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革命蓝图
核心提示：波波维奇说，"同各地活动家一起工作是这个星球上最棒的工作。这些冒险家们，不为自己思考，而是为自己的孩子和将来的后代子孙考虑……我不能向你表达我有多么热爱这个事业。看到人们从恐惧变得热情，从无助变得坚定……这种感觉太棒了。"
来源：金融时报杂志
发表：2011年3月18日
作者：Janine di Giovanni
2000年10月，一群渴望过上民主生活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帮助推翻了欧洲最血腥的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甘地、马丁・路德金、美国的学术著作和非暴力反抗大师基恩・夏普（Gene Sharp）影响了塞尔维亚的抗议学生。他们采取了虽简单，却十分有效的策略：使用手机，口号和巨蟒剧团式（Monty Python-style）的街头幽默。但是他们秘密在于他们的方法论：团结，策划，非暴力的纪律。通过这三样战术，他们让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塞尔维亚团结了起来。
这些传奇的活动家现在已不再是学生，他们也不再坐在咖啡馆里"激怒政府"，他们曾称自己为Otpor，塞尔维亚语中就是"反抗"的意思。一些人成了议员；一些人在政府里担任部长。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继续前进，转而成立了应用非暴力战略中心（其英文缩写Canvas则是让人更为耳熟能详的名称），这个组织训练来自全世界的活动人士，指导他们如何成功推翻一个独裁政权。
塞尔维亚青年的革命已经成了非暴力和平抗争的教科书。Canvas只和那些没有暴力史的团体合作：比如，他们拒绝同哈马斯和真主党进行合作。但是他们把格鲁吉亚、乌克兰和马尔代夫（他们帮助那里的异议人士结束了Maumoon Abdul Gayoom长达30年的统治）当做成功的典型，他们与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包括伊朗、津巴布韦、缅甸、委内瑞拉、白俄罗斯，还有最近的突尼斯和埃及）的活动家合作。
由两位自Otpor时期就是好友的人开办，他们分别是38岁的斯尔加・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和36岁的斯洛博丹・德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这对组合的两人截然相反。瘦长的波波维奇容易焦虑；他是一位通过培训的淡水生物学家："鲨鱼在睡觉的时候也在游动，如果它停止游动，它就会死亡。"他说。"所以鲨鱼只能一直向前。在革命的时候，你也得保持动力。"你必须保持继续革命的势头。
帅气的德吉诺维奇沉着自信，曾经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美国的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获得了国际关系的硕士学位。他成立了塞尔维亚第一家无线互联网提供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做一名硅谷大亨，但是他却拿出自己一半的收入用作Canvas的经费。（另一半来自各类NGO和联合国。）德吉诺维奇说，"我可以成为那种穿着西装，出入俱乐部的人，这是我母亲和妻子想要的。但是我做不到。我还是喜欢关注并实践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
跟大多数Otpor世代的人一样，这两位年轻人在美好的铁托时代长大。那是"清淡的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穿着蓝色的牛仔服，喝着可口可乐，去希腊旅行。在1991年惨烈的南斯拉夫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分别是18岁和16岁，已经懂得了他们需要摆脱米洛舍维奇的道理。现在，他们带着自己掌握的推翻独裁统治的知识，把它们传遍世界。
这一切由"四个半"员工，几十个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教官和一个在新贝尔格莱德的甘地街（Gandhiova Street）的一间办公室来完成。在办公室的一角，坐着一位刚刚从突尼斯归来的执行事实调查任务的工作人员，这个调查旨在帮助新的突尼斯领导人在后本・阿里时代进行和平转型。德吉诺维奇在四处走动，吃着三明治，谈着如何找到一个社会的脆弱支柱，以推倒独裁政府。其它一些人在谈论埃及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默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他曾于2009年在贝尔格莱德学习过Canvas的课程。办公室里有一块白板，写着他们接下来的的目标地区，传声头像的音乐静静地回荡在整个房间里。
这个革命的蜂巢看起来更像一家西雅图的咖啡馆。我问他们，他们是如何让想法从这么一个小地方传到解放广场的？为什么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的人都在谈论他们？
波波维奇笑着说，"当人们听说塞尔维亚人来了，他们就都想来见我们。他们想听听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能告诉他们，什么在塞尔维亚有效，什么在格鲁吉亚没效，什么又在乌克兰有效。我们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同他们分享。"
他开玩笑说，他觉得自己像是《魔戒》里的弗罗多，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不想得到魔戒，但是它却在我手里。我们必须把它传下去。"在波波维奇在贝尔格莱德的公寓里，他有一个托尔金的"神龛"和一枚穿着链子的金质魔戒复制品――这是他眼里的民主世界。它放在一张中土地图下的一个布满灰尘的红酒杯里。他呷着一种流行的塞尔维亚白兰地水果烧酒说，"托尔金有句很棒的台词，'即使是最小的生物也能够改变世界'。"
这段经历永远地改变了前Otpor的另一位成员，斯洛博丹・霍门（Slobodan Homen）的生活。离开Otpor之后，他进入了现在鲍里斯・塔底齐（Tadic）总统治下的塞尔维亚政府，担任了司法部的副部长。
霍门则塞回一瓶零度可乐，笑着说，"哈，Otpor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霍门看起来不像任何其他我见到的政府部长。他戴着钻石耳饰，穿着皱巴巴的汗衫，不打领带，在一间清楚标示"禁止吸烟"（根据法律，抽烟会受重罚）的建筑内抽着轻型万宝路。就是这种"质问权威"的态度推翻了米洛舍维奇。
那个时候，当混乱的运动从一群朋友发展到近70000人的过程中，霍门富有的母亲把她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公寓借给了Otpor。Otpor的孩子每天工作12小时，被警察追踪，毒打，以咖啡和香烟为食。
