又为占领官方电视台第四台的叛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另一组叛军人员则占领官方经营的第九台，而切断了马可仕从官邸里发出的广播。若干连政府军的搜索突击队试图从后门接近电视台，却被一名身穿白袍的牧师所带领的祈祷群众挡住去路。人群中有一名学校老师趋前与士兵握手，其它人则拿出甜甜圈、柳橙汁及汉堡与他们分享。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柯拉蓉从宿雾返回马尼拉后，不理会安全人员的反对而决定到埃德罗桑大街去探视示威群众。她对安全人员说道：「听好，这是我的决定。你们如果不带我去，我就自己走。」她在现场看到的，即是她号召人民投身非暴力运动的成果。她后来说道：「埃德罗桑大街上那群民众令我深感惊讶。那和一般集会或政治会议完全不同。他们是以生命作赌注。」

「他的气数已尽」

里根政权采取暧昧不明的态度静观事件发展。美国早已派遣备受尊崇的外交官哈毕前往菲律宾探寻事实真相，以评估马可仕政府的寿命。哈毕完成任务返国之后，心里虽然认定马可仕已经完蛋，却也对国务卿舒兹及国防部长温伯格说道，如果美国示意马可仕紧握政权，「他仍会撑下去。」他们认为马可仕一旦被逼到墙角，便可能对叛军发起攻击，而引起流血冲突。同时他们也担心叛军会寻求暴力反击。在这种情势下，要预知马可仕华府会支持什么样的行动，端视总统里根的决策而定。里根及其夫人南西与马可仕夫妇首次见面，是里根担任州长期间到菲律宾的一趟访问之行上。里根一方面受到盛大招待，另一方面又对马可仕坚定反共的态度深有好感，因而与马可仕关系甚为友好。马可仕应会听从里根的意见。

星期日在白宫一场由总统主持的关键会议上，参谋长里根力挺马可仕，声称柯拉蓉担任总统「会为共产主义敞开大门」。哈毕不以为然。他指出：「马可仕的时代已经结束。」舒兹则说得更为露骨：「没有人认为马可仕能够继续掌权。他的气数已尽。」白宫于是发表一份声明警告马可仕避免流血冲突，否则所有外援将遭到断绝。美国国务院私下透过驻马尼拉大使与菲国总统府展开会谈，示意马可仕「时间到了」，同时也保证让他平安离开菲律宾。南西·里根在电话上向伊美黛保证他们夫妇俩会在美国受到欢迎。

不过，冥顽不灵的马可仕却排拒了这一切提议，而在电视上公开亮相，驳斥他逃亡海外的传言，同时坚称政府仍然在他掌控之下。马可仕声言道：「我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不过，他话还没说完，第九台就停播了。马可仕随后以电话联络恩里列，提议成立一个把柯拉蓉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但恩里列予以拒绝。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里根总统发布一份公开声明敦促马可仕下台：「试图以暴力手段延续现任政权是无效的。」不过，直到当天午夜，马可仕与里根亲信参议员拉梭特通过电话确认该份声明的真实性之后，他才真正相信自己已经丧失了美国的支持。拉索特对马可仕说：「我认为你应该当机立断，而且要断得一乾二净。我认为时间已经到了。」

同一天，反对阵营的诸位领袖怀着必胜的信心——即使进行街头运动也在所不惜——齐聚于菲律宾俱乐部，决议废止先前国民大会宣告马可仕当选总统的文告。新通过的文件《人民决议》正式宣告柯拉蓉与劳罗胜选。这份文件共由一百五十名公民签署，其中包括国民大会里的八名反对党议员，以及罗慕斯将军。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柯拉蓉一手放在由艾奎诺母亲所持的圣经上，宣誓就职成为菲律宾总统。她提名恩里列为国防部长，罗慕斯为军事参谋长。一小时后，马可仕依照原定计画于马拉坎南宫举行就职典礼，而在数千名手持国旗的支持者面前自行宣誓就职。他的支持者齐声高呼「戒严，戒严」，犹似镇压行动依然可行。这场由官方电视台现场转播的典礼，在马可仕念诵誓词之时，转播即遭到切断。他权力的最后一点亮光，唯一的一道电视讯号，也就此熄灭了。

结局来得极为迅速。柯拉蓉拒绝马可仕留在国内避居吕宋岛北部的要求。当天晚上，这位大权尽失的独裁者在妻子。家人及亲信的陪同下，由美国直升机载送到克拉克空军基地。第二天一早，马可仕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飞往夏威夷，展开流放生涯。八年后，新任美国总统柯林顿在罗慕斯总统的邀请下来到马拉坎南宫，并推崇菲律宾人「领导了民主复兴的世界潮流」。柯林顿指出，这股潮流始于罗慕斯及其它人士「为了争取民主而自暴于危险之中......最后在柯拉蓉总统非凡的人民力量运动中获得成功」。两年后，年庆当天，一万名菲律宾民众在马尼拉市中心举行游行，并且聚集于艾奎诺的雕像下以示庆祝。三天后，四百名「马可仕死忠份子」在马尼拉湾的一片空地上聆听伊美黛演说。她请求上天让瑞士的银行家开窍，好让她拿回存在那里的四亿七千五百万美元。解放的日子长存于大多数人的记忆之中，独裁者的不义之财则不会有人记得。

菲律宾人民三年来反对腐败统治者的抗争运动，在一九八六年二月的那十八天中达到了高潮。民众不但占领了首都的公共中心，而且不发一枪一弹就降服了政府的部队。他们直接采用的反击力量，纯粹就是一般民众的勇气与灵活反应，而名副其实地赢得「人民力量」的称号。

二十世纪里大多数推翻专制政府的群众运动，都曾经获得合法竞逐权力的机会，但不是每个运动中的反对阵营都懂得善用这项机会。以菲律宾而言，马可仕掌权十八年后，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因谋权过极而招致失败；导火线则是因为他或他的手下谋害了他主要的政治对手。此举不但未能消除潜在的威胁，反而制造了一位激起人民抗争决心的烈士。杀害艾奎诺的举动，造成天主教会、马尼拉企业界，以及自由派、温和派、左派等各种不同立场的政治人物都一同对政府感到失望，致使反对阵营迅速团结。若没有这起事件的催化，反对阵营必然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集结。

接着，在企业领袖以及华府要求选举公正的压力下，马可仕又矫枉过正地准许成立一个投票监督机构，以致后来政府难以操纵选举结果。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中，反对党候选人的言词与形象--遇害领袖的遗孀——塑造出一种对比强烈的选择：谋杀民主还是复兴民主，侵害人民的暴力还是人民的胜利。政府采用的策略于是变成了耻辱。反马可仕的运动是继美国民权运动及波兰团结工联兴起以来，二十世纪里受到国际传播媒体全程报导的第三大非暴力运动，而且媒体也把菲律宾人民对政府的疏离感传播给了世界各地的阅听大众。不过，媒体的影响力在菲律宾国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马可仕和贾鲁塞斯基以及皮诺契特不同，他向来都利用电视精心塑造自己的形象。因此，在双方激烈争斗之际，他－旦失去对政治影像的独占权，他的权威也就立即衰减了。有两个备受敬重的机构能够把权威转移到反对马可仕的人士身上。在一个八成人民皆为天主教徒的国家里，教会明确支持反对运动的非暴力策略，并且鼓励人民走上街头。菲国武装部队及国防部长的适时叛变，不但是二十世纪里士兵背弃独裁者而投向群众运动最鲜明的例子，也粉碎了马可仕使用暴力的能力。不久之后，他就只剩下华府的朋友，而且他们也不反对菲国人民要他走的呼声。

一九八六年发生在马尼拉的事件，与四十二年前在圣萨尔瓦多发生的事件颇为相似：一九四四年间与马丁尼兹作对，并且藉由全面罢工掌控公共生活的学生、医生，以及商界人士，以行动向军方及政府官员证明马丁尼兹已经没有稳定与管理国家的能力。至于和马可仕作对，并且拒绝接受造假之选举结果的家庭主妇、牧师、工人，以及商界人士，则向军方及马可仕的外国支持者证明他已不再拥有掌控事件发展的能力。一国的统治者不论是军事强人还是腐败政客，只要丧失了镇压力量以及人民的认同，就不可能继续保有权位。

菲律宾的事件发展和萨国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在最后一刻之前，大多数菲国人民及外国观察家依然认为叛乱运动不可能推翻马可仕。专制统治者面对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特殊弱点，在不懂得其运作方式及个中影响力的人士眼中，向来隐而不见。那股力量一旦获胜之后，原本认为该位统治者无可匹敌的人士通常会转而采取另一个同样谬误的看法：认为他其实不堪一击，以致连非暴力运动都能够推翻他。非暴力制裁的力量也许不如否决的力量，却已足以把马可仕逐出历史的舞台。

从俄国民众一九○五年的冬宫游行，到甘地一九三一年的海滨游行，到波兰民众在华沙胜利广场的集会活动，再到一九八六年马尼拉的人民力量，可以清楚看出反对运动策略的演变。不过，菲律宾人民拥有一项抗争上的优势，是俄国人、印度人，以及波兰人等其它非暴力抗争运动者所缺乏的：他们拥有对于过往民主的记忆。在二十世纪初期，反抗暴政或外来统治，是寻求自决的群众运动的主要动机。不过，到了二十世纪晚期，成千上万的民众之所以涌上街头，已不再只是为了终结邪恶的政权——而是为了取得或捍卫民主。菲律宾人早就有了公民社会。他们只不过是加以运用罢了。他们早就知道孰对孰错。他们只不过是付诸行动罢了。

★ 3－11、抗暴行动 争取家园运动 ★

「摆脱」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阿卢莉和一群巴勒斯坦学生在冷冽的浓雾中齐集于比尔宰特大学的校园里。由于周边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的居民不断加入，聚集群众便由十而百、由百而千地迅速增加。到了中午，整个校园和邻近的比尔宰特村街道上都已挤满示威群众。这场抗议活动是在仓卒之间召集而成的，原因是加萨走廊--位于地中海岸上较小的以色列占领区--据报有四名巴勒斯坦人开车经过一处军事检查哨时，遭到一辆以色列卡车撞击，导致车上四人全部丧生。据传这起事件并非意外，而是为了报复不久前一名以人遭到巴人杀害的事件。

对于有这么多人——大多数皆为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在这样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前来参加示威，阿卢莉并不觉得奇怪；奇怪的是，负责维持西岸治安的以色列防卫队（简称以卫队）竟然还没来驱散他们。因为不但阿卢莉居住的拉玛拉以及邻近的比尔宰特向来都是以卫队士兵的活动地区，而且在巴人居多的以色列占领区内，管理单位「民政局」所订定的法规也认定这类集会为非法行为。阿卢莉与现场的同志在潮湿而感觉虚幻的平静气氛中默默等待，心中皆有冲突即将发生的预感。

天黑之后不久，大约五、六点左右，成群的部队便由纵横交错的巷道潜入比尔宰特。这些士兵身穿绿色突击队制服，足蹬黑色沙漠靴，手持加利利自动步枪，一到群众聚集地就开始射击橡胶弹（外层包有橡胶的金属子弹，仅用于击伤目标，但近距离射击亦可致命）驱散民众。过去的示威活动向来都遭到迅速而强大的武力所压制。在以色列占领的二十年间，示威的巴勒斯坦民众最后总是不得不选择退让。

抗议群众散开之后，士兵随即封锁住比尔宰特的联外道路。数十名巴人遭到围捕，但仍有更多的巴人群众坚守阵地并丢掷石块。冲突事件不断发生，直到剩余的示威群众于十一点左右逃进山区才告结束，他们后来也都各自回家。阿卢莉虽未遭到逮捕，也没有受伤，但那天却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里。这一类事件在不久后就演变成了「抗暴行动」（intifada)，其阿拉伯语的原意为「摆脱」——而这也是占领区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巴人反抗行动。

在比尔宰特东南方四十八公里处，较为贫穷落后的加萨走廊里，当地的巴人对发生于军事检查哨的悲剧也有所反应。难民营及村庄均爆发暴动，并且迅即扩散到约旦河西岸。在没有知名领袖的引导下，巴人青年男女便自行在街头上对抗以卫队士兵。有些年纪较小的孩子根本也不曾在先前的示威活动中丢过石块，当然更不可能了解抗争运动的意义。不过，他们丢出去的每一块石头，都代表了巴人长久以来对于以色列占领所感到的挫折感。

巴人青少年与极度精良的以色列部队在街头上起冲突，自然是全球各地的电视新闻不能遗漏的画面。这场冲突事件被称为「牧羊人战争」。。一方是现代化部队，另一方则是只能用随手可得的物品--石块、轮胎、挑衅的言词——当作武器的平民。外国新闻媒体蜂拥至耶路撒冷及特拉维夫。在抗暴行动爆发之后的三个月里，美国三大夜间新闻节目报导这项事件的秒数全都比其它新闻要多，包括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高峰会议的新闻也屈居下风。

这些报导大多把焦点放在抗争期间各种暴力行为的耸动画面。至于因以色列占领而深感羞辱的巴勒斯坦人在抗争运动中出现的心态转变，则较少受到报导。除了常见的军民之间石块与催泪弹齐飞的画面之外，在动乱的表象之下，也有巴勒斯坦人以不采用暴力的方式稳步对抗占领行为。他们采取的作法就是尽量减少巴人对以色列的依赖。抗暴行动是巴勒斯坦人追求自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而对于企图在运动中摒除暴力的人士而言，暴力却经常不请自来。不过，抗暴行动对事件发展所造成的冲击，大多均来自于不曾动过拳头的巴勒斯坦民众。

阿卢莉在那个雨天的经历，后来随着巴勒斯坦民众拒绝接受他们认为不具合法性的以色列占领行为，也就发展成为自力组织及不合作运动，另外也包括激进的反抗运动。一方面，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在街头上大肆制造动乱，又烧轮胎，又堆路障；另一方面，其它的巴人民众则利用日常生活的工作及工具为抗争运动开创新方向。他们设法突破占领军的围堵，以主动的作为形成一股源源不绝的力量，而藉此摆脱过去的僵局。

一片土地，两个国家

甘地在南非展开律师生涯的时候，巴勒斯坦原本住有五十万名阿拉伯回教徒、一小群基督徒，以及约五万名犹太人。其中犹太人大多居住于耶路撒冷城里或邻近地区。在宗主国奥图曼帝国的安排之下，这块土地以农耕为主，而且完全与西方隔绝。不过，在加彭神父发起冬宫游行的八年前，于瑞士巴塞尔举行的首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却宣称巴勒斯坦有朝一日将成为犹太人的家园，让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得以重聚于这块土地上，就此挥别千年来所遭受的迫害。

在往后的二十年间，欧洲的犹太人领袖为复国运动大力募款，随后犹太人民众便陆续向巴勒斯坦移民。不久之后，犹太移民与当地的阿拉伯人就开始发生冲突，其中部分阿拉伯人也知悉犹太人立国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图曼帝国解体，英国随即于一九一七年接管巴勒斯坦，同时发表〈贝尔福宣言〉，鼓励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并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终极目标——尽管英国先前为了寻求麦加的守护者侯赛因协助对付奥图曼帝国，曾经许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

在往后的三十年间，犹太人移民依旧持续不断。而希特勒于一九三○年代在中欧窜起之后，犹太人更是大举移民到巴勒斯坦。到了一九三七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成长至四十万，巴勒斯坦人的人数优势也随之消失。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大屠杀的惨剧揭露于世，因此也就促成世界各国对犹太人建国的支持。一九四七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新成立的联合国于是提议将其划分为两个国家——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各自成立一个国家。犹太人领袖接受了这项提议，但巴人却予以拒绝。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当地的犹太人宣布以色列正式成立，而使犹太人建国运动达于高峰--不过，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立即联手支持巴人权益，而与以色列爆发战事。以色列战胜之后，取得的土地远大于联合国计画中的安排。约十二万名巴勒斯坦人留在以色列占领区内，其它人则分别逃往各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及村镇，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及新成立的约旦。如此一来，以色列不但受到敌国环伺，本身内部也存在一群为数不小的巴人少数人口。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以色列一举一动皆以自身安全为最高考量。一九六七年，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秘密准备对以色列开战。以国于是发动先发制人的闪电攻击，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以色列这场胜利的收获包括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埃及的加萨走廊，以及数十万名巴人。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中虽然有少数人移居邻近国家，大多数却都待在原地，自信满满地认为这块现在称为占领区的地区应归他们所有。以色列是他们建国之路上的唯一障碍，一个庞大而难以跨越的障碍。

在这种挫折之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运动随之勃然发展。另外，阿拉伯国家为了推广并掌控巴人建国运动，于一九六四年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在占领区内的影响力也日渐上升。一九六九年，头发灰白、身材矮小的阿拉法特出人意表地成为巴解领袖。他先前曾经是游击战组织「法塔」的领导人。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之下，巴解以巴勒斯坦流亡政府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巴解旗下共有两万三千名活动人士、教师、医师等各种人员，一方面必须募款维持运作，另一方面也必须争取民众支持以保有影响力。不过，与巴解相关的各种派系却也选定以方目标发动军事攻击，另外也从事或支持恐怖攻击行动。阿拉法特虽然持续处于流亡状态，而且外形也不讨喜，他却成功博取了世人对巴人建国运动的关注。

「奇耻大辱」

一九六七年之后，巴人的命运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又更加紧密相连。到了一九八○年代，尽管巴解拒绝承认以色列有存在的权利，有些巴勒斯坦人却甚至还领取以国的退休金。西岸及加萨走廊每天都有约十五万名巴人民众在天亮之前出门，然后跨越分隔以巴城镇的「绿线」。巴人民众大多通晓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他们在以色列工作纳税，回到绿线范围内又必须接受民政局的管辖。占领区内每天皆有约一千两百名以卫队士兵在此维护和平。他们驻守于绿线沿线为数众多的检查哨，负责查验巴人民众的证明文件。

以色列人口随着移民涌入而大幅成长，因此，以人便把开发新市镇的主意动到占领区上，反正这块土地在他们心目中原本也是属于他们祖先所有。于是，政府便强制征收约旦河西岸的建物以及地下水供犹太移民使用。就经济面而言，占领区的管理花费不多，只需要一小支部队负责控制，而且投资报酬率极佳。同时，巴人劳工以及一般民众顺服的态度，也是维系该报酬率于不坠的必要因素——但抗暴行动却会危及这项条件。西岸与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散居在数百个难民营里，以及众多村镇和少数较大的城市里，诸如加萨市以及纳布勒斯（Nablus）。另外还有一大群巴勒斯坦人聚居于耶路撒冷东城的穆斯林区。这个地区数十万名民众的生活，因道路设施及耕地的缺乏而颇为困苦。失业情形严重，教育程度高的巴人尤然。巴人大学毕业生中，只有八分之一能够学以致用。加萨的情况更是艰苦。。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一千七百三十人，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抗暴行动会从加萨爆发再扩散到西岸各地，显然不是巧合。

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苦之外，巴勒斯坦民众又因生活情况难以改变而备感精神上的压力。在每天早晨进入以色列工作的数千名巴人里，有几百人于天亮之前就得抵达耶路撒冷旧城区，在某一名记者称为「人力市场」的地方排队。需要工人的以色列包商会开车到队伍旁，对排队的劳工说明工作内容——通常都是砌砖、掘地，或者铺柏油——然后再提出时薪。如果这些劳工觉得条件合理，就会前往工地，而工地通常是犹太屯垦区。一名巴勒斯坦劳工对一名记者透露道：「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帮他们建设他们的国家吗？这真是奇耻大辱。虽然这么做会让自己两面不是人，而且你也知道这是违背自己同胞的行为，但你还是得填饱肚子。」

实际上，巴勒斯坦人虽然认为以色列的占领是造成他们经济弱势以及法律地位低落的根源，许多巴人的所作所为却是在资助占领行为。巴人的薪资总体而言均较以人为低，缴纳的税率却较高。他们尤其痛恨以国政府对占领区内各项商品及服务所课征的百分之十五加值税。不过，商品虽然昂贵，货物流动至少还颇为自由。,人口移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举例而言，加萨走廊北端的艾里兹（Erez)检查哨就是让巴人备感头痛的地方。他们每天都必须在这里大排长龙接受搜车，并且缴交身分证。他们常说：「我们受到的待遇像动物一样。」

占领区内的公共生活与民间生活也都备受限制。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巴人青年是家常便饭。他们到处悬挂黑、绿、红三色的巴勒斯坦旗帜，或在墙壁喷上政治性的涂鸦，好让以卫队派人四处拆旗，并且强迫居民为墙壁重新上漆。巴人若是遭到逮捕，可在未经正式起诉的情况下拘留六个月。根据一九○七年在海牙以及一九四四年在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制定的国际法，放逐人民以及毁损财产都是受到禁止的行为。虽然占领区的状况已经违反上述规定，但以色列对这项国际法标准却没有一贯地加以遵守。

一九七七年以前，许多巴勒斯坦人及以色列劳工党的成员都认为以国的占领只是暂时性的。然而，比金（MenachemBegin）的利库党于该年在以色列国会赢得多数席次之后，以国政府即示意占领行为有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不是所有以国人民都支持这么做，而且和平组织也开始抗议以卫队在占领区内的行为。不过，以国政治早已陷入僵局。拉宾及裴瑞兹等劳工党领袖对于领土上的妥协方案虽持开放态度，夏米尔及夏隆等利库党领袖却坚决反对。一九八四年大选，由于双方都没能赢得明显多数，两党便被迫组成联合政府。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和谈提议也因此遭到无限期搁置。

一九八○年代初期，巴人心中的怨气导致零星的冲突事件。巴人民众多以石块丢掷以卫队士兵，偶尔也投掷汽油弹。国防部长夏隆以实施宵禁、拆除房屋，以及铲除树木等强制措施处罚作乱的社区。一九八五年，新任国防部长拉宾重申这项「铁腕」政策，并且授权军方单位设置路障，从事搜索、逮捕、放逐，并可拒绝核发家庭团聚许可证。以色列屯垦区则加紧开发，尤其在约旦河西岸。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以色列人已取得占领区几近半数的房地产。这种蚕食鲸吞式的实质兼并行为令巴人深感痛恨。与此同时，总部设于贝鲁特的巴解一方面持续强烈抨击以色列，另一方面也开始展现其民兵军事力量。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同时对贝鲁特进行围攻，以铲除同样立基于该处的真主党及回教圣战组织。巴解被迫完全撒出，而迁至离占领区四千公里远的突尼斯。讽刺的是，巴解流亡至远处反倒促成了一种新型的反对运动。

有些巴勒斯坦人梦想能够不用军事手段，而以平民的力量迫使以方承认巴人的权利。曾经加入法塔而在以色列监狱服刑期间学会希伯来语的胡塞尼，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在以国境内开设讲座，坚持非暴力手段才是达成中东和平的唯一方法。十三年后，他在占领区的组织活动导致「反铁腕政策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委员会与同情巴人处境的以色列人士合作，共同为遭到监禁的巴勒斯坦人争取协助——一如波兰的劳护会，其目的也是在于对遭到波兰政府起诉或监禁的劳工之家庭提供协助。

一九八三年，巴裔美籍心理医师阿瓦德创立「巴勒斯坦非暴力研习中心」，然后花了三年时间骑着机车在西岸各地巡回往返，教导有心人士以非暴力手段反抗占领行为。阿瓦德研究过阿布都·克汗的生平。克汗是生长在印度西北边境的回教帕坦人（Pathan)，他不但积极奉行甘地用以反抗英殖民政府的不合作运动，也把探讨非暴力运动理论的主要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阿瓦德知道，在恐怖活动盛行期间，恐怖份子虽然声称自己是为巴人而战，巴人却是其中的输家。暴力只会带来失败。

不过，扬弃暴力也不代表就只能选择屈从。阿瓦德指出：「我强烈认为，巴勒斯坦人之所以会遭到占领，原因是我们自愿接受占领。如果我们不愿受到占领，我们就必须反抗。」不过，至少就刚开始而言，外在的反抗行为，还不如心理层面的反抗意识来得重要。反抗意识必须要每个人自己做出决定。阿瓦德回忆道：「我们试着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想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自己的内心。一旦他们有渴望自由的意识，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占领区的情势日益严峻。到了一九八七年底，紧张态势已经升高，各种事件也不断把巴勒斯坦人逼向临界点。在一场为期三天的阿拉伯高峰会议上，约旦国王胡笙刻意冷落阿拉法特，不但拒绝到机场为他接机，而且把巴勒斯坦议题完全排除在议程外。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于同一个月举行的高峰会，议程中也不见巴勒斯坦议题的踪影。然后，时任以色列住房部长的夏隆又在耶路撒冷的回教城区租下一间公寓。此举被视为是以国殖民即将在耶路撒冷传统的回教城区进一步扩张的前兆。巴勒斯坦人的顺服也因此告终。

强弱悬殊

二十年后，加萨走廊与约旦河西岸的巴人社区人口已激增至近一百七十万人，东耶路撒冷又另有十三万六千人。除了少数中、上阶级的商人及专业人士之外，巴勒斯坦人大多数均为劳工阶级，而且年纪都不大。一九八八年，加萨走廊五成九人口的年龄皆在十九岁以下，七成七在二十九岁以下。这个世代的巴勒斯坦人大都不曾经历过受以国占领前的生活，因此也都单纯地把以色列人视为霸主。阿拉法特曾经夸口巴人妇女肚子里的「人口炸弹」将会在不久之后让巴勒斯坦人口大幅超越以色列人口。不过，眼前倒是有一项颇具爆炸性的情况。。一群烦躁不安、且无力感日深的民众。

许多人都认为，即使检查哨的车祸事件没有发生，迟早也会有其它事件引发暴动。该起车祸发生于雅巴利亚难民营附近。一名以色列记者曾说，这个位于加萨走廊北端的难民营「极度贫穷、过度拥挤，而且遍地脏乱」。受害者丧礼上的气氛颇为紧绷，而群众回到案发现场之后，即对当地军营丢掷石块。由于以卫队未能恢复秩序，暴动于是爆发，并持续至夜间十一点之后。第二天一早，暴动行为又再次展开。以卫队吉普车开进现场，随即成为汽油弹及石块的攻击目标。暴动消息传遍占领区，而在各地引发抗议活动，比尔宰特亦然。

最感意外的可能是巴解，因为他们从不认为发自占领区内部的运动有可能推展巴人的建国目标。巴解坚持以武装抗争为冲突策略的作法，在加萨走廊及西岸地区的作用不大，原因是以卫队的训练与装备绝对足以压制暴力叛乱行动。此外，巴解的领导集团——组成分子主要为中年政治人物、宗教狂热份子，以及基本教义派人士——对于街头运动也一窍不通。多年来，他们灌输给自己同胞有关抗争的概念与印象，都是突袭、炸弹，以及流血。

因此，抗暴行动的开端如果毫无暴力行为，也就不免令人意外。的确，暴动青年强烈的愤怒是抗暴行动最初的标志，而极端行为总是会引来渴望受人注意之人士的模仿。阿瓦德的非暴力研习中心及以色列的「把握和平」等组织虽然试图指出制造动乱的危险，在街头上进行自发性抗争的青年，却还未能明白这些组织所明了的道理。抗暴行动初期只是一连串见机而起的抗争行为，由一群胸无定见的领导人物散漫无章地加以引导。

不过，对于读过历史或有心观察的人士来说，有许多先例或征兆皆显示。。非暴力运动可能会比较有效。一九三六年，巴勒斯坦人曾为反抗英国统治而发起为期七个月的全面罢工，以致政府、交通、商业活动皆完全停摆。一九八○年代，学生曾经联手阻挡以色列将大学课程及教授任免纳入民政局的管辖之下。此外，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皆持有坚定不移的态度。只要有这种态度，参与抗争运动的民众就能够在承受压力时依然坚守运动纪律。而非暴力运动既然要求人民拒绝与政府合作，压力自然不缺。。巴人哲学家努塞贝估计后认为，以色列占领行为的各项目标中，以武力达成的只有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服从军事统治机关的命令使然。

抗暴行动不但打破了巴人的坚定态度，也改变了他们一味服从的习性。抗暴行动展开之后，他们刻意选用了[intifada]这个词（而不用阿拉伯语中意为起义的词语「thawra」），其中就隐含有摆脱惰性的意义。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显然不会只是一晃即过的突发冲突——不过，如果要对占领行为发起长期抗战，一开始就全力出击不免过于鲁莽。阿瓦德提倡非暴力运动的呼声在过去并不引人注意，但巴勒斯坦人逐渐开始了解采取非暴力手段的益处之后，能够接受他言论的人也随之增多。

几乎从巴人群众丢出第一颗石头开始，抗争人士之间就流传着一套不成文的规定。他们的默契是攻击以色列部队的暴力行为仅能限于丢掷石块及汽油弹，只是抗议群众有时候也会把以卫队发射的催泪弹丢回去，同时伴随着管子以及瓶罐。抗暴行动中初露头角的领导人之所以设下这些限制，有其策略上的考量：由于巴人当中极少有人拥有枪枝等致命武器，因此武装抗争必然会限缩民众的参与；而且，使用火器也只会让以卫队获得动用坦克等重武器的借口。此外，非暴力运动也可能扭转国际舆论，使其不利于以色列，同时吸引世人的眼光，注视以色列残暴的反击行为。如此便可呈现出巴勒斯坦人手无寸铁的弱者形象——一群矢志对抗犹太巨人的大卫。

