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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

蔡咏梅:四川荥经县大饥荒人吃人地狱

 

作者editor

 10月 9, 2019  

四川省是全国大饥荒饿死人之冠:一千二百万。荥经县又是四川之冠:九万人饿死五万!而且普遍的人吃人、吃尸体,完全是一个人间地狱。这样严重的事件,中共当局至今没有一个字的交代。

日前四川几位民间人士撰写编辑出版了《大劫难——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四川荥经县大饥荒纪实》,这本书从历史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四川荥经县一段被中共当局极力掩盖和遗忘的历史惨案真相,最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大跃进不但饿死千千万万的农民,而且还在一个非战争年代导致惨绝人寰的人吃人浩劫。

荥经县是四川盆地西缘雅安地区一个人口稀少的农业县,现全县人口十四万。上世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因为毛泽东大跃进失败引发的大饥荒,四川为重灾区,饿死人全国第一.据书中引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一九六二年冒险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他对杨尚昆说死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但正式向中央报告只敢说一千万。饿死人若按人口比例算,全国应以四川荥经县最惨。当年荥经全县人口九万,饿死的竟然达到五万人左右,已超过该县一半人口,三年中以一九五九年一年死人最多,为三万五千人,即全县四成人口。这段惨痛历史在当地称为“五九大饥荒”或“荥经惨案”,虽然官方讳莫如深,但那些惨烈的真相一直活在当地民间的记忆中。

这本大饥荒纪实的两位编者之一童梓平现年八十六岁,浙江宁海人,中共革命干部,一九四九年由重庆地下党派遣他来到当时尚未“解放”的川西边城荥经县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基层,五九年摘帽后派到生产队做包队干部,亲历了那段饿殍遍野的悲惨岁月。另一位编者吴阿宁是荥经县一位文化工作者,当地民间社团“浅草文学社”的创办人兼其刊物《浅草》的主编。《浅草》近年刊登了很多关于荥经五九惨案的文章。对于“荥经当代史第一大案”,“正史语焉不详”,“形同空白”。两人愤怒质问:“五十年过去,难道几万活活饿死的人命,在史书上就这么不值一字?”因此抢救历史,把真相告诉后人,他们认为是自己作为荥经人义无旁贷的责任。

●原四川政协主席廖伯康曾向杨尚昆反映四川饿死1250万人。当时中央周恩来、邓小平都极力掩盖大饥荒灾情。

疯狂大跃进浮夸逼死无数农民

这本大饥荒纪实收录的叙述者都是当年那场惨绝人寰大劫难的亲历者,有当时的县区公社领导和基层干部,以及当时的公社社员、医务工作者、教师、学生、孤儿、外来救灾人员。此外还有荥经县民间人士石丰纲和北京学者余习广到荥经县实地采访大饥荒幸存者的记录。石丰纲与余习广前后共采访了二百二十一人,石丰纲个人采访的幸存者中有三十四位见证了人吃人的悲剧。该书选取了两人的采访实录若干篇章。

荥经县当时和全国一样,陷入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狂热。不但农业搞浮夸,放卫星。这个九万人的农业县也大炼钢铁,各行各业建土高炉。组织万人大军到两百里外的祁家河大矿山,用了好几个月,砍光原始森林烧木炭炼钢铁,但结果只炼出六斤三两废铁。

大跃进疯狂运动导致农业生产失败,粮食产量大降,但“亩产万斤”的产量浮夸反造成国家提高粮食征收定额,使得农民根本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为了向农民夺取粮食,中共当局发动“反瞒产私分”运动,农村基层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以残酷暴力手段向农民逼粮,其间逼死无数人命。在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被国家强行征收后,公共食堂断粮,荥经县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爆发饥荒。

荥经县位于川西大相岭(泥巴山)东北麓,雨量充沛,山青水秀,四季常绿,从来不虞饥荒。但此时惨变人间地狱。

余习广在书中说,该年十月荥经县大规模人口浮肿和死亡,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维持生计,上山剥树皮、刨树根、采野菜、挖观音土,走头无路就偷集体的饲料和种子,还出现人吃人,甚至杀活人来吃。

“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倒地的死尸。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有饿死者或乾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上千院坝和村庄灭绝人烟”。

不准逃荒、不准开仓救济灾民

在县城,死尸就往坑洞和沟里扔。“城外荥河、经河两岸沙滩上,死尸拉来堆起,河沙一搭就掩埋了。”在村里和镇街上,因死人太多,活人无力掩埋,到处可见骨瘦如柴的殭尸。有的死绝户,尸体在家里无人过问,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骨架。

廖伯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荥经县当时有个村庄全村人饿死,一个不剩,上面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尸体,新来的人本身在饥饿中虚弱不堪,又要出力挖坑埋人,结果也死了,上面又再派其他村的人来埋这些新饿死的人。

在中国历朝历代,一有饥荒,饥民会出外逃荒谋求生路,但共产党统治下,饥民连逃荒的自由也剥夺了,只能奄奄一息坐以待毙。书中说,当时的荥经县当局对外严格封锁消息,派人在邮电局外把守,检查来往电报和书信,还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阻止饥民外出逃荒要饭。外出要公社介绍信,没有就关收容所,不少逃荒者最后是死于收容所中。

而更毫无人性的是,就在五九年荥经县人大批走向死亡的期间,荥经县粮库里还有当年反瞒产高征购入库的国家计划粮食两千多万斤,但没人敢开仓放粮救济饥民。

人吃人、吃亲生子女、吃尸体

在这本书中,多位大饥荒幸存者讲述了大饥荒导致人性沦丧到人吃人的恐怖场景。有的是听说过,有的亲眼所见,有的本人就吃过人肉,最惨的是家里亲人被饥饿者吃掉。

编者的童梓平提到一位叫杨学蓉的农民亲生儿子饿死后,他把儿子的大腿肉割下来吃。另一位编者吴阿宁说,他的妻子田久芬那时年幼,因为脸比较红润,家里就特别担心被人偷走杀了来吃。石丰纲访问的幸存者谈到了三四十起吃人事件,其中十二宗是吃自己的亲生子女。

参与调查荥经五九惨案的杜治中亲眼见过路边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他说,此后“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波及开来。”倒在路边的尸体吃完了,就去挖出埋掉的尸体来吃。一个叫丁郭氏的农妇把自己刚死了的孩子煮了来吃,她虽然活过了大饥荒,但后来孤独内疚一生。

