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核心提示：埃及革命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到塞尔维亚接受非暴力抗争培训的埃及四六运动成员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原文链接：Revolution U：what Egypt learned from the students who overthrew Milosevic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Tina Rosenberg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6日
译者：@Freeman7777，@toxola，@Ytblf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 “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 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 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希望米洛舍维奇滚蛋。但他们同时却认为米氏下台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至少是尝试起来太过危险的事情。塞尔维亚现存反对派绝不会从下述情形中得到激励：甚至反米洛舍维奇的政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政党领导者个人野心的工具。
但是Otpor的创办人意识到年轻人将会参与政治——如果让他们有英雄般的感觉并品尝到酷的滋味，使他们成为大事件中的一员。那是一场后现代的革命。“我们的产品是生活方式，”马洛维奇向我解释道，“我们所推动的运动无关乎各类议题，而是关于我的认同。我们试图使政治变得性感、诱人。”传统政客将其工作视为做各类发言而追随者的工作则是聆听；Otpor选择了集体领导，根本不进行公开发言。如果说该组织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获得过什么灵感，那么它也从可口可乐——以其简单、强有力的讯息以及强大的品牌——那里获得了线索。Otpor自身的logo是一个极有风格的握紧的拳头——以一种讽刺、嘲笑的方式借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象征。
Otpor 避开了传统的游行、集会方面的反对战术——部分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该团体还没有能力动员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摒弃了政党的严肃性（gravity）及夸夸其谈，Otpor转而选择了电视秀那样的感性和直观，其领导人成长时期一直在看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节目(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其日常活动包括使政府看起来很愚蠢并赢得反对派媒体报道的街头戏剧以及恶作剧。风趣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一直都是各类活动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画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石油桶。Otpor就沿着热闹的大街滚这个石油桶，只要人民在桶的插槽插入一枚硬币就可以用球棒击打米氏的照片。这是 Otpor最喜爱的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让当局陷入两难的举动：这种作为使得米氏政权怎么做都会遭受谴责。如果政府让石油桶继续滚下去，它会看起来很虚弱。但是当警察介入，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Otpor成员逃走了，而反对派电视隔天就会展示警察“逮捕”一个石油桶并把它载到警车上的照片。举国上下皆在为这种恶作剧窃笑——并且都在支持Otpor。
不是试图避免逮捕，相反Otpor决心主动招惹警方并利用这些恶作剧形成运动的优势。虽然警方会粗暴对待Otpor成员，但很少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许多被捕的成员甚至都不会被留置过夜。当任何Otpor成员遭到逮捕时，该组织都会派遣一个嘈杂的人群到警察局外面街道去等候。被捕者从警察局走出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大堆反对派媒体的记者以及一群欢呼他出狱的朋友。年轻人竞相攀比谁被逮捕的次数最多。如果身着Otpor拳头LOGO素雅的黑色T恤使你成了革命的内部人，那么遭到逮捕就使你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曾把自身看作是受害者的民众学会了把自身看作英雄。
在建立两年之后，Otpor已经由11名成员变成了人数超过7万人的组织。克林顿行政当局驻巴尔干地区特使詹姆士·欧布莱恩（James O'Brien）说，“Otpor当初所作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象征性事情是，他们使塞尔维亚人相信公开宣称米氏政权并非不可战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是之故，许多塞尔维亚人都享有一种变革可能到来的感觉。”到米洛舍维奇2000年9月再次竞选南斯拉夫总统职位时，Otpor长期的抗议行动以及米洛舍维奇的镇压企图——已经削弱了总统的知名度并且有助于团结反对派，也给他们壮了胆。当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击败时，Otpor有纪律的非暴力活动的示范性及其组织起来的大量活动人士，在说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违背米洛舍维奇要求对抗议者射击的命令方面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2000年10月7号，四面楚歌的米洛舍维奇辞职了。
之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来讲，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输出革命经验的问题。
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数月内，Otpor的领导人开始接到其他国家民主活动人士的邀请，他们渴望复制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成功。Otpor的创始人之一斯洛博丹· 迪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开始前往白俄罗斯，与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秘密接触。然而，该运动很快被当局渗入，并最终失败。
迪吉诺维奇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该国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名为Kmara!（意为“受够了！”）的运动组织。2002年，迪吉诺维奇以及Otpor 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在塞尔维亚拜访并款待Kmara!组织的学生。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官僚，1995年起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窃取了格鲁吉亚2003年11月的大选之后，Kmara!组织所领导的一次以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著称的运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此次革命中，前Otpor 活动人士投入几个月的时间为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意为“是时候了”）出谋划策。
在 2003年前往非洲南部为津巴布韦人士提供培训途中，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决定成立CANVAS。当时波波维奇已是一名议会成员，但他于2004年辞去该职务，更乐于成为一名组织者和革命者。迪吉诺维奇则于2000年建立了塞尔维亚首家无线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并很快成为一名行业巨头。今天，迪吉诺维奇掌管着塞尔维亚最大的私人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并自掏腰包为CANVAS提供大约一半的运营资金，同时还承担着一半的非暴力训练课程班（raining workshops）的费用（CANVAS 有六名职员。教官们来自五个国家，均是成功民主运动的资深人士，他们签约成为领取酬劳者。CANVAS 参加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名为“人道行动”（Humanity in Action）的国际NGO组织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所出资开展的一些非暴力课程班。但CANVAS 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距离，部分源于Otpor的经历。与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所有派别类似，Otpor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却谎称没有。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当真相被揭穿时，许多成员感到被出卖而纷纷离开了Otpor）
