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旧历辛亥年），武昌爆发起义，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汉川是第一个响应起义的县分。汉川民军成为武昌起义武装之一翼，阻止了清军的南下，保卫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汉川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青年志士传播革命思想，“丙午党狱”点燃汉川起义的火种
　　清代末叶，朝廷政治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暴统治、压榨人民，使广大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汉川一带又是有名的水乡泽国，十年淹九水，人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
　　这时，汉川出现了一批青年学生，他们之中有黄警亚、胡兰亭、向岩、冯亚佛、梁钟汉、梁耀汉等近百人，这些青年学生怀着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抱负、东渡日本。他们聆听了孙中山先生教诲，受到孙先生革命思想的启迪和鼓舞，从而地一步增强了革命的信念，并参加了同盟会。
　　不久，他们回到湖北，在认真分析革命形势后，提出“运动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自参加行伍不行”，并纷纷参加湖北新军，联络同志。梁钟汉、向岩、祁国钧、赵士龙、张卿云、李诚、邹幼云均参加了新军四十一标当士兵，梁耀汉、黄警亚、周耀东、黄申芬等参加统领吴元泽前锋营当兵目。这为后来的武昌及汉川起义奠定了基础。


　　与留学生一样，汉川在国内也有许多学生怀着革命激情，聚会在武汉参加了同盟会、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或团体，从事宣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梁耀汉在汉川系马口开设阅报室，张明阳、刘镇东、李诚、张伟在脉旺组织阳明学社，蚌湖也建立了群治学社等，在民众中灌输革命思想。
　　1906年10月，中华民国革命先锋队在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组织和发动煤矿工人举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孙中山先生闻知，谓“时不可失”，即派在日本留学的湖北或汉川籍同盟会成员胡瑛、朱元成、梁钟汉回国策应。他们回武汉的日知会成员梁耀汉、刘静庵等，并邀集何子植、周耀东、冯新民、黄警亚等在汉阳伯牙台开会，决定与会者全部加入新兵营，以便掌握武器，策应起义。不料此事被人告密，使得策划者们遭难。除梁耀汉扮作郎中逃出外，刘静庵、胡瑛、朱元成、张难先、梁钟汉等九人分别于当年在汉阳黄莲寺、黄陂、沔阳先后被捕入狱。1906年为旧历丙午年，史称“丙午党狱”（因其中大部分为日知会成员，故亦称“日知会案”）。但这一狱案埋下了汉川起义的火种。


　　丙午党狱后，清廷抓不着梁耀汉，即以判九人死刑相威胁。革命志士们对于死非常坦然，梁钟汉在狱中厉声回答“岂有怕死的革命党！”1909年夏，梁钟汉被解回汉川监禁，汉川县城有同治学校和高等小学两所学校，学生们听说县内押回了个革命党人，都来狱中探望。汉川正堂看他是留学生，又是政治犯，使梁在狱中颇受优待。所以，他在狱中可以自由会客，并将狱中的一栋三间房的偏屋拨给他住。梁借此机会，在狱中开展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赠以从日本运回的关于宣传“三民主义”和民族共和的《民报》，作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之目的进行宣传。由于狱中宣传，使学生们一个个觉悟起来，成为革命知已，并成为后来起义的骨干，如岑伟生、张卿云等。监狱也成为梁钟汉组织起义指挥机关。


　　1911年初，梁钟汉多次派高等小学的岑伟生与武汉和上海方面联系。同年7月，50余名汉川籍革命党人在武汉分别参加了共进会、文学社。后来这两个组织联合在一起于9月20日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机关部召开大会，决定10月16日（中秋节）举行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通知了在武昌女子职业学校的张荫兰（梁钟汉之妻）及其侄子张殿成，嘱其回汉川策庆。9月底，岑伟生自沪返汉将宋教仁、陈其美（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交给的炸药炸弹转交给张荫兰。紧接着张荫兰于10月2日将这些武器弹药秘密运回汉川，前往狱中会晤梁，告知武汉决定。
　　梁钟汉得知武汉决定，立即让其七弟梁辉汉分告汉川、马口的各同志，并将各保、甲、局及私人所藏的枪支弹药进行收集编配，赶制炸药、起草布告，制作佩带的符号及十分星旗，迅速组织队伍。


