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

决战时刻 — 耿飚来到广播局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作者:狂野惯了
决战时刻耿飚来到广播局
  
毛泽东说: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肯定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


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


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


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


当时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


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3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帮”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


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儿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土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更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


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文化大革命”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


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


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10月6日晚11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等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文化大革命”中深夜开会已习以为常,但这次大家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预感。

邓岗从局长办公室来到对面屋的局总编室,表情严肃,发言很简单,不像过去那样侃侃而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他虽然没有解释为什么,石破天惊,在座的深知这句话的分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甚至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没有这句话的还加上,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在场的人紧张地思索着,谁都心中有数,但谁也没有说破。

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邓岗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严格保密,与宣传无关的人不要传达,更不能走漏任何风声。他说:“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外边有人来电话询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会很简短,但很重要,大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70多个小时的节目要全部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很不容易,量大而时间又太紧,几乎所有的稿件、节目中都有这句话,可谁也没有任何迟疑,没有提任何困难,立即去做,这是多年形成的传统。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汇报。晚上11点40分,召开部主任会议传达;夜12点,各编播部门开始审查稿件和节目。中央电台的四套节目中,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其中一套节目全天播音已结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时35分播音结束;一套节目对全国少数民族广播,播音已结束;一套节目对台湾广播,仍在进行中。当务之急,是立即审查、把住正在播出的节目。抢在全天播音结束以前,中央电台已经审查撤换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一个节目中,等发现有《按既定方针办》这首歌曲时,录音带已经转动了,无法停机而播了出去。

耿飚在回忆电台当时的紧张情况时透露:“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打电话把局核心小组成员找来开会;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先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严格把关审听每一个节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点35分刚结束,凌晨2点30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可我心里明白,现在距离早晨4点开始播音只有1小时30分钟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全天播音共70多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地审听,又怎么能听得过来呢?会不会影响到正常播音呢?但不容迟疑,我紧急调集中央电台所有已录制好的节目,交到审听小组那里。审听小组由冯铉、张香山负责,我作为中央电台分管宣传的副台长陪同审查,负责调集节目,介绍节目的情况,具体执行他们的意见,修改或者撤换节目,总之,为审查节目提供方便条件。但具体把什么关,除了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以外,其他我不知道。

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中央三台”中,实际上只对中央电台实行了直接的严格的掌控和介入,并没有直接派人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去,也没有直接审查它们的节目。审查节目的气氛是紧张严肃的,都很少说话,甚至连面部的表情也很少变化。审听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多,偶尔让停机,他们悄悄议论几句,有时咬咬耳朵,或交换一下眼神。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揣摩他们的意图。除了审听一般节目以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审听节目全天都在进行,也顾不得吃饭,就这样也难以保证正常安排播出。为了把审听节目问题在此集中说完,我把后几天的情况提到这里来说。到了10月8日只好分两组来审查:一组仍由冯铉、张香山负责,另一组由中联部来的朱大成、毛宝忠负责。


这天的《新闻报摘》节目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出在《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省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此提法,中央电台新闻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请示如何处置?有的人甚至建议是否向《人民日报》的鲁瑛打个招呼。经审听小组研究后请示,答复是:“我们只管我们,我们不用,他们要用由他们用去!”

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审查小组主要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学习》节目,其他节目交由局、台审听把关。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中央电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作为多年的老广播和分管中央电台宣传的副台长,我深知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和电台的安全播音是多么重要,庆幸中央电台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却出了问题。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邓岗布置,通知他们停播,不讲原因。我们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个记不清了,6日晚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从事后反馈的情况得知,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感谢中央电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使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暴跳如雷,要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审查。
  
透露“机密”奔走相告
  
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7日。

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会议,这时才正式宣布了耿、邱到广播局来的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邓岗说接到信后,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

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这样决定,体现了对广播电视的极大关怀,体现了对这样的要害单位的十分关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电台的安全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特别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确保电台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听着邓岗的讲话,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他提醒和暗示说:“在这封信里,同志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我们和中央的联系通过耿、邱二位同志,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

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四人帮”垮台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会后,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内到处悄悄传布着、议论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稳定局势赢得时间

