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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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中共八老后代一半在海外 宋任穷3女成美国公民

近几年,中共高官家属移民成风,据报九成中央委员都有直系亲属在海外居住,其中移居美国的最多。12月27日,彭博社披露,中共“八大元老”后代几乎有一半在海外;其中,宋任穷育有2子5女,至少有5位在美国生活过,其中3个女儿已成美国公民,一个儿子则取得了美国绿卡。

中共“八大元老”后代几乎有一半在海外

彭博社选在美国时间26日发长篇新闻,表示毛泽东继承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新贵。彭博社研究中共邓小平、薄一波、陈云、宋任穷、彭真、王震、杨尚昆与李先念“八大元老”103位直系亲属,称“八大元老”后代几乎有一半在海外居住、学习或工作,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国家。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成了这些太子党的首选地。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八大元老”的后代至少有23位在美国学习,包括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四个;至少有18曾任职于美国的实体,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邓小平的一个孙子就在White & Case LLP律师事务所工作;至少有12人在美国拥有产权。

宋任穷3女已成美国公民 1儿拿绿卡

彭博社还详细披露“八大元老”之一宋任穷的后代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报导说,宋任穷育有2子5女,至少有5位在美国生活过,其中3位女儿已成为美国公民,一个儿子则取得了美国的绿卡。宋任穷曾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报导说,宋任穷的三女儿宋珍珍到美国则是为了恶补自己的教育。她表示在美国再不用顾忌自己的言论。在过去20年的大部份时间里,宋珍珍都在旧金山度过,曾在科技公司、私募基金和美国国际集团等公司工作。目前开办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宋昭昭是宋任穷最小的女儿,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宋昭昭的选票投给了奥巴马。这是她第二次支持奥巴马。

宋昭昭的长兄宋克荒每年在美国呆两次。宋克荒持有绿卡,在加州的住房价值95万美元,其妻子儿子都是美国人。其子米勒12岁来到美国,目前开办了一家公司,制作塑料雕塑。他认为自己并不是非常美国化的人,而是五五开的中国人和美国人。

当年打死卞仲耘的宋彬彬已是美国公民

报导称,宋任穷女儿宋彬彬(文革期间叫宋要武)在文革数年后来到美国,目前定居在波士顿。其丈夫是一名美国公民。宋彬彬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萨诸塞州环保局担任空气质量测评工作。宋彬彬退休后每年从马萨诸塞州拿到18,000美元的退休金。

宋彬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件事,一直饱受争议。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作为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接见。在她给毛泽东戴袖章的时候,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毛随即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她,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之后,“宋要武”这个名字红遍大江南北。

而就在天安门受到毛接见的两个星期之前,北师大女附中的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宋彬彬和她的“战友”打致死。卞仲耘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老师,随后这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蔓延到全国各地。”

港媒曝九成中央委员有直系亲属在海外居住

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5月曝光,除九成中央委员之外,还有八成五中央候补委员、八成八中纪委委员的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

在新浪微博一条消息的内容是:“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也就是说,他们在身份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为什么他们要移民?”。

大陆官媒央视在上月的报导中引用《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的数据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这意味着有超过7成的富豪有逃往他国的打算。这份报告还提到,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

据《国际财经时报》报导,财富安全问题已成为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的重要因素,有富翁叹道,中国没有任何东西属于个人。报导引述英国路透社报导指出,中共当局一直无法解决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如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这是胡润白皮书中提到的那些“有办法”的人们考虑移民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肖笙)

2012年12月27日星期四

苏联70年腐败史

纪元2012年12月26日讯】日前大陆门户网站腾讯历史频道登载文章《苏联70年腐败史》,文章表示,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文章发表后不到20小时即遭删除,网页点击显示“页面没有找到。但文章已被众多网站、论坛转载,引发热议,许多民众跟帖表示,对中国人来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以下是文章原文转载: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份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藉助于直接收买,藉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
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份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 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藉以牟利。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 10 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 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 年勃氏70 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 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 条宝石项链。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份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结语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责任编辑:肖笙)

2012年12月26日星期三

中共拟公布的一份政治局七常委财产单

 

迫于外界强烈要求中共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的压力,这份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的财产资料是中共高层内部协商后,拟定对外要公布的内容,缺乏外界有公证的监督和独立调查。

中国民众普遍质疑财产数据的真实性,并不相信。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已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高层庞大的腐败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动一则牵百,如果共产党真的实行财产公开化将会立即导致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颠覆。

中共自己拟公布的七常委房产和存款财产单

习近平,房产3套,存款230万
福州市台江区像园路58号像园公寓1套
杭州市文三西路省政府家属楼1套
北京市紫竹桥总政家属楼1套

李克强,房产2套,存款180万
郑州市经五路纬三路省委家属院1套(房改房)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西里首经贸家属楼1套(妻子程虹房改房)

张德江,房产2套,存款180万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551号穗园小区1套(房改房)
北京市丰汇园小区1套(妻子辛树森建行房改房)

俞正声,房产2套,存款370万
武汉市水果湖步行街小区1套
上海市徐汇区永福路86弄伯乐大院1套

刘云山,房产1套,存款170万
北京市复兴门广电总局宿舍1套(房改房)

王岐山,房产2套,存款480万
广州市越秀区达道路省委大院1套(房改房)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西里市委家属楼1套

张高丽,房产2套,存款390万
济南市市中区六里山路1套(房改房)
天津市越秀路祥和里1套

独家:纪元

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二次革命带来的启示

【一鸣:二次革命带来的启示】埃及现在搞二次革命(也许这个规模不及推翻老穆的革命),前景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此次革命发出的信号,早就蕴藏在一次革命之中。两年前的所谓一次革命,并未让埃及人民直接获得民主的完全成果;但是,这个初步的一次革命成功,已然呈现了他们不可能满足革命前体制的那种初衷。于是,分析一次革命和二次或者N次革命,成为某种革命研究之必要。其间,我们看到,革命发出的信号,其实早就蕴藏在所谓"旧制度"中(托克维尔语)。埃及也好,利比亚也罢,甚至缅甸革命(昂山素季革命),都是旧制度无法以其极权主义销毁一切异议组织之政权,之国家。根据资料显示,缅甸在军人统治时期(含现在的军人体制之下),既存几十个独立政党和反对组织;"2010年11月7日,缅甸依据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多党制全国大选,共有37个政党参加大选")(维基)。
利比亚的独立社会也并未从卡扎菲的魔障中彻底灭绝(利比亚"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对党,所以反对的力量来自于民间,来自于部落,来自于底层,……卡扎菲他并不能够控制所有的部落")(殷罡);而埃及的宗教和政治异见派系更是纷杂繁复(埃及,"1980年5月22日经公民投票修改宪法,规定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等等。)(维基)。这样,在估计上述国家和政权的政体形式时,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独立组织和反对政党之政体形态,迥然不同。于是,从此根据出发,这些专制国家的革命和压制革命,成为政治天平上的轻、重砝码。
有时候,专制政权一头很重,很有效(如,在埃及之纳赛尔时期;在利比亚之卡扎菲时期;在缅甸吴努和奈温时期……);有时候,这个专制政治的瓦解,因为国内外因素作用之,而呈现微不足道之轻。这不单是现实状态下这些国家呈现的情形而言,也是历史上很多国家无论是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N次革命所呈现的状况。换言之,旧制度如果不是极权主义制度,革命发生概率或可能性,就是这种制度本身孕育的那种显在和潜在社会、政治、经济状态使然(一般没有取消私有制之革命)。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历史实例中可以看到。比如,俄罗斯民粹运动波及俄罗斯议会民粹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按照《红轮》一书的例证,议会民粹主义和民运民粹主义的集合,正是俄罗斯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正负两面意义。而二月革命之所以可以成功,短命和瓦解,也正是因为她未能完成俄罗斯根本不存在的政教致衡;王权-自治(就像西方的自治城市)致衡和菁英-大众之致衡――所以,二月革命表面上发生了民主议会的转型,但是,这个转型因其各种缺乏因素――主要是俄罗斯没有西方根深蒂固的自治和党派政治传统,遂带来其所谓的乡村公设精神和结构导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即:跨越卡夫丁峡谷)。于是,俄罗斯二月革命以后发生的苏维埃割据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给列宁造成了缝隙和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二月革命很快转向十月"革命"。

换言之,十月革命比较二月革命,造成了更加强烈的苏维埃割据,成为列宁利用水兵和士兵,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绝好时机。这是人们完全可以预料的一种再革命。而这个再革命的根源有二:一是,列宁也好,克伦斯基也罢,他们利用沙皇改革和议会政治的民粹因素(而西方正好相反,是精英因素――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代议制制度决定政治)――煽动起列宁主义革命,也就是极权主义"革命",从而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彻底瓦解;她转向列宁和斯大林反群众,反工人的镇压(1918年彼得革勒血腥弹压)之独裁专政。这样,一个严重的估计于是出现。不是列宁可以凭空制造革命,就像在极权主义苏联凭空可以制造革命一样,列宁必须在沙皇和克伦斯基制度中制造革命。换言之,列宁如果生活在他自己杜撰和建制的统治中,列宁本身,也无法发动革命。这个例子,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也同样适用。毛主席如果活在毛主席时期,他本身也就"英雄"短见,命运不济。毛要感谢蒋介石(也要感谢日本皇军)。
没有蒋介石,没有这个可以制造井冈山的环境,毛,势必一事无成。这就是革命在专制体制下的这种可能发生的前提。这此"发生论"后面,就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革命发生论的登台和表演。这是很多学人研究,但是,参透不出的地方。何以如此,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历史上革命和统治,革命和体制,革命和镇压,不是绝对的一面倒,一头沉,而是传统革命,传统统治,不可能根除体制(旧体制)中的革命因子和革命土壤;也就是说,旧体制无法避免革命。
于是,这个反馈圈和反射弧成为整个中外历史演进,改变和变革的双向致衡和约柜法则。加上神话和上帝从中作用,希腊民主之德尔斐精神和阿波罗主义,并不是希腊民主或可取消的自由主义因素乃至宗教因素;不,德尔斐神话必然和政治民主、和阿戈拉(广场)辩论、和民主赛会……一起,成为希腊人民政治素质、政教血脉传之久远而不可或缺的基因。这就是俄罗斯革命和毛革命根本不能具备的革命-宗教因素(我们多次谈到的拿破仑两面性之政治-宗教态度,即为一证)。也就是说,在排除列宁革命和毛革命以后,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是基于反对专制之革命――而一切专制体制,专制统治,都给革命留下了不大不小的空间――而这些空间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也都十分可观;因为,那些政治和宗教的反对力量和独立力量,不是一时一地,忽兴忽衰之即兴精神,文化,组织和团体,不,他们那强大的基因和传统,扎根于历史,导向于未来。
任何革命导因和(最后一根)稻草都无法回避和忽视这个专制隙罅留下的革命发生论。
这样,革命呈现的反对专制和专制呈现的反对革命,都绝对不是彻底,干净和完全的;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秘密正面因素和正面根据。就连被西方哲学家批评的东方政治,也同样存在着反对的空间(当然,也含带镇压的空间。)当然,反对专制导致的专制,这种循环革命在伊朗,在伊拉克都每每发生;只是人们不知道反掉巴列维以后的政权和萨达姆革命后的政权,居然此不如前――就像人们议论皮诺切克和阿连德的孰是孰非那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式可以界述之――甚至对于佛郎哥的独裁和转型,左右两翼,也是各说各话――笔者以为,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右翼发展到极端,只会激起左翼的壮大而非相反;还是回到马基雅维力的平-贵中折方案,比较合宜。(这个论题可以另外研讨。)

从西欧那些镇压人物的履历中,人们看到,拿破仑,梅特涅,俾斯麦……这一连串的革命反对者身上,他们不是给革命,共和和反对政治留有余地的大师吗?这其中固然包含了他们的或者平民,或者贵族的政治态度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好恶;但是,他们一直,一致和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潜在的人类危机:极权主义。西方学人普遍认为,俾斯麦构建的欧中均势和梅特涅构建之维也纳体系,正是一种反对革命势力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带来的、对于工人运动的镇压和俾斯麦建立福利制度和反反社会主义法,其间的内涵就是要告知世人,反对专制主义,不能用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他(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名言的伟大内涵。
后人还说,如果俾斯麦活到希特勒时代,希特勒的对于欧洲秩序的毁灭,遂不能发生,也无缘发生――这样,极权主义或者因为冷冻和启活俾斯麦而得以避免;此为一笑。而拿破仑则一直徘徊在皇帝和人民之间,以至于对他的定性,十分复杂;换言之,拿破仑不是绝对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如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要做人民(在人民面前要做皇帝)一类言论,则无端策略而行。于是,一切西方反对势力,包含政治学派,哲学学派和文学家,他们在反对专制压迫和抨击时政方面不遗余力(如,有名的、以克列孟梭为代表的平凡德雷福斯运动),但是,他们在反对类似巴黎公设试验的态度上(也就是反对萌芽和梦魇状态之极权主义),都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何以如此,因为,公设杀死教士,毁灭政治,灭绝人权。于是,任何一种西欧的社会运动,含第一国际等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巴库宁主义等等试图要用极权主义革命代替一般性质的革命说法,提出社会主义"欲壑难填"(俾斯麦语)之自觉甚至不自觉(只是感觉之)反对念。法国的共和主义和皇权主义;英国的国王、共和协作论;德国的自治和统一尝试论(汉萨同盟以来);而西班牙和意大利,虽前者属所谓集权国家,而后者属自治城邦,但是他们的自治和自主,都是欧洲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并不能以极权体制一言毕之;等等。……都给革命留下空间――同时,给镇压革命,也带来机会。这一历史,可以上述到中世纪革命史和共和史。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贵-平统治给革命和反革命,同样带来空间――而起源于希腊的波希战争和斯巴达-雅典战争(伯罗奔尼撒之战),都是政治-宗教给体制和文化留有余地的战争。在此战争中,好战的贵族成为贵族依赖战争之文化起源的一种说法。而文化元起之美迪奇家族的文艺复兴说,也就紧随其后,完成了以佛市为兴起之文化革命――也就是文化复兴。这是一切专制-教会批判和被批判传统和传统更生之结构和解构――就不要说文化本身是不可能完全解构和再造的、这样一个道理。现代派翁.埃克,不管无何解读波多里诺和玫瑰之名,他还是无法逃出西欧之自治城邦对于德国神圣罗马"一统"(必须带上引号!)帝国、这个不神圣,不罗马,不帝国之但丁主义之虚构,之理想,之政教一合的幻觉(我们当然更加信笃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叙述和现实论调――因为,他不是要用三界介入政治,而是就政治,论政治)。

话说回来。专制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三千年文化璀璨的历史。在此,根本不是完全由"吃人历史"的政治批判,可以一囊其中。这种平-贵,皇-民,官-寨(山寨,水泊,庙宇……)的致衡文化和君相致衡,封驳致衡,祖制致衡等等因素,因其不能完全消灭我们现在所谓的"民运力量"和独立派系,其革命,其起义,其招安,也就不可避免――而招安之所以常常发生,也是因为官民之间本无根本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立场之争。虽有"一姓终怀亡国恨,三仁难得逊荒才"和"割据雄图忧后日,夕阳无语下寒丘"等等多虑,但是这种起义和革命,并不能瓦解社会和图灭前贵和遗民;他们还是成为开国政权的遗民文人(比如,元朝任用赵孟�(宋太祖第十一世孙);清朝任用钱谦益,民国任用陈寅恪。等等)。
如果他们这些忽必烈、这些康熙也来一个批判封资修,实施"人还在,心不死"之诛心,杀人,那事情就要全部玩完!有学人举例三国之诸葛亮七擒孟获,文成公主(白)度母汉藏政教等事例,也说明,在政治载体上的某种古代自由主义倾向――加之近代蒋介石和胡适之之间的完全自由主义互动,更加证实专制主义给文化和政治留下空间之例。在此层面上,革命或者可以发生,就像毛主义革命发生时期一样,其对照点,就是要参考"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之选择(借用王芸生先生的话――当然,现在可以说,不仅仅是"六十年",而是百年……)――何以中国有极权主义革命而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中国毛主义革命宣言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提法,充分说明毛对于古今中外阶级分全权乃至阶级斗争的曲解――就像他根本不懂经济一样,他和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一开始,就对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发生错误和无知的预言和估计,从而导致中国百年阶级斗争的一败涂地。
而这个无革命,又牵涉到前苏联、前东欧国家极权主义革命-反革命互动之辩证法――何以他们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出现这个戈尔巴乔夫之课题。这个课题,绕过了我们的论点。但是,其实,这个课题的答案十分明确。因为里根和撒切尔要推倒柏林墙――而奥巴马要和中国结对施行联合海军演习――这是他对美国重回到亚洲战略的一个插曲;但是这个插曲非同小可。因为他和里根、和撒切尔不能不完全一致。换言之,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只有反对文化,反对精神)的前提下,施行的一种转变;这个转变主要是星球大战使然;美国对于中国有无此类大战呢?而资本和中国的联系已然照旧;故此这个星球大战的前提本不存在。国家资本和跨国资本和中国的联系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如既往,并无改变。这样一来,极权主义体制的外应内因和苏联、和苏联时期,迥然不同,本质全异。很多此间研究专家完全对此无知。此其一。二是,于是,一种对此采取乌托邦主义的应对理论和对此图饼充饥,乱论论天下的慌腔走板,比比皆是,见之厌恶。这是"丑陋的老三届"带来的最后一个梦魇。只有到了这个梦魇被彻底抛弃的一天,国人的谈吐才会变得比较靠谱。

2012年12月24日星期一

叙利亚全境断网 黑客帮助反对派

 

2012-12-02]
来源:德国之声  作者:

叙利亚全境互联网通讯遭到封锁。叙利亚政府方指控是“恐怖分子”所为。可是从技术难度的角度看,造成“失联”的幕后黑手可能另有他人。
离线状态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互联网上流传的画面颇有挑衅的意味:蔚蓝的天空,一架直升机被火箭弹击中裂成两半。虽然不能检验视频的真实性,不过这段视频带来的信息是,叙利亚反对派的武器装备已经相当先进。画面要传播的信息是,反对派甚至可以向叙利亚政府空军发起攻击。对于反对派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鼓舞士气的信号,对于阿萨德政府来说这是一种当头一棒的耻辱。

所以,理所当然地会出现这种推测: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叙利亚政府方可能希望用断网阻止类似画面的传播。反对派的胜利,无论是宣告真正的军事上的胜仗还是只是宣传的目的,都不能再利用互联网平台传播。

国家干预的证据

“发起一场革命”活动成员佩拉博(Elias Perabo)表示,无论如何,这次“断网”事件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虽然在过去叙利亚网络也多次“被冻结”过数小时,不过出现这种范围和时间长度的情况还属首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断网并不只是一个服务器陷入瘫痪,而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服务器,而且是全境的互联网都陷入失联状态。佩拉博说:“这种情况下几乎可以推测,是政府关闭了网络。”

国际信息技术专家也持相同观点。技术杂志“连线”(Wired)记录了网络被切断时的技术情况。该杂志表示,大马士革最近要求退出“边界网关协议” (BGP)的意愿明显变强。叙利亚可以利用边界网关路由器和全球互联网连接。而政府方自己退出了边界网关路由这种推测是否成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叙利亚信息部长阿佐比(Omran al-Subi)表示,是“恐怖分子”袭击了网络通信电缆。而根据技术杂志“连线”的调查,这种情况不大可能。技术杂志“连线”引述网络安全服务公司CloudFlare杂志表示,叙利亚共有4条电缆连接全国的网络通讯。破坏者必须切断海港城市塔尔图斯(Tartous)的3条电缆,并且还必需切断跨越土耳其的缆线,才能破坏所有的网路通讯。“为了达到大规模网络失联,所有四个电缆必须被同时切断。”因为技术难度系数十分高,所以恐怖分子恐怕很难成功完成这种破坏。

所以外界很自然的会怀疑到,是叙利亚政府自己切断了电缆。因为他们有很多“作案动机”。首先他们可以用此法阻止军事胜利消息的传播,比如本周初,一座电器厂被占领或者是一座废弃的军事基地被攻下的消息。

另外政府也可以用此方法尽量避免起义情况在国外的传播。“发起一场革命”活动成员佩拉博表示,政府长久以来都运用这种战术:“记者被禁止入境;政府积极干预媒体;大量逮捕拍摄视频的叙利亚活跃人士。”
关闭互联网无疑是传承了这种战术。除此之外,佩拉博补充道,叙利亚博客写手担心,叙利亚政府会趁着关闭网络的时机安装新的间谍软件,利用这些软件可以更容易地识别民间和军事活动人士。

佩拉博不认为叙利亚冲突双方在近日内会分出胜负。不过战争的中心渐渐移向首都大马士革。也就是说,政府方越来越倾向于防守。然而,迄今为止政府方仍没有被削弱的迹象,不会放弃或者撤退。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卜拉希米的倡议获得新的回应。我们希望在未来数星期事情会有所进展。“

叙利亚记者萨瓦赫(Wael Sawah)认为,外交途径成功的机率确实可能会加大。因为叙利亚政府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变得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希望实现民主变革。萨瓦赫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意味着,他们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政府。”

叙利亚黑客帮助反对派

萨瓦赫还表示,不过,叙利亚反对方需要借助外部的支持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国际社会要做出决定,对叙利亚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萨瓦赫说:“国际社会不应该只限于选择外交的方式,也应当考虑其他可行的方式来产生影响。

看起来西方国家现在已经做出决定,进一步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影响。法国越来越倾向为叙反对派提供防空导弹。如果反对派得到了这项援助,那么将来会出现更多叙利亚政府试图阻止的画面。

也许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画面。因为叙利亚黑客已经给反对派开通了一条数字化路径,信息依然可以走出封锁,传向世界。

叙利亚全境断网 黑客帮助反对派

2012年12月22日星期六

让中共恐惧的精彩微博段子

 

记者李韵综合报导)近日,中共喉舌媒体频频发表称〝网路不是法外之地〞,叫嚣对中国互联网要进一步加强管控。北京日报更是声称〝微博割裂社会现实,成为负面情绪的扩散器和社会矛盾的助推器。中共为什么如此惧怕网路言论?看看微博上中国网民留下的精采段子:

〝网络反腐〞或遭当局封喉〝网络反腐〞或遭当局封喉

[粤语] 应对枪支暴力 奥巴马推新禁枪政策[粤语] 应对枪支暴力 奥巴马推新禁枪政策

〝九骂么么党〞一骂么么党,新闻尽撒谎;二骂么么党,税高如同抢;三骂么么党,物价拚命涨;四骂么么党,官员二奶养;五骂么么党,垄断恶如狼;六骂么么党,阉割网际网路;七骂么么党,反贪如搔痒;八骂么么党:沿途截上访;九骂么么党,代表我思想。
在国外,媒体是用来监督政府的。在X国是用来掩盖真相的。在外国,〝慈善〞是用来行善的,在X国它是用来行骗的;在外国,〝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在X国它是用来发财的。在外国,〝教育〞是用来开启民智的。在X国它是用来洗脑的。在外国,官员是给公民打工的。在X国它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
如果把历史还原,他们是一帮土匪;如果把谎言拆穿,他们是一帮骗子;如果把财产公开,他们是一帮强盗;如果把账目公示,他们是一帮贪官;如果把情人曝光,他们是一帮流氓;如果把子女定位,他们是一帮汉奸;如果把地图打开,他们是一帮国贼。如果把这一切拆穿,真相就在眼前。
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
官员现状:装的是样子,混的是日子,保的是位子,上的是场子,下的是馆子,圆的是肚子,练的是胆子,搂的是妹子,哄的是娘子,享的是乐子,霸的是车子,占的是房子,把的是章子,盯的是票子,为的是孩子。
〝官场现象〞1、清晨起床,打拳;上午开会,打盹;中午吃饭,打嗝;下午上班,打哈;傍晚加班,打牌;晚上娱乐,打炮;半夜回家,打架。2、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谁该提拔谁不该提拔清楚;和谁睡觉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
梁文道:大陆官员给人感觉和印象就是什么事都敢做!贪污和搞女人在他们眼里就像吃个饭一样简单,我常到大陆去演讲,常和他们吃饭,让我惊叹,每顿饭最少都三、四万元,在饭桌上,他们会直接把伸进女服务员内裤乱摸,如果是个公安局长的,你没有玩过女明星和处女,你都不好意思当这个局长。
〝潜规则〞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率(即清官少,恶棍多)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吴思
〝官员的十个面像〞1、工资不高存款不少;2、外语不懂出国不少;3、老婆不碰房事不少;4、上班不多应酬不少;5、讲话不精掌声不少;6、牌枝不好赢钱不少;7、办事不公捞钱不少;8、工作不多功劳不少;9、本事不多头衔不少;10、见事不好拔腿就跑。
〝两幅对联〞1、上联: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不贪污拒受贿,两袖清风;横批:查无此人。2、上联:说假话,办坏事,一身毛病,下联:贪财色,玩权术,两手荤腥。横批:人民公仆。
我们用人民代表解决了选票问题,我们用高房价解决了计划生育问题,我们用腐败解决了一部分人先富裕的问题,我们用低贫困线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用城管解决了农村人口流失问题,我们用外汇储备解决了美国债务问题,我们用没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
〝悲催的2012〞通过酒鬼酒我们了解了塑化剂;通过果冻知道饿的时候可以吃皮鞋;通过杨达才,认识了很多世界名表;通过雷政富,知道刘翔不是最快的;通过周口平坟,知道了死人的地也可以占;通过高架桥,知道了大货车的重量;通过茅台酒了解了北大教授.......
一辈子骗你一次的是临终关怀医生,一年骗你一次的是税务局个人缴税税额,一季度骗你一次的是统计局的平均工资,一个月骗你一次的是发工资的会计财务,一天骗你一次的是每天的晚上19点整的新闻联播!
〝全世界最排华的地方〞限制华人自由出入,限制他们买房、买车,限制他们的子女自由上学,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购买更高价的油,缴纳更贵的网费,给他们吃地沟油蒙牛奶粉......
〝2012盘点〞白酒,让酒鬼酒毁了。果冻,让皮鞋毁了。切糕,让卖糕的毁了。手表,让杨达才毁了。12秒,让雷政富毁了。商学院,让王石毁了。股市,让证监会毁了。祖坟,让周口毁了。高架桥,让大货车毁了。孩子,让虐童毁了。幸福,让央视毁了。2012年,让12月21日毁了。
我月薪2千,他月入20万,我们人均收入10.1万;我的宿舍10平米,他的别墅290平米,我们人均住房150平米;我一餐8元,他一餐8万,我们人均每餐消费4万;我有80元的单车,他有80万的奥迪,我们人均40万的座驾;我是光棍,他有1个老婆9个情妇,我们人均5个性伴侣!我该为〝人均〞感到幸福?
开着全球售价最不公平车、办着全球最复杂手续、缴着全球最多乱收费、加着全球最贵油、纳着全球最多税、在全球最不守交通规则的车流中,躲避着全球最多特权车最后却堵在路上。
喉舌频叫嚣加强网路管控
12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今日谈〞栏目发表署名为〝莫津津〞的文章《网路不是法外之地》,警告网民,网上言论也会无意触犯法律〞,〝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等等。当天晚间,央视对该署名文章进行介绍,并重复了文章内容。
同一天,新华网发表文章《网路反腐:〝爆料者狂欢〞需制度作保障》,叫嚣对〝炒作式反腐、虚假爆料、利用爆料牟利〞等现象进行打击。
19日,人民日报后续发文《互联网:依法监管是各国惯例》。当天,光明日报发表署名〝邓海建〞的文章《要为网路世界设定法治底线》,指控中国互联网〝在客观上放任了魑魅魍魉〞,并呼吁〝以法治加强互联网监管已是迫在眉睫〞。
2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文〝管一管网路乱象是大多数百姓的愿望〞。网民嘲讽,管一管网路是贪官们的愿望;清除腐败,消除特权,取消双轨制才是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愿望。
而北京日报更是刊文声称:〝微博割裂社会现实,成为负面情绪的扩散器和社会矛盾的助推器,一些人在网路上混淆是非、颠覆解构,煽风点火、扰乱视听等,恶劣后果不堪设想。
〝权力运动〞负责人胡军指出,一个独裁体制最害怕就是真相,最害怕人们在网路上揭穿他的伪善,揭开他的假面具,看到微博揭了它们的老底,它们狗急跳墙,频频叫嚣严控网路,作最后垂死挣扎。

让中共恐惧新闻资讯 大陆 社会

中国人最信本周五是世界末日原因众说纷纭(图)

 

世界末日计时表
世界末日计时表

本周五(21日)是否世界末日?不知道你信不信,但有两成中国人倒是相信了。难怪中国近期因末日将临而出现的怪行特多。究其原因,有指是因为发泄,亦有学者指与中国人民没有话事权有关,而官方则希望人们相信,那是商业推销使然。

总部设于美国的市场调查机构易普索(IPSOS)5月发表一项民意调查,指来自21个国家的16262名受访者在中,10%受访者相信,马雅历的最后一天,即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不过,中国受访者相信这是末日的比例最高,达20%,比第二高的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南韩及日本(均达13%);以及第三高的美国、阿根廷和匈牙利等(均达12%)高许多,而相信比例最低的是德国及印度尼西亚,但仍有4%。

作为最多人相信今个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中国,难怪近期出现多种因末日将临而出现的怪现象,包括官方报道称河南光山县有男子误信末日谣言而斩伤二十三名小学生、“全能神”等教派藉末日论而骗财、26人订制价值150万到500万的挪亚方舟来逃生、河北香河县农民刘启元自制可储存大量粮水的“逃生球”、有人纵情饮食而伤身入院、有人大肆借贷期望末日“一笔勾销”。

商业方面,在淘宝网上键入“世界末日”,便可看到一百页以上的商品,而最抢手的是“末日逃生船票”,售出340件,甚至有“联合国授权2012诺亚方舟登船资格证书”,其他压缩食品和用品可谓应有尽有。另外亦有旅行社利用“末日”大肆促销。

在互联网上,“末日说”成了最流行的话题之一。有人发表“我老家开始发救急包了”、“江苏出现了三个太阳”等帖子,其中尤以“12月21日黑暗降临后,地球将会有连续3天的黑夜”的“变种版末日谣言”最为流行,导致市民抢购蜡烛和火柴,四川省隆昌县、双流县,湖北公安县,以及长春等多地白蜡烛脱销。

新华社指,虽然专家不断辟谣,包括世界末日的谣言自有记载以来已有二百个版本,但地球依然如常运转等,不过,本周五是世界末日的谣言还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真实而严重的后果。文章认为,在疯狂的商业广告推动下,谣言被不断渲染放大。另一原因是中国人的科学素养低,没法辨别谣言真伪,这和日本地震抢盐、张悟本热时抢购绿豆同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认为,末日想象流行,反映出市民对生存的焦虑。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人们距离家人、朋友和自我的内心越来越远,因而感到无助、焦虑甚至恐惧,加剧了“末日感”,遂将之转化为娱乐和购物狂欢,以此排解压力,寻找心灵依托。

香港有报章则引述专家说,中国人倾向相信末日论,是因为长期缺乏话事权所致。

不过,一些中国网民对同胞相信末日论冠绝全球有另一番体会,有网民指,那是因为中国人不信主流传媒,当然不会相信传媒的辟谣;另有名为“方舟水手”的网民指,洋人不信末日,是因为外邦消息封锁的更厉害,以免世人跟他在末日时争上船。但接着说:“以上仅是个人分析,请叫我——屌丝!!!!!”

中国 secretchina.com

“世界末日”来临有人惶恐有人做壁上观(图) - 看中国

 

世界末日
《2012世界末日》电影中描述国际社会秘密建造生存方舟应对世界末日到来

根据古代玛雅历法,2012年12月21日这天据说是“世界末日”,全球许多相信末日预言的人早早地睡到地下庇护所中等待末日灾难,但更多人则是饶有兴致地发表了各种看法。

美国天体物理学者和科技作者尼尔·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在推特上说,还有几个小时世界末日就到来,所以人们还有几个小时去努力说服那些仍然顽固地拒绝交出私人财产的人把他们的财产全部转让给自己。

上海老外博客( Shanghaiist )发文说,都是《2012世界末日》的导演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惹的祸,现在联合国得撇下更重要的事情,在微博上对担心世界末日的民众说,联合国并没有秘密地给人发放藏匿的方舟的船票。

《2012世界末日》电影中描述国际社会秘密建造逃生方舟,在世界末日到来时让世界精英们能够躲过灾难延续人类生存。

联合国在新浪微博的认证帐户中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真地没有发放任何船票。”微博上面付有网络流传的船票图片,船票上写有“诺亚方舟中华号”,并印有联合国的标记,每张票印的面值100亿元人民币。每人限带10公斤个人物品,不得携带宠物。

中国网络报道说,山东济南一家礼品创意公司在网上已经销售3万套“末日船票”,入账60多万元。许多人用他们精心设计,印刷精美的“船票”去跟心爱的女孩表白,也有人把它当做圣诞礼物。

孟加拉作家和医生塔斯丽玛(Taslima Nasreen) 说,我不把今天叫“末日”(doomsday),我管它叫“笨日”(dumbsday)。我们每年都需要有这么一天让大家笑笑。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至少那些相信古代玛雅历法的人认为世界末日临近。无论古代玛雅的末日预言是否成真,末日预言刺激了旅游业,特别是墨西哥的旅游业。大批游客蜂拥至墨西哥的玛雅文化遗址。

报道说,古代玛雅历法中的所谓的世界末日,其实是指玛雅历法当中一个周期的结束,新的周期的开始。

许多人都相信世界在2012年12月21日的周五结束,据说这是古代玛雅历法上面的预言,但CNN报道说,似乎玛雅人自己并不相信世界末日的说法。

至少那些生活在墨西哥梅里达的人是那样。在那里玛雅乡村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祖先留下的历法当中有世界末日来临的说法。村里的人说,如果那样,我们就处在一个重大时刻,我们很幸运能够见证到一切结束。

《羊城晚报》报道说,东莞一名90后的女职员相信“世界末日”预言,辞职去四川深山里避难。她买了大量方便面、饼干上山,并找附近农民买南瓜做饭,甚至体验穿树叶遮羞的生活......3个月后,她恍然大悟,觉得自己很幼稚,已经于本月17日返回东莞上班。

一位江苏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说,“就算世界末日也不能阻止我减肥的决心,今天晚饭还是半碗!”

上海海事大学学生联合会发微博说:世界末日是真的不会来了,英语四六级是真的要来了!预祝大家明天都能考出好成绩,一定要过四六级。

江苏无锡的女学生在新浪发微博说:下午英语考试的时候,全班都在帮世界末日倒计时,生物老师说是下午3点14分35秒,结果已经过了,男生们都很沮丧地叹气!

中国 secretchina.com

2012年12月21日星期五

大地颤抖了!避难舱在地下6米岂能坦然(多图)

 

豪华地下避难舱7.4万美元一个,目前销售量已经从每月一个
增加到每日一个。人们求生的愿望何其强烈!