天宝公社社员石章辉回忆同院张姓人家七口人,全家先饿死五口,剩下儿子张么哥和他母亲,在母亲饿死后,张么哥将母亲肉割下来用火钳在火塘中烧了来吃。石章辉的年幼弟弟因为饥饿问张么哥要来吃。张么哥最后饿死。石章辉这位弟弟后来也因为吃了腐烂的人肉中毒而亡。

杨六蓉一家六口被饿死、被吃掉

六合乡星星乡的农民杨六蓉一家七口,先饿死她父亲等三人。一九五九年腊月接近年关,她和母亲、奶奶、弟弟和母亲去公共食堂等待分一点食物。她母亲饿昏过去,她的份量就被人吃掉了。而她的奶奶领到食物后,不管自己的媳妇,还对两个孙子说,“快点走,不然你妈又活过来,要吃我们的,我们又没有拿有她的那份。”杨六蓉随奶奶回家后,再也没有见过她母亲。她母亲当天饿死在食堂。

她第二天傍晚才知道“我妈妈被人砍成几块背回家弄来吃了。”大队干部告诉她,在同一生产队陈玉清家中发现她母亲的尸体,“肝脏弄在锅里炒得绿阴阴的。”但大队干部没有处罚陈玉清,只是责令他家把剩下的遗体埋了。但埋在什么地方,杨六蓉至今不知道。最后她奶奶弟弟也饿死,全家只剩下她一人成为孤儿。她在访问中为母亲的命运痛哭说,妈妈苦了一辈子,最后活活饿死,还被人吃掉,清明节想到妈妈坟前挂一束纸钱却知遗体在哪里?

沉痛的使命感:为五九呐喊

荥经县这场大饥荒直到一九六三年夏收之后才基本结束。这段惨绝人寰的悲剧给荥经人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他们希望公开历史真相。文革时期忠实执行毛泽东大跃进政策,对四川一千两百五十万人饿死负有主要责任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被打倒后,荥经县曾出现一个造反派组织,叫“五九呐喊”,出版油印期刊“五九呐喊”,为荥经大饥荒死难者喊冤。但这个组织很快就夭折了。

二○○六年童梓平和杜治中投稿文学刊物《浅草》,首次揭开荥经县的这道历史伤口,童梓平的文章后来还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经网络传播后引起不少震动。为了还原这段历史的全貌,童梓平多年来一直希望将大饥荒亲历者的见证汇编成书。他说,自己在荥经生活了六十年,出这本书是他人生最后一个任务,这也是他献给荥经三年大饥荒受难人民的最后一份祭品。

日前中共中办内部传达的九号文件为加强思想专制作了七不准新规定,其中一项是不准搞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即不准披露中共的历史黑幕,意图阻止中共体制内外对中共官修历史的质疑。因为在后极权的中国,统治者对历史解说的垄断遭到了挑战。近年中国民间修史蔚然成风,不少民间人士排除各种困难阻碍,以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孜孜不倦地挖掘二十世纪历史的真相,将一件件被中共颠倒的历史事件再颠倒过来,恢复其原貌,还历史受害者以公道,让历史的正义得以伸张。

2013年开放杂志8月号

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

袁世凯后人命运多舛

 纪元作者: 林辉

清朝灭亡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正式建立,民国初年先后任总统的有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他们的后人在中共建政后,命运多舛,或多或少都遭到了中共的迫害。或许袁世凯大哥袁世昌的长门曾孙袁启馥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代表了这些人的后裔,在经历残酷运动后的真实心态:“可惜人不能回炉,要是能回炉,我再出生不姓袁就好了。”这样的话只有痛到骨子里的人才能说出来。

本篇说说袁世凯的身后事和其后人的命运,所涉及的人物史实主要参考了张永久先生撰写的两本书《袁家有故事》和《袁世凯家族》以及《南方人物周刊:袁家后人在袁寨》。如果袁家在海外的后人看到了,发现不当之处请指正。

袁家祖坟被毁

1859年9月,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陈州府项城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祖辈多为地方名流,父亲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叔父袁保龄在北京任内阁中书。15岁时,袁世凯和弟弟投奔在京城的叔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因科举未中,袁世凯在1880年弃文从武,此后在军中逐渐展露头角,因军功得到朝廷的重用,后官至总理大臣等职务,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顺应时势,进行南北和谈,迫使宣统皇帝退位,并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成为民国首任总统。任内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施政,促进了社会发展,人民享有不少自由。不过,因为袁世凯曾恢复帝制,以及国共两党的政治原因,迄今史家评价不一,而官方尚无一个对其真正客观公允的评价。

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后,他的长子袁克定本想按照历代帝王的标准,将其坟墓建成“袁陵”,但执政的大总统徐世昌以其称帝时间不长,且已取消“洪宪”年号为由,只准其称为“袁林”。在古代,只有圣人之墓才称为“林”,比如山东曲阜的孔林,河南洛阳的关林。

“袁林”位于今天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胜利路,设计者是德国的工程师,其“仿明陵而略小”,堂院前的部分是明清皇陵的风格,堂院后的墓园部分则具有西洋建筑特色,风格是中西结合。

在民国时期,袁林一直受到保护,就连日伪时期,墓园也没有遭到破坏。1952年,毛泽东到此参观,指示“留着做反面教材”,但这并未使袁林逃过文革劫难。1973年袁家后人袁家骝回国探亲时,曾来到袁林祭扫。此时袁林中的石人、石马、石桌、石凳、石柱、石雕等几乎全被砸毁,花草树木也被砍伐了不少,一派颓败的景象。袁家骝默默在墓前献了一束鲜花和一炷香,连声叹息都没有留下,就默默地离开了。

至于袁世凯祖宅和祖坟的命运更加糟糕。1958年,中共“大跃进”大炼钢铁,人们疯狂地到处寻找铁制品。于是,位于河南项城的袁家祖坟群的铁栏杆被拆除了,家祠里的金属饰品被砸毁了,厨灶上多余的铁锅以及家里用的铜脸盆、铜汤钵等也都被扔进了小土炉中。还有袁家最为看重的重达一吨的铁牌家谱,也毁于一旦,所幸袁家后人袁家俊在被焚毁前,在一个夜晚,悄悄地在家庙中将铁牌家谱一一拓下来,后来这成为袁家人最为珍视的文献。

但劫难并未就此结束。1966年文革爆发后,袁家在项城的祖居地袁寨,被改名为“红旗大队”。“破四旧”时,红卫兵拿着红油漆桶,在袁家墓地的牌楼、碑亭、石柱和外墙上刷毛的“最高指示”和各类标语,幸好没有用炸药炸开墓穴。袁世凯的故居也被砸得乱七八糟。

