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6日星期二

“乌球子树老来红,荷叶老来结莲蓬”——宋朝养老制度的完备

 


中国自古就有尊老养老的传统,在儒家文化的盛行下,尊老养老更是成为人伦道德的必备要求。因此各个朝代对养老问题都十分重视,大力建设相关养老体系。说到养老体系的建设,就不得不提到百花齐放的宋朝时期。当时宋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科技水平更是领先于世界,社会生产力水平全面辉煌。其中宋朝的养老体系令后人惊叹不已,作为寄居于中国古代体系中的一支,且徐徐展现出自身的魅力。

一、多样化的年龄阶段划分标准,对于“老”的界定,上升到国家层次的社会约定,形成养老体系的初步雏形

虽然中国古代在各个方面的界定都有一定的标准,但每个朝代的界定标准肯定都略有差异,就如“老”的界定,各个朝代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先秦时期规定年过六十就可被称作“老”;两晋时期规定六十六岁为“老”;而繁荣昌盛的唐朝则规定六十岁以上可以看作是老人,由此看出不同的朝代对“老”的划分标准都不统一。

老叟图

在宋朝初期,宋太祖在乾德元年颁布的诏令中写到:

“诸州版簿、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始令诸州岁所奏户帐,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

而后宋朝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情况日新月异,宋朝又将“老”的划分标准界定在五十岁,但是到了宣和二年,宋朝又将“老”的划分标准改为六十岁。虽然宋朝各个时间段对“老”的划分标准不太一样,但就总体标准规律来说,宋朝将“老”的划分标准界定在六十岁。

二、全面绽放光彩的宋朝, 以观念传播养老观念,透过多层次的养老管理,构建完备的养老体系

宋朝时期,儒家思想十分活跃,儒家文提倡化百姓要忠孝。同一时期,宋朝佛教盛行,由于佛教充分发挥精神统治工具的性能,大大加强宋朝的皇权统治,宋朝政府也大力主动去推崇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中对尊老、孝顺父母也十分注重,所以当时尊老养老的观念深入到百姓骨髓里,侧面反映出宋朝政府对养老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视。虽说历史上各个朝代都建设过养老体系,宋朝时期建设的养老体系不仅吸收了前朝各代养老体系的研究成果,而且其结合了自身朝代的问题,建设了一套非常完善、全面的养老体系,并且拥有自己的独特性。

宋朝儒学的传播与交流

宋朝的养老体系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覆盖的,可以将宋朝的养老体系大体分为:家庭养老、宗族养老和政府养老。其中以家庭养老为核心,宗族养老和政府养老只是起辅助性作用。

1、 家庭养老

宋朝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生产力水平处于较高水准。但其依旧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因此宋朝政府所掌握的国家经济也拥有一定的局限性。宋朝时期各种文化的传播,使得儒家思想观念更是在此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

类似于程朱理学的盛行,促使统治者积极宣扬仁政、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因此宋朝将“孝”字推上了顶峰,也使得家庭养老在宋朝整个养老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家庭养老一般是由子女赡养父母,即通过直系血缘关系形成的养老体系。

程朱理学思想传播

宋朝政府规定,在父母年老体衰,无法劳作、无力供其生活所需之时,其子女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养老责任。宋朝政府非常支持家庭养老,“侍丁”“权留养亲”制度建立后,对这两个制度进行了完善。“侍丁”制度是说如果家中有老人需要赡养,则政府可以减免其税收和徭役,这样一来,减轻了后代的赋税负担,从而鼓励百姓家庭养老。

“权留养亲”制度

“权留养亲”制度则是对于犯死刑、流刑等重刑犯,其家中如果有年事已高、需要赡养的父母,祖父母,则可准许这类罪犯在家“待亲缓刑”,即等到罪犯赡养的老人去世后,再让这类罪犯服刑。这两个制度的充分体现了宋朝统治者对家庭养老的重视。宋朝政府除了对百姓需要赡养父母有优待,同样对不赡养父母的子女也有相应的惩罚。《宋刑统》中规定:

