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政权与国共分裂[编辑]
自北伐展开后，中国共产党员加紧夺取领导权，与中国国民党斗争日趋激烈，1927年2月在鲍罗廷控制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设武汉，议决削减蒋权力[1]:39。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80名中，中国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17][18]。
在北伐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共产党策动工人起事，企图夺取上海政权，引起商民疑虑[1]:39。3月24日，发生南京事件，国民党中右派势力称[19]中国共产党策动部分国民革命军针对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教堂、寺庙、学校、医院、商店、住宅进行烧杀打劫等排外运动，英、美军舰出于报复部分中国的这种行为，向南京开炮，中国军民死伤无数。
鲍罗廷并在武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所谓“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北伐途中剥夺蒋主席职务，降其为普通委员[20]。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推进，严重威胁著着帝国主义[21]:1465；蒋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22]:467；先后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清党，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21]:1465。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指责中国国民党内之中国共产党员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国民革命，要求对“中共首要”采取紧急处理，清除党内中国共产党分子[1]:39。
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或谓四一二政变），4月18日另立南京国民政府[9]:42。设“清党委员会”，实行武力清党，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缉捕中国共产党员[1]:39。鲍罗廷也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中共土地改革路线为：“有土皆豪，凡绅必劣”。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达成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协议。
4月6日，“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蒋于北伐途中清党，张作霖即于北京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表明与国民革命军皆反共，不必互相为敌[23]:233-237[24]:472-474。张作霖得到公使团同意，搜查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58名中国人。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发现莫斯科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尚是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25]:65。还清查出苏联企图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26]，查获并向外界公开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企图取代北洋政府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文证企图汇编”），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中国政府的运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
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27]:65。4月，汪精卫回国，秘密前往武汉，武汉国民政府迎汪复职，“四一二事变后”开除蒋介石党籍，下令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也调兵遣将，对武汉政府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史称“宁汉分裂”[1]:39。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9]:42。此时武汉政府仍受鲍罗廷及共产党员控制，共产党员在湖南、湖北积极推行工农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和没收地主土地，引起军人反抗[1]:39-40。当时，入河南奉军五个军约十万人，分布在西平以北铁路线及开封、郑县等地，企图南犯[9]:42。国民革命军由唐生智率三个纵队五万余人，从驻马店地区分路北进[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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