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樊潇洁如何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一）

编者：看樊潇洁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的记录，是否可以对后来者有些许提醒？是否有利于帮助中国人早日走出中国茉莉花瓶颈之一——消除对坐牢的恐惧？

连载：28天坐牢记（一）
    我，樊潇洁，28岁，女，土生土长的浙江绍兴人，200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目前在绍兴的一家私营网站里工作，是个典型的码农。
    3月11日晚，我在绍兴文理学院校园里偷偷张贴《茉莉花革命发起人致中华青年学子的一封公开信（3月5日发布）》被校警抓到，3月12日我被国家安全保密局的警察从家人带走，经过审讯后，3月12日至4月8日，我被送到绍兴市看守所关押了28天时间。在此之前，我因为传播几个翻墙软件以及《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等几篇文章，3月4日傍晚我被国保请去喝过一次茶。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这其中的经过结果写下来。
    我在被关押之前读到过博讯网上公开的《一个青年参加茉莉花散步被捕审讯释放全过程》。我得说我的被捕、审讯释放的过程和他很不一样。因为我的整个审讯、关押过程中始终没有挨过一次打，没有被强光照射，没有被关笼子。无论是抓我的校警、审讯我的国保，还是看守所里的看守，还是同监狱友都对我挺好的。但无论怎么说，毕竟是受审讯和坐牢啊，这28天里我也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恐惧。我想把它写下来，全部写下来。
    我是在3月8日从博讯网上看到茉莉花行动官方网站（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开通的消息的。我于是就去看这个网站。这个网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令我心情振作。因为害怕被发现在看这个网站，我偷偷把这些网页先一一保存成.txt文档到自己的磁盘上再浏览阅读，就像偷了一块金子压在箱底。很快，我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把这个网址连同文章一起传给了几个自己信任的网友，和他们悄悄地讨论。我看到那里有一份城市名单，上面有四十多个城市的名字以及集会地点，我多么希望这份城市名单上能有我的家乡绍兴的名字啊，但是没有。我想，我应该争取让绍兴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进入下一批散步城市的名单。
    说干就干。我开始在脑海里物色起合适散步的地点来了。绍兴城市广场是绍兴市区各项文化活动的常用集会地点，但是它太空旷了，一旦被警察包围，散步的人逃都逃不掉。鲁迅文化广场？我依然觉得不太合适。最终我脑子一亮，轩亭口的秋瑾烈士纪念碑下如何？我想这言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它不仅是接近于绍兴市繁华的商业中心越都商城，旁边有秋瑾烈士的汉白玉像，以及孙文的手书“巾帼英雄”四个金光大字。秋瑾烈士汉白玉像下一年四季都有人去献花和摄影留念的。而且轩亭口广场空地比较小，附近的弄堂和小店辅比较多，那弄堂警车开不进去，比较容易逃跑，就算不逃跑，警察又如何区分那些人谁是来静站的，谁又是像以往那样只是来纪念一下秋瑾的呢？于是我给茉莉花行动的邮箱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把自己的建议传了过去。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我得让绍兴人知道这件事，否则，散步城市名单上出现绍兴了，但是绍兴人都不去散步，那该怎么办呢？把散步号召贴到网上论坛上去当然不行，因为现在所有稍有点人气的论坛都已经把“散步”和“茉莉花”设为敏感词了。如果在论坛上发这些文章，轻则立即被管理员删除，重则被网警喊去喝茶。我想来想去，只觉得有一个办法可用：把散步号召打印出来，然后找几个地方一丢，或趁天黑找个地方一贴，神不知鬼不觉，消息就传出去了。
    然后我开始物色地方张贴，绍兴本地只有一家高校在校生人数比较多。那就是绍兴文理学院。我决定把传单贴到那里去。
    于是我把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的一篇《茉莉花革命发起者致中华青年学子的一封公开信（3月5日发布）》拷到word里编辑了一下，在末尾加了一句“绍兴文理学院的学子也应该行动起来了，3月13日下午两点，轩亭口秋瑾烈士纪念碑下，不见不散，大家穿点浅颜色的衣服作为碰头标志，唱《春天里》《一条大河》等歌曲，然后散会”。我当然不能到街头的打印复印店里去打印这份文档了。公司里是有打印机，但是我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打印这份文档。于是3月11日上午，我提前半小时来到公司里，看同事们都还不在，我马上开始动手打印。我手不停地抖擞着，看到一页纸从打印机里吐出来，就赶快把它放进我的笔记本包里，看着一页页纸从打印机里吐出来，我心脏跳得猛烈，心里想千万别被老板发现，千万别被同事发现。我一共打印了三十多份，直到我的老板突然走进来。“小樊，早啊！”他对我打招呼道。“早啊，曾先生”，我应着。我为老板未起疑心来看我在打印什么而感到高兴，匆匆结束了打印。
    然后什么时候去发传单呢？我想，我3月10日发给茉得花行动组织方的邮件，他们至少得等到3月14日才会把绍兴列入公布的下次散步城市名单中。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下周去发。
    但是就在那一天，有几条新闻实在把我激怒了。那是吴邦国在两会上的狂言，声称中国不走私有化道路，声称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声称所有立法要以党的牢固执政作为出发点，等等等等，我被彻底激怒了。不仅是我，我看到那天下午整个88（飘渺水云间）都被激怒了、沸腾了。88上的网友们都在生气地质问：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给个解释先！我在QQ里也禁不住跟好友生气地谈论此般狂言。我说：我们一定得阻止这个疯子，否则他会把我们带到北朝鲜去的。我暗自下定决心，今天晚上我就要去发传单，我再也不想等待了。
