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茉莉花瓶颈 看樊潇洁如何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三)

我觉得无语。我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很多年轻人都这样相信。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告诉她：不是这样的。美国人只是在跟一些国家的独裁者作对，不是在和这些国家的被压迫的平民作对。你知道卡扎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把他狂疯买雇佣兵镇压起义的事情说了一遍，还提到了2月21日有两架利比亚战机叛逃到马耳他，只因为飞行员不愿意领命轰炸平民，我还提到了洛克比空难。她点点头说：看来他真的很该被消灭。
   因为信息贫匮，那份每天傍晚送进来的不甚完整的《浙江日报》，我总是仔细地从头版看到未版，甚至连广告都不放过。如果哪天报纸没有被送进来，我会觉得日子分外难熬。
在看守所里，每周的食谱有些固定，一般早饭的下饭菜是酱黄瓜、辣罗卜丝、榨菜丝，午饭和晚饭的下饭菜是南瓜、胶菜、萝卜煮肉、芥菜煮豆腐、红烧油豆腐和肉、清蒸海带结和肉。另外每个周末会额外加两个鸡蛋。我无可奈何地这样过日子。
   每天要点名报数四到五次，当监门外面看守大喊一声：点名啦！在劳动或者在休息的同监们就得立即排队站直成一排面对着监规墙进行报数。
   每天由服刑人员送来热水三四次，送开水的推车一来到监门口，服刑人员就把手腕粗的管子穿过铁格子门递进来，同监的人们纷纷拿着水桶去接。
   每天有一两只老鼠在监门外或者放风场上跑过，特别是我们午睡时，它们总是要来翻翻我们的垃圾桶，然后从容地从下水道脱身。
   隔三差五能够听到外面有响应噼噼啪啪的放炮仗的声音，一开始我以为是这附近有饭店开业了。但是后来别人才跟我说：放炮仗表明有人被放出去了，那是家属在放炮仗庆祝。
   我很关注《浙江日报》上登着的财经新闻。因为措词可以用偏向性的措词，但是财经数据还是会将危机的真相现形的。
   我看到《浙江日报》上报道了浙江省近两年里民营担保公司如同雨后春笋地冒出来，我暗自在担忧这会不会导致次货危机的呢？我看到《浙江日报》上全文刊登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了今年广义货币投放量预计要增加16%，我暗自在想：今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多少？我内心里在惴惴不安。
   而且这十天来，我看到别的很多同监都有家人送来吃的，送来穿的，送来钱，寄来信笺，有的同监在监房里给家人写情义绵绵的回信。可是我的家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送来，我一直在怀疑我妈是不是不要我了？还是因为我父亲主张不来管我了。
   2011/05/22
   28天坐牢记（九）
   3月23日下午正在放风时，毫无征兆的，突然看守叫我的名字，要我出监去，又有人来提审我了，我慌忙应着出去。我本来以为他们已经把我忘了呢，看守才把我送进审讯室，我就禁不住哭出来了。我抓住铁格子的杆对杨云海和屈保军伤心地说：“我的家人怎么样了？我的外婆怎么样了？你们见到过我的家人了吗？”
   杨云海回答道：“你的家人一切都好，你的外婆也很好，我昨天刚见过你的父母，今天你的母亲又刚来过。”
   我哭着说：“我想回家。呜呜，我想回家。我想念我的家人，想念我的外婆，想念我的妹妹，我很害怕我外婆会因为看不到我而天天吃不下饭，我很害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哭着说：“呜呜，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过，以前我外公被打倒关牛棚的时候，我外婆天天在家里哭啊哭，眼睛都哭坏了。碍，我真不敢想象现在她93岁了，还要再次面临这种事情，为自己的外孙女担心。”
   杨云海和屈保军也锁起了眉头。杨云海问道：你外公被打倒过的吗？
   我说：“是的啊。”
   我一边用袖口擦泪一边说：“我现在很想回家。我不想当英雄，更不想当烈士，也不想不朽。我只想回家。哪怕被父母关起来，也好过被关在这里，至少我被关在家里，能让母亲心里好受一些。”
   杨云海把我的这些话都记了下来。
   我继续说：你们不要给我去开法院的逮捕证好吗？我不想上法庭，也不想出名，我只想回家。
   我告诉他们：监里有个女孩，被关了8个月连公诉人的面都没有见到过。我觉得很可怕。我说：我如果被关8个月的话，可能精神早崩溃了。
   我说：我想回到家里去，回到公司里去，老老实实地继续做我的程序员。我说：如果你们把我关上一年两年，就算最终把我放出去了，我也当不了程序员了。甚至永远都找不到工作了。因为我除了写网站代码，别的什么工作都不会做啊。
   我说：“我很害怕，我想回家。”
   我说：“我在监里经常看到有些饥渴难忍的同监抓狂地说自己想要男人，让我心惊肉跳。这些事情我刚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现在我很害怕，我想回家。”
   我说了很多我想回家的理由。我说：我再也不想去传播茉莉花的信息了。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回家，老老实实地做人。
   杨云海和屈保军的眉头越锁越紧。我战战兢兢地说着，声称自己已经悔过了。我暗自想：希望你们千万别来问我是真悔过还是假悔过，更别来问我悔过之后准备怎样彻底改过自新。我承认自己悔过了，这话已经说得非常勉强违心了，虽然我很想回家是真心话。
