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三郎”陶勇中将文革惨死细节

 

陶勇中将文革惨死细节

曾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所向 无敌，他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曾被誉为“拼命三郎”，更有三野“虎将”之称。中共建政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这位常胜将军没有抵挡住党内斗争的暗箭，不 仅自己遭到迫害，最终死于舰队招待所后楼花园的水井里，被认定是“投井自杀”，陶勇的妻子也随后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网友 “xiaoxiang007”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不秘之谜：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之死》，分析这宗高级将领文革死亡悬案时指出，1965年在中央军委解 决海军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上，陶勇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本能地站在党内右派和中摇派一边，被人当枪使的陶勇，他对左派的痛斥无异于以卵击石，为半 年后的家破人亡埋下了祸根。

1950年夏，陶勇与夫人朱岚和孩子们在上海合影

陶勇（1912-1967），原名张道庸，抗战时调任新四军二支队参谋长。为迷惑国民党，新四军军长陈毅为其改名陶勇。问其故，陈毅曰：“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陶勇甚喜，遂用一生。

陶勇直鼻梁，厚嘴唇，卧蚕眉，性格刚烈，作战悍勇，临阵常脱外衣，袒臂露胸，举驳壳，挥战刀，赤膊冲锋，人称“拼命三郎”，又像张飞。

1940年9月30日，驻江苏省泰兴县的新四军部队， 在黄桥附近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部队进行决战。黄桥决战前夕，三纵司令陶勇，根据陈毅和粟裕死守黄桥的部署，对各旅领导下达 作战命令。他端坐一桌前，突然站起，虎眼圆瞪，指挥刀和驳壳枪砰然甩桌上，大声喊道：“谁他妈的敢丢黄桥一间房，一条街，要杀头，要枪毙，你们自己挑。我 这两个家伙可不认得谁是爹，谁是娘！”众部将闻之悚然。打响后，三纵官兵在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进攻下，顽强拼杀，终于守住黄桥，有力地配合了兄弟纵队在运 动中消灭敌人的计划。是役，内战内行的新四军大捷，消灭顽军（对国民党反共军队的称谓）一万多人。对这次胜利，史学家们着书说：“黄桥决战，为创建苏中、 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而这次胜利，也载入中学历史教科书。遗憾的是，八年抗战中，这个“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的新四军， 没能留下一次值得书写的抗日战例。

1940年12月，乘陶勇率三纵主力离掘港兵发曹甸之 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闻之，密令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保安一旅旅长詹长佑乘机夺掘港。曹甸之役毕，陶勇急令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掘港解围，一 路直捣徐承德老巢石港。陶勇则只身骑摩托车飞奔马塘，以阻詹长佑驰援。詹长佑正欲领兵出发，忽见陶勇推门入室，大惊。经陶勇说明厉害，詹长佑答应按兵不 动。陶勇即驱车奔掘港，一举击溃徐承德部队。

1942年春，孙二虎上岸向渔会要粮。孙系启东海匪头 目，身佩双枪，百发百中。渔会惧其强悍，飞报陶勇。陶闻讯，出奇兵生擒之。孙二虎对陶大叫：“要杀就杀，无须多言。”陶勇喜其勇，亲为松绑。孙二虎谢恩以 告陶勇：“如能一起上船，愿说服部下投诚新四军。”将军慨然应许。次日，陶随孙二虎单刀赴会，登海匪指挥船，会众头目。众匪见陶虎胆义胸，愿听候收编，遂 交出50枝枪和所有船只。不久，孙二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团营长。

1944年3月，陶勇率三纵包围启东县久隆镇之敌。敌 首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固守不出。陶勇命日伪镇长喊话，无应；令部下用掷弹筒发射两枚炸弹，毁其城东北角。徐宝富始回话说：“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 再作考虑。”陶勇决定亲往，部将彭德清等人劝道：“恐有诈。”陶取钢笔交彭德清说：“万一有诈，此笔打坏太可惜，请你代我保存一下。”即带一名警卫员，昂 然走近吊桥，大声喊道：“徐宝富，陶勇在此。”徐宝富震惊，折服，走下碉堡，放下吊桥，双手高举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陶 司令大勇大义，坦荡豪侠，特送此刀，以表心迹。”遂率部投降。

19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陶勇率部向敌快速纵队 进攻。突然，敌人发起反扑，数辆坦克隆隆而来，陶部官兵如潮而退。他见之，急至路口，坐一大石礅上，厉声喊道：“老子在此，谁敢往后跑，格杀无论！”随行 人员紧急围住陶勇，以保安全。他分开保卫人员，怒吼道：“他妈的，闪开！”乃安坐在石礅上。溃退官兵见怒目司令，纷纷返身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反扑。另 役，陶勇率部攻枣庄，连攻四日不下。陈毅、粟裕严令陶勇限时拿下枣庄。陶勇当即调整部署，命部将张震东说：“拿不下枣庄，咱俩都准备脑袋一块搬家。”张震 东再次发起进攻，终克枣庄。张震东班师以归，陶勇率司令部迎接，双手抱起张震东，大叫道：“打得好啊，老张，咱俩脑袋都保住了。”两人仰天畅怀大笑。