　　汉川党人内外联系有序，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已万事俱备，直等武汉事发。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汉川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汉川成为响应起义最早的县分。
　　10月11日上午，武昌提前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汉川，梁钟汉当即实施起义。当日下午三点，梁钟汉委派在马口整装待发的梁辉汉、黄警亚、宋振东将参与起义的工人、农民、商人及军学各界组成的千余人队伍，佩带着事先准备起义的符号，高举十八星旗，浩浩荡荡，直捣县，接出了狱中的梁钟汉，并让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的城防队长余治平率队起义，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中。这时汉川城沸腾起来了，城里城外的群众把县衙围得水泄不通。县官贺祖蔚交出钤印，投降逃去。梁钟汉被推为汉川起义的总指挥，随即在县署大堂宣布起义纪律。


　　梁钟汉作好维护治安秩序之安排后，率队连夜赶回马口，组织起义军举行宣誓，剪去了头上的辫发，以示与满清朝廷封建制度决裂，并动员马口商界绅耆纷纷解囊，顿时筹措了不少钱财，使起义队伍的生计有了基本资费保障。
　　10月12日，梁钟汉等（于先夜返回汉川）在县高等小学举行会议，根据湖北成立军政府之精神，第一个成立汉川军政分府，并正式推举梁钟汉为军政分府总司令。分府机构健全完善，有参谋黄警亚、参谋主任黄干臣、秘书长李圣高、军需主任谭质臣、稽查主任梁远达、副官张殿臣，并任命了张荫兰、梁辉汉等人的职务，又派专人前往武汉向湖北军政府负责人黄兴、蒋翊武报告起义和组建汉川民军的情况。


　　汉川起义，顺利成功。
　　汉川起义后，接着于10月12日发生了京山永隆刘英领导的起义，10月28日发生了光化县老河口起义以及安陆新军管带张楚才领导的起义等。汉川成为响应武昌首义最早的县分。
　　布防新河，兵发仙桃，汉川起义为武汉保卫战友取得了外围支持。
　　汉川起义，成立军政分府，建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使武昌军政府如虎添翼，为后来的武昌、汉阳保卫战起到了在外围上的支持作用，对防止总督及清廷的即行复辟作用很大。
　　湖北军政府得知汉川分府的建立，深知汉川为武汉之藩篱，战时总司令黄兴在赞许起义之后，正式委任梁钟汉为汉川军政分府总司令兼襄河游击总司令，并下达了委任状，将汉川民军进行了统编，随即派蒋翊武来汉川进行了指导。


　　经过整编，汉川民军成为了一支劲族。时武昌革命军于11月初，由总指挥黄兴率军指挥阻击清军反扑，但因死伤人数较多，汉口终于失陷。清军将领冯国璋占领汉口后，召开军部会议，决定次取汉阳，再攻武昌，以便全面复辟。冯休兵十日，开始布署十天后进攻汉阳的计划，下令其部属分甲乙两支队渡河，甲支队从孝感出发，间道汉川新沟，分水陆两路进兵，同至新沟渡河，乙支队从汉口大智门出发至舵落口，与甲支队联系相助渡河。汉川民军得知此情，在司令官梁钟汉的统帅下，在新沟与敌作战中，4个支队的人马怀着极大的义愤，个个英勇善战，一往无前。冯部因受到汉川民军的阻击，只得改变计划，停留于应城，不敢贸然向武汉进军。
　　其次是清军所派巡防营统领刘韫玉率五营之众由汉水上游东下，准备直取汉阳，汉川民军敢死队长张荫兰自告奋勇，率队西进，会同京山义军迎击清军于仙桃。敢死队在巾帼英雄张荫兰的统帅下，在仙桃包围并抄袭清军，张荫兰冲入敌阵，投掷炸弹数枚，敌军死伤人员甚多，纷纷弃枪逃跑，或举械投降，所带五营之众，不逾二三日，即行瓦解，汉川民军所获枪支弹药为数不少，进一步壮大了汉川民军。由于汉川民军的积极配合，使得准备水陆俱下的清廷军队受到阻击，为汉阳义军从容布防，争取了二十天的时间，为武汉保卫战取得了外围的支持作用，防止了武昌起义后的清军即行复辟的后果。


