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

 民国14年（1925），项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民国16年回国，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而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党中央机关从沪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与年继续留沪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上海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在沪期间，和群治大学读书的同学张雪澄等过从颇密。民国21年，离沪转外地，便将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德崇(项南)委托给在沪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张雪澄代为照料，而自己接受组织安排，改名梁明德，几经辗转，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民国23年（1934）10月，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时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参加会议，并带回《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参加完庐山会议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深感事关重大，虽知一旦泄露自己必死无疑，但依然义无反顾地派早已安排在他司令部里工作的项与年把计划交给中共中央。（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某次在上海时巧遇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此时刘已是中共中央特科成员，在刘哑佛的介绍下，莫雄认识了共产党员项与年）与年看完这批文件，觉得事关重大，便立即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起程。他为了安全，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冒充乞丐，历尽艰辛，从德安跑到瑞金的红军司令部，把计划交给了周恩来。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在此意义上，说二人做了一件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毫不为过。

10月下旬，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向陕北转移。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与年随军长征，中途党组织又派其前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后来回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在长期艰苦的秘密革命活动中，他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对党忠诚，斗争机智勇敢，曾获得上海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民国25年（1936），其子项德崇由党组织安排到福建长乐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经过党组织和国民党政府县长罗树生秘书罗心如等连城老乡的设法营救，改名项南，前往广西桂林。后来，项南由组织安排，经香港转奔苏北新四军军部。父子异地改名，彼此情况不明，而失去了联系。

民国27年（1938），与年自沪到延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历任中国共产党西北局统战干事，中国共产党三边地委、关中地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延安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第三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职务。

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工作之余，自然便想起散失多年的儿子项德崇，于是致函上海张雪澄辗转查访，获悉儿子已在皖工作后，便通过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予以查明，父子得到了重逢。

文革岁月

“文化大革命”中，项与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以致丧失说话能力，只能以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1969年与年被迫送回连城。回到家乡之后，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与党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关心集体，关心群众，把自己节约下来的数千元工资贡献给朋口人民公社(乡)发展水电事业。群众深为感动。盛赞项与年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高尚品德。

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病逝于龙岩，终年84岁。中国共产党龙岩地委主持为其召开追悼会，与年生前工作过的单位，辽宁省委等发来唁电以示哀悼，并为其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冤案进行平反昭雪；对其一生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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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年的传奇经历后来被孙女项小米创作为小说和剧本，并拍摄电影《英雄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