   幸好，他们始终没有问我这两个问题。
   我松了一口气。
   杨云海做完笔录，又照例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和问题。我想了想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父母一点东西都没有给我送来，一封信都不给我写？
   杨云海说：“因为你的父亲对你的事情很生气，决心好好让你在里面反省反省。”
   杨云海让我在笔记上签名按手指印。第三次提审就这么结束了。
   我发现每次我进审讯室的时候，审讯室地面上烟蒂好多啊，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在押人员在监房里不能抽烟也没有烟抽，所以有些有烟瘾的人一进审讯室就向提审人员要烟抽、狠狠地猛吸，然后再开始交待。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监室，反复思忖着自己会不会被起诉。其实，如果真的要起诉我，我倒也并不害怕，我想我刑法也并非没有读过，就算我父亲不给我找律师，他们如果起诉我的话，我也会大胆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是的，我并不是害怕被起诉，我害怕的是像张茜那样被逮捕，但是不被起诉，空乏地面对着日复一日的光阴流逝。
   不过我发现同监有一个人倒是挺平静乐道地面对自己坐牢的现实的，那就是张双秀。她跟我说，她家在贵州，穷得要命，饭都吃不饱。被关在牢里好歹一日三餐还有保证。我发现她右手的手背和手心有一个很明显的伤疤，看样子是曾被一根几毫米粗的钻头或者钉子戳穿了手掌。我惊讶地问她右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她说是前年弄伤的，在工厂里打工时受了工伤。碍，可怜的人。虽然她右手受过伤，但是我发现她串磁环的速度是整个监室里最快的，麻利得很。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浮现起一张照片来了，那是今年年初时，我从网易新闻首页上看到的一个图片集，它是中国著名环保记者卢广拍的一些照片，内容是广东省的两个典型小镇的环境污染报告，这两个小镇，一个专门生产牛仔裤，一个专门生产文胸。我记得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几个男女工人在一个很简陋的工棚里剪牛仔裤的线头。其中最靠近镜头的那个女工，我吃惊地发现她居然没有右手，只有右手手腕，她是在用左手剪牛仔裤的线头。
   我收不到家里的信，所以看着别人在监室里兴高采烈读家里寄来的信，心里很不是滋味，看到别人在写回信，也很不是滋味。我不知道杨云海跟我说的：“你父亲很生气，所以拒绝给你带钱和物来”是不是真的。而且我天天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躲猫猫和喝水死，我清楚国保决不想把我送上有人公开旁听的法庭的。恐惧和伤心总是紧紧抓着我的心。
   终于有一天，我哭哭啼啼地问金国华看守道：我的家人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带来啊？而且一点片言只语也没有？
   金国华看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只是安慰我说你的家人不会抛弃你的。
   我懊丧地说：“我进来前几天，曾经跟我妈说过，我以后要是被抓了，你如果怕被牵连，就跟我一刀两断划清界线好了。然后我妈生气地说：‘这叫我怎么做得到。’看来她现在真的做到了，估计是因为我的罪很严重。我也不知道自己还出不出得去。”
   金国华看守说：“不要哭，不要哭，你既然做了，而且也这样跟你妈说过了，就要敢做敢当啊！”
   我说：“你帮帮我好吗？我前几天写了一些回忆录，你能不能帮我保管一下？”我赶紧从衣箱里拿出那本黄本子，从铁格子门里塞出去。我说：你一定要帮我保管好的啊。
   金国华看守速读了一下我的回忆录开头，然后说：“你放心好了，我会给你保管好的，你出去的时候我会还给你的。”
   我说：“谢谢你，但是如果我出不去了，你也不用来还我了，只要一直保管着它就是了。”
   金国华看守答应帮我保管回忆录，我心里顿时安心了不少。
   3月26日傍晚，本该被送来的当天的《浙江日报》没有被送来，我只好无聊地去翻昨天的报纸，把广告都看了一遍。
   我看到了一则转让公告，那是转让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81%国有股权的公告。我把它读了又读，很不是滋味。忽然地，我觉得自己的回忆录还没有写完，还得继续写下去。我马上到处找笔、纸。我刚找到了一支笔，张双秀就很见机的给了我一本已经粘好的黄本子。它被粘得很整齐。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猜到我需要这本本子。我真是感激她。然后我开始挥笔狂写，张双秀一声不响地凑在一边看我写。
   我一边写一边流泪。真是被勾到伤心处了。
   27日是星期天，我继续写这回忆录。我的这本回忆录比上一次的回忆录还要抢手。不仅是同监的人们抢着读，甚至在监门外劳动、给我们送饭送开水的服刑人员都好奇地想来读一读。我很担心他们拿了我的回忆录后就不还我了。但是幸好，他们后来把这份容易揉皱的回忆录完整地还给我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都抢着读我的回忆录，我的心情奇迹般地好起来了。同监的曾娟跟我说：樊潇洁，我们一直对你很好，你以后把我们一起写进你的回忆录好不好？
   我说：好的啊，我一定会把你们写进我的回忆录的。
   她说：那你把我们写进回忆录了，我们将来看不到怎么办呢？