10月7日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尚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中央是不会这样做的。过去遇有重大事件,通行的做法总是先在内部通消息、做工作,在公开宣传中有意识地放点风声造点舆论,进行引导,待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做到水到渠成。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自然不会匆忙从事。尽管这时候敏感的听众中有人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想从中摸点气候,证实传闻或自己的猜测,但中央电台守口如瓶。

中央发布的重要消息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某个新的提法、新的口径,对某个人名的隐去或出现,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奥秘,无疑在这时更为警觉。如果宣布变动了的中央领导班子,也就等于宣布发生了什么事,似乎仍为时尚早。那么将播出什么呢?心中估摸不透。

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因此,对如何做播出的准备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准备大搞,做大的设想,按照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电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理由很简单,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开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只是作明显的暗示,先造舆论,广播宣传不宜搞大,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

两种方案同时提出,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方案。中央采取的是稳定局势、内紧外松、引而不发、多做工作的方针。

到10月8日夜12点,也就是9日的零点,中央电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电台在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钟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全国。9日又播出17次,用记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两个《决定》是中央重大部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电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接着,中央电台又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于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题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论里又作了明显的暗示,并强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凡经过政治运动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听了中央电台广播的两个《决定》之后十分恐慌,凭着他们的政治嗅觉,感到末日将至。据曹大澄在《余党末日》中记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上海市委宣传负责人叫嚷:“刚才北京广播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他们这一手高明,他们捞了资本,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在早晨6点之前出动民兵进驻上海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接着,他跑到报社,要报社不要登“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的整我们的消息”,“要登我们的东西”。他窜到上海电台检查播音室,叫喊:“你们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广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挡不住的,打开收音机,老百姓都能听到!”

“你们开动干扰机,干扰中央台的广播!”

“机子不够,中央台的功率大,我们干扰不了!”

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公开点名放开报道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宣传报道中政策和策略并用,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有意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严格掌握,慎重处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这样布下迷魂阵,使那些惶恐不安、想铤而走险的人抱有某种幻想,一时下不了决心。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10月15日的《新闻报摘》中,经请示,播出了《人民日报》刊登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拥护两个《决定》的消息。

除了严格控制的一面,还有着意加强的一面。除了连续报道各地群众对《决定》的反应以外,在文艺节目中反复播放《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几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后,在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都曾经反复广播过,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在许多场合带头唱,周总理多次提倡、指挥群众唱过这几首歌。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10月15日中央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飚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张香山接替了他在广播局的工作。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稳不住了!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至此,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

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一直处在高度兴奋之中,中央电台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作了充分的报道。

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

巴金妙文: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巴金文革时的妙文: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春秋时代,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如火如荼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猛烈冲击着奴隶制统治的基础;失败的奴隶主阶级,千方百计企图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就在这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孔丘,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今山东)。孔丘排行老二,所以又名仲尼,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孔纥是个破落的奴隶主。 孔老二念念不忘自己是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从小迷恋贵族老爷的生活,喜欢用小碗小盘做祭 
  
    从十五岁起,孔老二就下死劲学习周朝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学习奴隶主贵族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梦想将来出人头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孔丘切望结交有权势的人,一步步爬上政治舞台。有一次,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分子季孙氏设宴招待宾客。刚死了娘的孔老二,认为自己是贵族后代,不顾身上披麻戴孝,也赶去参加宴会。 
  
    还没踏进季孙氏家门,季氏的家臣阳虎迎头给他一顿臭骂,把他赶下台阶。孔老二意识到,新兴封建社会势力抬头,奴隶贵族就要倒霉。他咬牙切齿要为复辟奴隶制卖命。孔丘十九岁成婚,第二年生了个儿子。鲁国国君昭公特地送来一条鲤鱼作贺礼,孔老二受宠若惊,给儿子起名叫孔鲤,巴望他有朝一日重振家业,光宗耀祖。孔丘一心要复辟,一心想当官。到了二十六、七岁,总算来了机会,当了个“乘田”,职务是管牛羊;后来又当“委吏”,就是仓库会计。孔老二不嫌官小,干得很卖劲。他要为今后向上爬,打下个基础。 
  