“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

规定了家中有父母的、祖父母的,子孙必须与他们住一起,这样能够使得百姓更好的照顾老人,并且规定如果不与父母、祖父母同住,则需要服刑。宋朝将家庭养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并且随着宋朝时代的发展,其对家庭养老的要求更高,刑罚更重。也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家庭养老在宋朝所占地位之重。

2、 宗族养老

家庭养老主要是针对家中有子女可赡养老人,那么如果家中无子女的孤寡老人,以及家庭贫寒的老人又如何处理他们的晚年生活呢?

宋朝时期,政府鼓励民间宗族族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但其宗族组织的政治、经济受政府把控,其独立性相对较低。因而在宋朝为保证无子女的孤寡老人的基本生存,宗族组织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宋朝也因此建立了一系列宗族养老体系。

宗族养老实际上是将家庭养老的范围进行了扩大,如果说家庭养老是直系血亲之间的养老模式,则宗族养老则是指旁系血亲对老人有赡养的义务,从而使得宗族中的孤寡老人能够的到有效的照顾,满足宗族老人的生活所需。

宗族养老下的实际生活图景

并且在宋朝时期,宗族中有人购买田地,这些田地被称作义田,义田中所得收入被宗族用来赡养宗族中的贫困者和孤寡老人。宗族养老体系使得宗族从中得到有效的发展,更有利于宗族的收拢,从而使得宗族的壮大,扩大了养老承担者的范围,从而减轻了宋朝政府的压力,同样达到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

3、 政府养老

虽然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家庭养老与宗族养老体系,但家庭和宗族养老都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养老,社会上还有很多其他孤寡老人和贫困人民覆盖不到,由此宋朝政府建立了超越血缘关系的政府养老体系。虽然前朝各代都有一系列的政府养老体系,但是豪不夸张得说,宋朝政府的养老体系可谓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善,最为系统的体系。

政府养老体系通俗来说,就是国家救济社会上的这些孤寡老人与贫困人民。宋朝政府是如何救济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的老人呢?宋朝仁宗嘉佑二年,宋朝政府诏令天下设立了“广惠仓”,“广惠仓”如同其名:用于惠利广大百姓而设立的储备粮仓的地方。

这样一来,使得那些贫困、孤寡、无依无靠的老人不在忍受饥饿。宋朝政府不仅解决了这类老人的温饱问题,其后颁布了《庆历善救方》指出,由国家提供医疗服务,提供必备的物资药品,从而使得贫困、孤寡老人不受庸医困扰,平白被骗取钱财。

解决了医疗,宋朝政府对这类老人的住宿问题也十分的上心,宋徽宗年间设立了“居养院”,居养院可以说是生活贫困、无依无靠老人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孤寡老人在此处能够得到一定的照料。宋朝政府命令各个地方设立“居养院”,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资,但是管理上并不是有政府派人对“居养院”进行管理,而是让一些僧侣管理,且僧侣能够获得管理酬劳。

居老院

宋朝政府让僧侣管理“居养院”,不仅可以利用僧侣在佛学上的影响力,还大力倡导行善事的美德,很难出现贪污的现象;而且还减轻了政府的人力负担,节省了人力资源。“居养院”在后期也不断扩大,容纳规模明显扩大,还设立了许多其他养老救济点。

三、社会良好风气的逐步养成,加强政府官僚统治,承担社会重担的同时,循序渐进去全方位践行孝亲敬长的主流观念,引领社会文化大潮

宋朝政府对这类老人的关心照顾,同时也体现出宋朝政府养老举措的完备,全方位覆盖这类老人的养老问题。政府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养老与宗族养老的不足之处,承担了非常重大的社会责任。

