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知青读书暗潮与习近平书单
习近平也是老三届下乡知青，应属文革知青读书暗潮的中的一员。文革爆发，习近平仅念完初一，能认读的汉字不到三千二，国家语委《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六七千汉字大约一半还认不全。他离3700这个最低瓶颈还差大概五百汉字的距离。他不安心在生产队劳动，偷回北京，结果被再度关押将近半年。在少年管教所里除了朗读毛主席语录，背诵公安监管条例，绝无其它阅读机会。
波澜壮阔的读书大潮
在文革回忆录的文字中，不少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有一场青少年自发的读书热潮。由于地域广阔又漫无组织，至今还没有人比较系统地予以总结和梳理。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
1949年共产党建政以后，立刻开始了对意识形态的监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部报刊都收归国有，在两三年内，比其他工商业更早地实行了出版业的公私合营国有化。由此禁绝了政治的异议，限制了宗教的传布。
中共中央宣传部查禁了所有非官方出版物，也禁绝了许多学术著作例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著作和非主流文学；但是顺随苏共的文艺政策，对于中外文学名著还是基本开放的。五十年代可以看到三国、水浒、红楼梦，但看不到《金瓶梅》《荡寇志》《粉妆楼》，可以买到莫泊桑、狄更斯、泰戈尔的译本，但买不到《基督山恩仇记》……到了1963年毛邓反修高潮，苏联意识形态也成为禁区，于是中国的出版界和读书监控进一步进入寒冰期。大约在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的1963年开始，学生青少年因读过一些党团组织不提倡的书而受到批评处分，被鉴定为思想有问题的情况，各地都有发生。
1966年文革开始，除了颂毛（颂党颂军颂英模）歌曲之外，所有的电影戏剧等娱乐活动全线停止，所有的中外文艺作品，包括1949年以后的小说散文，几乎全部都是“毒草”，或“存在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书店陈列的除了毛语录和毛诗词，就是少数马列经典或鲁迅作品。其他都是禁书。在批斗、抄家、打人、抓人、烧书、捣毁文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期，全国一片肃杀，万马齐喑。
1968年各地城市知青大规模下乡，全国知青悄然汇成了一场自发的读书热潮。没有任何人发起，完全是自然的追求。不论是一部分留城工作的青年，还是下乡插队或农场工作的知青，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了书籍。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的青少年读书暗潮。因为人数众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近千万（文革下乡总人数超过1700万）的青少年竟争先恐后阅读一部分世界名著，而且简直是如醉如痴，这是怎样壮观的文化热潮！但是它又是隐秘不敢公开的动作，大家心知肚明，私下交换，所以只能称之为暗潮。
农村田边地头，灶旁炕边往往就有一本英国的《呼啸山庄》或者法国的《九三年》。在青年工人的挎包里或探亲回城的知青行李内夹着一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因为是非组织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能读遍所有流传的好书；也因为没有人指导，也缺乏参考书籍，所以阅读的质量和收益也深浅不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每个读者的文化程度和思想修养不同，所以读后的效果也是千差万别，乃至形同霄壤。
读书暗潮的原始动因
读书暗潮的动因应该很多，第一，国家经济停滞，城市无法安排中学毕业生就业，农村的社队更加不需要劳力，所以知青参不参加劳动，基本无所谓。反正绝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要靠城市父母供养。这样就让知青有相对的空闲时间。第二，全国的文化生活极度枯寂，农村尤甚。当时电视机远没有普及，城市收音机普及率也不高，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地雷战》和《地道战》。文革中后期才有新的电影《青松岭》。农村地区的拉线广播都是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出现的。传统的戏曲因为地方剧团被合营或取缔，民间小戏必须接受文化馆管控，此时因文革而禁绝，村镇自发的民歌活动则更因为涉及“情郎妹子”等色情而被禁止。庙会、集市、社戏等民俗活动早已停摆。此时的中国农村文化生活到了历史上最为枯寂沉闷的境地。
知识青年虽有高中初中的区别，毕竟大家都已识字，可以读书。书中的世界，无远弗届，海阔天空，可慰寂寥，更长知识。闭关锁国的滋味非常枯涩难忍，翻译的作品总能提供一些世界知识。一个知青集体户若有了一本什么书，一直要把它翻烂为止。第三，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助力量，那就是违禁心理。当时的文化政令极左，所有过去的文艺作品，拿毛江两次文艺座谈会理论来衡量，都是封资修的大毒草。都不准青少年接触。文艺心理学告诉我们，越是查禁的违禁书刊越能吸引人去阅读。