在这同时，大多数人却也不愿意禁绝暴力。巴人活动份子使用暴力已超过四十年之久，而且他们和其它许多人都认为，暴力是抵抗压迫的必要条件。在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里，解放者向来以穿着战斗服装的形象出现，许多巴勒斯坦民众并且认为非暴力运动的概念过于西化（有些人不信任阿瓦德，因为他不但是基督徒，而且又持有美国护照）。在许多人心目中，不使用暴力就是对武装部队屈服，而占领区外的激进巴人也一心信奉军事行动。「他们试图把抗暴行动军事化。」从初期即为抗暴行动领导人之一的阿洛里说道。

反抗行动展开后六个月，非暴力运动理论家暨实行者夏普指出，「在以色列严厉的压迫行为，包括殴打、枪击、杀人、拆毁房屋、铲除树木、放逐、长期监禁，以及未经审判的拘留等手段的威吓之下」，巴勒斯坦人并未达到奉行非暴力运动的最佳准备状态。尽管如此，他认为即使是有限的暴力行动也会造成反效果。。如此将减缓以色列人民对占领行为支持度的下降速度，同时也会让美国得以不必谴责以色列。他这番话极具先见之明。

在十二月九日之后的首波暴动结束以后，没有人能够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巴解和以色列都对巴人人民运动的速度及强度大感意外，因此双方也都不知该如何应对。唯一明白的是，原本的占领状态已告结束。这不是以卫队能够迅速敉平的短暂动乱。巴人运动策画人士阿布——萨雅指出：「那不是一场叛乱，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传单与领袖

在初期的学生抗议活动结束之后，阿卢莉由于希望更进一步参与抗争行动，于是自愿加入散发传单的工作。当时，散发传单已成为西岸地区协调抗争运动的关键行为。阿卢莉经常不理会家人的责骂，在凌晨三点钟偷偷溜出家门，到预定会合地点去向一位透过中间人传递指示的陌生人领取传单。她必须妥善保管这些传单，然后在她觉得恰当的时机小心发散给邻居。她虽然害怕遭到逮捕，心中的恐惧却因对自己能够参与抗争运动感到的骄傲而得以平抚。

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由「巴勒斯坦部队」署名的首张传单已在占领区内秘密流传。几天之后，另一份顶端印有「2」字样的传单于一月十日出现；这份传单上署名的组织名称为「强化占领区反抗运动全国联合指挥中心」。抗暴行动的群众组织终于有了名字。

一月十八日，第三号传单又出现在街头上，由全国联合指挥中心（联指中心）与巴解共同署名。这份传单呼吁巴勒斯坦「大众」及「劳工阶级」联手中止以色列「工业之轮」的转动。巴解原本完全无意参与非暴力运动；他们多年来的奋斗就是要让巴勒斯坦能够被承认为合法的政治实体，因此他们也绝不愿意把这场反对运动定位为经济抗争。不过，在大众热烈支持的情况之下，巴解即被迫面临加入其中或与之保持距离的选择。－名以色列记者评论道，青少年的抗议活动与组织行动为巴人建国运动所获致的成果，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已经比巴解在三十年间所达成的要多。

巴解虽然在传单上署名，却不曾成为抗暴行动的主要推动力。联指中心的干部皆为巴人青年，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都不满三十岁。许多人认为，占领区的状况虽然不断恶化，老一辈的巴人「名士」却已逐渐满足于现状。联指中心的成员来源极为丰富：占领区里至少有十万名具有政治意识的高中及大专学生，另外还有三万多名曾因反抗以色列而遭受牢狱之灾的出狱囚犯。联指中心的成员对自己的身分都严格保密，以免遭到逮捕。,而领导人既然从这群不知名的巴人民众中拔擢而出，就表示他们一旦遭到逮捕均可随时替换。因此，抗暴行动中不会有名声显赫的偶像。

联指中心也不代表特定的主流意识型态观点，而是结合了各具不同政治及宗教组织关系的年轻人。这些组织都曾在巴解的保护伞下发展，包括法塔、马克思民主阵线、人民阵线，以及共党。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哈玛斯当中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两个宗教团体也参与其中（哈玛斯甚至也自行印发传单，不过其发动宗教圣战的主张与主流的世俗思想并不一致）。

联指中心传单的内容虽带有左派色彩，其中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取向：如同二十世纪许多的人民运动，抗暴行动也以民族自决为其中心原则。巴人的抗争运动并不标榜对社会结构的激进改变。实际上，这段期间最显著的特色不是激进的政治活动，而是巴人传统习俗的复兴。不论是悬挂旗帜，还是对巴人戏剧、诗词，以及服装重拾喜好，总之文化象征是一股强大的号召力，对年轻人尤其如此。

据阿洛里所言，抗暴行动的领导人士极度重视「从事长期性策略思考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让抗暴行动可长可久，并确保......胜利的达成」。他们在聚会上讨论各种反抗方法，其中包括反制以色列镇压措施的手段。,「尽可能让巴勒斯坦民众的日常生活维持在合理状况内」。,如何在整个占领区内从事例如罢工这样的大规模人民运动；以及如何维系抗争运动与全球媒体的关系——以便把巴人建国运动塑造成争取自由的运动。

联指中心的传单经过不断的发散之后，已逐渐成为一般民众的一种指南。传单每隔七至十天发行一次，然后流传约三年之久。以色列情报机构「国家安全总局」虽然极力想要打破传单的印制及发散系统，却徒劳无功。由于印制政治性传单在占领区内属违法行为，因此为了让传单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送到街头上，联指中心的领导人士便利用东耶路撒冷一所位于犹太居住区对面的大型印刷厂。有时达三、四万份的传单在这里印好之后，随即循着一条迂回转折的传递路线，先用车载，再用手送，最后交到像阿卢莉这样的志愿者手上。

传单内容偶尔也会反映出联指中心各派系之间的意见冲突以及相互矛盾。有时甚至会在数天内相继发出指示内容互相抵触的传单。不过，尽管有前后不一的情形，阿洛里所称这些传单对巴勒斯坦民众造成的「神奇影响」，依旧让制作传单的人士备感意外。阿洛里把传单的影响力比拟为引用可兰经的效果。,传播及运用书写文字的能力似乎天生就存在于中东民族的「心理结构」里。

在这样的冲击效果之下，联指中心的传单于是成为二十世纪非暴力运动中规模最庞大的民众教育行动。最初的十七份传单呼吁民众悬挂旗帜、敲响教堂钟声、举行象征性的丧礼、示威活动、游行，以及罢工。传单内容号召民众发起「白色革命」，同时提出二十七种不同的抗争方式，其中二十六种皆不具暴力性质。耶路撒冷一所和平机构从事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只有百分之五至十的传单内容带有暴力手段的指示（然而，《耶路撒冷邮报》里对于抗暴行动的报导，却有一半以上都与暴力有关）。

不过，有些传单的确要求采取「有限度的暴力」。前述和平机构的所长考夫曼指出，有限度的暴力——其定义为：「在不导致身体严重损伤的前提下，以威吓、激怒、造成轻微伤害等目的而使用物品的行为」——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间，使犹太人被杀的人数减少，但其造成的效果却依旧适得其反。大多数以色列士兵都把石块及汽油弹视为激烈武器；而阿瓦德也注意到，巴人青年丢掷石块之后随即会转身逃跑——这种动作与有效的抵抗行动所需的心理状态刚好相反。阿瓦德一再「努力要求这些孩子们不要逃跑，不要害怕以色列人」。此外，拒绝与民政局合作的行为，以及建构巴人自己的制度，才真正有助于对自治的追求；但「有限度」的暴力却转移了大众对这些作为应有的注意。

备受尊崇的巴人知识分子暨耶城《黎明报》报纸编辑席尼欧拉于一月中旬举行的两场记者会上，提出了一套非暴力运动的完整计画。这套由阿瓦德拟订的计画共有四个阶段：首先以拒吸以色列香烟的象征性举动揭开序幕；两个星期后，停止购买以色列的饮料。接着，巴人将对以色列当局拒缴各种税捐；最后，巴人劳工将不再到以色列上工。这项计画的目标包括释放政治犯、阻止以色列钻探水源及扩张屯垦区，以及终结以色列对占领区的「铁腕」统治。

这一切步骤的目的都在于强化反抗精神，并使以色列无法照常行事。阿瓦德说明道：「重点在于权力。这一切作为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挑战以色列的权力，而且......商店何时开门及关门，将由我们决定。」他记得有些巴勒斯坦人甚至试图用不同于以色列官方的时间计时，藉此创造出有别于以国的时区。士兵如果看到有人采用这种计时方式，就会打破那个人的手表。以国无法容忍有人挑战他们的控制权。不过，这就是抗争运动的本质。

席尼欧拉把抗暴行动和其它非暴力运动并陈，而希望抗暴行动能够达成「甘地在印度的运动，以及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所获致的成果」。巴人声称他们和美国南方的黑人一样，在自己的家园里遭到打压，而且未能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力。席尼欧拉与阿瓦德都知道，当初就是美国警方对待民权运动人士的残暴行为，才导致大众对不公的制度产生反感。，因此，他们希望以国民众及世界舆论也能出现同样的转变。

联指中心领袖于一月底会商协调抗暴行动的各项抗争行为，阿瓦德也出席说明席尼欧拉的计画与思想。他希望巴人能够拒绝以国军警查验身分证的要求、不理会警方的传讯、排挤协助以国政府的巴勒斯坦人士；简而言之，就是让以色列用以控制西岸及加萨走廊的基本体系无法发生效果。六个星期后，第十号传单要求受民政局雇用的巴人警员全部辞职；结果，民政局虽然大幅加薪，巴人警员却依然大量辞职。巴勒斯坦人终于采行了印度人对付英国殖民政府的作法，同时也是战时欧洲反抗运动的计画。。直接对他们认为政府用以压迫他们的象征及措施加以反抗。

委员会与乳牛

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成千上万名参与抗争运动的巴人民众都把传单当作行动指示。席尼欧拉的计画在发表之时虽未得到重视，后来的传单当中却有许多指示都是仿照阿瓦德的构想--一面动摇占领的基础，一面积极发展巴人追求自治所需的制度与措施。

阿瓦德曾经提出巴人能够用于削弱占领军的一百二十种非暴力手段，其中包括针对以方各种日常控制活动而设计，同时所有巴人民众均可实行的不合作运动。抗暴行动起初是年轻人的抗议活动，是一场「儿童的抗争」，但后来则发展成全体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这场运动的骨干是一群「民间委员会」所组成的网络——这些组织是在看到社会的需求之后，才针对该项需求而成立。民间委员会存在于每个村镇及难民营里，各自为当地民众的生存所需谋取食物并提供社会服务。不过，这些委员会却因一项目标而结合起来：终止巴人对占领者的依赖。

自从巴人遭到以色列占领以来，就有民间委员会的存在，而且多少具有正式的性质。由于民政局实施的税捐制度、许可证发放办法，以及各种管理规定都极为复杂，以致巴勒斯坦人连做生意或从事农耕等寻常活动都经常受到阻碍。民间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协助民众处理这些问题，同时也对最偏远贫穷的巴人社区提供协助。一九八八年，以卫队为了限制货品及服务的流动而对各村镇展开封锁，当时原本即已存在的委员会——例如妇女工作委员会联盟——随即提高警觉，同时也有数百个新委员会于此时成立，以因应这场危机。

五月，联指中心发表〈不合作运动声明〉，正式厘清委员会的功能，其中包括提供服务（诸如卫生、食物及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从事直接行动（诸如关闭道路及举行抗议游行活动），以及提供支持。六月是民间委员会最辉煌的时期，当时发行的第十九号传单指示所有民众拒绝民政局，而把民间委员会视为人民的政府。

巴勒斯坦医疗救援委员会联盟应该算是最成功的委员会组织。该组织成立于一九七九年，成员涵盖巴人医师、护士、药师、实验室技师，以及其它卫生工作人员。医救联盟曾经成立若干传统诊所，提供巴勒斯坦民众成本价格的医疗服务；不过，流动诊所才是其最为著称的措施。流动诊所是由五至十名医护专业志工组成的医疗小组，负责前往乡下地区及难民营为巴人民众提供诊疗。截至一九八七年为止，运作中的流动诊所数目已达好几百。

对医疗救援委员会的需求在一九八八年大幅升高。当时以卫队在暴动控制上已趋于熟练，并且在占领区内增加了七倍的兵力。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想要迅速瓦解抗暴行动，却又不愿下令杀害抗议人士，于是决定增派兵力但减少开枪行为。在一次不列入纪录的访谈当中，拉宾在摄影镜头前表示，为了降低抗议人士的气焰，他建议以卫队士兵开始「打断他们的骨头」。许多对原本的任务深感挫折的以卫队士兵竟把这句话当真。巴人诊所、医院，以及私人疗养院里于是涌入了数以百计惨遭殴伤的民众。

不久之后，冲突的规模即已超出医救会所能支应的范围，许多伤患也因此未能接受治疗。根据美联社报导，在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除了丧生的人数之外，受伤的巴勒斯坦民众即达约两万人；而在前三个月里，有五分之一的伤患为妇女及女孩（以方共有四百零二名平民以及七百三十名士兵受伤，几乎全部都是遭石块砸伤）。为了因应这项紧急状况，医疗救援志工于是把流动诊所开往遭受封锁的村镇里，并且经常不惜违抗以卫队，有些医疗人员也因此遭到拘留。医救会代表了一种自立行为，即使是最为守法的民众也可藉此参与反对运动。巴人民众因此而发展出来的团结精神，甚至使得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摩擦显得不再重要。阿洛里回忆抗暴行动期间的争端都极易平息——连交通纷争都比往日要少，而且「所有邻居都非常关心彼此」。十年前，波兰人民以集礼行动支持教皇或团结工联之后，随即发现他们喝酒的情形及相互的纷争都因而减少。现在，同样的运动对巴人也是新颖的经验，而他们也在其中发现了同样的高贵情操。

有些委员会则选择采取较为大胆的违抗行为。抗暴行动展开之后一个星期，加萨的商家都把窗板锁上以抗议示威人士所受到的待遇。以国当局于是下令以卫队敲断锁头，并强迫店主站在店内。由巴人锁匠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到各个商店去修复锁头之后，以卫队士兵便又随之加以破坏，希望商家能够因担心遭到劫掠而不得不留下来看顾店面。巴人的对策则是成立社区守望委员会护卫商家。以卫队改变策略而把商店的门窗焊死之后，巴人铁匠随即自愿帮商家开启门窗。这样你来我往四个月之后，以卫队只好放弃惩罚罢工商家的企图。

故意不遵守传单指示、继续开店以借机获利的巴人商家，通常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光是在加萨市内，就有十四家巴人商店因未于规定时间内罢工而遭人纵火烧毁。这样的暴力虽然可能让若干配合程度不高的商家明白到团结的必要性，却也无疑强化了部分外人对抗暴行动的看法——亦即抗暴行动充满威胁性，而非平和理性地寻求改变。

巴人对付「通敌者」的方式更是残暴。巴人领袖对接受以国雇用的巴人警员详加调查，一心想要找出为国家安全总局及以卫队担任过线民的人士。在抗暴行动的前十六个月里，巴勒斯坦人共计谋害了一百九十多名通敌者，以致破坏了世人原本认为主要只有以卫队才会采取不当行为的印象。在每十次非暴力运动当中，只要出现一件残暴行为，巴人希冀向以国人民及世界各国博取的同情就会因而降低。

席尼欧拉于一九八八年一月提出以非暴力手段对抗占领行为的呼吁虽未获得严格遵循，阿瓦德的其中一个构想——抵制以色列制品，而以自耕自制的商品加以取代。却获得了采行。巴人妇女及年轻女子带头开创有别于一般商业活动的家庭经济。许多妇女开始翻松闲置土地的泥土，准备种植蔬菜，而阿卢莉和她邻居里的其它妇女也不例外。她们首次收成的西红柿及小黄瓜数量颇丰，分送给当地的人家绰绰有余。对阿卢莉而言，重要的不是收成量有多少，而是巴人妇女能够从中获得自力更生的满足感。接着男人也随之跟进。

在一次引人发噱的事件中，贝特沙胡若干名村民向以色列的合作农场购买了十八头乳牛，然后在伯利恒开设一座制乳农场。以方得知这项消息之后，国家安全总局及民政局官员便陪同军事总督前去视察这座农场。他们声称农场里的乳牛有危安之虞，而个别加以拍照存证，然后命令农场于二十四小时内关闭。巴人随即把这群乳牛移往一个秘密处所。军事总督于第二天早晨回到这座农场之后，对乳牛不翼而飞大感愤怒。当地教师昆席亚回忆道：「他看起来像是跟丢了十八名恐怖份子一样。」以方出动直升机及数百名士兵到处搜寻，结果发现是由一名肉贩负责看管。这名肉贩表示他将会宰杀这群乳牛，而这样的结果也令总督感到满意。不过，以方于一个星期后派人回来检查的时候，却发现乳牛数目增加为二十三头，原因是其中有五头生了小牛。以方怪罪肉贩行事不力，于是巴人又设法把这群牛移往他处。而这一次，以方就再也没能找到这群牛了。牛奶并非唯一受到巴人赋予政治意涵的饮品。可口可乐因经销商设于以色列而遭到巴人抵制，以致销售量一落千丈；设厂于西岸的皇冠可乐于是趁机接收客源。对以国商品及服务减少依赖的运动也扩展至教育上。由于以色列把巴人学校视为产生异议份子的温床，而在二月之前关闭九百所学校，强迫三十万名学生离校返家。面对以国这项举动，巴人的各个委员会随即开设临时教室，以免学龄儿童在街头上游荡。

在抗暴行动的前几个月里，巴勒斯坦人民证明了他们拥有优秀的示威及组织能力，同时也善于保护他们的社区，使其不必为他们拒与以国合作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过，抗暴行动若要真正对占领行为造成打击，就必须推动远比目前规模更大的不合作运动。在往后几个月里，传单一再呼吁全体巴人加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抗争运动，内容包括商家罢市、抵制活动、拒缴税捐，以及向所有与占领行为有关的机构辞职。在这种精神的号召下，许多巴人于是拒绝以方军警查验身分证的要求，商人也刻意无视于许可法规的规定。第五号传单要求巴勒斯坦人拒绝到以色列人经营的农场或工厂里工作。到了六月，传单上的指示更进一步要求巴人切断与以色列民政局的一切关系。

不过，与占领者完全断绝关系是几近不可能的事。巴勒斯坦人民与民政局及以色列之间有许多无法轻易斩断的关系。以色列与占领区在道路、水管，以及电线的交织下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二十年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就完全解除。尽管如此，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仍然希望抗争运动所造成的动荡能够迫使以国展开政治对话，讨论巴人自治的问题。

宵禁与危机

自力组织以及不合作运动受到巴人普遍实行之后，以色列也跟着加紧瓦解抗暴行动的脚步。二月间，国家安全总局刻意展现实力，逮捕了一名负责运送三万五千份第六号传单的递送人员。巴人领袖随即找了另一家印刷厂，匆匆建立新的传单发送网络。然而，这些领袖却也立刻遭到逮捕，仅有一人得以幸免。所幸联指中心未能袭仿巴解的层级式领导制度，因而能够由其它人接替遭捕的领导人士。这群新任的领袖发行五份公报之后，在三月也遭到逮捕。第三批领袖虽也只撑到四月，传单却未曾中断。然而，拉宾的镇压措施已开始对双方造成不良后果。到了二月，巴人抗议人士遭警棍殴打已是晚间新闻上常见的画面，以卫队并且利用直升机向学校及商店附近的公共区域投掷催泪弹以及氯乙?苯气体（梅斯催泪毒气）。玛加塞德医院一名发言人指出，该院在抗暴行动展开后的前十一个月里，共治疗过四千五百名因抗暴行动而造成的伤患，其中一千八百名即是以卫队施放毒气的受害者。以国士兵痛殴巴人示威人士或者铲平其家园的画面，每天晚上都出现在西方国家的电视屏幕上，而这些国家正是以色列亟需寻求支持的对象。「把握和平」以及新成立的「二十一年」等组织也纷纷出面反对武力。

必须执行镇压任务的以卫队士兵心中原有的自豪与坚毅也逐渐消退。名为耶胥葛渥的以国特种部队，甚至拒绝到占领区内执勤。一九八八年夏，一群在占领区服勤过的士兵代表集体向以国总统荷索表达他们士气的低落。以卫队的达甘将军认为，政府让他的手下陷入了一个双输的处境，致使以巴双方都变得残暴无情，同时不断提高双方对暴力的忍受度。他把这种情形比拟为一个人虽然明知会受伤，却还是一再往没有水的游泳池里跳。他表示，占领区内的镇压行动使他对阿拉伯人心生僧恨，但不是因为他对阿拉伯人有私怨，而是恨意似乎随着暴力而生。

这种在以色列国内普遍存在的反应并非偶然，而是非暴力运动人士刻意促成的结果。阿瓦德记得自己曾「带过许多以色列人到医院去看......以国士兵对孩童所造成的伤害」。这些以色列人看到手脚伤残的儿童之后，不禁「发抖」，心中自问：「我们难道和伤害我们的恶棍......变成一样的人了吗？」阿瓦德目睹抗暴行动造成占领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滋生疑虑，另一方面也提高反抗者的毅力。对运动目标是否具备信心，攸关一方在冲突中是否能够做出良好的选择——二战期间的丹麦人民从来不曾动摇，而纳胥维尔的学生也是一样。

巴人若能减少暴力行为，而展现出他们不为武力屈服的争取自治决心--一如印度人民在达拉沙纳面对英殖民政府暴力相向之时的表现——以卫队内部对以国政策的质疑可能就会更加强烈。抗暴行动领袖原本就希望能够造成以国军方与政府在处理抗争运动的政策上出现歧异，因此，以卫队指挥官沙兰于四月向以国政治领袖指出武力无法解决危机的时候，这项目标似乎眼见即将达成。不过，这段言论虽如联指中心所望发自一名以国重要人士之口，以国内阁却充耳不闻。

阿瓦德提倡的非暴力运动策略认定以色列会被迫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而受到国际谴责，然后巴人即可从中获利。联指中心的领袖也希望以国会在盟国的批判之下而不得不重新评估占领行为的得失。不过，动乱的责任并无法单独归罪于以色列；此外，美国国务院对以国行为的间接谴责，虽是自一九八二年以国入侵黎巴嫩以来用语最强烈的一次，言词之中却也没有对抗暴行动表达任何同情之意。联合国两次表决对以色列谴责案，虽然美国都自动弃权，而且西欧也发出更为强烈的责难，但以国政府仍不为所动。

以国除了必须面临政治上的后果之外，经济上的伤害则是更严重的问题。在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以国在税赋收入、低价巴人劳工，以及占领区内的商品销售等方面上的损失，就高达约十亿美元。而派驻兵力从一万两千人增加到八万人，也使国防支出提高约六亿美元。另一方面，拒绝为以色列人工作的巴人也必须付出代价，因此号召更多民众辞职而牺牲其生计并不算是实际的作法。不过，诸如罢市及拒缴税捐等其它抵制行为若是成功获得推广，以色列的经济损失必然会更大。

不论整体代价为何，以色列人毕竟没有崩溃。相反的，他们还采行了一项对民间委员会特别严苛的[集体惩罚]策略。其中最有效的措施是在村镇及难民营实施的宵禁；任何人只要违反宵禁就可能遭到逮捕。第一个月即有约二十万名巴勒斯坦人受到宵禁措施的影响，而以国在第一年里就实施了一千六百多次宵禁，有时甚至限制各种活动长达数星期之久。抗争运动起始地点的雅巴利亚难民营，就断断续续地受到宵禁管制长达一百二十多天。到了第二年底，已有一百万名巴人受到宵禁管制。就某方面而言，宵禁反倒助长了反对运动，因为所有人既然都在家，传单也就更容易送到民众手上。不过，许多委员会却因为人员无法活动，而导致工作推展严重受阻。

自从占领行为开始以来，坐牢的威胁向来是制裁巴人闹事份子的有效手段。阿瓦德记得在抗暴行动开始之前，巴人心中一直有一个以色列「超人」的阴影：这个「超人」曾在战争中打败所有阿拉伯人，也可以随时把你抓进牢里——你到牢里之后就是孤伶伶的一个人，而且家人也没人资助。这种恐惧致使巴人违抗以国威权的意愿极为低落。不过，抗暴行动改变了这种情形，，巴人在抗暴行动中发现，以色列人并非不可反抗，而以色列人也不是超人。在抗暴行动期间，家人坐牢成了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这表示他的确有采取抗争行为。一旦有人被捕，社区居民就会集体向他母亲致贺，这种心态和甘地秘书的儿子一样，当年他父亲被警方带走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跟在警车后面奔跑，大声叫道他希望爸爸能够至少被关两年。

不过，以国却也毫不吝惜地给予巴人这种荣誉。参加民间委员会最高可处十年徒刑。在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遭到监禁的巴人即超过两万九千人，另外还有八千人遭到起诉。依法上诉的权利也被取消。法庭与监狱皆人满为患。不过，抗争运动在牢里也不曾中断。阿瓦德记得自己坐牢的时候，曾伙同囚友和狱方协商延长户外活动时间。后来，他们得知红十字会即将前来参访，阿瓦德于是要求狱方立即增加他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否则所有囚犯将在红十字会来访的时候脱光衣服，一丝不挂。「他们随即说道，好吧，你们要多久？」

镇压行动的规模扩大之后，以色列国内的异议份子也逐渐增加。最公开的异议活动来自于一个名为「黑衣妇女」的组织联盟。十几名身穿黑衣的妇女，每周固定有一天会出现在以国若干城市的主要路口，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以及海法。她们静静站着，路过的行人及司机则咒骂她们为反以份子、外国间谋，或者异教徒。以国官员无视于各种抗议活动，而持续推行集体惩罚策略。宵禁同时也配合断话及断电措施，以惩罚巴人不缴税款及租金的行为。数百幢房屋也惨遭拆除。

在一次极为严重的事件里，以卫队大举围攻阿尔布勒难民营，以报复当地议会总辞的事件。其时不但电力遭到切断，当地一万八千名居民的食物供给也遭到限制。除非持有特殊通行证以及缴税证明，否则任何人皆不得离开包围地区。此外，高中学生一旦被发现参加示威活动，就不准参加毕业考。尽管如此，难民营里的抗议活动依旧几乎天天举行，参与者晚上都到乡间过夜以避免遭到逮捕。

民政局于一九八八年夏季开始下令把涉嫌担任抗暴行动领袖及煽动份子的人士集体驱逐出境，形成抗暴行动的一大危机。以色列不顾美国反对径行把阿瓦德驱逐出境，声称他是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以卫队不但把橡胶子弹换成塑料子弹，同时也开始大量逮捕民间委员会成员。许多抗暴行动领袖陆续入狱之后，街头上的巴勒斯坦民众也就不再有足以维系非暴力运动进行的策略。于是，老式的巴人领导人物便又再度回到领导位子上。巴勒斯坦人虽然一度有机会能够透过协议获致成果，巴人激进份子——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筹码其实来自于制度的建立以及非暴力制裁运动的威胁——却认为协商无异于投降。因此，获致不同结果的机会也就随之流逝。又过了四年之后，仔细估量过巴人决心的拉宾，才在奥斯陆与巴解展开秘密会谈。

回顾自己家园一连串的动荡，阿卢莉认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之后连续几个月的混乱情况，是「一种独特的革命运动」。巴人反抗人士并未在地上活动中获得实体上的胜利；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明了，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唯有双方都了解武力无法获致胜利，巴人才有可能达成自治；南非得以扬弃种族分隔制度，就是由于拥有这样的理解。不过，阿卢莉说得没错，抗暴行动的确是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怀疑拥有自己的家园是巴人唯一的目标。

一九八九年三月，阿瓦德带领一群拥护非暴力运动的西方人士（包括夏普在内）与巴解流亡领袖在突尼斯会面。「那个星期成果极为丰硕，」他回忆道。巴解内部的军事领袖比政治领袖更了解非暴力运动——因为他们目睹了非暴力运动的成果。阿瓦德指出，巴解人士的用语在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改变；「武装抗争」不再是争取自治的唯一方式。巴人已经了解到，通往解放之路不一定要由愤怒中丢出的石块铺成。

抗暴行动和二十世纪其它的权利争取运动一样，重点都在于争取控制权：巴人比以前更加积极彻底地对西岸及加萨的以国管理机构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同时也极力提升自己的自治能力。以国当局试图压制抗争运动之余，也面临了同期间的南非白人政权在黑人市镇里所面临的抉择：面对一群已不再惧怕威吓的人民，政府当局除非能够继续压抑他们的要求，否则就只能想办法让这些人对自己的命运拥有较大的决定权。

