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

44年后揭秘唐山大地震的惊人真相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40多年,可是有多少人对这一大灾害的过程有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呢?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

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05年即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文学》杂志社推出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揭开了鲜为人知的一幕又一幕……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张庆洲把几十盘录音带往桌子上一摊,对记者说,“这是几十位当事人的采访录音,里面讲的是一个20多年前的秘密。”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唐山警世录》记录了马希融与国家地震局专家那天的对话。

专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毁了吗?

马希融:我是这个看法。

专家:如果真是大震,发生前将有很多小震。

马希融:如果先发生大震,后发生小震群呢?

专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震例。

马希融: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为什么近两个月来曲线形态和我台那么一致?

专家:后土桥地震台内外线很乱,现在也不承认是异常了。

马希融:那您看我们地震台呢?

专家: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耿庆国向记者回忆起29年前的那段经历,情绪依然非常激动。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我当时就想造舆论,把震情往下捅。”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最近青龙县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张庆洲展开这场艰苦调查的直接动力来自一个神秘电话。

1996年,张庆洲描写唐山地震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此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唐山大地震事前曾被预报出来。这个神秘致电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此后,张庆洲从探访杨友宸开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杨友宸告诉张庆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他当时虽然没有被任命,但却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懂业务,而且极为负责。除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张庆洲对记者说,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几乎每个唐山地震监测点的人提到这事都扼腕叹息。

地震预测遭到的漠视,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痛苦。1976年7月28日,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难。当时,大姐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余震不断。为获一线生机,大姐夫几乎是被大姐逼着,从废墟中扒出一把锯,在没有任何麻醉条件下把脚锯了下来。后来大姐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些日子,唐山人相互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家死了几口?”

正是这种撕心裂肺、永远无法弥合的痛苦,使张庆洲在调查遇到阻力的时候坚持了下来。

“如果说,杨友宸被临时调离使唐山的群防群测工作遭到致命打击的话,那么,在中央一级地震专业部门发生的地震方位的‘东西之争’,就成为漏报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张庆洲如是说。

据汪成民回忆,1975年1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年5月,云南发生了7.4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张庆洲说。

“事实上,这个调查报告是2000年写完的。”张庆洲捧着20多万字的《唐山警世录》说,“压了5年啊!”

张庆洲告诉记者,2000年时,北京曾有一家大出版社要出这本书,刚进入印刷程序,责任编辑打来电话说,不出了,因为有人提出要把此书送国家地震局审一下,审的结果是没通过。

“唐山大地震过去快30年了,该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张庆洲停顿了足足半分钟后说,“我做这件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记录,使唐山的大灾难不再重演。”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庆洲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些领导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唐山警世录》书稿,欣然为之作序。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

张庆洲的调查是从1998年开始的,历时两年。调查难度之大,是张庆洲始料未及的。“无论是当年成功预报了地震的人,还是由于某种原因漏报地震的人,都不愿意开口。这也是事实真相20多年无法揭开的一个原因。”

张庆洲说,为了说服梅世蓉接受采访,他已经数不清打了多少个长途电话,每个电话结束后都发现自己的烟灰缸里多了好几个烟头。就连当年创造了无一人死亡奇迹的青龙县长冉广岐,也是三顾茅庐才访问到的。

“当时冉广岐问,你有介绍信吗?有公章吗?我还是组织的人呢。”张庆洲不解,组织的人怎么了?“地委有话,不让说。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死亡。国家地震局交待不过去,这个事就压下了。”冉广岐后来向张庆洲这样解释自己多次拒绝采访的原因。

汪成民向记者透露,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曾发出一份《地震群测群防简报》,首次披露了青龙成功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没过多久,简报就被回收了。

汪成民还说,青龙经验最初为公众知晓,要感谢联合国的科尔博士。这位联合国女官员,1995年10月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获悉青龙县的奇迹。经中国政府批准,次年,她亲自带队赴青龙调查。从此,青龙奇迹不胫而走,被各国媒体广为报道。

“真相的揭开是需要过程的。”张庆洲透露,至今,很多唐山人都不知道事实真相。一些人通过小道消息打听他的调查结果,有的还托人辗转购买登载《唐山警世录》的那期《报告文学》杂志。