    傍晚，我回到家，我父亲不在家。我吃了晚饭，我躲进自己的房间以避开母亲，把打印好的传单都从笔记本包里倒出来，一张张仔细对折好，弄了个超市袋，弄了个纸盒，把打印好的纸都装进去，然后我对正在和外婆一起看电视的母亲说：妈，我要到超市里去了。她说：去吧，早点回来。我见她没有产生疑心，赶紧出门，骑自行车去了文理学院。
    我进了学校，慢慢地骑车转了几圈，一时打不定主意先贴在哪里，后来我走进教学楼的一间厕所，把第一份传单放在厕所的小单间里，心脏真是狂跳不已。压住心跳走出厕所，看看没有什么情况，我又走进一家小超市，买了两卷双面胶，找了个无人的地方坐下来，把超市袋里装的纸盒 里的打印好的传单拿出来，一张张贴好双面胶，然后若无其事地在校园里到处走。我把传单放在一些车库里自行车上的车篮里，或者从一些学生宿舍开着的窗户里丢进去，教学楼的厕所里，开水房门口贴了两张，一些布告栏上也贴了一些，河东餐厅门口的广告板上也贴了两张，传信桥的桥头牌上也贴了一张。我一开始是很紧张地给自己望风，但是后来我发现没什么事，也没有遇到危险，于是胆子就大起来了。时间一点点过去了，我看看袋里的打印纸一张张少了，就想我快要完成任务了。我想我该回去了吧。不，我要把这些传单全都发完。就在这么想着，我看到旁边有一块印着秋瑾的头像和豪言壮词的乡贤碑。整个绍兴文理学院校园里有几十块这样的用钢铁和有机玻璃做的乡贤碑，印的都是绍兴本地名人的头像和励志言。我想这块碑我不能错过，又一看四下无人，我就去那上面贴。
    “你在贴什么？让我看看。”一个声音突然从后面冒出来，我一回头，吓了一跳，一个骑着电摩托的校警不知何时停在我身后了。我吓了一大跳，不分由说，丢掉超市袋夺路而逃。
    “逃”，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很快钻进了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在一条浅沟里蹲下来，大气也不敢出。我想千万不能被抓到的。我在那里蹲了十多分钟，感觉得周围好像没人来找我，于是抬起头来四下望，觉得确实没有人。于是大胆地从小树林里钻出来，准备回家。然后我才走出小树林没几十步，就看到有三个校警正在打着手电筒东照西照呢，其中有一个校警手里还拿着我丢掉的超市袋。我拔腿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站住，你为什么见到我就要跑？”他们叫道。
    “啊，我没有偷也没有抢，没有做坏事！”我惊恐地叫道。
    “你没有做坏事干嘛要跑啊？”他们已经抓住我的袖子。
    “这些纸是不是你的？”他们问道？我只好承认是我丢的。那个捡到我丢的超市袋的校警显然已经读过传单了。
    他拿起对讲起讲了一通，然后对我说：“你得跟我到保卫科去一趟。”
    “我不去！”我叫道，“为什么我要去保卫科？”我害怕地说。
    “你不要怕，我们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但是你得去那里把你做了什么事情跟我们讲清楚”。他们说道。
   我见脱身不得，只好听从他们。然后三个人押着我去了文理学院的保卫科。有个像干部模样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那个校警把我的传单交给他看，然后问我道：你还有哪些同伴？
    “我没有同伴！”我答道。
    “你没有同伴？不可能！”他叫道。
    “我真的没有同伴。”我争辩道。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的？”他问道：
    “是啊，我胆子很大的，所以我是孤胆英雄啊。”我答道。
   但是他还是不相信，又通过对讲机跟还在外面巡逻的同事对讲了几句，大意是要他们再仔细找一下。
    “你一共张贴了几张传单？”他问道。
    “我忘了，但是你可以数一下盒子里还有几份传单，我一共打印了三十来份”。我答道。
    于是他真的打开超市袋里的那个纸盒数了起来。“一共还有16份”。他说道。但是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早已经拿了一份在读了。加上这一份，一共还有17份。那个干部模样的人一直在读传单，所以没有插话，但是末了，他问我道：“你是本校的学生吗？你为什么要在校园里贴这传单？”他问道。
   我马上回答：是的，我是在这里读书的。我至所以在校园里贴传单，因为网上不能贴这篇文章啊，所以只能贴到网下来。
    “网上当然不允许你们学生贴这传单啦。要是允许你们贴的话，还不出大乱子啊！”那个中年男人生气地敲着桌面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这些传单是谁给你的？”那个押我进来的校警问道。
    “是我自己打印的。”我答道。
    “是在哪家打印店里打印的？”他立即追问。
    我当然不能回答是在公司里打印的了。于是说谎道：“是在延安路的一家打印店里打印的。”
   “你是哪个学院的？”他问道。
    啊，我并不太知道文理学院分哪几个学院，但是既然它们曾经是绍兴师专合并升级而来的，那一定有教育学院了。我于是扯谎道：“是教育学院的。”
    “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学号，宿舍号都写下来，再把事情经过写一下！”他推给我一张案情交待纸。
    我只好硬着头皮编造自己的名字：孟悦，还有学号，学院。而事情的经过，我只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传单，被校警抓住了”。我才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个校警就拨打电话了。我猜想他是打到教育学院的哪个老师家里去了，因为他在问：你们学院里有没有一个叫孟悦的女学生啊？但是对方说自己不知道。于是他对我说：你把你的班主任老师的名字写下来。
我一听脸色大变。我说：对不起，我刚才编了自己的身份。我不叫孟悦，我叫樊潇洁，我不是文理学院的学生，我是校外的。我是别的学校毕业的。说着我就把案情交待纸上写的“孟悦”划掉，改成“樊潇洁”，并把“教育学院”几个字也划掉，改成“校外”。
    他说：那你也得把你的家庭地址写一下的啊，把事情经过写得详细些。他又推给我一张空白的案情交待纸，让我重写再写一遍。这时，有个校警走进来，手里拿着几张揭下来的传单。看到自己刚才贴的传单还没有被学生看到就被他们找到了，我心里真是惋惜，但又暗自庆幸他们没有找到全部传单。