CANVAS 的大部分工作均与来自中度压制型国家的民主人士合作开展，这些国家占到世界上独裁国家的大多数。CANVAS的所有成功案例均是如此；这些塞尔维亚人帮助推翻了稳固性较低、容易推翻的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描述，谢瓦尔德纳泽治下的格鲁吉亚均非北朝鲜。因此，在去年，我决定对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与一群来自对他们所持观念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进行观察，这个国家便是缅甸。
1962 年，奈温将军（Gen. Ne Win）所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终结了缅甸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实施统治的民主政府。政变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缅甸人可以合理期待形势改观的短暂时刻仅有那么几个。1988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但以军队对数千名抗议者的杀戮收场。两年后，缅甸举行了政变以来首次大选。但当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压倒性胜利时，当局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大众抗争直至2007年再次发生，当时政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取消了石油补贴，一些燃料价格上涨了500%。佛教僧侣们抗议物价飞涨，不料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在仰光，一位名叫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a）的僧侣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语音柔和的24岁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法衣，用这部分钱制作并复印了一份传单，邀请仰光寺院的僧侣上街游行。2007年9月19日，大约400名僧侣开始游行，学生也参与进来，此次游行即著名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以僧侣法衣上的一种颜色命名。
如今流亡海外定居加利福尼亚的科维达告诉我，当时他从描述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中得到启发，该纪录片有缅甸语字幕，在国内秘密流传。他认为政府没有胆量向僧侣开枪。但他错了。几十个人被杀害，数千名僧侣和尼姑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超过60年有期徒刑。缅甸的反对派再次归于沉默；2010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国家仍换汤不换药。
然而，仍有部分缅甸人愿意冒险追求真民主。去年，这部分人中的14名成员（大部分非常年轻）聚集于缅甸境外一家旅馆的会议室中，参加CANVAS组织的一期培训。这些人由缅甸一位资深反对派活动人士召集而来，该名人士要求对其仅以绰号K2相称。（一名记者兼摄影师的在场事先经过了谨慎磋商，以保护参加者的安全：我不能道出这些缅甸人的身份，或提及该培训的日期或地点。）
这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在此之前CANVAS曾与缅甸流亡人士合作，但现在面对的是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担心这一事实：缅甸学生们彼此互不相识。不信任是致命的。波波维奇曾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群体进行培训，该群体既有反对派政党的年轻人，也有非政府团体成员。他们均反对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但相互之间也充满怨恨。“无休止的战争”，波波维奇这样描述道。在类似于缅甸这样的国家，人们对不相识的人充满恐惧。塞尔维亚人认为这是个麻烦。
当然了，缅甸也非乌克兰。民主运动发育程度越低，前期准备所需时间也越长。塞尔维亚人认为，格鲁吉亚和越南活动人士的学习领会速度最快。而缅甸学员的反应更类似于其他来自极权国家的学员。“白俄罗斯，”迪吉诺维奇摇着头说，“那些白俄罗斯学员异常顽固，难以推动——他们极端消极。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火花。”然后是北朝鲜学员：“在首尔的一个大型旅馆中，他们大多是年轻学生，”波波维奇告诉我，“我们进行了两天培训，却无从得知他们究竟进展如何。人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坐着，如石碑一般。太糟糕了。”
面对非洲、拉丁美洲及格鲁吉亚学员，CANVAS的教官们在培训中自由放松而充满活力——“塞尔维亚风格”，波波维奇这样称。而面对来自亚洲、中东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学员，教官们的培训则试图更为正式。虽然培训风格需要调整，但课程内容均相同。该课程针对最初的两场进行中的斗争而设计，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即发生于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有所不同。迪吉诺维奇说，中东学员有时认为非暴力战略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但 CANVAS在前苏联地区之外所取得的仅有的成功发生于黎巴嫩和马尔代夫，二者显然是穆斯林国家。
当波波维奇问缅甸人“希望从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到什么”时，他们的答案集中于两个问题：动员民众和克服恐惧。“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一位高个男士说，“我们有‘无力’感。我们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一位年轻女士指出，缅甸政府将所有五人以上的集会视为非法。“非暴力斗争异常危险，”她说。
缅甸正在展示CANVAS在那些缺乏有效反对派历史的国家中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消极被动、宿命论以及公民的恐惧。CANVAS的最有用经验便是如何摧毁这些障碍。“每一期课程班都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迪吉诺维奇告诉那些缅甸学员。学员们的笑声紧张不安。但这些缅甸学员明白：任何人如果狂妄到在大街上推着画有缅甸统治者丹瑞（Than Shwe）头像的石油桶供仰光公民击打的话，他所冒的风险并非几小时的监禁，而是数十年监禁。塞尔维亚人对此可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可说的有许多。一些学员表示，非暴力在他们看来意味着消极被动——也许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失之天真。波波维奇以孙子（Sun Tzu）的话对非暴力进行描述：“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他告诉学员们。这是个新观点。他认为，非暴力道德与否无关紧要：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当然，暴力是每一位独裁者的看家本领。Otpor的创立者们也明白，藉由暴力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每一次民主斗争最终都需要争取中产阶级，并至少使安全部队保持中立。
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另一个神话：即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发动大规模群众集会。两人警告说，游行和示威应当保留到最终赢得大多数群众支持之时。游行是危险的——如果参加人数稀少，运动的可信度就会丧失。并且游行期间，人们会遭受逮捕、殴打及枪击。当局将试图煽动暴力。一次糟糕的游行会毁掉整个运动。波波维奇认为：“在仰光举行任何集会都是愚蠢的，”人们对此均表示认同。
但如果不搞游行，还有什么呢？塞尔维亚人向学员们展示了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的剪辑片段，该纪录片事关非暴力斗争：甘地领导的食盐游行（Salt March）、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bus boycott）。波波维奇指出了这些运动所涉及的计划，并让学员们列出他们所看到的斗争策略：发传单、举标语、静坐抗议、抵制、罢工纠察（picketing）、音乐。“南非和缅甸有一个相似点：缺乏自由媒体”，波波维奇说，“因此怎样传播消息呢？”