在采访张庆洲的这些日子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观了唐山抗震纪念馆。事情过去了近30年,总该看到灾难的全过程了。出乎意料的是,9个展厅有8个展厅展示的是“新唐山建设成就”。只有1个展厅与地震题材有关。至于地震预报情况,只有缩在角落里的4幅小图画。画的是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等图案。“参观这个纪念馆的人从这4幅描绘了动物异常的画面上,怎能看出当年唐山有着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张庆洲反问道。

就在张庆洲《唐山警世录》问世的同时,钱钢的那本于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再版。

这本广为人知的书的新版本,收录了钱钢2003年的一篇讲演稿。他说,很多人问他,为什么唐山大地震10年之后才写这本书。钱钢直言,在1976年那个历史条件下,出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唐山大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地震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

“29年过去,唐山大地震终于在公众面前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全貌。”正在写回忆录的汪成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唐山警世录》问世不久,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沈永社宣布,自今年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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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

专家:中共内外强硬出于末日恐惧 谁更依赖谁 美中完全脱钩哪方损失更大

 


美专家:中共内外强硬出于末日恐惧 国力被高估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7月14日讯】过去20年间,中共不断强化对内的控制与镇压,同时在外交上展现出越来越强的战狼姿态,甚至抛出了“东升西降”的论调,令国际社会颇为忧惧。但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指出,中共国力被高估了,其强势表现的背后其实是来日无多的焦虑。

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明确意识到,中共在日益强化的专制体制下所实行的内政外交,正对国际社会的原有秩序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巨大威胁与伤害。如何看待和应对日益强横的中共政权,正成为国际时政观察人士讨论的热点话题。

美国之音报导说,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在中国国内对宗教信仰者、维权律师和少数族裔等群体展开全方位的镇压,同时在外交上也越来越咄咄逼人、四面树敌,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力大增,让中共当局觉得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了。

不过,对中国的国力和军力有深入研究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贝克利却认为,所谓“中国国力强大”其实是个幻觉,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均表现得咄咄逼人,是中共当局发现自己已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试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

贝克利指出,中共在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其实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出现了,其出现的时间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同步的,而北京当局所宣扬的当今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之说,纯属无稽之谈、荒唐离谱。

贝克利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美中竞争问题,曾经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工作,并持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近年来还常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发表文章,向公众提供他对中国国力、军力及其弱点的研究成果。他在2020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段——它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其行动窗口正在收窄……”

贝克利还指出,虽然中共当局在发展军事力量领域投资最大,但其所谓强大或强势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而中共当前这种“不上不下的大国地位”,使得这个专制政权在今后几年特别危险,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巨大挑战。

贝克利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从历史上看,孤注一掷争夺强国地位的行动,通常来自那些处于上升态势但又感觉自己时日不多的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1941年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从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都是可供借鉴的例子。

近日,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个人观点。

首先,在讨论中共当前所奉行的威权主义时,贝克利表示:表面上看,威权主义政权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它可以很快的动员起人力物力来打造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挪动资金,迫使农民迁居,建设当权者想建设的鬼城;甚至于北京当局可以下达指令让技术公司为中共的军方或安全部门服务。这些权力,民主国家的总统显然是不可能拥有的。例如,美国总统就不能迫使谷歌公司为美国军方提供最新的技术。

然而,威权主义拥有的这些优势只能在一些孤立的领域发挥作用,而且是短期的。从长期趋势来看,对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以及对外交和内政产生更为稳妥的政策、建立更为有持续性的军事态势或者不犯灾难性的错误而言,民主政体表现得更好。

贝克利称,原因很简单,因为民主的政权都是有竞争的,总是有反对党试图批评你,试图找到比执政党更好的做事方式,这就可以避免因遭遇“坏皇帝”而牺牲全国的局面。可以说,在一些领域,民主政体具有长期的国力积聚优势,但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动员方面确实处于劣势,因为权力分散,必须把各方的力量聚拢起来才能做成事。

其次,在谈到中国跟西方的经济关系时,贝克利形容那是一把“双刃剑”。他表示,在过去三十年或四十年间,中国(中共)依靠着西方的市场、西方的技术和资本的支持而崛起,但它在维持与西方的关系的同时,又依仗自己的国力转过头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强迫西方接受,或变更当初双方的基础交易。如果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完全脱钩,当然双方都会损失很大,但中方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强,因此一旦脱钩其损失也更大。

贝克利进一步针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其一,美国的市场规模是中国国内市场的三倍。中国的消费水平停滞在它的GDP的35%的水平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因此中国需要向世界富裕国家出口。

