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鲜为人知的“巴山游击队”

 

长征时期鲜为人知的“巴山游击队” 09-6-29
刘子才与“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的组建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按中共中央电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
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不得不撤离曾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即将撤离根据地前的2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省游击总指挥周纯全，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等一起讨论组建“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 ”。
组建之初，游击队由驻旺苍坝的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31军92师277团3营9连、
4军12师36团1营2连，分别组成第一、二、三大队，
由刘子才 (又名刘涛，安徽六安人，生于1912年)任游击队司令。
1935年3月，陕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西渡嘉陵江前，
又将4军12师36团特务连留在桃园，并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发给枪支500多支，
抽调南江、英安(今旺苍县境内)两县地方干部到桃园工作，
把“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扩编成一个“独立师”，
师长为刘子才。继又将陕南的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全师3营9连共约1000人。
组建时，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都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
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 游击队区域扩大到500平方公里
“巴山游击队”最初以红31军名义开展游击战争，在南郑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发展了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
游击队经过红庙塘、石人山、魁星楼等战斗，至1935年底，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
游击队区域扩大到纵横川北陕南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
1936年1月，“独立师”师部移驻喜神坝乱草池。
3月，在敌38军围攻时，
师长刘子才思想麻痹，指挥失误，部队损失200多人。在转移中又犯轻敌错误，
部队再遭重创。部队到达三道河(现宁强县境内)时执行错误政策，
造成原31军政治部特务连脱离主力，单独前往通江碑坝被国民党保安队瓦解。
在此期间，游击队经历了芦坝、塘口、纸坊坝、石笋塘等战斗，主力到达桃园时，
仅余下260人左右。这是游击队第一次失利。
5月下旬，敌38军驻红庙塘部队联合喜神坝民团，向击队发起疯狂围剿。
部队长期处于无根据地流动作战，战斗减员和自然减员十分严重。
至6月底，游击队经历了黄豆坝、寨子山、黎坪等战斗，部队在桃园焦家河会合时，
仅存65人，被迫隐藏深山，驻大河河畔一石窟中。
这是游击队自组建以来的第二次失利。
纠正“左”倾思想路线，选举赵明恩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
1936年6月，游击队在大河石窟召开全体会议，批判了游击队领导刘子才在军事上的错误，并撤销其领导职务，纠正了“左”倾思想路线，制定了“打陕安川”的斗争策略，改“独立师”为游击营，选举赵明恩为营长。
游击营下辖一个独立连和两个队(两个班)，营部移驻南江桃园寺。由此，赵明恩(四川达州市人)正式成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大河石窟会议，健全了组织，整编了部队，增强了战斗力，加强了统战工作，游击队又进入了一个发展壮大时期。
游击队官兵的座右铭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来了不平等。”部队按实战的标准训练，还特别进行了“耐寒”训练，在无霜期仅有半年的高寒山区，
一年四季不盖被子。大量储备武器和粮食，“3年不生火，照样能过活”。
在这期间，游击队经历了寨子山、坨坨岩、罗家垭、石院墙等大小无数次战斗，
粉碎了敌人无数次围剿，
游击队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部队由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
建立了以大小园包、
铁炉坝、回龙沟(包括整个桃园)为中心的纵横约1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
游击区域北达汉中南部、东迄通江西部，西至广元东部，南至南江北部，
纵横约300平方公里。
经历艰苦的反“清剿” 游击队惨遭失败
1938年11月，胡宗南任命28军新编9师师长杨晒轩为“巴山清剿总指挥”，
以两个团的兵力对游击队进行“铁壁合围”。游击队利用气候严寒和林密山高，
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诱敌深入并分散其兵力，各个击破，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
1939年冬，杨晒轩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巴中人李子犹为“巴山督剿主任”，
带领4个团7000多人再次围剿。敌人采取了“空山”毒计，强迫山中的群众全部撤离，
大肆杀害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断绝游击队的粮食与消息来源，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同时进行“政治说招”，动摇游击队员军心。
游击队由于有较丰富的物资储备，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不断打击敌人，
夜袭哨兵
、后勤班，摧毁敌人后勤补给，使敌人“空山”围剿失败。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内部出现了一些动摇。1940年1月27日，副营长管业元叛变，
游击队情势更加危急。游击队主力被敌分割冲散，仅剩下50人左右。
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击队向通江转移，进入碑坝后河(今南郑)。15日，
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的伏击，仅存20人。3月，转战到碑坝山上，再遇敌强攻，
大部分壮烈牺牲，
刘子才被捕。4月，赵明恩被叛徒杨之芳杀害，6月，刘子才在南江县城英勇就义。
游击队为何没能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
1937年5月，党中央派何孝林(原营山县苏维埃主席，长征中负责随军家属工作)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由于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当初成立时首长的“留守苏区”指示精神不符，提出若来一名认识的人就好办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党中央要求国民党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不承认。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
向游击队介绍国内革命形势、
红军及各省游击队改编情况，对游击队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党中央派王正坤(原红四方面军33军259团团长)，
由中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距桃园约160里的南江县兴马坎经商，
化名陈柯，同游击队专门作长期联系。
1938年8月，王正坤将游击队要求联系人需持有陈昌浩、张琴秋照片或亲笔信的要求转达给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将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
特委指定由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亲自办理。
恐发生误会，周恩来再请在延安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写了亲笔信，
并由赵明恩的同学、曾在家乡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魏传统，
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汉中特委办理，
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送到游击队。
就这样，游击队最终没能从大山深处走出来，遭遇失利。
五年里，游击队员风餐露宿，克服了食不果腹、衣不敷体等生活方面的困难，
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游击队员们闪耀着革命光辉的斗争历程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网上谈兵：ZT：子英发表 - 文学城