   我说：你一定能够看到的。我将来也许会公开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如果哪天我公开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了，肯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要出马竞选议员了。
   她说：是吗？可是樊潇洁：中国并没有议员，只有人大代表啊。
   我说：中国大陆现在是没有议员，但是不代表未来也不会有啊。
   我说：你知道人大代表与议员有什么区别吗？告诉你吧，人大代表是推选出来的，甚至是上级任命出来的，而议员则是一人一票的竞选出来的。所以任何人，要想竞选议员必须先写一本自传，把自己的经历和政治理念都写出来，好让别人能够投自己一票。
   我又说：我才只有28岁的，又不是82岁。我想我应该去做这种梦的。共产党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我相信它的一党专政是长久不了了的。也许我在40岁的时候会去竞选议员。
   曾娟没有来反驳我，也没有来嘲笑我的梦想不切实际。
   我跟她谈起了台湾目前的民主实现情况，我告诉她台湾能够实现的事情，大陆一定也能够实现。
   啊，我在监房里呆着，有一个情况确实是刻入记忆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每天晚上，有几个同监就会饥渴难忍，她们有的被关进来之前就是性工作者，有的被关进来之前情人一大堆。看着她们饥渴地呻吟搓揉的样子，我也觉得心里很不好受。有一次，我大声说：我觉得看守所里那么多生活用品都准许家属送进来，却唯独不准家属送来这里最需要的东西：安慰器和假阳具，真是太不人道了。
谢晶大吃一惊，很不相信我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之前他问过我有没有男人，我回答我还没有过。男朋友也几乎没交过。但是我又加了一句：我认为性爱是天赋人权，不是什么罪恶。她在吃惊之余，居然十分赞同我的这句话。
   我对一个同监（为了保护她的名誉，我不能说出她是上面17人中的哪一个）说：我知道你以前频频卖自己，并不仅仅是为了钱，而且也是因为旺盛的性需求，不是吗？但是一个人有旺盛的性需要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罪过。
   我说：我以前一直认为性交易应该合法化并对性工作者进行强制定期体检强制带套工作，这样有利于减少性病和艾滋病的流行。因为单纯严厉打击是消灭不了这一产业的。而且，在我看来，嫖娼的受害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嫖客的配偶或者恋人，她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如果因为夫妻感情受到伤害引起吵架和离婚，则子女和家人成了受伤害的人。无论如何，派出所并不是受害者，为什么要由派出所去干预呢？如果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配偶的话，他偶然去购买一次性服务或者定期购买性服务，并没有人因此受伤害。为什么这种情况的嫖娼，嫖客依然得被抓？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事例：丈夫因为嫖娼被抓后通知家属，妻子在气愤之余还是借了娘家又借婆家，千方百计凑钱去把丈夫保了出来。我说：派出所抓嫖娼抓卖淫，跟维护社会风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多罚钱创收而炮制的借口而已。我一直认为性交易应该合法化，但是嫖客的配偶，如果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则可以根据手中掌握的证据，打官司索求婚内财产赔偿或者婚内感情补偿（比如说罚对方掏钱陪自己外出渡蜜月一周），或者在离婚官司中多分财产。这样就合理多了。
   我说：很多当小姐的女孩，在我看来她们并不下贱。因为很多的她们只是因为家境过于贫寒，自己又几乎没有什么劳动技能，才迫不得己走上这条路的。很多的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同时省吃俭用，只是期望自己的弟弟妹妹或者哥哥姐姐完成学业之后或者攒够一点钱之后自己可以金盘洗手。为什么要抓她们呢？反复地抓她们只不过是使她们金盘洗手的日子更加遥遥无期。我说：几个月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说四年前在杭州有个四十岁的老妓女被嫖客杀死了，她的三个女儿因此成了孤女，办她的案子的警察为此资助这三个孤女整整四年时间。那个女人，她的身世如此之惨，我看了新闻之后哭了好长时间。
   3月30日傍晚，我坐在坑床上正在发呆的时候，又目睹了骇人的一幕：同监的何云，她突然大哭着用力摇晃牢房的铁格子门，对着门外大喊道：“老公，我想你！”然后她与别人抱头痛哭，一边哭，一边说：“要被判15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后来看守来了，训斥了她一顿，但是她还是没有停止哭泣。
   我很吃惊，问旁边的人：“何云她被判了十五年吗？”旁边的人说：“可能是吧，不太清楚。”啊，我大脑里只觉得膨了一声，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这种事情真是令人痛心。