“通过歌曲”，一位小胡子男士说。“通过祈祷和葬礼”，一位性格坚强的中年妇女说，她在学员中年龄最大，其他人喜欢叫她阿姨。波波维奇抓住机会发问：“那么，利用葬礼有何引人之处？”“这是人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场合，”一位年轻人说。
“葬礼对你们的对手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波波维奇说。在津巴布韦，五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但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葬礼呢？只要与运动相关的任何人去世，他们都会聚集并吟唱——而警察不会介入！向葬礼发射催泪瓦斯的确是个问题。
塞尔维亚人的下一个想法来自美国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该书最初于1993年在泰国出版，为缅甸异议人士而写）一书的作者，被称为非暴力领域的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 2000年春，波波维奇经由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引介而首次接触夏普的思想；赫尔维是前美军上校，1980年代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防务专员（defense attaché），之后从对武装斗争的迷恋中幡然醒悟。当Otpor成员们见到赫尔维时，这一运动组织已有20,000名活跃成员，并有着令人惊叹的声誉。但该团体遭遇了瓶颈——运动正在发展，而其领导人不明白如何将这种发展转变为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赫尔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转化。他对夏普的观点进行了阐明：统治政权的维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应是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服从。夏普解释说，政府犹如建筑，由支柱支撑。Otpor必须将米洛舍维奇的支柱推向反对派阵营。
事实上，Otpor在争取米洛舍维奇的两个重要支柱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其一是老人：老年人向来是米洛舍维奇的基础性支撑，但当局对Otpor的16岁成员的持续逮捕——以及政府认为学生是恐怖分子的狂热指控——正在惹恼祖母们。另一根支柱是警察。一开始，Otpor便将警察当做未来的盟友（allies- in-waiting）。Otpor的成员们向警察局赠送饼干和鲜花（有时会附赠一个电视摄像机）。在对抗中，他们向警察欢呼而非嚎叫。
塞尔维亚人将这种理念详述给缅甸学员，并增加了一个步骤：即权力图表（power graph），这是迪吉诺维奇的发明。他让学员们列出缅甸具有不同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然后制作每个群体对政权的历时性忠诚度图表。该想法意在搞清楚哪个群体已经动摇，以及缅甸最近的哪些历史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可以收集线索，以发现谁才是最有利的同盟军。
学员们站在缅甸的警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群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最需要什么？所汇编出的清单从各个群体的自利角度而言是可预期的：学生需要私人学校，商人需要可信赖的银行系统，农民需要粮食补贴。令人感兴趣的是表中所未包含的东西。“民主在哪里？人权呢？”，波波维奇指着钉在墙上的清单说，“人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通常政客们才会将那些与民众不相关的东西挂在嘴上。还记得甘地的食盐游行吗？关键之处并非‘英国佬滚出去！’——没有那么正式，而是‘我们想要做盐’”。
到了周三，塞尔维亚人十分担心。“他们彼此不信任对方，” 迪吉诺维奇在午餐时告诉我。缅甸人周二晚在K2的旅馆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通风会。他们相互自我介绍，并为团队制定了规则。他们在应对缅甸当局方面拟定了统一口径。之后，他们用吉他弹唱《风中之尘》（Dust in the Wind）等歌曲，直到凌晨3时才散去。
第二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周三的课程是关于放弃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的集中战术，代之以低代价、低压力及低风险的分散策略。塞尔维亚人谈到了智利的cacerolazos[2]—— 或敲锅集会——这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邻居也是反对皮诺切特的。他们讲解了困境行动(dilemma actions)的概念，如Otpor使用石油桶的手段。“由小事做起，如果成功了，你就会有信心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波波维奇说。“你招集人员，培训他们，保持他们的活跃度。你出击，宣告胜利——或滚蛋。如果行动成功，人们就会来找你。通过参与小的成功，你会建立自信。非暴力斗争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缅甸人似乎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都将在某个特定时间在窗口点上蜡烛，”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无法逮捕10000人，但他们会选择一个可怜的家伙，逮捕他全家——甚至包括他的孩子。”
波波维奇表示同意。“是的，即使这种策略风险较低，但只要它是政治性的，你们仍会有问题，”他说。“但如果所针对的问题是政府的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当缅甸学员们分成小组来发明自己的困境行动时，第一组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他们决定从处理垃圾问题入手，当时仰光政府已经停止了垃圾收集工作。成员们计划一开始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着手这一工作，提供手套和口罩，并试图招募其他人加入进来，然后他们会到市政府递交一份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问题。
“好，很不错。你们正在发展平行的管理机构，“波波维奇说。这是波兰团结工会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策略：不要拆毁现存机构——而是建立你自己的平行机构。“2008年纳吉斯飓风灾难（Cyclone Nargis，缅甸因这场灾难丧生的人数超过138,000人）之后，在政府不作为时，你们不是自发参与了清理尸体运动吗？现在，如果市政府不理睬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会把垃圾扔在市长脚底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波波维奇笑了起来。“或者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办法——给垃圾拍照，然后拿照片给当局看，”他说。
随后下一组来到了房间前，他们的成员面带微笑，很奇怪的脱掉了鞋子。他们的发言人，一位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女士，兴奋地扭动着身躯，提议开展一个“光脚运动”（Barefoot Campaign），来纪念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侣们——他们都不穿鞋。这个想法的起点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联系100名青年，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光着脚去公共场所。 “我们可以从寺庙开始，”粉红衬衫说——因为没有人会在寺庙里穿鞋子。而且，人们会走过涂有颜料的地面，她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是否成功——只要我们看到光着脚的人以及满地的脚印。”
“可如果当局来逮捕你们，你们怎样应对？”那位阿姨问道。该小组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为了安全，大家可以在口袋里装一双破凉鞋，拿给警察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说。“或者你还可以说，我正准备去跑步呢。”
高个男子制止了他们的兴奋，“如果当局看到你留下的脚印，他们就会知道并逮捕你。”
“如果我们在晚上去，他们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娃娃脸男子说。“动手吧!”，他将拳头挥向空中，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是，这些脚印是一个问题——它确实会指引警方找到猎物。一位穿薄纱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士开口了。“这儿有很多流浪狗和流浪猫，”她说。“我们可以在它们的住处前倒上颜料，让它们也开展光脚行动。”猫、狗民主战士！其他人面面相觑，开始敬畏起自己的卓越才智，随即掌声在四处轰然响起。