    我想：算了，老实交待吧。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要宣传这场茉莉花革命，管他是向谁宣传呢？说不定我把他们说动了也有可能，而且他们看起来并不凶。于是我提笔在纸上定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洋洋洒洒地写了自己来贴这张传单的动机，痛斥政府压制互联网自由，逼得我只能把网文贴到现实生活中去；痛斥政府依靠打击上访的办法强推和谐社会，逼得我无法沉默；痛斥吴邦国这个疯子想把中国带向北朝鲜，逼得我只能奋起宣传茉莉花运动，号召年青学子站出来反对专制。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堆，我那好久没有握笔的手，居然写得像王羲之一样豪迈。写完之后，那个中年男人立即拿过去看，那个校警也凑过头去看。我看得出，那个中年男人一直锁紧着眉头，我想我今天接下来的命运大概是要系在他身上了。不知道他打算怎样处置我呢？此时时间已经指向凌晨十二点了。
    我正这样想着，他开腔了。他说：“看得出，你这是对共产党不满，是不是？我就是党员，你能不能把你对共产党的不满都说出来？”
    我一怔，想不到他会这样问我。我结结巴巴地说：“啊，你真的是党员吗？”我打了一个激灵，我说：“但是我相信你不是受益者。”。因为我看到他并没有脾酒肚，也不像很霸道的样子。我接着说：你知道吗？我看到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党员都在上访，他们有冤无处伸，处处被压制，你想问我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还不如去问问他们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和要求呢！接着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我从youtube、博讯网等网站上看到的那些令我痛心疾首的事情：有的维稳人员当街踢打年迈的上访者、老老少少的上访者被关在久敬庄、安鼎元保安公司的故事，北京在两会期间扫荡访民窝棚，不许旅馆接待访民、访民住在天桥底下，等等。最后，我提到了一个特殊访民的故事：黑龙江省本溪市某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谢志岗，因为贪污腐败被双规，遭到严刑逼供，于是不久毙命。他死后，他的妻子王丽也成了一个不断要求中立的法医调查的上访者。我又提到了重庆有些被薄熙来打掉的“黑团伙”的家属，如今也都在上访。我说得击节悲愤，居然全然忘了恐惧，我眼前的这两个人，在听我讲这些的时候，居然也始终没有来打断我说下去，似乎只想听我说得更多。
   这时，一个又高又帅的年青人走进来。他一见到我，就说：樊潇洁，你怎么在这里了？我们上次不是警告你过了吗？你也写过保证书了，你怎么又干上了？
   我奇怪地说：啊，你怎么会认识我的啊？我不认识你，你怎么认识我的啊？。
   他说：“我是绍兴市公安局的啊。我们上周不是叫你到我们局里来过的吗？叫你不准再传播茉莉花的消息了。”
    旁边的那个校警也很意外，他问我道：“公安局已经叫你去过一次了啊？”
    我只好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是的啊，3月4日傍晚他们请我去喝过茶了。”
    于是那个校警敲着桌面，像是在训我又像是在对另外两个人解释：“这个姑娘胆子真是贼大的！”
    那个又高又帅的年轻公安拿起一张我的传单来读，读到结尾处，他指着最后一行字说：“你让别人星期天下午到轩亭口去集会吗？”
    我说：“是的啊，到时候你也会去的吗？”
    他说：“只要你们准备去那里集会，我们当然得去那里值勤的啊！”
    我说“太好了，到时候你在那里值勤，我来看望看望。”我说：“我挑了一个很合适集会的地方，不是吗？”
    他显得哭笑不得。于是我很义气地用拳头碰了碰他拿着纸的手，说：“这样说定了，星期天下午两点，轩亭口不见不散！”
    我为自己调戏了一个帅哥感到得意洋洋。但是他只是收起我写的案情交待纸，还有那十七张传单、纸盒和超市袋走了。那个中年男人也跟他一起出去交谈了一会儿。那个校警见四下无人，他居然对我做了这样一个手势：树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我心知肚明，什么也不说，只是握紧拳头，碰了碰他的拳头，表示认可了这个同道。
    那个校警见四下无人，他居然对我做了这样一个手势：树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我心知肚明，什么也不说，只是握紧拳头，碰了碰他的拳头，表示认可了这个同道。
   这时，那个中年男人又走进来对我说：同学，你还有一件事，把你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下来，写完你就可以走了。
    啊，这令我很犯愁。写我家里的电话？他们要是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她不吓死才怪。我知道我3月4日被国保请去喝茶，已经让她吓得不浅了。而且我知道自己刚才出门时，曾对我妈说谎说自己要去超市了，我知道现在已经是凌晨了，我正想着怎么给自己圆谎呢。我怎么能让我妈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的啊。我只好央求他们放我一马，别让我父母知道这件事。我说他们知道了会吓坏的。但是他们无动于衷。我怎么恳求都没有用，恳求了几分钟，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自己的家里的电话号码。他们马上拨通了我家里的电话，我下意识地躲得离电话机远一点，因为我觉得害怕面对母亲的震惊心情。
    他们在确信了我写的号码确实是我家的电话号码之后，那个中年男人拿着写了号码的纸走出去了。我相信他要把它拿给那个年轻的公安。
    “我可以走了吗？”我害怕地问道。
    “可以走了。”那校警说。
    “但是，等一等。”他说道。他打开一个橱柜，拿出一只用纸包好的崭新的马克杯。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想干嘛。却见他思忖了一下，叹息着，又把马克杯放回橱柜了。“你可以走了。”他说道。
   听了这句话，我大松一口气，恨不得马上插翅逃走。
    “慢着，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他又说道。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停步。他从保卫科办公室里出来，关了灯，锁上门，然后在走廊上对我说：“同学，这事情，你以后千万千万不能再做了。实在太危险了。我现在要陪你到校门口去，我叫你妈妈来接你了，我有话要跟你妈妈说的。”
    我害怕地说：“啊，你居然还让我妈妈来接我啊，惨了，我一定会被她骂死的。”
    他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到时候会跟他说别生气的，但是一定得让她管住你”。