宋朝养老体系的建设,是在前朝基础进行上继承与创新,其养老制度相比于前朝更加完善,可以说宋朝建设的养老体系覆盖到社会养老的方方面面。在结合其家庭状况后,考虑到不同老人需求不同,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从而使得宋朝的社会风气良好。

宋朝不断完善养老制度体系,使得了宋朝尊老养老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从而加强了政府的官僚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加强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在此体系上的创新更是对后人有着非常深远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宋史》

《宋刑统》

《四库全书》

2022年7月13日星期三

给江青写恐吓信 林伯渠妻悲剧收场

 

林伯渠的第四任妻子朱明因为一封匿名恐吓信,最后不得不以自杀告终。(《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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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听说过林伯渠的名字,他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中共五老”。他一生娶了四个妻子,第四任妻子朱明跟他共同生活15年,最后却因为一封匿名恐吓信,不得不以自杀告终。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桩陈年旧案。

老夫娶少妻

朱明,原名王钧璧,安徽省定远县人,191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她3岁念唐诗,12岁看《红楼梦》,1930年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钧璧随家人流亡四川,期间受中共宣传影响,对担任国民参议员的中共官员林伯渠很是仰慕。

1939年春,在林伯渠的协调下,王钧璧与一批热血青年到达延安,就读延安女子大学,改名朱明。之后,她被调入中央研究院,再后来被安排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反复洗脑中,朱明从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被“改造”成一个甘愿“做无产阶级的牛”的“新人”,还因为写了反省材料《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被树为典型。

当时,延安的许多中共高官,都娶了从大城市来的漂亮女青年。比如,45岁的毛泽东,娶了来自上海的三流演员、24岁的江青;50岁的刘少奇娶了第五任妻子、来自北平的女研究生、27岁的王光美;39岁的林彪娶了22岁的叶群;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的康克清。

那时,林伯渠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任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朱明这个“整风积极分子”在“组织”的安排下,与林伯渠有较多接触。

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林伯渠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就在七大召开期间,60岁的林伯渠迎娶了26岁的朱明。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林伯渠先后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朱明先后任职于中央组织部、中央纺织工业部。因为林伯渠是“中共五老”之一,年纪大,身体也不好,他在国内外的许多活动,朱明常伴左右,成为他的拐杖和影子。无论是上庐山,去杭州,还是到莫斯科,这对老夫少妻形影不离。

1960年5月29日,74岁的林伯渠在北京病逝,朱明一度非常悲伤,到1961年就自杀身亡了。她是殉情吗,还是被其它情势所逼,活不下去了?这就要说到江青了。

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和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住了七十多天。毛泽东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1954年3月18日,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非常恼怒。

据中共党史记录,这封信中写道:“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高岗、饶漱石等已被揭露出来。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信中列举了20世纪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种种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深知她的历史,对中共高层的情况也很了解,特别是,居然知道她的行踪。江青据此推断,写信人必是中共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他们的夫人。

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谈话。王芳回忆说,江青“把匿名信递给我看。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神秘的“18号案件”

据《王芳回忆录》一书详细记载,回到北京后,江青把收到匿名信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求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毛泽东认可了。因为收信日期是1954年3月18号,这个案件被称为“18号案件”。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确定把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同时宣布:“18号案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市由黄赤波负责,浙江省由王芳负责。会议之后,侦查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开始了。

由于匿名信封上写有“华东文委”的字样,信又是从上海发的,江青要求侦查部门将重点放在上海市党、政部门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身上,但案件一时未能侦破。1954年,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抓得非常紧,专案组一百多人,每隔几天就开一次碰头会。他们先后收集了八百多个嫌疑人的笔迹,凡是过去和江青关系不好的或议论过她的人,都被列为嫌疑对象。

其中,受侦查时间最长、被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当时,曾菲与住在上海的毛泽东前妻贺子珍是邻居,对贺的生活处境很同情,常去看她,也对毛泽东1952年到上海却不去看望病中孤寂的贺子珍颇有微辞。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专门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给予贺子珍生活上的照顾。