其二,在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任何涉及电脑的行业,中国都要依赖西方的技术。尤其在电脑芯片或半导体设备等高科技方面,美国及其盟国占据绝对优势,如果得不到西方的关键性技术,中国的电脑就不能运转,像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也会被美国及其他国家联手击跨。

其三,中国越来越依赖从其他国家获得石油和食品,中共当局现在就面临来自世界各国的保护主义的反弹。拜登政府现在继续维持川普(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而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出钱给本国的公司,让它们可以把自己的营业从中国转移出去。

贝克利说:“我不认为世界各国会跟中国有全面的脱钩,但你肯定可以看到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会减少。”

此外,在这次专访中,贝克利还就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联合的问题、以及中国同行如何看中国国力弱点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中、美紧张局势日益严峻,而有关两国会不会完全脱钩的话题也越发引人关注。尽管中共一再宣称“彻底脱钩不现实”,对两国都有伤害。但专家分析认为,显然中方损失更大,因为中方更依赖美方。

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过去三十年或四十年跟中国的接触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没有西方的市场、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资本,中国就崛起不了。而中国(中共)玩这一套玩得很好,一方面维持跟西方的关系,从而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时又打造自己的国力转头来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强迫西方接受,或变更当初双方的基础交易。

贝克利:中共对外依赖非常严重

贝克利表示,假如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完全脱钩,显然双方都会损失很大。但你要看看哪一方更依赖对方的市场。美国的市场规模是中国国内市场的三倍。中国的消费水平停滞在它的GDP的35%的水平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因此中国需要向世界富裕国家出口。

“谁更依赖谁?中国假如没有来自西方的电脑芯片或西方制造商的半导体设备,中国的电脑就不能运转。在这些方面美国及其盟国占据绝对优势。美国联合其它国家击跨了华为等中国领先的技术公司,办法是让它们不能得到关键性技术,尤其是半导体。”贝克利说,中国(中共)也越来越依赖从其它国家获得石油、食品。北京现在也看到了自己面临来自世界各国的保护主义的反弹。美国的拜登政府继续维持川普(特朗普)前政府实行的对华惩罚性关税,而现在这种关税成了一种现状。

他还表示,现在欧盟也质疑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一些国家出钱给它们的公司让它们可以把自己的业务从中国转移出去。因此,你肯定可以看到中国跟其它国家的经济联系会减少。

贝克利说,尽管这将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受损,但中国的境况危险。因为尽管中共在试图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但纵观中国的多种行业,比如说在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任何涉及电脑的行业,都要依赖西方技术。中国也要依赖外国获得石油、获得食品、获得市场。

“中国(中共)的对外依赖非常严重,这使中国的处境非常艰难。”他说。

中共害怕脱钩

中共官员曾多次以脱钩对双方都没好处为理由而拒绝脱钩。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去年10月表示,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之间经济联系是由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所决定的,“彻底脱钩根本不现实”,对中美和整个世界来说也没有好处。

“其实,真正想脱钩的少而又少,真心要合作的多而又多。”他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视讯会议上说,不会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然导致落后”。他还强调了“经济全球化”等。

去年8月17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脱钩”是误判大势的逆动》评论文章,罗列了一系列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和美企在华投资案例,竭力主张中美经济应该“挂钩”,而不是“脱钩”。

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任期间曾多次提到要与中共“脱钩”的想法。去年9月,川普提出,计划遏制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赖关系。他表示,无论脱钩还是加征高关税,美国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川普说,如果切断与中共的整个关系,美国每年将节省5,000亿美元。川普指的是美国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大约5,000亿美元商品,这还不包括中共通过各种方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失。

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上个月在《国会山报》上发文称,美中经济脱钩可助解决美墨边境危机。他表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北三角国家正在遭受经济危机,章家敦表示,一个关键原因是,在本世纪头十年,该地区大量制造业工作机会都流失到中国大陆去了;因此,促使美国市场给予北三角地区制造商更大的优惠,既能保证这个处于经济困境地区的长期繁荣,也能给美国带来更稳定的南部边境。

章家敦写道,中共一直坚持认为,美中“脱钩”是不可能的。随着北三角地区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脱钩”将变得不可避免,特别是当企业们寻求将工厂设在离美国消费者更近的地方。

责任编辑:林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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