印度人民先前曾以自制食盐而拒缴盐税，以及自织布匹的方式对英殖民政府展现他们不合作的决心，现在巴勒斯坦人也以拒缴税捐、规费，以及拒绝出示身分证的方式减少对占领区以国当局的配合。犹如追随甘地的印度人民，巴人也在许多方面断绝他们对以国的顺从，致使以国政府对四处浮现的压力应接不暇，而无法在所有地区维持控制。各种抗议行动、罢工运动，以及家庭经济活动，只要有助于深耕巴人本身社会的基础，社会各阶层的巴人民众就都乐于参与。

不过，暴力与非暴力抗争手段的交杂混合，虽是在街头上的狂热氛围下所无可避免的情形，却大大削弱了巴人的力量。以国士兵既然遭到攻击，自然认为反击是合情合理的举动。,正如六十多年前鲁尔地区的法军，在面临德国民族主义份子的破坏行动之下，也以升高镇压行为作为响应。套用夏普的话，巴人以暴力攻击以卫队，即是掉入了「以对手所挑选的武器进行斗争的陷阱」。这样的斗争，巴人是不可能会赢的。而且，西方国家对巴人的同情--原本可以转化为对以色列的压力——也因为双方都使用暴力而大为降低。

抗暴行动虽然未能把以国势力逐出占领区，却已成功打破了造成中东地区一个世代以来迟滞不前的僵局。自此之后，巴人建国运动背后的动力便从激进人士与游击战份子转变为人民本身，而建国运动也因此获致了原本所没有的合法性与迫切性。此外，抗暴行动也让多数以色列人民体认到，用军事力量强制约束巴人并无法解决问题，唯有会同巴人一起达成的政治协议，才真正有可能对这块双方共同居住的神圣土地带来长治久安的希望。

★ 3－12、中国大陆、东欧、蒙古民主浪潮 ★

中国大陆——受压制的民主

登高一呼

一九八九年春季，就在巴勒斯坦人拒绝屈服于以色列占领而发起抗暴行动之后不到四个月，北京的学生也摆脱了长年以来对现状的满足，挺身要求中国民主化，而在一夕之间攫取了全世界的目光。

事情起于四月十七日，当天北京各大学的学生齐集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纷纷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置花圈，以悼念刚去世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由于他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对学生异议份子多所容忍，因此在他的葬礼前一连五天，北京出现了许多要求实施民主及终结政府贪渎的示威人士与大字报。在这段短暂的期间里，一项哀悼的举动竟变为挑战国家权力的行为。

对于满脑子抗议思想的青年学生来说，天安门广场自有其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毛泽东的陵墓都位于此地。一个月后，上万名学生及其它民众在仲春时节又再度游行回到天安门广场。他们通过警察与拒马，然后围绕着极具魅力的二十一岁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他在群众面前倡言要求政府加速政治改革、承诺保障人权、开放媒体自由、终结贪污腐败，以及实行真正的民主。接下来的七个星期，就在东欧各国与蒙古陆续摆脱共产统治的前夕，中国各地民众纷纷加入了学生的行列，共同举行一连串游行示威活动，最后在民众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中达到高潮。不过，这场生气蓬勃且出人意表的新兴运动，却随即遭到强力的军事镇压，于是在广场上高声要求民主的人士也就都被送进了牢里。其它国家面对这场民主风潮的反应是争相奋起跟进，但中国却不肯领导潮流。

学生与统治者

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起源于文化大革命之后。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堪称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最严重的恣意破坏行为，摧毁了中国社会从大学以至集体农庄的一切体制。文革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结束之后，中共政权为了重建经济，开始对外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如此一来，至少就表面上而言，阻绝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高墙也就出现了一小道裂缝。不久之后，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一面墙上，年轻的异议份子开始张贴海报及标语要求更多自由。一九七九年，魏京生在「民主墙」上张贴了几篇文章，批评共产党以及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中共当局对此无可忍受，因而将他逮捕，处以十五年徒刑。然而，异议言论仍然在地下沸腾不休，要求改革的文章也广为流传。不过，文章内容只要太过火，作者就会即刻遭到噤声。－九八六及一九八七年间，名医方励之与著名记者刘宾雁皆因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发表「资产阶级言论」，而遭到中共开除党籍。

首先出面违抗政府的会是知识分子与学生，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学生采取政治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有其悠久的传统：公元九世纪，学生群起反抗唐朝；十九世纪，学生也参与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读书人虽在中国传统上备受尊崇，文革之后学生的处境却极为艰困。大学经费缩减，教室及研究室均破旧不堪，宿舍也人满为患。学生对这些情形的不满，在发现官员图谋私利及私相授受的行为之后，更是大为提升。一首讽刺官僚的顺口溜说得极为露骨：「日本的轿车无比昂贵，里头的狗官又痴又肥，人民的血汗一去不回。」不过，学生对政府箝制基本人权的行为更感愤怒。不仅异议言论受到限制，政府也经常干预学生居住及工作的地点——个人问题因此带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学生知道波兰的劳工透过团结工联迫使政府改革的行为，也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放松控制的措施。因此，胡耀邦一旦去世之后——他可算是近年来最具改革意识的中共官员——学生感到的疏离感也就随时准备爆发了。

连续五天的示威以及随后在天安门广场放置花圈活动结束之后，政府随即面临北京市内各大学自四月二十四日起陆续展开罢课的可能性，共党领袖也为动荡情势可能扩散而深以为忧。批判中共政权的传单在街头上大肆流传，要求中共总理李鹏与反对人士进行对话。政府当局于是开始有受到围困之感，深恐一九六○年代末期的混乱情形再度重现。由于中共认为共党本身是社会上唯一能够推行政治行动的部门，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于是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里把示威活动贴上「动乱」及「有计画的阴谋」等卷标。

此举对学生心中的不满直如火上加油，他们也随即于第二天发动迄至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十万多名学生连同四十万名民众游行至天安门进行抗议。在这次活动的鼓舞下，许多学生于是以为他们真能带来改变。他们知道政府内部对于因应方式意见分歧，而且真心认为反对贪渎及倡议自由的诉求能够为政府内部的改革人士提供助力。的确，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本身就支持改革，而且不久之后就表现出他对学生的同情。

在这期间，有四名学生成了民运的领导人物：在官员面前常显狂妄自大的吾尔开希、情感丰富的二十三岁心理系研究生柴玲、二十四岁的历史系研究生王丹，以及来自内地，在部分人士眼中颇具投机性格的李录。他们在背地里相互攻讦的情形似乎是一大问题。在示威民众占领天安门广场期间的一个关键时刻，柴玲在一场录像访谈中表示她「一直看不惯吾尔开希；他不只一次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地位而造成极大的伤害。」他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之所以经常改变，彼此的不合显然是原因之一。

不过，学生的演说极具煽动性。属于维吾尔族的吾尔开希表现得最为抢眼。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首次演说中发表「新五四宣言」——而把这场学运和一九一九年五月谴责日本吞并中国部分领土的著名示威运动巧妙地连结在一起。反对运动一旦能够取得比政府更高、更古老的正当性——一如波兰团结工联结合教宗的作法，以及丹麦人民在德国占领期间重申效忠丹麦国王的举动——便能够取得其对手所得不到的人民支持。

学生领袖在自身言语的激励之下，齐力发动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他们于五月十日带领一万名民众骑乘脚踏车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与总理会面，并且以命令手下的姿态对最高层的官员发表宣言。他们得知戈尔巴乔夫将于五月十五日伴同大群外国记者访问北京之后，便又提高了赌注。五月十三日，约三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绝食抗议，再度要求会见李鹏，同时提出一份民主改革的项目清单。不久之后，上海、哈尔滨，以及天津等各城市的学生也都陆续加入抗争行列，北京自主工人联盟也扬言展开全面休工。五月十七与十八日两天，天安门广场上共有一百万名民众与绝食抗议人士站在一起。

表面上，中共对于事件发展似乎颇为镇定。天安门广场既遭占领，中共领导阶层只好在机场正式接待戈巴契夫；虽然难堪，中共却也容忍了下来。五月十八日，政治局常委前往医院探视因体力不支而被送入医院的绝食抗议人士。第二天，李鹏与学生举行会谈，全程均进行全国电视转播。中共认为自己已经对学生做出了让步。

但在学生的眼中，中共所做的却还远远不够。在这场受到电视转播的会谈里，吾尔开希当场打断李鹏的话，并且指责他以训话而非对谈的方式对待学生，结果激怒了李鹏。这项举动是个可怕的错误。李鹏随即于第二天宣布实施戒严。学生领袖群起抗议，力指他们没有诉诸暴力，同时要求《人民日报》收回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较为激进的学生甚至要求李鹏下台。这种种行为，对于已然放弃协商的中共而言，委实无可容忍。台面下，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而遭致严厉批判，不久即遭撒换，而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替其位。强硬派已准备让这场事件落幕。

民运人士响应的态度并不明确。五月二十七日，吾尔开希与王丹由于担心中共展开镇压，而呼吁学生撒离天安门广场。自任为「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柴玲起初同意——不过，受到激进人士抗议之后，她便与其它人决裂，而支持留下来继续抗议。后来，她在一次情绪激动的访谈中，可能因为不知道有人录像，而坦承说他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

一旦无可回头之后，双方也就开始为最后的对决而准备。中共借口暴民攻击军队，造成数名士兵受伤及一人死亡，而于六月三日派遣三万名没有武装的士兵前往天安门。不过，民众却围成一圈圈的人墙阻挡他们进入。六月四日清晨，一支更为强大的部队发动攻击，坦克车及士兵以实弹突破阻挡而开入广场（这支部队里的士兵多为偏远省份的农民，因此较不会对多为城市居民的抗议人士产生同情）。军队抵达广场后，随即命令学生撒离。大多数人皆遵从指示，而坦克车随后就开了进来，辗毁帐棚以及抗议群众搭建的其它遮蔽物。

由于有许多学生落单，中共于是宣称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一人丧生。不过,有许多人却在抵挡军队进入的过程中惨遭非命。后来，中共的官方报告指出死亡人数共计三百人，机构提出的估计为二千六百人；其它来源的数据甚至有高达一万人者。于是随着他们的鲜血流入北京的沟渠里，一去不返了。

中共对一九八九年的民运之所以大肆进行武力镇压，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天安门事件里看到了反对运动潜藏的力量：反对运动只要有任何足以运作的空间，政府就无法确定反对运动是否会死灰复燃。统治中国长达半世纪的老人政治，经过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后，已经不复存在。中共领导人皆听过父执辈讲述辛亥革命以及军阀混战时期的历史。回顾这样的一个世纪，他们自然渴望稳定。任何对反对势力的妥协，都是极大的威胁。

不过，政府用暴力手段把学生运动打入地下或驱出国外，并不完全是运动失败的原因，因为二十世纪也有许多其它非暴力运动在镇压行动之下依旧能够固守阵地。领导人士的反复不定与分裂猜忌，再加上短视眼前的权力，而没有眼光在正确的时刻运用权力，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过度自信使得学生领袖无心于必要的组织策画工作。他们若能明了争取社会其它部门支持的重要性——交通与通讯部门里的员工、公务人员，以及最重要的警方与军方——他们便有可能固守成果，然后发展出更为广大的抗争运动，而不是局限于天安门广场上，以致政府镇压起来毫不费力。未能事前预估镇压的可能性或是预做准备虽是一大失误，却也让学生能够自由采取他们想要采行的挑衅行动。在毛泽东陵墓对面矗立仿造美国自由女神像的「民主女神像」，这类极具煽动性的举动必然深深激怒中共，但却没有改变任何事实。简言之，民运学生虽然熟知最引人注目的非暴力运动手段——诸如占领公共空间、举行绝食抗议，以及诉诸国际媒体——但他们采取这些制裁行动的决策行为却没有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策略性思考......」。

危机时刻的策略失误所造成的影响，在事件结束后依旧一再回荡不已。中共的镇压手段导致许多人对于权利与民主的追求方式产生错误观念。一九九九年，一名民运人士因为遭到解雇而又无法另外取得工作，于是自称为「六四受害者」；他认为「中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谨慎渐进的自由化。」

即使是个性冲动的吾尔开希，在他逃离中国抵达加州，靠在加油站打工及在餐厅当服务生维生之后，也降低了他的期望。他希望世界各国不要逼迫北京承认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暴行，原因是这么做可能会扼杀渐进的改革。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回到故乡。「我想，如果一切顺利，我五年内就可以回家。如果有状况发生，如果有示威活动以及又一次的镇压，就可能得拖更久。」

不过，这种看法却等于是认同了中共的历史诠释方式。。亦即非暴力运动有引起暴动的危险性，而且追求人权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会对语焉不详的渐进改革造成阻挠。印度的甘地抱有不同的想法；若非如此，他的追随者就永远不可能学会如何动摇英国的统治基础。在非暴力运动的革命力量看似已无可指望之际，总还是会有少数决心坚定的人士不会因遭到镇压而放弃——长期而言，要重燃改革的动力与手段，也就只需要这少数几个人。

到了二十世纪末，一位名叫丁子霖的教授在北京孤军奋战，要求国家检察官调查李鹏在六四事件里所犯下的罪行。一九八九年六月，她曾恳求她儿子不要参与示威。六月四日，他就遭到了政府部队射杀。丁子霖于一九九九年宣称道：「政府对于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极度缺乏人性。他们侵犯了这些人的生命权，却直到今天都还不断地侮辱他们。」她和五月广场母亲会的成员一样拒绝保持沉默。从二十世纪的非暴力反抗史看来，企图封住人民之口的政权下场都不怎么好。

东欧——争取而得的民主

赤潮消退

在中国学生要求民主而遭到中共悍然拒绝的一个月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表示：「任何企图限制国家主权的举动--不论来自于友邦、盟国、还是其它人--都是不可接受的。」藉此说明在波兰的共产政权与反对人士协议放弃专制统治的时候，莫斯科为何没有出面干预。布里兹涅夫主义--亦即苏联绝不允许东欧各国改变共产政体——至此已宣告死亡。才七个月以前，抵达纽约的戈尔巴乔夫不但在街头上获得民众呼喊其昵称「戈比!」以示欢迎，他随后并且在联合国宣布苏联即将自华沙公约各国撒军，此举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听众。尽管亚洲没有这样的发展，至少欧洲共产政权的基础已开始动摇。

数十年来，苏联入侵的威胁——曾于一九五六及一九六八年分别在匈牙利和捷克实现——一直是东欧民主发展的阻碍。反对运动向来透过罢工、地下出版品、摇滚乐演唱会、艺术展览，或者环保抗争等方式表现出来；政治异议活动极为少见。即使是波兰的团结工联，初期也刻意迥避争取政治权力。反讽的是，东欧国家对莫斯科的唯命是从，在克里姆林宫改变思惟之后，反倒成为削弱东欧共产势力的主要因素。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展开改革之后——于一九八○年代晚期逐步开放媒体言论、放宽私人企业限制，以及容许政治竞争——他所采行的「开放」与「改革」政策随即受到其它华沙公约国家的袭仿。

波兰与匈牙利早就有了改变的基础。团结工联在共产统治之外开创了一个生机蓬勃的选择。后来，贾鲁塞斯基将军邀请团结工联协助他稳定国家，也没有遭到莫斯科的反对。匈牙利政府则早在戈尔巴乔夫对异议份子展现宽容之前，就已逐步迈向市场经济了。因此，反对阵营于一九八七及一九八八年向公共场域大举进攻，带领数千名抗议民众走上街头之时，匈牙利政府的反应也极为温和。随后在共党内部取得主导权的改革人士，也无意打压这种转变，而选择采取共同合作的方式加以引导。反对党于一九八九年初次获得合法化，共党领袖也和反对人士于六月协商出举行自由选举的办法。匈牙利透过民众施压、相互对话，以及彼此退让等方式，得以不经暴力就达成了民主。

东欧其它各国的人民也都知道波兰与匈牙利的共产政权已屈服于自由选举的要求。如此一来，各国改革的唯一障碍就只剩下自己国内孤立无援的政权，而这些政权也的确只是障碍。

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即担任东德共党领袖的何内克，毫不隐瞒自己对戈氏政策的反对，同时也全面禁止有关「改革」的苏联书籍。保加利亚的吉甫科夫在位期间比何内克更久，他嘴里虽然讲改革，却没有实际行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统治集团，仍是一九六八年华沙公约入侵行动之后推行残暴的社会「正常化」措施的那一群人。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则在政治警察的协助之下，紧抱着个人的独裁统治不放。这些人不仅冥顽不灵，而且缺乏洞察力，一心以为自己即使没有苏联当靠山，也能够凭着过去的镇压手段抵挡时代潮流。

从他们对城市里公共空间的严密控制，就可看出他们的顽固不通。这种作法阻碍了各种有意对人民展现变革可能性的政治运动。政府无法阻止人民在家中或教堂里聚会分享反对思想，也无法（罗马尼亚可能除外）预防这类聚会发展成为人权组织或其它反对团体。不过，异议份子只要一走上街头或公共广场，就会立时遭到镇压。除了掌控大众传媒之外，控制实体空间也是共产政权采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目的在于把反对运动限制在知识分子及活动人士的小圈圈里，造成其与大众的隔阂。

莱比锡...「我们代表人民」

自从一九八○年代初期以来，数十名活动人士即固定在每周一晚上齐聚于东德莱比锡的圣尼可拉斯教堂，举行「和平祷告」礼拜仪式。这项聚会活动由于隐匿于教堂里，而且又获得谨慎的教会领袖加以掩护，因此并未引起东德共党官员的注意。不过，要求出境权利的抗议人士于一九八八年开始参加这项礼拜，并于礼拜结束后静默地走上街道，在这个残破污秽的城市里游行。他们于一九八九年春打破沉默，一面游行一面高呼：「我们要出去！」不久之后，这些「出境」抗议人士的愿望就获得了实现。九月十一日，匈牙利宣布开放邻接奥地利的边界，从而为封闭的共产集团开启了一道出路。转眼间，上万名东德人民已不断涌入西德。在布拉格等其它东欧城市里，另有上千人争相逃入西德大使馆。不过，有些东德人民却认为他们不只有屈服或逃亡两种选择而已。于是，圣尼可拉斯教堂的抗议活动便转由反对组织主导，并且开始采取直接反抗政府的行动。在九月四日星期一到场的一千五百名抗议民众中，一部分人开始高呼「我们要出去！」之后，其它人随即回以「我们不走!」。两个星期后的抗议活动上虽有一百多人遭到警方逮捕，反对阵营的人数却不减反增。九月二十五日的抗议活动多达八千人，齐声要求迁徙自由以及言论自由。

由于戈尔巴乔夫预定参加两个星期后的东德建国四十周年国庆大典，东德当局于是决定不让典礼上出现尴尬场面。典礼前几天，两万五千名民众手持蜡烛在莱比锡唱歌游行，结果遭到警方放狗攻击并出手殴打。十月七日，在莱比锡、东柏林、德勒斯登，以及波茨坦又有更多的攻击和逮捕行动。政府若无法阻止人民外移，至少也要让留下来的人明白街头上谁是老大。就在莱比锡的下一场周一抗议活动即将来临之际，却有传言指出该城已遭到坦克车包围。示威活动如果不叫停，暴力事件就可能发生；人民担心政府会采取「中国式解决方案」，意指中国政府数月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行为。

莱比锡著名交响乐团的指挥马舒也是心怀忧虑的人士之一。他和手下的乐手当时正在灌录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周一从音乐厅往下看，即可看到抗议群众行经马克思广场。十月七日那天，他们看到当局排出成列的强力水柱等着游行群众前来。两天之后，游行活动即将展开的几个小时前，马舒设法邀请到城里数名共党领袖、一名酒馆红牌歌手，以及一名牧师到他的住处进行会商。他们拟出一份呼吁各方采取和平手段与对话的声明，然后于当天下午在电台上以及圣尼可拉斯教堂的集会上宣读。等到抗议民众抵达教堂的时候，这份联合声明已经传到了柏林。于是，就在示威活动展开之际，有人——究竟是谁并不清楚——及时下令部队撒离。当天晚上，约五万名群众顺利在市内游行，同时一面高呼；「我们代表人民！」

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政府仍以往常的镇压手段因应，但这次民众却不再害怕。他们已从西德的电视上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匈牙利与波兰的变革，以及他们同胞逃往西方的情况。他们知道政府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状态，因此也就大举参与周一的抗议活动。这项运动于是获得广泛的基础，非用庞大武力无以压制。政府当局于最后一刻缩手，任由民众进行十月九日的游行活动。

这场游行成了东德历史上的转折点。十月十六日，莱比锡的抗议群众人数膨胀至十万人，一个星期后更成长到三十万。其它城市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共党领袖或是不愿镇压，或是无能镇压，因而显得手足无措。何内克于十月中旬辞职，其它强硬派的政治局成员也在短短几个星期内被迫下台。新上任的共党领袖虽然承诺进行改革，幅度却仍不足以满足人民日渐升高的要求。群众集会更在十一月四日达到高峰：东柏林出现了五十多万人，而国营电视台也首度进行现场报导。更大规模的街头示威行动层出不穷，政府官员也不断更替。

十一月九日晚上，政府发言人终于宣布东德人民出境不再需要持有特别通行证。几个小时内，数十万人齐集于柏林围墙旁，然后在边境守卫愕然的注视下蜂拥而入西柏林。此后，陆续又有更多的人口外移、更多的抗议活动、共党内纷起的动荡，以及新的改革措施，直到人民于一九九○年三月透过自由选举把共党政府赶下台为止。与西德统一随之成为所有人的共同愿望。于是，由马列主义份子创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如托洛斯基所言那般地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索菲亚... 拋弃专制权力

即使在吉甫科夫的高压统治之下，保加利亚仍在一九八○年代开始出现骚动。俄国虽在一个世纪以前把保加利亚从所谓的「土耳其压迫的伽锁」之下解放出来，现在却已无力继续支持这个附庸国，而保加利亚的经济也呈现欲振乏力的情况。也许是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吉甫科夫于此时开始推行一项疯狂的计画：彻底同化住在保国境内的土耳其裔民众。清真寺一律遭到关闭，而所有土裔人士也必须改用保加利亚人的姓名，否则就必须被留置在收容所内或是遣返土耳其。约有三十万人选择南下，导致保加利亚国内的劳工严重短缺--保国政府也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以致外国投资全部中断。

不同意见仍旧只在台面下暗潮汹涌，而且也仅限于首都索菲亚的知识分子。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对自然环境深感兴趣的年轻哲学家史丹契夫，从BBc及美国之音这两个电台上得知了乌克兰车诺比的核电厂意外。苏联集团企图隐瞒该事件的行为令他大感惊骇。保加利亚在多瑙河上的柯兹洛德威也有类似的核子反应炉。不过，史丹契夫心里明白，唯有在公开社会里让大众自由讨论问题并提议解决办法，环境才有可能获得保护。他和其它想法相同的保加利亚人士共同组成「生态透明组织」，同时开始在鲁塞展开示威。鲁塞由于和罗马尼亚的工厂隔河相对，以致空气皆受到氯气污染。

一场国际自然环境会议预定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在索菲亚召开，生态透明组织的策画人士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诉求。示威人士每天都固定出现在索菲亚市中心的同样地点，高举标语牌谴责政府在环保方面的纪录，同时也以要求开放公众讨论河流改道计画的请愿书寻求签名支持。吉甫科夫第一个星期先按兵不动，然后于十月二十六日派出警察，在各国外交人员以及记者的眼前大肆殴打抗议人士，并有四十人遭到逮捕。

这种作法在过去也许足以制止反对活动，但生态透明组织却不为所动。活动人士一直密切收看苏联的电视，因此知道莫斯科的改革情形远胜于吉甫科夫的空谈，同时也知晓震动东德的抗议活动。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保加利亚政府极有可能自行镇压反对活动，这却是测试政府能耐的绝佳机会。生态透明组织大举卷土重来，而于十一月三日带领五千人走上索菲亚的街头。不过，就在全民反对运动一触即发之际，共党领导集团内的一个派系却抢先采取了行动。吉甫科夫差错连连的政策、内举不避亲的用人方式，以及同化土裔人民政策的重大挫败——这点最为关键--已造成党内许多同志的反感。公然殴打示威人士的行为对政府的形象又是一大打击。政治局内的不满人士至此已忍无可忍，而决定在人民对他们采取行动之前，自己先对吉甫科夫采取行动。十一月十日，吉甫科夫在强大压力下黯然下台，而由外交部长米拉德诺夫接任共党领导。四天后，反对组织纷纷集结于民主势力联盟之下，并且即刻动员大批群众催促政府展开改革。共党人士把党名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然后与反对阵营进行谈判。他们先取消一党专政的统治机制，接着于一九九○年六月举行自由选举。社会党赢得多数之后，组成的政府掌权达一年多之久，因顺应民主潮流而得以巩固权力。保加利亚的共党人士在被赶下台之前，就先拋弃了专制权力的宝座。

布拉格... 众怒汇集

在一九八九年夏秋两季里，布拉格的居民皆可感受到邻国的震荡。许多捷克民众曾经到过波兰，而亲自体验到东欧第一个挣脱共产统治的国家的欢庆气息。他们在布拉格也曾目睹东德民众为了追求自由而不顾一切地涌入西德大使馆。此外，他们的报纸虽然都会过滤戈尔巴乔夫的发言，而且对东欧变革情形的报导不是仅有只字词组，就是只刊登负面消息，捷克人民却仍然能够从BBC、美国之音，以及其它国外管道获得新闻来源。只不过，捷克政府在国内似乎依旧无可动摇。

在一九六八年的华沙公约入侵行动之后，反对阵营仅剩下一小群知识菁英。他们一方面谴责人权侵害情形，另－方面也试图透过地下出版品、另类教育、戏剧及音乐等方式，塑造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他们于一九八八年获得一大群学生加入，反对阵营也因此较为年轻化。这些学生由于没有一九六八年后镇压行动的惨痛记忆，又受到东欧其它地区改革消息的鼓舞，所以勇敢地走上布拉格的街头。

从一九八八年八月以来，布拉格至少出现过七次游行活动。上千名学生与异议份子的公然违抗行动实为数十年来仅见，但除了一次例外，每次游行都遭到水柱、催泪弹，以及成群的警察给驱散。这一次次警民冲突当中的主要争夺目标是温彻拉斯广场，一条宏伟的古老大道，位于布拉格市中心，长达数个街区。这个地点极具重要性：活动人士在这里能够居高临下对数万以至数十万人发表演说，同时这里也是捷克国内象征意义最为浓厚的地点。广场一端是圣温彻拉斯——公元第十世纪的吉卜赛国王暨殉道者，信奉把信仰付诸行动的原则——的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雕像曾经是反对纳粹占领行为的抗议人士的首要集会地点；一九六九年一月，更有一名学生为了抗议布拉格之春的倒退，而在此自焚丧生。因此，若是任由抗议人士占领温彻拉斯广场，他们便可能唤起这些民族反抗运动的鲜明记忆。

柏林围墙倒塌一个星期之后，学生于十一月十七日又试图再次占领广场。当天下午，约一万五千人齐聚于大学校园，参加一场官方许可的集会活动，以纪念遭纳粹杀害的学生。典礼在天黑之后结束，学生接着点起蜡烛，擎起要求成立新政府并举行自由选举的旗帜及标语，然后出发前往费雪拉德。中古世纪的王侯以及文化英雄，包括伟大的作曲家德弗札克在内，都埋葬于该处。他们在那里唱完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国歌之后，便走下伏尔塔瓦河的河堤，大声召唤旁观的路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然后，他们又转往几个街口外的温彻拉斯广场。

他们在途中遭到一群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挡住去路，有些人于是大喊要所有人坐下。这时，一名摄影师爬上一座铝制装置开始拍照，队伍前头的学生则把国旗摊开在他们与镇暴警察之间相隔几公尺的地上，并在国旗周围摆上蜡烛。接着，所有人开始齐声要求警察撒离，让他们前往广场。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警方以扩音器警告群众立即回头。不过，前面有几千人却已经受到另一群从后方进驻的警察截断退路。他们在前后夹攻的情形之下无路可逃，只能任由两端的警察步步进逼，不论男女老幼皆惨遭殴打践踏。

舒瓦蒙特洛娃回忆道：「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士兵逼我们靠在墙边，以腾出空间让他们殴打手无寸铁的学生。」随着警方不断进逼，抗议群众也就挤成一团。「我从来没有过那么强烈的恐惧感，因为只要有人跌倒，一定会被群众践踏而死。」后来，她终于发现一条逃生路线：一道通往另一条街的狭小走道。不过，两旁仍然站满了牵着德国牧羊犬的警察。她和其它人在路旁的警察不断出手殴打下，一起穿越了这条走道。然而，走道另一端却又部署有特种部队。事件结束后，受伤人数共达两百多人。