   何云是我被关进来后第三天认识的一个女孩。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快乐的人，她有一个稚气未脱的脸，脸上从来看不出有半点伤心的样子，虽然我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快五个月了。她是个打工妹。我曾经问过她在绍兴工作了多少年了。她说已经有七年了。她说她13岁的时候就离开家来绍兴打工了。啊，我真是吃惊：13岁！那么小！我问她曾经在哪里打工过。她说她曾经在一些鞋厂、玩具厂、制衣厂里打工。她告诉我她第一次打工的时候，包住不包吃月工资只有150元。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她却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似的轻松。
   她平时，总是喜欢从自己的衣箱里拿出两封信来看。她已经读了它很多遍了，但是她还是读了又读，读完又仔细地保存好。那是她的母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和她妹妹写给她的一封信。我曾经看过她母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我记得内容是这样的：
   小云，妈对不起你，在该让你读书的时候没有让你读书，让你小小年纪出门打工，最终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信中写了家里的诸多琐事：弟弟生病啊，家里的地里的庄稼的收成啊什么的。最后信中写道：父母已经为你找了律师，将为你上诉，好让你尽可能地得到轻判，你在牢里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在她妹妹给她的信中，则写了对姐姐的无尽的思念，告诉她父亲已经为你戒酒了，而且尽量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再打母亲了。
   她还常常对着两张照片看得出神。一张照片是她的全家福，但是照片中并没有她。照片中只有她的父母亲、她的两岁的弟弟、她的十五岁的妹妹。她的父亲鼻子好红，让我觉得他可能非常喜欢喝酒。她的妹妹长得好像何云，姐妹俩长得真的很像。另一张照片是她的妹妹怀抱着她的弟弟的照片。她告诉我这两张照片是她被关进来之后父母为了安慰她特地去拍的。
   我也很想知道何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一开始有人骗我说她在当小姐。我很不信。我说：当小姐不会被关这么久的。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说：何云是因为贩毒被抓进来的。我很吃惊，很不想相信它。但是她们发誓这是真的，而且何云的男朋友也一起被抓了，就被关在同一看守所的另一监房里。
   我的大脑乱糟糟的，满脑子全是这样三个数字：21岁！13岁出门打工！要被判15年！啊，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我心里在想着。
   我忿愤得真想用力砸、用力砸、用力砸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让人看不到希望。
   但是后来，我心中有了主意，我坐近何云，附在她的耳朵边，对她说：“何云，不要伤心好吗？只要我能够出得去，我一定会把你的故事写下来的。我会让人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她13岁出门打工，21岁因为涉及贩毒被判了漫长的15年徒刑。我会让人们知道你的故事的，我不会让你的青春白费的。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的故事的，哪怕再过十年也不会忘了的。”何云还在抽泣，但是渐渐地，她用信任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停止了哭泣。
   3月31日上午，我又被押出去提审了。我畏畏缩缩地看着坐在我对面的杨云海和屈保军，小声说：“我想回家。”
   杨云海说：“你想回家，就得转变你的思想，把你的错误思想转变过来的啊。”
   我只能报以沉默。
   杨云海说：我最近一次约谈了你的父母，你的母亲说你平时有些精神方面的不正常表现，你大学时代还曾经去接受过心理治疗。是不是？她说你平时在家里有时会自言自语，或者一惊一乍的。
   我回答道：我没有精神病的。
   杨云海说：我还约谈了你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李栋，他现在也在绍兴，他也说你平时不太合群，自言自语，像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回答道：我没有精神病的。
   杨云海说：明天我们要送你去做一个检查，会有另一些人来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把诊断结果出具报告的。
   我说：为什么要检查我？我又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检查我。
   杨云海说：那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毛病，就不用害怕检查的啊。
   我忽然发现放在他们面前的审讯桌上有一张纸，上面是我熟悉的父母的笔迹，就忍不住请求拿过来给看看。他们没有拒绝，就递给我看了。
   我发现这是我的父母写的两封信，我母亲写的那封信是写给我的，我的父亲写的那封信是写给国保的。
