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茉莉花瓶颈 看樊潇洁如何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二）

28天坐牢记（四）
   但是她真的是以“颠覆国家政权权”被关进来的吗？我心中一直怀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想如果她真的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被捕并受审的话，我早该听到她的名字了，各路民间报料人也应该已经有所报料。我不至于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能她只是故意这样说来安慰我的吧。
   不管是真是假，她的话当时对我的心情是大为受用的。很多恐惧和害怕都消散了。我想，她能够被关了8个月而精神不垮掉，我一定也能够熬过这段时间。
   我发现监房的一面墙上用红色的油漆印着一篇“监规”，包括“六做到”和“六不准”。我看到“六做到”中有一条是“对周围人员的反动下流言论要及时举报”。我害怕地小声问童晓蓉道：“这里有人会去举报我的言论的吗？”
   童晓蓉摇摇头说：“不会的，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去举报别人的言论的，这监规写在墙上只不过是个形式。”
   我渐渐放下心里，于是就把手中的面包吃了。
   这时候，旁边有同监的人跟我说：“你进来时生活用品都没有带进来是吧？喏，这只刷牙杯是你的，这块毛巾也是你的。”她很快就把生活必需品给我配备齐了。我发现她一共给我这么几样东西：
   一只刷牙杯、一支牙刷、一支牙膏、一块肥皂、一条白毛巾，还有一只塑料脸盆，还有两只透明的塑料碗。我发现这些配发的东西，刷牙杯和牙刷和白毛巾看起来真是质量低劣，塑料碗也薄得要命。旁边的人让我用胶布条写上名字粘到杯子和脸盆上，免得跟别人的搞混。
   我刚才进来前，在检查体时，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还对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检查我带进去的衣服，把带子都抽掉了，把我的鞋带也剪断抽掉了，甚至还让我把扎头发的头绳都取下来。所以我是散开着头发进监房的。但是我进去之后，很快有同监的人给了我一根用蓝毛线缠起来的牛皮筋，让我把头发扎起来。我奇怪地问：“这是谁买的牛皮筋啊？”她们说：“是我们自己缠的，拆了一件旧毛衣获得毛线。”我这才注意到她们中只有头发稍长的都是用这种蓝毛线缠的牛皮筋扎头发的。
   “但是牛皮筋又是哪来的呢？”我心中的疑问并没有消除。
   “牛皮筋啊？是平时送生产原料的时候一起送进来的，你过几天就知道了。”她们这样向我解释道。
   我仔细观察这个监房，发现它大约是3米宽、8米长，整个监房被一张1.8米宽、8实长的坑床占了大半面积，坑床一角堆着一叠花花绿绿规格不一的被子，那1.2米宽的过道一头是监房门，另一头是一个狭窄不足两平方面的厕所。过道上还放着6只白色的塑料储备箱，里面装的是衣服和其它生活用品。监房门上方离地三米半高处装着一个监控摄像头，监房门右边半米处开了一个16厘米×25厘米的小洞，估计是平时来用递送菜饭的。小洞的上方，离地一米半的地方有一只可以用来和看守对话的对讲设备。坑床的另一角离地四米高处装有一只音箱。厕所里有一只陶瓷蹲便器和一只盥洗池和一个水龙头，三堵墙上挂满了白毛巾，还有一个凿进墙壁的格子橱，里面放满了牙杯牙刷和肥皂，厕所一侧的墙脚下则堆满了几十只红色的塑料水桶和塑料脸盆。
   厕所旁边还有一扇铁门，据说是通向放风场的。但是我刚进去的时候铁门是紧闭着的。
   我发现整个监房里一点金属都没有，甚至那个水龙头都是塑料做的。甚至塑料水桶的提环都已经被预先拆掉了。而且我在那里还看到了一样匪夷所思的东西：一只方便面包装袋被翻过来，银色的铝铂面朝外，用牛皮筋扎在一只饭盒口上，用来当作镜子用。
   我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些同监的女人，她们有的还稚气未脱，有的已经头发半白，让我怀疑她是不是已经有60岁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头发半白的同监，她才不到40岁，因为不堪暴力，杀死了自己的男人后东躲西藏了好多年，结果头发生生被熬白了。碍，可怜的人。我心里想道。她看起来很寡语，但是喜欢给年轻的同监梳头发。
   几个年轻的同监争先恐后地跟我说话。我刚才说自己是因为传播茉莉花散步被抓的。她们听了很不明白，难以理解。我只好用尽可能浅显的语言向她们解释中东各国的茉莉花革命、他们的诉求和成果，中国的茉莉花散步号召是基于什么理由、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跟她们说了一些强拆啊、强征啊、互联网上删文章啊、民权律师被捕啊之类的事情。渐渐地，她们大多能够理解我的意图了。这时，有一个30来岁的女人跟我说：“樊潇洁，我跟你讲一件事，好吗？以前我老公老家的村里也曾经有过一次强行卖地，镇政府以3万元一亩的价格向村民买地，又以50万元一亩的价格卖给开发商。我们有很多村民代表去围镇政府讨说法，结果只不过是几个领头的被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这其中有我老公。他出来之后我们就离开家乡到浙江来打工了。”
   我吃惊地问道：“这是真的吗？”她凄然一笑，道：“我哪能骗你啊？”碍，我想：这种事情在中国真是多得很。
   我们正谈着，谈着，忽然，我听到哐的一声，监房铁格子门外又被关上了一扇不透风的铁门，紧接着，那个送饭菜的小洞口也被关上了。我顿时感到一阵窒息。但是同监的人却好像听到了什么号令似的纷纷从坑床上爬下来，穿好鞋，沿着坑床坐成一排，过了两分钟，那墙角的音箱响了，开始播出一段录音，录音里全是在押人员必须遵守的规矩，我听得很不舒服，干脆半闭上眼睛打起盹来。
   录音整整播了半小时才结束，正当我以为可以去上厕所了的时候，同监的人突然全体站起来，背朝着监规墙站好，开始用很大的声音像背绕口令似的背监规：“六做到”和“六不准”。她们背得如此熟练，我真是吃惊。但是我对监规还只扫览过一遍，并没有记熟，所以只好闭着嘴听别人背。背完后同监的人继续保持背对着墙的姿势不动，直到三分钟后，播了一声“坐下反省”的号令，她们才再次面对着墙沿着坑沿坐下。我左顾右盼，不知道该反省什么。看得出，别人也都和我一样心不在奄，大约五分钟，广播里再次传来“结束反省”的号令，她们才纷纷站起来，争先恐后地排队上厕所。
   大约十五分钟后，音箱里传来睡觉的提示音，同监的人纷纷爬上坑床把堆在一角的被子打开来铺床。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她们忙碌，不知道自己该睡在哪里，也不知道该用哪条被子。这时，那个被我谈过自己的经历的30来岁的女人说：“樊潇洁，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睡，合用一条被子好不好？”我赶紧感激地应了。
   2011/05/16