临近周末，学员们观看了缅甸起义（Burma VJ）——2008年由丹麦导演安德斯·奥斯特加德（Anders Ostergaard）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缅甸秘密视频记者的故事，他们拍摄的影片被偷运出境，这些影片往往是外界获知缅甸当前情形的唯一途径。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袈裟革命期间，它在缅甸是珍贵的违禁品，大多数与会者之前曾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是一份希望和勇气的证明，它记录了许多缅甸人视作自己人生高点的数星期的过往。不过在经过CANVAS一周的培训后，缅甸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部纪录片。
电影结束后，迪吉诺维奇来到房间前。“现在你们是怎么想的？”他问。娃娃脸男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组织！”他说。突然，袈裟革命看起来截然不同了。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们又过于仓促、愚蠢和不负责任。“人们出于冲动走上街头，去要求一些无法实现的东西，” 迪吉诺维奇告诉他们，这或许不够温柔，因为他推倒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建议是，”他缓缓地说，“你们所要考虑的非暴力抗争，应该与你们在这部影片中所看到完全不同。”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干了吧，”他说。
CANVAS曾与来自50个国家的活动家共事。但它并没有导向50场革命。
最直接的理由是，受过他们培训的人往往不是运动的负责者。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异议人士，选择了效仿Otpor的做法。相比之下，在伊朗，虽然受过CANVAS培训的小团体进行了一些成功的行动，但绿色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Otpor组织的战术。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背景方面的问题。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是无法产生那种迫切需要的强大民主运动的。对缅甸人的课程班结束后，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很满意：学生理解了课程内容。但他们能用这些做到什么尚不清楚。在课程班的最后一天，我问“光脚运动”组的成员是否会尝试在缅甸实施这一计划。“这个策略很美妙，有价值且新颖，”他们说——但更适用于其他人。“我不确定它是否对我有用，”粉红衬衫说。
塞尔维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压制程度并非决定性因素。波波维奇告诉缅甸学员，比政府的残暴远为重要的是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坚定程度；一个组织严密、坚定的民主运动，能够逐步赢得足够的自由空间。“政治空间从未来自施舍，而往往靠征服而来，“他说。2000年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相比1991年要较为容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已赢得当局的重要让步。“塞尔维亚建立了那些优势，”他说。例如，它迫使米洛舍维奇尊重1996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使得市电视台落入反对派手中。但这能否适用于缅甸？在缅甸争取政治空间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无人能保证这个国家会迈向正确的方向。
然而，缅甸是个极端现象。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更类似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或穆巴拉克的埃及——这些威权政府允许一些反对派媒体以及政治活动的存在。举凡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都遵循了这一模式。此外，尽管塞尔维亚人不能用手提箱输入革命，但他们的策略可以大大增加这种机会——即当独裁政权处于动荡时，反对派能够利用这种动荡。
埃及的例子说明了该如何去做。早在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四六运动”就知道了Otpor这个组织，并使用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阿德尔所受的培训与缅甸人完全相同。去年四月，塞尔维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某次埃及抗议的照片，示威者挥舞着“四六运动”的旗帜，上面绘有大众熟悉的拳头标志。标题赫然写着，“Otpor的拳头挥向穆巴拉克？”随着上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将自己的孩子放到埃及军队坦克上的照片流传到世界各地，波波维奇回顾了阿德尔的力量分析图，军队在图表上显得特别突出；他已经意识到，军队的地位至关重要，必须拔掉这一支柱。
塞尔维亚人之后再未见过阿德尔，但年轻的埃及学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电邮联系，偶尔还会指出CANVAS提供的阿拉伯语材料的翻译错误。阿德尔带回了许多附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录像带，并继续下载各种书籍。他在埃及组织了迷你版的CANVAS课程班，宣讲团结、非暴力行动的纪律以及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并保持了成员的参与。
在 1月2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一本名为《如何聪明地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小册子——匿名人士编写，但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四六运动组织——开始在开罗流传起来。它为抗议设置了目标：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抗议者互相保护。它教导人们要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并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籍此劝服他们改变立场。它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示威者应该穿什么以及携带什么来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它建议人们携带这样的标语：“警察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当局。”
这些抗议是一个团结、宽容和非暴力原则的典型模式。各种不同群体没有使用自己的旗帜和标志，只挥舞着埃及国旗，并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示威者们打扫干净广场，并保护商店、抓住抢劫者使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们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来保护穆斯林，而当基督徒们庆祝弥撒时，穆斯林们又来保护他们。他们一起拥抱士兵，手拿玫瑰迎向警察。他们戴着滑稽的帽子唱歌。这些无疑都是埃及式的，但它同时也是CANVAS教材上的内容。
CANVAS 曾与来自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异议人士开展合作；该地区有着CANVAS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即黎巴嫩，同时也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一，即伊朗。波波维奇想知道即便伊朗再次出现抗议，结果会否有所不同：如果“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不是围绕选举舞弊来组织，而是代之以发起一次食盐游行，将关注点放在失业、低收入以及腐败上，结果将会怎样？伊朗很像突尼斯和埃及：有许多年轻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还有一个腐败的、依靠人们的恐惧来维系统治的威权政府。“依靠恐惧统治了数十年的政府开始变得极度僵化，”波波维奇说。“这类政权赖以为生的支柱是恐惧。一旦恐惧因素消失，人们不再畏惧警察并和军人拥抱在一起，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胡斯尼·穆巴拉克无疑会沮丧地看到同样的事情。
在缅甸，很难想象该如何做才能击败恐惧——什么可以将消极的受害者转变为勇敢的英雄——除非像粉红衬衫那样自己去做。但是，在中东，恐惧情绪已被消除，而且英雄主义正在蔓延到许多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但为了推翻整个地区的独裁者，示威者必须从埃及学到更多——不仅仅是勇气。
[1]克劳塞维兹是德国军事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是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译注