该避难舱内部一应俱全,可安装在6米深地下。

12月19日新浪科技发表文章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贝洛市一名叫罗恩-哈伯德(Ron Hubbard)的男子为了应对传言中的「世界末日」,发明了平均价格为7.4万美元(约合4.6万英镑、人民币46万元)的豪华地下避难舱。随着「末日」临近,这种避难舱的销售量已经从每月一个增加到每日一个。人们为了能够活下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据悉,该豪华避难舱呈圆柱体,长50英尺(约15米),直径10英尺(约3米),可以安装在20英尺(约6米)深的地下。除了炸弹,它还可以防范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带来的危害。当然,如果没有炸弹,也没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灾害,而是地震、地壳变动,那么安装在6米深的地下就等于自取灭亡。虽然舱内配有皮革沙发、等离子电视、木质地板、个性床铺、厨房、抽水马桶,有的甚至还有壁炉,都无济于事。

还有糟糕的事情,那就是位于舱口一端的逃生通道只能从内部打开,别人想从外部援救都是不可能的。

发明者哈伯德称,虽然不知道「末日」12月21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末日」到来时,他将会在自己的避难舱内居住3天,并建议有避难舱的人也这样做。末日只会发生在这3天么?谁知道?只有天知道!

为什么美国人听到、感觉到大地的颤抖而惊恐,而去向政府部门报告?因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帮助和救援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拿出一笔不小的金额去购买哈伯德的避难舱?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这些举动都在显示,现代人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天灾人祸,也不知道逃脱死亡的真正办法是道德升华,因为人离神实在太远了,即使听到也很难相信那是神的慈悲呼唤。△

大地颤抖了!避难舱在地下6米岂能坦然(多图)

2012年12月20日星期四

法国学者:“阿拉伯之春”,被操纵的革命

法国学者:“阿拉伯之春”,被操纵的革命

2012-12-20   由一个突尼斯商贩之死掀起的“阿拉伯之春”已有两年,这场席卷中东的风暴让数个国家政权更迭,甚至一场内战仍在叙利亚持续。恰逢此时,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推出新书《阿拉伯革命:不为人知的一面》,目的是“逐一分析有关事件,揭示外部势力在背后起的决定性作用,并对事与愿违的革命后果进行评估”。这部长达500多页的书由该中心主任埃里克·德内瑟牵头,23名合著者来自8个国家,其中包括比利时参议院前议长、阿尔及利亚前政府官员、突尼斯前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法国国际反恐研究中心主席等权威人士。德内瑟曾任法国总理办公室国防及安全事务总秘书处情报分析员,他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发生“革命”的中东国家,人们厌倦了独裁者,但现在也意识到“革命”被外部势力操纵和利用。更让德内瑟感到悲观的是,这些国家的局势将进一步恶化。
  外部势力利用革命为其利益服务
  环球时报: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是什么性质的智库?
  德内瑟: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是2000年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法国政府未提供任何资金。中心任务之一是为情报工作“恢复名誉”,纠正法国社会对情报工作以及“神秘的”情报人员的偏见。世界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离不开情报工作。
  环球时报:请介绍一下《阿拉伯革命:不为人知的一面》一书的出版过程?
  德内瑟:为撰写该书,我召集阿尔及利亚、比利时、科特迪瓦、埃及、法国、马里、突尼斯、叙利亚的权威人士,其中包括前情报人员、政要、学者、记者等。尽管23位作者来自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点,但他们得出相同结论,这使我们的分析更充分,更有说服力。这些人与“党派政治”无关,也不是阴谋论者。我们进行实地调查,并相互借鉴彼此长期积累的经验。比如,我为参与撰写《叙利亚:人为制造的黎巴嫩化》一章,专门组织情报研究中心到叙利亚进行调查和评估,目的是对局势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只听信于国际媒体。国际舆论受到美国CNN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太多片面甚至严重失实报道的影响。
  环球时报:你们为什么要关注和揭示外部势力在这场革命中起到的作用?
-


  德内瑟:正是外部势力在所谓“阿拉伯革命”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当地人民厌倦了独裁者。但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鼓动和支持,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请别忘了,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革命”的前一个星期,这两个国家的军方首领都去了华盛顿,为利用人民起义推翻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权征得华盛顿的授权。一些人现在才认识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被利用。实际上,在所有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形势都比2010年时更糟。这更加证明,外部势力懂得利用革命为各自的利益服务。 
  环球时报: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小贩博阿齐齐因与城管警察发生矛盾而自焚,最初这只是一个贫富悬殊、政治腐败和经济出现问题的国家的内部事件。为什么这个事件会被一些外部势力所利用? 
  德内瑟:一些中东国家面临的问题由来已久,并非新问题。近十多年来社会抗议活动从未停止过,2011年前形势与往年并没有什么区别。正因如此,我们才对这场“革命”的自发性提出质疑。实际上这是一场“媒体革命”,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被操纵了。那位引火自焚的突尼斯青年被塑造成“烈士”,而后来的调查表明,他并不是什么诚实的小商贩,而是有前科的游手好闲者。所有这些都是各类组织团体一手导演的,它们以“人权”之名,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 
  美国非政府组织是真正的颠覆者 
  环球时报:为什么在解决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革命问题上,会出现不同的模式和结局? 
  德内瑟:各种“革命”的结局取决于其特殊条件,往往与各国去殖民化后的历史有关,但同时也具有相似的共性。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这些国家都长期面对贫困,民众抗议活动频仍,专制政权的治理能力低下。一些外部势力——如美国,首当其冲充分利用这种局面,在这些国家更换政府,为华盛顿的利益服务。 
  环球时报:“阿拉伯之春”两周年之际,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感到失落。对眼下的局面,美国是否也没有预料到? 
  德内瑟:从战略上美国已达到目的:人民所厌倦的,不再能有效捍卫美国利益的专制政权被推翻。然而,不择手段的美国又一次因其天真幼稚的世界观而将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一些与其愿望背道而驰的局面出现了。美国驻班加西的外交机构遭袭就是例子。美国也没有料到,由于中东地区有大量民众不喜欢伊斯兰主义,所以才会再次爆发民众抗议活动。取而代之的穆斯林兄弟会与西方积怨很深,也会毫不迟疑地反对美国。总之,“阿拉伯革命”两年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些国家将走向持续的不稳定。 
  环球时报:伊斯兰政党势力上台后,埃及最近又陷入动荡。对此,你怎么看? 
  德内瑟:未来数月,埃及、突尼斯等国局势仍将进一步恶化。我预计将出现六种情况:重新上演革命或反革命、掌权的伊斯兰政府走向激进化、抗议者与国家安全武装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发生分裂瓦解、马里这样的西非国家陷入长期的不稳定、大国之间围绕叙利亚问题的紧张局势加剧。 
  环球时报:新书中有《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美国国家民主基金的例子》、《处于阿拉伯革命中心的非政府组织及社交网络》等章节。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阿拉伯之春”有哪些影响? 
  德内瑟:美国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发挥了巨大影响,它们从2002年就开始筹划“阿拉伯革命”,为有关国家培训积极分子。这些组织是真正的颠覆者。有人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起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对。如今,是美国国务院以及一些打着“人权”旗号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在与华盛顿为敌的国家中制造不稳定。 
  在搞乱俄罗斯周边所有国家后,美国便将矛头转向阿拉伯国家,并使用同样方法。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对这些国家输出民主和人权的结果都事与愿违,不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西方盟友的利益,只符合美国的利益。 
  环球时报:去年初,当有外国媒体传出卡扎菲要逃亡的消息后,利比亚大乱,有匪徒开始冲击外资企业驻地。这也导致多国开始大撤侨行动。你怎么看一些西方及中东国家媒体在这次“阿拉伯之春”中起的作用? 
  德内瑟: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媒体在“阿拉伯革命”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CNN、半岛电视台等,特别是互联网及“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很大程度上说,这是一场“虚拟”革命。一些媒体曾充当“歪曲信息的急先锋”,举两个例子:2011年3月的一天我在的黎波里,半岛电视台和CNN报道说卡扎非轰炸市内一些地区,造成人员伤亡。当时我在离该地区不到一公里处,根本就没看到任何政府军的行动。2011年12月,我在大马士革市中心赶上大堵车,有100多人排队等候出租车,其中许多人决定步行回家。半岛电视台拍摄这个场面,并在一小时后播放一条消息,将这个场面描绘为新的反政府示威。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美国要在中东削弱中国影响力 
  环球时报:你怎么看中国在整个“阿拉伯之春”期间的表现?曾有舆论认为,新上台的中东国家政权会抛弃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 
  德内瑟: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利比亚等国削弱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因为北京被华盛顿视为未来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对手。美国的战略旨在控制中国的能源供应源,以便在必要时对中国施压。这也是美国干预利比亚的目的之一:阻止中国石油企业在利比亚的发展。 
  我过去一年走访了所有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并未看到太多“中国的存在”。北京和莫斯科在利比亚问题上显然上了西方人的当。中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至关重要,足以阻止西方对叙利亚的干涉。我认为,这不是捍卫巴沙尔政权,也不是捍卫伊朗的利益,而是避免叙利亚陷入混乱、让极端伊斯兰势力在中东扎根。 
  环球时报:法国在此次“阿拉伯之春”中显得活跃,如萨科齐率先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奥朗德率先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合阵线,为什么法国左翼和右翼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相似? 
  德内瑟:奥朗德总统上台后并未改变法国的外交政策,法国仍是美国和海湾国家(卡塔尔、沙特)的追随者。这也造成法国精英误判形势,在外交上缺乏想象力,为经济和金融利益而摈弃独立外交政策。另外,法国的军事实力过去20年大大削弱,法国的决定权和自主权开始丧失,我们只能与华盛顿结盟,但未考虑到其危险性。美国到处伸手,攫取法国的利益。美国的国际政策越来越不负责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已构成对国际和平及平衡的最大威胁。▲(环球时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史晓帆)

2012年12月19日星期三

没有VPN?教你一招轻松翻墙!(组图)

原永真:來看看~多學一招半式也好!!

记者李翔一编译报道】据《华尔街日报》11月29日报道,规避中国互联网防火墙的主要方法之一是VPN(虚拟专用网络)。十八大党代会期间,很多人遭遇了VPN被封,最近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也报道了,很多在办公室使用VPN的中国用户收到了书面警告,警告他们VPN仅用于办公使用。

但是,很多精明的互联网用户找到了不用VPN而翻墙的方法。只需一点点的电脑知识—基本上就是把一点文本从一个文件复制粘贴到另一个文件,如此就可以访问被“墙”的国外网站如脸书,YouTube等等。

方法如下:在运行Windows或OS X(以及运行Android的智能手机)的电脑上,有一个主机文件(host file),就是里面有一串 IP地址的一个文件。把新的IP地址拷贝到里面,就可以直接访问某些网站。因此,把一些网站如脸书的最新IP地址输入进去,然后在网络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那些网站的加密网址,即用“https://”替换掉“http://”,这样就可以访问很多被封的西方网站,这种方法速度快,也不像VPN那样需要缴费。

这种翻墙方法流行度如何?在百度搜索“host file Fackbook”返回了434,00个搜索结果,第一个链接主要就是解释了如何修改host文件连上脸书和其他网站。Felix Hsu表示: 很多人在微博上、即时通和网站上分享IP地址,Felix自己就分享这些IP地址,并不断更新一个网站提供最新地址。也有Android上的手机应用可以帮助简化这一过程。

Hsu先生表示他们从2011年10月开始帮助提供这项服务,因为“很多网民渴望了解墙外的世界,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

他指出,IP地址会变,或被封,因此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断更新这些地址。他提供的网站访问数据显示了11月初访问激增,这刚好是北京当局封锁谷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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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显示的数据显示11月初网站的访问量激增,刚刚是谷歌被封的时候

由于传播IP地址的方法多种多样,很难跟踪究竟有多少中国网民使用这一方法翻墙,但是,这的确显示了中国网民想要翻墙的持续愿望,也显示了对那些有点好奇心和掌握了一点点诀窍的人,这个墙是多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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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来源:路透社)

2012年12月1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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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主論壇:第一批中国官员财产公示

 

第一批中国官员财产公示
  1.茂名副市长杨光亮:房产14套,现金12亿;
  2.楚雄州长杨红卫:房产23套,现金17亿;

    3.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房产25套,现金14亿;
  4.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房产35套,现金30亿;
  5.山东副省长黄胜:房产46套,现金90亿美元;
  6.浙江省药监局长黄萌:房产84套,现金20亿;
  7.辽宁省凤城市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2亿元离境;
  8.裸官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海外存款28亿;
  9.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受贿117万余元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
  10.四川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仅两年内就敛财2000余万元;
  11.广东汕头原公路局长李建忠:2000万元包养多名情妇生子;
  12.刘志军案现已逮捕15名局级以上官员,涉案金额2000亿;
  13.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过千万豪宅,现金137亿;
  14.在铁道部宣传处长陈宜涵家中查获超过1000万元的巨额现金和至少九件北京市房产证,随即牵出其夫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  
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终于启动!上面是初步公布,以后将陆续公布
  核心提示:6月25日,广东汕头市通报了商业贿赂案件,涉及汕头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建忠等数十名干部。经查,李建忠贪污公款,收受企业财物、红包礼金,涉及金额近2000万元;包养多名情妇并非婚生育。目前李建忠已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刚刚被中央双规的这个副省长更厉害
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黄三亿”,是90亿美金,或者是560亿?豪宅46处?情妇46人?都已经被中纪委确认为道德败坏。这一超级巨贪多房、多钱、多女人多再度触痛了中国民众的心,再度让中纪委感到震撼!
数字震惊了你吗? 中国人对数字零敏感吗?
刘志军案现已逮捕15名局级以上官员,涉案金额2000亿。相当于年收入5万共计400万人一年的收入;可建134万所希望小学;够800万个贫困大学生生活一年;可让3570万人交一年的失业保险;可供养8500万中小学生免费读书一年。看看那些连中午饭都吃不上的贫困孩子,我们的愤怒无以复加!

更多

(25) 華人民主論壇

2012年12月17日星期一

如何团结最大力量实现民主,请拿出十分钟时间看一下。

如何团结最大力量实现民主 今天我整理编写这些文字,并通过网络发给大家,是冒着很大危险的,请拿出十分钟时间看一下。

呼吁全体转发!

 

呼吁全体转发!

2012年11月29日星期四

英媒:白酒成中国最新的健康恐慌

 

白酒是中国的烈性酒,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快速成长为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产业,最近引起中国饮食业最新的健康恐慌。但据英国《金融时报》11月23号的报道称,已被承认在中国白酒中普遍含有塑化剂的问题,却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重视。

文章引述本周《21世纪经济先驱报》的报道称,一家独立实验室发现,北京一家授权经销商销售的一瓶酒鬼牌白酒里的工业塑化剂超标。这瓶酒鬼牌白酒可不是在黑暗仓库中用廉价的月光蒸馏而成的,这瓶在实验室检验的酒售价438元人民币(合70美元),而制造商是在深圳证交所上市的公司,2010年的年营业额达5亿6千万人民币。那么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是谁呢?就是政府。酒鬼酒是国营企业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的子公司。

文章说,塑化剂是用于软化塑料的化学物质,而不是用来吃的。11月19号的新闻指出,这瓶酒鬼里含有超过安全标准两倍的二丁基邻苯二甲酸酯(DBP),引发其股票在周五(22号)下跌30%。

在中国白酒业协会的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先驱报》说在中国酒中发现塑化剂是普遍现象之后,投资者们也担心其他行业。中国白酒行业协会并未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塑化剂在酒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去年由英国饮料公司迪阿吉奥(Diageo)购进的白酒制造商四川水井坊的股票也在这周下降了6%。

文章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中共政府对此事的关注。酒鬼酒的管理层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坚称,他们的酒仍然“可以放心使用”,并且不存在使用这种工业溶剂违反任何安全标准的问题,因为“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我国及其他国家均未制定酒类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限量标准”。声明中还引用了中国管理食品安全和健康的三大管理部门的全力支持等。

文章还对比说,当去年发现台湾悦氏运动饮料里含有塑化剂时,中国官方的非常有趣的不同作为。当时,大陆官方迅速下架了所有悦氏产品,并通过官方媒体发表了关于饮用运动饮料如何危险的可怕警告。

文章指出,公平的说,悦氏运动饮料里发现的塑化剂是邻苯二甲酸二(2 - 乙基己基)酯(DEHP),而不是在酒鬼中发现的DBP。但是,根据香港政府的食品安全中心的规定,这两种物质都是严格用于工业用途,不能以任何数量添加进食品或饮料。

文章最后讽刺说,中国官方对酒鬼酒的问题缺乏明显的关注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酒的酒精高达52度。如果你喝一定量的白酒就会损害你的肝脏,而过量的塑化剂在你的血液里就成了次要的健康问题。

希望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成容编译报导

(图片说明:52度的酒鬼酒--来源:酒鬼酒官网)

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

《外交学者》:要为北京当局垮台做好准备

 

中国记者魏锦华编译】本文译自Michael Auslin于11月21日(周三)发表在《外交学者》上的文章,原文题目“Planning for China’s ‘Fall’”。Michael Auslin是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以下是译文:

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已发出警报,中国很多方面都陷入危机。事实上,现在关于中国的任何讨论都前瞻地集中在北京的新领导人面对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和潜在危险上。中国如果出现意想不到的经济崩溃或严重的政治危机,更遑论军事冲突,其影响会如何,这应该成为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在不久前,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读前苏联的垮台措手不及。为了防止意外的事情,以下是全世界政府和政策分析家们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简短的清单:

1. 领导层分裂和丑闻:薄熙来案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它也许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领导层危机,它也透露了中南海内的权斗和喂饱了中国统治者惊人财富的腐败。尽管表面上,新的政治局常委显得很团结,但是政治局内部仍有派系。习近平任内的权力争夺才刚刚开始,如果再出现像被废黜的薄熙来那样的丑闻,就可能分裂领导层,更不用说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纠纷。如果北京最高领导层出现大的失误,现在还不清楚军方高层将如何应对。只有随着时间推移,才能看清军方是否尊敬习近平,愿意跟随他的领导,但是,军方肯定会期望习近平会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并在国内防止更大的社会动荡。

2. 经济增长放缓:在经济增长了近30年后,中国经济在2012年显著放缓。上个季度,增长跌至7.4%,部分原因是美国和欧洲经济持续疲软。中国经济放缓的发展曲线会在整个劳动力阶层产生涟漪效应,不仅仅是大学生会受到影响,数百万工厂工人和农村的人医药看到收入下降。据报,2010年,中国全国各地发生了180,000起抗议和起义事件,疲弱的经济无疑将给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带来严重压力。中国内部和向亚洲其他国家移民潮可能会增加,造成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紧张关系,大的城市可能会发生骚乱。众多的人已经对国家领导层失去信心可能会尝试强制的改变。与此同时,中国面临地方债务危机,在大城市房地产市场越来越泡沫化。这两者只要有一个崩溃,就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数不清的后果。最后,一胎化政策的恶果开始显现,本世纪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挑战。劳动力萎缩,加上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越来越多的压力,在未来数年将拖累经济增长。

3. 无法解决的领土纠纷:领土纠纷时间越长、越与民主主义示威相关,意外事件就越可能引发实际的冲突。虽然很难想象围绕这些岛屿会发生全面战争的爆发,即使是轻微的武装冲突所引发的负面政治和经济后果也足以让人担忧。

4. 正在形成的环境灾难:尽管环境灾难比下滑的经济和丑陋的政治新闻引发的关注要小得多,习近平和北京高层必须要控制住中国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主要饮用水源在急剧下降;中国西北部的干旱威胁,哪怕是温度轻微上升都会成倍增加;主要大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到了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食品安全问题不断。面对污染的空气和水,不仅是北京当局会面临公众反弹的风险,最终政府的不作为会让经济增长潜力枯竭,将成为社会严重紧张局势的根源。

5. 墨守陈规:或许最令人关注的是,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新班子没有推动改革的记录,看起来也不够国际化。尽管不可能寄希望于共产党把不忠于它和它对中国民众控制的人提拔上高层,但是共产党的确需要把能够有思路和解决方案以解决上述各种问题的人提上来。不幸的是,习近平和新班子可能会在权贵担心保护他们的狭隘利益和普通百姓对腐败和下滑的生活水平愤怒的双重压力之下。作为回应,因为担心政治失控(就像20年前的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新领导层不太可能会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面对私营企业增长放缓,国企作为经济重心的事实,习近平将如何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如何应对百姓对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和持续镇压的不满?习近平应对中国各种问题的策略是什么,他对中国未来10年或25年的展望是什么?