28天坐牢记（五）
   我得说：十六个人一起睡在一张8米长的坑床上，真是相当的拥挤，我一整晚都不敢翻身，而且也根本翻不了身。我还发现，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监房里并不熄灯，电灯一整夜都是亮着的。
   我那天晚上居然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在聆听希拉里的讲演。当我被人踹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起来了，起来了，死猪！”那个和我睡同一条被的女人坐在被窝里用脚踢我道。我赶紧起床，和她一起把被子折好照旧堆到墙角。
   今天是3月13日了，啊，本来这天我打算去轩亭口散步的。但时现在我只能在监房里散步了。
   到了七点的时候，监房外有穿着蓝色囚衣的服刑人员给我们送来早饭了。空碗从那小洞里递出去，盛了饭的碗从小洞里递回来。早上的下饭菜只有几条又粗又长的酱黄瓜，这些酱黄瓜很快被同监的人们瓜分光了。我也分到了一段。
   吃过早饭后，我正坐在坑床上发呆，望着高处的铁格子窗出神，忽然童晓蓉生到我身边来，像变戏法似地给我看一本书的封面，我一看，原来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这是一本硬皮书，印得很精美。我吃惊地问道：“这是谁的书啊？”她说：“是我的。是我老公给我带来的。”
   我说：“你老公真好。”
   我说：“这本书能借我看看吗？”
   她说：“看吧。”
   我马上高兴地翻看起它来了。
   后来我发现童晓蓉不仅有一本《飘》，还有另外几本书《安娜•卡里尼娜》、《简•爱》还有《巴黎圣母院》。但是我发现她不肯轻易借人。
   正当我读得入迷时，有看守在铁格子门外监房外面喊我的名字：“樊潇洁！”
   我猛一抬头，不知所错，旁边的同监赶紧跟我说：“他们要来提审你了，你快去。”
   我赶紧放下书下坑，拖上自己的鞋子（因为鞋带被抽掉了，所以穿着它走路不能大步流星地走）走出监去。看守在我起出监房后又把监门关上了。然后叫我站在门口一个用黄油漆画着脚印的位置站好。我看到他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手铐，害怕地说：“别铐我，我不会逃跑的。”
“没事的，这是规矩，走走样式的。”他安慰我道。
   我只好让他把我的双手手腕铐上了。
   他押着我到外面一间审讯室里。我进去后，审讯室的门就被关上了。我发现杨云海和屈保军已经在审讯室里等我了。
   这间审讯室只有四平方米左右，我和两个审我的国保之间隔着一道铁格子。铁格子我的这边有一把椅子，审讯室里我的身后和审我的国保身后各有一扇门。我在那椅子上坐下了。
   “怎么样啊，小樊，你想不想回家啊？”杨云海问道。
   “啊，我还好，这里条件还可以，我有点不想回家了。”我说道。
   “我想我就算回家，也要被我父母关起来的，这也跟坐牢差不多，还不如留在这里好。”我进一步解释道。
   “你真是一个小傻瓜，这里有什么好的啊？这里又不是人呆的地方！”杨云海生气地说道。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样？还想不想再去传播茉莉花了？”
   我说：“想啊，怎么不想？我恨不得告诉所有人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必要性。”
   “你怎么居然还在这么想啊？我给你看一个电话记录吧。”杨云海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我看来电记录，那个手机号是我老板的手机号。“你的老板昨天傍晚打电话来问我过了，他说：‘杨警官，樊潇洁什么时候放出来啊？’我只能回答‘现在还不知道’。你看，你的老板也在这么关心你，你怎么居然说自己不想回去呢？”杨云海有些埋怨地说道。
   我心里动了动。碍，我的老板都这么记掂着我，何况我的父母了，真不知道他们昨天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啊！我痛苦地想道，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我们都希望你早点悔悟，早日回到社会大家庭上来，回到你的小家庭里来。”他这样说道。
   “可是我不会后悔的，而且愿意面对一切后果。”我答道。
   “你！”杨云海一时语塞，然后他把话题转到一般技术问题上来了。他仔细问了我进入文理学院校园后所走的路线图，我相信他这是为了去查看沿途的录像头，以坐实我当时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伴。他还要我说明我进入哪家小卖部买双面胶的，几点钟进入的，花了多少钱。我尽可有地如实回答了。记不清的就说记不清了。
   然后他说：“樊潇洁，你到底印了几份公开信？你之前说自己印了三十几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17份，再加上你没有贴出去的17份，一共是34份。你是否打印了不止三十几份？”
   我答道：“我确实只打印了三十几份，但是具体多少份却不记得了，因为前天上午我打印的时候，心脏狂跳手狂抖，一见老板进来就匆匆结束打印了。所以真的没有数到底打印了几份。”
   杨云海又问道：“你除了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过公开信之外，还在哪里地方也贴过传单？”
   我说：“没有了，文理学院是我计划中的第一站，如果没有被抓到的话，我还打算去别的地方张贴，可惜我在第一站就被抓到了。”
   杨云海又问道：“你除了这次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公开信之外，还做过哪些事情？”
   “没有了。”我答道。
   “真的没吗？”杨云海问道。
   “啊，还有的，去年下半年，我在网上看到检察官作家谢朝平被渭南警方抓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部纪实小说《大迁徙》，挖到了渭南县政府的烂疮疤。”我于是费尽心机在网上找到了这部小说的原稿，把它传给一百多个人，因为当时网上求这部小说的人很多。我这样做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吗？”
   杨云海只好说：“不算的。”
   “碍，那么，还有一件事，我以前大学时有个很要好的男生，可惜他像梁光烈那样信奉‘宁要台湾不长草，也要祖国的宝岛。’。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题目是《用民主统一台湾》，我告诉他：‘大陆不实现民主，永无统一台湾的希望’。然后他就跟我掰了。我这样做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吗？”
   杨云海又说：“不算的。”
   这时屈保军突然插嘴道：“你那个男同学，他是哪里人？他叫什么名字？”
   我说：“他是上海人，名字我不能告诉你。”