    他一边走一边数落道：“你这个人啊，一会儿胆子这么大，一会儿又胆子这么小，真是的。”我只好吐舌头。
    他这样一路走着，一路跟我说，一直把我送到南校门口。
    我说：“为什么你刚才把保卫科的门锁上了，刚才你的那个同事不是要在那里值班的吗？”
    他说：“那个人是我们保卫科的领导，他晚上是不用值班的，但是因为你的事情，我报告了他，他临时赶过来的。”
    我说：“原来如此。”
    我在校门口的值班室里战战兢兢地等着，等着暴风雨来临，然后我的母亲骑着电瓶车赶来了。我赶紧把脑袋耷拉下来。她对我怒目而视。但是她得听那个校警讲述事情的经过。
    “你头耷拉得这么低干嘛？”她终于对我气愤地挤出这么一句话。我赶紧把头耷拉得更低了。
    “楞着干嘛？你还想不想回家了？”那校警问道。
    我赶紧说自己想回去的。
    “那还不快跟你妈走嘛！”他说道。
    “碍”，我用比蚊子还轻的声音说：“我的自行车还停在教学楼楼下呢。”
    “那去拿回来嘛。”他说道。
    于是我赶紧去教学楼前骑回了自己的自行车，跟着我妈回家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到家，监督我上床睡着，然后她自己也疲惫不堪地去睡了。
   第二天，也就是3月12日，我睡到上午九点才起床。我发现我妈她不在家，想想自己好几天没洗澡了，我吃过早饭就在家里洗了个澡。我好像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忘掉了。中午我妈回来了，午后我洗了碗，把洗衣机里已经甩干的衣服晾出去，这样波澜不惊地到了下午一点半。
    突然有人在外面敲门，我妈去开门，见进来的是四个人，一个是上次请我喝过茶的杨云海警官，另一个是昨天夜里到文理学院保卫科来拿走我的案情交待材料和传单的那个帅哥（后来我知道他叫单国华），还有一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3月4日我去喝茶的时候也见到过他的，还有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男人，大约四十来岁（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司机，名叫屈保军）。
   我妈一见到他们，吓了一跳，几乎下意识地想把我搂住。他们赶紧笑着说：“别紧张，我们今天只是来请樊潇洁到局里去问些事情，没什么大事的。”
    我吐了吐舌头，说：“碍，我的事情，我昨天不是已经都讲了嘛。”
    他们说：“那你再去讲一遍吧。”
   我看了看妈妈，又看看他们，只好跟着他们走。临走前我妈坚持让我多穿了一件外衣。
   他们把我从家中带走，带上一辆没有警车涂装、但是有公安通行证的小车。把我带回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他们先是把我带到公安局五楼的国保办公室里，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带我下楼。我这才发现这幅五层小楼后面还有一幢两层小楼，他们带我走进这幢小楼里的一个房间，我看到房间的门上赫然挂着审讯室的牌子。它内墙全部覆盖了黑色的多孔吸音板，里面有一张审讯台，一把铁椅子，铁椅子的扶手处和前椅脚处各焊着一个铁环，一共是四个环。我吓了一跳，仿佛看到有人在这里手脚被铐着审讯，严刑逼供，惨叫声外面却一点都听不到。
   2011/05/12
   28天坐牢记（二）
   我害怕地说：你们要把我锁起来的吗？杨云海说：不是的，你坐吧。于是我害怕地在那张铁椅子上夹紧膝盖坐下了。
   这时审讯台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年轻的公安单国华，另一个是老国保杨云海。杨云海戴上老花眼镜阅读那十几份“赃物”（也可以称为“物证”），单国华因为已经读过它了，所以这会儿他没有再读，他只是在填写审问单第一页的时间、被审讯人、事情什么的。
   杨云海从一筒一次性纸杯中拿出两只，放了点茶叶，给自己和单国华各冲了一杯茶，然后跟我说：“小樊，你要不要喝茶？”我怏怏地说：“想的，但是不要放茶叶。”于是杨云海倒了一杯白开水给我，我喝了一口茶水，心里的害怕减轻了不少。
但是我却见杨云海依然在戴着老花眼镜阅读那份传单，单国华也没有问我问题。时间滴滴嗒嗒地走着，我有点心慌得不自在。于是没话找话地说道：“杨警官，你右脸颊上眼睛右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块明显的老伤疤？它是怎么来的？”
   他抬起头答道：“你想知道这块伤疤的来历吗？它是我以前跟越南人打仗时留下的。我们国家以前曾经跟越南人打过仗，你那时候还小，可能不知道的。”
   我说：“啊，你说的是中越战争吗？我知道的。我怎么可能连中越战争都不知道啊？”
   杨云海读完那几份传单后，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包括传单是在哪里打印的，什么时候打印的，几点钟到文理学院里去的，从哪个门走进去的，在哪家超市里买了双面胶等一些细节问题。我都一一作答了，如实作答。然后我又加了一句：“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同伙，身边没有人知道我打算做这件事，我的公司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都跟这件事无关。”那两个审讯我的警察都没有说什么。
   然后杨云海又问我道：“樊潇洁，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又把昨天晚上说过的理由重新说了一遍。我说，我没有同伙，没有人指使我这么做，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愿去做而且独自去做的。此时我已经忘掉了恐惧。我对杨云海说：“你信任我的吗？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的吗？”
   杨云海说：“我信任你的。”
   我又问单国华：“你也信任我的吗？”
   单国华只好回答：“我也信任你的。”
   我感到高兴。我又问：“杨警官，我前几天3月6日给你写过一封信，你读了没有啊？”
   杨云海答道：“读过了。”
   我又问：“我在信中提到了东洲坑村惨案，它对我的思想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你有没有听说过东洲坑村惨案啊？”
   杨云海答道：“我听说过的。”