    孔丘三十岁左右开办私塾,广收门徒。他严格规定招生的阶级界限,当时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根本无权入学;他向学生勒索学费,谁要来报名,他就伸手说:“你能交纳十条腊肉做见面礼,我才肯教。” 能在杏坛听孔老二讲学的,都是贵族、当官人家的子弟。孔老二利用讲学,聚徒结党,培植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他压根儿不是什么“全民教育家”。春秋末期,各地经常爆发奴隶起义。有一次,郑国奴隶大暴动,夺占禁地萑苻,统治阶级万分惊慌。孔老二对奴隶造反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竭力主张镇压。郑国的奴隶主贵族残酷镇压这次暴动,杀害了所有起义的奴隶。孔老二大声喊好,叫嚷什么:“对奴隶太宽大,他们就要造反;只有严厉镇压,才能斩草除根!”杀气腾腾,充分暴露了他反对革命的狰狞嘴脸。 
  
    鲁国当时有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新兴地主,势力很大。家臣出身的季孙氏,按照周天子的排场,用六十四人在家庙里作乐起舞;祭泰山原也是周天子的事,可季孙氏照样去祭了泰山,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孔老二认为这都是“不守本分、犯上作乱”的行为,火冒三丈地骂道:“是可忍,孰不可忍!”鲁国国君失权,孔老二也忧心忡忡,说:“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太危险啦!” 孟孙、叔孙、季孙三家的势力越来越大,逼得鲁昭公在国内站不住脚,只得逃亡到齐国去。孔老二尾随主子来到齐国,一路盘算着如何托人情、拉关系,从国君齐景公那儿捞个一官半职。齐景公果真接见了孔丘,并向他请教政事。孔老二便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王要象君王的样子,臣子要象臣子的样子,这样才能维持奴隶主统治的旧秩序。他把这一套道理叫作“正名”。景公听了连声称赞:“对对对!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那我即使有满仓大米,也吃不成太平饭啊!”一语道破了“正名”维护奴隶制的反动实质。孔老二还提出要“兴灭国,断绝世,举逸民”,就是要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被赶下台的旧贵族。这套全面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主张,颇得齐景公的赏识。景公一高兴,就要把尼溪地方的田地赏给孔丘。执政大臣晏婴反对道:“孔老二这帮儒生专门招摇撞骗。周王朝早已衰落,老一套的制度早就不中用了,他还要开倒车。重用这种人必定坏事!” 景公不敢重用孔丘了,下次见面时就不再请教什么,只是找个借口说:“我老啦,没有精力任用你来做一番事业啦!”孔老二一听,顿时凉了半截,只好作收拾行李滚蛋的打算。 
  
  
    
    
    
    三十七岁的孔丘,灰溜溜地回到鲁国。他对当时在鲁国掌权的季氏新兴封建势力十分敌视,认为是“乱臣贼子当道”,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便打定主意躲在家里授徒讲学,扩大自己的反动影响。孔老二教学生,离不开一个“仁”字。他提出“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对纲领,说什么“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 “仁”是孔老二反动思想的核心。鼓吹“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妄图复辟殷周奴隶制,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再三叮嘱学生:仁者必有勇,只有凶狠对待奴隶和革新派,才能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有个名叫樊迟的学生,要求把“仁”的涵义讲讲清楚。孔老二换上一副正经面孔说:“仁就是爱一切人。”他一忽儿对血腥屠杀奴隶大声叫好,一忽儿又鼓吹爱一切人,这分明是骗人的鬼话。樊迟他们都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讲坛上,孔老二总是满口“仁义道德”。一次,有人跑来问孔丘:“我有个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老二冲着他说:“我认为,老子偷羊儿子隐瞒,这才称得上为人正直!” 原来在孔老二心目中,互相包庇就是“仁义道德”。学生们听不下去,旷课的越来越多,有时跑得只剩颜渊一个人。颜渊是孔丘的得意门生,他告诉孔丘:有个叫少正卯的也在办学堂,讲的是革新道理,把同学都吸引去了。 
  
    少正卯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常和奴隶制代言人孔丘唱对台戏,他公开宣称:“有人死抱住西周奴隶制不放,想复古开倒车,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孔老二对少正卯恨得直咬牙,可一时也没什么办法。公元前513年,晋国的革新派,把限制奴隶主权益的法律条文刻在铁鼎上,公布于众。这一来,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受到了限制和打击。“铸刑鼎”也震动了鲁国社会,孔老二的学生议论纷纷。孔老二对这事大加反对,气呼呼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晋国铸刑鼎,岂不要闹得贵贱不分、国家不象国家的样子了吗!”他忙着把三五成群的学生驱散。 
  
