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本文摘自2006年第1期《龙门阵》，作者林雪，原题为《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
本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令人触目惊心。图为1958年大跃进中毛泽东在李井泉陪同下视察亩产4万斤的郫县
饥饿的农村触目惊心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信中指出：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万名干部下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也下乡参加运动，并担任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同志口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里骇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儿孙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也让公安局的同志很为难，最后决定，逮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人民，在解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可是一个问题在工作团的干部们心里展开了：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还比较“先进”，死人比较少。究竟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还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工作团的许多干部都是早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些思考早在“大跃进”之初就有人开始了，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硬压制，可依然在全党各个层面蔓延开来。
上报中央的《综合简报》被扣下来了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中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当前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市召开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在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认为，四川这些年大量饿死人，与省委提出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往外调粮有直接关系。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省委给大家一个说法。有人说，近年来四川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人，省里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痛心。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和中央就开始纠正“五风”，以后又陆续作了很多讲话。对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就传达，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拒不执行，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动不动就把一些普通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则上去，运动不断。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他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不但没有制止错误，反而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了一点错误就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1957年以后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领导大搞“一言堂”，谁提了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讲真话。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作了总结，他以自己的党性向与会者作了两条保证：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如实向中央反映；第二，对提意见的同志决不打击报复。
重庆全委会后，部分代表们又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再次把意见全盘托出。廖伯康根据重庆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记录，搞出了一个《综合简报》送给任白戈，请他向省委和中央汇报。一次偶然的机会，廖伯康发现自己整理的这份《综合简报》没有用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用的是只限发到省委常委（不上报也不下发）的绿色刊头。他心里一凉：重庆的《综合简报》被省里捂住了，没能上报到中央，省内也只有几个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证落了空。后来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看了这份《综合简报》，加上重庆小组的发言，吃惊不小，便批了个“此件只发常委”。
向毛主席告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告诉廖伯康：江北县还在饿死人。也在这个时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死人都没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这些埋人的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18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还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当年的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
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李井泉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说的那些情况，引起曾德林深深的忧虑，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
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党中央便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说话不合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默默地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那位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1962午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找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廖伯康解释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
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李井泉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李井泉还一贯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做假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杨尚昆说：“是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不了解南方的情况啊？”
于克书在旁边插话说：“他不是北方人，是南方江西人。”
廖伯康接着说：问题不在于是什么地方的人，而是走不走群众路线，有没有群众观点，听不听群众呼声的问题。四川饿死这么多人，李井泉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李井泉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7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同志不断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说还没有整理好。”“问他们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是400万，公安部查的是800万，我这里还有个数字大约是1,000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
廖伯康想了想说：“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告别时，廖伯康对杨尚昆向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进一步深入了解。最好是派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级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名义进行暗访式调查。因为派部长一级的干部到下面要报告省公安厅，而司局级干部用不着，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还有，”廖伯康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们今天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回四川，我们便活不出来了。”
杨尚昆同志笑了笑说：“你也是办公厅主任，有人向你反映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悲壮的“反党集团”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当时杨尚昆分管组织工作，他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为此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几次部的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16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同志。后来又多了一个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要求他参加的理由，是他参加过对安徽饿死人事件的“揭盖子”工作，有调查研究的经验，而且他当时的关系还在《人民日报》社，可以用记者身份找人谈话，比较方便。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说近年来刮“平反风”是不对的；1959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可是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主席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一旦风向逆转，就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子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子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子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子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子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调往基层；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贬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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