   我的母亲的信写得情真义切。她写了自己从小到大抚养我付出的无数心血，也自责自己在我小时候后不够小心，让抗生素夺走了我的一部分听力。但是她说她一直把我当成最大的希望。她责备我不务正业追求刺激，去看境外反动网站，被坏人迷惑，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她希望我早日醒悟，早日回家。
   这封信让我看得很不舒服。我真想告诉我妈：妈妈，我真的不是为了追求刺激才去看境外的网站的啊，我只是想看到墙内看不到的信息。我做的事情是我最应该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不想在十年后反复自责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年没有去为茉莉花运动出一份力。
   我父亲的那封信则写得冷冰冰多了。他说他承认自己的女儿思想走上错误的地方，自己也有责任，但是他否认我有精神病。显然，我妈妈曾经企图以我可能有精神病来为我开脱，而我爸爸则否认了这一点。
   我想说：谢谢你，爸爸，我宁愿承受起“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也不愿意被认为我有精神病。
   我说：我好久好久没有跟李栋有往来了。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他过。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人在绍兴。但是我对他还有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很好的男生，以前在三七女生节来临的时候他策划了一个活动：让全班男生凑钱给全班女生各买了一个相框，让我们都非常高兴。
   我说：我想回家。
   杨云海说：你想回家，就得争取政府从宽处理啊，你想被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呢？你要从思想深处好好考虑，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想一想自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想一想自己未来应该怎样做。
   我说：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做。但是现在我很想回家。
   杨云海说：这样吧，你回去好好再写一份悔过书，一定要写得深刻，要把你做错的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你知道你做错了哪些事了吗？第一点，你不该去看境外的反动网站，这是你做错的第一点。第二点，你不该去下载境外网站上的文章并打印出来。第三点，你不该去大学校园里张贴，你去大学校园里张贴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是不是因为你认为大学生是最容易发动的群体？你要围绕着这三点去好好悔过，认清错误在哪里，必须写得深刻！
   我只能报以沉默。
   杨云海说：我们国家的政策一向是打击少数人，团结多数人。
   我问道：我现在是属于少数人还是属于多数人？
   杨云海说：这要看你的表现的啊。
   杨云海说：你想被从宽处理呢，还是从严处理？
   我低头不语，隔了半分钟才回答：我想被从宽处理。我知道这是他想要的答案。
   我问道：请问，从严处理是怎样的处理，从宽处理又是怎样的处理？
   杨云海一时语塞，但是他很快恢复过来了。他说：从严处理么，可能会对你判刑，从宽处理么，形式比较多，比如说劳教什么的，也可能是放你回家。
   我心里默默地盘算着，真想拿起眼前那盒印泥砸到他脸上。可惜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的双手被铐着。
   我在想着在我之前已经有多少人被这样处理过了。未来还会有多少人被这样处理。
   杨云海说：你现在在笔录上签下字按下手印吧，我要走了。你回去好好写篇悔过书吧。照着我刚才给你的提示去写，一定要写得深刻。
   我在笔录纸上签了字按了手印。趁着他们在整理宗卷的时候，我轻声说：我宁愿牢底坐穿。可是杨云海和屈保军只是手中动作停了一秒，什么也没有说，带着案卷走了。
2011/05/24
28天坐牢记（十）
   回到监房，我一言不发，同监们正在串磁环，我马上拿起笔开始奋笔疾书，我写的是那篇《我的狱中声明》。我心中首先拟好了我在这篇声明中最后要说的一段话：
   我，樊潇洁，郑重宣布，为了我心中的那份理想，我愿意像昂山素季那样牢底坐穿，也愿意像秋瑾那样慷慨赴死。如果我最终能够出狱，我要像龙应台那样回顾历史、唤醒民众。如果历史有幸把重任交到我手中，我要像科拉松阿基诺那样携手民众，将国家带向未来。”然后我才开始写文章前面部分。我写完之后，直接把它放进衣箱里的塑料袋中，没有给任何人看。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看守又来把我带出监室去，但是不是去提审我，而是要带我到另一个地方去检查一下。而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检查我什么。我惊慌地觉得自己肯定是凶多吉少。我看到有四个人来接我出去“检查”，一个是屈保军，另一个是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都不穿制服，我无法猜出他们是什么职务的人。我吓得要命，在交接的地方惊慌地恳求他们告诉我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发现金国华看守不在场。这更令我惊慌。但是他们都不告诉我要带我去哪里，只是说你只要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这样带着手铐上了车，左右分别坐了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人，以及那个女人。我目不转睛盯着车窗外，以便记住车所走的路线。我看到他们走上了104国道南复线并向西开去。我不住地昵喃着说：碍，要带我去哪里的啊，是送我回家吗？我今天能见到父母的吗？我看着路边春天的树木，心里想我好多天没有看到一棵完整的树了。