   我说：“你听说过就好。”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中年妇女不声不响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浙江日报》，在审讯室的一角一声不响地看报。本来她只是看报，但是后来她可能被我那些不亢不卑的回答和大胆的提问吸引住了，也从审讯桌上拿了一张传单来看。看完之后，她放下报纸听我说话。
   我对这三位“听众”说：“你们知道吗？这几年来我一直感到痛苦。一方面，高房价已经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绝望了。我试图找对象，但是人家男的还想先了解我家的财产情况和住房情况呢。另一方面，我天天从网上看到一桩桩触目惊心的社会黑相，我简直是看不到希望。啊，这几年来，我拼命地啃程序书软件教程书，我过去以为我是喜欢啃这些书，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并非如此，我啃这些书只是在逃避痛苦的现实，因为程序书软件书中没有不公平与不公正。”我对这三位“听众”说：“你们知道吗？我大学毕业那一年，马云在杭州举办了‘侠客行’首届中国网络工程师大会，我当时有幸讨到了一张入场券，也去参听了这次大会。我从此把当一个出色的网络工程师当作自己的梦想。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它不是我的最终梦想。”说到这时，那个中年妇女突然插嘴道：“那你发现你自己的梦想实际上是什么？我看了她一眼，提高音量道：我发现自己更大的梦想是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实现普选、多党制、三权分产、军队国家化！”我动情地说道：“啊，我真希望有一天，中国大陆也能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自己手中也有了普选的选票，哪怕是生命最后一天看到它，我也心满意足了。”那个中年妇女听到这里，居然笑出声来。我直视着她，说：“如果你也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儿，你会感到骄傲的吗？”她看着我，显出复杂的难以捉摸的表情，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不说一句话。
   我口若悬河地话说了很多，开水也喝了很多，杨云海好像服务员似的不停地给我倒白开水，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上海青年，2月20日那天参加散步，被国保抓到，关了8天，吃了不少苦头的事情。我当时想：我要是也被国保抓到的话，我一定要竹筒倒豆子地交待，免得被严刑逼供。而且我也没有同伙，所以用不着为保护同伙而三缄其口，是不是啊？”我戏弄似地反问两个审讯我的警察，他们表示认可我的这种策略，然后他们让我读了他们做的笔录。我发现他们只记了开头的几个技术性问题和我的回答，而我后面的那些慷慨陈词，他们一点都没有记下来。我觉得挺惋惜。他们说我在上面签字，我签了。他们让我在上面按红手印，我也按了。然后我说：我刚才喝了五六杯水，现在想上厕所了。他们就让旁边的那位中年妇女陪我去厕所。
   上完厕所后，他们又让我到审讯室的隔壁去，在两张纸上按下自己的十指的指纹、两只手掌的掌纹。我很顺从地配合他们完成了。他们又用一根针刺破我的左手食指，挤了一点血在一张卡片上，然后给了我一块脱脂棉让我把伤口按住。我也照办了。
   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回到前面那幢五层小楼顶楼的国保办公室里，让我跟那个中年妇女一起坐着，然后他们到另一个办公室里去打了几个电话。大概十多分钟后，杨云海对我说：“小樊，你起来，我们现在要送你回家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们要放了我了？”我吃惊地问道。我赶紧跟他们一起下楼去。
   送我回家的有三个人：那个又瘦又高的司机屈保军，老国保杨云海，还有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滔滔不绝地说那些我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骇人听闻的上访故事和维稳截访故事。我再三跟他们强调这些上方者中有不少原来是和你们一样的警察。他们默默地听着，始终没有打断我说这些。
   后来我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今年年初，春节前几天，我上班的时候路过中兴路，发现有一家店铺的卷闸门边的墙上，不知有谁用黄油漆涂了五个大字：‘共产党必亡’。后来过了两天，这块地方又被人用另一种颜色的油漆涂掉了。你们会对这件事感兴趣并去调查吗？”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立即说：“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特别是不要到网上去说！”我奇怪的问：“为什么呢？你们难道不关心它吗？”
   其实我刚才被带到公安局里来的路上，我也并不沉默。我记得我从家里被他们带出来，刚坐上警车，杨云海就问我道：“小樊，我不是前几天让你重新写一篇保证书了嘛，你怎么不写呢？”
   我答道：“啊，是的，因为我写不出来，我想都想不出自己能保证什么啊。如果要我保证什么，我只能保证茉莉花会开花的。”我又反问车上的其他人：“你们相不相信茉莉花会开花的啊？”车上的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在几秒令人害怕的沉默之后，我听到有人用很低的声音回答了一句：“所有的花都会开花的。”原来是我左边的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说的。我直到现在还在思量着他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他面无表情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随后就闭口不言了。希望老天保佑他。
   快要到家的时候，屈保军对我说：“樊潇洁，如果你家里有电脑，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
   “啊，你们要看我的电脑？”我害怕地想，我知道自己的电脑桌面上放了很多我从博讯网、看中国、茉莉花官方网站上找来的文章，还有我最近跟陈豪的邮件往来，这些都不是能让他们看到的。可是既然他们提出了，我哪能拒绝呢？我只好答应让他们看看。