柯庆施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曾菲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秘密提取她的笔迹,经过鉴定,和匿名信中的笔迹相似。但是,他们找不到可靠的直接证据,仅凭笔迹相似,还不能定案。

江青多次过问案件进展,她怀疑专案组里有人捣鬼,几次对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表示不满。案子破不了,专案组也没有放弃,公安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意外发现”让案件峰回路转。

朱明“畏罪自杀”

林伯渠去世后,1961年2月,朱明向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得到批准。期间,朱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林伯渠逝世后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文稿处理问题)需要解决。信送到了杨尚昆手上。

因工作关系,杨尚昆曾在1953年多次看过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对信中的笔迹印象很深。当他看到朱明写给中央的报告后,发现上面的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非常相似。

杨尚昆立即打电话告诉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过公安部专家鉴定,两封信的笔迹为同一人所写。随后,杨尚昆、徐子荣找朱明谈话。朱明很痛快地承认,8年前给江青写过匿名信。原来,在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毛泽东回北京之后的那段时间,林伯渠和朱明也到杭州小住了几日,是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负责接待的。

据王芳回忆,当时江青身边缺少一个人陪伴,于是,他让陪林伯渠夫妇一起来杭州的林莉(就是林伯渠与前妻的女儿)去陪江青。林莉从小生活在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后在苏联读大学。1949年江青到苏联治疗期间,林莉担任她的翻译,俩人朝夕相处,感情很融洽。当时,江青对王芳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那封匿名信很可能是朱明在杭州时写成,到上海后发出的。

朱明深知此事暴露后,江青百分之百要置她于死地。于是,在江青下毒手之前,她就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年仅42岁。不久,朱明被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文革时期,又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当年,投奔延安的女青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跟中共走,选择跟中共高官结婚。她们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一些虚荣,得到特殊待遇,但大多数难逃厄运。朱明自杀了;江青最后也自杀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秦城监狱关押11年;林彪的妻子叶群,最后跟林彪一起葬身蒙古温都尔汗⋯⋯静心翻阅中共的历史,一幕幕悲剧,教训弥足深刻,后人理当鉴之、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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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传统断根本 文革“挖祖坟”运动

 


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延绵不绝,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慎终怀远”,敬畏祖先。但是十年文革期间,中共发起的“挖祖坟”运动席卷全国,为祸惨烈。(《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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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延绵不绝,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慎终怀远”,敬畏祖先。但是十年文革期间,中共发起的“挖祖坟”运动席卷全国,为祸惨烈。

挖祖坟”运动的源头

这场荒唐运动的源头,要追溯到1964年。当年10月1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杭州养病,他写了一首词《沁园春 杭州感事》,请毛泽东修改。

毛泽东把词的下阙改成了这样:“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他还在原稿上批示说:“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看完,胡乔木就把这些话传达给了浙江省委有关领导,浙江省委呢,立即开始拆毁明代忠臣于谦等人的墓。而这,也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在全国大搞“挖祖坟”运动的重要源头之一。

破四旧”是“挖祖坟”运动的总动员令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通知。这一天,被认为是十年文革的开始。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四旧”,就是所谓破除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红卫兵。之后,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以“打、砸、抢、烧”等方式“破四旧”。不久,这股浪潮迅速蔓延全国。而“破四旧”,也成了“挖祖坟”运动的总动员令。

孔子墓被毁

大家能想到,红卫兵捣毁的都是哪些人的坟墓吗?首先成为目标的,是孔子墓。孔子被认为是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启迪人类智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

国学大师钱穆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并称“三孔”。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场所,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子孙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府第,藏有大量历史档案、文物。

1966年11月15日,以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头头谭厚兰为首的红卫兵,在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会后,红卫兵分头冲进孔府、孔庙、孔林,砸碑、拉匾、捣毁塑像。那些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就把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部塑像,像踢足球一样踢来踢去。

