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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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桂棣、吴春桃
国籍	中国
简体版信息  中文简体版封面
书号	ISBN 978-7-02-004436-8
翻译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4-01
页数	460

《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由陈桂棣和吴春桃所著，他们透过造访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况，揭露了农业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和问题。该作品于2003年年末首度节录公开发表。由于该书内容揭露了官场黑暗一面和农民惨况，并引用真实资料，大胆公开了当事人名字，发行之初获得巨大关注，成为当时的流行书籍，销量可观。之后遭到中国政府查禁，禁止继续出版。^[1]约在2004年12月，《中国农民调查》一文在网络上解禁。2015年7月，百度百科删除“中国农民调查”词条。

2011年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发表讲话，说要给学生们送书，特别提到要送《中国农民调查》。他说“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吹捧”，攻击他的分税制让农民陷于贫困。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的内容。^[2]

目录

• 1成书过程
• 2热点与沉默
• 3内容梗概
• 4作者被告
• 5获奖与影响
• 6参考文献
  • 6.1引用
  • 6.2书籍
• 7参见

成书过程[编辑]

2005年1月，台湾大地出版社推出繁体中文版^[3]（书中文字没有增减，只加插了作者夫妇到柏林领奖的照片）；2005年底出版日文版；2006年6月底由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以精装版于英国、美国和澳州出版英文版，书名定名为《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4]，至2007年4月已出版德文、意大利文与韩文版，而法文、希腊文和葡萄牙文亦将于往后出版。

热点与沉默[编辑]

《中国农民调查》最初作为重头文章以节略版形式刊于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其翔实的一手调查资料、直面现实的严谨态度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当期杂志迅速脱销。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月销量几近十万册，成为年初的畅销书。2004年的初期，《中国农民调查》成为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关注热点。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1月13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5]。

然而在2004年3月后，出版界传出《中国农民调查》停止再版的消息（最后一次印刷为2004年1月第3次印刷，印数为15万，各媒体亦以此断定本书的销售量，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主页突然把该书介绍撤下）；在2月25日，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国内媒体对此书和同期出版章诒和的畅销书《往事并不如烟》和另一作品《天不亮就分手》不报道、不推崇、内部淡化处理；3月18日两会刚落幕，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奉明确指示，召开会议正式封杀此书（据香港《开放》杂志2004年4月号）^[6][7],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最迟到06年，这个禁令已经取消（参考china-pub上架时间）；张西德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著者和出版社提起侵权诉讼后，该法院发出临时禁令禁止本书流传。网络上关于《中国农民调查》的已有专题、评论迅速减少、消失。至2004年下半年，已不见正版《中国农民调查》出售，同时盗版书市则继续广为流传、翻印；但网络上或各大学BBS上不难找到其电子版阅读。约在2004年12月，《中国农民调查》一文在网络上解禁。但在2015年7月，百度百科以“违反百度百科收录原则”为由，删除“中国农民调查”词条。

内容梗概[编辑]

本书从安徽部分农村的调查开始，重点叙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案例，反映出农民在税费改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何西来撰于六砚斋，2003年12月15日）

• 第一章 殉道者

安徽阜阳地区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依法反映不合理提留问题，受乡干部迫害，强押至派出所并遭毒打，最后因内出血惨死于医院中，引起路营村全体上访。新华社内参报道震动中央之后，利辛县委书记仍隐瞒重点。在中央联合调查组接管后，杀人凶手终获惩罚，相关人员得到处理。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民不合理收费的减负措施。丁作明已平反，而丁作明家中却越来越困窘衰败。

• 第二章 恶人治村

• 第三章 抗税案始末

• 第四章 漫漫上访路

• 第五章 古老而沉重的话题

• 第六章 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 第七章 达标，形象工程和其它

• 第八章 弄虚作假之种种

• 第九章 寻找出路

• 第十章 天降大任

• 第十一章 破题

• 第十二章 敢问路在何方

• 跋：并非尾声 大幕正在拉开

作者被告[编辑]

该书第四章“漫漫上访路”提到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名誉侵权诉讼，将著者和出版社告上法庭，并已于2004年8月24号正式在安徽阜阳开庭，不过法院历时三年后并没有依法进行裁决。据陈桂棣声明，他事后得知，最高法院已要求出版社赔付原告撤诉的庭外和解方式结束^[8]。

获奖与影响[编辑]