　　捍卫革命成果，始终同孙中山站在一起。
　　1912年2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南北军阀合流，辛亥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为了捍卫革命成果，汉川辛亥志士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斗争。黎元洪篡夺了湖北的领导权后，首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湖北党人曾多次进行反对黎元洪的篡权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是年7月，黎元洪以“谋反’’的罪名，捕杀了文学社在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的重要党人，其中汉川籍的志士就有江光国和滕亚国两人。


　　1913年3月，袁世凯派入刺杀革命党入宋教仁，孙中山组织第二次革命，兴师讨袁。汉川的辛亥志士，同孙中山站在一起，积极投入二次革命。是年6月，担任湖北府河口厘金局经理的冯亚佛，以所存万余元资助讨袁； 当时正留学日本的祁国钧、岑伟生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匆匆回国，投身赣宁之役； 祁国钧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之战，岑伟生与梁钟汉先在吴淞讨袁总司令(即吴淞要寒司令)居正部，为讨袁奔走，吴淞失守后，又同投南京讨袁总司令何海鸣部，分别负责第三师宣传工作和担任总司令部参议、财政主任，并直接参加作战。原任鄂军第八师参谋长的向岩，毅然就任讨袁军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在雨花台大败袁军，打得袁将雷震春凫水而逃。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振资产阶级革命旗帜，准备继续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汉川的辛亥志士纷纷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兴师讨袁。是年，向岩在襄河沿岸组织农民兴起讨袁之师； 张伟亦在脉旺一带组织讨袁义军，自任沔阳讨袁司令；祁国钧接受孙中山所赋任务，回国推进革命。


　　1915、1916两年，孙中山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汉川革命志士亦纷纷响应。1915年在讨袁中任湖北军事联系代表之一的黄家麟，被北洋军阀逮捕，判刑3年出狱后，仍从事反袁的策反活动；袁世凯宣布改元复辟帝制后，邹幼云立即潜伏日本长崎秘密串联，组织反袁力量，回国积极倒袁，被荆襄司令石金川任命为汉川保卫团团长，积极进行反袁斗争。1916年1月，向岩以中华神武军总指挥名义，发布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檄文，对窃国贼袁世凯进行9诛笔伐。
　　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汉川手亥志士跟随左右，参加护法运动。原文学社员、汉川军政分府副司令张卿云，担任了孙中山的护卫队长；汉川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领袖梁钟汉，先后担任了大元帅府的咨议、参军；湖北最早的同盟会员，一直被孙中山派遣在南洋群岛宣传革命筹措经费的冯亚佛，亦奉诏回国任大元帅府秘书：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为孙中山办理来往函牍的岑伟生，亦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向岩，率师参加护法战争，转战川、鄂、湘、豫、陕、甘等省，身经五十余战，生擒北洋政府陕西镇守使、旅长管聚全，迭秦奇功。


　　在讨袁和护法诸役中，汉川辛亥志士英勇奋战、坚贞不屈，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14年，李诚反袁被捕,不屈而死；陈桂山讨袁失败，牺牲于武昌；张伟，在沔阳组织讨袁的战斗中，因军火不济，败走随洲枣阳被俘，解至武昌杀害；祁国钧，12月31日从日本回到武昌时，因奸党告密，为段琪瑞逮捕，临刑前悲壮地留下了“不死于战场作国殇，乃死于横逆作雄鬼”的诗句。
　　1916年，黄家麟从事反袁策反，为鄂督王占元所害；张国荃，为筹集反袁经费，仿制官票，在南京被捕，被害于北京；梁辉汉，在汉川秘密组织反袁民军，为贼军旅长朱兆熊侦悉，被剖腹挖心而死。


　　1917年，邹幼云在汉川密谋响应护法，被汉川知县王绳高诱骗至县衙杀害。孙中山逝世后，汉川的辛亥志士除了王钻承之流，背叛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大革命时期疯狂地在汉川屠杀革命群众走向革命的反面外，绝大多数都遵循孙中山临终时提出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导，奋进不已，为革命事业继续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