    当个教师,孔老二觉得很不得志。他懂得,要搞复辟就得手中有权,因此动不动官迷心窍地问学生:“一个君子能一天没有官职吗?”学生回答:“不能。” 孔老二连连点头:“我三个月做不到官,心里便惶惶不安。” 转眼几年过去了,孔老二还是没捞到官儿做。一天刚下课,学生前来报告:“阳虎派人来,说什么要老师去拜会他。”“阳虎?”孔丘一听这名字,就想起年轻时在季孙氏家门口被他臭骂过,便说:“你告诉他,老师不在家。” 学生觉得很为难:“这……这阳虎近来很得势,连他那个主子季氏都操纵在他手里。再说,人家还送来一只火腿做礼品呢!”孔老二灵机一动,关照把火腿收下再讲。几天后,他打听到阳虎不在家,便装得一本正经地去拜访阳虎。事有凑巧,在回家的路上,正好和阳虎撞个正着,孔老二只得老着脸皮耍起两面派手法,同阳虎打招呼。阳虎要他找机会弄个官儿做,他连连点头称是。不久,季氏另一个有权势的家臣公山不狃,和阳虎联合起来反对季氏。公山不狃在季氏老家费都起事,他和阳虎知道孔丘一向反对季氏,就派人邀请孔丘去费都当参谋。孔老二动心了,很想到费都去。学生子路反对道:“老师天天讲君君臣臣,而今公山不狃犯上作乱,你为什么要上他那儿去当官呢?”孔老二扯下遮羞布,说:“周文王、周武王当初不也是从丰、镐两个小地方起家的吗?那我为什么不从费都起家!” 正当孔老二跃跃欲试的时候,传来了阳虎事败出奔齐国、公山不狃暂时按兵不动的消息。当官的迷梦破灭了,孔老二一声长叹:“唉——我五十岁了,事情办不成,是命中注定呵!”他动不动把“天命”挂在嘴上。孔老二要学生们记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胡说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奴隶主是天生聪明的上等人,奴隶是下等的愚民,永远不能改变。他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才论,把这些黑货作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然而,五十岁以后,孔老二突然爬上了鲁国的政治舞台。以鲁定公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在鲁国重握大权,重用孔丘为鲁中都宰(主管首都的行政官),后来又把他升为掌管工程的司空、掌管司法的司寇,并代理宰相职务。孔老二上台后,立即为维护奴隶制干了两件事。首先,他向鲁定公献计:“照老规矩,当大夫的不得私自建筑都城。如今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在费都、成都、郈都各霸一方,乃是心腹大患,非把三都摧毁不可!” 毁三都就是镇压新兴地主阶级,鲁定公当然很赞成。孔老二便发兵攻毁了郈都,又攻毁了费都。成都比较坚固,孟孙氏和家臣们决心抵抗,鲁兵攻了几个月攻不下来,只得作罢。 
  
    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被暂时削弱了,孔丘接着就把革新派人士少正卯逮捕,捏造了五大罪状:一、通古今之变,是个危险分子;二、不走正道,实行革新;三、花言巧语,鼓吹革新道理;四、丑化奴隶制;五、宣扬反对奴隶制的理由。孔老二专横地认为,少正卯每一条罪状都可以杀头。他凶相毕露,终于以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的罪名把少正卯处死,并将尸体示众三天,以此威吓革新派人士。这是垂死的奴隶主贵族对新兴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新兴的封建社会势力,决不会容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他们用离间计,使热衷吃喝玩乐的鲁定公整天沉醉在歌舞中,对孔丘十分冷淡。 

2014年10月27日星期一

不宜把祖国比喻为母亲的N个理由

作者: 