   我不安地问坐在我右边的那个女人，说：你们要带我到哪里去啊？
   她答道：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被临时叫来陪同一下的。你不用这样紧张的啊。
   我看着汽车开过了绍兴一中门口，啊，我真想伸长脖子看到我妹妹的身影。可惜根本不可能。
   最后，我发现他们把我带到了绍兴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我于是明白了。
   我很害怕。我想我得证明自己精神是正常的。但是我紧张得很，因为邓玉娇也接受过强制的“精神治疗”。我不停地说：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为什么要带我到这来做精神鉴定啊？
   但是他们并不回答我。我无可奈何地坐下来。这时，那个带我来的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替我把手铐摘掉了。
   我也不知道等了多久，我看到科室里的医生在聊天、在看书、在淘宝网上买衣服，他们似乎并不关注我的存在，一个穿着桔黄号衣的女孩子，愁容满面的坐在旁边，她被带进来的时候还带着手铐。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检查我什么。后来，他们带我去做脑电图。我不知道这脑电图中能够读出什么信息，它只不过是几条毫无规则的抖动线而已。然后他们又给了我一张问券，让我自己选“从不”、“很少”、“有时”、“经常”。上面的问题全是“你是否觉得自己常有些奇怪的想法？”“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够听说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你是不是常常认为自己有超能力”……之类的荒诞的问题，一共有三十多个问题。我看了看之后，基本选了“从不”，也有的选了“很少”。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有三个人在那里等我，他们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并开始作笔录。
   他们先是问我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什么学校毕业的，做过什么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明知故问，我就一一如实回答了，我说我是做过网站开发工作。
   然后他们问起我大学里做过些什么。这个范围有点大，我说我大学里专业学习成绩很不好，喜欢泡在网上跟人辩论。等等。
   他们问我说：你母亲跟我们说过你平时总是顾自自言自语，突然大叫，是这样的吗？
   我答：因为我在家里我感到孤独，所以只能对自己说话。
   我说：我的母亲不理解我，我想告诉她的话她不爱听，我在家里觉得孤独。所以常常自言自语。
   然后他们又问我最近做过些什么。他们问我是不是去看过境外网站。我回答看过的。他们问我看了哪些网站。我回答是博讯网，youtube，茉莉花行动官方网站，等等。
   然后他们问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我打印了几十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致中华青年学子的公开信。
   然后他们问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没有了。他们说：你还去张贴了这些公开信，不是吗？我说：是的。
   他们问我道：你知不知道茉莉花革命发起者都是些什么人？
   我答道：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大陆青年，不是境外敌对人士。
   他们问我道：你为什么要去散发茉莉花公开信？
   我答道：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恐怖的上访和截访故事，如今的中国，遍地民怨。各地的政府，纷纷把维稳当成首要任务甚至唯一任务。还有吴邦国的狂言，让我愤怒。
   他们说：你只是一个小姑娘，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知道网上的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没有直接回答。后来我说：我以前在上虞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伤残工人在讨说法的场面。
   另一个看了我刚才填的答券道：你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思想和情绪，是吗？你从来不会莫名其妙高兴也不会莫名其妙难过的吗？
   我回答道：是的啊，我的思想都是有源头有体系的。不会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古怪思想的。我高兴的时候肯定是有高兴的理由的。伤心的时候也肯定是有伤心的理由的。