2004年10月2日，此书获国际《Lettre》文化杂志主办之2004年年度的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两人亲赴柏林领奖和接受外国传媒访问，著者因此书亦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004年度亚洲地区25位亚洲之星之中的舆论领袖。亦因此书之发行后，中国关于“三农”谈论之著作在2004年下半年开始涌现。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Out Of Mao's Shadow Philip P. Pan
2. ^ 胡平. 從朱鎔基批評《中國農民調查》談起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 2011年4月25日 [2013年6月13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年2月12日）.
3. ^ 陈桂棣; 吴春桃. 中國農民調查. 大地出版社. 2005年 [2013-06-13]. ISBN 986748019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01）.
4. ^ Chen Guidi; Wu Chuntao. 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 [水能覆舟？]. Zhu Hong译. PublicAffairs. [2013-06-13]. ISBN 158648358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16）.（英文）
5. ^ 王春光. 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直面現實 反響巨大. 南方都市报. 2004年1月16日 [2013年6月1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年4月30日）.
6. ^ 蔡昌言教授. 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2005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PDF). 台湾: 台湾民主基金会. : 121–122页.
7. ^ 港媒披露中國三波大禁書內幕. 中央社. 2004-04-18 [2013-06-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2-22）.
8. ^ 熱點：陳桂棣和吳春桃專訪. 自由亚洲电台. 2007年4月30日 [2013年6月1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年5月30日）.

书籍[编辑]

• 陈桂棣; 春桃. 《中国农民调查》.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ISBN 978-7-02-004436-8.
• 陈桂棣; 春桃. 《中國農民調查》. 台湾: 大地出版社. 2005年1月. ISBN 978-986-7480-19-4.
• 陈桂棣; 春桃. 《中国農民調査》. 纳村公子、椙田雅美 译. 东京: 文艺春秋. 2005年11月. ISBN 978-4-16-367720-0.
• 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 The Life of China's Peasants by Chen Guidi,Wu Chuntao,Translated by Zuo Hong,Publisher: PublicAffairs at June 26, 2006 ,ISBN 978-1-58648-358-6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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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先生的博客: 第24章 断送满清之第一罪人铁帽子亲王奕劻:     沈阳　著 Shenyang 西方人画笔下的摄政王载沣与小皇帝溥仪   1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 8 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 9 年为期，使得部分人对君主立宪信心大增。但《宪法大纲...

1976年的农历新年

作者： 郭军

 

新年放鞭炮（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看中国2022年1月27日讯】1976年的农历新年，我19岁，比刘学州大两岁。他小学6年转过5次学，饱受欺凌；我是黑五类，直接打个半死，多少次，所以我只上过3年小学，三四五年级都没有上过，是在家里学的，老师是母亲和二姐，三姐。我受到的欺负打骂比刘学州多。当然我们那个时代受欺负的人多一些，但是自杀的也不少。小孩子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我死了，让那些对我不好的人后悔吧。”当年我就这样想过。也不能什么都拿抑郁症说事儿。这是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幼稚想法，其实人们对死者的内疚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

当时我在北京市通县城关人民公社小潞邑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当插队知识青年。17岁，1975年3月我初中毕业，没有人给我生活费：父亲在老家河北省涿县西河村当农民，而且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只能养活自己。母亲给大姐看孩子，大姐负担她的生活费，二姐三姐都是只挣十几元钱的学徒工，而且在文革中都被逼疯了，要花钱看病。所以我都没有吃饭的钱，比刘学州惨。所以我就申请插队了。

那时候，插队已经改为就近，就是不去陕西山西了。这是文革中北京知识青年点对点插队的地方。还一个变化，就是政府负责第一年的生活费，每个人每月45斤粮票，10元钱。基本上够吃饭的。第一年挣的工分就可以分红，就是给现钱。知识青年不会给满分，一般是男的8分，女的7分。北京地区农村生产队的分值一般是五六毛钱，这样新年的时候可以从生产队那里分到100多元钱。这在当时就是一笔大钱。在学校我是班干部，那年动员上高中，可是我没有生活费，我倒不是抱养的，亲爹亲妈都活着，但是共产党让他们不死不活，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所以我只能在17岁，刘学州这个年纪自己养活自己。从那天起，一直到今天，我从来都是自食其力，从没有花过别人的钱。现在的孩子，无论如何，比起我比起我们那一代的黑五类都是幸福的。当然，李克强总理18岁就入党了，习近平总书记是去陕西投亲靠友插队，至少不会被欺负。我连共青团都入不了，习近平总书记写了9次申请书，也入了党，毕竟是入了。之前肯定是共青团团员。还是比较幸福的。我如果那一年上了高中，数学好歹也不至于太差，1977年我就可能考上全日制大学，那我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种结局，肯定与今天的不一样。

还说新年。1975年12月，村里没有什么活计了，冬闲。但是生产队队长发愁没有现钱给乡亲们分红。那时候农民比现在还苦，根本见不到人民币，甚至见不到粮票。市民发粮票，农民只能是在生产队分粮食。街上的副食店卖点心，就是糕点，一般是0.66元一斤，6两粮票。没有粮票，光有钱，不卖。你抱着几岁的孩子进了副食店，孩子馋得哇哇哭，但是对不起，没有粮票，不卖。