北京大学微博贴出一张给祖国母亲献礼的微博,结果被网友调侃,说北大已经成立116年,新中国今年才庆祝65岁生日,如此直呼65岁生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母亲‌‌”,有点没大没小。网友当然是开玩笑的,但北大显然受不起这个玩笑,据说,很快就删除了这条微博。
其实,好多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中都有‌‌“大地母亲‌‌”以及‌‌“母亲之地‌‌”、‌‌“母亲之国‌‌”的词语和词义,但那意思更多的是‌‌“母亲生长的土地或国家‌‌”,很少有直接把国家当成‌‌“母亲‌‌”的。上个世纪使用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就是从纳粹德国开始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把‌‌“祖国‌‌”直接称呼为母亲的,竟然也都是以集权专制国家为主的。到现在,在各国官方媒体中,几乎只有北朝鲜还在直接用‌‌“母亲‌‌”代替‌‌“北朝鲜‌‌”三个字。所以我认为,爱国以及急于表达可以理解,但不宜直接把祖国和母亲对等起来。其实,早在2008年我就写过几篇类似的文章,其中这篇《把祖国比喻为母亲恰当吗》连我自己的博客里都没有了,现在从网上找到,一字不改重新发表如下:
杨恒均突发奇想之:把祖国比喻为母亲恰当吗?
看到那么多整天吃喝玩乐,沉浸在淫歌艳舞中的人肉麻地歌颂‌‌“祖国母亲‌‌”,我突然有一个疑问:把祖国比喻为母亲是否恰当?
毕竟当我们说祖国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唐朝,秦朝,也不是说清朝,我们是指现在这个五十年前成立的国家。这一点没有人否认吧?那么,这个国家怎么就成了我们的母亲?要知道,这个国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人早就存在了,是我们这些中国人,或者说一路走过来的战国人、唐朝人、宋朝人、清朝人等等最终创立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才对,而不是像现在形容的,人民反而成了一个只有五十多岁国家的儿子。
在深情歌颂祖国母亲的时候,他们总是含泪歌唱,好像祖国辛辛苦苦把人民拉扯大,让我们想到自己的亲身母亲,请问,这恰当吗?那个祖国怎么和我们的母亲相比?就算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受苦的也是我们的人民呀,‌‌“祖国母亲‌‌”受到什么苦了?文革中死了那么多人,祖国母亲心痛过吗?至今‌‌“祖国母亲‌‌”身上都没有一点受苦的痕迹——至少连一个文革纪念馆都没有。
在我们说到祖国,中国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一个政权,而不是说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这一点也没有人否认吧。否则,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说不过去了。例如我们的祖国是不承认几千年流行的很多东西的。
再说,国家不是养育人民的,而是人民在养育国家,这个道理还不简单吗?国家的坦克大炮,总理的飞机和别墅,哪里来的?当然是人民创造的,对不对?再顺这个思路想下去,就好办了。既然国家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的儿子,我们当然要让他孝顺我们,让他为我们(人民)服务,等我们老了,还要他养,哈——可是,现在反过来了,一些人成立了一个国家,就告诉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儿子,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就让人民勒紧股腰带,国家是谁?反正他和我自己的母亲一点也不像。
我发现有人在用‌‌“祖国母亲‌‌”这个词在忽悠我们,什么祖国母亲?看看我们自己的母亲,省吃俭用,把我们拉扯大,而且至今还关心我们,为我们操心,把能够省下的一分钱都留给我们,即使我们背井离乡,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再看看我们我们这个被人家比喻为母亲的国家,那么强大了,可人民——这些儿子呢?少无所养,老无所依,更不用说弱势群体了。
不太对头呀,有人在用母亲这个神圣的词儿忽悠我们。他们老是用母亲来比喻那个政权,这个政权,从小灌输进我们大脑,等我们长大了,自然就把‌‌“祖国母亲‌‌”读得朗朗上口,于是,一提到国家,提到所谓的祖国,我们就想到不给祖国母亲添麻烦,要孝顺,可他们什么时候尽过母亲的责任,哈——思考中,愿听网友的意见——
——还有一篇我博客里的文章《她们爱上的祖国母亲的丈夫》,也谈到祖国、母亲和父亲之关系这个问题,其中有一段这样写:
母亲之地(motherland)或者母亲之国好像是言之成理的,这是我们母亲的地方,倍加珍惜,无可非议。但如果拟人化到把‌‌“祖国‌‌”直接称呼为‌‌“母亲‌‌”,就不是所谓文艺腔,而是很有点别扭了,因为,母亲是祖国,那父亲是谁呢?
更让我惊讶的是,每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狂热地称呼国家为‌‌“母亲‌‌”的时候,其实早就有一个‌‌“父亲‌‌”在那里了,而且,这个‌‌“父亲‌‌”大多还是靠非法手段霸占了‌‌“母亲‌‌”,而且,他就是背后策划民众热爱祖国好像热爱他自己的妻子一样。例如在纳粹德国时期,德意志是人民的‌‌“母亲‌‌”,而希特勒几乎是当之无愧的‌‌“父亲‌‌”。还有现在的北朝鲜,‌‌“父亲金正日‌‌”的话语体系方兴未艾。
提上面几点供大家参考哦。最后我想摘录几段我的微博送给大家:关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里根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除非人民授予,我们的政府便毫无权力可言。(We are a nation that has a governmen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Our government has no power except that granted it by the people.)
好,虽然主张不宜把祖国比喻为母亲,但我自己很爱国,也希望各位能爱国,让我们好好爱国——热爱中国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吧。