当时的青少年也抱持这样的心理态势，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好歹咱也是个大人了。这也不准，那也不准。一旦有书在手，偏要看个究竟。第四，求知求解。经历了文革的混乱再下乡，城乡差别非常巨大，现实的社会生活向知青提出了无数的疑问。收入、口粮、工分、集体、劳力……都得不到可靠的答案，看看书中的历史人物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探索的，或许能有一些启发。第五，青春期的生理饥渴和爱的饥渴。经过了文革风浪的冲刷，下乡的知青都开始进入青春期。五六十年代的教育不包含任何性教育的成分。一般的父母也都对此讳莫如深。知青们无法回答自己的生理提问，书本应是最易于找到的咨询。文革时代充满了斗争和打杀，无论城乡都缺乏爱的关注。知青却在书本中找到了一些爱的宣泄，于是便爱不释手。
大致的分类
不是说文革抄家打砸抢，焚书毁书吗？哪来的书可以看呢？扫荡总有漏网之鱼，而且还不是太少。抄家并不一定立刻就焚书。街巷中点火容易发生火灾。多半是将一些字画和所谓罪证书刊打包带走，其余书籍则封存不准移动。据说不久有人建议，不宜再烧，不如集中化为纸浆，再作原料。有的被抄出的书刊被集中到学校或红卫兵总部。由于管理混乱，除了金银首饰以外，“抄家物资”中最容易失窃的是西洋美术和摄影画册（含人体艺术，被称为黄色书刊）。反而那些比较厚重的文学和学术书籍后来逐渐成为爱读书的青少年们分享的猎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学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教授当年就是在即将焚毁的书堆里趁人不注意抽出了一本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数十年后，他成了当今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历史的学术中坚。
近年披露的消息说明康生、林彪、江青等人占有抄家物资中的文物古玩。各地八十年代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许多珍贵的书籍都已意外失窃。对于当事人或晚辈来说，还能看到一点大难劫余已属万幸，还有什么好说呢？
大潮中知青阅读的书籍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主要的，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除了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牡丹亭》、《西厢记》、《唐宋传奇》、《三言二拍》等中国古典，还有俄、英、法等欧洲古典名著。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利妹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年近卫军》不太稀奇，西方不热门的《牛虻》是苏联捧红的，在知青中也很普及。多年查禁绝版的《基督山恩仇记》也在这时小有流传，严格监控的《金瓶梅》较难找到。除此之外，当时还传抄过民间手抄本小说《少女的心》（有部分性描写）和《第二次握手》。在那个枯寂沉闷的年代，也发挥过一点文学启蒙的作用。
第二类则是灰皮书，色皮书。这是中国出版界持续四十年的一系列奇葩出版物。从五十年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开始，所有的单行本都没有个性化的装帧，或灰白，或灰蓝，或灰黄，只注明作者和署名；文革后出现了哲学、经济、史地……橘、绿、黄、蓝、赭等不同的封底色，乃至黑皮书（张国焘、王明和中共叛徒著作）。汉译丛书原是介绍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文献的，后来也扩大了范围。最早的灰皮书《斯大林时代》揭露了斯大林统治下的饥荒和党内清洗等惊人的历史。不由得令人想起中国的三年饥荒和文革现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初心”是想用出版苏联的文学和政治读物中文版以推动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却不料这些具有人性化描写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青年。
从抄家书刊中可能获得一些绝版的《金瓶梅》、《基督山恩仇记》之类的繁体书籍，其中的古典知识和奋斗精神各有千秋；但是从一些干部家庭流传出来的灰皮书则更富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具有强烈现实主义传统的俄苏文学作品，《怎么办》、《罗亭》、《死魂灵》、《安娜卡列尼娜》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具有强烈的个性解放感召力，苏联作家的现实主义比中国作家更加大胆而直白，敢于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敢于描写现实中的干部特权，讴歌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伟大；（南斯拉夫吉拉斯的理论专著《新阶级》，思想很尖锐，但发行量极少）。