霍门回忆说，"我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向大众展示，政权可以被改变。我们一开始是让米洛舍维奇紧张。接着我们就推翻了这个体系。"他们利用了两种聪明的营销工具――著名的Otpor和现在的Canvas的拳头标志――和街头策略的组合。比如，他们会在日全食那天安放一个巨大的望远镜，展示出米洛舍维奇的脸和写着"他完了"的标语，这是街头策略的一种。
组织也意识到他们当时获得了一个机会窗口――而这通常标志着一场革命的初始阶段。这个机会窗口可以是一次油价上涨，一场自然灾害，一场激怒了大众并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暗杀。他们当时遇到的情况是，米洛舍维奇宣布选举。大规模的示威随之而来。
霍门坦陈，他们从未真正想过自己会成功――但是他们成功了。"因为我们的成功，我相信我们有责任去世界各地，用我们的例子来激发他人，"霍门说。"但是这也要根据每个政权的情况来定。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离开霍门的办公室，我去拜访了拳头标志的设计者。在那天的报纸上，我看到在一张照片上，一名埃及妇女在解放广场周围拿着Otpor的拳头。于是我问现年3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杜达・彼得洛维奇（Duda Petrovic），对创造出这么一个有力的图案，他有什么感想。
他掐掉一个烟头，又点燃了另一根香烟，说，"我从未想过它会如此重要。我画这个图，不是出于理想，而是因为那时我爱上了一位Otpor的女孩，她让我画的这个图。"没有人是为了金钱或名誉才参加革命。彼得洛维奇没有获得他的拳头设计的版权，这个设计被印在汗衫，马克杯和海报上，在美国的网站上售卖。
他说，"我懒得去起诉。而且我已经把他给了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它又被用来争取自由。我怎么能朝这些举动收费？"
跟我交谈过的每个人一样，彼得洛维奇说，Otpor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说："那时的塞尔维亚，一切都那么阴冷灰暗。战争，通货膨胀，制裁。突然间，不知道哪里冒出了这股力量。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这也是我人生的故事。"
我也（清楚的）记得那些胜利的日子。在示威的鼎盛期，我乘坐飞机降落在贝尔格莱德机场。手机一打开，一条关于米洛舍维奇的短信就来了：他完了（塞尔维亚语：Gotov je）。我大笑起来，因为我知道这短信来自Otpor的孩子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又收到了十多天短信，全都是这句话：Gotov je。
在他们迫使米洛舍维奇放下权力之后，Otpor的领导者收到了帮助其它国家活动人士的请求。但是最终，Otpor发展成一个政党的想法破灭了。德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于是决定组建Canvas，Canvas被定位为教育机构。
他们的培训是这样进行的：各国活动人士听说了Canvas（一名工作人员说，"非暴力抗争的圈子很小。"）然后来到贝尔格莱德。2009年，默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已经在开罗做着四六运动的工作，但是他感到自身正处于停滞状态。他曾经看过一部2001年播出的名为《推翻一个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盗版纪录片，该纪录片讲的是Otpor的工作，于是他就和我们联系上了。在2009年4月，他花了一周的时间在贝尔格莱德接受培训，使用"权力图表"（德吉诺维奇发明的）来展示如何找到一个政府的弱点（在埃及的例子中，这个弱点是军队），如何对付媒体和其它机构，以及如何以非暴力来加以回应。
当阿德尔回到开罗的时候，他带了更多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拷贝，以及Canvas的教科书。然后他就把这些消息传播开来。就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前不久，一个主要以Canvas的教学为模型的小册子开始在开罗印刷。小册子的主要观点，就是波波维奇指出的，"同警察结为兄弟，维持非暴力原则。"
波波维奇说，"推翻一个政权，甘地用了30年，我们用了10年，突尼斯人用了一个半月，而埃及人只用了19天。这是民主闪电战。"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去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看他们正在设立的学院，研究生在该学院可以通过研究学习，获得非暴力社会变革的战略和方法专业的硕士学位。波波维奇是那里的访问教授，他开着他那辆挂着"007"牌照，乱糟糟的绿色（散布绿色的）奔驰车把我带到了校园。
一位朋友告诉我，最近她在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见到过波波维奇。他整晚都在电视机前，笑着观看在埃及的示威游行。波波维奇对我说，当它行动起来的时候，就真的有效果了。
但是，革命可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选择。被贝尔格莱德常见的大塞车堵在路上，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何要每年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遥远的地方训练活动人士。身为两名记者的孩子，已经是成年人的波波维奇说，他想游遍世界，拍摄关于鱼类的电影。在思考如何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同寻常地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同各地活动家一起工作是这个星球上最棒的工作。这些冒险家们，不为自己思考，而是为自己的孩子和将来的后代子孙考虑……"他超了两辆车，开进了快车道。"我不能向你表达我有多么热爱这个事业。看到人们从恐惧变得热情，从无助变得坚定……这种感觉太棒了。"
――――――――――――――
怎样和平地推翻推翻一位独裁者
来自Canvas的五点意见
1.做好准备工作：分析各种你想拉拢的支柱（支柱指的是对非暴力变革十分关键的机构和组织）
2.给你的斗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愿景和战略――而且不要听外来的意见3.在运动之内打造统一局面――目标的统一，人员的统一和组织内部的统一。
4.维持非暴力原则――一次暴力事件就可以毁掉你的斗争的可信度
5.保持攻势，选择那些你可以获得胜利的战斗。自己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