那天晚上，学生并未能够进入温彻拉斯广场。不过，他们虽然受伤流血，却没有低头认输。警方残暴的攻击行动正好给了他们足以激起民众反对政府的理由。不过，由于官方媒体仍旧受到严密控制，因此把消息散播出去就成了关键所在。学生于周末期间四处前往民宅、校园集会，以及戏院，向布拉格的居民诉说他们的遭遇。他们当场播放示威活动及警方暴行的录像带，也在墙上黏贴传单谴责暴力并号召民众罢工。西方的广播电台也报导了事件经过。由于反对阵营在下一次的抗议活动中动员了更多民众参与，以致提高了政府维持公共秩序的难度。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十万多名群众挤进了温彻拉斯广场。他们一同拿起钥匙圈晃动出声，齐声高呼政府大限已到，并且挥舞标语要求政治自由——警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他们。第二天，随着更多人前来，这场集会的组织状况也跟着提升。现场架起广播系统之后，新兴反对组织「公民论坛」的领导人——包括资深异议份子哈维尔在内——也就能够对这群为数庞大的群众提出诉求。抗议活动的规模随着一天天过去愈趋庞大，并且扩散到其它城市。同时，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大。整个情势就像是民众自己召开了一场超大型露天全国大会，而且没有遭到政府阻挠。害怕政府报复向来是吓阻民众参与反对活动的主要因素，但这种恐惧已经日渐消退——如此一来，共产统治原本可靠的控制机制也就不再有效。

先是报纸开始报导这些造成全国动荡的集会活动，接着电视也随后跟进。政府对公共空间及大众传媒的独占势力已遭打破，共党本身不久之后也跟着出现了裂痕。改革人士不但赶走强硬派份子、提出改革方案，同时也和反对阵营展开「对话」。不过，和东德一样，这些改革措施都幅度过小且时间太迟。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场为时两小时的全国罢工抗议活动，证明了反对运动不只是布拉格的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小型运动。唯有由非共党人士于十二月十日领导成立的联合政府，才满足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弃守温彻拉斯广场的共产政权，最后连治国大权也只得拱手让人。

蒂米什瓦拉与布加勒斯特... 流血与挫败

截至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各个前苏联盟国都已在民间运动或掌权的改革人士推动下而转型，罗马尼亚是唯一的例外。在贫穷落后的共产国家中，罗马尼亚是最为野蛮的一国，原因是该国统治者西奥塞古为了制造个人崇拜，不惜牺牲一切文化传承。他下令拆除大半的布加勒斯特古老市区，另行辟建一座以他为名的大广场，以及供他亲属使用的宫殿；还有给一般民众居住、丑陋不堪的水泥公寓大楼。他手下的秘密警察握有罗马尼亚境内每一部打字机的打字样本，以便追踪任何非法印刷品的来源。他并强迫妇女不定期接受妇科检验，再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怀孕妇女生下孩子，以期提高人口数目。他对重工业以及偿还外债的偏执，更是造成了「电力短缺、粮食短缺......穷苦的人民、急遽攀升的婴儿与产妇死亡率，以及整体衰败」的副作用。有人于是称罗马尼亚为「欧洲的衣索匹亚」。

西奥塞古实行的新斯大林主义，在他巧妙利用美苏敌对态势的操作手腕下，得以免于受到国际制裁。他一方面迎合尼克森总统，另一方面平抚莫斯科的疑虑，同时也严厉压制国内的抗议运动。波兰于一九七○年爆发罢工运动之后，他随即鼓励劳工讨论成立官方工会，遏阻罗马尼亚的劳工抗争活动。不过，一名石化工人却因写信提议成立独立工会，而遭强制监禁于精神病院里。一九七七年，矿工发动罢工行动，并要求西奥塞古亲自接见罢工代表。西奥塞古从善如流，同时当面答允他们所有的要求。一个月后，罢工领袖纷纷失踪，协议也跟着撒销。在接下来的九年内，又发生八次劳工抗争事件。一九八六年，特兰西瓦尼亚一场抗议面包配给额缩减的罢工活动造成政府让步，接着有二十五人失踪，然后政府的让步便又再度取消。一九八七年，两万多名工人在布拉索夫示威，并且捣毁地方党部大楼；结果在军队进驻后才得以恢复秩序。

在西奥塞古的统治下，罗马尼亚成了贫民窟，该国劳工也成为一股虽受压抑但反抗意识高昂的不满势力。不过，罗马尼亚直到一九八九年却都还没有真正具有实力的反对阵营——原因是任何能够发展组织的空间都遭到彻底压制。然而，西奥塞古虽然认为戈尔巴乔夫在邻国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对罗马尼亚不会造成影响，他的反复无常及一意孤行却造成军方不满，许多政府人士也因此视他为眼中钉。他们现在只需要有个发难的借口。

这个借口终于在十二月于蒂米什瓦拉出现。蒂米什瓦拉是位于罗马尼亚西部边境的一座城市，居民组成复杂，含有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吉卜赛人，以及塞尔维亚人等各种不同民族。当地的中心人物托克斯是改革宗教会——广大匈牙利少数族裔的专属教会——的牧师。他曾甘冒受惩罚之危险出言反对官员的滥权行为——他甚至曾上匈牙利电视台谴责政府拆除老旧村屋另建「合理」住宅的计画。政府因此下令他在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五前离开蒂米什瓦拉。托克斯断然拒绝，照常主持礼拜。

他在期限前的星期日向教区居民说道：「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接到了政府的驱离命令。我不会接受这项命令，因此他们会把我强制带走......恳请各位下星期五共同来亲眼目睹驱离情形。请大家一起来，保持心情平和，但请用你们的眼睛作证。」他并未预期会有太多人前来，但星期五下午却出现了近一千人；其中有些是匈牙利人，其它则是把捍卫托克斯当作抗议手段的罗马尼亚人。他们在教堂四周围成人炼，从当晚守到隔天，共同阻挡军警进入。

随着群众人数渐增，他们的要求于是逐渐出现政治色彩，而场面也转趋混乱。有人大喊「打倒西奥塞古」，也有冲突行为出现。不过，冲突行为据信是政府卧底人员企图引发暴力而刻意造成的。一群民众闯入地方党部；另外也有人以石块丢掷士兵，士兵则以水柱、催泪弹，以及棍棒响应。军队于星期日占领全市而掳获托克斯，然后奉西奥塞古的命令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近百人死亡。

和保加利亚、捷克、东德等国统治者不同的是，西奥塞古对流血镇压毫无顾忌。不过，蒂米什瓦拉的屠杀行为造成的后果却适得其反。该市居民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依旧持续抗议，同时也开始进行全面罢工。情势在屠杀事件之后的第三天出现改变：陆军部队开始公开与抗议民众友善往来。到了周末，部队已完全撒离，蒂米什瓦拉转由反对人士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接管。透过国外电台的报导，罗马尼亚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听闻了蒂米什瓦拉的消息。而在新闻报导对死亡人数的渲染之下，动乱也逐渐扩散到其它城市。

一群高阶共产党员在几个月之前就已暗中组成了反对组织「救国委员会」，但抗议民众对此却一无所知。布加勒斯特受到示威民众围困之后，西奥塞古随即要求国防部长下令对民众开火。国防部长悍然拒绝，而后举枪自戕。他的自杀行为促成军方背离西奥塞古，于是敌对的部队便在首都内相互开火。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群暴民闯入中央委员会总部，把西奥塞古赶了出去。圣诞节当天，西奥塞古夫妇在简短的审判后随即遭到枪决，电视并且播放出他们尸体的画面。「救国阵线」这个新组织即刻接掌政府，但其领导人却是资深共产党员。如同菲律宾的情形，罗马尼亚人民自发性的街头运动是促成改变的动力，而军方也证实无意保卫独裁者。不过，由于没有足以引导事件发展方向的民间运动，新的专制统治者也就趁机介入，并以纷乱四起的暴力冲突作为掩护，而一把抓取国家大权。蒂米什瓦拉的抗议群众所引发的危机，虽然推翻了一名暴虐的统治者，但在一九八九年间，罗马尼亚却是东欧唯一在共产政权瓦解之后未能立即步入稳定民主的国家。

一九八九年间东欧大多数地区发生的反共革命运动，其转折点都出现在和平示威的群众企图占领城市街道及广场而与军警正面对抗的时刻。城市的街道与广场是战略要地，因为这些空间可以用来动员及煽动群众，是反对运动出发的起点——这就是为什么专制政权向来严禁异议人士占用这些地区。不过，反对团体说服成千上万名普通民众加入抗争行列之后，也就打破了政府打压他们的企图。政府暴力相向的行为不仅没有导致民众心生恐惧，反倒令他们因愤怒而产生不怕死的勇气。国家暴力原本的目的是要压制反对势力，结果却反而挑起了反抗意识。

抗议活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引发公众危机，此时政府即必须选择进行大规模镇压或是让步妥协。东德与捷克的政府发现群众控制措施不再有效之后，就转而进行协商。强硬派份子知道苏联不会为他们提供筹码，而且也不太信任自己手下的军队。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共党内部的派系则利用动乱打击对手，并且趁着反对阵营还未成气候之前攫取权力。不过，不论在哪个国家，公开采行非暴力制裁行动都赋予了私领域中个人追求改革的力量。

数十年来，世人一直认为东欧所有的「沦陷国」都在暴君或执政党的紧紧箝制之下脱身不得。然而，它们却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纷纷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者。苏联部队虽然不再会挥军向西强迫共产盟国维持结盟身分，各国政权却仍有其镇压能力。根据夏普所言：「所有专断的菁英份子及统治者，其凭借的权力都来自于他们统治下的人民与社会部门的合作。」东欧的共产统治者如果以为他们真正的权力来自于手下的军警，他们必然会运用这股力量保住自己的权位。他们可没那么笨。民众运动一旦夺走他们的合法性，并且征服了公共权力的领域之后，大多数统治者也就平和地下台，一如反对群众平和的抗争手段。

蒙古——政府首肯的民主

蒙古版的改革与开放

十二月的天空雪片轻飘，胡兰一如往常地在东方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但却听到不远处一场公开示威活动的声音。这种情形从未发生过，因此她伙同妹妹明静赶了过去，而兴奋地发现约有两百人聚集在一起，同时还有一群领导人物热切地宣告展开一场新的民主运动。那天是一九八九年的国际人权日，而统治蒙古长达六十八年的专制政权也精心策画了一场庆祝活动。不过，阅兵活动、共党官员的冗长演讲，以及传统歌舞表演等种种节目，却被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抗议活动给抢走了光彩。

乌兰巴托和大多数建造于共产统治时期的国家首都一样，规画上都考量到举行公开庆典的空间，因此市中心也就有一座以苏赫巴托为名的大型广场。人称「蒙古的列宁」的苏赫巴托，曾于一九二一年赶走白俄罗斯人，然后宣告蒙古独立。这座空旷广场的一端，就立着一尊苏赫巴托的雕像，雕像一侧是宏伟的政府大厦，亦即「大呼拉尔」（国会）的所在地；另一侧则是文化宫，内有现代艺廊、国家歌剧院，以及芭蕾舞厅。在这个国土面积有法国三倍大、人口却比巴拿马还少的国家里，所有交通线路都交会于乌兰巴托，而广场正是其心脏地带。

那一天，共党官员在政府大厦窗外看见抗议群众高举旗帜及标语，要求终结「官僚压迫」以及承诺推行蒙古版的戈尔巴乔夫式「改革」与「开放」。这些群众秩序良好，警卫也没有出面干预。不过，共党领导人却可听到群众呼口号的声音，以及由一个名为「钟」的摇滚乐团所演奏的音乐。群众在他们眼前高呼要求改革的口号，不禁使他们想起那一整年横扫共产世界的抗议浪潮。当天傍晚，示威群众安静地依序离开广场之后，政府大厦内的寒气，并不是蒙古的冬季所带来的。

喜鹊与外交官之女

政府高层如果知道那天早上的示威群众中也有他们自己的子女在内的话，他们也许会略感安慰。这些约莫二、三十岁的菁英家庭后代，都受过良好教育，也出国见过世面，其中部分人士还曾到苏联留学，因而体验过改革的气氛。他们全都精通俄语，少数人另通英语及德语，因此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机会接触西方媒体及出版品。

后来以「民主的黄金喜鹊」之名著称的祖利格，可谓这群菁英人士的典型人物。他出生于乌兰巴托一个高官家庭，并拥有一项不寻常的特质：他的母亲为俄蒙混血，而他的祖父本为布里亚特牧人，后来可能是在苏联的命令之下而遭到「清除」。反讽的是，祖利格后来接触到改革的春风，并且得以暂时摆脱令人窒息的共产教条，却是在就读莫斯科大学的期间。

祖利格发现莫斯科对蒙古的政治多元化兴趣缺缺，于是在－九八六年于蒙古大学谋得讲师职位之后，自行与学校师生讨论他的想法。他和其它对高压政权感到厌倦的年轻人结为朋友，并且也加入一个在市内各地偷偷张贴海报要求改革与民主的团体。头戴眼镜、个性温和的祖利格学术地位日渐提升，于是他的住处也成为该团体活动的中心。他同时也是非暴力改革方式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一九九八年接受蒙古电台访问时表示：「问题的解决若是没有事先经过实质讨论或深入思辨，我就不免感到丧气。草率的决定太常见了。」他从来就不是煽动者，更曾在十二月十日的抗议活动上协助冷却群众激昂的情绪。

当时在一旁观看而满怀兴奋的胡兰，也出身于菁英家庭。她是职业外交官之女，精通英语及俄语，从幼稚园以至大学都在苏联接受教育。她返回祖国之后，「对故乡人民的无知与封闭大感惊讶」。她先在蒙古科学院任职，后来调职到东方学院，结识了其它有志于改革的归国学人。到了一九八九年九月，胡兰已经开始参与秘密会议，会议目的在于推动蒙古的改革进程（不过，她并未参与策画十二月十日的抗议活动）。胡兰与祖利格的成长背景，正是蒙古政权的青年反对者的共同模式。在后来所知为改革发难者的十三名蒙古人中，有十一人曾在苏联受过教育，而承接了「改革」与「开放」的精神——这点实为一大讽刺，因为许多蒙古知识分子都深深瞧不起苏联。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物当中，不属于蒙古主要族群的喀尔喀蒙古人的人数出奇地多；在运动初期，许多担任领袖的「混血儿」也可能助长了改革人士较为冲动大胆的态度。

他们并没有天真到以为一个在乌兰巴托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就能够独自发动民主革命。劳工、牧人，以及小镇和乡间民众的支持都至关紧要。不过，他们所号召的群众，竟然敢到与共产统治传统深切相关的苏赫巴托广场上游行示威，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在空间拥挤的首都里，广场的控制权可谓关键所在。而由于蒙古极度分散的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一聚居于首都，因此在首都取得优势即可能带来胜利。

不过，对于这种挑战一党专政的行为，政府大厦内却没有出现发动镇压的声音--原因可能是政府还不清楚异议人士的数目到底有多少，也不确定发动镇压是否反而会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政府也可能是看准了蒙古人习于内哄的特质。,毕竟，蒙古人在三百年前就曾把一个庞大的帝国拱手让给中国人以及后来的满州人。十二月十日的抗议人士必须打破这种印象，同时展现过人的团结精神，才能够挑战这个看来依旧巨大而顽固的政权。

{改变人民旧有的思考模式}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苏联扶植下而成立的。自从民革党掌权以来，蒙古全国即笼罩在苏联的影响之下，政府政策也经常带有莫斯科的影子。一九三○年代期间，蒙古牧人坚决抗拒政府推行的集体化牧场政策，一如苏联富农对斯大林的顽强抵抗——结果也遭到同样严厉的惩罚。民革党发动肃清行动毫不手软，对象包括前任领导人、军方，尤其是掌控国家大部分财产的喇嘛。共党掌权以前原有的十万名喇嘛，到了一九五○年代初期只剩下数百人，遇害比率至少达五分之一。

苏赫巴托之后的继任者是带有斯大林式作风的丘博桑。他于一九五二年去世之后，政治体系的严苛程度虽然稍有下降，却没有出现基本上的改变。一党专政的情形依然如昔，人权仍旧不受重视，肃清异己的行为也持续不断--只不过是手段改成了监禁与流放。直到一九八○年代初期，共党政权才开始失衡。共党领袖泽登巴尔对当时克里姆林宫较有弹性的指令以及苏联对北京重新修好的行为皆置若罔闻，而他的经济政策也与现实脱节。管理欠佳加上时机不利造成畜产减少，而能源、粮食，以及消费商品的短缺更是加深了人民的不满。共党高干对定期的肃清行动也已不再热中。

苏联告诉丘博桑说他患有疾病，然后强制带他到俄罗斯接受治疗之后，他的对手随即推选巴孟赫接替他的职位。巴孟赫虽然出身旧政权，却也只能设法采行新措施。他和手下团队以降低集中计画的方式因应经济困境，蒙古国内的主要报纸也刊登戈尔巴乔夫在一九八六年苏联共党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内容呼吁对国内企业放宽限制。一九八七年，巴孟赫表示「必须要付出许多努力......以改变人民旧有的思考模式」，同时也呼吁提高「透明度」。报纸则纷纷刊登读者谴责政府官员专恣蛮横的投书。巴孟赫对国家统治机器虽然没有进行实质改革，他的言谈却使批评言论取得正当性，同时也开拓了公共对话的空间--异议人士不久后便开始积极运用这个空间。

蒙古政府不仅遭到自身领袖的批评，也感受到外来的压力。苏联经济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并没有起死回生--不仅物资短缺，政府偶尔也拖欠薪资。由于蒙古的贸易活动有百分之九＋都以苏联集团为对象，而且国内生产毛额有百分之三十来自于苏联经援，同时蒙古经济体系中的经理人、工程师，以及顾问等关键角色也尽由数千名俄国及东欧人士盘据，因此苏联的经济困境就不免对蒙古造成影响。此外，莫斯科与中国的关系虽已改善，苏联在过去中苏对抗期间驻守于蒙古境内的六万人部队却没有随之撒离。

一九八七年四月，戈尔巴乔夫下令撤离一支机动步枪师，其人数占苏联驻蒙古部队的四分之一。蒙古察觉到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倾向之后，便随之跟进，而于六月与中国就技术合作及划界问题签署协定。在戈尔巴乔夫与美国降低紧张关系的同时，蒙古也首次与美国建立正式关系。现在，蒙古政府已和外界全面接触,而使得过去视为禁忌的思想观念有了引进的机会。

一九八八年，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开始散播蒙古境内前所未闻的观点。一名政治局成员称扬民主为对抗官僚制度缺点的唯一方法，有些学者及官员则谴责政府掩饰真相的行为造成国内经济问题无法获得诚实的评估。一名学者甚至大胆提议民革党开放两名以上候选人竞选政府官职。一九八九年，在十二月十日示威活动之前的几个月，政府与执政党陆续发布了一项项令人惊讶的声明。一个委员会首次对一九三○及四○年代的恐怖活动与肃清行动进行全面调查，结果指出至少有两万名遭到处决的人士应获得平反。巴孟赫指控泽登巴尔刻意制造个人崇拜并恣意监禁无辜人民。

同时间，苏联又从蒙古撒离了八千名部队，并且计画在一九九○年以前把驻守蒙古的兵力减至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五。蒙古外相主张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而包括CNN与MTV台在内的西方电台及电视也都开始在蒙古播出。

到了一九八九年底，部分官员同情政治改革的倾向虽已显而易见，却仍然没有实际的作为。民革党仍是唯－的合法政党，政府还是没有保障基本人权，而命令式经济制度也依旧没变。秘密警察、保安人员，以及军方——威权体制的禁卫军——也仍然对异议言论多所压制（张贴海报要求改革经济制度以及一党专政体制的人士也依旧遭到逮捕）。总而言之，蒙古政府对改革的态度依然模棱两可。这种态度不仅煽起了年轻改革份子心中不耐的怒火，也使他们取得有利的形势：政府若因内部的分裂而无法做出决策，反对运动便可获得进展所需的时间与空间。

除旧布新

经过十二月十日的示威活动之后，新兴的改革运动所面对的第一项挑战，就是要打破一般民众认为蒙古人难以团结的刻板印象。政府既已分裂，反对阵营就可以把团结本身当作武器。第一步则是要针对各人的改革建议提出能够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主张，而他们在十二月十日当天挥舞的标语就反映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多党制度是必要的」、「人权重于一切」，以及「媒体自由」。在示威活动过后一个星期内，新成立的蒙古民主联盟就敲定了一份计画。接着，在举行一场吸引了两千人参加的集会活动之后，民主联盟随即向共党高层递交一份请愿书概述他们的要求——这也是这类公民宣言的首例。

改革人士政治上的主要目标是要在一九九○年上半年举行国会选举，同时颁布新的选举规则：民革党以外的政党应获准推出候选人，选民应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由投票，而选后组成的新国会也应不受政治局的掌控。新国会的运作过程必须透明公开，所做成的决定也应该成为国家的法律。他们同时要求经济上的改革——采行自由市场制度，国营企业民营化，以及保障私有财产权。他们另外还要求政府肯承认人权，包括媒体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迁徙自由，同时取消重要人士所享有的特权。最后，政府也必须坦承并公布丘博桑的恐怖统治期间加诸于一般民众与喇嘛身上的罪行。此外，改革人士也坚持这些权利都必须在新修订的宪法中载明。

依照原定时间在十二月十一日与十二日两天举行的党大会上，民革党官员重申了开放与改革的原则，同时也对改革的呼声表示欢迎——至少理论上如此。他们知道强力镇压改革人士不会得到苏联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对六个月前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即表示不以为然。此外，北京的强硬态度也令蒙古感到忧心·由于蒙古过去曾经受到中国的统治与剥削，因此向来很怕让中国找到借口介入蒙古国内事务。为了避免出现动荡，蒙古政府于是不与改革人士冲突，而采取妥协的行为。

政府不断对多党政治、自由选举，以及民权保障等提议开出口头承诺，但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急迫感--总理提议的渐进改革时程即长达五年。年轻改革人士对于政府内部的反改革人士在十二月十日的示威活动之后，纷纷遭到降调虽感肯定，也对自己成功打造出一份获得所有人认同的计画颇感自满，却无意长年等待有意义的结果出现。为了促使成果早日实现，他们首先必须把运动基础扩展到知识分子的小圈圈以外。他们跨出乌兰巴托的范围，而锁定额尔登特铜矿区的矿工及工程师。额尔登特的铜矿区是苏联与蒙古联合投资的成果，矿区内雇有许多俄国工程师及劳工，而他们的薪资皆高于蒙古人。对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感到不满的员工，早在十二月初就已经举行过一场抗争会议。现在，改革人士则协助把工人的敌意导向政府。十二月二十二日，民主联盟指派科学家巴特乌尔前往当地与工人协商。他主张唯有透过争取大规模改革的大型运动，工人的权益才能够获得保障；同时也指出新兴的反对运动需要乌兰巴托以外地区的支持，以引起政府的注意。巴特乌尔成功说服了当地的矿工。他回到首都之后，随即鼓励民主联盟派遣人员到国内其它地区去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到了年底，改革人士除了有明确的计画之外，也获得了多方的支持。不过，他们还需要有整体一致的策略，以及一个不只能够举行临时性示威活动的组织。由于民主联盟组织过于庞大，难以从事决策行为，他们于是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开始调整各项活动，以期获得最大效果。此外，有鉴于大呼拉尔经常沦为执政党决策的橡皮图章，民主联盟因此决定提供人民一个象征性的不同选择，而于一月号召一千人前往距苏赫巴托广场不到两公里远的列宁博物馆举行正式会议。

为了加速事情的进展，协调委员会于一月二十一日在广场发起一场大型示威活动。十二月十日的抗议活动主要是自发性的，参与人士虽活力十足，人数却不多。这次的示威活动则经过精心策画，虽然当天天气异常寒冷（全天温度皆维持在摄氏零下三十度上下），却仍吸引了数千名民众参加。参与人士不仅有知识分子，还有从额尔登特和乡下地区前来的民众——而且他们的要求也比十二月十日的口号更为明确。这场示威活动的日期并非随意挑选，而是特地选在列宁的忌日。一位著名演员帮忙带领民众合唱传统民歌，其中有些歌曲的内容颂扬蒙古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者成吉思汗——这项行为极为激进，因为蒙古政府为了对俄罗斯（曾遭成吉思汗入侵的国家之一）表示敬意，向来将他贬为野蛮的掠夺者。

为了持续向政府施压，一月至二月间的每个周末都有示威活动。反对运动在街头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政府却举棋不定。自从第一场抗议活动以来，大呼拉尔就定期召开会议，同时也对事件的发展愈来愈感忧心。不过，国会与执政党却无法就因应措施取得共识。由于强硬派份子与妥协人士旗鼓相当，因此他们就采取拖延战术，一面发表了无新意的声明支持渐进改革，另一面也试图散播改革领袖的谣言，指称他们自私自利、贪污腐败，或者嗜酒如命。这些毁谤言论由于和一般民众对改革领袖的印象相差太远，因此丝毫起不了作用。

改革团体在仅有流言骚扰、没有枪口威胁下，渐渐有了真正反对势力的架势。在经济学家甘博德的引导下，国家进步党于二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倡议民主、企业民营化，以及重整银行体系。二月十八日，巴特乌尔召集六百一十一名代表成立蒙古民主党。规定一党专政的蒙古宪法至此已两度遭到藐视。就在这时，一群记者又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一份名为《新镜报》的报纸。由于这是数十年来首次出现的非官方出版品，因此政府对此感到的惊愕程度可能不下于组党事件。有了质疑政府专权的新方法之后，改革人士接着便开始争取人民情感与理智双方面的认同。部分人士决定以旧秩序当中可见的象征物为目标。蒙古的城市里虽然充斥着共产英雄的雕像及半身像，但改革人士却谨慎地克制住捣毁苏赫巴托等蒙古人物塑像的冲动，而把目标锁定于位在国家图书馆前方的斯大林巨型雕像。改革人士对于保存蒙古文化的圣地竟由这个野蛮的苏联独裁者守护皆感惊骇，于是便号召民意支持他们拆除这座雕像。二月二十二日晚上，这座惹人嫌的雕像被一群不知名人士偷偷搬走，从此以后下落不明（雕像后来从未寻获，警方也未能逮捕那群窃贼）。

两天后，反对运动的焦点又从偶像转回到观念上。官方成立的蒙古青年联盟，虽然内部有安全部门派驻的眼线，却仍在蒙古大学聚会时热烈支持民主联盟的计画，内容包括多党政治体制、人权保障、企业独立经营，以及工厂、银行、和零售商店的私有化。由于有坚定的领导、劳工与学生的支持，以及在公共领域内煽动人心的表现，民主运动因而在蒙古国内首度开创了独立政治势力得以存在的空间。

罢工求胜

改革人士已来到政府门前，但政府却还未修改宪法使新政党取得合法地位，也仍未矢志捍卫言论、媒体、宗教等自由。成果只不过是政府的容忍改革人士递交请愿书、举行示威活动，以及挑战执政党法统等行为，获得的。因此，他们也就必须另觅制裁手段以取得进展。

结果，他们选择了蒙古人不曾见过的绝食抗议方式。改革人士对甘地在印度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所采行的绝食抗议活动可能仅有耳闻，但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抗议活动则知之甚详。一名改革人士说道：「那段期间我竭尽所能读遍所有关于中国的报导，所以我知道中国的学生做了些什么。」由此可知，他们也明白绝食抗议不一定有效。

三月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在摄氏零下十五度的气温下，十个人在苏赫巴托广场就位准备开始绝食，其中包括无役不与的巴特乌尔。他们身穿传统蒙古袍，象征自己与政府在价值观上的决裂，因为政府一向极力贬抑过去的封建传统。这群绝食人士的要求不仅止于民主改革及市场经济，更对政府的正当性正面提出挑战。他们向政治局当时正在举行的大会递交一份宣言，指称政治局成员皆为指派而非民选产生，因此不具正当性。他们也质疑大呼拉尔的合法性，因为其议员皆在同额竞选的情况下当选，因此实质上也等于指派产生。政治局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坚称大呼拉尔经由选举产生，具有完全的主体性。这项响应让绝食人士的决心更加坚定，民主联盟也随之要求政治局解散，并重新选出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国会。这项要求等于是叫共产政权自杀。

绝食抗议活动展开之后，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民众围观，但其中许多人也明白这是一项极为大胆的反对行为，有些人更因而绕行广场以示支持。到了傍晚，现场已聚集数千人，也有一些人加入绝食行列。蒙古学生联盟号召成员尽可能支持绝食人士。,甘丹寺——蒙古境内唯一没有遭到关闭的寺庙--的喇嘛也前来提供支持。甘丹寺的住持后来虽然说「喇嘛不应涉入政治」，并且说他们赐福绝食人士的举动只是一种人道的表示，但他们毕竟成功获得了注意。

协调委员会对全国发出抗争前呼吁，结果额尔登特有五百名工人随即发起一场一小时的休工活动以示支持。这场活动的领导人事后说道：「我们让矿场彻底停摆了一个小时。感觉上好象不是真的。」他坚称这只不过是开始而已，而且工人都已经准备进行无限期罢工以支持民主联盟。同时间，达尔汗和木伦等其它城镇的工人也纷纷仿效发起休工活动。这在蒙古是前所未见的情形。