2014年10月25日星期六

YM'S BLOG.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既要看得透,还要看得远.: 山坡羊 潼关怀古

YM'S BLOG.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既要看得透,还要看得远.: 山坡羊 潼关怀古: 如果天下安定,皇家定要大兴建设,劳民伤财,百姓不好过,如果国家灭亡,灾难四起。战祸不断,百姓也会受苦,故而诗人所表达出忧民忧国的伟大情怀。 作品名称 山坡羊 潼关怀古 创作年代 元朝 文学体裁 曲 作    者 张养浩    1基本信息 【原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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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

1933年红军川北大屠杀!

【惨!1933年红军川北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一手炮制,长期豢养,并以苏联马首为瞻的武装叛乱卖国集团。他们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更是苏联远东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分裂中国、赤化中国。他们什么丧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中共甘做俄共的傀儡和代理人,在长期的武装叛乱中,烧杀抢掠,绑架撕票,分裂中国,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

我来举个例子,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大屠杀。

《1933年红军川北大屠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难民

  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

  赤化

  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斗争

  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

  南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在肃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糜烂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剿匪总指挥”刘湘通电全川各军,“对赤匪接近区域,务须坚壁清野”。“剿匪总部”还颁布封锁条例:“为断绝赤匪物质补充,使其野无所掳,日久自行崩溃”,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粮食、盐、武器、药品、五金货财等须验证通行。

  红军在退走前,也运走粮食、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长生,年十二岁,人□(文献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聪敏,曾在高小校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

一日清晨,将易长生衣脱尽,割其耳鼻,并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内有油,一面喊不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钱赎命,又一日午后用火烤死戚姓妇女小孩多人,又将陈姓□姓十余人碎割,周身宛转,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见此均皆骇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将各民解赴巴中,路过两河口,见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闻系广元作战,被刘王两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场上开会,向众演说,此次作战不力,应将手膀砍断之匪活埋,语毕哭声震地,痛骂当初悔被匪欺骗,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时,犹闻骂声不已,后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审四次,香火烧背,利刀削耳,备受酷刑,终日索枪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阳河,匪见李受刑创未愈,防范稍疏,乃乘间脱险……”。

  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发布的一号布告里,张澜表态道,“澜一介布衣,无官无职,衰龄白发,更复何求,目击大祸临头,恐自此剿绝人类,剿绝人心,使我中华五千年相传之文明古国,沦于九幽地狱而永不可拔,良心驱我,投袂而兴与赤党争人性存亡,非与赤党争政治权利,发扬我国固有之礼仪廉耻以挽救彼辈之绝伦反性,倡导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矫正彼党之阶级斗争,祈化相斫之阎罗场,实现人类之和平会,孰暴孰仁,当代贤达,必有能辩之者,切望群起奋兴,以挽回此浩劫也”。

凋敝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

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茫然不顾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 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陜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

那是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红军战士愣住了。“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 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  

还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
  
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国焘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悄悄脱光衣服,用裤腰带一头拴住生殖器,一头拴在床上,双脚抵住床边猛力一蹬,两颗睾丸像子弹一样飞出。他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


