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指责解放军鹰派人物罗援声称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质问其谁是“国贼”？由谁来定？军队如果这样做，就是军事政变了。如果说“国贼”是指贪官，那应 该是法律的事，如果由军队来决定谁算贪官，而且可以派兵来惩治，那是什么景象？今天说是惩治贪官，明天就可以对准任何有不同意见的民众。
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日前在中共改革派阵地《炎黄春秋》刊文借古喻今，评当下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其看来，苏联“老师”自己已经认错，而中国作为学生也已另立门户，但中共当下仍为所谓的苏联亡党亡国痛惜悲伤，不仅不可思议，甚至透露出一个危险的逻辑，党的执政地位高于人民福祉，为此将导致为保“江山”不择手段。
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警告汲取苏联覆灭教训，到各大智囊推出纪念苏联亡党亡国的激辩，中共正在全党内确立思想统一，以苏联解体为镜鉴。中共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7月9日更指，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从党内思想混乱最后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就眼看着哗啦啦地轰然倒下，不能不发人深思。”
2013年3月9日资中筠教授主讲的“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讲座内容，刊登在今年7月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以回应苏联亡党亡国是福是祸的质疑。资中筠炮轰当下中共对苏联解体的反思，实质上是站在确保江山永固而不是以民众福祉为依据的危险逻辑上。
她说，苏东剧变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之所以成为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但是，在对苏联认识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而从朝代兴替的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不站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在资中筠看来，当下中国动辄凭吊苏联亡党亡国，但是苏联并没有被异族灭亡，共产党还依然存在。“为什么我国一些人如此‘看兵书落泪，为他人担忧’呢？过去以俄为师，老师自己都意识到那一套行不通，改弦易辙了，其实作为学生，也早已脱离师门自行其是了，为什么二十多年之后，还要替俄罗斯人捡回人家不合脚而扔掉的鞋子，替他们奉前朝为正朔呢？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如果对别国的历史只是学术讨论之争，还则罢了，如果手握重权者以此‘教训’为基础，决定治国方略，那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文武兼用，为保‘江山’不择手段，后果不堪设想！”
她还指责解放军鹰派人物罗援声称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质问其谁是“国贼”？由谁来定？军队如果这样做，就是军事政变了。如果说“国贼”是指贪官，那应该是法律的事，如果由军队来决定谁算贪官，而且可以派兵来惩治，那是什么景象？今天说是惩治贪官，明天就可以对准任何有不同意见的民众。
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日前在中共改革派阵地《炎黄春秋》刊文借古喻今，评当下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其看来，苏联“老师”自己已经认错，而中国作为学生也已另立门户，但中共当下仍为所谓的苏联亡党亡国痛惜悲伤，不仅不可思议，甚至透露出一个危险的逻辑，党的执政地位高于人民福祉，为此将导致为保“江山”不择手段。
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警告汲取苏联覆灭教训，到各大智囊推出纪念苏联亡党亡国的激辩，中共正在全党内确立思想统一，以苏联解体为镜鉴。中共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7月9日更指，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从党内思想混乱最后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就眼看着哗啦啦地轰然倒下，不能不发人深思。”
2013年3月9日资中筠教授主讲的“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讲座内容，刊登在今年7月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以回应苏联亡党亡国是福是祸的质疑。资中筠炮轰当下中共对苏联解体的反思，实质上是站在确保江山永固而不是以民众福祉为依据的危险逻辑上。
她说，苏东剧变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之所以成为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但是，在对苏联认识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而从朝代兴替的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不站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在资中筠看来，当下中国动辄凭吊苏联亡党亡国，但是苏联并没有被异族灭亡，共产党还依然存在。“为什么我国一些人如此‘看兵书落泪，为他人担忧’呢？过去以俄为师，老师自己都意识到那一套行不通，改弦易辙了，其实作为学生，也早已脱离师门自行其是了，为什么二十多年之后，还要替俄罗斯人捡回人家不合脚而扔掉的鞋子，替他们奉前朝为正朔呢？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如果对别国的历史只是学术讨论之争，还则罢了，如果手握重权者以此‘教训’为基础，决定治国方略，那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文武兼用，为保‘江山’不择手段，后果不堪设想！”
她还指责解放军鹰派人物罗援声称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质问其谁是“国贼”？由谁来定？军队如果这样做，就是军事政变了。如果说“国贼”是指贪官，那应该是法律的事，如果由军队来决定谁算贪官，而且可以派兵来惩治，那是什么景象？今天说是惩治贪官，明天就可以对准任何有不同意见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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