[2]人们敲锅敲碗表示抗议的集会形式。——译注
原文链接：Revolution U：what Egypt learned from the students who overthrew Milosevic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Tina Rosenberg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6日
译者：@Freeman7777，@toxola，@Ytblf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 “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 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 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希望米洛舍维奇滚蛋。但他们同时却认为米氏下台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至少是尝试起来太过危险的事情。塞尔维亚现存反对派绝不会从下述情形中得到激励：甚至反米洛舍维奇的政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政党领导者个人野心的工具。
但是Otpor的创办人意识到年轻人将会参与政治——如果让他们有英雄般的感觉并品尝到酷的滋味，使他们成为大事件中的一员。那是一场后现代的革命。“我们的产品是生活方式，”马洛维奇向我解释道，“我们所推动的运动无关乎各类议题，而是关于我的认同。我们试图使政治变得性感、诱人。”传统政客将其工作视为做各类发言而追随者的工作则是聆听；Otpor选择了集体领导，根本不进行公开发言。如果说该组织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获得过什么灵感，那么它也从可口可乐——以其简单、强有力的讯息以及强大的品牌——那里获得了线索。Otpor自身的logo是一个极有风格的握紧的拳头——以一种讽刺、嘲笑的方式借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象征。
Otpor 避开了传统的游行、集会方面的反对战术——部分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该团体还没有能力动员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摒弃了政党的严肃性（gravity）及夸夸其谈，Otpor转而选择了电视秀那样的感性和直观，其领导人成长时期一直在看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节目(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其日常活动包括使政府看起来很愚蠢并赢得反对派媒体报道的街头戏剧以及恶作剧。风趣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一直都是各类活动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画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石油桶。Otpor就沿着热闹的大街滚这个石油桶，只要人民在桶的插槽插入一枚硬币就可以用球棒击打米氏的照片。这是 Otpor最喜爱的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让当局陷入两难的举动：这种作为使得米氏政权怎么做都会遭受谴责。如果政府让石油桶继续滚下去，它会看起来很虚弱。但是当警察介入，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Otpor成员逃走了，而反对派电视隔天就会展示警察“逮捕”一个石油桶并把它载到警车上的照片。举国上下皆在为这种恶作剧窃笑——并且都在支持Otpor。
不是试图避免逮捕，相反Otpor决心主动招惹警方并利用这些恶作剧形成运动的优势。虽然警方会粗暴对待Otpor成员，但很少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许多被捕的成员甚至都不会被留置过夜。当任何Otpor成员遭到逮捕时，该组织都会派遣一个嘈杂的人群到警察局外面街道去等候。被捕者从警察局走出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大堆反对派媒体的记者以及一群欢呼他出狱的朋友。年轻人竞相攀比谁被逮捕的次数最多。如果身着Otpor拳头LOGO素雅的黑色T恤使你成了革命的内部人，那么遭到逮捕就使你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曾把自身看作是受害者的民众学会了把自身看作英雄。
在建立两年之后，Otpor已经由11名成员变成了人数超过7万人的组织。克林顿行政当局驻巴尔干地区特使詹姆士·欧布莱恩（James O'Brien）说，“Otpor当初所作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象征性事情是，他们使塞尔维亚人相信公开宣称米氏政权并非不可战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是之故，许多塞尔维亚人都享有一种变革可能到来的感觉。”到米洛舍维奇2000年9月再次竞选南斯拉夫总统职位时，Otpor长期的抗议行动以及米洛舍维奇的镇压企图——已经削弱了总统的知名度并且有助于团结反对派，也给他们壮了胆。当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击败时，Otpor有纪律的非暴力活动的示范性及其组织起来的大量活动人士，在说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违背米洛舍维奇要求对抗议者射击的命令方面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2000年10月7号，四面楚歌的米洛舍维奇辞职了。
之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来讲，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输出革命经验的问题。
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数月内，Otpor的领导人开始接到其他国家民主活动人士的邀请，他们渴望复制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成功。Otpor的创始人之一斯洛博丹· 迪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开始前往白俄罗斯，与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秘密接触。然而，该运动很快被当局渗入，并最终失败。
迪吉诺维奇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该国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名为Kmara!（意为“受够了！”）的运动组织。2002年，迪吉诺维奇以及Otpor 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在塞尔维亚拜访并款待Kmara!组织的学生。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官僚，1995年起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窃取了格鲁吉亚2003年11月的大选之后，Kmara!组织所领导的一次以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著称的运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此次革命中，前Otpor 活动人士投入几个月的时间为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意为“是时候了”）出谋划策。
在 2003年前往非洲南部为津巴布韦人士提供培训途中，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决定成立CANVAS。当时波波维奇已是一名议会成员，但他于2004年辞去该职务，更乐于成为一名组织者和革命者。迪吉诺维奇则于2000年建立了塞尔维亚首家无线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并很快成为一名行业巨头。今天，迪吉诺维奇掌管着塞尔维亚最大的私人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并自掏腰包为CANVAS提供大约一半的运营资金，同时还承担着一半的非暴力训练课程班（raining workshops）的费用（CANVAS 有六名职员。教官们来自五个国家，均是成功民主运动的资深人士，他们签约成为领取酬劳者。CANVAS 参加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名为“人道行动”（Humanity in Action）的国际NGO组织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所出资开展的一些非暴力课程班。但CANVAS 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距离，部分源于Otpor的经历。与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所有派别类似，Otpor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却谎称没有。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当真相被揭穿时，许多成员感到被出卖而纷纷离开了Otpor）