   他们问我道：那你什么时候比较高兴？
   我想了想说：这个，比如说吧，2003年3月24日，美英联军开始联合打击伊拉克的时候，我很高兴，觉得自己望着花都落了。之后萨达姆被从地洞里抓出来的时候，我得到这消息，更是高兴。
   他们问我道：美国人打伊拉克，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啊？
   我答道：因为我从小知道萨达姆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杀过很多人，我见过伊拉克的万人坑的照片。
   他们又问道：还有什么时候比较高兴？
   我说：今年2月12日我听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了的时候，我也非常高兴。在此之前我天天在关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形势，担心埃及军人开枪，伤及民众。
   我又说：两年前我在新闻里看到伊朗内贾德政府派军警镇压反对派的过威的时候，我感到很伤心，看到伊朗反对派领导人在示威中被抓走，我也感到很伤心。
   他们问道：樊潇洁，你现在有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过。
   我答道：为了母亲，我感到后悔，但是为了良心，我问心无愧。
   另一个人问道：樊潇洁，你有没有想自杀过？
   我答道：我以前常常觉得活得很绝望，看不到希望，闷闷不乐很想死。但是现在我再也不想自杀了。因为我想活着看到自己手中有选票的那一天。
   说到这时，我突然抓住旁边一个人的手臂，说：啊，你觉得我的梦想会实现的吗？你觉得我会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吗？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那个在作笔录的人问我道：樊潇洁，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政府会不会原谅你的？
   我想了想，答道：我想应该不会原谅我的。但是，现在不是应该问我政府能不能原谅我，而应该问我能不能原谅政府。答案也是不会。
   问答就到这里结束了。我又满腹心事地被带回去。我想我大概4月11日肯定出不去了。
   我一回到监房，就发现同监在围着看我昨天写的那篇文章。谢晶首先发出我又被送回来了，就跟我说：“啊，小樊，你回来了，午饭有没有吃过？我们都已经吃过了。今天中午吃的是年糕，我还给你留着呢。”
   我说：谢谢，但是我已经吃过一块面包了。
   谢晶说：“那你把年糕的汤喝了吧。”
   谢晶说：“小樊，我是为你好，你这样的文章，还是不要写，至少，最后一段不要写，说什么牢底坐穿啊死啊什么的，弄不好还成真了。我替你把这最后一段撕了。”
   我说：“哦”。
   谢晶说：“你到底怕不怕死的啊，真的不怕的吗？”
   我说：“我当然怕死的啊。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死不了，所以把话说得硬点，吓吓审讯我的国保。”
   我说：“仔细想想，虽然中国这几年来拘禁抓走的异议人士很多，但是处死异议人士，这几年来毕竟没有过。就算中国政府想这样，恐怕都做不到。你知道吗？之前有一个伊朗妇女，名字叫阿尔什蒂娜，被伊朗伊斯兰政府诉为通奸并杀死亲夫，判处石刑处死。你知道石刑是什么吗？就是把人半截埋在土里，然后一群人用石块把她砸死。这件事传出，国际社会抗议声如潮，甚至法国第一夫人都为之向伊朗政府求情。抗议力量强大到最终逼得最为顽固的伊朗都为之让步的程度。最终伊朗政府取消了对她的死刑。”
   我说：“别说死刑了，现在就算是被判有期徒刑，就算是被判了不到三年的有期徒刑，比如说为结石宝宝抗争的赵连海，他被判了两年半，也有很多海内外的民众为他奔走呼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他。所以我别说是死，就连牢底坐穿的机会都不大有。现在毕竟不是一百年前啊，不会再有像秋瑾那样的前一天被抓，第二天就被咔嚓了的事情。”我又提到了我以前看过的希拉里签署的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我说：“嘿嘿，要是真的逮捕我审判我的话，弄不好我的名字就进了明年的《国别人权报告》了。”
   我说：“碍，昨天审我的国保让我写一份悔过书，可是我真的很不想写，也不知道该怎么写。”
   谢晶说：“国保让你写你就写嘛，写写有什么难的。”
   我说：“我根本不相信写了悔过书就能被从轻处理。从来没有哪个政治犯会因为认错态度好就被从轻处理的，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
   谢晶说：“写吧，写了总比不写好，这哪说得定呢？”“碍”我叹息着，喝完年糕汤后，开始咬头笔头写起悔过书来。
   我涂了又涂，改了又改，觉得真的好难写。杨云海要我认识自己的错误，告诉我到大学校园这样敏感的地方去贴传单是十分十分严重的错误。可是我想：让大学校园变成易燃易爆的地方，又不是我的成就。
   但是我又想：碍，无论如何，我总得写点反省悔悟的。我想杨云海可能也未必是想让我把思想转变过来，他可能只是想让我至少写份书面悔过书，好让他给上级有个交待，然后他再在上级面前把我的悔过态度雕刻“升华”一番，可能接下来我就能够被从轻处理了。想到这里，我就有了一点思路，两小时后，我把这份四百多字的悔过书写好了。
   我想上几次他们都是隔了八天来提审我一次的，下一次提审我可能会在4月8日。我已经被关了快20天了，我陆续看到一些法院的人送来逮捕证让一些同监签名，也有的同监则收到了检察院送来的《刑事辩护委托通知书》。我很关心自己的逮捕证什么时候会到。