   我刚才离开家的时候，已经预计到被请去之后应该回不了家了，所以钥匙也没有带。到了家门口，我只能按门铃等我妈来开门。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我外婆拄着拐杖艰难地来开门。我吃惊地说：“我妈呢？”外婆看着门外三个警察，吃力地说：“你刚才刚出门，你妈就也跟着去公安局了。”我赶紧把外婆扶回她的老眠床，请三个警察进了我的房间。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太懒了，刚才被子都没有折过。诺，这是我的笔记本电脑，这是我平时在看的网站建设程序方面的书。我指着自己的书桌和书架对他们说。他们检查了我的书架，要我把电脑打开。我打开了。他们让我把开机密码告诉他们。我就把密码写下来了。屈保军只简单地看了一下桌面，就说：“我们要把你的电脑借去看一下。”我吓了一跳，就说：“啊，你们要拿去看啊？什么时候还给我呢？”屈保军说：“很快会还给你的。”他这样说着，已经动手关了我的笔记本电，合上屏幕，拔下充电插头，把它捧在手中了。我只好承认这一事实。
   这时杨云海对我说：“你平时在公司里是不是还有另一台电脑？”我说“是的”。我害怕地说：“你们难道那台电脑也想看看吗？啊，别，别这样，要是老板知道了，非开除我不可。”我恳求道。但是毫无用处。杨云海要求我把我的老板的手机号告诉他，然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的老板，跟他说自己是国家安全保密局的人，现在要到公司里来调查一下，希望他能配合。我的老板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地表示自己马上会到公司里来的。我心里默默地在想：“碍，我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板，向他解释此事呢？”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了。
       2011/05/14
28天坐牢记（三）
   我硬着头皮跟他们离开家，看着屈保军捧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跟他们一起去我的公司。我在路上忧心忡忡地跟他们说：你们要拿走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拿去吧，但是别拿我的公司的电脑，否则，我得赔偿我的老板的。另外，我的笔记本电脑也尽快还我啊，因为他们是我的饭碗呢。他们没有说什么，我也只能惴惴不安。
   到了公司，我发现老板和他怀孕的妻子都在，老板一如既往的笑容可掬，就像平时接待生意场上的人那样对三个国保敬烟，但是被他们谢绝。我担忧地看着他的妻子，心里在想她正在承受着多大的惊吓。
   国保让我指认了我打印传单所用的那台打印机，屈保军给它拍了照片。又让我指认了我办公室里的那台工作电脑，让我打开来看看。我只好按下开机键，打开了电脑。
   杨云海给了我一个U盘，让我把桌面上的几个从境外网站上保存下来的文件拷进去。我发现他的U盘不是空的，里面已经有几篇明显是来自境外网站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了。“想不到啊！”我暗自想着。
   “杨警官，你的U盘里的这几篇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我故意问道。“你不要问！”他说道。
   我拷贝完了后，让屈保军检查了一下这台电脑的硬盘，以示我的电脑上除了桌面之外，别的磁盘文件夹里都没有他会感兴趣的内容。
   终于，他检查完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打算拿走这台电脑。我得再跟他们回公安局，我在公司门口看到了我的老板，他还是那么笑容可掬地送走这些国保。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第一次用双手握住他的右手，说：“曾先生，对不起，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别的都问心无愧，但是就是觉得对不起你，还有我的父母。”迄此为止我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还没有落过泪呢，但是此时我把泪水留在老板的手背上了。老板安慰我说：“没事的，没事的，你早点回来。”我松开老板的手，跟着三个国保一起走了。
三个国保又把我带回公安局，在回去的路上，我心情格外沉重。我对他们说：“我有很多大学校友，他们有的在当警察，有的在当法官，有的在当公务员，更多的则是像我一样在私企里打工。我平时跟他们在QQ上聊天，互致问候，了解对方的目前如何。我发现他们没有一个对现状满意，人人都对当前的社会不满。有一位当法官的校友其实曾经悲观地跟我说过：‘我现在对未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将来我有孩子了，我一定要把它送出国’。”
   我继续说道：“我发现所有人都对现状不满，只是有的人选择了忍耐，而我选择了去发传单。”
   三个国保都没有来打断我的话。
   我甚至把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埃及人古奈姆的讲演也向他们复述了一遍。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一声不响，也没有打断我的话。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文章，说有些访民被抓住后，稍稍顶嘴，就被饱以拳脚。我现在想想也觉得自己的经历堪称奇迹。我想我是个手无寸铁的姑娘，嘴硬到这种地步，别说挨打了，连被打断话头都没有过，真是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我虽然评点了时政，但是我自始至终都没有骂他们是狗，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推心置腹的同党来对话的缘故吧。
   我还说：“我的那份公开信传单，你们已经都看到过了，是吧？我前几天给杨警官写的信，杨警官也说自己看过了。那一份公开信，我是3月8日才在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看到的。虽然我在3月6日给杨警官写信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的文章，但是我后来发现那篇公开信和我写的那封信中都提到了一个词：‘可耻的沉默’，茉莉花官方网站的公开信中号召青年学子要放弃那份可耻的沉默，而我，则在信中写道：‘在现在这样的时刻，目睹这么多黑色民情，如果依然选择保持沉默，那是多么可耻啊！’”我对另外两个国保说：你们也看过我之前写给杨警官的那封信了吗？但是回答我的只有沉默。