盐是一毛三一斤，精盐，大盐粒子一毛一一斤。农民也要吃盐吧？“鸡屁股是银行”！卖鸡蛋，每斤可以卖八毛钱。市民买鸡蛋凭证限购，每个月每户2斤。不管你们家几口人。所以稍微有点钱的市民会到黑市上或者附近的农村社员家里买鸡蛋。社员舍不得吃。卖了鸡蛋买盐。酱油呢？对不起，舍不得买。我干活的时候，听社员们讨论怎样让白菜带点颜色，办法是在柴锅里弄糊了，就有颜色了。没有油，干炒！市民每个月才有半斤油，而且还是毛主席身边的市民。陕西，习仲勋执政陕西和西北局的时候都知道农民没有油，马车的车轴都没有油，走起来嘎吱嘎吱响，车轴也坏得快。毛泽东最关心粮食生产，吃饱了，或者说饿不死，能上朝鲜战场就算齐活！所以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现在习近平怎么怎么着了，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要是这样的话，现在的人几天就馋死了。今天共产党毕竟进口粮食和食用油，比起毛泽东仁慈多了！鸡屁股银行，还要负担上学的孩子买书本橡皮铅笔的费用。所以那时候母鸡们都是银行柜员，地位很高的。

农民发布票，但是种地很费衣服，再说家里都是几个孩子，要过节了，总不能都露着吧？要有点钱买布做衣服啊。陕西的农民包括与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一家子就一两条裤子，有事出门的穿裤子，那时候不扫手机的健康码也能进商店，就是没裤子。北京毕竟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怎么着也要都有衣服吧？但是人民币呢？还要靠生产队队长想办法，靠东方红的大救星不行。

1975年12月，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就想出了办法，联系到通州镇食品厂做临时工，去20来人，每个人一天挣1.50元。这些钱交给队里。队里给你10个工分，另外给你百分之十的工资，就是0.15元，还给0.1元自行车的车费。因为食品厂离我们村子十多里地，一天往返20多里地，没有自行车还是不方便。所以报名条件是家里有自行车。我是有大姐夫的自行车。而且我家离食品厂几里地，走着就行。不必天天回到知青点睡觉。这样我也算一个。

再怎么穷，中国人也还是要过新年的，食品厂就很忙，就需要临时工。去了之后，分配工作。大部分去了生产车间，我和两个村里人分到库房，负责入库出库。要搬运很重的东西，有点累。我是少年体校练过中长跑，喜欢受累。就不觉得什么。一个姓洪的社员，很机灵，要求换工作，就去了车间生产线。

我后来发现库房都是成品，就是又香又甜的点心，平时没有钱买，舍不得吃的点心。所以就开吃了。后来胆子大了，就吃得比较多，回到家，熬点白菜汤就行了。不再做饭了。家里没有一个人，除了我自己。那时候要生煤球炉子，一两个小时后火才能使用，哪里像现在打开燃气灶就能做饭？现在的人，回到文革时代，都要饿死！都没有那时候的一点点生存技能！那时候的人除了不会玩智能手机，什么都要会干。最绝的是骑一辆自行车驮着200来斤重的肥猪去收购站。肥猪不好好呆着，折腾，一不留神，就让骑车人吊在了空中。猪很沉，会把前边压起来。还有一绝就是骑车带着两个装满了就200斤重的粪筐，在公路上骑车，看见拉车的马拉粪了，马都是边走边拉，不停下来，骑车的社员就在自行车上面，骑着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拿着大铁锨，借着车行进的劲儿铲马粪，之后装进粪筐。这样的两筐粪，能换20个工分。这是海底捞月的绝技。我不是农村社员，不必使用这种绝技挣工分娶媳妇，所以只是经常看见，没有干过这种活。这种活很累，每天要骑车200里地。

我还要跟着汽车去送货。厂子里的汽车，是东风牌的，前面一个轮子，后面两个，三轮汽车。不是摩托车。司机是个年轻姑娘。比我大不了多少。三个轮子的汽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己生产的，你服不服？驾驶室就能做一个人，我就要坐在车厢里。那个车最大负重1000公斤。我要趴在上面。司机说了：坐着重心高，容易摔下来，危险。现在美国都是不允许货物车厢里有人乘坐，但是中国那时候，哪里有这种法律啊！

那年新年前，我那天早晨在西海子公园练双杠的时候，听到大喇叭传来了周恩来的死讯。我绝对很高兴。身边也没有人，绝对乐了。不怕别人看见，没人。

新年团聚是没有的。我家6口人，分别在5个地方，母亲和大姐在一起，剩下的4个人4个地方。我自己一个人过，不记得包没有包饺子。而且那时候，中国人只是休一个星期日，星期六不休息，也不会提前下班。新年和国庆节都是休3天，攒两个星期日，加上新年放一天假。这就是大假了。结婚一般都选择在这个时候。这还是市民。农民平时是不休息的，我插队时也一样，天天劳动。过新年也要“过革命化的新年”。只有3天。