1974年,省里工作队下来,组织群众“批林批孔”外加“批袁”。“有些年纪大的批着批着就哭起来了,说受过袁家的好处,工作队就不叫发言了。”守墓人侯金亮说,袁寨经过3次毁灭性破坏,只剩下50多间房,不少是危房。

袁世凯子孙繁盛 大多难逃中共运动

袁世凯的子孙很繁盛。他有一妻九妾,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28个孙子、31个孙女,儿孙总和达91人。袁世凯的儿子们基本都靠祖产过日子,许多人没有工作,除袁克定等少数例外,大多在50岁前去世。

中共建政后,袁世凯的后人有的留在了大陆,大多生活在天津,有的留在了美国。留在大陆的每个人在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都受到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有的改过名,有的跨不进大学门,有的入党艰难,有人半辈子沉默谨慎……他们中有教授、医生、工程师,有人做了中共的官,也有在老家当农民的。而在国外的袁家人中则出了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袁家骝,他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三儿子。

与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袁家人在中共治下活得很卑微,很痛苦。因为袁家后人太多,应该有几百号人,短短一篇文章无法一一道来,因此只选择几家人来讲,从中可窥见袁家人在中共治下的悲催命运。

长子袁克定一家命运

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正室于氏所生,并被袁世凯当做继承人来培养,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走南闯北,见过很多世面,可以说各方面都很优秀,但缺憾是腿有点瘸。据说,他是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积极推手,甚至为此欺骗父亲,包括炮制假《顺天时报》。在袁世凯知晓真相后,骂他“欺父误国”。

袁世凯死后,袁家逐渐败落,袁克定主持了家庭的大分家。抗战时期,因家境困难,他曾托人请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日军占领华北后,他拒绝了日本人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的邀请,并登报声明,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宾客。

1948年,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投奔表弟张伯驹,移居今北大承泽园。1949年后,在中共政协委员章士钊的安排下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有人劝他写点回忆文章,但却被他一口回绝。

袁克定有三个子女,女儿袁家锦、袁家第和独生子袁家融。袁家融生于1904年,16岁时赴美留学,与他一起留学的还有他的十叔袁克坚、十二叔袁克度。三人年龄都差不多。后来,袁家融又在美国上大学,先是在宾州拉法叶学院学习地质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地质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他享受了段自由美好的时光。1930年他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侄女王惠,她能诗能文,通情达理,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共生有7个孩子,比较有名的是现居加拿大的二儿子、画家袁缉燕,又名袁始。

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前夕,袁家融的美国同学设法弄了一架飞机要接他全家去美国,但袁克定不愿意去美国,更不愿意去台湾,坚持要留在中国大陆。为了尽孝,袁家融也就留下了。命运在这里再次转了个弯。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引述张伯驹的话“1958年克定80大寿,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缉燕说,“我记得爷爷是1957年去世的,祖母晚一年。爷爷没有活到80,是79岁时过世的,当时是在他自己家里。”袁克定的长子长孙袁萌临则回忆道:那是一间长条形的大约10平米的房子,住着爷爷、祖母(一位续弦)、一个老佣人和一个按摩师,4位老人想转个身,都难。

而袁家融先在开滦煤矿当工程师,后去绥远主持地质勘探,之后被安排在贵阳工学院当教授,1964年退休。1999年去世,终年95岁。

袁家融长子袁缉吴,又名袁萌临,1933年出生,小时候生活条件还是很优越的。1953年他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年轻时的他活泼开朗,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还喜欢溜冰、打篮球、骑自行车等。1957年,他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因此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偏远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黄连乡,而他的工作是从粪坑里取粪,然后送到指定地点供社员们使用。对于一个曾经生活在优越环境下的人,这样的惩罚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当地人在得知他是袁世凯的曾孙后,一群孩子经常跟在他身后唱着民谣等侮辱他,让他精神上再受创伤。有时孩子们还向他吐口水,用树枝抽打他,而他只能默默忍受着,任泪水流淌。他的孤单、无助,袁家人却爱莫能助。

在那里干了两年,袁缉吴得以回城。回城时他说:“黄连乡名副其实,那里的生活真的比黄连还要苦啊。”而曾经活泼开朗的他性格也发生了转变。回城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工作,晚年移居美国。2009年回乡祭祖后,在北京突发脑溢血离世。

出生于1941年的袁缉燕是袁家融的次子,他在四五岁时,曾经和爷爷袁克定一起生活了一年多。他回忆说,当时文史馆的人很多次拿着录音机,让爷爷讲讲辛亥革命时的事,但袁克定什么都不说,只是在那里看书。“他不愿意出卖他的父亲。我听老人说,有许多辛亥革命时期的事,尤其是南北和谈的事,好多都是他经手的。如果他能把那段历史说出来,辛亥革命的真相就会更完整一些。但是由于共产党把袁世凯作为负面人物,所以他就不说。那段历史很可惜,随着他进入棺材了。”

袁缉燕说他小的时候最怕上历史课,因为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讥讽。受母亲影响,他喜欢上了画画,并在195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河北美术学院学习油画,毕业后到中国科协展览部工作,后调到北京二轻局装潢设计室。文革爆发后,他作为“黑五类”子女被两次抄家,因传出他要被遣送回原籍,所以他索性就不去上班了,之后靠当临时工糊口,干了很多苦活累活脏活。

期间,袁缉燕与天津师范学院毕业的罗蕴华结婚,虽然生活艰辛,但两个人还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小天地,并在1968年迎来了他们的孩子袁仿吾,他长大后去了美国。

文革结束后,袁缉燕去《神剑》文学月刊当美术编辑,罗蕴华也进入杂志社当上了编辑。1982年,袁缉燕夫妇俩停职下海,成立了“原始装潢设计室”,赚了不少钱。从那一天开始,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袁始,希望一切都从新开始。

1987年,袁始关掉了正火红的设计室。袁始说:“为什么我对权啊、钱啊,不那么看重,因为我见多了富丽堂皇转眼成空!”“与其追求金钱、权柄,不如追求有永恒生命力的艺术。”1989年秋天,夫妻俩申请去了美国。袁始说,我们夫妇俩在社会上做了几十年末等公民、专政对象,我们在这个社会里的生存空间十分狭小。世界那么大,好吧,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吧。然而,出国时,他还是哭了。是啊,如果可以在自己的家园好好生活,谁愿意离乡背井呢?