欧美经典文献的基本主旨总是离不开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到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从卢梭的《忏悔录》、洛克的《政府论》，到科恩的《常识》和汉弥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其中的人道精神和权利意识都提醒读者，我们是人，有人的尊严，更有人的权利。
这些令人觉醒的思想振奋过许多知青的精神，为文革结束之后的思想解禁和改革开放做好了热身铺垫。知青中涌现出了多名作家，恢复高考之后不少知青考上了大学或研究生，或者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人物。蓦然回首，都能从当年阅读禁书的热潮里找到发奋努力和振奋思想的萌芽和火花。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逐步接受人权概念，接受普世价值，提倡以人为本，也应跟当年知青一代的思想启蒙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因果关系。一个民族长时间地遭受严酷的禁锢诚属不幸；然而当中竟有一段时间发生了数百万知识青年同步认真读书的暗潮，不能不说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过，千万不要产生误解，以为那时候有什么“读书无禁区”的自由。关于十月革命的书仍然是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关于苏联历史的书仍然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这本史书是斯大林体制的百科全书，是篡改历史和个人崇拜的大杂烩，马列教条主义哲学的标准版。由于中共的反修斗争，才让中国人读到了如赫鲁晓夫的《二十大秘密报告》和《一个人的遭遇》等小说。对于中国历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和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都不可能进入国人的视野。读书的范围基本上仍然笼罩在五十年代禁书监控的氛围之内，所不同者，就是文革的混乱突破了一点党内所谓“内部阅读”的范围，让一大批知识青年接触到了较多的内部读物，灰皮书和色皮书。
习近平自晾书单
习近平在访问美英法俄的时候，一口气念一条长长的书单，自称读过多少多少本书。如此缺乏涵养，实在不敢恭维。此番作派分明是在举世瞩目的外交场合因缺乏自信而自曝浅薄，刚好反映出心理学指称的补偿心态：“此地无银三百两”。
常言说，胸有诗书气自华。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明白，听其言，观其行，就大致可知其人的思想修养文化底蕴。自晾书单来自我显摆，人家就相信你饱读诗书了吗？
说白了，习近平非常忌讳自己的软肋。他是文革老三届中上学最少的68届初中生，中学仅上了一年。（北京市八一学校，初一班主任陈秋影。）大学是清华，实际正是清华历史上最耻辱的工农兵学员时期，非经高考入学，被前校长蒋南翔谴责说，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中专生。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国家教委曾经认定为大专水平，未及本科；但是允许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习近平没有经过硕士入学考试和毕业，跨级入读博士本身就是违背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的。习近平博士学历的本身就是中国教育腐败、高校学风不正的典型恶例之一。
习近平的学历公开以后，从2008年起就不断受到《开放杂志》等海外报刊质疑。中共十七大时期，官方网站悄然抹去了他在中央常委名单上的博士学历。十八大和十九大上他的权力巩固了，于是博士学历又赫然在焉。如此一缩一盈，刚好说明这种掺水学历是权力腐败的标志。
年齿尚幼识字少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习近平也是老三届下乡知青，应属文革知青读书暗潮的中的一员。不过他入学早一年，下乡时不满16岁，理解和思考的成熟又会晚一些。读书的基本条件是认字。一般情况，上过几年小学中学，大概能认多少汉字是可以估算的。国内教育部门编制的《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规定，小学六年级学生要达到会认常用汉字三千左右，其中两千五百能写。国内的初中教科书（例如2011版初中语文课本）规定，一般初中毕业的语文水平是认识汉字三千五百字。那么没有毕业的初一学生认识多少字呢？高估一点吧，大概三千二百？根据数理语言学的电脑统计结果（参看陈明远编著《语言学和现代科学》172页），一个人学会了3700个汉字，才能通读一般的报刊文章99.9%，但仍有一些文言、科技和地名人名等生字，大意是可以明白的。