所以啊，现在的疫情封城啊，扫码啊，只能几天上一次超市啊，都太幸福了。就算不能回老家，恶意返乡，也幸福。我们家6口人，5个地方，只有3天的时间，两个疯子，一个老妈还要看着吃奶大的孩子，怎么团聚？钱也是问题啊。所以，现在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还是非常幸福的。赞美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吧！毛泽东的狠毒是你们谁也承受不了的。我承受过了，所以2000年新年我同事王长安自杀了，我就不想死，我就不觉得目前的苦难我受不了。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晃，46年就过去了。1976年的新年，我记忆犹新！今年，我一个人在美国，还是一个人过年！

我就是要“逢中必反”

 杨 林

“逢中必反”是一些中共及其支持者给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人贴的标签。

根据维基百科全书，国家（nation）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人民及其语言、文化、种族的集合体（a group of people joined together by language, culture and ethnicity）；其二是在一个独立的政府统治下的领土及其居民（a territory under a single independent government and the inhabitants of such a territory）。有时候为了避免歧义，分别用state、nation、country来强调政府、人民和土地。198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把国家定义为“⒈阶级统治的工具，……⒉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在线新华词典对“国家”依然采用这个解释，但把“国”定义为“有土地、人民、主权的政体”。

“逢中必反”所隐含的是“反对中国的一切”，它是“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中共通过“逢中必反”这个帽子转换了“中国”的概念，将中共的反对者诬控为人民的敌人。

完全“逢中必反”的人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但逢中国的某一“要素”（语言、文化、政府等）必反的人倒是有的，而且曾经还颇为时髦。比如，“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就把中国文化归纳为“吃人”二字；毛泽东则提倡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试图用“洋文”（拼音）来取代中国字；“破四旧”更是逢中（国传统）必批之、必毁之。历朝的开国皇帝及其追随者自然是逢前朝（中国）政府必反的人。

自由知识分子以批评政府为己任。政府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损害部份人的利益，被损害利益的人自然有权质问为什么他们必须买单。从中获利的人也可以为利益受损者呐喊，甚或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民主国家的任何一项法律或政策出台，总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就是要充当反对的角色，“逢‘中’必反”，这个“中”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

我反对三峡工程，因为它毁掉了大量的历史文物，破坏了原有的生态，使多少人失去家园。此外，三峡工程施工的难度及完工后的利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最近“德国之声”苗子的报道《三峡工程问题多，是世界最大烂尾工程》就例举了一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水流坡度的“疏忽”，山体的滑坡，需要移民人数的剧增，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安置。三峡办主任汪啸风９月份的一次发言也承认，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

我反对“北京申奥”。北京办奥运没有什么不可。问题是人家承办奥运的多半是私人机构，最多从政府得到一些资助；而中国把“申奥”当成一件巨大的政治任务，全国人民都要为其买单，舆论宣传就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奥运村的施工中，由于贪污、受贿导致的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主会场“鸟巢”的施工费用一加再加，大大超过原先的预算。刚刚完工后，它在实用性上就暴露了问题：钢架在阳光下的阴影投射到运动场中央，使主场地形成大面积的黑白图案，运动员在黑影里比赛，对电视直播造成很大的困难。北京奥运会喂肥了一些贪官和承包商，争了虚幻的面子，到底为百姓多少好处？

“神五神六”、“嫦娥一号”我也要反。即使是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每项工程也都要花费数十亿人民币。全国一年教育经费不到一万亿圆，其中重点大学、城市中学等占去了绝大部分数额，能够用在农村中小学的远不及一个“嫦娥”的花费。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卫星上天、到神五神六、到嫦娥一号，所花费的巨资足以完善中小学义务教育。这些“强心剂”虽然能激发一时的爱国热情，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才是强国之本。当百姓不会再为学费而烦愁，不用为没钱治病而走投无路时，再去投资“奔月”才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青藏铁路的建设我也反。青藏铁路穿越三江源头（长江，黄河，澜沧江）、可可西里、羌塘草原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穿过沙漠戈壁地带和常年冻土地带，还有世界闻名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大面积的雪山冰川。这三江流域人口密集，其中澜沧江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逐年恶化，已成为我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青藏铁路势必进一步破坏高原植被，加速水土流失。青藏铁路带来的大量游客则会大大加速西藏的商业化和汉化，使西藏文化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拉萨如今与国内其它的旅游热点一样拥挤不堪，而西藏人真正成了边缘人群。