说完了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一家的命运,现在再说说次子袁克文一家的命运。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是袁世凯在朝鲜娶的三姨太金氏所生,据说他出生时,袁世凯正在睡午觉,恍惚间,看见朝鲜国王牵着一只脖颈上套着金黄色锁链的花斑豹笑眯眯走来。快到门口时,豹子挣脱锁链,直入内室。袁世凯惊醒后,听见内室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袁克文降生了。因此,袁克文被父亲赐字“豹岑”。

袁克文虽然是金氏所生,但因为大姨太沈氏没有生育,他便被过继给了沈氏。沈氏对他十分宠爱,生活在优越条件下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他,才情十分出众,被时人誉为“民国四公子”之首。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他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他的藏书楼曾收藏二百部宋版书籍,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他生活放浪不羁,妻妾成群,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惹恼了父亲而逃往上海,加入青帮,以保全自身,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有“天津青帮帮主”之称。他比当时的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的辈份都要高。一个民国总统的公子,却加入帮派组织,这样的反差惊世骇俗。

袁世凯死后,他继承了一份遗产,但是,由于他花钱如流水,很快将家产败光了。最后,不得不以卖字为生。1931年病逝于天津,享年41岁。去世后,他亦师亦友的亲家、也是民国大家方地山写了一副挽联:“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无可奈何唯有死;生在天堂,能入地狱,为三太息欲无言。”

袁克文有4子3女,即儿子袁家嘏、家彰、家骝、家楫,女儿家颐、家华、家祉,其中家华后来迁居美国,袁家彰、袁家骝留学美国,皆学有所成,均加入美籍并定居。袁家骝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他的妻子就是“物理女王”吴健雄。

袁家嘏娶的是民国奇人方地山的女儿方庆根,两人的儿子袁斝(jiǎ)承是个另类,是袁家第一个中共党员。他高中还未毕业就参加了汪伪海军,在刘公岛集训。后岛上官兵在1944年11月发动起义,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中共派人与他们联系,他们便整体投共。当时中共《新华日报》还专门作了长篇报道,题目是《我军事政治攻势下山东威海卫刘公岛伪海军反正》。

袁斝承参加起义时才18岁,当年便加入了中共,此后跟着中共南征北战。在中共进驻北京后,其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公安部中央警卫师,袁斝承在中南海警卫一师任管理股长。其后,在中共海军成立后,23岁的袁斝承调至华东军区海军部,先后任“西安舰”副舰长、“开封舰”舰长。

29岁时袁斝承到中共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59年33岁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战术教员,1963年调到海军学院,继续担任战术教员。1966年,袁斝承转业到中共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工作,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1972年返回上海,分配到上海石化总厂任接待处处长、办公室主任。1979年退休。

袁家楫是袁克文的四儿子,是妾室于佩文所生,小时候很调皮,喜欢游玩,经常逃学。1942年,他升入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因不愿被强迫学习日文,常常在课上捣乱,被老师报告给日军当局,准备逮捕他。家楫不得已逃到了山东威海,也是在刘公岛考入汪伪海军第七期,入水兵科。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在青岛成立中央海军训练团,将当初在刘公岛学习的水兵们召回集训。1949年,他随军舰撤退到台湾省,后来又被调往中胜舰。当年10月,中胜舰受命驻防马祖岛,舰长乘机到香港运水货走私,家楫被派到岸上联络,便借机逃走了。

袁家楫先去投靠在香港经商的舅舅刘懋颐,但却不被舅妈待见。于是他又去找十一叔袁克安,但袁克安去了美国,接待他的是袁克安的夫人。袁克安是袁世凯的五姨太所生,早年在美国留学十年,中文不是很流利。

等了几天,袁克安终于回来了,性格开朗的他将侄子抱在怀中,表达着喜悦的心情。他建议袁家楫一是留在香港工作,可以先去国泰航空公司做打字员,二是去美国找袁家骝,继续读书。对这两条路,袁家楫都不太愿意,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彷徨中,袁克安又飞去了美国,滞留香港的袁家楫在一个在海轮上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描绘的天津“欣欣向荣”的局面所蛊惑,跟随其在1950年6月偷偷回到了天津。回来后,因没有工作,他就整日在家教朋友们跳恰恰、伦巴和各种爵士舞。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1951年4月,袁家楫被拘押审查,因为怀疑他是台湾特务。此后,又因被指冒充公安人员,他被判刑三年。刑满之后,他作为农场强制留用人员在多个窑厂、农场改造了20年。在这期间,他种田、养猪、烧窑、推轱辘、修水渠、盖房子、开拖拉机……各种体力活都干过。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同父异母的哥哥袁家骝回国探亲后。1973年,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作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荣归故里,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他们说道:“你们袁家出了三个‘家’,你祖父是政治家,你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周恩来的戳心之语,让袁家骝内心感到了一丝悲凉。

回国自然要见见自己的亲人,袁家骝还特别提出,自己有个弟弟还在监狱中,想见见。出于统战的需要,周恩来便亲自责成当时的天津市委和市革委会,用三天时间,突击为天津的袁世凯后裔落实各项政策,包括退赔私产、恢复名誉、安排工作等。对于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袁家人而言,袁家骝的出现和所受到的待遇,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这里先说说袁家祉与哥哥见面的情况。生于1915年的袁家祉,一岁多祖父去世,三岁多时,被生母抛弃,生性风流的父亲也很少关心她,其在袁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中共建政后,她做过洗衣女工,也在托儿所当过阿姨。她的丈夫段昭诞是民国另一位大人物段芝贵的亲孙子。1961年丈夫病逝后,她独自一人抚养四个子女。每天早晨,她到街道的劳动调配站去报到,等待分配一个个临时工作:拉板车、扛粮包、提灰桶、挖树坑、掏厕所、糊火柴盒……什么样的苦活脏活她都得干。不过,比肉体更痛苦的是中共历次运动中的精神折磨,以至于后来有人说话大声点,她都会躲起来偷偷发抖。

接到哥哥袁家骝回国探亲的电报后,袁家祉激动得嘴唇打战,但是第二天上午,中共当局便派人警告她,在和袁家骝会面时,要严格遵守如下几条:不准议论时事;不准谈论政治;不准泄漏国家机密;不准做任何有辱国家的事;不准把袁家骝带到这间破烂房子里;到车站时全家要穿新衣服;见了面要面带笑容,不准哭……看来中共也是相当要脸的,生怕自己残害百姓的事被外界知晓,至于所谓的“泄漏国家机密”,不知是否告知对方的真实生活状况就是所谓的“机密”。

到了和袁家骝见面的那一天,袁家祉一家人都穿上了新衣服,而她穿新衣服的时间在她的一生中实在是太少了。当袁家骝看着妹妹一家人穿着新衣服,像演戏一样和他说话,心里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袁家祉强忍着眼泪,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等到送袁家骝回宾馆,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时,袁家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扑到哥哥身上,哽咽着说:“哥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一句话未说完,眼泪汹涌而出。