   屈保军嘴里低声挤出几个字，可惜我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我大二的时候，有一次浙大法学院的院长李龙教授在紫金港做讲座，我去听了，讲演结束后，在自由提问阶段，我向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关于政审制度的。我当时置疑政审制度存在的合法性，但是李龙教授只是吱吱唔唔没有明确答复。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清白是什么意思？》，内容也是置疑政审制度的合法性的。然后我把它发到李龙教授的校内邮箱里，结果石沉大海。我做的这件事，算不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
   这次杨云海没有回答，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我自述的这三件事，他没有记进笔录。
   2011/05/17
28天坐牢记（六）
   然后屈保军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樊潇洁，你在哪个网站上写博客？”
   “啊，我的博客？哦，我以前在一些网站上写过博客的，但是我的博客老是被封掉，或者文章被员删掉，我很气恼，结果后来我再也懒得写博客了。写了什么文章就发到论坛上，被删掉也随它去了，至少已经有人读到过我的文章了。”我这样回答道。
   之后杨云海又问了我一些问题，包括我平时跟谁谁交往，跟以前老师同学有无往来什么的。可惜我实在太宅了，而且一直来觉得自己混得太鹾，所以很不想和以前的同学往来。平时甚至几乎没有人给我发短信。我就这么回答了。
   最后，杨云海说：“樊潇洁，现在我们要结束提问了，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要求？”
   “我想要一本《宪法》和一本《刑法》。”我答道。
   “这个要求不可以的。”杨云海说道。
   “那么，叫我妈妈给我送几颗助听器电池来吧！我现在用的这颗电池电量快用完了。另外还有一双没有鞋带的鞋子。”我让他看看我的鞋子：它的鞋带被抽掉了。
   “这个可以的。”杨云海就把它记进笔录了。
   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按红手指印，然后屈保军撕了半张纸给我，让我把手指上的红印泥擦掉。
   这时我问他们：“你们今天下午会去轩亭口守着的吗？”杨云海答道：“当然得去守着的啊，得把学生们劝离。”我说道：“谢了，你们不去的话，没人有知道这件事，你们去守着的话，很多人都知道了。”
   杨云海什么也不说，收起宗卷就走了。
   我也被看守押回了监房，在监房门口，他为我开了铐。
   我一回到监房，童晓蓉和几个同监就围上来，急切地想知道我被怎么审讯了。我从容地说：“没有什么事情，仅是几个已经问过的简单问题罢了。”
   我摸着自己的手腕说：“被铐得真紧。”
   我央求童晓蓉再借我看一会儿书，她不情愿地从塑料衣箱里拿出那册《飘》来，我赶紧找了个墙脚坐着看起来了。
   午饭是一份饭和一份水煮胶菜。我发现那胶菜好像没怎么切开，每人菜碗里是四分之一棵胶菜和汤水，四分之一棵连在一起的完整的胶菜！而不是一堆切开的胶菜叶子和菜芯。晚饭也差不多。午饭过后要统一午睡两小时，然后放风半小时。
   那天是星期天，不少看守没有来上班。
   下午我坐在坑床上看《飘》，忽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好像是从天上传来的。那是我父亲在叫我的小名。我一个惊起，环顾四周，却没有见到父亲的身影。我这才意识到刚才听到的只是我的幻觉。我望着墙的高处装着铁格子的窗户，不争气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童晓蓉立即察觉到了，问我怎么了。我只好告诉她：“刚才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了，但是我发现实际上只是幻觉。”童晓蓉赶紧安慰我说：“别哭别哭，你总有一天会出去的。”她拿出卫生纸来给我擦眼泪，我感激地紧握住了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我松开她，继续翻开书看下去。
   过了快两小时，我坐在坑床上，望着那监规墙 出神，忽然毫无道理了笑了笑。童晓蓉也马上察觉到了。她问我为什么在笑？我告诉她：“我刚才想起奥巴马总统的一个讲演了。那是今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刚刚宣布下台后仅仅一小时，奥巴马就在白宫里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演，盛赞埃及人民的勇气，盛赞埃及军人严守中立没有开枪，盛赞穆巴拉克顺应民意终于去职。这篇讲演曾经给我带来无限的希望与期待。”
   我还跟也提到了，2009年年初希拉里所做的那个关于互联网自由的重要演说，提到了埃及人古奈姆的讲演，这是3月11日我从茉莉花行动的官方网站上看来的，童晓蓉听了也很高兴。她说我说：“你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是不是？”
   第三天，星期一，有两个女看守望来上班了，负责看守我们监室的女看守，一个名叫金国华，另一个名叫马琼，金国华年龄大些，职务也高些，马琼大约25岁的样子。
   马琼到了监室门口，就问有谁是新被关进来的，我只好回答说是我。她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我如实回答了，她在工作笔记上一一记录。然后她要求我三天内背熟《监规》，告诉我三天后她会来抽查的。（但是实际上后来她没有来抽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把这件事忘了。）
   然后金国华到了监室门口，她打开监房门让我出去一下，我出去了，老实地在门外的那个黄色脚印处站好。我说：“不要铐我好不好？”金看守赶紧说：“我不会来铐你的。我只想跟你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她请我在不远处走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自己坐在我面前跟我说话，不知怎么的，她那张充满母性的脸让我对她产生信任，而且我得说：之后的二十多天里，她一直对我很好。
   她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告诉她我是因为在绍兴文理学院里贴传单呼吁学生上街散步被抓进来的。
   她吃惊地说：“你在做这样的事啊？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我答道：“我知道这是不违法的啊，所以才去做。”
   我说：“我被抓进来几天，我在家里看《刑法》，我知道号召茉莉花散步并非骟动武装叛乱或武装暴乱，而且茉莉花散步也并没有被官方正式宣布为非法。”