CANVAS 的大部分工作均与来自中度压制型国家的民主人士合作开展，这些国家占到世界上独裁国家的大多数。CANVAS的所有成功案例均是如此；这些塞尔维亚人帮助推翻了稳固性较低、容易推翻的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描述，谢瓦尔德纳泽治下的格鲁吉亚均非北朝鲜。因此，在去年，我决定对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与一群来自对他们所持观念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进行观察，这个国家便是缅甸。
1962 年，奈温将军（Gen. Ne Win）所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终结了缅甸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实施统治的民主政府。政变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缅甸人可以合理期待形势改观的短暂时刻仅有那么几个。1988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但以军队对数千名抗议者的杀戮收场。两年后，缅甸举行了政变以来首次大选。但当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压倒性胜利时，当局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大众抗争直至2007年再次发生，当时政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取消了石油补贴，一些燃料价格上涨了500%。佛教僧侣们抗议物价飞涨，不料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在仰光，一位名叫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a）的僧侣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语音柔和的24岁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法衣，用这部分钱制作并复印了一份传单，邀请仰光寺院的僧侣上街游行。2007年9月19日，大约400名僧侣开始游行，学生也参与进来，此次游行即著名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以僧侣法衣上的一种颜色命名。
如今流亡海外定居加利福尼亚的科维达告诉我，当时他从描述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中得到启发，该纪录片有缅甸语字幕，在国内秘密流传。他认为政府没有胆量向僧侣开枪。但他错了。几十个人被杀害，数千名僧侣和尼姑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超过60年有期徒刑。缅甸的反对派再次归于沉默；2010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国家仍换汤不换药。
然而，仍有部分缅甸人愿意冒险追求真民主。去年，这部分人中的14名成员（大部分非常年轻）聚集于缅甸境外一家旅馆的会议室中，参加CANVAS组织的一期培训。这些人由缅甸一位资深反对派活动人士召集而来，该名人士要求对其仅以绰号K2相称。（一名记者兼摄影师的在场事先经过了谨慎磋商，以保护参加者的安全：我不能道出这些缅甸人的身份，或提及该培训的日期或地点。）
这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在此之前CANVAS曾与缅甸流亡人士合作，但现在面对的是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担心这一事实：缅甸学生们彼此互不相识。不信任是致命的。波波维奇曾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群体进行培训，该群体既有反对派政党的年轻人，也有非政府团体成员。他们均反对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但相互之间也充满怨恨。“无休止的战争”，波波维奇这样描述道。在类似于缅甸这样的国家，人们对不相识的人充满恐惧。塞尔维亚人认为这是个麻烦。
当然了，缅甸也非乌克兰。民主运动发育程度越低，前期准备所需时间也越长。塞尔维亚人认为，格鲁吉亚和越南活动人士的学习领会速度最快。而缅甸学员的反应更类似于其他来自极权国家的学员。“白俄罗斯，”迪吉诺维奇摇着头说，“那些白俄罗斯学员异常顽固，难以推动——他们极端消极。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火花。”然后是北朝鲜学员：“在首尔的一个大型旅馆中，他们大多是年轻学生，”波波维奇告诉我，“我们进行了两天培训，却无从得知他们究竟进展如何。人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坐着，如石碑一般。太糟糕了。”
面对非洲、拉丁美洲及格鲁吉亚学员，CANVAS的教官们在培训中自由放松而充满活力——“塞尔维亚风格”，波波维奇这样称。而面对来自亚洲、中东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学员，教官们的培训则试图更为正式。虽然培训风格需要调整，但课程内容均相同。该课程针对最初的两场进行中的斗争而设计，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即发生于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有所不同。迪吉诺维奇说，中东学员有时认为非暴力战略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但 CANVAS在前苏联地区之外所取得的仅有的成功发生于黎巴嫩和马尔代夫，二者显然是穆斯林国家。
当波波维奇问缅甸人“希望从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到什么”时，他们的答案集中于两个问题：动员民众和克服恐惧。“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一位高个男士说，“我们有‘无力’感。我们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一位年轻女士指出，缅甸政府将所有五人以上的集会视为非法。“非暴力斗争异常危险，”她说。
缅甸正在展示CANVAS在那些缺乏有效反对派历史的国家中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消极被动、宿命论以及公民的恐惧。CANVAS的最有用经验便是如何摧毁这些障碍。“每一期课程班都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迪吉诺维奇告诉那些缅甸学员。学员们的笑声紧张不安。但这些缅甸学员明白：任何人如果狂妄到在大街上推着画有缅甸统治者丹瑞（Than Shwe）头像的石油桶供仰光公民击打的话，他所冒的风险并非几小时的监禁，而是数十年监禁。塞尔维亚人对此可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可说的有许多。一些学员表示，非暴力在他们看来意味着消极被动——也许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失之天真。波波维奇以孙子（Sun Tzu）的话对非暴力进行描述：“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他告诉学员们。这是个新观点。他认为，非暴力道德与否无关紧要：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当然，暴力是每一位独裁者的看家本领。Otpor的创立者们也明白，藉由暴力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每一次民主斗争最终都需要争取中产阶级，并至少使安全部队保持中立。
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另一个神话：即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发动大规模群众集会。两人警告说，游行和示威应当保留到最终赢得大多数群众支持之时。游行是危险的——如果参加人数稀少，运动的可信度就会丧失。并且游行期间，人们会遭受逮捕、殴打及枪击。当局将试图煽动暴力。一次糟糕的游行会毁掉整个运动。波波维奇认为：“在仰光举行任何集会都是愚蠢的，”人们对此均表示认同。
但如果不搞游行，还有什么呢？塞尔维亚人向学员们展示了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的剪辑片段，该纪录片事关非暴力斗争：甘地领导的食盐游行（Salt March）、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bus boycott）。波波维奇指出了这些运动所涉及的计划，并让学员们列出他们所看到的斗争策略：发传单、举标语、静坐抗议、抵制、罢工纠察（picketing）、音乐。“南非和缅甸有一个相似点：缺乏自由媒体”，波波维奇说，“因此怎样传播消息呢？”
“通过歌曲”，一位小胡子男士说。“通过祈祷和葬礼”，一位性格坚强的中年妇女说，她在学员中年龄最大，其他人喜欢叫她阿姨。波波维奇抓住机会发问：“那么，利用葬礼有何引人之处？”“这是人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场合，”一位年轻人说。