2002年88岁的袁家祉去世,他的儿子段夔退休前是天津市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而在农场劳动的袁家楫期盼着与二哥见面,却最终没有等到,应该是中共刻意不让二人见面,以免泄露所谓党国迫害人的秘密吧。得知二哥回美国的消息,袁家楫一个人躲在苹果园里痛哭了一场。直到1975年,袁家楫在25年的非人生活后重获自由。他被安排到天津市交通局汽车修理六厂,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但是没几年,妻子刘爱芳就于1985年去世了,她是农村地主的女儿,两人是经别人介绍结婚的。两人生有一子一女。即便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她,让她和袁世凯的孝子贤孙离婚,她都坚持不离,并反复说:“我们都是苦命人,他知道疼我。”

袁家楫在2011年接受张永久采访时,曾苦涩地说:“这辈子的遭遇尽是伤口,唉……。”2013年袁家楫死于心脏病。

袁克端一家人的命运

袁世凯的第四个儿子名叫袁克端,曾在张作霖身边担任参议,但是,连班都不会上。据说他为人非常狂妄,在袁世凯称帝时,他私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皇四子”三个字。他还是个大烟鬼。在袁世凯离世后,袁克端难以接受生活中的反差,所以很快精神失常了,后半生主要靠典卖遗产和股票为生。他娶的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两人生有两子三女。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最小的女儿袁家倜。

出生于1924年的袁家倜,小时候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长大后嫁给了当时天津工商界比较有声望的元丰五金行老板丁竹波。两人生有三儿一女。中共建政后,在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就是要取缔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丁家也受到了冲击,再也不能随意不带钱就买东西了。

文革爆发后,袁家倜全家(除了在甘肃插队的大女儿)被遣送到天津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是八年,直到1973年堂哥袁家骝回国,他们的境遇才有所改变。1978年,终于从农村回到了天津市。1987年,63岁的袁家倜来到深圳,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第一代创业者。6年后,她在深圳买了一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元。此后她回到天津。

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袁家倜开了一家西餐厅,取名“苏易士”,由袁家骝题写店名。这家餐厅后来在天津成为一个餐饮品牌。袁家倜还非常热衷于做慈善,在天津蓟县她先后资助了20多个孩子,每个孩子一年5000元。

袁家倜的哥哥、也是袁克端的次子袁家宾,曾担任天津一轻局日用化工厂科研办公室秘书,在中共运动中被受到强制管制。年轻的他不谙世事,还跑去问领导原因,领导说:“你是袁世凯的孙子,不管制你管制谁?”从此他的周末必去派出所汇报思想、自我检讨。也是在袁家骝回国后,他被解除了强制管制,成为“控制使用”对象。文革后,中共出于统战的需要,让他当上了区政协委员等,撰写了不少关于袁家的故事。

袁家其他人的命运

袁世凯的五公子袁克权曾与兄弟袁克桓、袁克齐留学英国一年,1914年回国后,与晚清大臣端方的女儿陶雍成婚,彼时他只有16岁,两人婚后情投意合。据说他是谦谦君子,富有才学,感情丰富深沉,既浪漫又敏感。

两年后,父亲去世,只有18岁的袁克权陷入了极度苦闷中,因此写了很多诗排解苦闷。靠着妻子丰厚的嫁妆,两人的生活还是很富足的。袁克权有时还会与其他文人诗酒场合,民国作家张恨水创作的小说《金粉世家》中的很多故事就是从他那里听说的。

1941年,袁克权去世,与他感情非常好的夫人陶雍也在他病故不到一年便追随而去。他们留下四男四女,其中老大早逝,以二子袁家说、二女袁家诜(shēn)最为出色,两人的古体诗都写的不错。袁家诜因在台湾一所中学任教,躲过了中共的迫害。

袁家说为人正直善良,毕业于天津达仁学院,娶的是出生于平民之家的古志求。通常,毕业于达仁学院的人大多从事与经济有关的工作。1949年后,袁家说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工作,古志求则在工商联上班。因为家庭背景,袁家说在中共历次运动中,都成为重点监管对象,不断地被审查,不断地被要求交代问题,古志求也被派去参加农村工作队了。

文革前一年,他们被勒令从袁家大院搬出来,他们搬到了古志求的娘家附近,以求有个照应。文革后期,袁家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革后,他被分配到天津农业银行工作。因为精神苦闷,他常常抽烟喝酒,身体也垮了。晚年时,他常常对妻子说这样一句话:“这辈子我没给这个家带来好运,带来的全是霉运。”“这辈子我也对不起你。”妻子则安慰他,让他不要那么想,很多事是个人无法掌控的。

1993年,袁家说离世,结束了充满了苦难回忆的一生。他有两个女儿。

说完了袁家说,再说说袁世凯的六子袁克桓。袁克桓年轻时曾去英国留学,二十岁时娶了江苏巡抚的女儿。受母亲影响,他走上了实业之路,曾是北方屈指可数的工商实业大家之一,曾被列为天津市副市长的候选人,但被他婉拒了。1956年去世。他有五女二男。长子袁家宸,曾留学美国,在纽约大学研究院主修经济学,回国后因为政治运动,一直从事中学教育。2002年病故,终年83岁。他的儿子袁弘宇回忆了文革抄家时的惨景。他的弟弟袁弘哲1951年出生,文革时正赶上上小学,他被同学押上课桌批斗。后来他被发往内蒙插队。文革结束后,他考上天津对外经济联络局的翻译,后在美国经商。

而袁世凯的八子袁克轸的儿子袁家政,在1949年前夕曾与家人逃到了香港,1956年受中共欺骗放弃了去美国读大学的机会,并且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回大陆读大学。在他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第二年,反右运动爆发,袁家政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安徽淮北的北大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70年被选中到条件非常艰苦的西北西昌中学当老师,后被下放到中学农场劳动改造。

袁家骝回国的消息,袁家政是从中共党媒上看到的,他非常激动,“跑到山坡上连跑带喊,把十八年憋在心里的话全部喊了出来”。遗憾的是,等中共当局查到袁家政的下落,袁家骝夫妇已经回了美国。他们托中共外交部转交给这个流落在西北的弟弟一笔美金,但外交部拒绝转交。

没有见到哥哥的袁家政,情绪更加低落。1975年,他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西昌一中继续教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去了香港,后去美国读书、定居。