   不过也不全是沉默。3月4日我被请去喝茶的时候，国保曾经让我打开自己的推特微博给他们看看。我看到他们也是用“自由门”软件翻墙的。3月6日我去交那份“保证书”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电脑屏幕右下角有“无界”软件的那具锁，他们正在浏览境外的“中国新闻网”。于是在之前的审讯室里时，我曾经对杨云海和单国华说：“老实说吧，当我发现你们要看境外网站居然也需要依靠翻墙软件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我以为中国政府在网上建了这道防火墙，相当于建了一个监狱，把全国人民都关进去了，但是我一直以为警察们总有特殊的管道不需要翻墙就能看到境外的网站的吧。就像建了一个监狱关犯人，总不至于把看守也一起关进去的吧。但是谁能想得到居然连你们去浏览博讯网、看中国之类的网站也需要依靠自由门和无界这些翻墙软件呢？”我说：“其实我发现不仅我是囚徒，你们也是囚徒，因为你们和我一样，也不自由，不是吗？”
   我发现面对我的这些反问，杨云海比较容易附和地回答“是的，是的”，而单国华总是一声不响。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单国华比较年轻，任何一点政治立场不坚定的表示，都会影响甚至危及他的前途。而杨云海年纪比较大了，过两年就要退休了，也无所谓前途如何了，所以才会发自内心地认同我的看法并表达出来。
   他们刚才把我送回家的时候，在路上，我还对车里的屈保军、杨云海，以及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说：“你们不用来问我我有哪些同伙的。因为我没有同伙的。如果说谁是我的同伙，那只有你们。因为你们认同我的理念，你们‘帮’我去传播茉莉花革命，你们还答应明天和我一起去轩亭口。所以你们是我的同伙。是不是啊？”我旁边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低声说：“是的。”碍，愿老天保佑他。
   到了公安局，他们又把我带回五楼的国保办公室里。杨云海整理着我的笔录和户籍档案，此时是下午四点多了。此时我的母亲也被允许走进国保办公室里来看看我。她不安地在旁边坐下，手里抓着一只塑料袋，里面有一些衣服裤子和袜子。
   杨云海问我道：“樊潇洁，你现在对自己的行为如何认识？”
   我答道：“我对自己的行为怎样认识，我刚才不是已经都跟你说过了嘛！”
   他说：“你还是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是不是？”
   我说：“是的。”
   于是我看到他在审讯笔录的档案上写了结束传唤的时间：16：30。我松了一口气，我以为接下来他又会像上次那样打发我回家了。但是紧接着他又签署了一份刑事拘留证，在罪名一栏中填写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一切都明白了。
   在此前几天，我在博讯网上看到过一份声称是国家安全保密局内部的报料的文档，好像是说国家安全保密局已经制定了一个定罪原则：抓到一个宣传茉莉花革命的公民，没有案底的一律加以批评教育并记录在案；有案底的一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刑拘，有案底而且有组织的一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逮捕。我当时还对这个报料将信将疑呢。我当时想：这种声称是内部报料的东西太真伪难辨了。但是在杨云海签下刑事拘留证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相信博讯网上的那个报料是真的的了。当他把刑事拘留证交给我妈的时候，她失声痛哭，大哭起来，大骂我让她操碎心而不知反哺，大骂我不听她的告诫最终把自己送入牢房，我的眼圈也红了。
   我说：“妈妈，不要伤心，不要难过，柏林墙会倒塌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妈惊恐地叫我别当着国保的面说这句话。我翻了翻口袋，发现口袋里还有昨天买双面胶剩下的一块八角钱，就摸出来交给她。然后我抓起那只装了衣服的塑料袋，什么也不再说，跟着他们下了楼。
   我又一次坐上了那辆没有警车涂装，但是有公安通行证的小车，杨云海和那个中年女人（我现在知道她也是一个国保）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屈保军在前面开车，他驶向绍兴城南。在去看守所的路上，在经过稽山中学那边。我看到熟悉的学校从我身边后退，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不是要送我去看守所嘛？绍兴市看守所不是在柯北钱陶公路那边的嘛，为什么要往南开呢？”杨云海说：“柯北的那个是绍兴县看守所，你要去的是绍兴市看守所。”
   我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碍，”我说道：“两年前，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要乘公交车经过柯北的绍兴县看守所门口的，因为上班要经过那里。绍兴县看守所门品有一个公交车站，但是每天早上我乘车经过那里的时候，因为地处偏僻，那里总是既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所以公交车一般不在那里停，直接开过去。有一天，我乘车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那看守所门口有一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头，用扁担担着一点行李，两眼焦渴地望着看守所的大门内。可是看守所的伸缩拉门紧关着。当时才早上七点左右。我不知道他在等谁，也不知道他已经等了多久了。虽然他仅在车窗外一晃而过，但这道风景已经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再也忘不掉了。想不到现在我的父母也要承受这般痛苦了。”
   旁边两个国保都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杨云海说：“小樊，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朋友约好要和你见面的啊？”我说：“没有啊，但是有一个高三的女生，我平时给她做家教，她每周六周日傍晚都要来我家来的。”
   “这样的啊？”杨云海拿起手机打电话道：“小单，樊潇洁的妈妈她还在不在？樊潇洁说有个高三的女生今天傍晚要到她家里来请她辅导功课，你叫她妈妈给她打个电话，让她不用来了。”