   同监有个女孩名叫曾敏，她总是心事重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被关了30几天了，但是却逮捕证还没有送到。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被正式批捕。
4月5日傍晚晚饭时，曾敏突然被押出去，回来之后我发现她更加沉默。一问，才知道她刚收到自己的逮捕证并在上面签过名了。此时离她被抓进来已经有37天了。再一问别的同监，她们好几个人都说自己是在被关进来三十多天四十多天甚至两个月后才收到自己的逮捕证的，我顿时感觉得很不妙。我想这是不是意味着到了4月11日我被抓进来一个月后就算没有逮捕证他们也可以继续关我，不需要任何理由？
   4月6日上午，我正在串着磁环。突然看守叫我出去，又要来提审我了。我毫无预备的匆匆被押到审讯室里去，手指头还是黑乎乎的。
   杨云海问我悔过书写好了没有？我害怕地说我写了，但是还只是一个草稿。因为监房里没有白纸，而且我曾经几次跟看守说让他们给我一些白纸，我需要写一份悔过书上交，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说着我把那份涂涂改改的悔过书从口袋里掏出来。我害怕地说：你们现在给我一些白纸吧，我马上把它抄一遍，这一张写得太乱了。
   但是杨云海和屈保军并没有让我抄一遍。他们只是读了这份“悔过书”。读完后，杨云海生气地说：我让你写悔过书要写得深刻一些，你根本就没有写深刻嘛。
   我说：可是我已经绞尽脑汁了嘛。我实在想不出更深刻的语言了。
   杨云海说：那么你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会被关进来的呢？
   我没有回答。
   杨云海又重复说了一遍。
   这次我小声说了：因为中国是个警察国家。
   杨云海说：你说了什么？
   屈保军说：她刚才说了，因为中国是个警察国家。
   我又加了一句：因为中国领导人想学习齐奥塞斯库。
   我说：你们会在4月11日把我放出去的吗？
   杨云海说：你这样的态度实在不能把你放出去。
   我带着哭腔说：可是我很想回家啊。
   我说：我很想回家。看看现在的新闻，连《浙江日报》这样的党报都充满坏消息，什么贵金属涨价了啊，什么货币增发16%啊，什么担保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啊，什么杭钢拍卖啊，，我看得心里很害怕，总觉得恶性通货膨胀近在眼前。碍，我总是在想：如果哪一天突然发生银行挤兑银行破产了，通货膨胀全面失控了，米价暴涨了，而我还在牢里，我的母亲要面对两面夹击，将会多么身心焦悴渡日艰难。我阻止不了经济危机，但是如果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我能够陪在母亲身边的话，至少也能让她好受些啊。
   杨云海说：你这样说就表明你的思想还完全没有转变过来。
   我说：我已经转变过来了，以前我认为自己应该脑怀天下，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小家还是很重要的。我想回家，陪在父母身边。
   杨云海说：你这样想我们根本不可能放了你的。
   我说：碍，其实我想知道，你现在心里害不害怕？3月4日你请我去喝茶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马上就要进入下一次文革了。你对它感到害怕的吗？
   杨云海说：这不是我的事。
   我说：那么，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自己也是房奴，但是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利息连连上涨，房奴的负担加重了很多，而且我预计今年中国人民银行还要再加息三四次，但是你的工资却不会有所增加，你对它会感到害怕的吗？
   杨云海说：别人能扛过去我也能扛过去。
   我说：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没有了。你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是不是？如果那时候你发现自己退休金没有了，你会不会很生气？
   杨云海说：退休金怎么可能没有了呢？
   我说：当然有这种可能的啊，只要政府闹财政危机，退休金就有可能被砍掉。你看，去年希腊政府不是付不出退休金了吗？我觉得中国政府今年财政应该很紧张。
   杨云海说：这是我们大人的事啊，你小孩不用管的。
   我说：碍，放了我吧，我想回家。
   杨云海说：放了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说：有啊，当然有好处的了。如果你们放我出去，就减少了一个社会不和谐因素。如果我一直被关着的话，我的父母肯定会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去抗议努力让我获释的。
   杨云海气得一下子站起来，连笔录都不做，也没有让我签字按手指印，就收起宗卷走出去了。
   我马上叫道：你们如果不想放了我，就早点给我拿来逮捕证吧！
   屈保军说：你难道想要逮捕证吗？
   我说：是的，我想见到逮捕证。
   屈保军也准备走了，在他走出门的时候，我喊道：我会在法庭上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屈保军只是略一回头，也走了。
   我又一次被押回监房。
   2011/05/24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