埃及青年建立新的反对派运动

• 美联社外交， 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

莎拉的EL DEEB

美联社开罗（AP） - 一个小公寓里面夹着中产阶级开罗邻里，教练教的萌芽反对运动的政治组织的基础知识 - 沟通，招募十几个志愿者，收集签名。

导师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并从美国学者基因夏普下载图书，其公民抗命的战术影响公众对塞尔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伊朗和其他地方的独裁政权起义借鉴的灵感。

在过去6个月，这些志愿者的人大约有15000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青年在埃及反对运动是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和联合国的核监督机构的前首席领导核心。

巴拉迪2月返回他的祖国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将近三十年与新能源的规则注入对手。他们希望，他的呼吁民主改革，他可以竞争总统预计在2011年秋季的选举。

但他们都拿出了针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埃及反对烦躁不安，增选，甚至没有一个像巴拉迪尊敬的人物，代表团结成为一个真正的力量改变议会的投票表决，仅仅几个月，甚至在总统选举的时间提前，他们多少机会。

因此，巴拉迪的追随者尝试新的东西：利用人民的力量。

“我们需要一个总体的梦想，让我们感觉到的东西的一部分，说：”18岁的阿卜杜勒 - 拉赫曼萨利赫在政治组织接受培训的志愿者之一。“人们开始改变。”

明年的总统选举是重的不确定性。生病的82岁的穆巴拉克是否会再次运行，或推进他的儿子，46岁的贾迈勒，是远远明确。强大的情报机构负责人 - 穆巴拉克的助手奥马尔苏莱曼 - 也被视为另一种可能性。

巴拉迪说，他将无法运行，除非在比赛中的条件更加公平。但他说，他希望到2011年，他的竞选活动将在国家的政治的有效力量。

曾经在埃及的几组管理，引导到一个可信的政治挑战广泛流行的不满。埃及承认反对党纸外墙，由政府资助的几乎没有民意基础，只有少数令牌议会席位。执政党垄断权力，赞助和私相授受。

阻碍创造任何流行的运动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安全设备，保持密切选项卡上的异议，往往分散受力和合作OPTS党的领导人的抗议活动。

另外，更改被锁定的政治进程。索具，确保执政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未经政府许可，任何一方都可以创建。认可当事人可以实地为总统候选人，但独立 - 像巴拉迪 - 只能运行后，审批过程中，有效地使执政党一票否决。

人民的力量，只有真正被用于在埃及的伊斯兰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这在技术上是被取缔，但拥有广泛的社会服务网络和基层组织的任何成功。

但是，协调员说，他们打算新的运动，在开罗Mohandiseen附近的小型办公室管理，有一天在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将在穆巴拉克政权的心脏。

到目前为止，他们都集中在收集巴拉迪4个月前推出了一份请愿书的网上签名。目的是为了显示他呼吁选举改革和宪法修正案背后的公众支持的程度，允许公平的选举。

穆斯林兄弟会的帮助，在运动中，虽然它和巴拉迪的支持者可能看起来像同床异梦。

请愿书到目前为止，已收集80万签名，其中近70万通过担保的兄弟网站，其网络如何在这个国家近80万新生组相形见绌的标志。

批评者警告说，与兄弟的联盟可能会淹没自由的声音，并赶走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警惕潜在的支持者。

但运动的组织者似乎未受影响。

协调员优素福阿卜杜勒 - 拉赫曼说，埃及最有组织的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有它的好处，尤其是当需求是一个免费投票箱的基本。