   她说：“哦。”我相信如果她当看守已经多年了的话，像我这样的被一些部门任意抓进来的无罪者应该是见过不少了的，所以她没有反驳我。
   我继续跟她说我在网上看来的一些各地维稳“事迹”，特别提到了几件youtube上看来的一些触目惊心的个例，我跟她说：“你知道吗？我前天进了监房之后才发现这里的条件真的很不错啊，因为在一些访民集中营里，比如说久敬庄，关押条件更差，那里可是老老少少不分男女一起关进去的啊！卫生条件更差，三餐供应也不规律。”
   她眼里充满了惊奇，说道：“真的有这样的事的吗？。”
   我说：“真的。而且两会期间，北京为了防止访民群集上访，把北京南站附近扫荡了好几次，各地警察进进遣返访民，北京市公安局甚至命令北京市各家旅馆在此期间都不准接待访民或者疑似访民，很多人都在新浪博客上说这件事呢！比如说于建嵘的微博。”
“这样的啊！可惜我平时不太有机会上网的。”她说道。
   “其实这些不讲道理的事情，我也不全是旁观者，我还同时是承受者。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网站建设工作，换了很多家公司，以前的公司基本都已经倒闭了。现在在中国大陆，做个网站必须先申请ICP备案，备了案之后服务器提供商才可以为你开通网站。网站做ICP备案相当于对网站进行一次政审，审查你的网站里有没有政治敏感内容，这个政策虽然从2001年开始就实行了，但是以前一直实行得不很严厉，直到2009年春天，政府突然开始狠抓这项网站ICP备案制度，所有的网站只有没有做备案一律关闭，做了ICP备案之后才能重新开通。当时我所在的那家公司，忙着向客户解释都来不及，客户们不断打电话来问我们为什么自己的公司网站打不开了。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们焦头烂额地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是可忍，敦不可忍？所以我决心要去抗议这种专制，所以我去散发传单了。”
   之后她又问了一些我的家庭情况：家在哪里？家里还有哪些人？都是做什么的？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我说我父母都是在私营企业里打工的，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家里还有一个93岁的外婆。
   她认同地看着我说：“可惜了，你这样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你要连累你父母了，还有你妹妹。”。
   我叹了口气，说：“是啊，不过有一点我倒有点宽心。那就是我妹妹学习成绩很差。如果她学习成绩很好而我连累了她的话，我会很痛心的。”
   金看守听了无语，然后她把我送回监房。回监房之前我问她我会在这里被关多久？她说不知道，但是她告诉我如果法院最终不予以开具逮捕证的话，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最多只能关30天。我想起谢朝平也是被警察抓走，但是法院不同意逮捕才被放出来的，于是心里踏实了一些。我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自己的行为达不达得到起诉标准，有没有可能被正式批捕？我请求她给我一本《刑法》，或者让我父母给我带一本《刑法》来。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拒绝了。
   在看守里里，每周有五六天时间，在押人员白天要做一件事情：串磁环。我不知道那磁环是用来做什么的。只知道它是一个黑色的比指甲还要小的磁铁环，有三根红、黄、蓝长度不等的导线，每根在它上面绕三到九圈不等。然后留出三厘米左右的线脚 。每周一到周六，早上早饭还没有被送来，磁环和三种颜色的导线先被送进来了，黑色的磁环装在塑料包装袋里，三种颜色的导线用牛皮筋一扎一扎地捆着，这些“生产原料”一被送进来，就马上被十几个同监“瓜分”了。她们把磁环分倒到塑料碗里，把旧报纸摊到坑沿上，然后塑料小凳排成一排坐在那里串磁环。也有人是坐在坑床上串磁环的。当三月14日一早这些“生产原料”被送进来时，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必须串磁环。但是既然别人都在串磁环，我当然也得串啊！我于是照着她们的样子串起磁环来。但这时，童晓蓉却对我说我是新来的不需要串磁环的。但需要趁时间把监规背熟。她还给了我一本薄薄的白册子，是《在押人员一日生活规范》。她要我也尽可能地背下来。
   我翻着这本小册子，心里很不舒服。明明看守所里被关押的人也是合法公民，并不是罪犯，但是那本小册子里处处把在押人员当作罪犯在看待。而那《监规》第一句话十分可笑：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实在无法强迫自己去背诵牢记它，甚至让自己把它朗读一遍都做不到，因为心里厌恶。相较之下，还是串磁环不让我厌恶一些，所以我看了十几分钟，就默不作声地去串磁环了。
   不过串磁环有一点风险，那就是那磁铁环容易掉粉，把手染黑。所以我每次串过磁环吃饭之前，总是要把手尽可能地洗干净。但是我无数次看到有一些同监串过磁环后不去洗的就直接去拿饭碗和勺子了，很令我为她们的健康捏一把冷汗。
   我在她们串磁环的时候和她们一起串磁环，这活儿确实简单得不需要培训。在休息时间，我就拿起那本《飘》找个角落顾自己看起来。当有人来跟我谈天时，我就跟她们谈天，她们写信的时候我也好奇地凑过去看。我和她们说起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也倾听她们跟我说的她们的故事。我记得有一位女孩子在写一张明信片，是寄给同一看守所里的另一个人的。她在信中写道：“叶先生，关于那个****的罪名，你不能认……”一问才知道她和她的上司是以经济犯罪的罪名被关进来的，但是她坚持认为那罪名是欲加之罪。
   看守所里从同监口中了解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让我吃惊的。反过来，我向她们传播的信息也让不少她们对政府更加不满。14日下午，我在读《飘》的时候，读到一段关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货币以惊人的速度贬值，白瑞德等走私商纷纷走私奢侈品以应付一些南方富人的寻求财产保值的需求。我对身边的一个女孩说：你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和书中所写的形势多么相似，一边是物价上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另一边是奢侈品收藏品金银饰品更是在以惊人的速度涨价。
   但是14日下午五点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金看守突然让我出监，然后她把我从六号监房转到七号监房。我害怕地问为什么要给我换监，但是她不解释。我猜想可能是我在监中话太多，引起了看守的不安。所以我进入七号监室后好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说什么。
