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就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被打成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中宣部长职务。9月30日，被“隔离反省”。
1966年11月28日，北京举行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会上说：“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从此，一场批斗中宣部的“阎王”们的斗争浪潮在北京以至全国掀起来了。陆定一被批斗
1966年11月30日晚，中宣部文革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新任中宣部长陶铸的指示，讨论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大家认为，陆定一是最顽固、最凶恶、最反动的大阎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他在全党全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一定要“积极组织这场大斗争，斗倒、斗垮、斗臭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
中宣部在12月连续召开三次批斗陆定一大会，陶铸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大会。他说，陆定一统治旧中宣部21年，一贯是阳一面，阴一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结成反党黑帮集团，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罪大恶极。陶铸要求大家把斗争“大阎王”陆定一的仗打到底，并警告陆定一必须俯首认罪，彻底悔改，争取重新做人，否则，死路一条。
之后，陆定一被大会批，小会斗。他后来回忆说：“我被拉出去批斗，大规模的斗争会，至少有八、九十次……小的批斗会更不计其数了。”
陆定一被逮捕
被隔离审查、批斗一段时间后，陆定一被正式逮捕。他后来回忆说：“1967年10月9日，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9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与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不想死，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陆定一被关秦城监狱
1968年5月25日，陆定一被押解到秦城监狱。监室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这个数字的特定含义是：68是入狱年份；1是特等犯人；64是囚犯编号。从此，陆定一的名字就叫“68164”，这一关就是10年。
审讯仍在继续。有时，专案组三更半夜突然提审他，讯问完了叫他回牢房写材料。有时材料写好了，专案组的人看也不看，当着他的面撕毁。这样的牢狱生活一年、两年、三年，周而复始地过着，没有正式审判他犯了什么罪，也没有说明判多少年。他无书可读，也看不到报纸，与外界完全隔绝。
期间，他不断写申诉信，连自己也不知道写了多少次，然而，所有申诉信石沉大海。有一次，专案组看到他的申诉，暴跳如雷，大骂他企图翻案，决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陆定一再次被带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洗完澡后又被带上。
1975年11月12日，中共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决定将陆定一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
陆定一不肯出狱
当专案组向陆定一宣布这个决定后，陆定一坚决不承认这些罪状，拒绝签字。不签字，就意味着不能出狱。陆定一继续被关在秦城监狱。之后，他一再申诉、上告，但无人理睬。
1977年底，陆定一心脏病又犯了，被押解到北京复兴医院。病稍好些，陆定一继续申诉。1978年8月13日，他写了一封致中共政治局的申诉信，对3项13条罪状逐条反驳，要求平反，释放出狱。这封信上交后，照样石沉大海。
之后，陆定一写了一封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申诉信。他的儿子陆德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释放两位老人。《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顶住压力，将陆德的信在“内参”上发表，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送给在京的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1978年12月2日，中组部的一位副部长和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驱车到复兴医院，把陆定一接出去了。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在家到这时，陆定一失去自由将近13年。
陆定一得罪了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陆定一是首任中宣部长。之后，还担任了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兼任文化部长，长期分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宣传。
1964年7月，毛泽东提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颗重磅炸弹——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当时，中共最高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暗中策划的，以为只是一篇普通文章。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没有吭声。北京的各大报纸如《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等都没有转载。这令毛泽东非常生气。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但只局限在学术领域，没有扩大到政治领域。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会议。彭真首先说明：已经查实，《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与彭德怀、与庐山会议没有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陆定一对此表示赞同。2月4日，会议形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2月8日，彭真、陆定一等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没有反对。之后，《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毛泽东表面没有表示反对 ，内心却对《二月提纲》极度反感。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同江青等人谈话时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做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店，要打到阎王，解放小鬼。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有了毛的这番连珠炮，陆定一在劫难逃。
陆定一得罪了林彪
至于得罪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则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1961年以来多次写匿名信揭露林彪的妻子叶群。其中一封信中有一首打油诗：“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直到1966年春，严慰冰写的一份材料被送给林彪，林彪觉得笔迹很熟悉，送公安部做笔迹鉴定，才发现上述匿名信都是严慰冰所写。陆定一妻子干了这档子事，做丈夫的自然脱不了干系。
严慰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关秦城监狱13年。她的二妹严昭、三妹严青梅、四妹严平分别被关押秦城监狱9年、9年、8年。她的母亲过瑛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死于狱中。
跟着共产党 夫妇家人同坐牢
陆定一1906年出生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他先加入国民党，希望实现工业救国、技术救国。后受到更加激进的马列主义影响，1925年秋加入共青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20世纪20年代末，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少共国际代表。文革前，陆定一“革命”40多年，既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牢，也没有坐过日本人的牢，却被中共监禁13年。
陆定一的岳父严朴家是无锡有名的大财主，他在1926年左右把田地分给农民，之后又变卖家产，追随共产党上了井冈山，曾在瑞金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中共元老陈云曾称赞他是“三公子毁家闹革命”。严朴的长女严慰冰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女，她也抛弃富家千金的身份，追随丈夫和父亲，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结果，4姐妹同坐共产党的牢，母亲还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
结语
中共建政后，中宣部一直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但到文革前夕，中宣部官员对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没猜透，结果跟不上，被毛斥责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打倒、监禁13年，副部长姚臻被逼上吊自杀，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张子意、林默涵，秘书长童大林分别被关押9年、8年半、8年、10年、6年。中宣部的“大笔杆子”刘克林跳楼自杀，王宗一服安眠药自杀，高征绳“被自杀”，许立群出狱后因精神分裂跳楼自杀。1967年6月1日，中宣部被撤消，200多名工作人员全部下放宁夏贺兰山脚下的“五七干校”。
为中共摇唇鼓舌，充当笔杆子的人，最终都成了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文革留给今天中共笔杆子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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