如果中国的新领导层在未来十年,只是得过且过,那么2022年可能会发生的权力换届将会在更加不稳定的,更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发生。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弱,军中将如何应对?如果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或债务负担增加,未来几年金融危机困扰中国,领导层会不会分裂?对这些问题,西方或亚洲政府应该密切关注,他们应该找出哪些指标对了解中国当前的轨迹是最重要的。鉴于目前关于中国潜在问题的信息足够多,没有理由对中国目前的趋势措手不及或是曲解。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中国军事实力的壮大,如果北京当局出现任何(权力)中断、变弱或崩溃,都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外交学者》:要为北京当局垮台做好准备 - 看中国 secretchina.com

2012年11月19日星期一

习近平一家的另类闷声发大财

 

分析习近平的另类闷声发大财。习近平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也就是文革后期被推荐上大学的。文革后期邓小平曾经被重新起用,一批老干部正处于被平反之际。有的虽然没有平反但是老干部的人脉已经在起作用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的。按习近平的年龄推算,文革爆发,习近平正处于小学升初中阶段,也就是基本完整读了小学,中学虽然进了,但文革中基本不上文化知识课,停课闹革命。所以第一学历是小学。

习近平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以后,直接进入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秘书,耿飚是军方的,所以习近平就有了军籍。两年以后,习近平直接到河北任正定县(好象就是这个县)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是正处级,不归中组部管,可是习近平却从河北的县委书记直接调福建厦门担任市领导,然后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领导,每一步都不是因自己的才干。

习近平的兄弟姐妹都在香港、加拿大。只有习近平在国内。习近平的清华博士是在福建任领导期间拿的。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是法学,博士论文是三农问题,导师是马列专业的。习近平的工农兵大学生在文革后国家只承认是大专学历。习近平的简历没有显示他有硕士学位。习的每一步前进不是因为习的能力,而是他的太子党背景和他自己处处不作为事事没立场不得罪各方、以至于习没有反对派。

彭丽媛是中国第一个民族声乐硕士,但是声乐就是唱歌就是技巧,不是学术,所以这样的硕士早就有人质疑,也许这个学位就是因彭丽媛而建立的,相信现在大部分人对这样的现象不会奇怪。彭丽媛已经由总政文工团团长转任解放军艺术学院任院长,可以说是为今后可能的改革先谋出路。如果下一届政府改革,军方的文艺体育人员就会剥离,市场化谋生,但是军事艺术院校就是从军方剥离也不会是民办院校,教育部肯定接过来,那么还是吃皇粮。

再说习近平的女儿,习的女儿随习在浙江上的高中,又随习到上海,最后随习到北京。三年高中在三地上的,其中北京的时间最长,习在上海7个月,最多也就一学期。2009年高考,习近平的女儿由三所高中中最早的一所高中杭州外国语学校推荐保送进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习近平的女儿如果学习出色理应由北京的高中推荐保送,由杭州的学校保送说明习近平的女儿学习成绩不符合北京保送的条件,也说明北京还没有人买帐,没人主动拍马屁,如果习近平的女儿成绩稍微象点样拿得出手,还是有人会主动帮忙保送北京的大学的,因为习近平的女儿不过硬,才由杭州外国语学校名不正言不顺的保送进了浙江大学。

习近平的女儿理应由北京的高中保送,难道习近平不懂?一年不到,习近平的女儿便从浙江大学进了哈佛。习近平的兄弟姐妹都在国外办起来应该没有问题。通过薄瓜瓜大家已经知道哈佛这样的名校对于政界高官巨头的子女是网开一面的。

所以,习近平能力不怎么样,但是自己一家都悄悄的安排好了,是另一种闷声发大财。虽然未必直接贪污,但是利用职权给家人安排好的前程,也是一种腐败。尤其是习近平的女儿由浙江的高中保送进浙江大学,就是明显的腐败。彭丽媛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就是隐性的利用职权给自己家人安排好的前程,将来军队的文艺体育非军事人员剥离的时候,不用市场化谋生。这一切都是不动声色的。'

传习近平独生女假名读哈佛 一群保镖保护 - 纪元

2012年11月15日星期四

高调谈政改,闷声发大财,18大功成身退 温家宝家族拥27亿美金

 

闷声发大财18大功成身退 温家宝家族拥27亿美金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人在其担任总理期间积累至少27亿美元财富。

就在中共十八大即将于下月召开之际,《纽约时报》网站首页以「中国领导人家族暗拥十亿计财富」为题报道称,该报记者调查了有关公司和监管机构的纪录显示,温家宝的家人,包括他的母亲、太太、儿子、女儿和弟弟,在其出任总理期间变得「极其富有」。

报道称,温家宝家人的投资范围涉及银行、珠宝、旅游景点、电讯公司和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公司资产由海外投资工具或复杂的持股结构持有。

该报指出,单是温家宝90岁母亲名下一项投资,其5年前市值已达1.2亿美元,而一名寡妇如何能累积如此财富,无从知晓,甚至不清楚她自己是否知道名下拥有这些资产。不过,这都发生在其儿子晋身成为中国领导精英层之后,温家宝先在1998年成为副总理,5年后再成为总理。

《纽约时报》又称,温家宝家人的名字被隐藏在有关公司层层的伙伴关系之下,这些关系包括朋友、同事和商业伙伴。中国政府和温家宝的家人都拒绝对有关报道作出回应。

闷声发大财18大功成身退 温家宝家族拥27亿美金

2012年11月13日星期二

李克强成箭靶 谁是幕后?

【2012年11月22日讯】(新纪元周刊301期,记者程静报导)继曝光温家宝家族“巨额财富”后,西方媒体再度攻击几成定局的后任总理李克强,然而经大纪元调查发现,攻击胡、温、习等人贪腐只是周永康、薄熙来“政变”策略部署的一部分。

中共18大前夕,继曝光明年将卸任的中共现任总理温家宝家族“巨额财富”后,西方媒体日前又对准了几成定局的后任总理李克强。美国智库刊文称,李克强的弟弟任职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这样的上下级关系有“裙带关系”之嫌。

兄弟任公职 李克强被指“裙带关系”

11月初,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李成发表文章说,李克强所在的国务院下辖“一本万利”的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而其弟李克明则担任该局副局长。

公开资料显示,李克明为安徽定远人,是李克强兄弟姊妹三人之一。1980年代从安徽省轻工业学校毕业后任职合肥永康食品厂。1982年调入安徽省烟草公司生产技术处后,在烟草行业工作了30年。

李克明历经副处长、处长,直至1994年才正式进入国家烟草专卖局,任职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经济运行司司长、发展计划司司长,2003年开始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分管经济运行司、人事司、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中国烟草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国际有限公司、中国烟草实业发展中心……,按部就班坐上今天的位置。

而李克强的履历则显示,2003年他在河南任省委书记,直到2007年才正式进入中央,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之一,很难说他对李克明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起到什么作用。

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确是“一本万利”,中国最生财的行业之一,平均每天赚3.2亿,赚钱能力“超过中石油”。李成的文章还提供一份报告,称中国有三亿吸烟者,每年最少120万人死于吸烟及相关疾病。但中国烟草专卖局是中国最大的烟草制造商“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使得这个单位在中国首都和各地成为一个最有“油水”的单位之一,每年上交巨额税款,成为中国财政的支柱产业之一。

不过所谓“国家专卖”,是指国家对某种产品的生产、购销实行垄断经营和统一管理的一种制度,是国家控制最为严格的商品,跟个人没有关系。在中国实行国家专卖的还有盐、军火等商品。

据了解,李克强家族无人参与商业活动,这在中共高层里是少有的。其本人为人清廉,家室也可说是高层中最为干净的一位。有分析称,李克明是有人刻意“绞尽脑汁”挖掘出来的“丑闻”。所谓“裙带关系”,只要李克明还在政府与公务员队伍里,不论调到哪里都摆脱不了,毕竟这都是总理管辖的区域。

周永康策划不断放料

无独有偶的是,10月26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的关于温家宝“家族贪腐事件”的长篇报导迅速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的焦点。然而经大纪元调查发现,攻击胡、温、习等人贪腐只是周永康、薄熙来“政变”策略部署的一部分。

早在几年前,周永康和薄熙来以迫使谷歌退出中国,使百度一家独大为条件,操控“百度搜索”在网际网路上发起抹黑胡锦涛、温家宝及习近平等三人的活动。

自王立军事件爆发后,美国媒体曝出薄熙来和周永康密谋政变,计划整垮习近平的消息。3月前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薄熙来案发,有消息称,周永康、曾庆红就在动用特务系统暗中运作,收集现任常委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等人的黑材料,然后召集太子党密会商量对策。

消息称,根据收集、整理的关于习近平、温家宝、贺国强的黑材料,这些太子党商讨对策,如何将这些材料向媒体曝光。这些密会还邀请一些外媒驻华记者参加,其中就有常驻上海、太太是中国人的《纽约时报》写温家宝家族财富新闻的张大卫(David Barboza)。

李与胡、温、习联盟 严惩薄熙来

随着自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媒体报导,中共九常委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上,温家宝态度最为坚决,不惜与力挺薄熙来的周永康针锋相对。温是推动司法严惩薄熙来的主要推手。

而将成为习近平搭档的李克强,在常委会上提出,既然决定免去薄熙来的职务,就应该快刀斩乱麻,尽快公布这个决定,以免夜长梦多。其主动表态支持严办薄熙来,有消息称,习近平对此“心存感激”。

随着薄熙来被确定将要严惩,力挺薄熙来的江系铁杆周永康眼看前景不妙,江系分崩瓦解,原江系“军师”、曾在江泽民时代权倾一时的“中南海大管家”曾庆红也开始频频活动。

据悉,各类假新闻都是曾庆红负责主导炮制的,目的是让江派下面的喽啰们以为江泽民依然能控制局面,还能干涉高层各种决策。

《大纪元》获悉,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制定了“二十字诀”:团结红二代、分化胡温习、智取房峰辉、争取新代表。日落西山的江派人马,试图还想影响中共政局和军队布局,不过,胡锦涛、习近平罕见的提前在18大召开之前,安排好自己的军方布局。军委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部同时换人,空军、二炮司令换人,新增补的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都是胡习的亲信。◇

2012年11月12日星期一

凿壁偷光 献给十八大期间翻墙网友 图

(网友乖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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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翻墙

外媒社论︰习近平先生,推倒防火墙!(组图)

外媒社论︰习近平先生,推倒防火墙!(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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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11月8日(周四)就北京十八大期间开始封网断网的情况发表了社论,以下是译文。

本周在北京中国共产党的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新的领导者候选人将就职,但这并没有真正带来了自由表达的金色的曙光。除了打击所有形式的媒体,中国的很有创造性的偏执的安全部队认为乘客携带乒乓球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它们可能会溜出窗户传递颠覆性的讯息。

然而这样异乎寻常的措施有效地突出一个的中心挑战,就是中国未来主席的太子党习近平和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新同事们所将面临到的︰在中国如何保持对经济增长与公共健康至关重要的信息流通,又没有破坏党的合法性和首要地位。

在中国,互联网使用率的暴增和社交网络的兴起,让当局更难以维持“和谐”社会,套用一个胡锦涛最喜欢的形容词。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经从2001年的2000万猛增至5.38亿;中国还拥有约2.74亿的微博账户。为了密切监视他们,并阻挡它不喜欢的信息,北京当局已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技术过滤系统和人工手工审查系统。访问国外网站的路由只经过几个入口/出口点。

具有欺骗性的网络

在中国,存在着层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试图创建一个仿真网络的开阔空间。在中国的最流行的微博网站新浪微博,给用户80个点,有很多种理由可被扣除点数;成百上千的员工全年无休的专门删除帖子或使他们的关注者看不到发贴,或关闭账户,或篡改搜索结果。当局也向传统媒体的新闻编辑室和管理办公室里安插了更多的审查人员。

这些和其它镇压措施已引起愤怒(并降低了新闻自由排名),而没有摆平民众对腐败、污染和其它热点问题的不满。根据一些估计,抗议和社会动乱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每天约500件,比十年前增长近四倍。在污染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北京当局意识到社交媒体可以揭露问题和聚焦公众的愤怒来帮助他们做他们该做的工作。

防火墙

尽管如此,那些违反北京忌讳话题的公开讨论或新闻调查- 无论是关于达赖喇嘛、躁动不安的新疆、法轮功或党的领导- 还是会受到迫害。例如,“自由之家”指出,在2011年,短暂的茉莉花革命中(受阿拉伯之春启发的词语,在中国的社交网站和聊天室被迅速封锁),数十名中国的博客作者、活动人士和律师被绑架和监禁。

自从《彭博社》于今年夏天报道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家族控制3.76亿美元的资产,其网站和《彭博商业周刊》在中国被封锁;数月后,当《纽约时报》发表对温家宝家族报告,相同的命运也降临到它身上。中国记者因超越党的红线而被处罚或监禁;包括《彭博社》在内的外国新闻机构的记者和工作人员受到骚扰和审问。

突破防火墙封锁

中国共产主义和西方新闻或许水火不容,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在某些时候曾倡导更多获得可靠的信息的渠道。例如,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正准备经济改革时,他的得意项目是与“大英百科全书”合资来创建参考书籍,这将有助于带领中国人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泥沼。

自那时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打印百科全书已经落伍,但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和发展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公众获得更广泛的信息来源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在污染和食品安全上帮忙聚焦,它们还可以帮助遏制金融诈骗,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目标。如果不能广泛使用互联网,中国公司将发现很难攀登价值链或在服务市场中竞争。

国外有人开发了规避中国防火墙的工具。美国国会自2008年以来已拨款约9,500万美元,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建立代理服务器、网站、应用程序和软件,为的是在中国和其它十几个国家的用户(能上互联网) 。其它团体也参与了,如负责监督自由亚洲电台和其它美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理事会。向突破封锁努力中投入更多资金会有帮助,尤其是如果它提供给用户更多的带宽和培训。“自由之家”和“共同组建的开放网络促进会”之类的团体因为曝光审查、过滤和监视,应该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所有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媒体机构,应该一起抗议审查,无论审查的对象是谁--这方面过去做的还不够。

推倒防火墙

(网友乖乖作品)

然而,互联网研究员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称中国的“网络独裁”为天才,因为它侧重于满足一般不需要或不想要访问国外网站的用户,并依赖于自我审查以实现其目的。推动中国的企业内部网的变化意味着寻找一种方法来针对百度等国内供应商。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如百度,对投资者透露他们的审查制度安排,这样的立法提案会有意义。

当我们为伊朗和叙利亚争论的时候,我们不太热衷于对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广泛出口管制进行立法,而只是加强如“全球网络促进会”的志愿团体的效用,后者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网络跨度的同时,最小化可能的审查和其它对人权的侵犯。

下个月在迪拜由“国际电讯联盟”举办的会议上,我们对于任何中国本身对互联网治理的“改革”举措提案都持怀疑态度。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日前预测,习近平和他的同事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平衡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以支持更多的开放。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和谐了,我们希望他的预测是对的。

(译文略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2012年11月9日星期五

太子党曝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不同警卫级别内幕

 

《瞭望东方》周刊刊登采访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的长子、历史法律学专家纪坡民的文章。纪坡民在回忆中讲到他父亲在中南海生活享受的特供和警卫级别。

中共的特供待遇
纪坡民说, 当时国家领导人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如“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有一次纪坡民的妻子在街上买了山楂糕想回家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
在中国高干特供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整个中共高官特权阶层都享有特供,现在是更加明目张胆而已。民众怒斥:连中共高官的命都比老百姓值钱!