政治局持续开会，而其成员从政府大厦里皆可看到并听到外面的骚动。他们的干员在外面监看着绝食人士以及不断增加的同情民众，同时全国各地也一再传来发生抗争事件的消息。政治局的成员都知道他们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而有些人由于早已经历了四十年来的肃清行动，因此对发动镇压丝毫不觉有任何不妥。历任若干高级职务的莫伦扬茨就是这样一名强硬派，对动用武力毫不迟疑（他后来在一九九八年还曾拒绝贬抑泽登巴尔，声称这位前任领导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政治局里这样的人还不少，因此政府也就不可能轻易对改革人士让步。

虽然强硬派份子要求召来军队净空广场，其它人却犹疑不定。原因可能是他们想到了天安门事件，而担心这么做会损及国家形象。因此，在绝食抗议首日，政治局就陷入了这样的僵局。两名政治局成员声称对绝食人士的健康感到担忧，而在广场上请求绝食人士停止抗争行为，但却遭到礼貌地拒绝；原本的十名绝食人士以及于当天加入的至少三名民众，都决心要推翻他们心目中这个不合法的政府。

对峙情形僵持到了第二天，直到政府朝着和解的方向微微跨出一步才有所改变。部长委员会首任副主席拜巴苏伦回忆道：「只要那群年轻人继续采行不合作运动的策略，政治局里部分年纪较大的成员就拒绝与他们展开对话。」拜巴苏伦与巴特乌尔及另一名改革领袖有密切关系，他和其它温和派人士联手排除反对意见之后，便于下午四点左右离开政府大厦去和改革人士会面。双方在这场会议上所提出的观点均受到电视及电台的转播，但这次对话并未获致成果，因此绝食活动也就继续进行。

三月八日的国际妇女节，在奉行社会主义的蒙古是一个重要节日，而这个假日也促使更多好奇的民众前往苏赫巴托广场，包括闹事份子在内。其中几个人喝了酒之后便劫持出租车及公车，先是开往苏联大使馆，接着又开至巴孟赫的官邸。他们鸣按喇叭，大肆吵闹，并且高呼反苏及反民革党的口号。接下来两天，广场周遭及乌兰巴托其它地区都爆发了冲突事件，造成约七十人受伤，一人遭刺杀身亡。事情发展已逐渐超出控制，而原本谨守非暴力原则的民主联盟领袖也似乎渐渐失去掌握。他们本来希望能够让政府手足无措，却没有想到无赖流氓也会加入街头运动——因此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遏止暴力行为的发生。

结果，街头的动乱以及示威活动的规模，都可能让政治局三思而后行。群众人数的估计从「上万」到「九万」不等，但无论数目多寡，总之政府已有所惊觉。证据显示公共安全部长排除了动用军队弭平动乱的选项——由此可见军队可能不会听从命令。此时，苏联也劝告蒙古领导人进行协商以避免危机升高。强硬派份子知道东欧的共产政权在激烈冲突中垮台的情形，因此也的确有意寻求挽回自身地位的方法。

强硬派人士在抗议群众、政府内部的温和派，以及莫斯科三方面不断升高的压力下，终于在三月九日下午做出退让。共党领导人知道己方在自由选举中依然占有优势--他们在国内每个省与「苏木」（译注：蒙古地方单位名称）里都拥有势力，改革人士则还只是政治上的新手。退一步协商可能反而会更进一步赢得无可置疑的权力。巴孟赫大概就是怀着这种想法草拟了一份声明，而于三月九日星期五傍晚宣布卸下政治局秘书职位，同时其它成员也一并辞职。绝食抗议随之结束，民主联盟领袖也敦请示威群众回家。

星期一，来自蒙古各地的三百七十名代表齐聚一堂召开大呼拉尔会议，地点离绝食人士五天前静坐的地方只有几公尺远。经过一场激烈辩论之后，赋予民革党唯一合法地位的宪法第八十二条终于遭到撒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关治国的各种意见自各方涌入，而提出这些意见的各个团体更是以前所难以想象的——蒙古绿党、蒙古信徒联盟、蒙古自由工会委员会等等。同时，共党也开始自我转型，推出较为认同改革的年轻领袖。最后，大呼拉尔终于通过新的选举程序：以前由共党候选人同额竞选的方式不再适用，每个合法登记的政党都可推出候选人。

政府虽然做了这些让步，改革人士却仍感戒慎恐惧。他们知道民革党财力雄厚，而且媒体也依然受其掌控。为了反对这些特权，他们于是再次发起示威活动，而在四月下旬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民众到苏赫巴托广场及其它地区进行抗议。反对领袖虽然呼吁民众坚守非暴力原则，抗议活动却还是经常失控。在一次众所周知的事件里，身材矮小的r黄金喜鹊」祖利格爬上一名同情人士的肩膀向愤怒的群众大声疾呼，强调回避暴力行为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位非暴力行动的拥护者却在八年后遭到谋杀，案子至今没破）。

示威群众与保安警察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状况促使政府召来军队，而改革人士也回头采行不合作运动。四月初，他们未经地方当局核准即在荷斯格省举行会议，结果四人受到逮捕，并在牢里遭到刑求——以致引起十三名改革人士进行绝食抗议。不过，由于避免流血事件对双方都有利，于是政府与绝食人士便于四月三十日进行会谈，讨论修宪及选制变更问题，以使各党能够公平竞争。五月七日，双方同意人民可在不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合法集会，于是绝食抗议活动也就随之落幕。后来，由于大呼拉尔在五月十日通过于七月举行公平自由的选举，所有的示威活动也就都告一段落。现在，反对运动的焦点于是转为在选票上决胜负。

有实无名的胜利

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动摇了历时五十年的蒙古政权，而且是透过非暴力行动的手段。不过，和二十世纪其它非暴力运动比较起来，这场运动堪称顺利，因此对主事者的要求也就没那么严苛，以致反对运动没有足够时间深耕群众基础。此外，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就放松了控制，因此也没有引发更多民众的敌意。事实上，共党讨好个别族群的动作极为迅速，包括调降国宅热气费率、提高工资，以及改善学生福利。选举的结果不一定会像菲律宾或波兰的状况那般必然对反对阵营有利。

改革人士原本就屈居下风，偏偏又缺乏扭转劣势的能力。反对人士迫使政府在自由选举及保障基本权利等两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之后，反对运动也随之分裂。巴特乌尔早就成立了蒙古民主党，甘博德也创立国家进步党。民主联盟主席祖利格原以无党籍身分参与选举，却也在次年成立共和党。另外，蒙古社会民主党虽也拥护民主，却不像其它改革人士一样鼓吹建立社会福利国家。

这些政党都没有积极争取占人口比例三成五至四成的牧人加入。在蒙古民主党的第一届党员大会上，成员中有五成三为知识分子，四成为劳工，牧人则只占了百分之七。由于改革人士皆为都市里的知识分子及技术官僚，因此并不懂得如何争取乡下人的支持。此外，由于各省省长都是民革党党员，而牧人又习于对官员毕恭。毕敬，因此他们极可能会投票给省长所支持的人选。

改革人士中的要角都不是政治人物，而他们也无法招募到足额的候选人。在大呼拉尔应选的四百三十席议员中，民革党足额推出了四百三十名候选人，但三个主要改革政党总共却只推出了三百四十六名候选人．在野党虽然知道自己共通的弱点，却没有因此进行合作。而且，以智利的反皮诺契特运动为例，反对阵营虽也面临顽强的对手，他们的竞选活动却不像蒙古的在野党那样索然无味。原因是蒙古的在野党单纯地认为大多数蒙古民众都和他们一样对民革党怀有高度的不满。

在野党于七月的选举中惨遭滑铁卢。民革党赢得三百五十七个席次，蒙古民主党只当选十六席，国家进步党六席，蒙古社会民主党四席。但就票数观之，差距其实没那么悬殊——双方得票率为六成对四成。民主运动虽把蒙古推入一个崭新的政治时代，蒙古史上首度的自由选举却巩固了共产党的政权。不过，执政党内部许多强硬派领袖也都换成拥有改革思想的人士。一名温和派人士即位为总统，而在绝食抗议活动期间曾与改革人士协商的拜巴苏伦则升任总理。拜巴苏伦在一个月内即以行动向改革人士示好，指派改革领袖之一的甘博德担任内阁第二高位的首席副总理。这两人于是携手展开一场为期两年的经济改革，同时也进行民主转型。改革人士虽然只能厕身在野，改革的精神与实质内容却皆已获得胜利。

改革政党最后终于联合为民主联盟，而于一九九六年的选举击败民革党。民革党在苏联解体之后顿失俄援，而转向西方求助。不过，在随后为了挽救经济而实施的「震撼疗法」之下，工业生产因而重挫，都市失业率攀升至百分之二十，并且约有四成人口跌落贫穷线以下。犹如俄国的情形一样，贪污行径因此猖獗，有些原来的改革人士则身陷利益交换及投机行为而无法自拔。对于蒙古以及其它二十世纪末的新兴民主国家而言，建立健全的自由经济制度以及稳定的政治秩序，都是仍在持续进行中的工作。

蒙古专制体系的沦亡是非暴力抗争运动所造成的结果。菁英人士心怀异议思想的年轻子女，在短短几周的时问内就发展出一个群众组织，并占用公共空间开创政治机会，同时当面违抗旧政权。类似的情形以前也曾在萨尔瓦多及菲律宾等国上演过。不过，这次被推翻的不只是一个独裁者——而是一整套体系，并且是蒙古唯一熟知的体系。

蒙古的改革人士所发起的运动，以及他们所采行的策略，具有成功的非暴力运动所共有的若干特征：他们吸引了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阶层以外的民众加入，包括劳工、青年、宗教领袖等各种不同族群。，他们提出的目标简单明确，三言两语即可解释清楚；他们采取一连串不断改变的抗争手段，而使毫无危机意识的政府大感意外。共产政权里的强硬派不仅得不到苏联支持他们的镇压主张，还受到党内温和派的施压——而他们双方也都担心持续的动荡会引来中国的干预、于是，改革人士便趁着政府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举把运动推向胜利。

一场非暴力运动若是决定要加速冲突情势的发展并迫使政府退让，所能采行的手段至少有两种：采取不同的抗争手段压缩政府的运作空间；或者升高政治上的要求，而冒险引发镇压或是促成政府内部分裂。蒙古的民主运动由于察觉到政府不可能发动镇压，因而在一九九○年三月决定进行绝食抗议的时候，就把两种手段全部给用上了。如同中国学生一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行为一样，蒙古的民主运动也以同样的抗争手段激化了冲突。不过，中国的学生运动高估了形势，蒙古的民主运动则脚踏实地。犹如东欧各国大举占领公共空间的人民运动一样，蒙古的民主运动也扳倒了一个老旧而封闭的政权。

不过，在危机结束之后，太快获得胜利的结果却也促成反对运动的瓦解。波兰人民在变革的时刻来临之前，曾经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发展民间力量以因应变局；蒙古的改革人士则是在冲动之下发起革命，却没有相应的社会机制及体系建制来推动国家改变。南非人民推翻的是个遭受人民厌恶的政权，但蒙古的改革人士推翻的政权却迥避采行暴力，并因此保住其政治地位。民主在未经暴力洗礼的情况下就降临了蒙古。反对阵营虽然号召了众多民众合力打破社会的桎梏，却由于缺乏艰苦的奋斗经验，而不懂得如何在成功之后继续维系民众的向心力。

莫斯科对改革的态度从敌视转为鼓励之后，旧苏联集团内的各个共产政权也就在极短的时间内纷纷转变为民主政权。不过，促成转型的种种事件却全然源自各国国内，而每个旧政权也都面临意图催生变革的新兴势力挑战。若没有奉行非暴力抗争的改革人士带头发难，旧秩序便不可能改变，只会在世纪末悄悄地持续腐烂下去。若没有一股更具威力的反抗力量加以撞击，历史的榔头便无法敲开铁幕。

★ 4－13、暴力的神话 ★

暴力手段,即使用于争取正义,也难谓正当。－－卡莱尔(Thomas Carlyle)

只有明知自己得不到大众支持的小团体，才会采取暴力手段，并愚蠢地认为自己能够藉此达成目的。 贾瓦哈罗·尼赫鲁

圣彼得堡工人在冬宫的游行活动，揭开了二十世纪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序幕。这起事件发生十二年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血腥革命当中虽然占据了那幢数层楼高的皇宫，却管不住看管酒窖的武装守卫。这些守卫不但擅自偷喝一八四七年份的狄康堡贵腐酒（沙皇最钟爱的美酒），还把一瓶瓶伏特加卖给外面的群众，而群众喝醉之后即在邻近地区大肆破坏。最后，他们更把酒倒在街上，民众则从水沟里捞起来喝。

俄国作家高尔基对这起[庶民暴力与复仇的无政府风潮]深感遗憾，并指出列宁及其政党所引发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兽性」的暴力发泄。他写信向妻子说道：「这里不再是首都，而是粪坑。」连司法审判也遭到滥用：暴民在街头上审判罪犯——一名小偷的脸被打烂，眼睛也被挖出之后，旁边一群儿童却欢呼叫好。高尔基写道：「这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社会未来的建构者。」一场释放出这种暴力的革命，「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只会引来仇恨与邪恶」。

高尔基目睹了二十世纪当中许多人拒绝承认的现象。但在他的时代，欧洲国家在古老政权之下寻求解放，只能参考法国大革命的模式——由此而来的法国国歌则倡导「提高血腥的标准」。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把这个模式国际化，同时以焚烧异端式的暴力手段扫除旧秩序。即使苏维埃体制没有给予人民真正的权利或民主，至少总是带来了政治变革。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种虽然有害、却极具说服力的信念：激烈的暴力手段是推翻压迫者的一大助力。

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领导一群非正规的共党军队打败国民政府之后，这种暴力模式便又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可信度。暴力革命既可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共和国」，在其它地方又怎么可能发挥不了效用呢？在一九五○与六○年代期间，随着欧洲在亚非两洲的殖民地逐渐摆脱帝国控制，加上苏联集团一再对叛乱人士提供革命的理论基础以及武器，游击战于是大为盛行。暴力原本就已被视为是振奋人心的解放象征，现在更是被当作达成解放目标的非凡策略。

许多激进思想家都大力传播这项典范，法农（FrantzFanon）即是其中之一。他生于马提尼克（Martinique)，身兼精神医师与作家，曾在《世间凄惨的人》（TheWretchedoftheEarth）一书中指出：「去殖民地化赤裸裸的真相所唤起的记忆，就是其过程中灼热的子弹以及染血的刀锋。」唯有「经过一场杀气腾腾而坚定不屈的抗争之后」，才会获得解放的成果。这种抗争方式与犯罪无异——法农大声疾呼：「暴徒会指引人民的方向。」法国哲学家沙特受这种论点的误导极深，而在为法农作品作序时兴高采烈地写道：唯有透过「无可压制的暴力」当中的「狂怒」，遭受压迫的人民才能够「成为男子汉」。于是，这种抗争方式不但是夺取政治权力的方式，也成为有如普罗米修斯盗火般的英勇之举。

而身着野战服、在丛林或山陵之间出没的反抗人士，俨然就是以前述方式夺权的合适人选。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在距美国仅九十英里之遥的古巴如此实行之后，游击战的迷思也就更加增添了可信度。后来，北越与越共抵御美军长达十年，最后并于一九七五年推翻美国支持的西贡政权之后，以武装暴力赢取胜利——甚至足以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似乎也就成为无可避免的选择了。尽管这些胜利者最后获得的胜利不一定都是采取暴力的成果，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宣传以及暴力叛乱行动在现代媒体中呈现出来的振奋人心的形象，对许多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却仍具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解放军、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之虎，以及西班牙巴斯克的祖国与自由组织在内，各种民兵组织对暴力行为热切奉行的情形，显然不只将其当成冲突手段，还引以为奋斗的职志。

不过，战鼓喧嚣却使人无暇思考。二十世纪的武装抗争人士从未能像甘地和其它非暴力运动的领袖那样，深入了解自己所采用的抗争手段——不论是纵火、炸弹攻击、街头冲突，还是恐怖活动——如何能够打倒旧威权，创造出自由的新契机。

相反的，他们却建构出一套简略但诱人的神话，用以包装一般公认的暴力行为：有了几次暴力反抗成功的著名案例之后,他们便宣称暴力手段是推翻不肖统治者的必要手段。暴力一但成为不可或缺的要件，其带来的惨痛代价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由于暴力已广受公认为矫正不公义或暴政的方法，因此反对人士也就没有动机去考虑采用破坏力较小——同时也较不足以煽惑人心——的夺权方式，尽管这类方式在过去的成效极为辉煌。二十世纪非暴力运动的成果包括印度独立、非裔美国人及南非黑人获得平等权利、波兰民主化，以及菲律宾和智利等众多国家推翻独裁者。在每一场非暴力运动中，抗争手段与所获致的政治成果都是相关的。不过，二次战后所有打着人民旗帜进行的军事叛乱行动或暴力政变，都不曾为人民争得自由。

许多暴力运动其实根本未能攫取权力。虽然这些败笔在国际媒体上屡屡受到迷信暴力的观念掩盖，许多转而采行非暴力抗争手段的人民运动却没有因此遭到蒙蔽。波兰的团结工联目睹了先前暴力反叛行动的失败，而坚定了他们排除极端手段的信念；南非市镇里街头冲突的一事无成，也让联合民主阵线及其它活动人士转而采取抵制及罢工的方式反抗种族分隔制度。武装攻击白人政府也许能够制造新闻，但黑人民众的非暴力行动却创造了历史。

对于坚持以少数人的暴力行动取代大多数民众参与的革命人士而言，历史终究是个严酷的评审。在布尔什维克模式的革命当中，革命先锋人士总是居于首要地位：人民的重要性仅在于其可为革命运动的象征，而他们也可在革命成功之后大肆劫掠旧政权的宫殿。不过，他们不会是变革的推动者，也不会因而获得权力。

暴力能够影响事件发展不是迷思，真正的迷思是以为暴力能够赋予人民权力。

斯里兰卡... 武装行动所带来的磨难

「独尊僧伽罗语」

英国撒出印度一年之后，又于一九四八年撒离锡兰（锡兰从此以后更名为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是位于印度东南沿海一个美丽的绿色岛屿，面积约与西维吉尼亚州相当。这两个南亚国家至此皆已获得独立，但也共同面临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如何在争议频仍的多民族社会里维系多数统治并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同时履行让全体人民享有民主的承诺。

斯里兰卡的人口中以僧伽罗人占多数，而大多数僧伽罗人又都是佛教徒。不过，岛上却也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泰米尔人，而大多数泰米尔人则为印度教徒（并且聚居于北部及东部沿岸，又以查夫纳半岛〔Jaffnapeninsula〕上人数最多）。在殖民时代初期，英国殖民政府把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统合起来，而从双方各募得一名受过英语教育的菁英份子。为了在殖民地治理事务上争取更多发言权，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当中的菁英份子因而于一九一九年成立锡兰民族议会推行他们的理念。不过，他们的领导人在不久之后就转变了志向。到了国家获得独立的时候，泰米尔人已陷入守势：他们原本要求少数民族拥有国会半数席次的保障，但英国为锡兰制定的宪法却排除了这项要求，而采取区域代表制。如此一来，即等于是确保了僧伽罗人的优势。

锡兰独立之后，国会通过的若干法令实质上剥夺了「印裔泰米尔人」——十九世纪期间从印度被带到锡兰的茶叶及橡胶农庄里工作的泰米尔劳工——后代的选举权、，除此之外，政府还试图把僧伽罗人迁入一个泰米尔人认为属其所有的人口稀少地区。这两项举动都引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至于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议题，例如国旗图案的设计（主要图案为一只狮子，正是锡兰遭殖民前的僧伽罗王国的标志），也只是更加深了泰米尔人担心自己会在新成立的国家里遭贬抑为次等国民的忧虑，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泰米尔人士也忧心不已。

不过，最具爆炸性的议题则是语言。官方语言及学校教育显然都不能够再沿用英语，因为大多数的人口——包括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在内——都不懂英语。泰米尔人领袖力陈锡兰的两大本土语言应取得平等地位。不过，来势汹汹的「独尊僧伽罗语」运动，却在乡下教师、贸易商，以及佛教僧侣等僧伽罗人团体的驱策下锋头日健。这些人士坚信斯里兰卡应该是个由僧伽罗「种族」、僧伽罗语，以及佛教信仰所构成的国家。一九五六年，斯里兰卡自由党乘着这股民族主义的浪潮登上权力的宝座，并随之颁行一道「独尊僧伽罗语J的法律。由于泰米尔人已把英语能力及白领工作视为提升社会地位的助力，因此这道法律对他们不仅只是一大羞辱而已。如此一来，充满雄心壮志的泰米尔青年就必须为了学习新语言而暂时放弃行政工作。

泰米尔人并没有默默接受这种待遇。一九五○年代期间，雪瓦纳雅康领导的联邦党成为泰米尔人的主要发言者，他主张以修宪解决问题。他力陈斯里兰卡必须成为联邦国家，并让泰米尔人口居多的地区享有宽广的自治空间。为了争取泰米尔人的自主权及保障泰米尔人的权利，联邦党于是试图插手国会运作。眼见未能达成目标之后，他们也就转而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

意志所构成的武器

联邦党的首次非暴力抗争活动出现于一九五六年。泰米尔人的国会议员和志愿人士趁国会对独尊僧伽罗语的法案进行辩论的时候，共同于首都科伦坡的一个公园里举行静坐抗议。之后，更多的抗议活动也接续出现：诸如泰米尔人游行至亭可马里（Trincomalee)——该地被联邦党指定为一个未来自治省份的首府——的「朝圣」活动；以及一场沥青涂抹运动，亦即对行经泰米尔语区的公车用沥青涂盖车身上的僧伽罗文字。这类行动不仅引来政府的强力镇压，也在泰米尔人口占少数的地区引发血腥的反泰米尔人暴动。联邦党最庞大的一次动员行动始于一九六一年，志愿民众群集挡住政府单位的出入口，而泰米尔人的行政官员也拒绝用僧伽罗语办公。联邦党不但成立自己的邮政服务，还拟议建立泰米尔人的警力。在橡胶及茶叶农庄上，「印裔」泰米尔人也藉由发动罢工的方式参与反对运动。

联邦党的非暴力行动策略和国会游说活动的成果相当。联邦党虽有和执政党达成保障泰米尔人权益的协议，每次却都因政府内外的僧伽罗优越主义份子向当局施压而导致协议结果遭到毁弃。事实上，一九六○至七○年代期间制定的新法以及修宪结果，都让泰米尔人的地位更加不利。举例而言，一九七○年代初期的教育改革，即为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口而在大学入学制度里采取一种反歧视措施。被泰米尔民众称为「穿著长裤的甘地」的雪瓦纳雅康，从一开始就坚持泰米尔人可以利用「由意志力与正当的目标所构成的武器」而达成目标，并且向他的同胞指出「印度就是经由这股正义的力量而获得自由」。不过，采用甘地式的手段若不能因时地制宜，单单把反对运动命名为「真理之力」是不够的。泰米尔人面对的是一种不同的对手：斯里兰卡的统治者不是外国强权的代理人，在民心思变的情况下勉力维系其政权。他们是由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投票选出的，对僧伽罗民众的要求也都有所响应。压迫泰米尔人的是种族优越主义，而非威权政府。泰米尔人的非暴力运动若是更有想象力，也许就会向美国的民权运动寻求启发。民权运动人士早就懂得如何让暴虐的多数付出实质代价，并使其遭受国际社会的唾弃。

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雪瓦纳雅康及其政党的声望都已逐渐下降。泰米尔青年在大量失业以及政府教育政策的压迫下，已开始对非暴力运动的缓慢进展失去耐心。他们知道东巴基斯坦一九七一年的一场叛变行动获得印度军队的支持，而成功独立为孟加拉。部分泰米尔活动人士也曾在牢里结识一群左派叛乱行动的领导人，主要皆为僧伽罗人，因叛乱行动遭到斯里兰卡政府击溃而被捕下狱。当时游击战活动依旧极度令人向往，因此激进的泰米尔青年也就欣然模仿这个榜样，召集了一支支的武装队伍，为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家而战。

泰米尔人的反抗行动开展的速度并不快。初期几年间，一个继承了联邦党职志的政党不断透过国会管道推展反对运动。不过，小型武装团体随后开始进行一连串的炸弹攻击、银行抢劫，以及人员暗杀，而开启了暴力与反暴力行为的恶性循环。一九七七、一九八－及－九八三年间，都有反泰米尔人的暴动发生——其中最后一次的暴动至少造成一千人死亡，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间，政府也开始展现出威权的一面，把泰米尔人的暴力行为引为限制民权以及延期举行选举的合理化借口。由于宪政手段已无可寄望，反泰米尔人的暴力行为又逐渐升高，北部与东部的泰米尔民众于是开始集结在极端份子的领导下。在一九八三年的屠杀事件之后不久，斯里兰卡已然即将爆发全面内战。

泰米尔斗士当中一个名为「泰米尔伊斯兰解放之虎」的组织——其领导人因谋杀一名市长而成名——不仅支持者众，而且也以世界上最难对付的游击队著称。其部众人数高达一万人，并数度差点赢得泰米尔主要地区的控制权。一九八七年之后，政府派出一支十万人的印度部队，以镇压叛乱行动并执行一项和平协议。政府虽在该项协议中同意赋予地方自主权，泰米尔之虎却不肯接受除了独立以外的任何条件，而继续进行抗争，并且全力阻挡一切试图瓦解他们的行动。印军于一九九○年撒离斯里兰卡，但内战却持续延烧到二十世纪末。

截至一九九九年为止，斯里兰卡的一千八百万人口当中，可能已有五万名泰米尔人及僧伽罗人因内战而死亡，此外还有三万多人「失踪」。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投入军费，专业人士纷纷逃往国外，国家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惨遭战火蹂躏。暴力行动也造成了严重的人道问题。举例而言，北部交战地区因战火而与父母离散的一万五千名孩童，被送到可伦坡以及南部沿岸之后，即被迫在当地与外国旅客从事性交易。斯里兰卡的社会平衡及政治稳定偕遭到破坏，泰米尔与僧伽罗双方的极端份子是唯一的受益者，靠着争斗所引起的怨恨谋取私利。

斯里兰卡的倾轧斗争必有结束的一天，结果可能会是双方妥协，而让泰米尔人获得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届时泰米尔之虎若有参与协议，必然会声称其长期坚持的武装反抗手段终于获致了胜利。不过，不论当初的非暴力抗争策略是否真能为泰米尔人的目标打开一条不同的道路，随之而来的暴力造成的整体代价——光就死亡人数与社会秩序的破坏而言——仍然极度庞大。作为实现泰米尔人独立梦想的策略而言，游击战的典范可谓是－首充满血腥的狂想曲。

巴斯克——徒劳无功的恐布行动

「拒为奴隶，不当暴君」

公元第五世纪，西哥特人（Visigoths)——日耳曼蛮族当中的一支凶猛部族--大举穿越庇里牛斯山脉，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伊比利省份。公元七一○年，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Roderick）因玷污休达（Ceuta）伯爵的女儿而铸下大错。休达是拜占庭帝国与伊比利半岛南端对望的的边城。该名伯爵于次年听闻罗德里克人在北方而不在国内之时，随即决定动员一万八千名柏柏尔人（Berbers）及阿拉伯人向伊比利半岛发动侵略。柏、阿双方原本就有意对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取而代之。几个星期之后，罗德里克在卡迪兹（Cadiz）东边的一场战役中丧生。当地的西哥特人势力在摩尔人的挑战下节节败退——后来摩尔人在西班牙境内一待就是八百年。

不过，巴斯克人却比他们待得更久。侵略者来来去去，巴斯克人则在自己的家园生生不息。至今他们依然居住在一大片土地上，位置正处于比斯开湾西南沿岸与法、西交界的庇里牛斯山脉之间。其中面积最大、人口也最多的四个省份——比斯开、阿拉瓦、吉普斯夸，以及纳瓦拉——都位于西班牙境内，居民人数共计两百五十万。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的独特性，这点从他们的语言即可看得出来：他们使用的欧斯卡拉语（Euskara）和欧洲其它语言都完全不同，是唯一自罗马时代沿用至今的语言。巴斯克人虽是欧洲争取自主权利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却极少获得完全实现——尽管西班牙帝国经常放任他们奉行他们的「中世纪律法」，让他们选举自己的领袖，也赋予他们地方自治权。不过，套用一句巴斯克人常用的格言，对于「拒为奴隶，不当暴君」的巴斯克民众而言，他们从未能够全然接受自己在马德里的君王统治之下的生活。

包括比斯开省在内的部分西班牙地区于一百年前迅速展开工业化之后，南方的贫穷劳工便开始迁入北方城市，于是巴斯克人又开始担心西班牙会吞并巴斯克地区。巴斯克民族党的成立，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巴斯克地区免受「劣等」移民的侵入。西班牙内战于一九三六年展开之后，巴斯克人于是趁机成立独立的共和国，但在佛朗哥（FranciscoFranco）掌控西班牙全国之后即随告消失。由于巴斯克人皆坚决反对佛朗哥，因此也就遭到政府严苛的对待：巴斯克的语言遭宣告为非法，巴斯克的文化表现遭到禁止，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更意图让巴斯克地区向马德里俯首称臣。