参考资料:
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  《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罗学蓬:《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 》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零八宪章: 王宇律师呼吁:为声援占中被抓的宋庄艺术家捐款

零八宪章: 王宇律师呼吁:为声援占中被抓的宋庄艺术家捐款



 

  王宇律师:为这次声援香港占中被抓的十几位宋庄的艺术家捐款。这些被抓的艺术家从被捕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被允许和律师见面。警察还经常搜查他们在宋庄的工作室,有的还威胁房东,不许出租给他们,他们当中有的人生活并不富裕,有人的小孩尚在襁褓,希望大家看到后能是以援手。


    下面是捐款账号:


    支付宝
    账户名:刘骐鸣
    账号:13811272361


     代哥捐了五百,希望大家有钱就捧个场,或者帮着转发一下,认识刘骐鸣的朋友也可以先打上面的电话咨询他。及时公布财务情况,由栗宪庭老师分配给被捕艺术家的家属。


    王宇律师:为声援占中被抓的宋庄艺术家捐款

    王宇律师:为声援占中被抓的宋庄艺术家捐款

易中天: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一,挤压中华泡沫史

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有人说从地下挖出了几万年前的陶罐,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
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
艺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

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华文明史没有5000年,只有3700年。

二,揭穿中华谬论史

比如: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
——“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
——“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封建制 —— 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集权制 —— 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而且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

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三、对比中华古今史

比如:“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四、必须借用世界史

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言简意赅,醍醐灌顶。“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

作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约翰•洛克的警世之言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

——宪政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经济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经济”中。

就是说,没有“自由经济”的“自由选举”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前伊拉克、现伊朗,由于百姓的生计和生活统统依附于“公有制、国有制”,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空有民主权力,毫无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只会让右翼民族主义、极左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得逞。这绝非宪政民主,统统是垃圾民主,比开明专制更不如。

五、还要总结阶级史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

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却不可以模糊“阶级”之分。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之分,不同的阶级力量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走向。《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
——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
——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
——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此标准能启迪读者,为啥有的社会进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会依旧轮回在专制?规律是: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

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红卫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选票派看了会怒骂、毛派看了会咒骂、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

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

——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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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2日星期日

浓墨重彩的旧京风情


像一幅幅尘封久远的油画,斑驳的色彩显示着岁月的时空。一个个似曾相识的人物,鲜活的呈现在您的面前。这就是美国早期摄影家雷尼诺恩带给我们视觉上的冲击。
雷尼诺恩(C.E. Le Munyon),约185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斯波肯。据香港报纸记载,1902年他在香港开设照相馆,经营从纽约进口的照相器材,后来去了北京经营相馆和摄影,他至少在那里工作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雷尼诺恩的摄影作品风格复古,并擅长对照片进行手工上色,许多是经典之作。据3040年代旧居北京的德国女摄影师海达-莫理循所述,雷尼诺恩的摄影风格对她有很深的影响。 这组照片是雷尼诺恩上个世纪初在北京及其周边拍摄的,现藏于荷兰民族学博物馆。



一位40年经验的癌症专家:不要再上癌症的当


癌症专家——近藤诚,日本庆应大学医院放射科医生,行医超过40年,敢于发表许多与大众切身相关却无人敢说的医疗意见,被日本民众亲切地称为“医界良心”。出生于医生世家,毕业于庆应大学医学部,后前往美国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庆应大学医学部放射线科讲师,专攻癌症的放射线治疗,也是闻名全国的乳房保留疗法的先驱。

其功绩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评价,于2012年荣获“第60届菊池宽奖”(得奖者皆为对日本文化有莫大贡献的各界人士)。著有《癌症别急着开刀》《患者啊,不要与癌症斗争》《癌症的放任自流疗法》等多部敲响医疗警钟的畅销著作。

1.可怕的不是癌症,而是“癌症的治疗”。为什么一些原本很精神的人,得了癌症之后却撑不了多久呢?这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癌症的治疗”。只要“不治疗”癌症,患者就会保持头脑清晰的状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要处理方法得当,身体也能活动自如。有许多癌症是不会痛的。真的痛了,疼痛也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你没有出现痛、难受、吃不下饭等症状,却在公司组织的体检中查出了癌症,那么这个“癌”就一定是“假性癌”。光靠乳房X光片就能查出的乳腺癌也有99%是假性癌,但大多数患者仍会进行乳房切除手术,请大家多加小心。