毛泽东享用的烟、酒、书、大米、白面、茶等都是特供的,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就要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他空运活鱼等。

不久前,《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在中国,吃些什么可是大有来头》。文章披露了北京顺义北京海关总署的蔬菜种植基地,里面种的蔬菜异常精细,多名保安在门口执勤,只有特定的车辆才能进入。这里面生产的最干净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给那些权贵阶层专用的。整个中共高官特权阶层从上到下各级官府都有自己的“特供食品供应基地”。

2008年,一位名叫祝咏兰的中共女官员公开宣布,2005年4月,中共国务院就成立了“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祝咏兰表示:特供食品都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蔬菜水果家畜一律在自然环境中生长,不使用化肥、农药、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一个环节不达标就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警卫级别不同

纪坡民说:当时“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据悉,中共安保标准分三级,一级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政协主席、军委主席;警卫要求绝对安全、万无一失。二级警卫包括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上人士统称“党和国家领导人”。三级警卫通常对中央委员、省(市)自治区首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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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7日星期三

    盛宴中的食客 权贵家庭疯狂吸金瓜分中国

     

    盛宴中的食客 权贵家庭疯狂吸金瓜分中国
    [博讯论坛]
    2012-07-11 12:59来源: 看中国
    【看中国记者江南编译报道】据《金融时报》7月10日(周二)报道,毛新宇身着不合身的军装,能看出来这让他不舒服,他讲话很慢,用着几乎孩子似的语句描述他作为毛泽东嫡孙的艰难。
    他说:“因为普通中国人把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加到了我身上,我在生活中有很大压力。他们真的不想我丢爷爷的脸。”
    毛新宇是统治了占全世界人口1/5的国家将近3个世纪的独裁者的唯一一个幸存的孙子,42岁的他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
    据了解他的人说,尽管他有学习障碍,但他拥有中国顶尖军事和民用机构的高等学历,也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的副主任,一个重要的闲职。
    据熟悉内情的人说,毛新宇曾公开承认,他的许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背景,但他没有巨大的个人财富,他也曾批评其他强大的共产党家庭的后代猖獗的腐败现象。他在3月与国家媒体的采访中表示:“看看我们家 - 所有主席的后代,你能找到当官的或做生意的人吗?你连一个也找不到。”
    毛将军对其他太子党含蓄的批评凸显了,党内人士所称的在过去十年变得糟糕得多的现象,今年薄熙来的倒台迫使它成为了瞩目的焦点。在一个仍称之为共产主义,但靠着资本主义得以兴旺的制度下,一群有权势的政治家庭和他们的食客已经非常富有,完全不遵守他们为普通老百姓制定的法规和法律。
    周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用几乎不加掩饰的批评口吻,表达了这些忧虑,在谈话中她批评了那些致力于“剥夺公民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执政没有问责制,破坏国家经济进步,把财富聚敛到自己那里”的政府。
    自从苏联解体,党的理论家们指出了,腐败寡头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快速的政治自由化的危险性之一。但是,随着中国收入不平等几乎比任何经济大国都糟糕,国家财富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家庭的手中,现在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不同。
    杨吉生(Yang Jisheng音译)是一名老党员,官媒记者和作家,他指出:“中国的腐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严重,我们现在是权力统治的市场经济--每一个商业活动都需要有权势的人帮忙或批准。例如,你爸爸是省长,你的一句话可能意味着政府批准我数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交易,那么我给你1亿人民币有什么大不了的?”
    根据公共记录,薄熙来旁系亲属控制了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远远超过1亿美元的股权,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说他们实际的财富要大得多。
    同时,薄熙来24岁的儿子薄瓜瓜,在包括哈罗公学、牛津和哈佛在内的西方顶尖学府学习,开着昂贵的跑车,据他的朋友们讲,据信他在家庭财产的帮助下仍在美国生活。
    对薄熙来及家人目前没有任何腐败指控,领导人的高级顾问们表示他们相信对薄熙来及其妻子的案件不会纠缠在他们如何聚敛财富上。这主要因为党担心把目光吸引到其他领导人家里积累的财富上,这涉及到大约100个军队和文职高官家庭。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表示:“强大的政治家庭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政府控制着一切。法律是共产党控制的,谁控制了党就可以利用法律为所欲为,这些人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
    合法性危机
    高官和其亲属的私人生活、商业交易和财产都被视为是国家机密。互联网和媒体审查制度一直开足马力封锁所有相关信息。
    眼看着公众对党内权贵的关注日益增加,党从2006年到2010年每年都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要求高官透露他们和亲属的财产。但每次会议都是以党坚持“时机还未成熟”,全面引入此项措施前“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而结束。
    即使官员不公布财产,薄熙来的倒台也让中国人得以窥见他们的统治者如何自己发了财,大家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权贵阶层是如何享有特权。
    对其他政治家庭的活动调查结果显示了与薄熙来家类似的庞大而纠结的交易网络。几乎党的9大政治局常委都有亲属从事商业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批准和支持。
    和党的领导关系密切的一个著名的中国金融家表示:“在1990年代,大多数最高级领导人,至少还要约束他们的太子党不要太过分,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克制,已经失控了。这是对党的合法性最大的考验。”
    黄金关系
    很多太子党受雇于西方银行或其他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认识到了通过亲属与高官建立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好处。
    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精英政治的资深外交官表示:“你在中国呆的越久,你越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几百个有权势的家庭控制着。你还意识到,最大的外国公司都在试图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拉上关系做生意。”
    然而,在中国有数十年经营经验的三家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金融时报”,聘请高官亲属担任顾问或作为合资伙伴,是标准的做法,事实上,在很多行业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说这些太子党通常首选通过香港或加勒比海地区上市的合资企业的股份,因为中国的反腐败调查人员无法发现(这些资产)。
    这些人说,咨询费往往在迪拜或香港这样的地方支付,协议通常印在红色纸上,因为复印或扫描(红色纸)会显示出黑色,不易流传。有时候,这些亲属作为高薪顾问,在谈判进入尾声时被介绍进来,他们的突然出现通常是交易会达成的标志。
    有些人,包括很多太子党他们自己,为官员和其亲属的行为辩护,把猖獗的腐败,裙带关系归于制度,而不是个人。象毛新宇一样,他们认为,他们积累的很多特权和财富是他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利用他们的血统优势。
    杨吉生表示:“无论官员的子女是否行为良好,即使是他们坐在家里,人们会来敲你的门,给你钱,公司会给你闲职。你的名字就是获得银行贷款、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捷径。这是坏的制度造成的,不见得是太子党本身造成的。”
    (译文有删节)

    盛宴中的食客 权贵家庭疯狂吸金瓜分中国

    2012年11月4日星期日

    太子党瓜分中国 江绵恒朱云来开辟新时代(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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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中文网消息,在伦敦出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和内页续中转载发表了《纽约时报》长篇报道,披露中共太子党如何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并瓜分国家财富。

    世界日报说,纽约时报该篇报道发表在18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说在中国只要有权就会有钱。并列举了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李鹏和吴邦国等人的儿女作为例子。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的话说:“一旦中国经济中出现了有利可图的新领域,比如说私募基金、国有企业、自然资源等等领域,太子党们就会抢先一步、占为己有”。

    英国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文章说,很久以来,太子党一直被怀疑利用政治资本获取个人利益。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

    很多外国投资者对前任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和前任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都很熟悉,他们曾经在一些大型外企中工作过,或者与之合作成立过合资公司。

    随着其父辈在2003年的退位,江绵恒和朱云来的影响力在消退。但是,作为“第三代”技术官僚领袖的孩子,他们为当今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一位和很多太子党打过交道的人士评价,“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种分赃:高级领导人亲属在经济繁荣中中饱私囊

    译者网全文翻译了《纽约时报》这篇题为《中国的“太子党”们靠裙带关系致富》的报道。

    报道说在今日中国,如梦工厂这般要通过江绵恒这种中间人才能达成交易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分析家们说这正是中共如何分赃的方式,让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在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中中饱私囊。

    证据显示不只薄熙来,其他现任或前任高层官员的亲属也聚敛了大量财富,他们经常在跟国家密切相关的企业中扮演中心角色,包括金融、能源、国家安全、电信和娱乐行业的企业。许多"太子党"也为跨国公司和热切盼望跟中国做生意的富豪们担任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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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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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这些高层领导家属的收入或许是完全合法的,但是问题是不可能区分他们的合法和不义之财,因为没有对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公示。有关利益冲突的法律很弱或者根本不存在。并且有关政治精英涉足商业的消息在新闻媒体上受到严格审查。

    这一分赃系统对中共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的挑战。随着国营企业跟所谓"红色贵族"阶层的纠结越来越紧密,分析家们说,这也可能反噬越来越根深蒂固的精英们。他们还指出,为保护这些人的自身利益,国家政策存在被现任或前任领导颠覆的潜在可能。

    一份两年前由维基解密公布的2009年秘密的美国国务院电文援引报告说,中国统治阶层精英已经瓜分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蛋糕。同时,许多公司公开吹嘘他们跟政治精英的联系带给他们在中国高度管控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一名曾经和高管亲属工作过的金融高级主管说:"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和权贵家族合伙了,只要把他们包括进交易中就行;这完全是合法的。"

    担心公共形象受损,以及公众对官员腐败不断增长的厌恶,中共再三修改其道德守则并收紧财产披露规则。中共2010年要求所有官员报告他们配偶和子女的工作、下落和投资情况,以及他们自己的收入,但是披露报告保密。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倡议则一再被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束之高阁。

    中共不太可能再迈一大步,因为过去和现任高层官员的家属已经深深嵌入国家的经济结构。在过去二十年里,商业和政治已经如此紧密勾结在一起,中共实际上已经有效地将整个裙带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体制化了。

    批评者们说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强大到了可以阻碍让多数人获益的改革的程度。比如,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的改革就会影响到朱镕基家族的利益。又比如,如果在电力系统开放竞争的话,就可能影响到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李小琳)

    裴敏欣说:"这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一旦他们想要改革,他们的子女可能会说,'老爸,那么我的生意怎么办?'"

    裙带文化和高层体系中的滋生的特权已经逐渐向下渗透到中国政府的每一层级的官僚中。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的中国学者史宗瀚(VictorShih)说:"过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有很多太子党们。有现任领导的孩子、前任领导的孩子、地方干部、中央干部、军队干部、公安干部的孩子们。我们说的是一个数十万人的群体——都想利用他们的关系来挣钱。"

    根据知情人的说法,中国的富豪们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欢迎高层领导的家人以秘密合作的方式成为中间人,他们让这些当权者的子女或配偶成为地产项目的联合投资人,或者是其他需要政府批准或支持的交易的合作方。

    另外,根据采访银行家和投资顾问得到的消息,中国的当权政治家族经常通过中介在数十家企业中握有秘密股份。最近,政治精英们的子女转向了私募基金这样的金融项目,潜在的收入比起当政府采购合同的中间人,或是在国企中担任高管要丰厚得多。

    学者们认为影视业已经成为太子党们的新游乐场。清华大学的政策发展中心的主任张小劲说:"宣传部特别要求拍摄此类电影,然后他们再批准这类电影。"

    北京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家赵晓说:"只要哪个行业有钱赚,他们就会出现在哪儿。"

    《纽约时报》提到的中国领导人子女亲属名单及相关事迹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上海——好莱坞工作室梦工厂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江绵恒的商业集团还和微软和诺基亚成立了合资公司,并监督电信、半导体和地产项目的国家支持的一系列投资平台。

    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帮助美林获得了一项高达$220亿的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

    朱镕基之子朱云来(LevinZhu)在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中金公司,过去十年都是该公司的总裁。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五大电子旗舰公司之一的中国电力集团的主席和总裁。她的弟弟李小鹏曾经是另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华能集团的总裁,现在则是一名官员。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元的城堡。

    曾培炎的儿子曾之杰(JeffreyZeng)是开信创投的合作人之一,中国开发银行和中信集团这两家国有企业也是该企业的投资人。

    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运营着高达$48亿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是最大的国有基金之一。

    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AlvinJiang)建立了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这家私募基金至少要筹集$10亿。

    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涉足影视业。是爱国影片《建党伟业》的顾问。该片在全国范围放映了近90,000场。政府官员和学校得到命令必须购买团体票。媒体不允许批评该片。它成了去年的票房三甲影片之一。

    看中国 - 太子党瓜分中国 江绵恒朱云来开辟新时代(组图)

    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

    英媒曝黑幕:太子党疯狂敛财瓜分中国

     

    英媒曝黑幕:太子党疯狂敛财瓜分中国

    中国太子党依靠家族权力敛财的现象在过去几十年大大恶化,并且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被国外媒体聚焦。(Feng Li/Getty Images)

    【2012年07月12日讯】(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太子党依靠家族权力敛财的现象在过去几十年大大恶化,并且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被国外媒体聚焦。在一个仍然自称是共产党但是实际上却是压榨式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一群大权在握的政治家族和他们的附庸已经聚敛极大的财富,并且无视他们给其他人设定的规则和法律。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11日)用整版的版面分析评论了中国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利用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聚敛财富的。

    文章披露,西方公司聘请中共高官亲属做顾问是标准做法。协议通常写在红纸上。谘询费通常在香港和迪拜支付。

    周一,美国国务卿克林顿隐晦的批评北京说:“剥夺公民选举领导人的权利,治理国家无需问责,吞噬国家经济成果并养肥他们自己。”

    自从苏联倒台之后,共产党理论家声称政治自由化将导致腐败寡头和扩大财富不平等。但是随着中国收入不平等现在比任何国家都严重,以及这个国家的财富很大一部份聚集在几个家族手中,成为许多人今天质疑中共的藉口。

    *权力统治下的市场经济造就空前腐败

    “中国的腐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我们今天有的是权力统治下的市场经济——所有商业活动都需要获得当权者的协助和批准。”一名国家媒体资深记者杨继绳说。“比如说你父亲是省长,你的一句话可能就意味着价值多少亿的房地产交易获得政府的批准。那么我给你一亿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四月份温家宝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抨击共产党内肆虐的腐败现象。

    “共产党把自己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并试图说服人们,在一个极其腐败的体制当中,那些最高领导是清廉和正直的。”一名在中国工作几十年,认识很多太子党的西方前外交官说。“但是那不是事实。腐败一直贯穿到最高层。”

    *中共担忧指控薄熙来贪腐殃及所有高官

    根据公开记录,薄熙来家族掌握着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股份。而熟悉薄家的人说实际财富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薄熙来的倒台似乎跟他妻子谷开来谋杀案密切相关。直到几年前,谷开来还是一名执业律师,她利用她丈夫的职位聚敛财富。薄熙来的正式工资不超过2万美元一年。

    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薄熙来受益于他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

    同时,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西方精英学校学习包括哈罗,牛津和哈佛,开着昂贵跑车,据信仍然依靠家族财富的荫蔽生活在美国。

    对薄家还没有任何正式指控。中共领导层的高级顾问说,他们相信针对薄熙来和他妻子的案件不会着重于他们如何聚敛财富上面。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担心这会吸引人们关注其他领导人家族的大笔财富,围绕核心大约有100个军队和文职官员的家族。

    *一党专制造就特权阶层 反腐隔靴搔痒

    “在一个没有权力分割,没有司法独立和媒体独立,政府控制一切的环境下,权力政治家族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大部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说:“法律被共产党控制,所以控制了党的人可以利用法律为所欲为。这些人高踞法律之上。”

    高级领导人及其亲属的个人生活,商业交易和财产都被视为高级机密。互联网和媒体审查制度竭尽全力封锁一切相关消息。

    迫于公众不断增加的关注,共产党从2006~2010年每年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计划要求高级干部公开他们的财产。但是每次会议最后,共产党都坚持说“时机尚未成熟”,“需要进一步研究”。

    即使没有官方公开的信息,薄熙来下台已经让中国人窥视到统治者是如何养肥自己并且越来越意识到政治精英们是享有多么多的特权。

    一个针对其他政治家族活动的调查透露出一个巨大而互相纠缠的网络。实际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每个成员都有亲戚卷入严重依赖政府批准和支持的商业活动。

    *九十年代后太子党经商无所顾忌

    “在90年代,大多数高级领导人至少试图对太子党从商有所节制,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它已经失控了。”跟共产党领导层关系密切的一名重要的中国金融家说。“这是共产党合法性的最大考验。”

    比如,中共宣传和媒体沙皇,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女儿李彤,在中国国际银行下面运营一家大型投资基金,着重于传媒行业的投资。

    共产党官阶排名第二的吴邦国,有好几个亲戚活跃在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和建设行业。他的女婿冯绍东是中国广东核工业投资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基金管理公司,2009年由一家巨型国营核电厂建立。他先前是美林投资银行中国分支的头头。他的前同事和竞争者说,他几乎单枪匹马的赢得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承保任务,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款。

    *中国经济被数百个权力家族控制

    跟冯绍东类似,许多太子党被西方银行或者其他跨国公司聘请,西方公司意识到通过太子党跟高级领导人培养密切关系的好处。

    “你在中国呆得越久,你越意识到任何事情都是被数百个权力家族所控制。”一名精通中国精英政治的资深外交官说,“你也意识到大多数主要外国公司都试图雇用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他们可以打开那扇门和经商。”

    许多太子党在中国和西方的顶尖大学受教育,本身也很能干。一些人甚至感到委屈,抱怨他们被歧视,因为他们的权力家族背景,每个人都认定他们所有的成就不是基于他们的才华而是基于他们的裙带关系。