不过，佛朗哥霸占权位的结果只有让巴斯克人的决心更加坚定。一九五○年代出现一场分离主义运动，此时激进份子已决定寻求完全的独立地位。他们于一九五九年成立「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简称「艾塔」，以对抗佛朗哥的压迫为目标。他们完全没提到要使用暴力。不过，《巴斯克》一书于一九六三年出版后，情况也就随之改变。该书作者是一名德国企业家，他在居住巴斯克的期间受到说服而开始支持巴斯克人的运动。结果，这本主张以直接行动争取解放的作品就成了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圣经。他由于深受阿尔及利亚及古巴革命（还有法农及格瓦拉的言论）影响，所以在书中坚称，唯有游击战才是通往解放之路。一九六八年六月，一名「艾塔」成员被西班牙民防队员拖出车外并惨遭杀害。两个月后，「艾塔」刺杀一名广受怨恨的警察局长以为报复。此后，一连串的恐怖活动随之而来，遇害的「艾塔」成员被奉为烈士，西班牙当局的镇压行动则又对巴斯克的分离主义火上加油。「艾塔」成员急速增加，许多巴斯克民众也开始认为游击队员是捍卫他们古老权益的英雄。「艾塔」盼能引发全面的抗暴行为，进而导致内战。不过，由于他们一心执着于暴力，以致未能认清以下的事实：政府的武力绝对比他们强大，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巴斯克民众会实际投入武装抗争。大多数人都认为佛朗哥在位时间不会太长，不久就会被比较和善的政府所取代。

「我们需要和平」

大多数人的期望终于因佛朗哥于一九七五年逝世而成真。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与新任总理同意在新宪法中给予巴斯克更宽广的自治空间：巴斯克人不必缴纳联邦税；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国会，并由国会推选总统；学校、警察，以及法院也都由地方掌管。虽然宪法禁止投票分裂国土，但西班牙新建构的地方分权体系却可望在未来带来更多的自主权。民族党在巴斯克人中取得政治优势之后，也同意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运作。

不过，就在西班牙即将告别法西斯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艾塔」却拒绝放弃武装抗争手段，坚称在西班牙治下获得更多民主并无济于事，唯有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才是正确目标。由于「艾塔」不肯单方面卸下武装，又只懂得以威胁取人性命的策略从事运动，因此也就造成了暴力冲突的进一步升高。一九八○年代期间，「艾塔」与西班牙民兵部队展开一场「骯脏战争」，造成三十多名巴斯克民族主义份子丧生。结果，除了攻击西班牙官员及当地警察之外，「艾塔」成员也开始向巴斯克的富商索讨「革命税」。后来，「艾塔」更以炸弹攻击商店及文化胜地，希望以打击西班牙旅游市场的方式迫使政府采取行动。这些乱行造成许多西班牙人对巴斯克人追求的目标心生厌恶，最后也造成巴斯克大多数地区与「艾塔」渐行渐远。

一股希望采取不同手段的渴望情绪，经过长久的压抑之后，终于在一九九二年形成一个拒绝武装冲突的「独立的社会性及多元性运动」：「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因为事情将因此陷入对立的僵局中，『独立的社会性及多元性运动』试图以对话与协商化解对立。」巴斯克几乎每个城镇都举办了会谈及研讨会，而这项计画也获得超过二十五万人的签名支持。

主张对话虽然无法遏止暴力事件，但广受欢迎的执政党议员布朗可于一九九七年七月遭到绑架杀害之后，大众对二十年来断断续续的恐怖行动便再也无法忍受。五十万名巴斯克民众在毕尔包发起游行抗议，另有六百万人在西班牙各地走上街头，高举漆成白色的双手，大声高呼：「够了！够了！」。十月，一名巴斯克员警在西班牙国王造访毕尔包的古根汉现代艺术馆之际，为了阻止「艾塔」的手榴弹攻击行动而遭到杀害。约三十万人因此再度走上街头，并在游行队伍前头高举「我们需要和平」的标语。巴斯克人与西班牙人对于自治程度的高低虽然意见不同，却一致同意暴力行为必须终止。

一年后，「艾塔」单方面宣布停火，而其政治组织「巴达苏纳」里年轻一代的核心领导人，也开始把党与过去的暴力传统划清界线。一个月后，出现在毕尔包机场上的不是别人，正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党魁亚当斯（GerryAdams）。在场聆听他演说的巴斯克民族主义份子，纷纷挥舞着爱尔兰及巴斯克旗帜。爱尔兰共和军同意以协商达成北爱和平之后没几个月，亚当斯就以非暴力信徒的身分来到巴斯克。他指出：「枪枝或炸弹或其它武器都不是重点。」同时也向巴斯克人「把握机会远离冲突而迈向正义与和平」的行为致敬。

虽然二十世纪的非暴力运动经常是透过引发冲突而非寻求和平的方式获得进展，但任何运动只要采取暴力行为便不免丧失信誉。反对运动需要大众的支持，才能够取得正当性并获得外来协助。然而，若以恐怖活动当作武器，则不仅会令大众感到害怕，最终也会导致他们产生敌意。恐怖活动也会模糊冲突行动的焦点，致使重点从原本所要追求的实质目标转向所采取的手段。在巴斯克地区，为追求独立而采行的暴力反而降低了独立实现的可能性。

巴斯克的独立运动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也遭遇到另一项障碍。西班牙独裁统治被民主政治取代，而新宪法又恢复了巴斯克传统上原有的自治权之后，独立运动也就随之四分五裂：只有较为好斗的民族主义份子完全拒绝与西班牙共谋妥协方案。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是一场光荣的运动当中的主角，反倒成为人民渴望追求正常社会的敌人。采用暴力的人终会因暴力而垮台。

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之虎以及巴斯克地区的「艾塔」选择以暴力作为抗争手段，结果反而严重损及他们所欲追求的目标。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火力永远不可能与政府相抗衡。诚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Arendt）所言：「在暴力对抗暴力的竞争中，政府的优越地位向来是毋庸置疑的。」武装力量本身并不可能带来改变。卡斯特罗以枪炮打垮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的时候，古巴人民对这个旧政权早就充满厌恶了。不过，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从来都不曾成功号召人民——不论是爱尔兰北部还是南部的人民——支持他们的目标。再怎么强烈的暴力，都不可能取代人民的支持。

即使是在暴力看似确定能够带来变革的时候，非暴力行动的效果也可能会与之相当或甚至更好。而且，非暴力运动在二十世纪多次的成功经验，至少也该使之和暴力手段获得同等的重视，尤其是考虑到得失的比较：一方面是获得权力与达成正义的可能性有多高，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住所遭到损害的严重性有多少。非暴力反抗行动一旦失败，即可能引来镇压的危险，这点和采取暴力手段是一样的。，不过，记录显示非暴力行动对当代菁英所带来的危害比较小，而且自由、人权、民主所赖以伸张的反对运动也比较不会因而中断。

二十世纪的暴力行动所造成的损害，虽然在冲突当下难以辨明，事后回顾起来可就清晰可见。不过，在暴力手段上投入诸多心力及资源的领袖人物，必然会对他们当时的选择寻求合理化的借口。他们的观点尽皆受到新闻报导与当代历史偏重暴力事件的倾向影响。。我们都记得成功的革命行动——我们都记得布尔什维克党、毛泽东，以及卡斯特罗——但大多数人却不会记得泰米尔之虎、巴斯克的「艾塔」，以及车臣的自由斗士。车臣人民反抗俄国的历史已有约两百年之久；一名俄国小说家曾经如此描述过车臣人民：「他们的法则就是战争。J他们于一九九九年以这项「法则」向俄国争取自治，换来的结果是满目疮痍的家园以及破败崩毁的社会。众人惯于选择的道路不一定就充满智能，而许多选择以暴力争取权力的人也并不了解，他们在冲突当中所选择的每一项抗争手段不只会带来成果，也会产生代价。选择一项策略若是没有衡量其间的得失，就是盲目的选择。

不过，理性评估向来不是暴力人士的长处。受到后来的革命人士争相模仿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把原本仅有工具性的暴力提升到了神圣性的地位：革命的仪式必须暴烈，否则就不会有洗涤人心的效果。在列宁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当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的史坦伯格（I。N。Steinberg)，为了反对政府下达「就地」枪杀所有「投机份子、流氓，以及反革命份子]的命令，而语带讥讽地质问列宁：[那我们干么要个『司法人民委员』？干脆就坦白叫他做『灭种人民委员』算了！」列宁欣喜地回答道：「说得好，事实上就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能说出来。」由此明白可见，恐怖活动不只是他的手段，也是他内心的动机。

如果为了取乐或者权力而杀人是把自我的主张强加于他人的终极手段，那么许多冷酷的杀手在杀人时所感受到的兴奋，就是因惧怕失败——亦即惧怕死亡——而产生的一种变态补偿心理。鄂兰听到法农称扬暴力是把人连结在一起的「伟大有机体」，就认定那是一种自我陶醉的方式。在这种醺醺然的状态下，人不仅不会害怕死亡，而且会将其视为一种神圣的典范而加以拥抱。不过，鄂兰提到，死亡「大概是世界上最反政治的经验」，因为其所象征的是「一种极端孤独与无力的状态」。因此，「权力的下降就是对暴力的公然招引」。

一九四九年间，雪瓦纳雅康采用甘地式的非暴力行动，同时自信满满地向他的泰米尔同胞保证如此必能达成独立，于是引起了民众极高的期望。结果，他在二十多年后依然拿不出成果，斯里兰卡也就随之向暴力打开大门。不要任意承诺无法确定能够达到的成果，不仅是民主政府的重要原则，也是非暴力运动不可不遵守的道理。其后二十年的暴力活动一样毫无成就，但造成的伤害却大得多。

即使暴力反抗对于权位更替似乎有效，由此产生的暴力文化却可能导致政治秩序无法达成稳定。南非反种族分隔制度的主要领导人席札尼（StoneSizani）指出：「非洲南部有许多国家用枪杆子获得自由」，但他们赶走殖民者之后，却「必须继续对抗自己的同胞，因为有些人并不喜欢他们用以取代殖民制度的体制」。

暴力也许成功驱离了殖民主，但藉由军事行动掌权，并不像透过和平运动那样能够发展出治理的能力。印度、波兰，以及其它地区的非暴力运动，都可谓是孵化民主的过程。个人可从中学习到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如何针对目标的要点和达成目标的过程做出各方同意的决定。暴力不是学习工具，军事力量的本质也具有负面性质：这种力量虽能吓阻或削弱对手，却无法强迫人民支持其目标。一路打杀而登上权力宝座也许能够摧毁旧秩序，但唯有在获得人民同意的前提下，你才能够解放他们。

★ 4－14、权力新世界 ★

缅甸——全球性运动

纽约与泰国

一九九七年夏，在纽约州北部绵延起伏的绿色丘陵带上，康乃尔大学雄伟的校园建筑附近，邓翁高在他的公寓住宅里投入大量时间推行运动，反对一九八八年夺得缅甸政权的军事执政团。他在「纯粹缅甸学生联盟」里的活动，导致他在不在场的情况下遭到政府判处死刑。不过，邓翁高虽然离缅甸有半个地球之远，他却在一场以推翻缅甸军事政权为目标的国际运动中担任要角。这场运动的成员包括有学生抗议份子、异议人士、政治组织，甚至还有美国州议员。

邓翁高精心挑选的武器是一部与网络连结的计算机。他每天早晨都会先浏览过数十封来自曼谷、洛杉矶、澳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电子邮件，然后再登入他所创立的「缅甸公民社会组织」的网站。他说道：「我们在网络上举行会议。我们有一个聊天室供我们讨论策略。」在受到众人围绕的聊天室与团体会议中，流亡海外的孤独感也就被持续进行的强烈群体感受所取代。邓翁高经常在夜间上网数小时之后，早上醒来才惊觉自己身在纽约州绮色加。

利用网络对抗专制政权虽是一九九0年代晚期的创新方式，邓翁高对抗缅甸的军事将领却已长达二十五年以上。他曾在首都仰光数度遭到逮捕及痛殴，后来才在服刑五年之后获得特赦。不过，他虽隐居在静谧的美国大学校区里，却仍自认为是一名自由斗士。他表示：「我从来没有放弃政治的念头。我最好的朋友遭判死刑后即被吊死在狱中。这是我欠他的。」

另一名缅甸异议人士也是因为同样的动机，而身处泰国边境附近一个蚊蝇丛生的丛林里，在一间以茅草与泥巴搭建而成的小屋里，对着一部沾满污垢、由发电机供电的计算机疯狂地打字。「纯粹缅甸学生民主阵线」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温明经常与邓翁高一同上网参加全球性的线上反抗策略研讨会，参与者包括全球各地的缅甸领袖，以及在仰光对抗军事政权的非缅甸籍活动人士。一名主要的缅甸活动人士指出：「缅甸的流亡人士以前都是各自孤立的。现在网络不仅让我们能够分享信息、向对方提出建议、协调行动，在心理上也是一大振奋。知道自己在为正义奋斗的路上并不孤独，实在是世界上最强烈的一种感受。」

「这是我们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四月，争取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英雄翁山将军，带领他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获得胜选，在新成立的国民议会里赢得大多数的席次。他在即将掌权之际，却连同六名部长遭到一名政治对手暗杀。他的同僚吴努随即接掌政府，之后缅甸政权即在选举中正常轮替，仅有一度遭到军事政府掌权。

一九六二年，尼温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对吴努发动政变，而废止缅甸宪法，彻底抹除一切民主机制。他在掌权的二十六年间可谓是实质的独裁者，不但以他的《劳动人民日报》取代独立媒体，并以他的「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自由市场制度。不过，军方虽然极力建构国家安定的表象，原住民叛乱活动、农民流离失所，以及粮食暴动等事件，却都一再戳破这种假象。一九七四年，在缅甸籍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宇谭的丧礼上，仰光大学的学生抗议人士遭到机关枪扫射。不过，即使没有镇压，反对运动也并不容易推行。缅甸至少有二十种不同的原住民族，使用的语言更多达一百种以上，而尼温又极善于挑拨不同团体之间的敌意。

一九八○年代期间，缅甸政府不得不开放国家以吸引外国投资。到了一九八七年，反政府抗议人士已纷纷走上街头，而僧侣、学生，以及劳工所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也在台面下积极运作。一九八八年，尼温将军突然宣布退休以及举办公民投票决定是否举行多党选举，缅甸人民皆大为震惊。先前受到政府控制的报纸纷纷刊登重返街头的异议人士所提出的要求。八月初，数千名示威民众遭到逮捕，但此举却引起了更大的混乱。执政党濒临瓦解，劫掠、暴动、警察暴力事件更是四处纷起。

不过，这一片混乱当中却突然出现一名领袖，使缺乏组织的人民抗争活动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翁山苏姬出席了在仰光的雪达根宝塔举行的一场争取民主的集会。这位备受尊崇的缅甸独立运动英雄翁山将军之女，在滂沱大雨中，对着五十万名站在泥泞里的缅甸民众发表了她首度的公开演说。在牛津留学并嫁给一名英国人之后，翁山苏姬为了照顾遭病痛所苦的母亲而回到缅甸。她对人民团结以及非暴力运动的热切呼吁，让学生、僧侣，以及其它曾经参与反政府运动的民众着迷不已。

几天之后，成千上万名抗议人士即在仰光的街头上游行，高呼：「这是我们的任务!」抗议群众头系写有标语的头带，脸上绑着手帕，并且手持倒挂的缅甸国旗。一度曾有五千名抗议人士在美国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活动；在另外一次活动上，则是由演员演出反政府的讽刺短剧。曼德勒的僧侣与教师在街头上敲打锅瓢，而僧侣更对军人倒置手中的钵以拒绝捐献，令军人气愤不已（拒绝捐献是僧侣表达不满的最强烈方式。根据传统，这类捐献有助于奉献者死后灵魂的救赎）。

九月十日，缅甸国会在紧急会议上宣布终结二十六年来的一党专政，并承诺举行公开选举。新任的文职总统发表了一篇措辞谦逊的演说，承认执政党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引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说道：「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在缅甸国会大厦对街，佛教僧侣及儿童一起露出胸膛，挑激士兵对他们开枪。在仰光的另一个地区，一支军乐队奏着固定节奏的进行曲，骑警则列队缓慢行驶，引导着叛离政府、加入异议行列的一千名警察与数百名士兵踏步前进。由于公务人员也放下工作加入游行，以致若干政府部门甚至完全停摆。

缅甸虽然充溢着兴奋的情绪，但这种情形并不长久。经过数十年来的严格控制，有些将领直觉认定抗议活动就是危险的。九月十八日下午，电台一律播放军乐，播音员则宣布：「鉴于国内情势日渐败坏，军方已接掌政权。」不久之后，国会即遭到解散，所有政府官员遭到去职，全国也随之实施宵禁。新的军事政府解除总统职务，而政府的所有文官部门也都遭到关闭。国防部长自行即位为总统，同时成立「国家法制重建委员会」，这也就是军事执政团的正式名称。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军方大肆追捕涉嫌反政府的异议人士，并且直接在街上予以枪毙。独立报纸遭到禁印，学校遭到关闭，五人以上的集会一概不准，示威活动也完全禁止。据估计有一万名学生选择从事武装抗争而逃往泰缅边境。缅甸政府在往后两年问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正符合这个数目。军政府成立后几个月内，翁山苏姬采取与众不同的因应方式，走遍缅甸各个角落，亲身示范对甘地式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坚持。举例而言，她于次年四月和数名支持者共乘一部车，而在途中遭军方部队拦下之后，她随即下车向对方走去。部队虽然奉命举枪，但她却毫不停步。最后一刻，一名少校跑到部队前方阻止他们开枪，也许是因为他明了射杀一名代表反对阵营的女性将会惹来极大的麻烦。

虽然暴力与非暴力抗争活动不断发生，国家法制重建委员会对自己政权的稳固却颇感自信，不但变更国名（译注：国名由[Burma]改为[Myanmar]，但中文仍称之为缅甸），还宣布于一九九○年五月举行选举。缅甸随即出现九十三个政党竞逐选举席次，其中最具潜力的政党则是由一名前将军及翁山苏姬共同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翁山苏姬在一场非法集会上对一万名群众发表演说之后两个星期，政府即派遣部队包围她的住宅，然后将她软禁——她也因而丧失竞选资格。

民众却未因此感到害怕，成千上万名选民皆在五月二十七日出门投下一票。而全国民主联盟的候选人以六成得票率赢得八成席次的开票结果，更令国家法制重建委员会深觉震惊。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在仰光的街道上四处奔跑，挥舞反对党旗帜以示庆祝。不过，国家法制重建委员会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经过新一波的逮捕行动之后，政府即赶在当选人就职之前下令制定新宪法。即使在翁山苏姬于一九九一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政府依然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且还把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几乎全部逮捕到案。宪政大会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召开以后，随即赋予军方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翁山苏姬虽然于一九九五年正式获得释放，她的住宅却仍遭到警方的拒马包围，而且她也极少能够获准和支持者见面、发表演说，或者接受记者访谈。民主依旧未见落实。

丛林学校与全球制裁行动

一九九六年二月，提加法劳周遭的地面因倾盆大雨而变成泥沼。二十一日，一群美国学者与讲师成员包括夏普及爱因斯坦学院的赫尔维——在早晨稍事拖延之后，即启程在这个位于泰缅边境上的泰国边城里，跋涉穿越泥泞以及茂密的丛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为一群不寻常的学生举行为期十天的课程。这些学生分别来自六、七个不同的缅甸团体以及非法政党，而这些组织皆誓言以政治违抗手段——这是他们称呼非暴力运动的说法——推翻国家法制重建委员会。虽然天候不佳，附近又有武装斗争，却仍有三、四十名学生顺利到场「上学」。

夏普与赫尔维特别针对学生的需求和自身的经验设计课程；初期的课程内容涵盖了马基维利和克劳塞维茨等政治及军事作家的作品，然后再进一步讲授非暴力运动的实行方式以及组织实务。结果，这场课程却因泰国情报官员寻获上课所在地而被迫提早四天结束。由于缅甸政府迟早会得知这场研习营，因此学员全部解散遁入丛林里。夏普与爱因斯坦学院的人士在一九九二至九八年间曾经开设了至少八场非暴力运动课程，一九九六年二月的露天课程只是其中一场而已。美国陆军上校退役的赫尔维表示：「我做的只是向他们呈现非暴力抗争的潜力，并且让他们知道非暴力抗争和其它各种战争手段一样，都是可以经过计画然后执行的。」一九九六年，缅甸政府审判十九名政治犯，在法庭上提出的其中一项证据就是被告持有夏普的作品。

在往后的三年里，翁山苏姬和缅甸国内的非暴力抗争人士虽然持续遭到骚扰、监禁，或是噤声，邓翁高这类流亡人士使用网络的能力却也日益精进，而透过网络传递讯息、号召支持，并且促进国际制裁行动。不过，这项运动的推动者并不只有个人。一九九九年间，在曼哈顿一个满是隔间、复印机，以及档案柜的办公室里，计画助理以及缅甸专家不断忙着接听电话、回复信函，以及出席「缅甸计画」的会议。「缅甸计画」是「开放社会协会」——一个以推广世人支持缅甸民主化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推行的一项计画。每天，来自聊天室的电子邮件以及来自邮件服务器的实时新闻，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涌入。缅甸计画的网主在组织本身的网站贴上连至缅甸相关网页的连结之后，这些网页便可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透过网络于十分钟内连上。

全世界有数千名缅甸观察家——其中包括许多外国人在内——都利用「缅甸网」及「自由缅甸联盟」等组织所架设的网站获取信息。一九九四年，「缅甸网」的成员必须决定是否让国家法制重建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他们的线上社区。最后，由于他们评估认为太过明显的官样文章可能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此也就同意开放张贴来自仰光的「官方」文章。支持民主运动的网络使用者也知道，错误信息和有益的信息一样都可以透过网络快速传播开来，而信息的提供者也都可受到监视。结果，缅甸政府决定设立自己的网站，宣扬缅甸这个「黄金之地」，同时也极力抹除过往的镇压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印象。到了－九九七年，缅甸政府也开始提供自己的邮件服务器，但张贴的文章皆经过严格管制，呈现出来的也只有与政府相同的观点。

为了对抗缅甸军政府，非政府组织于是首倡一种称为「选择性购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同时也利用网络进行推广。美国的市议员、州议员，以及国会议员全都受到游说，希望他们支持立法禁止一切与缅甸政府的商业交易行为。南非黑人曾于一九八○年代以同样方法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只不过当时名称不同而已。马萨诸塞州和洛杉矶市是采行这项制裁行动的先锋；此外，纽约市、波特兰、柏克莱，以及其它二十一个美国城市也都通过了相关法令。

在有些个案中，对于和缅甸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所进行的抵制运动，主要的推动方式是透过大量寄发电子邮件。一九九五年，一群哈佛大学生集结起来，利用在线上对缅甸的讨论为起点发起一场运动，反对学校与百事可乐公司签订餐饮服务合约的计画，原因是百事可乐在国家法制重建委员会的同意下和缅甸有生意往来。这种草根性的网络运动扩展速度极快，最后终于说服学校拒绝与百事可乐签约。一名学生领袖表示：「若没有网络，绝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一九九七年一月，百事可乐公司宣布撒除缅甸境内的一切业务活动。数百名经由网络连结的活动人士两年来的抗争行动，至此于是宣告胜利。三个月后，柯林顿总统签署一项联邦法令，禁止美国公司在缅甸增加投资。这项法令并未能够强制所有美国资金抽离缅甸，但在抵制运动、选择性购买法令，以及商誉败坏的压力下，诸如迪士尼、艾蒂宝尔，以及丽诗加邦等公司仍然不得不放弃在缅甸投资。一项研究报告针对这场运动指出：「对于采行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士而言，网络因其本质而成为一项极其有效的工具。」

在缅甸国内，无照使用网络或传真机是违法行为，但该项执照却只有一小群经过政府核准的军事及商业人士能够取得。违反科技相关的法令刑责极重。一名翁山苏姬的支持者因无照使用传真机而被判三年徒刑，却在服刑期间于一九九六年死于狱中。一名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说道：「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国家法制重建委员会拥有通讯权利。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机器进行印刷，也没有传真机或手机，电话又一再遭到断线............。」曼德勒或仰光等大城市里，虽有少数收费提供上网服务的「仲接商」，但平民使用网络，大都不是在国外就是在泰、缅边界。

缅甸军政府明白自己不可能一面自外于急速扩张的国际通讯网路，一面又能够维持经济的发展，因此便于一九九七年和一家泰国公司签约建立数字连结。不过，由于全球网络标榜自由开放的文化，因此严格管制网络活动的想法未免天真——同时也不太可能让投资者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善用新科技以创造优势。缅甸政府的经济前景，必须依赖可轻易遭对手阻碍或影响的通讯网路。邓翁高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指出，每个专制政权都认为，引进市场经济能够有助于保有其政权。「但大都没有成功。看看波兰、匈牙利，还有捷克。」至于非暴力抗争手段对于打击专制政权的重要性，他则断言道：「若没有抗争，我们就赢不了这场战役。」

这种情况在缅甸似乎愈来愈明显。「纯粹缅甸学生民主阵线」的学生在丛林里过了多年脏乱而危险的生活，跟着叛军士兵受训，学习使用机关枪——同时也接受非暴力运动的训练——最后却于一九九七年中决定放弃武装抗争，而加入翁山苏姬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行列。在缅甸国内，民主运动也开始尝试新的策略：在部队未及赶到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行街头抗议、静坐示威，以及传单散发等活动。一九九五年，亚洲自由电台向缅甸播送了一连串的访谈录音，访谈对象包括前波兰共党领袖贾鲁塞斯基，以及团结工联领袖华勒沙和米契尼克。所有的缅甸听众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共识：军事统治者最终必须和反对阵营协商。

不过，和反对阵营对话通常是专制政权到最后才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政府面对危机的第一个反应大都是采取防卫性的态度。一九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缅甸外资下降一半。到了一九九九年，缅元的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七十，民生及商业用电也必须每日限电半天。同时间，人权组织也大力谴责缅甸政府的新暴行——以行刑队处决若干少数民族，以及陆军特种部队以强暴作为一种恐怖手段。经济动荡以及政治上的恶名昭彰已使缅甸政府焦头烂额。

这种压力无疑正是缅甸政府展开新一波镇压的原因，大举拘捕一百五十名全国民主联盟的资深成员，其中也包括翁山苏姬在内。一九九九年四月，翁山苏姬在一卷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录像谈话中指出，缅甸国内的镇压情形已「大幅恶化」。两个月后，又有报导指出缅甸政府计画暗杀流亡国外的异议人士。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里，缅甸军政府已身处全球舞台，世界各地皆可看见其一举一动。争取权利与民主的运动藉由科技而变得国际化，也因此为反抗暴力政权的非暴力运动开启了新的空间。永远掌权是每个独裁者的梦想。不过，诚如邓翁高于一九九九年谈到缅甸政府时所说的：「他们的梦想已成云烟。」

塞尔维亚，－九九六至－九九七年——信息的力量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国内成千上万名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波士尼亚人，以及阿尔巴尼亚人，皆出外投票选举地方官员。在过去四十年来的共产统治下，人民都只能投票选举共产党的钦定人选。不过，这次终于开放其它政党参选。当天晚上开票的时候，一个名为「团结」的松散政治联盟旗下的非共党候选人，不断在各地开出红盘，而在十四个城市赢得胜选，其中包括首都贝尔格勒。

「团结」联盟的胜利等于是对总统米洛塞维奇的否决，他同时也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人。身为共产党党工的米洛塞维奇于一九八九年就任总统，而在南斯拉夫分裂的血腥过程当中，藉由褪去共产独裁者的形象并换上塞尔维亚爱国者的模样，顺利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并不打算让地方选举对他的权力造成挑战，因此他的政权也就直截了当地以发生「异常因素」为由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在南斯拉夫是前所未见的。选举过后两天，连续三个月内，贝尔格勒及其它塞尔维亚城市的街道上都充满了游行抗议的民众。犹如萨尔瓦多带头发起一九四四年民运的医学生及其它专业学生一样，贝尔格勒大学工程系、计算机科学系，以及数学系的学生共同发起了第一波游行活动，而所有教授及教职员工也都参与其中——所有人一同高唱颂扬教育守护神的〈圣萨瓦颂歌〉。其它地区的学生听闻这场游行的消息之后，也就跟着走上街头，结果蔓延至三十个城镇当中。