   2011/05/18
28天坐牢记（七）
   但是事与愿违，七号监室里的同监与六号监色里的同监一样充满好奇，非要问明我是犯了什么被抓进来的。我抵抗沉默了好一阵子，只好再次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是偷贴茉莉花散步的传单被抓进来的。有一个眼圈很黑的同监觉得很不可理解，问我：“你贴这个传单，有钱拿的吗？”
   啊，这个问题，审我的国保杨云海倒是从来没有问我过。可能是因为他比较理解我一点，知道所有的参加茉莉花运动的年轻人都是自愿去参加的，没有人是为钱而去的。
   我摇摇头说：“没有钱拿的，我是自愿去做这件事的。”她表示完全不可理解。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名字叫王丽琴的38岁的女人是因为很多种原因被抓进来的。她的丈夫很懦弱，她早跟他分居了。她有很多男人，平时靠搓麻将和经手一些白粉抽成度日。她被关进来之后她的丈夫居然很是关心，给她写了三封信来又给她送了不少钱和衣物来。啊，这个世界真是奇怪。我对她有些害怕。但是我得承认，在牢里，她对我好得很。她甚至帮我洗过毛衣，，我在牢里时，她有时对我凶巴巴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她接济我吃、接济我喝、督促我洗浴、洗脚，她把热水省下来给我洗，她把红烧肉或香肠夹到我的碗里。她向我吹嘘自己有黑社会背景，甚至杀过几个男人，只因为对方早泄或者不肯和她发生性关系。我听了害怕得很，但又将信将疑。因为她真的对我很好啊。我想不通，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好？是因为她失去了自由的缘故吗？还是因为她知道我是清白的，是因为良心才被抓的，所以只想对我好一些才觉得可以赎回自己的内心。
   同监还有一个叫谢晶的42岁的女人，她的经历也有些复杂，但她同样对我好得很，简直好到仿佛是在和王丽琴争宠。结果我在牢里一个月，零食从来没有停掉过。我在牢里一个月，我的父母一分钱也没有给我送来，更没有给我送来什么食物，只让我舅舅送了一双布鞋、两双袜子和一条短裤进来。后来我才了解到，我被抓进来后，我父亲极为震怒，气得要把我扫地出门。只有我的母亲一趟一趟地眼泪汪汪地去求国保早点放了我。父亲不肯给我一点钱，母亲也不敢违抗他。在看守所里，除了一日三餐一汤一饭是免费的，别的一切供给：面包啊、卫生巾啊、牙膏啊什么的，甚至饭碗勺子脸盆毛巾牙刷都要在押人员自己花钱买的。家属把钱交到看守所里来，然后由看守人员替在押人员保管并记帐。我虽然家人一点钱都没有给我送来，但是因为同监人员的照顾，我几乎天天都有零食吃，我不吃她们还不高兴。
   每天早上起床后，谢晶总是说：“小洁，来，我给你梳头！”傍晚吃过晚饭后，谢晶总是说：“小洁，来，你来给我按摩按摩肩膀！”我给她按摩了之后她也会给我按摩。她很“苛刻”地监督我洗自己的衣服，我洗过的衣服她都要检查过的。她抓起我的手看，说道：“你的手啊，真是从来没有干过活的手！”我承认自己在家里很少很少手洗衣服的，顶多用洗衣机洗一下。呵呵。
   3月15日上午，看守人员又把我从监房里带了出来。这里我学乖了，我说：“铐得松一些吧，我不会逃的。”那个看守很客气，听了我的要求之后，就把手铐铐得很松，松到我几乎可以把手从中挣脱出来。我向他道了谢，然后高高兴兴地去了审讯室。
   还是在那老地方审讯的，还是那两个人审讯我：杨云海和屈保军。
   杨云海见我笑盈盈的样子，感到很奇怪，我就解释说刚才那个好心的看守替我铐得很松，所以我感到庆幸。
   杨云海问我在里面感觉得如何。我回答说一切都还好，就是有一点难受之处：我想上网，却不能上网。我最关心上一周有多少人去散步了，特别是绍兴有没有人去轩亭口散步。我说我很想去看看茉莉花行动的官方网站。我问道：杨警官，你最近去看了茉莉花行动的官方网站了吗？
   杨云海说：“我当然去看过了啊，这是我的工作需要啊。”
   我说：“那你给我讲讲这网站上最新的文章有哪些吧。”
   杨云海说：“这个不能告诉你的。”
   碍，我很失望，我说：“那你跟我说说前天下午轩亭口有没有人员聚焦吧。”
   杨云海先是说：“没有”，但是他很快又改口说道：“有的，但是我们把他们都劝离了。”
   我的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这些被劝离的人，估计都只是一些普通的逗留者和向秋瑾献花的人，不是茉莉花散步的参与者。但是经国保这一认真的处理，他们肯定会产生疑问，想弄明白这一非同寻常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杨云海又开始问我那几个已经被问过了好几遍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去文理学院的，你的行走路线，你贴了多少份传单，等等。我一一回答了。
   然后杨云海说：“樊潇洁，我们找到了一个证物，你看看。”我看了，那是一张超市购物小票，购买的是两卷双面胶，时间是11日傍晚7点56分。
   杨云海告诉我这是他去走访文理学院校内超市得到的。我看了之后，无辜地说：“我本来就告诉过你我在那里买过两卷双面胶的啊。”
   然后杨云海又对我说，他们通过全校搜找，一共已经找到了43份传单纸。他问我到底找印了几份。因为我一开始声称自己大约打印了三十多份。
   我对这个数字困惑不解。我说我不会打印这么多的。至于你们找到了那么多，应该是因为有人捡到之后复印了几份。我仔细观察他们脸上有什么表情，可惜我看不出。这下轮到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可惜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还是别找了啊，越找肯定知道的人越多，最终你们发现这件事情全校师生都知道了。”
杨云海显得哭笑不得。
   然后我问道：“你们要什么时候才放了我呢？”
   杨云海答道：“等你思想转变过来才能放了你啊。”
   我说：“如果过了30天，刑拘的最长期限已经到了，我还没有转变思想的话，怎么办呢？”
   杨云海没有回答。
   我问：“你们会让法院给我出具逮捕证的吗？你们会让检察院公诉我的吗？”
   杨云海反问我道：“你想被逮捕被起诉吗？”
   我说：“想啊，这样我可以在法庭上好好展示自己的口才了。我相信我会因此出名的。嗯，我很想出名。”
   杨云海气恼地说：“你如果真想这样的话，我马上就让法院给你开逮捕证。”
   我吓得缩了缩脑袋。我说道：“其实要让我改变对政府的态度也不难，政府只要做到这么几点就可以了：破除党禁、举行普选，解除互联网封锁，言论和出版自由，高官公开财产……”
   也不知道为什么，杨云海这次居然把我的这段话记了下来。在此之前，每当我表达政治诉求的时候，他总是不作记录的。也许是因为看到他把我的这段话记下来，让我深受鼓舞，我开始滔滔不绝地开腔说了很多话。
   杨云海那天再次问我现在打算将来怎么办？还想不想再去参加茉莉花革命了？我说：想啊，我怎么会不想？我发誓，你只要放我出去，我还会继续去传播茉莉花革命的。
   杨云海说：你这样的态度我们不可能放了你的。