1966年文革爆发，习近平仅念完初一，能认读的汉字不到三千二，国家语委《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六七千汉字大约一半还认不全。他离3700这个最低瓶颈还差大概五百汉字的距离。除了识字不足以外，由于干部子弟家境优裕，在社会认知方面也往往略低于平民子弟。习近平又比同届同学小一岁，在阅读和理解方面更要稍迟一步。看看报纸和青少年读物是可以的，但是要说在文革动乱的1966－1968年，他读懂了很多中外名著是不宜采信的。倘若是繁体字本，读起来更加困难。习近平够不上优等生。他是1965年入中学的。当时不搞就近入学，而是考试入学。如果成绩优异应该进入北京四中、八中、101中或清华附中等名校，习近平成绩平平，因为属于军队干部子弟，就照常进入八一学校。
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习近平的家庭受到影响，不久发生抄家和扫地出门，搬进党校宿舍。他本人又卷入了联动组织活动，曾被警方关押遭人批斗，生活很不平静。其间阅读一些如《红岩》、《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之类的中外小说是可能的，也基本可以读懂。
习近平的回忆文章说，文革抄家之后，他家搬进党校时，他搞到一本《三言二拍》，有的警句他说都能背诵。这本书半文半白，他能看懂多少？其中故事情节相信他若仔细看，还是可以明白的，比如“宽衣解带”、“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等，但是每篇皆有的诗词联语和一部分文言叙事就难说了。他的书单里还有《三国演义》，三国的原文比较简古，少部分干脆就是文言，还时涉历史典故；或许他看的就是三国的连环画，可以读懂，但是人名地名仍有不少生词。那时候，也可以找到不少翻译名著，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恐怕都嫌艰深，不易理解。当然，这时候的阅读也是一种补习，可以自学一些生字，增进知识。他认的字会逐渐增加。
1969年在农村，习近平谛听九大名单，父亲复出无望，他徘徊忧闷，染上了烟瘾。他不安心在生产队劳动，偷回北京，结果被再度关押将近半年。在少年管教所里除了朗读毛主席语录，背诵公安监管条例，绝无其它阅读机会。恢复自由以后，他去姑母家养病，应该可以阅读一些书刊，估计到了1970年后他逐渐突破了三千七百汉字的瓶颈。理解思想性很高、艺术性很强的作品就难说了。这时他的母亲齐心看到了关于大学到农村招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写信给生产队党支部要求督促习近平，也写信给他本人，要他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大约1970年下半年开始，习近平的情绪才基本稳定。
政治表现干扰读书与深思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16.7—2017.3）连续刊登了《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的报道。其中介绍了与习近平同时到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雷平生、雷榕生兄弟。兄弟俩专门谈到了他们的读书情况。倒是列举了三人当时共读的一些书目。因为兄弟俩是军队干部子弟，所以书籍多是军事著作。例如《克劳塞维茨选集》，《罗斯福见闻录》、《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等，还有就是比较多见的《中国通史简编》和《斯大林时代》。其余则是当时各级党委都要求阅读的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其中连习近平从家中带来的1952年版繁体字《新编知识辞典》也提到了，偏偏就没有证实他书单中的那些资产阶级翻译名著。说来也是合乎逻辑的。
习近平的性格不属于青春浪漫型，执着而讲实惠。他和母亲的共同目标就是积极表现，争取得到推荐上大学。我们不要忘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书单里那些翻译名著无一不是禁书，是官方认为的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化渊薮。接触这些书籍就是一种消极甚至落后的政治表现。战史文献还可以说是有关革命战争，看那些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书，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了。虽然文盲村民不一定明白，但是多少还有回乡知青和并非全是文盲的社队干部往来接触。
例如习近平曾经托一名社队干部带一封信给雷榕生，不料此人半路拆看了信件。信中竟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当时议论江青可是严重的政治大罪，为此习、雷一起送给此人一件军大衣作为礼物，请他封口缄默。这件事充分说明，即使是插队知青，当时政治上也得处处小心。作为争取推荐上大学争取入团入党的积极分子，习近平绝不会不注意自己的政治表现。犯不着为了看几本翻译名著、小资闲书干扰了母子俩配合默契的政治攀爬仕途。再说他回忆说，积极参加生产以后，整天累得精疲力尽，常常连洗脸洗脚都免了，是否读书也少不得要为政治表现让路。1974年入党前夕他被借调八个月担任另一大队的整改工作队员。工作队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讲政策、讲路线，他还天天捧着一本什么人权、人性的翻译名著思考研究，可能吗？