“葬礼对你们的对手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波波维奇说。在津巴布韦，五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但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葬礼呢？只要与运动相关的任何人去世，他们都会聚集并吟唱——而警察不会介入！向葬礼发射催泪瓦斯的确是个问题。
塞尔维亚人的下一个想法来自美国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该书最初于1993年在泰国出版，为缅甸异议人士而写）一书的作者，被称为非暴力领域的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 2000年春，波波维奇经由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引介而首次接触夏普的思想；赫尔维是前美军上校，1980年代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防务专员（defense attaché），之后从对武装斗争的迷恋中幡然醒悟。当Otpor成员们见到赫尔维时，这一运动组织已有20,000名活跃成员，并有着令人惊叹的声誉。但该团体遭遇了瓶颈——运动正在发展，而其领导人不明白如何将这种发展转变为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赫尔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转化。他对夏普的观点进行了阐明：统治政权的维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应是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服从。夏普解释说，政府犹如建筑，由支柱支撑。Otpor必须将米洛舍维奇的支柱推向反对派阵营。
事实上，Otpor在争取米洛舍维奇的两个重要支柱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其一是老人：老年人向来是米洛舍维奇的基础性支撑，但当局对Otpor的16岁成员的持续逮捕——以及政府认为学生是恐怖分子的狂热指控——正在惹恼祖母们。另一根支柱是警察。一开始，Otpor便将警察当做未来的盟友（allies- in-waiting）。Otpor的成员们向警察局赠送饼干和鲜花（有时会附赠一个电视摄像机）。在对抗中，他们向警察欢呼而非嚎叫。
塞尔维亚人将这种理念详述给缅甸学员，并增加了一个步骤：即权力图表（power graph），这是迪吉诺维奇的发明。他让学员们列出缅甸具有不同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然后制作每个群体对政权的历时性忠诚度图表。该想法意在搞清楚哪个群体已经动摇，以及缅甸最近的哪些历史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可以收集线索，以发现谁才是最有利的同盟军。
学员们站在缅甸的警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群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最需要什么？所汇编出的清单从各个群体的自利角度而言是可预期的：学生需要私人学校，商人需要可信赖的银行系统，农民需要粮食补贴。令人感兴趣的是表中所未包含的东西。“民主在哪里？人权呢？”，波波维奇指着钉在墙上的清单说，“人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通常政客们才会将那些与民众不相关的东西挂在嘴上。还记得甘地的食盐游行吗？关键之处并非‘英国佬滚出去！’——没有那么正式，而是‘我们想要做盐’”。
到了周三，塞尔维亚人十分担心。“他们彼此不信任对方，” 迪吉诺维奇在午餐时告诉我。缅甸人周二晚在K2的旅馆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通风会。他们相互自我介绍，并为团队制定了规则。他们在应对缅甸当局方面拟定了统一口径。之后，他们用吉他弹唱《风中之尘》（Dust in the Wind）等歌曲，直到凌晨3时才散去。
第二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周三的课程是关于放弃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的集中战术，代之以低代价、低压力及低风险的分散策略。塞尔维亚人谈到了智利的cacerolazos[2]—— 或敲锅集会——这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邻居也是反对皮诺切特的。他们讲解了困境行动(dilemma actions)的概念，如Otpor使用石油桶的手段。“由小事做起，如果成功了，你就会有信心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波波维奇说。“你招集人员，培训他们，保持他们的活跃度。你出击，宣告胜利——或滚蛋。如果行动成功，人们就会来找你。通过参与小的成功，你会建立自信。非暴力斗争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缅甸人似乎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都将在某个特定时间在窗口点上蜡烛，”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无法逮捕10000人，但他们会选择一个可怜的家伙，逮捕他全家——甚至包括他的孩子。”
波波维奇表示同意。“是的，即使这种策略风险较低，但只要它是政治性的，你们仍会有问题，”他说。“但如果所针对的问题是政府的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当缅甸学员们分成小组来发明自己的困境行动时，第一组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他们决定从处理垃圾问题入手，当时仰光政府已经停止了垃圾收集工作。成员们计划一开始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着手这一工作，提供手套和口罩，并试图招募其他人加入进来，然后他们会到市政府递交一份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问题。
“好，很不错。你们正在发展平行的管理机构，“波波维奇说。这是波兰团结工会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策略：不要拆毁现存机构——而是建立你自己的平行机构。“2008年纳吉斯飓风灾难（Cyclone Nargis，缅甸因这场灾难丧生的人数超过138,000人）之后，在政府不作为时，你们不是自发参与了清理尸体运动吗？现在，如果市政府不理睬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会把垃圾扔在市长脚底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波波维奇笑了起来。“或者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办法——给垃圾拍照，然后拿照片给当局看，”他说。
随后下一组来到了房间前，他们的成员面带微笑，很奇怪的脱掉了鞋子。他们的发言人，一位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女士，兴奋地扭动着身躯，提议开展一个“光脚运动”（Barefoot Campaign），来纪念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侣们——他们都不穿鞋。这个想法的起点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联系100名青年，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光着脚去公共场所。 “我们可以从寺庙开始，”粉红衬衫说——因为没有人会在寺庙里穿鞋子。而且，人们会走过涂有颜料的地面，她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是否成功——只要我们看到光着脚的人以及满地的脚印。”
“可如果当局来逮捕你们，你们怎样应对？”那位阿姨问道。该小组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为了安全，大家可以在口袋里装一双破凉鞋，拿给警察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说。“或者你还可以说，我正准备去跑步呢。”
高个男子制止了他们的兴奋，“如果当局看到你留下的脚印，他们就会知道并逮捕你。”
“如果我们在晚上去，他们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娃娃脸男子说。“动手吧!”，他将拳头挥向空中，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是，这些脚印是一个问题——它确实会指引警方找到猎物。一位穿薄纱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士开口了。“这儿有很多流浪狗和流浪猫，”她说。“我们可以在它们的住处前倒上颜料，让它们也开展光脚行动。”猫、狗民主战士！其他人面面相觑，开始敬畏起自己的卓越才智，随即掌声在四处轰然响起。