   我说：“你们不愿意放我就不放好了，反正我总有机会出去的，要么是你们主动放我出去，要么是你们被迫放我出去。”我说：“你们一直关着我我也可以接受，你们如果放我出去的话，我的罪名一定会加重的。”我跟他说了我曾看过的《古奈姆的讲演——埃及革命的内幕》。我说，那位埃及人古奈姆，自称自己在今年1月26日被抓走，被蒙着眼睛反绑着手关了12天，当他被释放了的时候，他来到解放广场，发现埃及已经变了天。我说：“你们也可以这样一直把我关着，一直关到中国大陆变了天。我相信不一天不会来得太晚的。”
   我说：“别说你们一直关着我我不会害怕，就算你们要弄死我我都会淡然面对的。你们知道吗？我以前离开学校的时候，曾经去看望过华家池校园里的于子三烈士石像。我相信如果你们弄死我的话，二十年后我的石像也会站在于子三烈士的石像旁边的。”
   杨云海说：“你相信自己会被弄死的吗？”
   我说：“碍，不瞒你说，这同年来我听说过的看守所里的离奇死亡事件，已经多得数不清了，比如说‘躲猫猫’、‘喝水死’等等。不过我可真不想死啊，因为我很想活着看到自己手中有选票的那一天呢！另外，我很想未来像蔡英文那样去从政。”
   当我说到自己崇敬于子三，也崇敬蔡英文，打算效法他们的时候，屈保军和杨云海显得想打断我的话，但是我还是坚持把话说完了。
   然后屈保军说：“樊潇洁，我检查过你的电脑硬盘了，看到你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些文件，这是那些文件的列表明，你看一下？”他把一张打印纸推给我看。我发现上面写了十几个我的笔记本电脑“桌面”和“我的文档”文件夹放着的文件名和它们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包括我从茉莉花官方网站上下载来的文章，我自己写的文章，我和陈豪的书信往来等等，还有那们我用来打印的《茉莉花革命发起人致中华青年学子的一封公开信》的word文档。我暗自在想：他们可真粗心啊，我的电脑里明明有上万个从博讯网上下载来的新闻网页，因为在被抓之前，我一直在试图尽可能齐全地下载博讯网上的全部文章，以为它制作网站镜像，我把那近万个文章打包放在C盘里。但是我也在怀疑：屈保军是不是故意这么粗心的啊？可能是因为他根本不想仔细找。
   我承认了那张纸上所打印的文件的目录是我自己创建的，承认自己被抓进来之前刚与久未通信的大学时代的朋友陈豪通信过。我说陈豪他去年下半年去美国圣迭戈大学读法学了。他的父母都是浙江大学的老师。我在最近和他的通信中，先是和他寒暄了一阵，他有幸离开中国了，然后告诉他：中国大陆目前已经成了一个虎狼之地，政府抓民意领袖和广大访民抓得前所未有的强硬，我因为积极宣传茉莉花散步，前段时间，3月4日，我被国保请去喝茶了。我告诉他我恐怕没多久就要被抓了，因为我根本不可能歇手不干。我告诉陈豪说：‘我不怕被抓，就怕自己的声音没有人听到。’。我跟他说：‘如果我被抓了，你一定要帮我把我写的文章传播出去。’。我承认自己最近给陈豪写过一封信，内容是谈论到底什么是专制，什么是腐败。
   杨云海把这些话话都记下来了，我很感谢他记下来。
   我对他说：“杨警官，你以后退休后会写回忆录的吗？”
   杨云海说：“会写的。”
   我说：“你的回忆录中会有我的吗？”
   杨云海答道：“会有你的。”
   我又问屈保军道：“你以后会忘记我的吗？”
   屈保军答道：“不会忘记的”
   然后屈保军跟我说：“樊潇洁，我刚去看过你的QQ邮箱，发现你的邮箱里，3月份以前的信件怎么都没有了？”
   我说：“是啊，因为前几天我觉得自己的邮箱里垃圾邮件太多了，所以把邮箱清空了一次。”我这么说谎道，杨云海和屈保军居然都没有来置疑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我想可能是他们根本不想证明我在说谎。
   然后他们又问我我在别的网站上，比如说新浪网、网易网、搜狐网等网站上有没有邮箱帐号。我想，他们可真的好笨，怎么不问我google上有没有邮箱帐号呢？我从容撒谎道：“新浪和网易，我以前有邮箱帐号的，但是因为好几年没有用了，所以密码都忘了。至所以好久没有用它们，是因为我发现QQ邮箱功能非常强大，强大到让我懒得再去用别的邮箱的地步。”杨云海就这么记录下来了，他也没有来问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然后，杨云海说：“樊潇洁，现在我们要结束提问了，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要求？”
   我说：“我很想吃个苹果，这里没有水果吃，我很想吃个水果。”
   杨云海说：“你想吃苹果，那就早点认错出来嘛。还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我说：没有了。
   杨云海把写好的三页笔录给我看了遍，我发现虽然他只录了我刚才所说的话的一小部分，但是至少，我的主要政治诉求都写进去了。我很快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并对他说：“谢谢你，这份笔录虽然记得不全，但是足以让我不朽了。”
   附：我在这次审讯中，还问了杨云海和屈保军有没有参加过89学潮。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位表姐曾经参加过89学潮的，但是现在她住在旧金山，是一个通信工程师。杨云海答道：“我参加过的，但是当时我是做保卫工作的。”屈保军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当时还只是学生。”
   2011/05/19
28天坐牢记（八）
   紧接着杨云海又签了一份刑事拘留证，上面我的罪名是“骟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时间是从3月16日到4月11日。我揉了揉眼睛，感到困惑不解？延长刑拘期从3月16日到4月11日？难道一开始他只打算关我四天？然后看我嘴硬，又把刑期延长到30天？不会吧，他不是送我来时就口口声声说不会放我出去了的吗？我大脑飞快地思忖着，思考着他的一些不寻常的行为。比如说：我3月6日写给他的信，这么现现成成的“罪证”，企图策动人民警察的“罪证”，他居然没有上交，没有放入我的案卷里。我刚才对他们撒谎说自己忘了自己的网易新浪邮箱的密码了，他也没有追问我是真的忘了还是不想说。而且他们检查我的电脑，也检查得如此粗心，居然只检查桌面和我的文档！
   什么意思？我渐渐明白了，而且真的有点生气。我想：杨云海，你要是早告诉我你根本不想关我很久，我也不至于口气这么硬啊！你要是早告诉我你本来只打算关我四天，我早就认错了，至少口头上认错了。你以为我喜欢坐牢啊？我这样嘴硬是因为我自以为自己没有机会重获自由了，才破罐子摔破，表现得像个准备就义一般的慷慨无惧。我想杨云海你坏透了，干嘛不早让我知道你只给我开了一张为期四天的刑事拘留证啊？
   虽然我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又转念想道：谁知道到了4月11日他是否又会给我延长刑期呢？毕竟已经延长了一次了。我这么想着，自己身后的铁门打开了，看守把我押回了监房。