    *西方公司聘请太子党是标准做法

    但是,在中国经营几十年的三个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金融时报说,聘请高级官员的亲属做顾问或者请他们做合伙人是一种标准做法,并且实际上,在很多行业至关重要。他们说,这些太子党常常首选通过在香港或者加勒比的控股公司成为合伙人,因为中国反腐调查不能够发现他们。

    这几名首席执行官说,谘询费常常是在迪拜或香港等地支付,协议常常是写在红纸上,因为复印机或扫瞄仪显示出来是黑色,使得他们很难广泛流传。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高官亲属在谈判过程最后阶段被介绍给对方,他们的突然出现往往是协议将要达成的迹象。

    这几位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人说,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增长,致富的机会多种多样,现在外国公司聘请或接触到最高层官员的亲属的难度大大增加。“这些日子,一家外国银行如果能找到一个副部长的孩子就已经很幸运了。”一家西方银行中国分支的高管说。“大家族想要从事私人股本或者自己经商,因为那才是赚大钱的方式。”

    一些人包括许多太子党自己,为官员和他们亲属的行为辩护,把腐败猖獗,裙带关系归咎于制度而不是个人。他们争论说,许多的特权和财富是那些希望利用他们的血统的人强加给他们的。

    “重要的不是一个官员的儿子行为端不端正,即使你坐在家里,人们也会敲你的门,奉上钱财,提供一份闲职,”杨继绳说,“你的名字就是获得银行贷款,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捷径。这是坏的制度造成的,不一定是太子党他们自己。”

    大英媒曝黑幕:太子党疯狂敛财瓜分中国

    2012年11月2日星期五

    美媒:中共太子党垄断国家财富(图)

     

    美媒:中共太子党垄断国家财富(图)

    翻 墙:http://tinyurl.com/3e3k442 全文:http://is.gd/1SzG66

    2012/05/16/20120516085058537.jpg
    作为中共元老一波之子,薄熙来是"太子党"成员中比较高调的一位。

    在伦敦出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和内页续中转载发表了《纽约时报》长篇报道,披露中共太子党如何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并瓜分国家财富。

    文章说,美国好莱坞梦工厂电影公司最近与中国签署价值3.3亿美元合约在上海兴建动画制片厂,而中方合作伙伴之一就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之子江绵恒。

    据称,61岁的江绵恒所在公司已经与微软、诺基亚等企业有合作,其自身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文章援引分析人士意见认为,这就是中共分享"战利品"的方式——允许最高层领导人的亲属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期中获得财富。

    瓜分国家

    报道还说,在薄熙来丑闻余波未平之际,中国当局极力把他描绘成滥用职权、为家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当权者;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共现任和以往其他高官的家人也同样在不同领域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能源、金融、国家安全,到电信和娱乐等诸多领域。

    报道指出,所谓太子党中的很多人还出面充当热切希望与中国做生意的跨国企业和富豪的中间人角色。

    文章引述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分析:"一旦中国经济中出现了有利可图的新领域,比如说私募基金、国有企业、自然资源等等领域,太子党们就会抢先一步、占为己有"。

    几大家族

    报道称,除前任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之外,许多前任、现任的国家领导人的家人也均成为垄断一方财源的巨富。

    文章指出,前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和太太蒋梅以"石油商人"名义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购买价值三千多万澳元豪宅一事,早在2010年就被澳大利亚政府曝光,却没有一家中国大陆的媒体敢于报道。

    另外,文章也指出,凭借家族权势搜集财富的不仅仅是江泽民时代的高官。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曾帮助美林证券赢得安排工商银行上市的合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值220亿美元等等。

    文章说,这些中共大家族的大部分收入可能完全合法,但是区分合法和不义之财是不可能的,因为高官及其亲属的财富没有对外公开。

    利益冲突

    报道说,利益冲突法律很薄弱或者不存在,同时,中国政治精英的商业行为在官方媒体上被严格审查。

    文章分析,这样被遮掩的分赃制度对中共的合法性构成了根本上的挑战。

    报道说,就在中国的国家事务越来越与这些"红色贵族"交织在一起之际,分析人士指出,存在针对固有精英反弹的危险。

    文章说,分析人士说,国家政策可能被领导人和前领导人改写—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退休之后仍然发挥影响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难以改革

    文章说,中共不太可能会就这种由上至下的以权谋私制度采取更积极的改革措施,因为众多现任和前任高官的家族利益现在已经深深地盘根错节于中国经济之中。

    报道说,"维基解密"网站两年前披露的美国国务院2009年的外交电文显示,统治精英已经瓜分了中国的经济馅饼。

    与此同时,很多企业公开鼓吹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从而在高度管治的中国市场给他们带来优势。

    文章说,中国运动品牌公司喜得龙曾经自豪地向潜在投资者透露,他们的股东之一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报道说,由于担心不当的形象和民众对腐败愈加厌恶,中共多次修改其道德守则,并收紧财务公开准则—2010年中共要求所有官员及其配偶和子女的工作情况、所在地和投资情况,但是报告却保密,要求将这些资料公之于众的建议被搁置。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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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书下载: 美媒:中共太子党垄断国家财富(图)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

    太子黨瓜分中國:他們既非常聰明,又非常低調,輕巧攫取巨額財富

     

    太子黨瓜分中國:他們既非常聰明,又非常低調,輕巧攫取巨額財富

    • 作者:劉樂泉
    • 出版社:財大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31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1936043781
    • 裝訂:平裝

    • 定價:545 優惠價:9491

    內容簡介

      以溫家寶之子溫雲松為代表的新一代“太子黨”,吸取了上幾代“太子黨”的教訓。他們既無鄧家那麼大的權威,所以也不是什麼錢都去賺。也不會像李鵬家族、江澤民家族那樣去把持某個行業,弄點錢還得偷偷摸摸靠轉移。或著充當國際資本的掮客賺取高額佣金,他們不滿足於像朱雲來那樣拿著金交椅讓別人賺大頭。

      “與時俱進”的溫雲松,引領“太子黨”賺錢方式的轉變,正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鞏固著自身的經濟資本:在中國本土興起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裡佔據著主導地位,上市之前進入公司,具有提前知道內情和操縱入股及上市的各種便利條件,通過重組國家資產獲取暴利。

      溫家寶的兒子與江澤民的孫子頗有共同特點:既非常聰明,又非常低調。他們通過私募基金聯手攫取巨額財富,正是實踐江澤民“悶聲發大財”諄諄告誡的活典範。

      相比較之下,並未受到外界重視、但實際上確對未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影響更深遠的現實是:“70後”、“80後”的中共“接班人”隊伍建設正在中組部的主導下,環環相扣的展開——是次選拔入“梯隊”的關鍵詞是:“海歸”和“太子黨”,當然,少不了一些平民子弟在其中充當綠葉做陪襯。

      真正得到迅速提陞的還是新一代的這批“太子黨”:既定的安排是先安排孩子們進入體制內,低調的當個副處長、副局長,鍛煉觀察幾年,就坐直昇機一般昇到省部級,再從中選“王儲”。

    本書特色

    中共著手培植新一代太子黨
    紅色海歸“太子黨”低調入仕
    江澤民和溫家寶後代聯手悶聲發大財
    習近平家族的財富傳聞
    權貴集團內哄
    太子黨挾天下
    中國“官二代”涌進美國名校
      薄瓜瓜和習明澤在哈佛
      薄瓜瓜給薄熙來添亂
      曾慶紅之子曾維在悉尼打起房產官司
      王征是誰?舒同的繼子還是私生子?
      中共紅色家族一樁驚世婚外史
      太子黨狂撈難止  俞正聲丟下爛攤子
      國家的革命貴族——太子黨的興起

    博客來書籍館>太子黨瓜分中國:他們既非常聰明,又非常低調,輕巧攫取巨額財富

    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

    温家宝:要求高层同意他立即公开自己的财产

     

    温家宝重拳回击江系 回应贪腐传言

    2012-10-30 03:41:53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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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近日向香港媒体透露,针对«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所谓贪污的报导,温家宝已经作出回应,写信给中共高层,坚决要求“立即成立专门机构”,对他的贪污传言进行“全面、公开的调查,公开给人们一个交代”。评论认为,这是温家宝对抹黑他贪污传言的江系周永康的重拳回击。

    温家宝在这封信中说,他和他的亲属“将无条件地绝对配合这种公开调查”。他还特别要求“邀请中外媒体派代表参加” 对他贪污腐败传闻的调查。他说,如果不能对他的这种贪污传言进行公开调查,也可以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进行独立调查,否则,要求高层同意他立即公开自己的财产。他还说,如果公开调查结果证明,他和他的所谓家族有任何贪污腐败的行为,他“愿意接受公审和接受党纪国法的最严厉惩处”。消息人士告诉香港«明报»,这也是温家宝第五次正式写信给高层要求对他进行独立调查。

    中国问题专家、资深评论员蓝述说,温家宝的做法非常有胆量,这也说明他心中无私,不惧怕公开调查。

    【录音】“温家宝他的公开信要求公开调查财产,首先说明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他没有什么把柄抓在他对手的手里,所以他不怕对手的威胁,不怕对手进一步公开所谓的温家宝背后的黑幕。”

    此外,温家宝家人10月28号还授权了律师发表声明。声明说《纽约时报》的报导失实,“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蓝述说,温家宝能用聘请律师这种光明正大的方式对通过不明不白渠道向外散布谣言者进行正面回应,这也说明温家宝不怕对簿公堂。

    据悉,温家宝多次建议中共高层,全面推行党政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他表示愿意首先公开自己的财产。消息人士对«明报»说,虽然中共高层并没有公开接受温家宝的建议,不过由某位高官主管的相关机构早就对温家宝家族的所谓贪污腐败进行过多次非常严密的调查,结果却没发现温家宝的任何贪腐证据。

    时事评论员洪威说,温家宝要求公开个人财产,这本身就说明了温家宝的清白。现在,温家宝借这件事从被动变为主动,是对血债派重拳出击。

    【录音】“近期以周永康为代表的血债帮放料说温家宝家族贪污的问题,抹黑温家宝,是因为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对血债派主要成员薄熙来严惩的一个报复行为,想以此来拖住温家宝。而温家宝自己主动公开财务,恰好他借这个事推动一直难以进行的中共高官公开自己的财产,变被动为主动。无疑这又是对血债帮的沉重打击。因为血债派不仅背负着活摘法轮功器官这样的罪恶,而且各个贪污腐败,这是海内外人人皆知的事。温家宝带头公开财产,就等于迫使血债帮自己暴光贪污腐败问题,进而推动对血债帮的严惩,瓦解血债帮。”

    蓝述说,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共各派内斗得不可开交之际,血债集团释放温家宝所谓贪腐的信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在打击以温家宝为首的改革派的同时,转移公众对活摘器官的注意力;二,为江系血债派夺取十八大最高权力做舆论准备。

    【录音】“中共它所面对的最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党民矛盾,是中共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目前高度关注,中共党内的血债集团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活体摘除法轮功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贩卖这件事情。这种注意力是血债集团最害怕的。同时,这种关注也正是血债集团迫不及待,一定要进入十八大最高权力核心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然而《纽约时报》抹黑温家宝的报道并没有对温家宝造成丝毫的影响。10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罕见地在北京集体露面,参观大型图片展,向外界释放挺温家宝的信息。

    温家宝是继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的又一位提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主张改革派人物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坚决反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主张严惩薄熙来和他的后台老板周永康。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韩菲采访报道。

    温家宝重拳回击江系 回应贪腐传言 | soundofhope.org

    2012年10月26日星期五

    纽约时报: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图

     

    网编者注:作者为大卫·巴尔沃萨,并非一些人认为的纪思道。《纽约时报》: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由于中国政府甚少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所以还不清楚温家宝在大多数政策或法规决策中是否施加了影响,或施加了什么影响。但在一些情况下,他的亲属却试图从这些决策带来的机会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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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温家宝的家庭照

    作者:DAVID BARBOZA 报道2012年10月26日

    编者注:作者为大卫·巴尔沃萨,并非一些人认为的纪思道

    上海——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曾是华北的一名教师,他的父亲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曾被送去养猪。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温家宝总理说,他的童年被打上了“穷苦、动荡和饥荒”的印记。

    然而,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杨志云不仅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记录显示,仅她名下对一家大型中国金融企业的一项投资就曾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

    没人知晓丈夫已经去世的杨志云是如何积累这笔财富的。但这一过程发生在她儿子被提拔进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之后。温家宝先在1998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年后他出任总理。

    《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很多情况下,这些亲属的名字都掩藏在多重合伙人和朋友、同事、商业伙伴与远亲的投资载体背后。此番财务解析细致而不同寻常地揭示出,在经济高速发展、政府影响和私人财富重叠交错的中国,拥有政治人脉的人物是如何利用自己沟通政商的能力谋取利益。

    资料显示,与大多数中国的新企业不同,这个家族的生意不时从国有企业获得金融支持, 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其他时候,这些企业得到了一些亚洲最富有的商业巨头的支持。《纽约时报》发现,温家宝的亲属在银行、 珠宝公司、度假村、基础设施项目和电信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中部分股权是通过离岸机构持有的。

    他们的资产包括位于北京的一处别墅开发项目、连接上海和杭州的收费公路的部分路段、一家靠近香港的飞机租赁服务公司、一家曾参与修建包括标志建筑“鸟巢”(Bird’s Nest)在内的一些北京奥运场馆的公司,以及平安保险,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

    今年70岁的温家宝,作为一个仍然严重依靠政府带动的经济体的总理, 在为其亲属带来巨大财富的主要行业中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中国公司如果不经过他手下的机构审批,就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他在决定是否批准能源与电信等战略行业中的大型投资项目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

    由于中国政府甚少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所以还不清楚温家宝在大多数政策或法规决策中是否施加了影响,或施加了什么影响。但在一些情况下,他的亲属却试图从这些决策带来的机会中获利。

    例如,根据基于政府记录进行的估算,他弟弟的公司曾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价值超过3千万 美元(约合1.89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补贴,负责处理几个中国大城市的污水和医疗垃圾。这些合同都是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之后宣布 的。当时,温家宝下令对医疗垃圾处理加强监管。

    2004年,温家宝领导下的国务院解除了平安保险等公司在经营范围上的限制,随后该 公司在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募资18亿美元(约合113亿元人民币),其当下的市值超过了600亿美元。而由温家宝的亲属和他们的朋友、同事控制的合伙人 公司在公开发行之前对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资,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2007年是对相关持股进行公开披露的最后一年,《纽约时报》一份经过外部审计人员核实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些人手中股票的总价值在当时高达22亿美元(约合139亿元人民币)。

    中国平安保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不知晓股东背后投资实体的背景。声明还说,中国平安保险无法获悉股东买卖股份背后的动机。

    中国共产党的条例一直要求高级官员公开自己和直系亲属的财产,但却没有法律法规对哪怕是最高层官员的亲属做出禁令,禁止他们成为交易撮合者或者主要投资人,而这一漏洞实际上让一些人可以打着家族的名号做生意。一些中国人认为,允许共产党领导人的家人从中国长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利,对确保精英阶层支持市场化改革十分重要。

    但是,提交给中国监管机构的资料显示,温家宝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时被掩盖了起来。其运作方式暗示,他们急切地想回避公众的关注。调查发现,他们拥有的股权通常掩盖在错综复杂的股权网络当中,其所有权可能距实际运营的公司有五层控股公司之遥。

    在温家宝母亲的案例中,《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公开记录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对三家 中国投资公司的所有权进行追踪之后,估算出她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股份在2007年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他母亲在平安持有的股 票被登记在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控股公司名下,该公司注册地是总理的故乡天津。

    这些看上去是在掩饰自身财富的作为显示,围绕着中国精英统治阶层的政治氛围相当紧 张,很多人坐拥巨富,却不愿引人注目。6月份,彭博资讯社(Bloomberg News)报道,中国下届国家主席的既定人选、副主席习近平的亲属积累了数亿美元的财产,中国政府随即在国内屏蔽了彭博社的网站。

    “高层领导中,没有哪家不出这样的问题,”与温家宝相识20多年的一位前同事在不具名的条件下表示,“他的敌人正在有意泄露这些消息给他抹黑。”

    《纽约时报》已将调查发现交给了中国政府,并请求置评。中国外交部拒绝回答有关这些投资和涉及总理及其亲属的问题。温家宝的亲属也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或根本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段伟红是一名女富商, 她的泰鸿公司就是总理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的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但段伟红说,这些投资都是她自己的。段伟红是总理的同乡,也是总理夫人的好朋友。她表示,这些股份之所有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

    她表示,“我在投资平安的时候,不希望被媒体关注,”段女士表示,“所以我让亲戚找了一些人代我持有这些股份。”

    她说,自己的公司选了这些亲属作为名义股东,只是一个“巧合”。在登记股票的过程中,股东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与签字。直到《纽约时报》向她展示了这些投资者的姓名,她一直表示,她不知道这些人和温家宝有亲戚关系。

    此次调查的公司与监管记录的时间跨度为1992年到2012年,调查中没有发现温家宝名下有任何财产。从这些材料中无法看出,温家宝是否曾对任何可能会给亲属的财产带来影响的决定进行回避,也不能断定这些亲属是否在投资上得到过优待。

    在任期内的很长时间里,温家宝一直被关于其亲属试图利用其职位谋利的谣言和猜测缠身。但截止到《纽约时报》此次调查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这个家族财富的详细报道。

    他的妻子张蓓莉是中国珠宝与宝石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一,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纽约时报》发现,她通过管理后来被私有化的国有钻石公司,帮助几位亲戚将一些少数股权扩充为价值十亿美元级别的投资组合,涵盖保险、科技和房地产行业。

    温家宝夫妇唯一的儿子曾将自己开创的一家科技公司以1千万美元(约合6千3百万元人 民币)的价格卖给香港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家族,并利用另一个投资平台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相关记录与对银行业人士的采访显示,目前,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 其投资合伙人包括了新加坡政府。

    记录显示,总理的弟弟温家宏(Wen Jiahong)掌控着2亿美元(约合12.6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其中包括污水处理厂与回收企业。

    作为总理,温家宝阐明了自己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和改革派的立场。他平易近人,经常接触普通百姓,尤其是在发生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危急时刻。官方媒体将他爱称为“人民的总理”和“温爷爷”。

    尽管还不清楚温家宝对自己家族的财富知道多少,但在维基解密(WikiLeaks)2010年公布的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外交电文中,有一份电文显示,温家宝对其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所了解,且相当不满。

    根据这份2007年发送的电报,一名在中国出生并供职于上海一家美国公司的高管告诉美国外交官,“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但他无力或不愿限制他们。”

    中国的钻石女王

    在中国的精英圈子里,总理夫人张蓓莉很有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的珠宝贸易,这一点不是秘密。但《纽约时报》在查阅了公司和监管记录之后发现,只是在她丈夫步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后,她那些利润丰厚的钻石生意才变得异常成功。

    张蓓莉是一名专门研究宝石的地质学家,普通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她。她很少和总理一起 出行或公开露面。目前几乎没有几张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正式照片。尽管曾和她共事的人说,她喜欢翡翠和精美的钻石,但他们也表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很 像,她的着装通常都很低调,并没有表现得魅力四射,而是宁愿在幕后施展影响。

    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还表明,温家宝曾因张蓓莉在钻石贸易中利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考虑过离婚。也 有中文媒体猜测称,两人关系疏远。部分报道显示,两人曾在2007年因张蓓莉对贵重珠宝的喜好而发生争执。台湾的电视台2007年报道称,张蓓莉在北京的 一个贸易展上购得了一对价值约为27.5万美元(当时约合200万元人民币)的翡翠耳环。但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透露此消息的那名台湾展商后来否认了该说 法,中国官方新闻审查部门迅速封锁了国内对该事件的报道。

    一位曾和温家宝亲属合作过的银行业人士称,“在领导层的圈子里,她的商业活动是众所周知的”。 这位银行业人士还表示,张蓓莉的办公室常常会打电话给商业人士。“如果是你接到了电话,你会说不吗?”

