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高官吁废国企民企之分 把企业家和资本家区分
中共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近期在不同场合给当局提建议，其中就7月19日当局《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被称为“31条”），提出不再按所有制区分国企民企，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他说：“下一步，要在理论和政治上进一步理清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并做到三个区分：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
刘世锦建议，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不再区分国企民企，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企业是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组织形态，出资人所提供的资本只是投入企业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仅从资本来界定企业性质有很大的片面性。
刘世锦建议，投资者可按出资人类别划分，如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
他并称，要改变行业准入标准、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
彭博社8月10日报导说，刘的讲话是在6月下旬的一次研讨会上（博智宏观论坛第七十九次月度研判例会）发表的，9日晚间在金融40人论坛运营的微信账户上流传，8月10日被删除。澎湃新闻的移动网站上发布的演讲版本也被删除。
不过，刘世锦8月3日在一场房地产行业活动中发表的类似言论，仍然可以在中国房地产报的网站上看到。
李恒青：刘世锦的“救经济”药方自相矛盾
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8月12日对大纪元表示，刘世锦所讲的，反映中共经济界思想混乱。
他说，刘世锦还是想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重新定义企业家、企业、民营企业、民营资本。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它就讲剥削，然后用阶级划分，它说资本家之所以可恶，是因为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他现在想说这个不叫剥削了，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家不是资本家，他们有个人的才智，所以他们应该赚钱，多劳多得，因为他们创造的价值，是要给中共找出路的。”
李恒青说，中共这些官员或专家，现在都在想尽办法给中共开药方，要救经济，但是这些药方都不对，都救不了中共。
李恒青说，刘世锦讲的东西自相矛盾。比如他说重新界定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要给同等待遇，激发起企业家的信心，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共的二元结构下，大量的都是国有企业。习近平对国家经济命脉的统治，就是靠国有企业来做，所以他一直在推行国进民退。
“习近平再三讲党要领导一切，集中力量办大事，靠的就是党领导的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地方的国有企业，这样他才能够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这是他一贯的思想，而且不会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同等对待呢？”
李恒青说，即便具体到细节上，比如在资金调配上、贷款这些方面，说要将国企和民企同等对待，说了跟没说一样。
“你可以定政策，但是银行都不理你，银行不给你贷款，贷款给民营企业风险巨大。贷款给国有企业风险小得多，因为有中央领导在后边撑着，他不能把你给抓起来，是他批的，所以你没事。”
吴嘉隆：中共领导决定民企无法助力经济发展
习近平上台后，国进民退严重，包括整肃多个民营企业扎堆的行业。近期中国经济陷入危局，当局强调支持民营经济，并且发布一系列措施。
就刘世锦的言论，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8月11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虽然有经济的压力，但是还没办法跳脱传统上的社会主义的那些思维。因为中共不尊重私有产权，民营企业家努力到最后，仍然会被社会主义体制收割。
“那些房地产企业的老大们，从恒大、碧桂园、万科，很多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努力了半天，最后还是要被产业监管、被共同富裕、被查逃漏税。国家的力量进来，民营企业家没得躲，到最后白忙一趟。”
吴嘉隆说，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仍然在于中共的领导问题。当权者的经济思维有问题，不能真正让民营企业家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中共现在跟美国的关系搞砸了，民营企业家再干也未必能产生重要的成果，因为国际竞争太激烈，能够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方越来越多。
“中国一旦失去世界工厂的角色，它就会失去就业机会、失去地方的税收、失去对房地产的支持。接下来的经济问题会很多。在内外两个因素影响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算真的有什么机会，他也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来针对中国的经济提供帮助，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分析：民营企业家只要取得成果 共产党就要来收割
中国经济低迷和美国紧张局势加剧之下，中共高层之前已进入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时间。中共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蔡奇，8月3日会见了聚集在北戴河的57名科技专家。
《金融时报》称，北戴河休假乌云密布，尽管习近平政府“拚命试图重振经济”，但习近平的集权也使得结构性经济改革的讨论变得“极其困难”，因为官员们担心他们的建议会“引起最高领导层的愤怒”。
李恒青说，李强这些高官在担心，一旦经济垮台了，中国老百姓可能弄不好造反。但习近平早就做了最坏打算。在经济大衰退的面前，习自己不恐慌，是中共其他的官员们在恐慌。
“他（习）早就想好，最后不行我就退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当中去，再不行我就发工业券、发各种票证，搞配给制，我也能够活，我只要保住两个东西，一个是枪，就是解放军，还有一个是刀，就是警察系统，只要保住这两个，我就能保住政权。”
吴嘉隆也说，中共确实只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基础上，看到经济的发展。真要发扬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中共就无法接受。
他表示，因为改革开放，中国老百姓会逐渐依赖市场经济，于是就不再依赖政府，也就不再需要党。所以习近平认为，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危险。
“共产党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理论，就是阶级斗争。谁有钱我就要跟谁共产，我就要跟谁共同富裕。我的办法就是抓住枪杆子、抓住刀把子，然后就进行收割。所以，民营企业家只要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迟早共产党的枪杆子、刀把子就要来收割你。”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