袁世凯第十子袁克坚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无用武之地,曾在一所中学短暂做过英文老师。中共运动来后,因为害怕,所以不辞而别回到家中,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直至1960年去世。其长子袁家禧曾虔诚相信马主义,但在经历几次运动后,深感前途无望,精神长期抑郁,在1962年一个寒冷的冬夜投河自尽。

次子袁家诚被迫将分家时分得的四十间房子“自愿”捐献给中共,也因此躲过了文革。但他连续五年高考成绩优秀,但因为海外关系,就是上不了大学。1970年,他和妻子被下放到内蒙,直到1978年才回到天津一所医院工作,一直做到放射科主任。他曾说道:“袁家到我们这一代真是背透了,袁氏家族的好处我们一点没沾上,袁世凯孝子贤孙的恶名却让我们背了大半辈子。”

而袁世凯的第十四子袁克捷与其父袁世凯长相相似,所以,人们都喊他“袁大头”。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娶了一北京女招待,后离婚,生有两个儿子袁家振、袁家威。袁克捷性格沉闷,不爱说话,即便别人与他开玩笑,他也沉默不语,但他是一位大孝子,将自己的母亲叶氏照顾得无微不至。叶氏是袁世凯的六姨太。

1955年,他相应中共号召,携老带幼从北京移居到宁夏贺兰县居住,开垦新农场,因出身特别,被列入监管范围,但仍可以勉强度日。然而,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到来,袁克捷一家经常吃不饱饭。年近半百的袁克捷一下子衰老了很多。一天,袁克捷和大家一起干农活,中间休息时,性格沉默的他独自一人到其他地方休息。结果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人们四处寻找时才发现他蜷缩著身体,躺在沟里,已经死去多时了。两个月后,他的母亲叶氏也随他而去了。

最后说说袁世凯的遗腹子袁克有,母亲也是叶氏。他出生时,袁世凯已经去世了,照袁世凯的遗嘱,男丁每人分现款1万元,股票8000余股,房屋20余间;女儿每人分现款7000余元,其他财产无份;母亲们由各自的孩子抚养,不给钱财。所以,出生较晚的袁克有没有分到遗产。

1928年,冯玉祥派人抄没了袁林和袁宅,11岁的袁克有跟着老管家徐东海搬到了安阳市裴家胡同居住。在当时,他是唯一一个留在河南老家的袁氏后人,徐东海不离不弃,并帮助他结了婚,还生育了两儿一女。后来,他抛妻弃子,独自一人前往天津寻找袁氏宗亲,凭借自己的一点雕刻手艺挣钱谋生。从此,再也没有与老家的妻儿联系过。1953年,在天津病逝,时年36岁。

结语

留在中国大陆的袁世凯儿孙辈的多舛命运,其实不过是无数中国人悲催命运的缩影,而罪魁祸首正是一直靠谎言欺骗大众的中共。然而,直至今日,中共仍在戕害着中国人,疫情下的一个个悲剧,让无数中国人同样意识到不清除中共,中国人的苦难就不会停止。让我们期待着清算中共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2022-10-01

2022年11月3日星期四

《權力的遊戲》是一部反映人類專制社會的史詩

 发表于

有人說【甄嬛傳】離【權力的遊戲】有一百個【老友記】的距離。

這沒辦法,只要有廣電總局存在,中國的電影和電視幾乎就沒法看。

【甄嬛傳】試圖講述帝制之下,無論多麼工於心計,皇帝和後宮都自傷其身,深受其害。但畢竟流於庸俗膚淺。

【權力的遊戲】則濃縮了中世紀一千年英國曆史,圍繞權力的攫取,映射了維京人,日耳曼人,蒙古人等多族裔之間殘酷血腥的爭鬥,再加上靈異奇幻情節的烘托,帶給人更寬廣立體的深思,堪稱人類文明進程的史詩。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是宮鬥劇【甄嬛傳】遠遠不能達到的。

從七國爭雄到百年戰爭,從君主專制到議會共和,不管是一個朝代,一個家族,還是個體公民,權力的爭取和文明的演進從來都是血與火的凝結。

【權力的遊戲】就像一本人類還沒進化到憲政文明時代的百科全書,折射了古代專制社會各個方面的社會現象,並能將歐美與中國對照,發現其中諸多的相似點。

君臨城:《紅樓夢》,《金瓶梅》;
五王爭霸:《三國演義》;
騎龍遨遊,雪域異鬼:《西遊記》,《聊齋誌異》;
守夜人:《水滸傳》;

巫術奇遇:《世說新語》,《三言二拍》;
騎士遊俠:《遊俠列傳》,《唐傳奇》;
……

從這部美國製作的史詩劇作來看,權力至上的專制社會下,有很多共同心智模式,相像行為特徵和類似社會現象,不管是在古代歐洲還是亞洲。

這也說明,歐美社會進化的方向,也是中國、俄國這些文明窪地進化的方向。

中共說中國不適合三權分立下的憲政制度,只適合在共產黨這樣的類黑社會組織統治下在專制極權的泥潭裏打滾,這個呢,純屬放屁。

從王權專制進化到憲政文明,是文明的質變,相應人群的心智模式和社會行為也發生了質變。

對於還沒進化到憲政文明的中國,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行為習慣則還停留在專制時代。這構成了潛在文明衝突的鴻溝。

文明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憲政文明和野蠻專制之間。但自由必勝,公義必勝,憲政必勝。

不管是歐洲還是亞太,人類經過無數鐵與火、血與淚的洗禮才明白到這一點,才走到今天限制權力的立憲共和。

任由一人、一族或一黨獨霸天下,結局就是生靈塗炭、天下皆輸,沒有任何人能倖免於此。

中國共產黨是個沒出路的黑社會政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沒出路的極權專制國家。早點亡黨亡國,是對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巨大貢獻。

“人人因受造而平等”,這麽簡單的一句話,靠兩三代人是想不明白的,要靠幾十代人詭譎血腥的殘殺才能逐漸明白。

甚至幾十代人數千年血腥的殘殺都還沒明白過來,比如今天的中國。

2022年7月26日星期二

“乌球子树老来红,荷叶老来结莲蓬”——宋朝养老制度的完备

 


中国自古就有尊老养老的传统,在儒家文化的盛行下,尊老养老更是成为人伦道德的必备要求。因此各个朝代对养老问题都十分重视,大力建设相关养老体系。说到养老体系的建设,就不得不提到百花齐放的宋朝时期。当时宋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科技水平更是领先于世界,社会生产力水平全面辉煌。其中宋朝的养老体系令后人惊叹不已,作为寄居于中国古代体系中的一支,且徐徐展现出自身的魅力。