陶勇开朗豪爽，尤重义气，人皆喜与他为友。苏北抗日， 当地实力派人物纷纷慕名而归降，如詹长佑（韩德勤保安一旅旅长）、姚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四团二营营长）、徐宝富（日伪团 长）、孙二虎（启东海匪头目）、汤景延（国民党中校炮兵营长）、陆洲舫（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季敦廉（“三友商店”商人）等。

在苏中的陶勇，但见他同国民党“磨擦”，少见他跟日本 鬼子战斗。据一篇回忆陶勇革命生涯的《“拼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胆英雄”》文中记载，陶勇在苏中通海地区，有一次为进击国民党顽军而“借道”鬼子地盘， 陶勇曾派警卫排长毛俊雄下书鬼子。鬼子队长乐于坐山观虎斗，欣然签字应允。由是，陶勇借鬼子之力，迂回到顽敌侧翼，一举击溃之。显然，这不是陶勇个人行 为，这是新四军在江苏战略的组成部分。陶勇“借道”的官方行动，为文革中的暴毙埋下了祸根。

此外，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陶勇的英名，如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等。他是中共历史上一员功勋卓着的战将。

陶勇这个“拼命三郎”，生活情趣多样，又称“八好司 令”。那“八好”是：好热闹，好美食、好鲜衣，好梨园、好打球，好玩牌、好饮酒，好交友。凡游戏之事，皆粗通而不精，只求刺激，不计输赢。他喜打牌，且常 偷牌。若有人责其牌风不正，他振振有辞地反驳：“打牌如同打仗，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战斗间隙，他喜与士兵嬉戏打闹，装疯卖傻，以逗人乐为乐。凡打 牌，输者或掌嘴，或刮鼻，或画王八，或钻桌子，他绝不恃权例外。与他玩牌，无论输赢皆有炫耀资本：“我今天打了陶司令两巴掌”，或“我今天挨了陶司令两巴 掌。”他豪饮，凡打胜仗归来，必高呼“拿酒来”。四分区专员季方亦豪饮，当地有“季一缸”之诨名。一次胜仗归来，陶与季以茶缸对饮，酒过三巡，季不支而告 饶，不允，遂拧其鼻灌之。季方大醉三天，醒后曰：“陶司令打仗是英雄，喝酒也是英雄。”陶喜看戏，无论京剧、话剧、淮剧、锡剧，皆入迷。

陶勇的婚恋简单明净得如一张白纸，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 的“花边”。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团检查工作。来到九团团部门口，便有一个哨兵上去敬礼，并喊：“首长！”陶勇抬头一看是个女兵。不禁怒气冲天而起：“九团 的人都死啦？怎么派个女的来站岗？”也许第一印象的作用，他竟对这个眉目清秀的女兵产生了爱慕之心。善于察颜观色的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后来的外交部副部 长），很快看出了陶的心思，有意当回“月下老”。韩念龙向陶勇介绍说，她叫朱岚，师范学生，22岁，因父亲和弟弟被日本刺死，立志报仇，去年参军，进步很 快。一日，陶勇突然到来朱岚身边，单刀直入地问道：“唉，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来给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问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 么？”朱岚装起糊涂来。那时婚配，只要双方同意，组织决定，就成。韩念龙已代表组织征求过她的意见。“唉，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喜欢拐弯抹角！这不很明白 嘛，就是咱俩的事呀！”含羞的朱岚终于点了头。1941年7月，陶勇和朱岚在沙家庄举行了婚礼。令朱岚没有想到的是，26年后，她为她这个刚烈丈夫，付出 了生命代价。

“解放”后，由于战功卓着，陶勇官运亨通，由兵团司令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后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然而，刚烈好似张飞的性格，决定他必然像张飞一样死于非命。