1975年习近平进入清华。大学三年他能否阅读这些翻译名著呢？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是没有个人隐私的。七八个人同住一间上下铺寝室，一起上课，一起下厂开门办学，搞批判斗争。习近平担任班级党支部宣传委员，必须是政治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表率。当时的清华是什么氛围？领导班子是谢静宜和迟群，是毛泽东、四人帮红得发紫的极左打手。
舆论上张春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喧嚣一时，作为清华工农兵学员、党员干部，他敢公开或私下里阅读那些法权、人权平等之类的翻译名著吗？他不顾及毕业鉴定里政治正确的评语吗？四人帮那套极左文化学术标准随着所谓的“继续批邓”一直断断续续到1977年，才逐渐被改革开放的热浪驱散。
1979年四月《读书杂志》发表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以后，人们阅读一些资产阶级文献才逐渐不再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的表现。对于习近平来说，情况也一样，在大学期间他也不大可能阅读这些汉译名著。他上大学期间流行一些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如《热的血》、《落角》、《白轮船》等和美国戴姆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的书。都是党内允许阅读的。
有人回忆说习近平在清华时向同学借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政治经济著作。那应该是快要毕业的1978年了。当时他表示不想毕业后从事化工合成科技工作。真是笑话！当初填报志愿，三个志愿都填清华，难道不知道清华是理工科院校吗？大概是他学习了三年化工，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理工科的特长，还是想回头从政吧？等到习近平毕业出任国防部秘书的时候，他已经25岁，跟第一任妻子柯玲玲结婚不久又离婚，早已淡出了青春时代而步入政坛。平心而论，作为中共高官，相对于党内休闲就时兴讲荤笑话的群体来说，他也应该算是比较注意读书的干部。但是这时读书跟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已有很大不同。
赤子之心和党政思维
青少年读书抱持的是一颗赤子之心，如果是优秀的作品，会与作者有心灵的交汇。人性和人道主义，普世价值会在交汇中往还震荡，陶冶读者的性情。罗曼罗兰的诘问：“人活着如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那还有什么意义？”会让读者立志追求真理；《忏悔录》开篇时卢梭的自白：“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会让每一个秉持赤心的少年从此对自己的说谎意图提出冷峻的自责。
在青少年时期，习近平应该会接触到知青读书暗潮的不少书籍。但是当他年龄稍长，识字渐多，开始读书和思考的时候，又过早地回归了党政体制（入团入党上大学），失落了赤子之心，顺随了党政的政治思维。因此当中国社会也开始议论人权和普世价值的时候，习近平竟斥责西方人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当全世界庆幸斯大林体制终于在苏联崩溃的时候，习近平叹息说苏共“竟无一个是男儿”！
据党校教师介绍，针对党政梯队接班人，地方和中央党校不断指定讲师安排一定的书目，给梯队接班人“讲读”。讲师选一本书，先讲内容提要，再选个别章节，分析点评之后，这本书就算读过了。这种读法，十年二十年下来书目一定相当可观。习近平当了多年的各级党政梯队接班人，书单所提到的那些西方翻译名著，正是八九十年代学界最为推崇的书目，讲师们也愿意推荐讲读。
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和潘恩的《常识》，德国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还有不少翻译名著都是在习近平正式从政（从国防部到正定县）以后才有中文版的。不可能是他早年的读物。“讲读”过的名著，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读过，作者和背景他也大致都能说出；对他来说，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这些都是西方的翻译名著。既是西方名著，何不拿来列单展示？洋洋洒洒、附庸风雅的书单就问世了。孰料这些名著的深意皆是民主宪政的思想精华，刚好是当今中宣部需要打压封锁的普世价值！
（2018-4-23世界读书日）
注：
对于初中一年级生，较为难懂的文言举例：
⒈却说韦皋久镇蜀地，自知年纪渐老，万一西番南夷，有些决措，恐损威名。上表固请骸骨，因荐遐叔自代。（《三言》982页，韦皋和遐叔是故事中的人名）
⒉帝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议郎蔡邕上疏，以为蜺堕鸡化，乃妇寺干政之所至，言颇切直。帝览奏叹息，因起更衣。曹节在后窃视，悉宣告左右，遂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三国演义》第一回第一页，蔡邕和曹节是历史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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