一、多样化的年龄阶段划分标准,对于“老”的界定,上升到国家层次的社会约定,形成养老体系的初步雏形

虽然中国古代在各个方面的界定都有一定的标准,但每个朝代的界定标准肯定都略有差异,就如“老”的界定,各个朝代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先秦时期规定年过六十就可被称作“老”;两晋时期规定六十六岁为“老”;而繁荣昌盛的唐朝则规定六十岁以上可以看作是老人,由此看出不同的朝代对“老”的划分标准都不统一。

老叟图

在宋朝初期,宋太祖在乾德元年颁布的诏令中写到:

“诸州版簿、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始令诸州岁所奏户帐,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

而后宋朝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情况日新月异,宋朝又将“老”的划分标准界定在五十岁,但是到了宣和二年,宋朝又将“老”的划分标准改为六十岁。虽然宋朝各个时间段对“老”的划分标准不太一样,但就总体标准规律来说,宋朝将“老”的划分标准界定在六十岁。

二、全面绽放光彩的宋朝, 以观念传播养老观念,透过多层次的养老管理,构建完备的养老体系

宋朝时期,儒家思想十分活跃,儒家文提倡化百姓要忠孝。同一时期,宋朝佛教盛行,由于佛教充分发挥精神统治工具的性能,大大加强宋朝的皇权统治,宋朝政府也大力主动去推崇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中对尊老、孝顺父母也十分注重,所以当时尊老养老的观念深入到百姓骨髓里,侧面反映出宋朝政府对养老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视。虽说历史上各个朝代都建设过养老体系,宋朝时期建设的养老体系不仅吸收了前朝各代养老体系的研究成果,而且其结合了自身朝代的问题,建设了一套非常完善、全面的养老体系,并且拥有自己的独特性。

宋朝儒学的传播与交流

宋朝的养老体系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覆盖的,可以将宋朝的养老体系大体分为:家庭养老、宗族养老和政府养老。其中以家庭养老为核心,宗族养老和政府养老只是起辅助性作用。

1、 家庭养老

宋朝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生产力水平处于较高水准。但其依旧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因此宋朝政府所掌握的国家经济也拥有一定的局限性。宋朝时期各种文化的传播,使得儒家思想观念更是在此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

类似于程朱理学的盛行,促使统治者积极宣扬仁政、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因此宋朝将“孝”字推上了顶峰,也使得家庭养老在宋朝整个养老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家庭养老一般是由子女赡养父母,即通过直系血缘关系形成的养老体系。

程朱理学思想传播

宋朝政府规定,在父母年老体衰,无法劳作、无力供其生活所需之时,其子女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养老责任。宋朝政府非常支持家庭养老,“侍丁”“权留养亲”制度建立后,对这两个制度进行了完善。“侍丁”制度是说如果家中有老人需要赡养,则政府可以减免其税收和徭役,这样一来,减轻了后代的赋税负担,从而鼓励百姓家庭养老。

“权留养亲”制度

“权留养亲”制度则是对于犯死刑、流刑等重刑犯,其家中如果有年事已高、需要赡养的父母,祖父母,则可准许这类罪犯在家“待亲缓刑”,即等到罪犯赡养的老人去世后,再让这类罪犯服刑。这两个制度的充分体现了宋朝统治者对家庭养老的重视。宋朝政府除了对百姓需要赡养父母有优待,同样对不赡养父母的子女也有相应的惩罚。《宋刑统》中规定:

“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

规定了家中有父母的、祖父母的,子孙必须与他们住一起,这样能够使得百姓更好的照顾老人,并且规定如果不与父母、祖父母同住,则需要服刑。宋朝将家庭养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并且随着宋朝时代的发展,其对家庭养老的要求更高,刑罚更重。也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家庭养老在宋朝所占地位之重。

2、 宗族养老

家庭养老主要是针对家中有子女可赡养老人,那么如果家中无子女的孤寡老人,以及家庭贫寒的老人又如何处理他们的晚年生活呢?

宋朝时期,政府鼓励民间宗族族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但其宗族组织的政治、经济受政府把控,其独立性相对较低。因而在宋朝为保证无子女的孤寡老人的基本生存,宗族组织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宋朝也因此建立了一系列宗族养老体系。

宗族养老实际上是将家庭养老的范围进行了扩大,如果说家庭养老是直系血亲之间的养老模式,则宗族养老则是指旁系血亲对老人有赡养的义务,从而使得宗族中的孤寡老人能够的到有效的照顾,满足宗族老人的生活所需。

宗族养老下的实际生活图景

并且在宋朝时期,宗族中有人购买田地,这些田地被称作义田,义田中所得收入被宗族用来赡养宗族中的贫困者和孤寡老人。宗族养老体系使得宗族从中得到有效的发展,更有利于宗族的收拢,从而使得宗族的壮大,扩大了养老承担者的范围,从而减轻了宋朝政府的压力,同样达到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

3、 政府养老

虽然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家庭养老与宗族养老体系,但家庭和宗族养老都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养老,社会上还有很多其他孤寡老人和贫困人民覆盖不到,由此宋朝政府建立了超越血缘关系的政府养老体系。虽然前朝各代都有一系列的政府养老体系,但是豪不夸张得说,宋朝政府的养老体系可谓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善,最为系统的体系。

政府养老体系通俗来说,就是国家救济社会上的这些孤寡老人与贫困人民。宋朝政府是如何救济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的老人呢?宋朝仁宗嘉佑二年,宋朝政府诏令天下设立了“广惠仓”,“广惠仓”如同其名:用于惠利广大百姓而设立的储备粮仓的地方。

这样一来,使得那些贫困、孤寡、无依无靠的老人不在忍受饥饿。宋朝政府不仅解决了这类老人的温饱问题,其后颁布了《庆历善救方》指出,由国家提供医疗服务,提供必备的物资药品,从而使得贫困、孤寡老人不受庸医困扰,平白被骗取钱财。

解决了医疗,宋朝政府对这类老人的住宿问题也十分的上心,宋徽宗年间设立了“居养院”,居养院可以说是生活贫困、无依无靠老人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孤寡老人在此处能够得到一定的照料。宋朝政府命令各个地方设立“居养院”,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资,但是管理上并不是有政府派人对“居养院”进行管理,而是让一些僧侣管理,且僧侣能够获得管理酬劳。

居老院

宋朝政府让僧侣管理“居养院”,不仅可以利用僧侣在佛学上的影响力,还大力倡导行善事的美德,很难出现贪污的现象;而且还减轻了政府的人力负担,节省了人力资源。“居养院”在后期也不断扩大,容纳规模明显扩大,还设立了许多其他养老救济点。

