遒真言實：大撒币，输出邪恶共产革命！人民怎么能爱中共党国？（照片略）
本文谈,中共党国财政支出“大撒币”的第四个方面：耗费大量公帑输出邪恶共产革命。重点是毛泽东斥巨资扶持建立罪恶政权——红色柬埔寨。
这项长期的大规模活动，主要发生在毛泽东时代。毛死后仍在继续，但规模有所收敛，以至于放弃了鼓吹“世界革命”的路线。2010年代死灰复燃，但形式改变为“大外宣”——思想文化的革命输出。（“大外宣”另有专章论述）
一、毛泽东大张旗鼓向世界输出共产革命概况
建政伊始，毛共就向国外推广毛主义和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模式。“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实质就是输出革命。斯大林死后，野心勃勃的恶魔为了争当全世界共产革命领袖，输出革命加大了力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这篇文章在毛亲自指导下由王力起草写成──不久后王力成为“文革”前期骨干之一。该文宣扬，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实现毛泽东旗帜红遍全世界。在毛泽东这种思想主导下，文革开始，毛泽东的魔爪伸向四方，遍及亚非拉几大洲——罪大恶极的文化大革命，毛恶魔不仅肆无忌惮地祸害中国，也疯狂地祸害全人类。
为了跟苏共较劲，扩大毛泽东主义的国际影响，输出革命声势浩大。自然，也是中共党国一笔浩大的财政支出。
下面一段文字节选自程映虹先生《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天涯爱思想 2006-10-07 ），稍加整理。
为此，毛泽东专门建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统一领导输出革命。
对拉丁美洲国家输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19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该游击队还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建立的“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武装暴力斗争。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毛思想精华。
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1972年墨西哥左翼势力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公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此消息经报刊表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不得不异乎平常地向中国大使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题目。中共资深拉美外交官黄志良在回忆此事时，不但不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
【笔者注：毛泽东特别青睐切·格瓦拉，对古巴革命也给于了大力支持和援助】
为在非洲发动毛式革命而努力
据西方媒体报导，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同盟”的一个成员讲述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时说，当时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
一个阿曼游击队员讲述了他1968年在中国接受培训的具体情形：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练习营接受军事培训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学习中中共教员以为，在非洲传播毛主义的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学习中夸大要批判伊斯兰教。中共为他们预备的教科书规定，在回答“同道们，什么是《可兰经》？谁是先知？”这个题目时，标准答案是“《可兰经》、先知和伊斯兰教的其它表现形式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英帝国主义的发明”。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学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及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这些非洲人也实地参观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题目，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陪同教员告诉这些非洲人：“黑帮”是那些没有教育好的、自以为有知识胆敢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在最后结束培训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
对东南亚大力输出革命
中共当时以支持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对象国遍及亚非拉，尤以东南亚为最。由于东南亚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挝，后来再加上柬埔寨作为公然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
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正当政党身份，加进国内和平进程；于是马共领导人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与他们会谈，要求他们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邓小平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共产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中共将倾全力给以支持。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西亚共产党重振旗鼓恢复武装斗争。陈平的回忆录写道：由于中马两国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1960年代至70年代间对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钱援助，让马共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广播。
陈平被以为对武装斗争的信心不足，于是留滞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其他马共领导人回国领导武装斗争。此后马共的武装斗争一直艰苦地坚持到1989年偃旗息鼓。
印度尼西亚是当时中共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国。在当时的国际共运阵营中印尼共产党是亲华反苏派。19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亲共态度，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辙，遭到右翼军事势力反击，在1965年被弹压。据杨奎松的研究，毛泽东本来对印尼共产党迟迟不愿开展武装斗争不满，当印尼党被弹压，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后，毛泽东反而很兴奋，由于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这样一来，印尼共产党只好“上山”搞武装斗争了。“所以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以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此后毛“甚至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
尽管“文革”前泰国和缅甸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间仍然把这两个国家视为“输出革命”的重要目标国。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老挝共产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声称“一定要打倒泰国国王”。毛还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假如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就能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中国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定，承诺中国不公然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然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然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党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泰国境内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
中共当时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利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将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兵源。毛泽东曾很明确地告诉老挝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征兵么！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1970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永胜说，在西双版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象”，毛泽东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以历史上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很能打仗。
1960 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东南亚华裔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模仿中共的行动方式，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由于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故此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态度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后来在1963年的选举中新共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1965年，新共响应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正当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弹压。
值得一提的是，与新加坡共产党斗争而获胜的经验后来成了李光耀政府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李光耀说共产党的威胁一直是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假如不是解决了这个红色威胁，新加坡就会成为另一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考虑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因素，那些有关新加坡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和“东亚文化”所起作用的讨论更象是玄谈。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1970年代左翼政治势力的退潮，是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四小龙”获得经济成功的共同历史经验。李光耀一直视中共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产党的支持为威胁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诺放弃对东南亚“输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访华时，他果断要求邓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马共电台，以换取东盟国家对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地位的支持。邓小平不得不立即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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