2.真性癌发现得再早也没用。在第一个癌症干细胞诞生的那一刻,癌症夺走宿主生命的时间就已确定下来,只不过因为发现得早,表面上的“生存时间” 相应变长罢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看“10年生存率”,才能判断一个患者到底有没有被“治好”。

3.手术是人工造成的重伤。做完手术后,体力会下降,身体会很容易受感染,还有可能留下终生无法治好的后遗症,死在手术台上也是常有的事。要是医生建议你做手术,那你最好仔细想一想,做完手术后会怎么样,想得越具体越好。而且手术很有可能激发癌症。医学界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一动手术,癌细胞就会大爆发,就会暴跳如雷。”因为手术会留下伤口,而伤口破坏了正常细胞的壁垒,血液中的癌细胞会乘虚而入,加速繁殖,最终大爆发。

4.化疗剧毒能用化疗治好的成人癌只有急性白血病、恶性淋巴瘤、睾丸癌、子宫绒毛癌这4种,而这几种癌只占所有癌症的左右。化疗能否延长患者的生命还有待证明,而且药物的毒性很强,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年龄越大,抽烟的时间越长,化疗的毒性就会体现得越明显。

5.90%的癌症,无论治不治,生存时间都一样。任医学如何发展,真性癌都是不可能靠人力治好的。“癌症消失了”“奇迹般生还”之类的动人故事大多与假性癌有关。假性癌就跟脸上的痘痘一样,不用管它,自然会消失,可医生却通过媒体大肆宣扬“我们把癌症治好了”。

6.就算医生确定你得了癌症,要是你感觉不到痛苦,那还是静观其变比较好。如果你实在想治疗,那就请好好调查一下,看看医生的诊断是否正确。

7.手术成功了≠癌症治好了就算手术做得非常完美,无懈可击,货真价实的固体癌也一定会复发。

8.越是“先进”的疗法,越要小心很多技术明明还处于试验阶段,可一冠上“先进”二字,患者就会被牵着鼻子走。总之,请大家对带有“先进”二字的疗法多加小心。

9.检查的做法是从360°全方位发射X光,拍摄出人体的横截面。1次CT检查的放射线剂量相当于普通X光片的200~300倍!1次CT检查的辐射剂量足以诱发癌症。

10.强化免疫力无益于癌症的预防和治疗,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免疫细胞的职责是攻打外来异物,但癌细胞是人体本身的细胞变异而成的,人类的免疫系统不会将癌细胞视作敌人。癌之所以能长到直径1厘米,之所以会被查出来,都是因为NK免疫细胞没有把癌细胞当成敌人,这就是免疫系统无法杀灭癌细胞的铁证。

我们应该怎么做?
忘记癌症,别做手术,也别做放疗,更不要做化疗。等身体开始难受了,再想办法缓解疼痛即可。如此一来,才能在最轻松舒适的状态下延长生命。如果医生没有明说,那就不要去问,因为谁都不知道你到底能活多久。
无论患者得的是癌症还是其他疾病,都需要由医生去完成治疗行为。但患者没有必要把决定治疗方针的大权交给医生,医生也没有资格对患者指手画脚。
我们可以学习那些不断滚动的石头。滚动着的石头是不会长苔藓的。
只要多活动身躯,多转动大脑,人体就不会生锈。
只要让感情变得更丰富,每天都有喜怒哀乐,我们的“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就不会变迟钝。
远离让你不愉快的事情,珍惜活着的喜悦。
恰如其分地活动手脚,动嘴皮子,转动大脑,保持感情与感官的灵活。
经常走路,血液就会在全身运转,不会滞留在下半身,血压就会比较稳定。
哈哈大笑,有助于运动表情肌与横膈膜,呼吸会变得更深,血液循环也会变好,连身体都会暖和起来。
多吃美味佳肴,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能让心情变得愉悦,让身体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多巴胺、内啡肽,提升意欲与情绪,如此一来,人生就会变得更快乐。
经验告诉我,只要心情愉快,就会忘记小小的不适,癌症也不会大爆发了。
“不抑郁”才是最贴合自然机理的、最伟大的保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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