临近周末，学员们观看了缅甸起义（Burma VJ）——2008年由丹麦导演安德斯·奥斯特加德（Anders Ostergaard）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缅甸秘密视频记者的故事，他们拍摄的影片被偷运出境，这些影片往往是外界获知缅甸当前情形的唯一途径。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袈裟革命期间，它在缅甸是珍贵的违禁品，大多数与会者之前曾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是一份希望和勇气的证明，它记录了许多缅甸人视作自己人生高点的数星期的过往。不过在经过CANVAS一周的培训后，缅甸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部纪录片。
电影结束后，迪吉诺维奇来到房间前。“现在你们是怎么想的？”他问。娃娃脸男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组织！”他说。突然，袈裟革命看起来截然不同了。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们又过于仓促、愚蠢和不负责任。“人们出于冲动走上街头，去要求一些无法实现的东西，” 迪吉诺维奇告诉他们，这或许不够温柔，因为他推倒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建议是，”他缓缓地说，“你们所要考虑的非暴力抗争，应该与你们在这部影片中所看到完全不同。”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干了吧，”他说。
CANVAS曾与来自50个国家的活动家共事。但它并没有导向50场革命。
最直接的理由是，受过他们培训的人往往不是运动的负责者。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异议人士，选择了效仿Otpor的做法。相比之下，在伊朗，虽然受过CANVAS培训的小团体进行了一些成功的行动，但绿色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Otpor组织的战术。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背景方面的问题。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是无法产生那种迫切需要的强大民主运动的。对缅甸人的课程班结束后，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很满意：学生理解了课程内容。但他们能用这些做到什么尚不清楚。在课程班的最后一天，我问“光脚运动”组的成员是否会尝试在缅甸实施这一计划。“这个策略很美妙，有价值且新颖，”他们说——但更适用于其他人。“我不确定它是否对我有用，”粉红衬衫说。
塞尔维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压制程度并非决定性因素。波波维奇告诉缅甸学员，比政府的残暴远为重要的是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坚定程度；一个组织严密、坚定的民主运动，能够逐步赢得足够的自由空间。“政治空间从未来自施舍，而往往靠征服而来，“他说。2000年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相比1991年要较为容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已赢得当局的重要让步。“塞尔维亚建立了那些优势，”他说。例如，它迫使米洛舍维奇尊重1996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使得市电视台落入反对派手中。但这能否适用于缅甸？在缅甸争取政治空间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无人能保证这个国家会迈向正确的方向。
然而，缅甸是个极端现象。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更类似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或穆巴拉克的埃及——这些威权政府允许一些反对派媒体以及政治活动的存在。举凡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都遵循了这一模式。此外，尽管塞尔维亚人不能用手提箱输入革命，但他们的策略可以大大增加这种机会——即当独裁政权处于动荡时，反对派能够利用这种动荡。
埃及的例子说明了该如何去做。早在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四六运动”就知道了Otpor这个组织，并使用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阿德尔所受的培训与缅甸人完全相同。去年四月，塞尔维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某次埃及抗议的照片，示威者挥舞着“四六运动”的旗帜，上面绘有大众熟悉的拳头标志。标题赫然写着，“Otpor的拳头挥向穆巴拉克？”随着上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将自己的孩子放到埃及军队坦克上的照片流传到世界各地，波波维奇回顾了阿德尔的力量分析图，军队在图表上显得特别突出；他已经意识到，军队的地位至关重要，必须拔掉这一支柱。
塞尔维亚人之后再未见过阿德尔，但年轻的埃及学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电邮联系，偶尔还会指出CANVAS提供的阿拉伯语材料的翻译错误。阿德尔带回了许多附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录像带，并继续下载各种书籍。他在埃及组织了迷你版的CANVAS课程班，宣讲团结、非暴力行动的纪律以及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并保持了成员的参与。
在 1月2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一本名为《如何聪明地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小册子——匿名人士编写，但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四六运动组织——开始在开罗流传起来。它为抗议设置了目标：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抗议者互相保护。它教导人们要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并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籍此劝服他们改变立场。它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示威者应该穿什么以及携带什么来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它建议人们携带这样的标语：“警察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当局。”
这些抗议是一个团结、宽容和非暴力原则的典型模式。各种不同群体没有使用自己的旗帜和标志，只挥舞着埃及国旗，并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示威者们打扫干净广场，并保护商店、抓住抢劫者使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们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来保护穆斯林，而当基督徒们庆祝弥撒时，穆斯林们又来保护他们。他们一起拥抱士兵，手拿玫瑰迎向警察。他们戴着滑稽的帽子唱歌。这些无疑都是埃及式的，但它同时也是CANVAS教材上的内容。
CANVAS 曾与来自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异议人士开展合作；该地区有着CANVAS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即黎巴嫩，同时也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一，即伊朗。波波维奇想知道即便伊朗再次出现抗议，结果会否有所不同：如果“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不是围绕选举舞弊来组织，而是代之以发起一次食盐游行，将关注点放在失业、低收入以及腐败上，结果将会怎样？伊朗很像突尼斯和埃及：有许多年轻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还有一个腐败的、依靠人们的恐惧来维系统治的威权政府。“依靠恐惧统治了数十年的政府开始变得极度僵化，”波波维奇说。“这类政权赖以为生的支柱是恐惧。一旦恐惧因素消失，人们不再畏惧警察并和军人拥抱在一起，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胡斯尼·穆巴拉克无疑会沮丧地看到同样的事情。
在缅甸，很难想象该如何做才能击败恐惧——什么可以将消极的受害者转变为勇敢的英雄——除非像粉红衬衫那样自己去做。但是，在中东，恐惧情绪已被消除，而且英雄主义正在蔓延到许多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但为了推翻整个地区的独裁者，示威者必须从埃及学到更多——不仅仅是勇气。
[1]克劳塞维兹是德国军事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是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译注
[2]人们敲锅敲碗表示抗议的集会形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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