“发展经济”也不一定是什么绝对的好事。太湖、滇池等淡水湖泊的绿藻化，淡水水质的普遍下降，一片片土地的沙漠化，可耕地面积的大量减少，空气的污染，风沙的肆虐都是盲目“发展经济”的直接后果。“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则是对当今社会狂热地追求金钱，道德每况逾下的真实写照。

“维护领土完整”也可以反。一个国家的疆域辽阔虽然在理论上有种种优势，这些优势能否发挥则是一个问题。即便优势能够发挥，其目的也是为了百姓生活得更好。当这个疆域上的一部分人由于种族、宗教、文化、制度等原因觉得被“绑”在一起而痛苦，因此要求独立出去时，我们至少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魁北克人要独立，加拿大政府非但没有出动武装力量去镇压，反而让他们投票自决。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后百姓过得更好，马来西亚也没有变得更糟。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了两个国家，前苏联则被“分裂”成了多个国家，百姓得到的是更多的自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欧洲大多数国家因为理念和制度相近，搞起了“欧洲共同体”。如果中国那天民主了、自由了，和周边的国家和睦相处，再来一个“中华联合体”什么的，岂不是皆大欢喜？

即便我称之为“少数几件好事之一”的汉语拼音我也要反。且不说当初搞拼音的动机是为了取代汉字，拼音本身就不是很完善。比如，所有的拼音符号都用英文字母，却插一个ü在里面。y既然是作为声母代替i的，且yu发“鱼”音，iu作为（复合）韵母也应该发“鱼”音，可它却成了iou的简化。类似的还有wen和un的不一致。虽然省了一个字母，却给学习带来额外的困难，增加了记忆的负担，甚至引起使用的混乱。

甚至免除农业税我也反。从清朝到民国，“田赋”与田地的好坏挂钩，总数额低于收入的５％。共产党收的“公粮”（含土地税和农业税）不顾田地的好坏搞一刀切，数额超过25%的农业收入（幸好这个数额在一九六五年定了下来，在以后几十年增产不增税）。把农业税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轨道，彻底免除其它收费才是正途。更重要的是，取消户口制度还人们以迁徙权；土地私有化还农民以所有权；砍掉花钱而碍事的机构还百姓以自主权；完善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制度以兑现中共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赋予公民的权利，这才能真正的利民。在名目繁多的收费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免除农业税”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是为“胡温新政”涂脂抹粉的伎俩，收买人心的把戏；它给百姓一个“皇帝清明，贪官可恶”的幻觉。

那天中国民主了，民众可以选择政府了，我还是要“逢‘中’必反”。我要竖起耳朵听他们所言；睁大眼睛看他们所行；开动脑筋分析他们言行的一致性与合理性。哪怕一项政策或法律看上去多么的“利国利民”，我也是要“反”。我要质疑它的可行性；质疑它在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质疑它是否可以进一步完善。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再不用担心被人扣上“逢中必反”的帽子了。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1225.

河南高中生返家遭防疫点拦截 母女雪中冻一夜

 

图为2022年1月10日，天津市民众排队等候核酸检测。(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造成各种乱象频发。日前，河南许昌市董女士正在上高中的女儿由学校统一安排送回家，但被住家附近的防疫卡点给拦下，母女俩因此在大雪中冻了一夜。

陆媒报导，23日，董女士投诉，22日晚间，她的女儿由学校统一安排送回家，被防疫卡点的工作人员拦下。当时，她主动提出愿意全家隔离，但仍不放行，随后母女二人步行投奔亲属，但又遭到卡点堵截，无奈只得再次返回。

董女士在视频中表示，22日上午，老师说，1月22号学生通过18轮的核酸检测，全部都是阴性，孩子可以放假，可以回去，安排的车，可以把孩子送回去。孩子就是拿着这个核酸检测的证明，学校也出具了通行证。

但是防疫卡点说，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高风险区，不允许进。当时是下午6点多，双方一直在交涉，卡点还是说不行，不允许进。

董女士说，天还下着雪，天寒地冻。后来有一个人说，看你们的亲戚朋友有没有低风险区的，你把她送过去。她就带着孩子从市区步行，想着把孩子送回姥姥家。但是（那边）的卡点也不让过去，只好带着孩子又回到市里边的卡点。

董女士带着女儿从晚上8点多走到10点多，期间拨打了110，对方说先让孩子回去，并在门上贴个封条，但卡点不同意，她又拨打禹州市疫情防控指挥中心的电话，当时已是23日凌晨两点多了。

董女士跟卡点说，“能不能让我们先回去，你们给我们贴上一个封条，如果我们需要到隔离点隔离，哪怕是自费的，我们也愿意。但他说那不行，你们还要跟学校联系。我给老师打电话，老师没有接。”

董女士叙说事情经过时多次哽咽。她说，“没有办法，我就带着孩子站在外边，一直站到凌晨五点多。孩子说，‘妈妈，我太冷了，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我又过去跟卡点说，我把我们家的车开出来，让孩子坐在车里休息一下，他说那可以。”