    张蓓莉最初得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她还是地质部的一名监管人员。那时,中国的珠宝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她丈夫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中南海任职时,张蓓莉正在制定珠宝与宝石贸易的行业标准。她协助在北京成立了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钻石交易所。这是该行业内权力最大的两家机构。

    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控制着市场,珠宝行业监管部门常常决定着哪家公司可以开设钻石加工厂,谁可以获准进入珠宝零售市场。国家监管部门甚至还制定了规则,要求钻石出售方要为在中国售出的钻石购买鉴定证书,而那些认证书就来自北京那家由张蓓莉管理的国营检验中心。

    因此,当卡地亚(Cartier)和戴比尔斯(DeBeers)的主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中国,并希望能在这里销售钻石和珠宝时,他们经常拜访的对象是张蓓莉。在宝石行业,她被人称为中国的“钻石皇后”。

    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World Jewelry Confederation)的主席加埃塔诺・卡瓦列里(Gaetano Cavalieri)已经认识张蓓莉很多年了,他表示:“在中国,她是最重要的人。她就是中外合伙人之间的桥梁 。”

    曾和张蓓莉共过事的人说,她早在1992年就开始游走在官员和女商人这两个角色之间了。作为国有的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负责人,她开始用国有资金投资新兴企业。在1998年她丈夫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她正忙着和亲戚朋友一起开办企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她经营的那家国有企业投资了数家下属钻石企业。在这些公司当中,有好几家是由张蓓莉的亲戚或她在国家珠宝玉石检验中心的前同事经营的私有企业。

    比如,1993年,张蓓莉负责的那家国企帮助成立了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这是一家大 型的珠宝生产商。股东名册显示,一年后,她的一个弟弟张剑鸣和她的两名在政府的同事以个人的名义购得了该公司80%的股份。北京戴梦得投资的深圳戴梦得宝 石公司则是由她丈夫的弟弟温家宏所控制。

    中宝戴梦得是她最大的成功之一。这家企业的出资方包括,由她担任一把手的国有企业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和她弟弟张剑鹍管理下的另外一家国企。张剑鹍曾是浙江嘉兴的一名官员,那里也是张蓓莉的家乡。

    1999年夏,在达成了从俄罗斯和南非进口钻石的协议后,中宝戴梦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募集到了3.25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文件,这次募股为张蓓莉的家人带来了大约800万美元(当时约合6600万元人民币)。

    尽管她从未被列为股东,但她以前的同事和生意伙伴表示, 张蓓莉早年成立的钻石合伙企业最终成为了一系列企业的核心,她帮助自己的家族和同事获得了那些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曾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亲属所投资的钻石公司进行关照。然而,之前的生意伙伴表示,温家宝家族在钻石行业和其他领域的成功往往都得到了富有商人的资金扶持,那些商人试图借此讨好总理一家。

    “温家宝成为总理后,他妻子出售了部分钻石相关的投资,转而进入新的领域,” 一名同该家族有过生意往来的中国高管说。 因为怕遭政府报复,这位高管请求匿名。公司记录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群富商轮番买进这些钻石公司的大量股份。出售方通常是温家宝的亲戚,然 后,在这些商人的帮助下,他们将所得再投资到房地产和金融等有利可图的项目中。

    根据公司记录,富商通常会向由这些亲戚部分控制的投资合伙公司提供会计人员和办公地点。

    “当他们合伙成立公司时,”一位和温家成员一起成立过公司的商人说,“张蓓莉留在幕后。这就是他们的模式。”

    唯一的儿子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晚上,总理的独子温云松坐在一个名为“秀”的雪茄吧里,这是一间位于北京柏悦酒店的顶级酒吧。在场的两位客人透露,他当时正喝着鸡尾酒,身边围绕着北京的新贵们。这些人提着名牌包,身着昂贵的西装。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高层领导人的下一代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人称“太子党”。这些人往往持有常青藤(Ivy League)名校的文凭,享受贵宾待遇,甚至能在热门股票发行时以优惠价格获得股票。

    在市场准入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中国,人们都认为太子党好办事。而近几年,还没有几个太子党像年届不惑的温云松这样有魄力。他的英文名是温斯顿(Winston)。

    经过调查温云松的各种投资,并采访了与他相识多年的人士,《纽约时报》发现他涉足的交易领域极其广泛,获利甚丰,这即使是在他太子党同辈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诸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有大机构都和他合作成立了新公司。在近些年,温云松还和好莱坞(Hollywood)制片商就融资活动展开洽谈。

    苦恼于中国尚无精英级别的寄宿学校,温云松最近雇佣了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中学(Choate)和霍奇科斯学校(Hotchkiss)的校长来负责成立一所位于京郊、投资1.5亿美元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目前正在建设中。

    另外,根据公司记录及熟悉其家庭投资情况的人士的陈述,温云松与其妻还拥有珠宝公 司、网络公司和动画公司的股份,他们甚至通过非直接的方式,拥有政府鼎力支持的在线支付企业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Union Mobile Pay)的股份。一直以来,他们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总理官邸内。

    一位与温云松经常见面的风险投资家说:“他不会对用自己的影响来办事感到不好意思。”

    温云松拒绝接受采访,但他的妻子杨小萌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针对自己丈夫的交易活动的批评并不公平。

    “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是错误的,”她表示,“他真的已经不怎么做生意了。”

    温云松毕业于北京的精英学校,并在北京理工大学(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工科学位。他后来出国,在加拿大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取得了材料科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熟悉温云松生意的人透露,他2000年回国后,在五年时间里和别人一起成功打造了三家科技公司。随后他将其中两家公司出售给了香港的企业家,其中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的家族。

    经查阅香港与北京的公司注册信息发现,温云松在2000年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优创 科技(Unihub Global),提供互联网数据服务,启动资金为500万美元。资金来源于一些关系密切的亲戚与他母亲以前在政府和钻石行业的同事,以及香港第二富有家族 的家长郑裕彤(Cheng Yu-Tung)身边的一个人。这家公司的最早客户是一些国有证券公司和平安保险。总理的亲属持有大量平安保险股份。

    2005年,他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开始进军私募股权行业,和一群西北大学的中国同 学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公司很快从各方投资者募集了1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人中有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旗下的思佰益控股(SBI Holdings)和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淡马锡(Temasek)。

    在温云松的领导下,新天域迅速蹿升为私人股本行业的佼佼者,公司在生物科技、太阳能、风能和建筑设备制造领域投资。思佰益控股称,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向投资者返还了4.3亿美元,相当于逾四倍的获利。

    香港行业出版物《亚洲私募股权评论》(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的主编凯瑟琳・吴(Kathleen Ng)说:“他们的第一个基金就一炮打响。这使得他们可以募得更多资金。”

    目前,新天域管理着逾25亿美元的资金 。

    然而,温云松的一些交易却给总理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关注。

    2010年,就在一家名为四环医药的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仅两个月前,新天域收购了该公司9%的股权。香港证交所做出裁定,这笔后期投资违反了相关规定,并强迫新天域出售了股权。即便这样,该公司还是在这笔交易中获利4650万美元。

    不久以后,新天域宣布,温云松已经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他转而加入了国有的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这家公司和中国的航天项目存在关联,目前,他已经成为了该公司的董事长。

    富豪们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段伟红通过自己的泰鸿地产公司在总理的家乡天津管理着一幢办公楼与几处房产。她当时还不到30岁,拥有南京理工大学的工科学位。

    在2002年,段伟红与几位温家宝的亲戚展开了商业合作,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转换成为了同名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最终使段伟红变得非常富有。

    现年43岁的段伟红与总理的关系尚不明朗。在数次采访中,她先是表示,自己并不认识 温家任何人,但随后又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张蓓莉的好友。与少数几位中国企业家一样,在她和这些亲属以及他们的关系网中的朋友与同事展开合作后,她的财富规 模急速上升。她表示,自己和这些人的在平安股权上的关系只存在于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金钱往来。

    段伟红与另外几个商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温家宝家族,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启动大型项目,以帮助温家宝家族成员设立投资平台,并从中获利,这些生意伙伴里包括6位来自中国各地的亿万富豪,一些与双方都合作过的投资银行家说。

    成立于天津的泰鸿有着巨大的利润。公司披露信息与段伟红的研究生论文显示,2002年,在平安保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泰鸿以6500万美元购得了平安3%的股份。5年后,这些股票的市值为37亿美元。

    随后,通过自己管理的泰鸿的香港分公司,段伟红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并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购得了一大块土地。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坐落着一个不断壮大的货运物流中心。去年,泰鸿将这一项目中该公司拥有的53%股权出售给 了一家新加坡企业,售价为近4亿美元。

    《纽约时报》通过查阅公司披露材料发现,这笔交易,连同她对豪华酒店、北京的别墅开发项目,以及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对段伟红的财富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金隅是中国最大建筑材料企业之一。

    通过查阅报表还发现,在过去10年中,泰鸿有着三十多位个人股东,其中很多人要么是温家宝的亲属,要么是张蓓莉的前同事。

    其他与总理的亲属合作过的富商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段伟红强烈否认自己与总理或其亲属存在任何金钱往来,并表示,将平安股票放在他人名下,只为避免媒体关注。“投资平安的资金全是我自己的” ,平安的监事会前成员段伟红表示。“我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与温家宝的亲属进行合作的另一位富商是掌握着香港集团企业新世界发展公司的郑裕彤(Cheng Yutung)。《福布斯》(Forbes)数据显示,他的身价为150亿美元,是亚洲最大的富豪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新世界正在中国内地为一家专门经营高档珠宝的姊妹公司寻找落脚点。1998年,这家名为周大福(Chow Tai Fook)的连锁珠宝零售企业在中国内地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相关记录与对当事人的采访显示,郑裕彤的手下向背后有温家宝的亲属支持的钻石企业进 行了投资。还与这些企业一起,共同投资了一系列企业实体,其中包括生命人寿 (Sino-Life)、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和平安保险。企业披露的报表显示,郑裕彤作出的这些投资现在至少价值50亿美元。连锁珠宝企业周大福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今天,该公司42亿美 元的年收入中,60%来自中国市场。

    本报未能联系到87岁的郑裕彤。新世界发展公司也没有回复打过去的电话。

    对温家宝的影响

    2007年冬,就在温家宝开始第二个总理任期之前,他呼吁采取新措施打击腐败,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

    “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执行中央关于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内高层官员参加的会议上,温家宝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束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讲话,与温家宝较早前推动对公务员实行更严格的财产申报规定,要求高级官员公布家庭资产的行动是一致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并不公布此类信息,并不清楚温家宝是否进行过关于自己家庭财产的申报。尽管如此,《纽约时报》发现的温家宝亲属持有的资产中,很多可能并不需要进行披露,因为那些资产并不是以温家宝,及他的妻子和子女的名义持有的。

    《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发现并经由外部审计人员核查的27亿美元资产中,约有80%是 由温家宝的母亲、弟弟、弟媳、温家宝妻子的两名兄弟、温家宝的儿媳及亲家等人所持有的。他们都不受中国共产党公开财产的规定所限制。《纽约时报》对相关亲 属的中国平安保险持股总规模进行了计算,其结果得到了审计师的确认。总额包括亲属曾经持有但在2004年至2006之间售出的股票,以及2007年末剩下 的股票。在此之后,他们平安保险的持股状况就没有再进行过公开披露。

    法律专家表示,估测准确的价值并不容易,因为可能存在一些并不对外披露、指定真正受益者的附加协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克提斯・米尔哈特(Curtis Milhaupt)曾研究过中国公司架构,他表示:“复杂的企业架构并不一定有阴谋诡计。但在企业所有权和政治权力紧密交织的中国体制之下,壳公司就会放 大资产所有人不明、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

    在温家宝的家族所控制的企业中进行投资的人里,有很多长期的商业伙伴、前同事,以及大学同学,其中包括温云松在西北大学的同学于剑鸣,以及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长期以来的同事张玉宏。这些人都没有回复就本报道置评的请求。

    披露温家宝家族持有的财富,可能会给温家宝带来政治上的打击。

    下个月,中共十八大将在北京召开,共产党将宣布下一届领导人人选。但是这个筛选过程却已经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中——试图进入最高层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

    在北京,因已到退休年龄,温家宝即将卸任总理一职。数位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即使在离任之后,作为党内老领导,他还将在幕后保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这些显示其亲属曾在他任期内积累巨额财富的材料,几乎肯定会削弱他在党内的地位。

    “这将影响他手中剩下的政治力量,” 研究中国领导层的专家、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表示。

    温家宝的支持者表示,他本人并没有从家族的商业往来中获利,甚至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些商业往来的规模。

    今年3月,温家宝暗示,他至少是知晓自己的亲属引发了不少传言。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向全国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坚称,自己担任公职期间“没有谋过私利”。

    “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温家宝动情地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英文版】

    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

    By DAVID BARBOZAOctober 26, 2012\

    BEIJING — The mother ofChina’s prime minister was a schoolteacher in northern China. His father was ordered to tend pigs in one of Mao’s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during childhood, “my family was extremely poor,” the prime minister,Wen Jiabao, said in a speech last year.

    But now 90,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Yang Zhiyun, not only left poverty behind — she became outright rich, at least on paper, according to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Just one investment in her name, in a large Chine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had a value of $120 million five years ago, the records show.

    The details of how Ms. Yang, a widow, accumulated such wealth are not known, or even if she was aware of the holdings in her name. But it happened after her son was elevated to China’s ruling elite, first in 1998 as vice prime minister and then five years later as prime minister.

    Many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including his son, daughter, younger brother and brother-in-law, have become extraordinarily wealthy during his leadership,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shows. A review of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indicat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relatives, some of whom have a knack for aggressive deal-making, including his wife, have controlled assets worth at least $2.7 billion.

    In many cases, the names of the relatives have been hidden behind layers of partnerships and investment vehicles involving friends, work colleag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Untangling their financial holdings provides an unusually detailed look at how politically connected people have profited from be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s state influence and private wealth converge in China’s fast-growing economy.

    Unlike most new businesses in China, the family’s ventures sometimes received financial backing from state-owned companies, including China Mobile, on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phone operators, the documents show. At other times, the ventures won support from some of Asia’s richest tycoons. The Times found that Mr. Wen’s relatives accumulated shares in banks, jewelers, tourist resorts,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ometimes by using offshore entities.

    The holdings include a villa development project in Beijing; a tire factory in northern China; a company that helped build some of Beijing’s Olympic stadiums, including the iconic “Bird’s Nest”; and Ping An Insurance,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As prime minister in an economy that remains heavily state-driven, Mr. Wen, who is best known for his simple ways and common touch, more importantly has broad authority over the major industries where his relatives have made their fortunes. Chinese companies cannot list their shares on a stock exchange without approval from agencies overseen by Mr. Wen, for example. He also has the power to influence investments in strategic sectors like ener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arely makes its deliberations public, it is not known what role — if any — Mr. Wen, who is 70, has played in most policy or regulatory decisions. But in some cases, his relatives have sought to profit from opportunities made possible by those decisions.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for example, has a company that was awarded more than $30 million in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subsidies to handle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medical waste disposal for some of China’s biggest cities,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ased on government records. The contracts were announced after Mr. Wen ordered tougher regulations on medical waste disposal in 2003 after the SARS outbreak.

    In 2004, after the State Council, a government body Mr. Wen presides over, exempted Ping An Insurance and other companies from rules that limited their scope, Ping An went on to raise $1.8 billion in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of stock. Partnerships controlled by Mr. Wen’s relatives — along with thei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 made a fortune by investing in the company before the public offering.