他是个骁勇战将，一个合格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 治家。在军事上，他懂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兵法，能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但在政治上，却不懂得或不善于使用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恰恰能证明，只 有善施阴谋诡计、功于御人权术且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撑得起“人民领袖”的旗号，才能镶得上“伟大、光荣、正确”的金边，才能受到众人顶礼膜拜，因而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到六十年代，海军内部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是党内左 派林彪元帅、右派贺龙元帅和中摇派叶剑英元帅插手的结果。1965年在中央军委解决海军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上，陶勇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本能地站 在党内右派和中摇派一边，认为有人搞阴谋诡计，他怒火填膺，“拍案而起，愤然离席。”1966年7月，中央军委再次召开海军权力再分配会议。此时的林彪已 不是一年前的林彪，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已确立了军队绝对领导地位，即将登上副统帅的宝座。陶勇应叶剑英之邀参加会议，不识时务地痛斥以副司令李作鹏中将 为代表的海军左派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 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被人当枪使的陶勇，他的痛斥无异于以卵击石，为半年后的家破人亡埋下了祸根。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斗争残酷性就是你死我活，“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已被批得荡然无存。在权力斗争上，陶勇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要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要陶勇提高警惕；陈丕显如实转告。许世友上将专程到上海来看患有胃病的陶勇，规劝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 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性格决定人的一生。当致命的危险悄悄向他袭来的时候，刚烈的他，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67年年初，被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上海市委第一 书记陈丕显，想开个常委会都没地方开。陈向陶勇借地方，陶勇二话没说，便把东海舰队司令部礼堂借给了他。这件事很快被以舰队政委刘浩天中将为首的左派捅上 了天。林彪在给陶勇的一份电报上严厉批评道：“军队不能成为地方走资派的庇护所。”

挨了林彪批评的陶勇，理应有所收敛，但他却迎风而上。交通部长彭德清，是原27军军长，是陶的好友，因被揪斗，跑到东海舰队躲避。陶勇说：“你就在这儿，哪都别去。”左派政委刘浩天却告诉造反派，致陶勇被冲击，彭德清被掳走。

陶勇硬是不吸取教训。陈丕显被造反派抓走并被关压了起 来。陶勇闻讯便驱车前去寻找，他冲进造反派占领的市委，找毛泽东的鹰犬张春桥要人，因没有找到张只得作罢。回司令部后，他挂电话给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 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

陶勇公然对抗文革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左派当权人忍无可忍了：陶的“汉奸”软肋很快被左派翻了出来。

1967年1月21日，五十五岁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已走到了自己的末日，死神随着一个不见阳光的秘密计划，悄悄来到了他的身边。

早上，妻子朱岚似有预感，她劝他不要出去。陶勇厉声说 道：“怕什么？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 了。”他是个坚信党的共产党员，但他的智力没有与时俱升，还停留在苏中跟孙二虎、徐宝富们斗智的水平上。

上午，陶勇和老战友、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在办公室 里，一起发文革的牢骚，一起骂文革的“娘”，还说，他要带一个排，把陈丕显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午饭后，他在舰队招待所501号房间里休息，那是他经常午 休的地方，舰队许多干部都知道他的这个秘密。由于他同廖政国一起大骂文革，使得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理发，下床踱出楼外，在小 花园里散步。两点多钟，他看见招待所所长。他建议所长以后多养黑猪，说黑猪瘦肉多，好吃。初春的花园里，百叶凋零，寒风吹来，光秃秃的树枝在灰色天空中摇 曳，发出呜咽哀鸣，似乎在为他送葬，枯黄的衰草在寒风中瑟瑟颤抖，好像已经看见死神的狰狞：这一切他都没有察觉，想到的只是理发。“把周妙基找来，我要理 发。”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句话，传给了招待所所长。十多分钟后，招待所所长领着周妙基来到小花园时，大吃一惊地发现，舰队司令陶勇已死在直径仅及两肩、深不 没顶的小水井里。

现场迅速被制造了出来：拖出井来的陶勇尸体，身上泼满了墨汁，胸前挂着打红叉的牌子，戴着一顶高帽子，头上的钝伤被巧妙地盖住……这个漏洞百出的自杀现场，把招待所所长和理发员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多说一句：制造者后台之强大，足以封住所有人的嘴。

事发不到两小时，政委刘浩天在舰队司令部宣布：“陶勇 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很快，他又把审定 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电报，发往北京。不到四个小时，大权在握的李作鹏，便对陶勇做出“自杀”、“叛徒”的结论，并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 “叛徒陶勇，畏罪自杀。”从死亡到电报、到结论、到通报，工作效率之高前无古人，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一个“张飞”死了；不同的是，张飞不是死于刘备或诸葛亮等首脑人物的策划。

由惮于舰队官兵对“自杀”结论的怀疑和不服，陶勇的尸 体一直保存在冷冻室里。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没有人敢做复检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打斗拼杀在全国全面展开，陶勇之死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夏日的 上午，陶勇的遗体被压送进龙华火葬场。焚尸炉的炉工蔡其家看到陶勇的火葬申请单上，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家属不看，骨灰不要。”乘人不注意时，蔡师傅偷偷 把骨灰埋藏了起来。