除了学生的游行活动之外，「团结」联盟的领导人物德拉斯科维奇、培斯奇，以及京蒂奇等人，也发动集会要求更多民主。学生利用吹哨子的方式象征对政府的鄙视，集会活动上的民众也一样这么做。一名儿子已是青少年的花贩母亲说道：「我们没有枪，但有哨子。」一天，游行群众用成卷的厕纸丢满了选举人委员会大楼。后来，当局以蚊虫问题延后国会召开时间，示威群众便以杀虫剂喷满整个国会大厦。这种活动进行六个星期之后，一位名为帕夫洛维克的游行民众发现，抗议活动降低了一般人对政府的恐惧。他表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终于开始为自己着想了。」

塞尔维亚警方虽然一再挑衅，学生以及「团结」联盟的游行民众却大致上都能够谨守非暴力的原则。策画人士指派人员拍摄游行现场，录下暴力事件经过，以证明责任不在游行群众身上。初期丢掷石块的行为，后来改成了较为怀旧的举动。举例而言，许多政府部门的墙壁与窗户都被砸满了鸡蛋。一个名为「黑衣妇女」（以色列也有抗议团体使用这个名称）的女性主义团体，向示威群众散发传单，内容为夏普对于采行非暴力行动所做的建议。他们的讯息简单明了：「……我们相信，唯有一个由公民社会与非暴力抵抗组成的网络，才能够改变战争的思惟并遏止战争的发动。这是个需要耐心的长期策略。」

[网络在哪里？]

这些事件若是早十年发生，反对阵营的运作空间必然会因政府对通讯的掌控而大受限制。米洛塞维奇利用逮捕人员、威吓，以及损毁物品的方式将反对媒体消音。不过，到了一九九六年，通讯器材的价格已大幅降低，而且也较易取得。传真机成了重要工具，手机也开始用来指挥游行活动。此外，米洛塞维奇也遭到三千名「迅波」——一家网络拨接服务公司——使用者的围剿。政府宣告选举无效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反对人士便已透过电子邮件讨论因应手段。最早提出举行抗议游行活动的呼吁就是透过「迅波」的政治讨论区发出的。人民反抗政府的专恣行为竟是由一个支持民主的网站所发动，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南斯拉夫的计算机文化颇为开放，不像缅甸那样受到严格控管，因此网络拨接公司的使用者以及能够使用计算机科学系教员设备的学生，所拥有的网络知识可能超前于政府。学生领袖米科维契表示：「大多数官员甚至不知道电子邮件是什么。我们的网页在学生抗议活动期间非常热门，结果警察闯进来说：『网络在哪里？』一副好象他们能够加以没收的样子。」

政府当局虽然关闭了独立报社，也没收了一些器材，却没注意到新科技已经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博兹奇是「团结」联盟旗下一个政党的党员，他说：「他们只知道计算机是计算工具，却不知道它也是通讯工具。媒体是我们政治抗争的主要议题。街头上的群众知道他们必须获取西方媒体的注意。没有CNN的报导，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是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网络帮我们把他们吸引过来，也为我们争取到了更多的注意。」网络也向南斯拉夫国内人民传播外国媒体中带有反对阵营观点的报导（这些报导在报纸及电台上皆遭到禁止）。米洛塞维奇的鹰犬于十二月三日突袭独立电台「B92」之后，编辑随即转而利用网络进行播报，于是全球各地拥有「RealAudio」播音软件的人就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广播。塞尔维亚当局也无法阻止美国之音以及BBC电台截取网络上的广播，然后再透过短波传回塞尔维亚。

人民对政府暴力的反击也因网络而更加强烈。十二月间，米洛塞维奇包车花钱请两万名「支持者」前来阻碍游行活动。一名米氏的支持者开枪打伤一名抗议人士之后，冲突随即爆发。学生于是透过网络向受伤抗议群众的国外亲友告知他们受伤的情形。一名美国记者因为有朋友参与该场游行，于是向他通讯簿里的三千七百名亲友散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南斯拉夫发生的殴打事件，也敦促所有人帮忙传播这项消息。在三十六个小时内，这项消息已经传到了一万五千人手上。

为了加深其它国家的愤慨之情，反对阵营特地抓住米洛塞维奇的一项弱点：南斯拉夫因在波士尼亚战争期间的暴行而引来的西方制裁行动，虽在米氏的设法之下获得解除，但他却仍需要靠国外贸易协助国家经济复苏。反对团体知道他们只要维持高能见度，米洛塞维奇就会因顾忌西方制裁而不敢严厉镇压。此外，抗议人士也成功削弱了政府人员对米氏政权的支持；警方、军方、政府职员，以及法官等人士都对游行群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反对团体在群众行动中选择不增加他们的要求，而是专注于一个简单的目标：要求政府承认选举结果。到了冬季末期，米洛塞维奇已愈见孤立。结果，在贝尔格勒街头上的愤怒群众每天围剿之下，他终于决定让步，而在二月底让所有当选人就职。历经一百二十天之后，抗争运动终于获得胜利。

不过，自此以后，反对运动却未能设定新目标及发动新一波的运动以乘胜追击。当初各自发动游行活动的学生以及「团结」联盟，后来还是无法跨越彼此的歧见；学生要求更多的民主，但部份「团结」联盟领袖却和米洛塞维奇一样只是投机的民族主义份子。许多新当选的地方官员和旧官员一样腐败，而米洛塞维奇的塞尔维亚总统任期届满之后，又继任向为象征地位的南斯拉夫总统，并保有他原来的权力。

不过，反对阵营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反抗米洛塞维奇所取得的胜利，仍旧证明了一件事：非暴力运动与专制统治者之间的冲突一旦登上世界舞台，新科技以及国际压力即可用来牵制当权者镇压反对阵营的能力。又过了两年之后，西方才为了阻止米氏在科索沃（Kosovo）的「种族屠杀」行为而轰炸南斯拉夫。不过，一九九六至九七年的抗议活动，仍然证明了暴力不是唯一能够迫使他屈服的力量。

科索沃，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无知的代价

「杀害无辜人民的借口」

米洛塞维奇崛起于社会主义强人狄托——南斯拉夫自一九四五年建国以至一九八○年间的统治者——死后的混乱状态当中。米氏为共党官员，野心大但能力并不杰出。他曾经跟随一位名为史丹柏利奇的共党同志，先后掌管多家国营天然气及银行事业。一九八六年，米洛塞维奇继史丹柏利奇之后担任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主席，当时史氏则已是塞尔维亚总统。短短三年后，米氏即接替了史氏的职位，而他的画像也在公共场合中取代了狄托的画像。

后来科索沃的一场危机，更让米洛塞维奇借机从共党党工摇身一变而为塞尔维亚斗士。一九八七年，由于科索沃省内的多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及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米氏于是亲自往访当地。他在科索沃灰岩盆地附近向数千名愤怒的塞尔维亚民众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科索沃灰岩盆地是一三八九年间，塞尔维亚人屠戮一名鄂图曼帝国统治者的「黑鹂广场」所在地。在这群曾与科索沃警方对抗冲突的塞尔维亚群众面前，米洛塞维奇声称没有人胆敢欺负他们。群众热烈的响应，使他明确感受到诉诸塞尔维亚民族情绪所能获得的政治效果。

长久以来，科索沃的地位向为贝尔格勒的政客热烈争论的议题。手腕高明的狄托在维系南斯拉夫五十年来的统一之余，也曾同意给予科索沃更大的自治空间，并允许他们在南斯拉夫的三色旗下悬挂阿尔巴尼亚的黑鹰旗。一九八九年，米洛塞维奇收回他们的自治权，于是阿尔巴尼亚裔人民便再也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教导自己的儿童。次年米氏又进一步解散他们的国会，因此科索沃人领袖便纷纷逃亡或转入地下活动。

直到一九九五年以前，由于南斯拉夫忙于对寻求分离的克罗埃西亚及波士尼亚发动战争，因此米洛塞维奇也就暂时把科索沃问题搁置在一旁。波士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克罗埃西亚人的三方冲突造成约二十五万人丧生，其中大多为波士尼亚裔回教徒。另外亦有约二十五万人受伤，两百三十万人流离失所。欧洲各国对此深感惊骇。国际干预遏止了战事之后，〈德顿协议〉在波士尼亚境内建立了一个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实体，于是米洛塞维奇也就随即把注意力转回科索沃。

科索沃的自治权虽已遭取消，许多科索沃人却刻意无视于塞尔维亚官员的存在，而自行追求一种实质上的自由。对于应如何重拾自治地位或甚至获取独立，科索沃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其中之一是由鲁格瓦提出的。这位不修边幅的文学教授曾在一九九二年五月的地下选举中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由于他对甘地深为着迷，因此希望他的同胞能够透过非暴力手段赢得自治。他和他的「科索沃民主联盟」敦促科索沃人从内在开始建构他们自己的社会，然后进而获取实质自治。这种作法曾获得若干成功：据报有一万八千名科索沃教师以阿尔巴尼亚语从事教学，并有九十二家诊所向民众提供基本医护服务以及免费医药。

强调自赖的作法虽然和一九七○年代的波兰异议人士一样，忠实呼应了甘地的抗争方式，鲁格瓦却没有采取直接违抗塞裔霸权的行动。他极少出游，经常待在他位于普利斯亭纳市内的办公室，看似和街头及乡村里的生活脱节。由于他不肯用英文与人沟通，因此没能为自己的运动争取外来支持。又因为科索沃在塞尔维亚的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所以鲁格瓦坚持科索沃独立建国的想法必然不可能获得塞尔维亚人的同意。此外，他也未能取得西方大国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支持科索沃独立，将会造成东欧及中东所有未能建国的民族——从鲁塞尼亚人到库德族人——产生虚妄的期待。而且，部分奉行非暴力路线的科索沃人领袖也愿意与政府妥协。在狱中服刑二十八年而获得「阿尔巴尼亚的曼德拉」称号的德马奇，即倾向于接受成为南斯拉夫内部的自治区，并且鼓吹以抗议手段ㄧ如学生及「团结」联盟在贝尔格勒发动的游行活动——取得这种自治地位。鲁格瓦闭锁于象牙塔内的作风、他毫不妥协的目标，以及他面对塞尔维亚镇压行为的消极态度，致使非暴力手段无法获得科索沃人的信赖，因此也就难以获取进展。以家族为组成单位的阿尔巴尼亚人社会发现〈德顿协议〉对科索沃无所助益之后，便逐渐倾向先前与阿尔巴尼亚共党关系紧密的激进组织「科索沃人民运动组织」，以及「科索沃解放军」。由于克罗埃西亚人及波士尼亚塞裔人民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皆不惜走上战场，因此许多科索沃人也认为自己应当拿起武器。「科索沃公民自主行动组织」执行长亥沙指出：「科索沃人从这里得到的讯息，就是唯有对南斯拉夫进行武装抗争才会有所进展。」一名反抗人士说道：「我们受够了普利斯亭纳这些阿尔巴尼亚裔知识分子、记者，以及外交人员。」．他们知道鲁格瓦失败了，但和缅甸反对阵营不同的是，他们并不知道二十世纪有许多其它非暴力运动是成功的。

自从一九九三年以来，科索沃解放军就一直在乡村里招募成员。邻近的阿尔巴尼亚在一九九七年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其军械库即有数千把枪枝及数百万枚弹药遭人劫掠并流入科索沃。到了一九九八年三月，塞裔警方已对阿尔巴尼亚裔反抗人士展开强力镇压，造成八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与儿童在内。鲁格瓦早就预见了这种情形。。「这些武装团体，或是使用暴力的个人，只会给塞尔维亚人制造杀害无辜人民的借口而已。塞裔政权就是想看到所有阿尔巴尼亚裔人民离开科索沃。在任何一种冲突里，被赶到国界外而成为难民的民众已算是幸运的了。」

不过，这时已不再有人愿意聆听鲁格瓦的话语。在国际社会为了遏止塞尔维亚人与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征伐，而于一九九九年二月在法国蓝布耶（Rambouillet）举行的和平会谈当中，鲁格瓦只是个小角色，而且科索沃人内部也严重分歧。外交人员虽然拼凑出一个由科索沃人民运动组织领袖领导的「过渡政府」，但科索沃的选择却只剩下内部暴力或者外来干预。米洛塞维奇拒绝签署一项同意赋予科索沃自治地位的协议之后，北约于是决定以军事行动威吓他改变主意。但他坚决不改。

「造成那个禽兽继续掌权」

米洛塞维奇的战争行为导致南斯拉夫国土大幅流失，只剩下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以及伏伊伏丁那省。他也将大把预算花在军队及特种警察部队上，其中许多资深军官后来都被判为战犯。米氏政权成了一名记者所称的「盗贼政府」，其高层官员多与组织犯罪有关系，而且也滥用自己的地位攫取财富。这对人民造成的影响就不用说了：自从一九八九年以来，失业率即达约五成，每人平均收入降幅也超过三分之二。由这一切因素共同催生的反对阵营尽管内部有所分裂，却仍在－九九六至九七年间的抗议活动中展现出坚强的实力。许多人皆认为米洛塞维奇是穷凶极恶的独裁者，贝尔格勒有此想法的人数并不下于布鲁塞尔。

米洛塞维奇如果是二十世纪末期巴尔干半岛动荡以及「种族屠杀」事件的祸首，则重点就在于该如何使他俯首就范。以暴力对付他刚好是投其所长。在北约的选择窄化到只能进行轰炸或者任由他在科索沃从事种族屠杀之前，若能以一套完善计画支持塞尔维亚内部的民主反对阵营而迫使他全心对付，必然会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作法。不过，这种作法向来不是美英两国政府的优先选项。

相反的，企图以外交手段维系巴尔干和平的作法，在〈德顿协议〉达到首次高峰之后，即压倒了其他一切选项。条约一旦成为目标之后，米洛塞维奇的签字就成了必要条件——如此一来，国际势力就必须讨好而非打击这个造成区域动乱的罪魁祸首。美国「塞尔维亚团结大会」的尼可托维奇指出，美国助理国务卿郝尔布鲁克在签署〈德顿协议〉之前拒绝与其它塞裔领袖打交道的举动，就是西方「把米洛塞维奇捧上帝王地位」的具体例证。塞尔维亚反对领袖科维契对赫尔辛基委员会表示，米洛塞维奇后来的权力来源就是「国际社会赋予他的实质正当性」。贝尔格勒的独立报纸《每日电讯报》的编辑克鲁维亚也向该委员会指称，由于美国政府「强化了米洛塞维奇的权力」，塞尔维瓦的「民主势力也就随之削弱」。

即使是亲自促成〈德顿协议〉的郝尔布鲁克，后来也对西方未能适时协助南斯拉夫的反对阵营深感惋惜。他在对〈德顿协议〉及其后续影响的回忆录中指出：华府因为没有表态支持一九九六至九七年的抗议运动，而「错失了引导情势走向的机会」。他说明道，柯林顿政府当时之所以没有派遣资深官员前往贝尔格勒，是因为他们担心米洛塞维奇会藉此妄称自己拥有华府的支持。华府比较重视的是米洛塞维奇可能采取的作为，而不是其对手在条件许可下可能采取的行动。

「团结」组织虽于一九九七年因内部斗争而瓦解，促成反对势力强大的因素却仍然存在：米氏依旧不受欢迎，反对阵营的政治人物还未受到彻底压制，国际人权组织在当地派驻有人员观察事件发展，流亡团体积极号召塞裔流亡人士的支持，而《每日电讯报》这类坚守独立立场的媒体也不断散播异议思想。此外，反对阵营若能自行策画或者获得他人提供一套以非暴力行动夺权的完善策略——如何遏止米洛塞维奇运用他的强制力量，以及如何不让他获得遂行统治所需的人民配合——便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维系自身团结。

不过，西方政府对塞裔民主人士的漠视已有一段时间。B92电台编辑马蒂奇向赫尔辛基委员会指出：「一九九一、一九九二，以及一九九三年间有许多民主及反战示威运动。这些运动和媒体都在西方极少或甚至毫无援助的情况下支撑了过来。」即使早在米洛塞维奇挑起波士尼亚屠杀行动的时候，反对阵营若得西方支持能够对米洛塞维奇的权势造成多大打击，也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改革同盟」于一九九八年中期成立之后，许多人皆企盼它会成为比较强大的反米势力。「改革同盟」由广受敬重的前塞尔维亚央行总裁亚弗拉莫维契领导，企图重建反对运动的团结。不过，许多人皆担心米洛塞维奇会利用科索沃的冲突转移国际社会对塞尔维亚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时间也就备感急迫。对米洛塞维奇而言，科索沃人从来就不是重点，他自己才是。前总理潘尼契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敦促国际社会彻底终止与米洛塞维奇交涉，并对塞尔维亚实施制裁，直到米氏同意进行民主改革及开放媒体自由为止。不过，两个月后，外交人员又在蓝布耶再度和米氏举行会谈。结果，他在这次协议订定的期限过后，仍然没有履行协议内容，北约于是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兑现了以军事行动对付塞尔维亚的威胁。

尼可托维奇在北约展开轰炸行动之后指出：「国际社会如果愿意花几颗美国炸弹的价钱协助塞尔维亚的民主阵营，今天的情况可能就会不同。我相信米洛塞维奇一定早就成了历史。」非暴力反对运动也有许多可以运用的具体资源，包括国际支持者的可信度、协助罢工民众维持生活的罢工基金，以及地下出版的设备等等。美国国务院指出美国已于一九九八年间提供塞尔维亚的独立媒体一千五百万美元援助。一九九九年春，美国国防部又给予塞尔维亚价值十亿美元的巡弋飞弹及其它军备。

对于成千上万名厌恶米洛塞维奇的塞尔维亚民众而言，北约的轰炸行动似乎只是更加巩固了他的权位。空袭行动展开之后没几天，警方又再次突袭B92电台，并且逮捕了电台的编辑。空袭进行两周之后，《每日电讯报》编辑库鲁维亚惨遭塞裔职业杀手刺杀，当时他正在贝尔格勒的公寓住家外头陪妻子散步。政府也断绝了三、四万名学生与网络的连结，以限制有关战事的独立信息。曾遭警方追捕的记者科斯蒂奇说：「我知道塞国警方非常可怕，可是这不仅攸关阿尔巴尼亚人的人权，也关乎我自己的人权。米洛塞维奇已经开始对付独立媒体和反对阵营。这场轰炸会造成那个禽兽继续掌权一百年，而且也会摧毁反对阵营。」她的预言虽嫌夸张，但她对米氏的意图却说得一点没错。

对其他也可能有意参与反米洛塞维奇运动的塞尔维亚民众而言，自己的国家竟遭到他们原本认为应当与之结盟的盟国所蹂躏，实可谓是一种背叛。年轻人公开谈论的不是有朝一日要重振国威，而是要出国移民。其中一人表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过了十年，早已深感厌倦了。他毁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中的黄金时光。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

科索沃战事对人命与经济造成的代价激怒了广大的塞国民众，于是反对阵营不再顾忌镇压的危险，而在依然未获西方协助的情况下，于－九九九年夏季展开反抗米洛塞维奇的行动。菲律宾一九八六年的人民力量运动并未获得里根政府的具体支持，智利一九八八年反抗皮诺契特的运动也只取得些微的外来协助，但这两项运动都成功推翻了独裁者。不过，这两名独裁者并没有战争能够让他们擎起爱国的大罟，而塞尔维亚的反对阵营也必须向人民证明他们的势力的确足以推翻米洛塞维奇。若有西方的援助，他们也许早就足以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既然连一九九○年代期间在泰国边境上的学生都能够学习如何以非暴力抗争手段对付专制政权，必须设法与米洛塞维奇交涉的西方领袖自然也不乏了解非暴力手段的管道。因此，西方国家与这位塞国独裁者的交涉过程中，始终未以非暴力手段弥补外交措施之不足，或以之取代战争手段，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没能明白非暴力手段可能具有的影响力。与军头协商通常徒劳无功，而对他们升高暴力行动则只会增加混乱程度，并且夺走无辜的生命。不过，独裁者统治下的人民才是最想推翻独裁者的人，而塞国反对阵营若能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间——早在一九九九年初的危机发生之前——获得适时具体的协助，便可能让米洛塞维奇无暇犯下科索沃的罪行，并因此免去大量的人命伤亡以及北约军事干预行动造成的巨大代价。

二十一世纪的非暴力力量

本书所记述的每一场重大冲突事件当中，都有一个统治者或政权遭到运用非暴力抗争手段的反对运动所挑战，而这些统治者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也都远大于反对阵营。不过，这些自我中心的统治者，不论多么陶醉于自己的权势，仍不免因这些没有权位也没有武力的民众而左支右绌。不论他们自己知不知道，这些反对人士其实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行动典范，其凭借的手段不是散播恐惧或残害生命，而是讨回他们未经同意即遭夺走的权力。

这些事件对新世纪的启示依旧鲜明，因为我们仍未完全摆脱抗拒民主的统治者——例如一九九○年代期间缅甸的军事将领以及南斯拉夫的总统。不过，比起沙皇尼古拉二世、厄文男爵，或甚至贾鲁塞斯基掌权的时代，今天的独裁者所面对的世界早已大不相同。贸易、通讯，以及交通已演变成单一的全球体系，可供意见、人才、金钱，以及资源的流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伦敦或洛杉矶做成的决定，以及纽约或新德里的市场，竟能够约束世界各国政府的原因。为了跟上世界的脚步，严格控制下的社会就不得不开放，于是严酷的控制结构也就因此备受压力。在专制政权被迫开放的社会空间、在政治流亡人士互相串联而成的全球神经系统中，以及非暴力运动顾问与实行家交织而成的新跨国社区里，较为明智的夺权方式已有愈来愈多的拥护者。

对于一名企图挑起冲突或恋栈权位的独裁者而言，这些发展极其危险。政权的稳固与民间社会的活力是不可分开的，但以控制为念的政权却慑于拥抱全球体系赖以发展的信息自由交流。阻绝自己的国家与世界接触，其实是剥夺了自己的权益；北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专制政府对国家的控制愈全面，国家的孤立与贫穷程度就愈高。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可能长久存在于自我隔离的情况下，而只要信息的闸门稍稍开启，争取政治改革的运动就会随之而来。

在新的世纪里，涉入冲突当中的各方，依旧会有政治团体及种族或民族性团体，而他们追求的目标也仍然会是要推翻不受欢迎的统治者、达成自治，或是争取各种权利——在这类冲突当中，非暴力抗争手段已证明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二十世纪也已发展出这类冲突的完善模式。新的全球体系可能会为这种反对运动增添两项优势。首先，就国家而言，信息与经济的影响范围大为扩张之后，专制政权的控制体系就必须更加复杂，维系成本相对提高，因此，实施非暴力反抗行动以及不合作运动的机会也就随之增加。第二，由于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媒体号召世人支持人权与民主的行为已愈趋积极，又由于政府承担不起丧失国际正当性及因而失却经济特权（借贷、赊帐、进出他国市场的权利）的后果，因此专制政权可能也就不会再那么轻易对自己的人民采取镇压措施——只要世界舆论及民主大国有所响应，他们就会有所顾忌。

这些情形应可让反抗政府的民间运动拥有更多的运作空间，一如一九九八年的印尼危机所示。印尼的币值与股市双双崩溃之后，雅加达的街头随即变成示威人士的舞台。他们不仅要求改革，也要求总统苏哈托下台。政府的贪腐已耗尽人民的耐心，国家的动荡也令全球商业界无法再容忍。以前，民间动乱也许不足以迫使这样一位统治者下台，但印尼的动荡已成为全球性事件，于是苏哈托手下的军方便在国际谴责及国内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对他倒戈相向，形成致命的一击。

在全球五大洲的人民运动陆续推翻独裁者，而共党警察国家也纷纷转型成为新兴民主国家之后，非暴力运动也开始被用以争取不同的目标。寻求自身权利的弱势团体仍然经常发现自己无力改变政府对既得利益者的偏重。政治腐败——买票、徇私，以及对媒体的箝制——会限缩广泛基础的经济机会所需要的自由。政治独裁者受到推翻之后经常会遗留下来的这类「小暴政」，将愈来愈容易遭到人民以抵制或罢工这类非暴力抗争手段加以反抗。建立自由社会的工作并不因政权易手而自然完成。新兴民主国家评估如何防备外来威胁的时候，也可能为非暴力运动提供新的舞台。在苏联解体之前不久，戈尔巴乔夫为了维护苏联利益，而派遣更多部队进驻波罗的海，以阻止当地各加盟共和国寻求独立。武装防卫在波罗的海有不良的先例：一九五○年代期间，一支名为森林兄弟军的游击队，未能抵抗斯大林下令的强制驱离行动。在一九九一年的危机当中，波罗的海三小国为了因应苏联可能在此重新主张控制权，均认真考虑把民间动员力量以及平民抵抗组织纳入国防体系里。

瑞典也研究过全民国防措施，斯洛文尼亚与马其顿也表现出兴趣。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无意成为烈士，他们要的是维系自由与独立。由他们的政府愿意考虑以非暴力方式保卫自己的权位可见，以暴力威胁或戕害对手而取得权力的想法，对于决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获致成功的人士已不再具有吸引力。

不过，世人虽总是期待民主大国化解激烈的冲突，这些大国却未能明了以非暴力手段作为预防措施根绝暴虐政权的好处，只有等到这些政权的政治或人道罪行引发大规模战争的时候才出面收拾残局。一九九八至九九年间的科索沃就是－颗随时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的不定时炸弹，主导事件发展的则是米洛塞维奇——但西方对南斯拉夫国内有可能影响情势走向的人士却未加注重。

随着非暴力行动愈形普及，其受到的研究也就更为广泛。回顾二十世纪，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皆发现，一个国家推翻专擅统治或外来政权的方式，和其建构公民社会及维系民主的能力是有关的。民众运动以非暴力行动成功获取政治权力的同时，其成员在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能力以及体现的精神，对于日后维系民主制度极具关键性：激发个人采行公众行动的能力、在共同目标之下建立共识，以及坚持法律与领袖必须获得人民的认可。非暴力运动不只是促成改革的手段，更是社会核心价值的第一道防线。

民主国家内经常可见非暴力抗争行动，不过其目的通常在于对民选的国会及总统施压以达成自己的要求。一九九八年二月，经过成千上万名英国民众走上伦敦街头反对一项禁猎法案之后，英国首相于是决定不把该法案提交下议院表决。在美国，任何足以挑起民众情绪反应的全国性议题似乎总会导致一场「华府游行」，以求吸引新闻媒体的注意。在二十世纪的后三十年间，先进民主国家内的非暴力群众抗议活动，已演变成为一种公共机制。

因应过一九六○及七○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反战示威，以及其它透过群众抗议游行活动宣扬的社会理念之后，美国联邦以至地方各层级的警察部门处理非暴力行动的技能都因而大为精进，而不会失控或沦为镇压。现在，大多数政府机构都透过「公共秩序管理体系」而与赞助抗议活动的组织密切合作。该体系广受世界各国援用，包括废止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以及中国大陆。天安门事件当时，中共已有一套仿照美国模式的抗议活动许可制度；不同的是，抗议活动鼓吹的政治立场如果不为官方所容，中共依旧保有禁止抗议活动的权力。

不过，如同天安门事件所示，运动的规模以及强度并非达成重要政治变革的主要条件。肢体抗争无法说服或甚至胁迫政府改变政策，更不可能令其放弃权力。反对运动必须挑战法律或政权本身的正当性，并且藉由扰乱公众生活以及动摇经济的方式削弱政府用以维系控制权的手段——另外也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适当安排各项行动，以增加镇压的困难度。纳粹德国在占领丹麦期间即因接二连三出现的罢工活动而应接不暇；六十年后，缅甸的军事执政团更无法到世界各个角落去刺杀每个用计算机上网的异议份子。

每当群众运动正面对抗政府，就不免引发一场斗争。非暴力行动并非消极被动；每次与当局交手都可能进一步激化冲突。引发反对运动的因素不太可能会因第三者的干预或协商而化解，不论他们遏止暴力的目标多么值得称许。事实上，非暴力运动的目的不在于避免暴力，除非暴力对运动本身造成影响；只是暴力通常都会对运动造成影响。非暴力运动的目的在于终结压迫、抵御侵略者、维护权利，或者建立民主。而殊值称扬的是，这些也正是非暴力运动在二十世纪的成就。在新世纪的冲突里，非暴力运动必然会再度发挥作用——只是我们无法预见其采取的方式罢了。

★ 结语：胜利毋须暴力 ★

暴力永远无法摧毁公众舆论所认可的事物。反之，公众舆论只要截然反对暴力，即可破除其一切行为。－－托尔斯泰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一天午后，布拉格城里的许多捷克演员、作家，以及剧院人士齐赴「写实剧院」会面，原因是政府的保安部队在前一天晚上向前往温彻拉斯广场的非暴力示威人士展开攻击。戏剧学院的学生决定罢课以示抗议，并希望戏剧界的人士一同加入抗议行列。不过，「写实剧院」里许多紧张不安的人士都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罢工——他们可能会遭到政府的严厉惩罚，也可能得不到大众的支持。

就在与会人士准备离去之际，一位名为戈弗兰的剧场导演发言指出：「我们坐在这里并没有权力指引任何人。我们不能替无法前来此处的同事做决定......无可避免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做决定。先大胆相信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没有，那就认了吧，反正你是无法脱身的。」戈弗兰表示他的剧团愿意罢工─其它人于是纷纷跟进。结果，那天下午到剧院看戏的民众，都只看到演员朗读政治声明。