“没有一个派别可以单独组织公民抗命，”他说。

政府认可的在野党巴拉迪可疑。他们已经拒绝了他，他说，一定会受到操纵的500个席位的议会11月选举的抵制的呼吁。有些解雇作为一个“危险”的选项，这将有利于政府的抵制。

“巴拉迪是最混乱的情况，Rifaat赛义德说，一个左翼政党在议会中只有两个席位的年逾八旬的头。”

另一项9000名志愿者进行培训，或已申请加入巴拉迪支持者的活动。操作主要是网上后，志愿者们挨家挨户上门收集签名和接触的人开始，夏普的思想。

在他的著作，夏普提供了近200名抗议者的压力独裁政权，通过举行大规模罢工的象征性颜色的方法。

埃及的新的运动并没有夏普的实施更具戏剧性的步骤。不过，巴拉迪说，如果政府仍然不妥协，他会毫不犹豫地呼吁公民抗命。

在此期间，他们已经成功地避免了安全服务重逮捕。

艾哈迈德Ezz，首席培训师“，说：”只要我们出现乏力，安全机构将离开我们独自。“我们只是希望有一个空间呼吸，是免费的，和我们正在创建一个趋势。”

AMR EL - Shobaky，在金字塔报中心的政治分析家智囊团说，签名运动是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步骤，掌握民意，并成立了一个结构是新埃及反对。

但是，他警告说，“没有人的下一步将是什么的答案。”

《梅花档案》、《一只绣花鞋》是如何诞生的？

 

文革手抄本《梅花档案》、《一只绣花鞋》是如何诞生的？张宝瑞曾经写过一首七律诗《自鉴》：

凄厉半生苦语迟，沧桑笑对榜揭时。

绣花鞋落无人觅，落梦花飞有谁知？

醉鬼原来佯自醉，痴侠依旧青衫痴。

书魂孽海飘无定，望断云居有泪湿。

这诗里寓含了这一手抄本的境况，但真正解谜还要从神秘的十号大院谈起——

神秘的十号大院

应该说，北京东城喜鹊胡同十号大院对我后来创作梅花档案系列故事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对我来说，喜鹊胡同十号大院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十号大院里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里正是我创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一系列梅花档案故事的源泉所在。

我1952年8月23日出生在北京，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们一家人就居住在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里，一直到1975年才离开这里。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子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人精神上有毛病。他们一类属暴力型，那是一个工厂的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实际上她没有偷，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我记得他梳着短发，两眼发直，冒着绿色的凶光，脸上长满了粉刺。一类属政治型，他后来疯死了；还有一个属青春型，也就十五六岁，看见你就笑。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二层的住户姓王，女主人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对面的这幢灰色的二层小楼，对我来说是最神秘的地方。因为就在我家的对面，所以我总是注意观察她家的情况。但是，她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看清里面。只是王老师的两个漂亮女儿总是站在二楼的栏杆上眺望，我们叫她们姐姐妹妹。她们若有所思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些人，使十号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在日后我创作《一只绣花鞋》故事的时候，王老师的两个女儿就成为了故事里黄家姐妹的原型人物。

可以说，喜鹊胡同的十号大院以及大院周围的一些建筑使我萌生了很多丰富的想象，在后来都体现在自己编出的一系列关于梅花党的故事里面。

工厂的“故事王”

1969年3月1日，我被学校分配到北京最东南的北京铁合金厂工作，直到1979年3月1日考上大学，我在工厂整整呆了十年时间。实际上，从1970年起，我就已经开始给工友们讲各种故事。那时工厂的工作特别累，而且我们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最难熬。我当时作为生产班长，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大家都是爱犯困儿，于是，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现编现讲，特别吸引人，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听我的故事。到该干活的时候，我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于是，大家吆喝一声拿起工具开始干活了，就这样，讲故事提起大家的精神头。我这一讲就是十年。由于大家都爱听故事，劳动的积极性也被带动起来了，所以我所在的生产班组几乎年年都是厂里的班组生产冠军，而我因为所在的班组生产上的业绩也“平步青云”，还当了车间团总支副书记，也是每年的先进生产者，可见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里，文学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最初讲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就是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场的秘密》、《一幅梅花图》、《金三角之谜》等。绣花鞋是梅花党人的接头信物；诚然，明朝、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许多小说和戏剧，也有不少绣花鞋的故事，我想主要是绣花鞋是年轻漂亮的女人穿的，和神秘的女人有关，因此就有了奸杀案、凶杀案等。我写的这个故事，主要是为了描写国民党特务潜入大陆，准备反攻大陆的时候，我党进行反特工作的故事。故事引人入胜，我也就有了现编现讲的积极性，同时将梅花党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文革”时期独特的手抄本。