毛泽东时代是个株连成风的时代，一人出事，全家遭殃！

陶勇“自杀”的当晚，造反派闯进陶家，向朱岚宣布： “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这不啻是晴天霹雳，陶家陷入悲哀恸哭中。朱岚愤怒地对造反派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 自杀！是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的凶手！”对她怒喊的回答是，三天反复抄家，抄查陶勇的罪证。

许世友上将派人来劝朱岚，尽快离开上海这块是非地，搬 到南京住。陶勇的“自杀”改变朱岚温文尔雅的性格。她对来人说：“不把陶勇问题搞清楚，我不离开上海。”她谢绝了许司令的关照。她相信党会为陶勇伸冤，会 严惩凶手。与许司令比较起来，她的“相信”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悲哀！她开始日复一日地申诉、上访，但她的一次次申诉和上访，换来的却是迫害的一步步升 级：她，一个立志要替父亲、弟弟报仇的朱岚，被打成了日本特务。1967年8月，朱岚突然被捕，被秘密关押起来。专案组夜以继日地轮番对她围斗、拷打，逼 她承认是“日本特务”，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其中包括苏中“借道”之事。对于“借道”等不光彩的勾当，中共高级权贵们，在中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的一家独霸的“主旋律”环境里，谁都没有胆子站出来替陶勇分担责任。君不见：当年中共与日伪汪精卫相互勾结分享情报的当事人潘汉年，因嫌官小而邀 功，1955年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勾结的详情，被毛泽东以“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CC派人物”的罪名逮捕入狱，终被杀人灭口，监毙于狱中，潘手下的知情人， 也被一网打尽；当年根据毛、周的决定，派遣潘汉年与日伪勾结的新四军政委、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在“高饶事件”已中箭落马，也因有暴露与日伪勾结绝密事 件的重大嫌疑，被灭口于狱中；陶勇曾奉命“借道”日军，岂能好死？年轻的造反派们，那里知道这个中的重大隐情？可怜“替罪羊”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 折断，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随夫君而去。

朱岚死后，三个大孩子已参加工作在外，四个未成年孩子 流落街头，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在陶勇生前好友的帮助下，他们逃出了上海，跑到南京军区司令部。他们跪在许司令的面前哭道：“许伯伯，救救我们！”许世友含 泪扶起了落难的孩子们。由于南京军区也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下令部队接受他们。于是，南京军区部队里出现了一群娃娃兵。许世友是 个好心肠的司令。然而，他的另一面不久逞现。当他成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在南京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全家“下放”运动。凡家庭出身不好的被武装民兵押 送到苏北最为贫穷的农村，……一时间全城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有人目睹：“城南东西向的长乐路与集庆路接头处有座桥，名曰新桥，桥畔有个卖开水的老虎 灶，因为老板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走劳改去了，由一个‘活寡妇’带着一群女儿在惨淡经营。那天我下班路过，正遇上武装民兵开来的一辆卡车准备把这家人家扫地 出门，一些破旧的家具已经被搬上了卡车，但那蓬头垢面的寡妇和她的几个衣衫褴褛的女儿们死活不肯上车，躺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呼天抢地地哀号……她们拿定 了主意：宁肯死在祖祖辈辈居住的南京，也不愿倒在人地生疏的边远农村。”许世友还在江苏全省大抓“五一六”分子，受害者达数十万人之多，其中仅在南京军区 内，副军级以上干部就关押了五、六十人，整死和自杀的超过100人。当权者若不被人整，必会去整人，这种习以成性的党文化，许世友焉能化外？

一年多后，最高领袖再现“天使”，其他大员便紧随其 后。周恩来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陈毅感慨万端地对夫人张茜说：“陶勇不在了，可痛！可 惜！陶勇不可能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他们都知道陶勇暴死的原因，都知道他是“通日卖国”政策的替罪羊， 但他们都不敢直面“借道”之事。可见，他们事后替陶勇抱不平，不过笼络人心而已。

对陶勇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刘浩天中将，在林彪摔死后，安然无恙地度过审查，寿终正寝于1984年；另一个责任人李作鹏，在被审讯时，却能避开陶勇之死。这其中的隐情是不言而语的：如果没有大人物作梗，刘浩天能逃过审查吗？李作鹏的审讯者能回避陶勇之死吗？

陶勇之死是自杀还是他杀，本来是个并不复杂的案件，但为了掩盖住“与日伪勾结绝密事件”，在顶立巨人的干预下，这个不该成谜的陶勇之死，却成了千古之谜！

1984年初，粟裕大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再三提到他所倚重的战将陶勇说：“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来。”也许他知道保护刘浩天的重大隐情，知道那是一个令他无法憾动的大人物，他只好做了个无可奈何的临终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