三、社会良好风气的逐步养成,加强政府官僚统治,承担社会重担的同时,循序渐进去全方位践行孝亲敬长的主流观念,引领社会文化大潮

宋朝政府对这类老人的关心照顾,同时也体现出宋朝政府养老举措的完备,全方位覆盖这类老人的养老问题。政府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养老与宗族养老的不足之处,承担了非常重大的社会责任。

宋朝养老体系的建设,是在前朝基础进行上继承与创新,其养老制度相比于前朝更加完善,可以说宋朝建设的养老体系覆盖到社会养老的方方面面。在结合其家庭状况后,考虑到不同老人需求不同,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从而使得宋朝的社会风气良好。

宋朝不断完善养老制度体系,使得了宋朝尊老养老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从而加强了政府的官僚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加强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在此体系上的创新更是对后人有着非常深远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宋史》

《宋刑统》

《四库全书》

2022年7月13日星期三

给江青写恐吓信 林伯渠妻悲剧收场

 

林伯渠的第四任妻子朱明因为一封匿名恐吓信,最后不得不以自杀告终。(《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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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年真相》节目。

不少人都听说过林伯渠的名字,他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中共五老”。他一生娶了四个妻子,第四任妻子朱明跟他共同生活15年,最后却因为一封匿名恐吓信,不得不以自杀告终。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桩陈年旧案。

老夫娶少妻

朱明,原名王钧璧,安徽省定远县人,191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她3岁念唐诗,12岁看《红楼梦》,1930年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钧璧随家人流亡四川,期间受中共宣传影响,对担任国民参议员的中共官员林伯渠很是仰慕。

1939年春,在林伯渠的协调下,王钧璧与一批热血青年到达延安,就读延安女子大学,改名朱明。之后,她被调入中央研究院,再后来被安排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反复洗脑中,朱明从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被“改造”成一个甘愿“做无产阶级的牛”的“新人”,还因为写了反省材料《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被树为典型。

当时,延安的许多中共高官,都娶了从大城市来的漂亮女青年。比如,45岁的毛泽东,娶了来自上海的三流演员、24岁的江青;50岁的刘少奇娶了第五任妻子、来自北平的女研究生、27岁的王光美;39岁的林彪娶了22岁的叶群;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的康克清。

那时,林伯渠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任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朱明这个“整风积极分子”在“组织”的安排下,与林伯渠有较多接触。

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林伯渠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就在七大召开期间,60岁的林伯渠迎娶了26岁的朱明。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林伯渠先后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朱明先后任职于中央组织部、中央纺织工业部。因为林伯渠是“中共五老”之一,年纪大,身体也不好,他在国内外的许多活动,朱明常伴左右,成为他的拐杖和影子。无论是上庐山,去杭州,还是到莫斯科,这对老夫少妻形影不离。

1960年5月29日,74岁的林伯渠在北京病逝,朱明一度非常悲伤,到1961年就自杀身亡了。她是殉情吗,还是被其它情势所逼,活不下去了?这就要说到江青了。

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和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住了七十多天。毛泽东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1954年3月18日,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非常恼怒。

据中共党史记录,这封信中写道:“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高岗、饶漱石等已被揭露出来。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信中列举了20世纪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种种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深知她的历史,对中共高层的情况也很了解,特别是,居然知道她的行踪。江青据此推断,写信人必是中共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他们的夫人。

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谈话。王芳回忆说,江青“把匿名信递给我看。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神秘的“18号案件”

据《王芳回忆录》一书详细记载,回到北京后,江青把收到匿名信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求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毛泽东认可了。因为收信日期是1954年3月18号,这个案件被称为“18号案件”。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确定把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同时宣布:“18号案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市由黄赤波负责,浙江省由王芳负责。会议之后,侦查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开始了。

由于匿名信封上写有“华东文委”的字样,信又是从上海发的,江青要求侦查部门将重点放在上海市党、政部门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身上,但案件一时未能侦破。1954年,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抓得非常紧,专案组一百多人,每隔几天就开一次碰头会。他们先后收集了八百多个嫌疑人的笔迹,凡是过去和江青关系不好的或议论过她的人,都被列为嫌疑对象。

其中,受侦查时间最长、被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当时,曾菲与住在上海的毛泽东前妻贺子珍是邻居,对贺的生活处境很同情,常去看她,也对毛泽东1952年到上海却不去看望病中孤寂的贺子珍颇有微辞。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专门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给予贺子珍生活上的照顾。

柯庆施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曾菲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秘密提取她的笔迹,经过鉴定,和匿名信中的笔迹相似。但是,他们找不到可靠的直接证据,仅凭笔迹相似,还不能定案。

江青多次过问案件进展,她怀疑专案组里有人捣鬼,几次对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表示不满。案子破不了,专案组也没有放弃,公安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意外发现”让案件峰回路转。

朱明“畏罪自杀”

林伯渠去世后,1961年2月,朱明向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得到批准。期间,朱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林伯渠逝世后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文稿处理问题)需要解决。信送到了杨尚昆手上。

因工作关系,杨尚昆曾在1953年多次看过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对信中的笔迹印象很深。当他看到朱明写给中央的报告后,发现上面的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非常相似。

杨尚昆立即打电话告诉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过公安部专家鉴定,两封信的笔迹为同一人所写。随后,杨尚昆、徐子荣找朱明谈话。朱明很痛快地承认,8年前给江青写过匿名信。原来,在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毛泽东回北京之后的那段时间,林伯渠和朱明也到杭州小住了几日,是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负责接待的。

据王芳回忆,当时江青身边缺少一个人陪伴,于是,他让陪林伯渠夫妇一起来杭州的林莉(就是林伯渠与前妻的女儿)去陪江青。林莉从小生活在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后在苏联读大学。1949年江青到苏联治疗期间,林莉担任她的翻译,俩人朝夕相处,感情很融洽。当时,江青对王芳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那封匿名信很可能是朱明在杭州时写成,到上海后发出的。

朱明深知此事暴露后,江青百分之百要置她于死地。于是,在江青下毒手之前,她就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年仅42岁。不久,朱明被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文革时期,又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当年,投奔延安的女青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跟中共走,选择跟中共高官结婚。她们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一些虚荣,得到特殊待遇,但大多数难逃厄运。朱明自杀了;江青最后也自杀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秦城监狱关押11年;林彪的妻子叶群,最后跟林彪一起葬身蒙古温都尔汗⋯⋯静心翻阅中共的历史,一幕幕悲剧,教训弥足深刻,后人理当鉴之、戒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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