董女士说，“我们在风雪中站了一夜。我就想，如果说每一个教训，都要付出生命代价才能成为教训，这样是不是太惨重了。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孩子如果出现了任何的意外，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你们是执法部门，你们不能通融，但是法理人情，我们是不是把人放在第一位？”

23日早上10点，董女士再次与女儿的学校联系。之后学校派车将女儿接回，她女儿已得到安置。

对于董女士母女的遭遇，大陆网民痛批当局：“防疫也要有温度， 人心不能比大雪还冷。”“我回我自己家居家隔离都不行，这是什么脑残逻辑。不让回，可以送隔离所啊，放外面冻是怎么回事？冻死我病毒就没了？”“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一刀切惹的祸。”“非要搞出点人命才能改吗？”

临近年关，大陆疫情持续升温，多地政府对有关返乡人员采取极端防控手段，引发民怨。

顏純鈎：傷天害理奢言天堂，滅絕人性才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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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制造的惊天惨案 北京集体屠杀事件

作者： 金汕

 

1966年所谓的红八月，红卫兵把打砸抢的恶浪推向社会，一群痞子恶棍也蠢蠢欲动。（网络图片）

1966年所谓的红八月，红卫兵把打砸抢的恶浪推向社会，一群痞子恶棍也蠢蠢欲动，想借打人甚至杀人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后被开除党籍）不仅不制止还鼓励红卫兵，他的讲话使红卫兵及造反群众的打人、抄家运动迅速失去控制。北京大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立即照办。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片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向红卫兵介绍了这些四类分子被严重夸大了的“不法行为”。警察告诉红卫兵，这些四类分子大都有“变天帐”，有人还可能藏有凶器。红卫兵本来就对四类分子有阶级仇视，听到民警介绍更火冒三丈。

8月27日，由大兴县的中学、厂矿及贫下中农组成的武斗队开始斗打四类分子。他们先对有现行问题的四类分子开了杀戒，乱棒之下把人打死后尸体就抛在野外。由于没有找到民警所说的“变天帐”，武斗队便把义愤转移到其他四类分子及他们的家属身上。他们让四类分子在前边下跪，家属子女在后排下跪。三、四个造反队员对一个下跪者。反抗者当时就被打死，不反抗者一点点折磨你。下面是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一位亲历者的回忆：

早晨刚吃完早饭，大队广播里便传出召开斗争四类分子大会。由于我叔叔是富农，我们家谁也不愿意开这样的会。尽管我们家成份是雇农，我哥还在湖北当兵。但摊上这样一个叔叔实在是件丢人现眼的事。大队广播里还要求四类分子的家属也务必到会。我们虽然算不上四类分子家属，但算是近亲。我和我爷、我妈、我姐提心吊担地来到了会场。

大会在场院召开，用木头还搭了一个台子。四类分子都已经到齐了，我和我爸爸刚在后排坐下，民兵连副连长就跑过来了，命令我们到前排去。由于我叔叔是四类分子，我和爸爸、妈妈每次开会都坐在后边。这次为什么要我们到前边去？我们很不高兴，但也没说啥，心想去就去吧。可到了前边，民兵副连长突然命令我们跪下，说四类家属都得跪下。我爸爸老实，不敢说话，倒是我姐姐厉害，她说我家是雇农，家里还有当解放军的。让军属下跪，有这个理儿吗？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县批斗“地富反坏”。（网络图片）

姐姐的话起了作用。副连长不再让我们跪，却让我们坐在我叔叔全家的后面。我叔叔家四口人，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我叔叔、婶跪在前排，两个孩子跪在他们后边。我叔叔家大孩子是丫头，已经19岁了，我看到她脸上挂满了泪珠。她弟弟只有8岁，跪在那里浑身直打哆嗦。

斗争会开始了，三个县城来的红卫兵和三个我大队的民兵共6个人拎着皮带、木樨站在我叔叔全家旁边。别的四类分子家旁边有的站着5个人，有的站着7个人。最多的是一户姓王的地主，他家身边立着十来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他们个个凶神恶煞，怒目圆睁。我爸爸小声对我说：“看来你叔要吃不住了！”

果不其然，在一阵“打倒地富反坏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我叔叔被红卫兵一棍子打倒在地，鲜血流了一身一脸。村里民兵把他拖了起来，红卫兵抡起皮带又一阵猛打。我叔叔又倒了下去。红卫兵和民兵干脆拎起我叔叔的四肢，喊着号子把他扔下台子。只听到一声嘶哑的怪叫，叔叔便再也起不来了。