还有专门的“扒坟队”铁锨、镢头并用,在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的坟上同时“作业”。为更快掘开墓穴,他们动用了雷管和炸药。1966年11月29日,写有“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孔子墓碑被拉倒,断为两截。

据王锦思的《曲阜孔子墓被破坏调查》记载:面积3,000多亩、延续2000多年的孔庙、孔府、孔林,短短几天内,被洗劫一空,共计毁坏文物6,000多件,烧毁古书2,700多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多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多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

蒙元灭宋,“三孔”无损;满清入关,“三孔”无损;日本侵华,“三孔”也无损。在中共当政前,无论谁入主中华,孔子都倍受推崇。但是中共当政后,一场“破四旧”,“三孔”遭大劫。

章太炎墓被毁

再说说章太炎墓。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也是孙中山特别敬重的一个人。孙中山跟其他人拍照片,都是坐在中间,但只要跟章太炎一起拍照,都是章太炎坐中间。孙中山一生的著作很少请人写前言或序言,但他最重要的四篇文章,都是章太炎写的序言。

据《章太炎》一书记录,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病逝。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并发布国葬令。但由于日本侵华,葬礼只好暂时搁置。章家人南下逃难前,临时将他葬在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有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日本一名军佐得知是章太炎墓后,立即上前制止。几天后,这名军佐回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以后,再没有日军前去骚扰。

1955年4月3日,章太炎的灵柩迁葬到杭州西湖南屏山麓,与抗清名将张苍水之墓毗邻。1966年底,红卫兵将章太炎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遗体拖出,并将一口楠木棺材劫走。后来,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把章太炎的遗骸收拢在一起,草草埋于山脚下。

同样遭难的,还有抗日烈士墓。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一场民族御侮战争。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日本战败,中日之间共进行了22场大型会战、1,100场重要战斗、38,000场小型战斗,国民党官兵伤亡约322万,阵亡将军268位,民众死伤2,000多万。

为抗日牺牲的国军将士,都是民族英雄。1938年11月,中国抗日战争总指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主持军事会议时,提议在南岳修建忠烈祠和烈士公墓。1940年,南岳忠烈祠动工,1943年竣工。最高处的享堂置有“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巨碑,抗日阵亡将士的英魂一体入祠祀享。1943年7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此举行首次公祭。

1944年,南岳一度沦陷,忠烈祠曾遭日军破坏。1947年后,中华民国每年在那里举行春、秋两次公祭。最后一次公祭,是在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前的1949年3月29日。

据《南岳忠烈祠》一书记载,中共当政后的1953年3月,南岳管理处以清除所谓“反动遗迹”为由,将忠烈祠内中华民国军政要员赞颂阵亡将士所题刻的文字,共100多处全部凿掉,一字不留。

1966年9月3日,日本投降签字21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红卫兵开进南岳忠烈祠,掘毁所有烈士坟墓,先烈的遗骸全部曝尸荒野。我们说了这么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自从孔子墓被毁之后,“挖祖坟”运动迅速祸及全国。从黄帝陵、炎帝陵一直到宋岳飞墓、元成吉思汗陵、明海瑞墓、清左宗棠墓、民国詹天佑墓、抗日名将张自忠墓,等等,凡是能找到的、能掘的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墓,统统都在横扫、荡平、砸烂之列。

中共为什么要发动“挖祖坟”运动呢?因为中共的老祖宗和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不是一回事。中共的老祖宗是西方的马克思、列宁等,所以中共被称为马列子孙。中国人民的老祖宗是黄帝、炎帝等,中国人民是炎黄子孙。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中国传统观念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是敬祖先、敬天地、敬神佛。这两种完全相背离的概念,也就决定了,中共必将毁灭中国人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切宝贵东西。

中共发动“挖祖坟”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要断了炎黄子孙的根,让他们统统变成不信神佛,“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马列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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