   我在回监房的路上想着：下次他们要是再来提审我的话，我一定要赶快认错、装可怜了。不管怎样，至少口头上认错啊。我已经注定将错过‘五湖四海’和‘四面八方’了，我可不想连之后的散步都错过。不管怎样，我得想办法赶紧出去。被关在这里我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以为他们再过两天又会来审我的。但是实际上，我后来整整等了八天。
   是的，从3月16日到3月22日，他们整整7天没有来提审我。
   我在监室里串磁环、吃饭、放风、睡觉，同时考虑着自己下一次被提审时该怎么说。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想家人，想妹妹，想外婆，还有我的几个表兄弟姐妹。还有我的不到一岁的侄子，还有我的刚出生没几天的侄女，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想他们。
   3月17日，我眼巴巴地等到晚上，也没有见人来提审我。
   3月18日，也没有人来提审我。
   而且更糟糕的是：在七号监房里，我没有书可读。我觉得时间好像凝固了。我呆呆地看着监房里的人们叽叽喳喳，呆呆地看着高处的窗户栏杆，行尸走肉般地串着磁环。我怀疑办我的案的人是不是把我遗忘了？
   终于到了3月19日上午，我开始哭泣，我不断地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怎么能够把我丢在看守所里不管了？我说：再不让我回家我要绝食了。
   我说绝食就绝食。我盘腿坐在坑床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也不想动。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我看都不看饭菜一眼。同监的一些人感到很奇怪，拿着两个鸡蛋在我眼前晃呀晃呀晃。她们说：樊潇洁，今天午饭有鸡蛋哟！难得的啊！
   可是我拒绝吃鸡蛋。我说：今天我开始绝食了，除非他们让我回家。我的同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午饭时间，她们替我把一动也没有动的饭倒了。但是谢晶留下了那两只鸡蛋，她把它们放在饭盒里。
   而且就在那几天，我感到自己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左肾后面的那块肌肉简直是痛得很。可能是因为我硬板床睡久了的缘故吧，而且不仅仅是睡硬板床，关键是睡觉的时候一动也不能动，翻身也翻不得，翻个身就把旁边的人碰醒了。而且我自己也经常夜里被人碰醒。也可能是因为睡觉没有枕头的缘故。
   我呆坐了一下午。谢晶每隔几分钟就来问我一次：“樊潇洁，你饿了吗？想吃鸡蛋了吗？”我总是回答道：“我不饿，谢谢。”两眼直视着墙壁。
   谢晶不厌其烦，一次次地来问我同一个问题：“樊潇洁，你饿了吗？想吃鸡蛋了吗？”那天下午，她少说问了五十多次。
终于，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神差鬼使地回答道：“我很饿，很想吃鸡蛋。”谢晶赶紧把蛋递给我，我把它们吃了。
   于是我在牢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绝食”就这样宣告失败。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大脑开始混乱起来，我在想：碍，我还将要在这里呆多少天？我将来就算被带离这里了又会被送到哪里去关押？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很不妙，觉得自己大概没机会再回到家里去了。他们一定要我认错，才会有放我的机会。但是我想我实在难以勉强认错，何况，就算我认了错，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就算相信了一部分，还会让我进一步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决心立即写一篇自己的自传，写一篇自己的回忆录，趁着现在监房里还有黄草纸和圆珠笔，我要把自己的记忆都写来来。我想就算我出不去了，我也要把自己的记忆保存下来。
   真是奇迹啊，我那天晚上好像是记忆力大爆发了。那么多我本来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比如说素未谋面的三爷爷四爷爷的名字、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的奶奶的名字、我爷爷退休前工作过的单位、我四岁到十二岁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一些细节，居然一个个都飞快地跳回到我的脑海里来了。我奋笔疾书，写字速度从所未有的快。我写完几页后，觉得必须把它们粘起来，否则以后会有几页遗失或者顺序混乱了。于是用双面胶把一张张黄草纸粘成一本小本子。我的同监本来只是好奇心来看我写，我也没有拒绝她们阅读我写的回忆录。但是我写了十页之后，谢晶跟我说：“小樊，你不要再写了，这些文字会对你不利的。”可是我不听。我坚持要写下去。她和别的几个同监都来看我写回忆录。后来，有的同监甚至帮着我粘黄草纸。到后来，甚至谢晶也期望我把回忆录写下去了，因为她想看看我的故事。另外，她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她想知道她会不会进入我的回忆录？如果我在回忆录中写她，会把它写成什么样子的？她当然希望我把她写得好一些。呵呵，我向她保证我一定会在回忆录中写她的，我会写下她为我做的一切照料。我从星期六晚上写到星期天晚上。星期天白天本来不需要串磁环，我就用它来写回忆录了。写完之后，好几个同监都来抢着传阅。我问读过我的回忆录的同监道：你们相信我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吗？我特别想知道那几个年长的同监是否相信我写的是真的。幸好，她们都说：我们相信你写的都是真实的。她们看完之后，我把它小心地放入衣箱。那本黄草纸粘成的本子太容易被揉烂了，我给它套了一个塑料袋。
   对了，3月18日上午还发生了件令我心惊胆战的事情。突然有三个女看守进入我们的监房，手里还各拿着一个摩尔探测器，当着我们的面检查一个个塑料储藏箱，把几双鞋子的鞋垫都翻过来检查了一遍，然后对我们一个个搜身，然后把我们赶到放风场里，关紧铁门。我不知道她们想找什么。我很害怕。当马琼来搜身我的时候，我害怕地问她、问金国华看守道：啊，你们在找什么？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你们听到什么风声或举报今天突然要来搜查了？她安慰我道：没事的，没什么举报信息，这只是我们例行的检查。我很不信，问身边的同监是不是这样的。她们都告诉我这样的检查每两周要进行一次，不针对于任何人。但是我还是不敢大声出气。我们被赶到放风场里后，我想从门缝里瞧瞧看守们在监室里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什么也看不到。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我们才被获准回到监室，我傻了眼，因为我看到本来整齐堆放在坑床一角的被褥，全都散乱的打开散堆在坑床上了，有的被子甚至连被套都被拆开来检查过了。我什么也不敢吱声，赶紧和同监们一起把被子重新套好折好堆整齐。