接着便是我婶，红卫兵揪着她的头发，让她起来坐下，坐下又起来。我婶经不住折磨，倒在地上求饶。红卫兵和民兵急了，用脚踩着她的腰，用沾过水的皮带抽她的屁股。眼看着屁股肿了起来，越肿越高，像一座小坟头。我婶东躲西藏，吱哇乱叫。但红卫兵们越抽越凶，直到把我婶打得昏死过去。

我以为对四类分子子女不会动手了，顶多训斥几句。没想到红卫兵和村里民兵竟把我堂姐和堂弟也拽到前边，抡起皮带就抽。我表姐被打得跪地求饶，堂弟哇哇大哭。我表姐衣服都被打烂了，露出了里面的肉。爸爸、妈妈闭上眼睛不敢看，姐姐脸都吓白了。虽然我们对叔叔家并不怎么亲近，但看到造反派这么凶狠地打人，心里也十分难过。

堂姐、堂弟也被打得昏死过去。造反派往他们身上泼了几盆凉水。待苏醒过来以后，又接着打。堂姐已没有人样，衣服一条条地挂在身上，裤子也掉了，里面传来臭味。原来她把屎尿都拉在裤子里了。红卫兵不再理她，像扔我叔叔似地把她抛到台下。只听一声凄惨的大叫，堂姐也一动不动了。

堂弟浇了几盆凉水也没浇过来，原来他早已断气。我婶还有一口气，喊着：“水……水！”红卫兵照着她脑袋就是一棍子，顿时脑浆四溅！

这次斗争会，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及他们的家属没一个生还，全死在红卫兵和民兵的棍棒之下。四类分子和家属死后，没人敢给他们掩埋尸体，直到后来尸体臭味熏天，招来满街苍蝇。大队民兵才把这些腐尸找个坑掩埋起来。

如果把这种杀人者的兽性仅仅归咎于受形势环境影响也不完全对，这些人本来就是人类的渣滓，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沉渣泛起的大好机会。几十年一直有一些有责任的公民想进一步调查这个事件，但一直受到阻挠。要求法办这些坏人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但总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保护他们。这些坏人有的已经见了阎王，他们在那里也会受到惩罚。有的已经风烛残年，在印证着“不是好人变坏，是坏人已经变老”的规律。

高房价政策是现代的盐铁专营

微信公众号：海佑讲史。

“民不加赋而国用倍增。”

壹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被匈奴欺压掠夺了70余年的大汉朝廷，终于决定反击匈奴了。

在刚开始的一两场战役吃瘪以后，武帝迅速调整出击策略，在卫青与霍去病的带领下，汉军作战屡战屡胜，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斗成果。

可是这仗打着打着，武帝发现钱越来越不够用了。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打仗打的都是钱，粮草收集与运输、武器的制造、给军队的奖赏，都需要从国家财政里面拨款。

汉朝与匈奴进行的持续多年的全方位大决战，烧钱指数更是成几何级数倍增。

没钱了怎么办呢？汉武帝与当时的大臣桑弘羊就想出了各种办法搞钱。

在这些搞钱的方法里面，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盐铁专营”，这个制度，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中国后世两千年的历史轨迹。

贰

盐铁专营其实不是武帝和桑弘羊首创，而是在春秋时期的齐国，由大经济学家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的演变。

“官山海”，即由官府垄断经营山海之产，当时山海之产主要是铁（铁矿石）和盐（晒海盐）。

后来秦国商鞅变法，国家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

到了汉朝的时候，汉初朝廷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民间基本上不怎么管束，人民可以自己铸铁晒盐甚至是铸币。

这也使得汉朝中前期市场经济十分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也产生了了很多依靠山泽之利起家，富比王侯的巨商富贾。

直到汉武帝这时，随着逐匈奴军费的节节攀升，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廷施行“笼盐铁”的政策。

盐铁的经营权被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朝廷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

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

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汉廷为此打造了服务一整个产业链的企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企形态。

盐铁专营实施以后，汉朝廷的财政收入有了大规模的增长，极大地缓解了汉朝对外战争的财政压力，随着这一系列“搞钱”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武帝朝也有了充足的血液四处攻城略地，而民间依然稳固。

叁

我们后世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武帝朝的时候，很惊奇，武帝后期可以称得上是穷兵黩武，为了捞钱打仗，汉朝全国的中产阶级几乎都被整破产了，而普通民众更是凄惨，缺衣少食吃不上盐，只能维持生存最低的物质水平。

但是这样，大汉朝廷还没有垮！

而盐铁专营政策为维持社会稳定，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这篇文章开头，我们写了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倍增”，这就是盐铁专营的精髓。

官府经营盐铁，寓税于价，使人民既避免不了征课，又感觉不到征课。

中国古代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智慧，在这句话里面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