    In 2007, the last year the stock holdings were disclosed in public documents, those partnerships held as much as $2.2 billion worth of Ping An stock, according to an accounting of the investments by The Times that was verified by outside auditors. Ping An’s overall market value is now nearly $60 billion.

    Ping 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company did “not know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ties behind our shareholders.” The statement said, “Ping An has no means to know the intentions behind shareholders when they buy and sell our shares.”

    While Communist Party regulations call for top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wealth and that of thei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no law or regulation prohibits relatives of even the most senior officials from becoming deal-makers or major investors — a loophole that effectively allows them to trade on their family name. Some Chinese argue that permitting the families of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to profit from the country’s long economic boom has been important to ensuring elite support for market-oriented reforms.

    Even so, the business dealings of Mr. Wen’s relatives have sometimes been hidden in ways that suggest the relatives are eager to avoid public scrutiny, the records filed with Chines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w. Their ownership stakes are often veiled by an intricate web of holdings as many as five steps removed from the operating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review.

    In the case of Mr. Wen’s mother, The Times calculated her stake in Ping An — valued at $120 million in 2007 — by examining public records and government-issued identity cards, and by following the ownership trail to three Chinese investment entities. The name recorded on his mother’s shares was Taihong, a holding company registered in Tianjin,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The apparent efforts to conceal the wealth reflect the highly charged politics surrounding the country’s ruling elite, many of whom are also enormously wealthy but reluctan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ir riches. WhenBloomberg News reportedin June that the extended family of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set to become China’s next president, had amass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asse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ocked access inside the country to the Bloomberg Web site.

    “In the senior leadership, there’s no family that doesn’t have these problems,” said a former government colleague of Wen Jiabao who has known him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His enemies are intentionally trying to smear him by letting this leak out.”

    The Times presented its finding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comment. The Foreign Ministry declin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the investments, the prime minister or his relatives. Members of Mr. Wen’s family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or did no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Duan Weihong, a wealthy businesswoman whose company, Taihong, was the investment vehicle for the Ping An shares held by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and other relatives, said the investments were actually her own. Ms. Duan, who come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and is a close friend of his wife, said ownership of the shares was listed in the names of Mr. Wen’s relatives in an effort to conceal the size of Ms. Duan’s own holdings.

    “When I invested in Ping An I didn’t want to be written about,” Ms. Duan said, “so I had my relatives find some other people to hold these shares for me.”

    But it was an “accident,” she said, that her company chose the relatives of the prime minister as the listed shareholders — a process that required registering their official ID numbers and obtaining their signatures. Until presented with the names of the investors by The Times, she said,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y had selected the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he review of the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which covers 1992 to 2012, found no holdings in Mr. Wen’s name. And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from the documents whether he recused himself from any decisions that might have affected his relatives’ holdings, or whether they receiv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investments.

    For much of his tenure, Wen Jiabao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rumors and conjecture about efforts by his relatives to profit from his position. Yet until the review by The Times, there has been no detailed accounting of the family’s riches.

    His wife, Zhang Beili, is one of the country’s leading authorities on jewelry and gemstones and is an accomplished businesswoman in her own right. By managing state diamond companies that were later privatized, The Times found, she helped her relatives parlay their minority stakes into a billion-dollar portfolio of insurance, technology and real estate ventures.

    The couple’s only son sold a technology company he started to the family of Hong Kong’s richest man, Li Ka-shing, for $10 million, and used another investment vehicle to establish New Horizon Capital, now one of China’s biggestprivate equityfirms, with partners like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according to records and interviews with bankers.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Wen Jiahong, controls $200 million in assets, includ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recycling businesses, the records show.

    As prime minister, Mr. Wen has staked out a position as a populist and a reformer, someone whom the state-run media has nicknamed “the People’s Premier” and “Grandpa Wen” because of his frequent outings to meet ordinary people, especially in moments of crisis like natural disasters.

    While it is unclear how much the prime minister knows about his family’s wealth,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WikiLeaks organization in 2010 included a cable that suggested Mr. Wen was aware of his relatives’ business dealings and unhappy about them.

    “Wen is disgusted with his family’s activities, but is either unable or unwilling to curtail them,” a Chinese-born executive working at an American company in Shanghai told American diplomats, according to the 2007 cable.

    China’s ‘Diamond Queen’

    It is no secret in China’s elite circl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wife, Zhang Beili, is rich, and that she has helped control the nation’s jewelry and gem trade. But her lucrative diamond businesses became an off-the-charts success only as her husband moved into the country’s top leadership ranks, the review of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by The Times found.

    A geologist with an expertise in gemstones, Ms. Zhang is largely unknown among ordinary Chinese. She rarely travels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or appears with him, and there are few official photographs of the couple together. And whil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with her say she has a taste for jade and fine diamonds, they say she usually dresses modestly, does not exude glamour and prefers to wield influence behind the scenes, much like the relatives of other senior leaders.

    The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leased by WikiLeaks included a suggestion that Mr. Wen had once considered divorcing Ms. Zhang because she had exploited their relationship in her diamond trades. Taiwanese television reported in 2007 that Ms. Zhang had bought a pair of jade earrings worth about $275,000 at a Beijing trade show, though the source — a Taiwanese trader — later backed off the claim and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 moved swiftly to block coverage of the subject in China,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at the time.

    “Her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known to everyone in the leadership,” said one banker who worked with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he banker said it was not unusual for her office to call upon businesspeople. “And if you get that call, how can you say no?”

    Zhang Beili first gained influence in the 1990s, while working as a regulator at the Ministry of Geology. At the time, China’s jewelry market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While her husband was serving in China’s main leadership compound, known as Zhongnanhai, Ms. Zhang was setting industry standards in the jewelry and gem trade. She helped create the National Gemstone Testing Center in Beijing, and the Shanghai Diamond Exchange, two of the industry’s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s.

    In a country where the state has long dominated the marketplace, jewelry regulators often decided which companies could set up diamond-processing factories, and which would gain entry to the retail jewelry market. State regulators even formulated rules that required diamond sellers to buy certificates of authenticity for any diamond sold in China, from the government-run testing center in Beijing, which Ms. Zhang managed.

    As a result, when executives from Cartier or De Beers visited China with hopes of selling diamonds and jewelry here, they often went to visit Ms. Zhang, who became known as China’s “diamond queen.”

    “She’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there,” said Gaetano Cavalieri, president of the World Jewelry Confederation in Switzerland. “She was bridging relations between partners — Chinese and foreign partners.”

    As early as 1992, people who worked with Ms. Zhang said, she had begun to blur the line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businesswoman. As head of the state-owned China Mineral and Gem Corporation, she began investing the state company’s money in start-ups. And by the time her husband was named vice premier, in 1998, she was busy setting up business ventures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 state company she ran invested in a group of affiliated diamond companies, according to public records. Many of them were run by Ms. Zhang’s relatives — or colleagues who had worked with her at the National Gemstone Testing Center.

    In 1993, for instance, the state company Ms. Zhang ran helped found Beijing Diamond, a big jewelry retailer. A year later, one of her younger brothers, Zhang Jianming, and two of her government colleagues personally acquired 8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shareholder registers. Beijing Diamond invested in Shenzhen Diamond,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her brother-in-law, Wen Jiahong,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Among the successful undertakings was Sino-Diamond, a venture financed by the state-owned China Mineral and Gem Corporation, which she headed. The company had business ties with a state-owned company managed by another brother, Zhang Jiankun, who worked as an official in Jiaxing, Ms. Zhang’s home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summer of 1999, after securing agreements to import diamonds from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Sino-Diamond went public, raising $50 million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The offering netted Ms. Zhang’s family about $8 million, according to corporate filings.

    Although she was never listed as a shareholder, former colleag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say Ms. Zhang’s early diamond partnerships were the nucleus of a larger portfolio of companies she would later help her family and colleagues gain a stake in.

    The Times found no indication that Wen Jiabao used his political clout to influence the diamond companies his relatives invested in. But former business partners said that the family’s success in diamonds, and beyond, was often bolstered with financial backing from wealthy businessmen who sought to curry favor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family.

    “After Wen became prime minister, his wife sold off some of her diamond investments and moved into new things,” said a Chinese executive who did business with the family. He asked not to be named because of fear of government retaliation. Corporate records show that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90s, a series of rich businessmen took turns buying up large stakes in the diamond companies, often from relatives of Mr. Wen, and then helped them reinvest in other lucrative ventures, like real estate and finance.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interviews, the businessmen often supplied accountants and office space to investment partnerships partly controlled by the relatives.

    “When they formed companies,” said one businessman who set up a company with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Ms. Zhang stayed in the background. That’s how it worked.”

    The Only Son

    Late one evening early this year, the prime minister’s only son, Wen Yunsong, was in the cigar lounge at Xiu, an upscale bar and lounge at the Park Hyatt in Beijing. He was having cocktails as Beijing’s nouveau riche gathered around, clutching designer bags and wearing expensive business suits, according to two guests who were present.

    In China, the children of senior leaders are widely believed to be in a class of their own. Known as “princelings,” they often hold Ivy League degrees, get V.I.P. treatment, and are even offered preferred pricing on shares in hot stock offerings.

    They are also known as people who can get things done in China’s heavily regulated marketplace, where the state controls access. And in recent years, few princelings have been as bold as the younger Mr. Wen, who goes by the English name Winston and is about 40 years old.

    A Times review of Winston Wen’s investments, and interviews with people who have known him for years, show that his deal-making has been extensive and lucrative,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his princeling peers.

    State-run giants like China Mobile have formed start-ups with him. In recent years, Winston Wen has been in talks with Hollywood studios about a financing deal.

    Concerned that China does not have an elite boarding school for Chinese students, he recently hired the headmasters of Choate and Hotchkiss in Connecticut to oversee the creation of a $150 million private school now being built in the Beijing suburbs.

    Winston Wen and his wife, moreover, have stakes in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an electric company, as well as an indirect stake in Union Mobile Pay, the government-backed online payment platform — all while living in the prime minister’s residence, in central Beijing,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family’s investments.

    “He’s not shy about using his influence to get things done,” said one venture capitalist who regularly meets with Winston Wen.

    The younger Mr. Wen declined to comment. But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his wife, Yang Xiaomeng, said her husband had been unfairly criticized for his business dealings.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him has been wrong,” she said. “He’s really not doing that much business anymore.”

    Winston Wen was educated in Beijing and then earned an engineering degree from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went abroad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material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 in Canada, and an M.B.A. from the 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l., just outside Chicago.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2000, he helped set up three successfu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five year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ose deals. Two of them were sold to Hong Kong businessmen, one to the family of Li Ka-shing,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Asia.

    Winston Wen’s earliest venture, an Internet data services provider called Unihub Global, was founded in 2000 with $2 million in start-up capital, according to Hong Kong and Beijing corporate filings. Financing came from a tight-knit group of relatives and his mother’s former colleagues from government and the diamond trade, as well as an associate of Cheng Yu-tung, patriarch of Hong Kong’s second-wealthiest family. The firm’s earliest customers were state-owned brokerage houses and Ping An, in which the Wen family has held a large financial stake.

    He made an even bolder move in 2005, by pushing into private equity when he formed New Horizon Capital with a group of Chinese-born classmates from Northwestern. The firm quickly raised $100 million from investors, including SBI Holdings, a division of the Japanese group SoftBank, and Temasek,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nvestment fund.

    Under Mr. Wen, New Horizon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leading private equity firm, investing in biotech, solar, wind and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kers. Since it began operations, the firm has returned about $430 million to investors, a fourfold profit, according to SBI Holdings.

    “Their first fund was dynamite,” said Kathleen Ng, editor of 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 an industry public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at allowed them to raise a lot more money.”

    Today, New Horizon has more than $2.5 billion under management.

    Some of Winston Wen’s deal-making, though, has attracted unwanted attention for the prime minister.

    In 2010, when New Horizon acquired a 9 percent stake in a company called Sihuan Pharmaceuticals just two months before its public offering,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said the late-stage investment violated its rules and forced the firm to return the stake. Still, New Horizon made a $46.5 million profit on the sale.

    Soon after, New Horizon announced that Winston Wen had handed over day-to-day operations and taken up a position at the Chin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a state-owned company that has ties to 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 He has since been named chairman.

    The Tycoons

    In the late 1990s, Duan Weihong was managing an office building and several other properties in Tianjin,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in northern China, through her property company, Taihong. She was in her 20s and had studied at the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ound 2002, Ms. Duan went into business with several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ransforming her property company into an investment vehicle of the same name. The company helped make Ms. Duan very wealthy.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Ms. Duan, now 43, is related to the prime minister. I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she first said she did not know any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but later described herself as a friend of the family and particularly close to Zhang Beili, the prime minister’s wife. As happened to a handful of other Chinese entrepreneurs, Ms. Duan’s fortunes soared as she teamed up with the relatives and their network of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ough she described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m involving the shares in Ping An as existing on paper only and having no financial component.

    Ms. Duan and other wealthy businesspeople — among them, six billionaires from across China —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multimillion-dollar ventures off the ground and, at crucial times, helping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set up investment vehicles to profit from them, according to investment bankers who have worked with all parties.

    Established in Tianjin, Taihong had spectacular returns. In 2002, the company paid about $65 million to acquire a 3 percent stake in Ping An before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Ms. Duan’s graduate school thesis. Five years later, those shares were worth $3.7 billion

    The company’s Hong Kong affiliate, Great Ocean, also run by Ms. Duan, later formed a joint venture with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acquired a huge tract of land adjacent to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day, the site is home to a sprawling cargo and logistics center. Last year, Great Ocean sold its 53 percent stake in the project to a Singapore company for nearly $400 million.

    That deal and several other investments, in luxury hotels, Beijing villa developments and the Hong Kong-listed BBMG, one of China’s largest building materials companie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to Ms. Duan’s accumulation of riches, according to The Times’s review of corporate records.

    The review also showed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ve been nearly three dozen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of Taihong, many of whom are either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or former colleagues of his wife.

    The other wealthy entrepreneurs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relatives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Ms. Duan strongly denied having financial ties to the prime minister or his relatives and said she was only trying to avoid publicity by listing others as owning Ping An shares. “The money I invested in Ping An was completely my own,” said Ms. Duan, who has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Ping An board of supervisors. “Everything I did was legal.”

    Another wealthy partner of the Wen relatives has been Cheng Yu-tung, who controls the Hong Kong conglomerate New World Development and is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Asia, worth about $15 billion, according to Forbes.

    In the 1990s, New World was seeking a foothold in mainland China for a sister company that specializes in high-end retail jewelry. The retail chain, Chow Tai Fook, opened its first store in China in 1998.

    Mr. Cheng and his associates invested in a diamond venture backed by the relatives of Mr. Wen and co-invested with them in an array of corporate entities, including Sino-Life, National Trust and Ping An, according to records and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ose involved. Those investments by Mr. Cheng are now worth at least $5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corporate filings. Chow Tai Fook, the jewelry chain, has also flourished. Today, China accounts for 60 percent of the chain’s $4.2 billion in annual revenue.

    Mr. Cheng, 87,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Calls to New World Development were not returned.

    Fallout for Premier

    In the winter of 2007, just before he began his second term as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called for new measures to fight corruption, particularly among high-ranking officials.

    “Leader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the antigraft drive,” he told a gathering of high-level party members in Beijing. “They should strictly ensure that their family members, friends and close subordinates do not abuse government influence.”

    The spee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earlier drive to toughen disclosure rules for public servants, and to require senior officials to reveal their family assets.

    Whether Mr. Wen has made such disclosures for his own family is unclear,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release such information. Even so, many of the holdings found by The Times would not need to be disclosed under the rules since they are not held in the nam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immediate family — his wife, son and daughter.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2.7 billion in assets identified in The Times’s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ed by the outside auditors were held by, among others,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his younger brother, two brothers-in-law, a sister-in-law, daughter-in-law and the parents of his son’s wife, none of whom is subject to party disclosure rules. The total value of the relatives’ stake in Ping An is based on calculations by The Times that were confirmed by the auditors. The total includes shares held by the relatives that were sold between 2004 and 2006, and the value of the remaining shares in late 2007, the last time the holdings were publicly disclosed.

    Legal experts said that determining the precise value of holdings in China could be difficult because there might be undisclosed side agreements about the true beneficiaries.

    “Complex corporate structures are not necessarily insidious,” said Curtis J. Milhaupt, a 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 professor who has studied China’s corporate group structures. “But in a system like China’s, where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power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shell companies magnify questions about who owns what and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Among the investors in the Wen family ventures are longtime business associates, former colleagues and college classmates, including Yu Jianming, who attended Northwestern with Winston Wen, and Zhang Yuhong, a longtime colleague of Wen Jiahong,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The associates did not return telephone calls seeking comment.

    Revelations about the Wen family’s wealth could weaken him politically.

    Next month,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Beijing, the Communist Party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But the selection process has already been marred by one of the worst political scandals in decades, the downfall of Bo Xilai, the Chongqing party boss, who was vying for a top position.

    In Beijing, Wen Jiabao is expected to step down as prime minister because he has reached retirement age. Political analysts say that even after leaving office he could remain a strong backstage political force. But documents showing that his relatives amassed a fortune during his tenure could diminish his standing, the analysts said.

    “This will affect whatever residual power Wen has,” said Minxin Pei, an expert on Chinese leadership and a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at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in California.

    The prime minister’s supporters say he has not personally benefited from his extended family’s business dealings, and may not even b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extent of them.

    Last March, the prime minister hinted that he was at least aware of the persistent rumors about his relatives. During a nationally televised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he insisted that he had “never pursued personal gain” in public office.

    “I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people and to face history,” he said in an emotional session.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appreciate what I have done, but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will criticize me. Ultimately, history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纽约时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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