后来担任总统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在十年前写过一篇在地下广为流传、且对后世影响重大的论文，标题为〈无权力者的力量〉。哈维尔在文中指出，专制政权与反对阵营之间的对抗并非起于物质层面，而是始于存在主义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反对阵营的力量就是「一股隐藏在整个社会中的潜在力量」。要激发这股潜力，靠的不是「其本身的战士」，而是「每个活在该谎言中的人民，他们随时都可能......被真相唤醒」。

一九七○年代期间，军事统治下的阿根廷国内情势极为混乱，许多人士即在混乱中遭政府绑架。在哈维尔写下那篇论文的两年前，阿根廷这些失踪人士的母亲决心找出她们孩子失踪的真相，于是开始每周在总统府前的广场游行。结果，她们唤起了一场运动，目的在于推翻那个造成数千人「失踪」的政权。又五十年前，甘地曾经解释过，在一个植基于「真理之力」─揭露恶势力的真相─的群众运动中，「没有人需要期待其它人采取行动......每个人都是领袖，每个人也都是跟随者」。

压迫的真相一旦在民众的心目中散播开来，就再也无法回避；而一旦反对行动─先是个人为之，然后众人集体合作，最后更成为策略性的行动─受到频繁的采行，人民也就不再会一意屈从，因此也就不会再与压迫者配合。英国利用北美当地的官员，在美洲人民的认可下统治北美殖民地达一百多年。,后来在印度也如法炮制。一旦当地人民不再认可，英国就只能以武力维系控制权。

在二十世纪里，不论是为了寻求自决、驱逐侵略者，还是为了追求基本人权与民主，反对运动皆一再成功克服了政府的武力。这些运动都没有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这也是他们采行非暴力手段的原因。这些运动的进展经常因对手使用暴力而有所延宕或转趋复杂，但最后的结果并不因此而定。剧院里的一句话，或是工厂门口的几个人，都可能有能力唤起民众反抗不义；此外，他们采行的非暴力行动对于克服暴力也有战略性价值，而暴力通常是暴虐政权的最后手段。

不过，非暴力运动至少在两方面上和武装斗争是类似的：两者都不会自动成功，也都不是暗中运作─非暴力运动的运作方式，是找出对手的弱点，并剥夺其维持控制的能力。一个政权若是意图无限期掌权，就必须和其治下的人民从事长期而广泛的互动─而难题也就由此产生：政府的控制体系愈广泛，就必须仰赖愈多人力以确保暴力手段能够压制得住反对人士，因此也就不免愈加脆弱。反对阵营－旦向其跟随者揭示出这项弱点，政府所需的支持就会因而开始松动──包括税收、外国投资者，甚至其手下的军队。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行动的策略，否则反对运动通常难以成功。胜利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努力得来的。

二十世纪的许多非暴力抗争都彻底取得了这种胜利：一九八九年，东德与蒙古人民都在没有采行暴力的情况下撤换了共产政权，菲律宾人民也以和平手段赶走了马可仕，而非裔美国人则在一九五○与六0年代期间，不靠一枪一弹解除了南方各州公共与商业空间的种族隔离措施。其它的抗争也获致了局部的胜利，而非暴力抗争一旦与暴力手段混合，反对运动即不免遭到削弱：丹麦反对组织以破坏手段延缓纳粹对他们国家的压榨之后，许多民众随即遭到强烈的报复；巴勒斯坦人在抗暴行动中对自治权的主张，也因部分人士用石块及汽油弹攻击以军而致其正当性遭到减弱。有些抗争运动则是未能持续对暴虐政权的违抗：一九二三年间英勇抵御法国侵略军的德国民众，由于采行的反抗策略代价太高，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暴力行为所助长的镇压行动，终于无力继续抵抗；在一九三○至三一年间以不合作运动击溃英国殖民政府的印度人民后来在谈判桌上让步，以致又等了十五年才获得独立；而塞尔维亚的反对阵营虽藉由抗议运动迫使米洛塞维奇承认一九九七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却因内部分裂及缺乏外援，而给了米氏继续戕害塞国人民的机会。

另外还有些运动，则是利用非暴力行动为长期以来争取权利或自由的奋斗重振活力：智利一九八○年代期间的罢工与示威活动，为后来促成选举而改变国家命运的广泛反对阵营奠定了基础；再就南非而言，若没有纷起的抵制及罢工等各种非暴力抗争活动，种族隔离制度就不可能在一九九一年瓦解。

二十世纪的非暴力运动没有一个是获取胜利的理想典范。不过，尽管时间、地点，以及政治环境等条件有所不同，它们却都包含了一系列抉择行动内容与时机的步骤，而做抉择的技巧就直接影响及运动的结果。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里，经常有人指称夺权不可能不用暴力。而事实证明可能之后，他们便改口说这是必然的发展。不过，这两者都不完全对，也不是所有抗争运动都一体适用。用非暴力手段取得权力，必然是精明的领导者在人民团结而坚定的支持下，明智抉择而获致的成果─这也就是英雄主义的一般基础。

致胜之道：形塑反对运动

自从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就有群众运动对抗当权者的情形发生。在二十世纪间，非暴力抗争手段的运用，为推翻不公的体制开辟了一条除了暴力反抗以外的道路。非暴力行动必须由个人采行，但其影响力却是由一连串的抗争活动累积而成─因此非暴力运动需要有组织：反对运动必须提出明确的目标，也必须向支持者传达这项目标，此外也必须团结，并且得到其代言之人民的广泛认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英属印度各地的人民齐集于拉合尔参加印度国大党的年度大会。国大党曾于一年前要求大英帝国在一九二九年底之前让印度在帝国内取得自治领地位。现在时限即将届满，国大党领袖于是宣布以完全独立为唯一追求目标─这个众人的梦想因此首度被正式确立为反对运动的目标。在这项更为崇高的新使命之下，过去奉行不合作运动的抗争方式而饱尝艰辛的民众于是再度产生了希望。

一九八○年八月，波兰国内代表格但斯克地区劳工的厂际罢工委员会在列宁造船厂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会议。讨论过他们准备向政府协商代表提出的要求之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以争取独立工会为首要目标。有些人希望要求更多：开放自由选举以及禁止出版检查。不过，大多数人决定不要在政治目标上过于好高骛远，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值得工人牺牲、又不容易引发镇压的目标上。

设定远大目标的运动─在一九○五年间要求民主共和国的俄国人民、一九二九年间要求完全独立的印度人民，以及要求彻底驱离以色列人的占领区民众─可能会激发参与人士的高度热忱。不过，若是固守崇高计画而毫不让步，也可能因而抹杀局部胜利的成果，并且造成对手更加坚定，以致提高镇压行动的可能性。另外有些运动则是自我设限─先设定与最终标的有段距离的目标，再为后来更进一步的成功铺路。一九八○年间的波兰就是采取这种作法。不论是远大的目标还是有限的目标，都必须是经过实际考量之后而设定的结果，因为反对运动在创造历史之前，必须先能够有所进展。

一九四○年九月，哥本哈根的民众在纳粹占领下纷纷涌上街头庆祝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的生日。整个夏季期间，成千上万名群众热烈参与歌曲节及其它庆典活动，大肆颂扬八十年前丹麦对抗德国的英勇事迹。就在丹麦遭到军事侵略者占领的同时，其人民也正沉浸于确立国家认同的高昂情绪中─若没有这种团结一致的感受，援救丹麦犹太人及其它战时抵抗行动就会更难成功。

一九八九年间，由学生与知识分子组成的蒙古民主联盟，正在想办法号召人民支持其追求民主改革的计画。一名领袖前往铜矿产地额尔登特与矿工及工程师举行会谈，而使他们认同唯有透过上层的政治改革才能带来经济利益。次月，首都的抗议群众也就增加了工人以及乡间居民─藉此向政府证明反对运动除了学生领袖之外，也吸引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大多数的群众运动都始于一群核心的活动人士─印度国大党、圣萨尔瓦多的大学生、格但斯克的自由工会团体皆是如此─他们先号召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之后，再进一步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争取广泛的认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了解哪些人有可能支持，以及必须敉平哪些裂痕，才能够打造一支凝聚力强又涵盖广泛的改革势力。这就是反对运动最艰难的任务。十九世纪末在私人社群里发表优美演说的俄国律师与专业人士，以及二十年后领导印度国大党的印度教政治人物，皆发现并非所有人都热切想要追随他们：俄国劳工一再听从托洛斯基这类激进份子的话语，结果只是招致沙皇的镇压；印度的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也大都自外于甘地的运动。不过，俄国在一九○五年间若是能够克服政治上的差异，而整个印度半岛在一九三○至三一年间也能够一致支持不合作运动，则俄国的民主以及印度的独立可能就不必花上好几十年才能达成。

控制冲突活动的进展

群众运动一旦走上街头或挡在工厂门口，一旦开始阻碍商业活动及公众生活─视冲突中的牵涉面向而定─如何施加压力以及调节行动进展速度的决定，就会直接影响到运动的成效，因为即将来临的是一场以技巧为基础，而且结果难以预测的竞赛。要让冲突往目标迈进，非暴力运动就必须扩大抗争手段的种类与范围，以攻击性的举措袭扰政府，保护自己的支持群众免于镇压，善用对方妥协的机会步步进逼，减损政府的正当性，并且削弱其维系控制的手段。反对运动必须惩罚对手不应允其要求的举动，同时必须把自己受到的报复降至最低。

南非政府在一九八四年间面临市镇的暴动之时，依旧错把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人士当成游击份子，并自认自己从事的是反制革命的行为，因此也就选择采行粗劣的镇压行动。不过，随着市镇活动人士策动租金抵制运动、工作回避运动，以及消费者抵制运动，而非洲市镇的议员与警察也因与政府合作而遭受谴责，再加上街道委员会又陆续接管环境卫生及罪犯审判等公共事务之后，由于反对运动的分布范围太广，参与的事务太多，因此南非政府「除掉」主要激进份子的策略也就无法奏效。

一九八八年，以色列防卫队在西岸与加萨地区试图粉碎抗暴行动，许多巴勒斯坦民众却没有选择肢体抗争，而是不再与以色列当局配合：他们拒缴税捐、无视警方传唤、不到以色列工作、拒绝出示身分证件、抵制以国消费商品，并且劝诱巴人警员辞职。这种分散进行的反对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以国因应措施的冲击力；此外，由于抗暴行动有各种各样的巴人民众参与其中，因此以国也就不能够随意将其贬抑为激进份子的叛乱行动。

一九七八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首度以教宗身分返回祖国之时，波兰人民纷纷自动自发参与他的访问之行，于是波兰的共产政权也就首次在重大事件中被冷落于一旁。突然间，新任的教宗成了传统波兰特色的象征，同时也是国家认同的代表，于是反对阵营也就本能地向其靠拢。自此以后，团结工联成员在游行及罢工活动中，便经常带着教宗的旗帜或者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的圣像，以借助其比共产主义更崇高也更古老的权威。

一九八六年二月，就在马可仕因恋栈权位而准备再度操纵选举之前，二十万名监票志工却另行计票，因而揭穿了马可仕造假的开票结果─于是彻底剥除其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正当性。波兰与菲律宾的政权都早就遭到人民厌恶，而在反对阵营致力于推翻政府的过程中，政府正当性的瓦解也都是反对运动的转折点。如此一来，国家就再也不能够妄称其获有人民的授权；自此之后，政府就必须藉由武力威吓遂行其意志。

在二十世纪多起重大冲突事件里,非暴力运动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这些冲突当中的旧秩序一旦权力遭到威胁，都毫不迟疑地以武力压制对手。一九○五年冬宫的屠杀事件、一九一九年的阿姆利则惨剧、一九四四年圣萨尔瓦多的行刑队、一九五○与六○年代美国南方黑人遭到的警方暴行、一九六○年的沙佩维尔屠杀事件、一九七○年格但斯克工人遭军方开枪攻击事件、一九七○年代阿根廷与智利的失踪案件，以及一九八三年艾奎诺遇刺事件；二十世纪几场成就非凡的非暴力运动所面对的暴虐统治者，从这些恶名昭彰的例子里即可看出其典型面貌。这些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在选择以抗争手段促成改革之前，都早已知道他们极有可能面临暴力攻击，而他们的响应方式也就主导了冲突事件的结果。

一九四四年一个温暖的春季夜晚，圣萨尔瓦多的学生活动人士一同聚会讨论逼迫军人总统下台的方法。不到一个月以前，马丁尼兹将军才刚瓦解一桩武装叛乱行动并处决其领导人。医学生卡斯迪佑坚称以暴力对抗马丁尼兹无疑是自杀行为─他只会二话不说命令手下开枪。于是，与会人员同意发起全面罢工，这样民众即可待在家里，「因此也就不可能有镇压行动」。不到一个月后，马丁尼兹就出局了。

一九○五年十月的一场全面罢工，彻底瘫痪了俄国的铁路、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活动，但沙皇的部队却找不到对象可以开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为德军生产补给品的工厂工人纷纷离开工作岗位，以致产量锐减。印度与南非的租金抵制运动，则把不公的代价转嫁给了默许不公情形存在的人士。在美国南方和以色列占领区，反对人士皆以抵制商家的方式，迫使政府为歧视性的法律或习俗付出经济代价。在这些冲突事件当中，人民都拒缴税款、与政府合作的人士也被迫辞去其职务，支持政府的银行更遭人拒绝存款。

这一切制裁行动，在一国境内广泛而长期施行之后，即可让政府感受到人民反抗的压力，同时又不会让人民暴露在暴力的威胁下。只要在时间与空间上扩展非暴力行动的范围，政府便无力约束情势的发展，镇压的效果也会因而受限。相反的，反抗专制政权的自发性或突发性暴动─例如一九八六年反抗马可仕的人民力量运动，或者一九八九年间中国、东欧，以及蒙古政权所面临的反对运动─通常都会达到一个单一的摊牌时刻。把人民直接摆上第一线面对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是高度冒险的策略：获致的结果可能会是辉煌的胜利，一如菲律宾的情形；而一旦政府无法抵抗一举消灭对手的诱惑，便可能导致惨痛的失败，一如天安门事件。

另外还有一种反抗方式，也能够让反对人士不必完全暴露在政府残暴的武力之下。这种方式可见于印度的达拉沙纳与勒克瑙，以及纳胥维尔的用餐吧静坐活动当中。先训练一群精心挑选的志愿者，制造高能见度的抗议活动以吸引警方或军方到场，再故意采取足以引起对方施展武力的行为，如此一来反对运动即可揭发并凸显高压政权的暴力思惟，进而斩除政府仅存的民间支持。同时，这种运动也可以用较不冒险的方式面对政府当局，以使其大多数的支持者都能够参与行动，并且扩大要求改革的压力。

一个政权一旦濒临垮台，便可能会放下强硬姿态而释出善意─以一连串让步为反对运动降温，然后将其导向和解而非革命─因为这么一来，政府就还有重拾控制权的机会。一九八二年，南非总理提议修宪赋予印度人及有色人种有限的选举权，也让非洲人对当地事务拥有更多发言权。不过，数百名反对活动人士为成立联合民主阵线而于次年举行聚会的时候，与会代表却纷纷谴责政府的措施为一大骗局，然后齐声高呼：「我们要我们所有的权利......而且我们现在就要得到!·」反对运动的领导人士皆感到人民反抗政府的意志不可能因这种敷衍的措施而满足。可见协商的时机尚未成熟。

有时候，统治者本身采取的措施也可能导致自身的覆亡。一九八八年，智利总统皮诺契特举行一项公投以决定次年的选举是否应由他同额竞选。他在暗杀行动中逃过一劫，并成功遏阻一场左派的叛乱行动之后，看上去似乎无可匹敌。不过，由于反对阵营不遗余力地组织动员，再加上宪法委员会认真执行监票工作，于是皮诺契特便在公投中败下阵来。反对阵营虽然分裂而目标不定，却甘冒让皮诺契特的措施取得可信度的危险，以争取机会为将来的持续奋斗累积本钱。破除人民与独裁者的配合，是胜利的前提要件；而善用所获得的额外运作空间，并不妨碍这项策略的实施。

政府的正当性一旦消失殆尽，其让步又无法降低冲突或笼络对手，而镇压行动也不再能够瓦解非暴力反对势力，政府的强制力也就会随之消退。如此一来，原本仅由少数几名讨厌的异议份子所挑起的骚乱，就会演变成为关乎政权生死存亡的斗争。催促结果的到来

查维兹是一名菲律宾石匠，于一九八六年加入反抗马可仕的人民力量运动。马可仕逃亡海外的隔天晚上，查维兹即随同人群闯入总统官邸马拉坎南宫，然后在一个个装有华丽吊灯的房间里游荡。他走进图书室的时候，发现桌上有一盆新鲜葡萄，可见宫里的人不久前才刚匆促离开。他于是把葡萄一颗颗全部吃光。马可仕不是按照自己的计画从容离开，而是被赶下权力的宝座。

非暴力群众运动可以用三种方式促成有利的结果：强迫统治者投降或离开；诱使政府和解或让步；或是转变政府对冲突事件的观点，而令其自认不应再主导事件结果。反对运动所面对的对手弱点各自不同，因此也代表了不同的机会─所以，反对阵营即可在实体对抗中取得上风之前，先趁机掌握心理战的主导权。人民对马丁尼兹和马可仕毫不留情，用非暴力制裁行动赶走他们，以终结他们对大众生活的支配，并疏离军事高层与外国势力对他们的关键支持力量。

一九三一年间，甘地由于明了自己不可能期望他所有的追随者无限期从事不合作运动，同时也认为他的运动可能早已让总督对印度人民的要求有了更明智的体认，于是同意与厄文男爵协商以结束运动。不过，甘地接受的条件却令许多人失望，反对阵营也因种族问题而产生分裂，于是他的支持者也就逐渐感到力不从心。此外，当时全球也还不是一个结合紧密的经济与媒体社会：加尔各答镇压情形的照片，并未能让英国煤炭的买主改变心意─如此一来，英殖民政府就比较不需要担心犯错。又过了数年之后，等到大英帝国的核心出现乱象，印度才终于成功脱离英国掌控而独立。

不过，拒绝妥协也可能成为反对阵营追求权力的障碍。一九○五年，俄国十月间的全面罢工迫使沙皇发布宣言承诺成立国会及展开其它改革之后，激进反对人士却拒绝接受政府的这项让步。到了年底，街头群众受到煽动而群起叛乱之后，便随即遭到沙皇的部队彻底击溃。在这场争夺权力的长期奋斗中，那些为人民奋斗的人士若肯接受沙皇的提议，而用以强化反对势力，他们就不会把主导权拱手还给沙皇及其手下。

保加利亚与蒙古的共党人士看到首都的街道和广场上充满要求民主的人群，又看到苏联集团各国的政权如骨牌般一一倒下之后，便认为实施民主也无可厚非：他们于是转而投身于改革进程，以免遭到改革浪潮所淹没。一个专制政权不论多么冷酷无情，其决策者仍有可能失心丧志，在选择策略的时候，也不会置自己的生存于不顾。一九八八年，波兰政府面临新一波的经济衰退与劳工抗争之际，贾鲁塞斯基为了恢复政治稳定，也就只好寻求团结工联的协助。不过，随后的圆桌会议带来的选举，却导致了共产政权的瓦解。对于富有弹性的运动而言，即便不是以石破天惊的方式达成结果，仍无损其结果的光荣。

专制政权的崩溃不是单一行为的结果，但在二十世纪里，压抑人民权利的统治者却总是较常遭到改革的潮流冲垮。专恣统治者夹在国家难以治理的严酷事实，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民主改革而施压造成的艰苦环境中，不免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镇压一旦成为唯一可用的手段，其压制反对运动的效果也就随之减弱。国内的混乱与国际社会的敌意交相作用之下，便足以让专制政权无以为继。南非印裔政治活动人士卡恰里亚指出，反对运动用来对抗种族分隔制度的力量很单纯：「没有我们，他们就无法遂行统治。」

由于非暴力反抗运动能够夺走压迫者的掌控能力，因此，非暴力运动的力量也就比压迫者的权力更为强大。单纯采行非暴力手段并不会自然产生这股力量。行动策略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同时这项策略也必须包含几个条件：可及的目标、运动的团结，以及足以约束对手的强烈制裁行为。为了让己方能够在冲突中占上风，非暴力运动就必须扩展其抗争行动的范围与种类、保护其支持群众免受镇压、揭开对手的正当性假象，并充分利用对手的弱点与退让。这些条件一旦齐备，高压政权即无可避免地会丧失国内外的支持，然后便可化解其用以压迫或恐吓人民的手段。专制政权一旦明白自己无法主导事件发展结果，其权力基础与维系手段就不免随之瓦解。如此一来，专制政权的垮台也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民主与权力

一九八○年八月，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发动罢工的第一天早上，时年二十二岁的波罗札克和其它罢工领导人，已说服若干工场内的工人放下工具停止工作。他们一度走向二号大门，群众中有人高喊要大家效法十年前的罢工群众走上市区街头，并前往共党党部。波罗札克要求他们稍安勿躁，先为一九七○年间因走上市区街头、遭到杀害的工人默哀片刻。他们唱完国歌之后，波罗札克随即恳求他们不要重蹈覆辙，而应留下来帮忙占领造船厂。尽管群众中没几个人知道波罗札克是谁，但所有人却都留了下来。

反对群众不是军队，运动领袖也不是军事将领，不可能随口下达命令就期望手下的部众依命遵行。群众运动必须共同参与，而没有阶级之分——群众运动中多的是自愿参与的民众，他们参与是因为他们认同运动的理念。波罗札克身不由己地站上事件的中心舞台之后，并不能强求民众追随他的领导。他只能想办法说服他们采行他认为的最佳方式，然后仰赖他们逐渐萌发的意识，让他们自己发觉他的指导确实良好可行。俄国与萨尔瓦多的民众，分别于一九○五年十月和一九四四年五月展开大规模全面罢工之后，加速反对运动发展的力量不是遥远的领袖发表的流利演说，而是成千上万名一般民众的普通言语和高度努力。

领导人物当然有其关键的地位。要是没有甘地，印度就不可能出现不合作运动——但即使是甘地，也没有受到人民毫无质疑的追随。一九三○年三月，甘地便曾与帕德尔发生过争论。由于这位古吉拉特的地方领袖说服民众拒缴租金，而违背了甘地认为不合作运动应只限于违反食盐法的要求。不过，帕德尔不为甘地所动，于是这场对抗国家征税人员的长期斗争也就持续进行，而且号召了数千人投身印度独立运动。

反对运动若舍强制而就劝导的方式进行，虽然可能必须付出躁进的支持者擅自采取行动的代价，却可达成所有参与者皆产生自主性的更大利益。反对运动若是希望参与民众能够甘冒采取非暴力行动所伴随而来的个人风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亦即身体力行其对国家的要求；形式开放，功能民主。除了心怀强烈不满以及迫不及待要透露真相的人士之外，人民在专制政权底下，皆会养成漠不关心的习惯。而真相一旦揭发出来，非暴力运动又把权威移转到一般人民身上之后，反对运动所号召得到的忠诚度便远胜于任何独裁者或武装少数团体。

一如自由经济制度对创业者多所奖励，非暴力运动随心所欲的社群及其赖以存在的公民社会，也能够开创出一个空间，让创新多变的抗争行动在对抗国家的过程里，获致禁得起镇压的高度韧性。一九七○年代期间，米契尼克与库隆明白自己无法对庞大的共产政权发动正面攻击之后，即与波兰其它反对人士共同采取漠视政府的方式遂行反抗——自行协助异议劳工以及出版地下报纸与书籍。这种行动也许历经十年八年也还无法推翻政府，却可在专制政权存在的温室里播下自由的种子——在民主正式开张营运之前先行落实民主的理念。

有一派人士认为，欠缺民主经验的国家在刚获得解放之初，会难以坚持民主路线；因此，俄国在一九九○年代期间的政治动荡便可能是由此而来。一个国家若曾有过民主政府——例如菲律宾——其推翻专制政权之后的善后工作也许会较为简单。不过，波兰在共党垮台之后的政治稳定，却可证明独裁统治不一定会降低人民对于施行民主的准备程度。其它案例也显示，如果迈向民主的旅程是由非暴力运动的领航员所引导，该国维系民主的能力也会比较高。

印度独立的酝酿期长达三十年，甘地却从不曾考虑以暴力追求独立。在捷克，一个世代的非暴力异议人士唤起民众为争取民主而起身抗争。推翻智利军事执政团的反对运动，采用的也是民主的手段。到了二十世纪末，这些国家都已是生气盎然的民主国家了。在这些地方以及世界各地促成变革的非暴力运动，其中皆可清楚见到民主手段的运用：建构联盟、以劝导而非命令的方式领导，以及无视国家同意与否而透过私自行动开创公民空间。公众生活的掌控权一旦从当权者手上转移到人民手上，国家的主权也就会随之移转。

在二十世纪里，要求拿回这项主权的人士，以及参与游行、从事抵制、占领工厂与街道的男男女女——透过世界五大洲上重大的非暴力冲突，对抗各种各样的对手——对于漠视他们权利的统治者，都撤回了他们的认可。梭罗在他一八四八年写就而广受世人传颂的〈论不合作运动〉一文里，严词谴责美国人民竟与一个保护奴隶制度的政权合作。对于倒行逆施的政府，他强力支持人民「有权拒绝效忠，并可加以对抗」。他也指出，如果有一千人为了阻止国家采行暴力而拒绝缴税，这便是「和平革命的真义」。

托尔斯泰于六十年后写道，梭罗对他有「特别的影响」。又过了八年后，甘地以「全然陌生」的身分写信请求托尔斯泰同意他重新出版他的一篇文章。甘地在再版前言中重申托尔斯泰的话语：「只要我们拒绝臣服于压迫者的暴政，他的所作所为就毫无用处。」次年，甘地再度写信给托尔斯泰，托氏在回信中指出，非暴力抵抗「是至关重要之事，不仅对印度而言，对全人类也是如此」。托尔斯泰于一九一○年九月最后一次写信给甘地的时候，除了在信中表示自己「大去之日已近」，另外也指出甘地的言行也许能够助他实现愿望。他企盼人类能够彻底舍弃暴力冲突，而这项愿望在俄国虽然破灭，在他心中却依然热烈。他对甘地指出：「你在德兰士瓦省的一切作为，虽然似乎远在世界的边陲角落，却是对人类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更是最为有力的实证，可供全世界效法。」

在二十世纪初始，全世界都对这项实证深信不疑；不过，到了二十世纪末，在国家与公众社会的事务里，暴力无疑是挥之不去而又深具戏剧性的重大邪恶势力，表现方式包括恐怖行动、种族灭绝、宗教斗争，以及不满人士与极端份子的偶发行为。暴力虽然受到广泛的采用，促成变革的纪录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见，过去一项有关政权的假设已然过时。

鄂兰在她精辟出众的〈论暴力〉(OnViolence)一文中指出，暴力「根本无力」创造政权——暴力「无法宣扬理念，不论是历史性还是革命性的理念，也不论其具有先进还是反动的特质」。她循此驳斥许多半吊子革命份子所偏好的谬论，即毛泽东所谓的「枪杆子出政权」如果说希特勒曾经说过类似话语，也一点不令人意外。不过，暴力丛生的二十世纪，却也目睹了专制统治模式的瓦解。，绝对的暴力，或是以绝对暴力为后盾进行的恐吓，并不会保证带来绝对的权力。

鄂兰指出，暴力是国家或武装团体所使用的工具，在短期内能够造成对手的恐惧、引来对手的屈服，或者毁损生命及财产；不过，暴力的使用者却无法因此获得维系权势所需的正当性以及人民认同。反之，在民主国家稳定而长久的政治制度中，鄂兰看到了一种较为优越的权力模式，根源也颇为古老：「由古罗马人称其政府体系为『城邦』可知，他们当时的权力与法律概念，基础就不是建构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上。」十八世纪政治大革命期间的改革人士，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又重新唤起了这项概念：「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的法治制度，将会终结人治体系。」

二十世纪的人民权力不但没有出自枪杆子，还推翻了许多认为暴力即是权力的统治者；采用的手段则是解除其权力的真正来源：亦即其治下人民的认可或顺服。恶法一旦不再受到遵从，商业活动一旦因人民罢工而中断，公共服务一旦无法继续运作，而军队也不再受到惧怕，则政府所能使用的暴力手段也就不再重要——因为其迫使人民臣服的力量已然消失无踪。

一百年前，全球尽由帝国与君主国家宰制。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世界五大洲却已满是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据说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非常渴望恢复罗马共和，但他知道他的对手绝对不会让他这么做。今天，古罗马的「城邦」精神已经成为举世一致的标准─而且，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其反对者也早已消失无踪。不久之后，这些人对权力的概念也会随之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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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彼得.艾克曼、杰克.杜瓦    source：正义党   last updated：06/08/04    visited：2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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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JP 中国民主正义党 中共禁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