   这样的事情，后来4月2日又发生了一次。不过第二次目睹她们来搜查监室的时候，我镇定多了。我还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马琼说：其实我想告诉你，你手中的摩尔探测器并没有探测危险品的作用的，它只是起安慰作用的。马琼对我只是报以莞尔一笑，我觉得她其实也挺可爱的，虽然搜查监室是她的职责，但是在我坐牢的28天中，我从来没有见到她斥骂过任何人，我只是见到她对一些监室里哭泣的女孩们进行安慰。金国华看守也差不多。
   关于那个放风场，它是一个3米×10米的小天井，一侧墙上也装着一个监控摄像头。它的顶上装着铁格子网，监控摄像头下面的墙根下有一个盥洗池、两个水龙头和一个水泥台，水泥台上有一个水泥搓衣板，两条横在一侧空中的晾衣挂竿。另外天井中间还有一条盖着水泥板的下水道。
   每天下午，只要天气晴好，下午两点半左右午睡起来之后，看守们会打开通向放风场的铁门，让我们放风半小时。先是做操十分钟，然后自由活动：一般同监们都会利用这二十分钟时间来把洗好的衣服晾出去、把晒干的衣服收进来，或者在放风场上用最快的速度搓洗被单然后晾好。
   每天放风的时候，总是我心情有所好转的时候，因为在放风的时候，高墙上的大喇叭总是会播放一些贝多芬的优美音乐，包括《摇篮曲》《如歌的行板》等，而且我还能够从高墙上看到苔藓正在由灰转绿，还有几个树梢正在爆芽，让我感觉得到春天的来临。
   我在七号监房度过了不算漫长的26天时间，下面这几个人一直陪着我，我想把她们的名字写下来。
   她们分别是：王丽琴（38岁）、谢晶（42岁）、蒋调红（35岁）、曾娟（28岁）、曾敏（24岁）、张茜（20岁）、张双秀（40岁）、刘雪笑（24岁、4月2日保释出监）、黄瑾（34岁）、谢甸桃（20岁）、何飞华（45岁、3月23日凌晨入监）、史满英（50岁，3月24日入监）、陈黎明（38岁）、李莉（25岁）、刘诗怡（24岁）、何云（21岁）、周彩瑜（22岁，3月22日保释出监）
   其中张茜在监房里呆的时间最长，她说她是2010年8月12日入监的。她看起来真是满脸稚气，但是腹部却已经有了一条明显的剖腹产的疤。她告诉我她的儿子一岁半了，名字叫何俊豪，是2009年7月24日出生的。我暗自在想：啊，也就是说她被送进来时她的孩子才一周岁生日过了两周！我努力猜想那个男童现在在哪里，很想知道他被家人抚养得好不好。我努力想知道这样恐怖的事情是怎么会发生的：一个孩子刚满一周岁，还在哺乳期的母亲就被警方带走了，而且案子拖了八个多月都没有开庭！张茜并没有告诉我她是做了什么事情被关进来的。不过她看来是一个很喜欢上网的女孩。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张茜揉了揉眼睛，说道：“我昨晚做了一个好梦，你们猜梦见什么了？”我猜不透。然后她顾自说：“我梦见公诉人来找我了。”
   我问：你在这里八个月了，连公诉人的面都没有见过吗？她说：是的啊，没见过公诉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什么罪，要判几年。
   我听了非常害怕。我都不知道她在这里是怎样熬过八月的酷暑再熬过十二月的严冬再熬过二月的春节的。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一次次地梦见自己的孩子。不过我也猜想她可能并没有多想过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以前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有个90年代后的未婚妈妈，在网吧里突然阵痛，被送到医院生下一个孩子，但是她对这个孩子连看一眼都不想看。张茜她一开始告诉我她是打群架被抓进来的，后来又否认了。她跟我说她的孩子目前由她男友的妈妈养着。但是我发现她的夫家甚至没有给她寄来一张孩子的照片以供慰藉。
   我在监房里的时候，别的事情都不热衷。洗澡洗衣服，都是谢晶逼着我洗我才硬着头皮洗的，谢晶总是很严肃地监督我洗自己的衣服、监督我晾晒衣服。但是我洗完之后，她总是把自己的面包分给我吃，或者高兴地给我吃她保存下来的鸡蛋。休息时间她们在坑床上唱唱闹闹踏健美操，我也不大乐意参与，都是谢晶逼着我多动动多笑笑的。但是每天傍晚，当天的《浙江日报》被送进来的时候，我总是想看。多年来我已经对信息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如果一整天既没有书读也没有新闻看，我会觉得饭吃不香食之无味。
   3月21日傍晚，当天的《浙江日报》一被送进来，我就看到上面头版有大标题：“法美英联军闪击利比亚！”我兴奋地去抢来看。虽然内容通篇是批评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的，但是，至少，它没有隐藏主要的事实啊。我看到在报纸上写，出兵的不仅有几个北约国家，甚至连两个阿拉伯国家阿联酋和卡塔尔都准备出兵了。卡塔尔，你真是好样的，拇指大的小国家、沙漠中的自由之岛！独立、公正的半岛电视台是你们的国家形象！我很记得，前几天，我刚从《浙江日报》上看到新闻说沙特阿拉伯主导的海湾国家联盟准备出兵去也门“维稳”了，但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拒绝参与。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中东新闻，看到穆巴拉克最终下台，我感到高兴；看到利比亚人民网上串联准备发起“愤怒日”示威行动轰卡扎菲下台，我心里充满期待；然后是卡扎菲居然疯狂地命令军队甚至购买雇佣兵对平民和反对派大开杀戒地镇压，我心中充满愤怒。啊，国际社会对这个疯子的忍耐终于走到了尽头，法美英终于开始联手轰炸利比亚的军队以遏制卡扎菲的屠杀，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兴奋地把这版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但是我也看到了，这次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或者说，没有得到中国大陆政府的批准。因为这次多国联合军事行动至所以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原因就是因为安理会另两大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国没有赞同啊。我都有点期望联合国安理会能把中国大陆从常任理事国中驱逐出去了，换另一个更负责一点的大国来担当这个重任不是更好？中国大陆政府利用手中的安理会一票否决权袒护过的外国独裁者和种族屠杀犯，都已经多得可以印成一副扑克牌了。
   几个有了点年纪的同监当然不会关心这外国的事情了。但是年轻的刘雪笑对我的兴奋大惑不解。她也读了一遍这新闻后，跟我说：小樊，美国人真是太喜欢欺负弱小国家的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