   这时那个中年女国保突然开口问道：“你给高三的女生做家教，你教她哪门课的啊？”我答道：“我哪门课都教的。因为我是全科家教。我记忆力很好的。高中时学过的知识，甚至生物课的知识都记得很牢固。”她有些吃惊，看着我，轻轻叹了口气，显出复杂的表情。
   汽车很快开过了天镜南苑，又向前开了一段路，往东一拐就到了，还没等我看清车停下的地方是哪里，他们已经押着我走进去了，经过两道铁格子门，他们把我带到一个铁格子柜台前，在登记了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等之后，他们又让我进了一扇铁格子门，他们对我进行了左侧、右侧、正面拍照，登记了我的身高、体重、血型等数据，还让我把外衣和外裤脱掉，只穿着棉毛衫和棉毛裤走进一间小室，由刚才陪我来的那个女国保检查我的体表，然后让我重新穿好衣服，询问我有没有怀孕？有没有性病？有没有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我都答道：“没有。”
   都登记好之后，他们要把我带到监房里去了。这时带我来的那个女国保突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小樊，你在这里一定要听话的啊，不要跟人吵架，还要把个人卫生搞好，知道没有啊？”我的眼圈再次红了。我说：“我会听话的，你也要安慰安慰我的母亲，叫她不要过度担忧。”她说：“我会的。”然后我抓过那包被检查过的衣服，跟着一个看守走向看守所里面。
   此时我心里非常害怕。因为我曾经听说过一些看守所里的被自杀事件，躲猫猫啊什么的。我对那个看守说：“你不要打我好不好？我会听话的。”他哭笑不得地说：“你没做什么，我干嘛打你啊？”他打开一扇牢房门，说：“进去吧！”于是我畏畏缩缩地走进了那扇牢门。“哐当”一声，我听到牢门在身后关上了。
   牢房面积不大，但是空间很高，窗户都在上面四五米高处，一张坑床占了大半面积。十几个女人正或坐或站地在聊天，看到我进去，她们的目光刷地都投到我身上了。我畏畏缩缩地说：“你们好，我叫樊潇洁。你们不要打我好不好？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我的声音小得只有我自己才听得到。
   但是她们都围了上来，绝没有半点想欺负我的意思，她们有的问我吃过晚饭了没有？例假来了没有？卫生巾带来了没有？我说我还没有吃过晚饭，例假上周来过了。马上有人把一块面包塞到我手中，叫我吃。她们说：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这里只有这么一块面包了，你快吃吧。我犹犹豫豫地接过面包，我问：“这是配发的吗？”其中一个说：“这是我买的，但是你说你还没有吃过晚饭啊，快吃吧。”但是我还是没敢立即吃。
   她们赶紧拿了一件桔黄色的号衣马甲让穿上，我发现上面的数字是2715。
   然后旁边有一个长头发的大姐向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是犯了什么被抓进来的啊？”
   我怯怯地沉默不语，因为我刚才来的路上两个国保曾经再三向我强调绝不可以告诉牢里的人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更不可以向牢里的人宣传茉莉花革命，否则就是罪加一等。我还在车上问过杨云海什么时候会放我出去的，他也不肯说。他只是说：这要看你的表现的啊，你什么时候思想有了悔悟了，才能放你出去。我怏怏地说：那如果我一直不悔悟怎么办啊？他说：你一直不悔悟就关你一辈子啊。
那个长头发的大姐见我不肯说，又赶紧加了一句：你说出来吧，没事的。旁边的人也一个劲地怂恿我告诉他们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我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在传播茉莉花散步的号召、偷偷张贴传单，所以被抓进来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样的啊，没事的，没事的，我也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进来的。那位头发长长的大姐快人快语地说道。
   “你也是这个罪名？”我感到很奇怪：“你是做了什么事被按上这个罪名的啊？”我问题。但是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问道：“你是个大学生吗？”
   “是的啊。”我答道：“我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我说。
   “啊，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我在那里读过研究生。”她说道。
   “是吗？”我有点吃惊：“你现在几岁了？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我啊，我45岁了，毕业很久了。”她说道。
   “你已经45岁了？你有家庭了吗？你有孩子了吗？”我急切地问道。
   “我有家庭的。我的女儿12岁了。”她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
   “童晓蓉”她答道。并用手指在我的手掌上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遍。
   “碍，你在这里被关了多久了？你的家人有没有来探望过你？”我关切地问道。
   “我被关在这里8个月了，我的丈夫来过的，但是只能把衣服什么的送到外面门口，由看守转交给我。”
   “他不能来见到你的吗？”我吃惊地问道。
   “是的，我的案子还没有判下来，他们不让我见到家人。”
   “那你的案子在审了吗？”
   “在审了，但还没有判下来，关键是我不认罪。”她说道。她又加了一句“我是刘胡兰啊，所以坚决不认罪。”她毫不沮丧地说。
   “你过去的朋友同学都知道你被抓了吗？”
   “他们全都知道的。”
   “这样的啊，你的案子有律师为你辩护的吗？”我急切地问题。
   “有的。”她答道。
   “那这个律师可真够大胆的，为你辩护，他也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我说道。
   我看着这位大姐，她身材匀称，长发披肩，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没有半点沮丧的表情，要不是因为她穿着桔黄色的号衣，否则根本看不出她已经蒙冤坐牢大半年时间了。不知为什么，听完了她的陈述，我的心情大为好转。刚被关进来时的恐惧消失了大半。
     2011/05/14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