寓税于价，使人民既避免不了征课，又感觉不到征课。

朝廷缺钱了，如果直接给老百姓加税，像宋朝、明朝（明朝更厉害，直接征三饷）那样，迟早得民怨沸腾起义遍地。

因为对于组成国家整体的每一个人民个体而言，大家对切身相关的事情感受是最深的，抵触也是最大的。

比如以前只用交200石粮食，现在要交230石粮食，虽然一年只增加了30石，但每一个人都能确确的感觉到那种征收和压迫。

但如果“寓税于价”，以前一包食盐卖10文钱，国家专营以后，表示国家出产的食盐，质量比以前更好更安全，大家要消费升级了，以后食盐50文一包，所有人还是会乖乖掏钱买，因为一个月也就吃一包盐，犯不着为了一包盐的涨价而去拼命。

铁器也是这样的道理，通过盐铁专营，再对铁具进行一个“消费升级”，老百姓也只能乖乖掏钱。政府无形之中把老百姓的钱掏过来了，实现了财政增长，但是大家浑然不觉。

肆

而古今一联系，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的高房价政策，其实就是古代盐铁专营的翻版！

房价连连翻倍，买不起房的只能做城市流民，买得起房的，很多人超过一半的月收入都要拿来还房贷。

以前房价猛涨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骂开发商，认为是开发商甚至是炒房团把房价搞这么高的。

但是随着这几年的分析与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反应过来了，炒高房价的幕后推手，从来不是什么开发商和炒房团，而是各个地方政府！

开发商只是把面粉揉成馒头蒸熟出售的人，炒房团更是一次买一大袋馒头的人，他们哪有那么大的能量让馒头价格普遍性暴涨呢？馒头的原材料是面粉，如果面粉价格居高不下，馒头怎么会卖得便宜呢？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高价卖地呢？因为各种造城、招商引资、大力基建，都需要钱，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呢？

如果征税，哪怕是每个人多征200块钱，估计整个社会舆论都得翻天了。

但如果“寓税于价”，让房价上涨，政府财政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了，民众还只会骂骂楼市。

为什么会选择房地产这个盆子呢？因为它跟古代的盐铁一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说是刚需，但又不是刚需。

古代人民买铁器，主要是为了种地，汉朝那个时候正处于石质和木质农具向铁质农具大更新大换代的时候。

官府专营铁具，以前30文一把锄头，现在“消费升级”后要120文一把。

好贵？你嫌贵可以不买啊，继续用你的木锄头和石锄头。

房子涨价以后2万块钱一平米，好贵好贵！好贵你也可以不买啊，因为你可以租房子住，实在不行，还可以回老家呀。

选择权在你自己嘛……

但是选择权真的在人民自己吗？

汉朝时别人用铁锄头，一上午可以挖3亩地，我用个木锄头，一上午只能挖一亩地，别家用铁质农具，一年可以收2000石粮食，我用木锄头，一年累死累活只能收600石。

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农民的话，哪怕是冬天冻一冻，少置两件衣服，也会省出钱来买铁质农具，因为铁农具代表着更高的生产力，代表着可以让你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而现在，我们也处于农村向城镇的城市化大浪潮中，大城市相比于农村拥有更完善和先进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教育资源，还有工作机会。

城市就是现代的铁锄头，代表着更高的生产力，代表着可以让你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我们跟两千年前的人是没有区别的，只有买得起的可能，我们都会少吃两顿好的，少买两件衣服，去付首付、还房贷。

伍

盐铁专营在特定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

比如武帝朝初期利用盐铁专营的收入，大大打击了匈奴，维护了国家主权完整与大汉尊严。

但是随着政策施行日久，依附于盐铁专营产业链接，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团体，而国营的铁具与食盐质量越来越差，卖得却越来越贵，很多农民不得不花高价购买劣质农具，后期一些普通家庭甚至连食盐都吃不起了。

反观当代土地政策，亦是如此。

当房价涨个几百上千元时，对人民的生活影响不是很大，政策财政收入也有客观的上涨，这是比较合理的操作。但是当房价翻番猛涨时，对整个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如烈火烹油一般了。

连续高涨的房价，也产生了一大批依附于其上的既得利益群体，比如靠土地财政吃饭的各地方政府。比如早年投资房产，拥有几十上百套房产的房哥房姐们，再比如在拆迁中获赔几十套房产的拆迁户们。

这些人，依靠在房地产行业中的获利，下半辈子什么也不干，光靠收租钱已经花不完了，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也使得不公平性愈发严重。

而楼市的暴涨，伤害最大的还是实体产业，很多企业上十年的净利润，都抵不上厂房拆迁的赔偿款。买房创业三年，最后发现赚的钱还买不起原来卖掉的房子。

不受控制的盐铁专营，会演变成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恶行。

很多政策就像一剂良药，适量使用会有奇效，过量使用则不啻于毒药。

到了昭帝时代，汉朝廷部分取消了盐铁专卖的举措。而当前高昂的房价，也得工薪阶层辛苦几十年去消化了。

发布于 201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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