手抄本是这样流传的

1971年春天，我把我1970年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友们传看。当时我的手抄本,通过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哥哥，到西北当兵的表哥，到东北军垦，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流传到社会上。1971年的时候，我18岁。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我家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写我的小说《一只绣花鞋》。在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亲手栽下的白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白丁香花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颇有韵味，都能刺激我想象出很多故事。1974年夏天，因为我在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又增加了不少内容，于是又把这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万5千字的小说。在2000年10月正式出版的时候，实际上又增加7万多字，加入当代的一些故事背景。因为按照出版社的要求，长篇小说20余万字比较合适。

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文革时期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你们别小看这些菜团子,就如同你们别小看了人类那些光着屁股的猿猴老祖宗一样,当然这种比喻未必那么恰当。你们想一想,从1966年开始的历时十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经历的一场大灾难、大破坏。一时间，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连老舍这样的优秀作家都跳了太平湖。但是一向富于反抗意识、想像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古代,因为印刷技术不发达,人们习惯于手抄文章,《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就是靠手抄在民间流传的。而“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则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和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这暗暗涌动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带给受难而顽强的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在初步统计流传的300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我写了20多部，至今仍保存着十多种手抄本原创手稿。

我始终认为，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可以忍受宫刑，但是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

我觉得，这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创作中成长起来，形成了在那种困难的境遇和重体力劳动的重压下的精神动力，以至于在1978年以初一的文化基础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我在文革时期创作的手抄本作品并不仅仅是《梅花党》系列与《落花梦》，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以及电影作品等。

那时候我讲的故事大多是反特、侠义题材的，少数是当代题材。为了避免出现是非，写的当代题材的小说大多都扔进炉火里烧了。我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名叫《命运》，它讲述原某部部长一家人受迫害的故事，写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是部长的长子是我表哥的好朋友，里面有关于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的爱情故事。直到现在，我的表哥姜立忠还说，我记得“文革”当中，你写的《命运》很精彩。另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名叫《安娜》，讲述一个少女受尽迫害最后沦为妓女的故事。还有一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名叫《橘子红了》，讲述三个青年，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参加秋收起义，失败后，又去了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再次失败后，去湖南寻找毛泽东投身革命。

我也写电影文学剧本，我很喜欢邹容，他17岁牺牲，他那种无畏的精神很令人佩服，所以我就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邹容》。“文革”期间，我还创作了《憧憬》、《价值》、《老头店的姑娘》、《空间，有无数深邃的眼睛》等小说和诗集《咏史一百零二首》、诗论《墨海淘沙》、话剧剧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电影文学剧本《巾帼英雄》等。1970年，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咏史七律一百零二首》。以七律的形式，创作102首诗，谈古论今，指点江山，悠悠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名人多揽在诗囊之中。

1976年5月，我又写了影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电影文学剧本《国恋》，但由于政治原因，只在极少数亲密朋友中秘密传阅。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实际上是当时最早的一部反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文学作品，剧中写的红岩广场就是暗指天安门广场，书中的反面人物张帅，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和黄帅的合字。剧中有刚刚平反解放的老干部、老将军凌云飞，也有“四人帮”的爪牙谢群，即谢静宜和叶群的合字。长诗《恩来之歌》是我在1976年1月9日周恩来去世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这首长诗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我表哥姜立忠，之后开始抄写流传。

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人学，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深刻挖掘人性的作品，而不是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李白、曹雪芹的成就大，还是周邦彦、柳永的成就大，当然是李白、曹雪芹。李白确实有过丞相梦，但他决不会为了得到这顶乌纱帽，媚颜屈膝于唐玄宗和权臣，“叫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最后浪迹江湖，与山水明月美酒为伍。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陆续推出了9部长篇武侠小说，1992年我突然暂时在武侠小说方面封笔，毅然转向现代题材小说，我想更直接面对社会现实，进一步深刻挖掘人性。近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创作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人为谁活着？》、《夜香》等反映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

“文革”已经过去27年了，手抄本也已进入历史的档案，但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愈烧愈旺，中国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永恒！

（摘自《宝瑞真言》，张宝瑞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华读书报 2004年11月3日

《梅花档案》、《一只绣花鞋》是如何诞生的？

战俘的表情 美公布的韩战经典照(组图)

1950年7月12日，强悍伪装的美军卡车

1950年9月2日，龙山，美军押运战俘

1950年6月25日，洛东江，美军

1950年11月16日，美军在龟城抓获战俘

1950年7月24日，火箭筒

1950年6月25日，美军炮兵阵地

1950年6月25日，美军陆战队

1950年6月25日，美骑一师浦项登陆

1950年6月25日，大田火车站

美军第二师伤兵，伤心岭

平壤难民

躲避冷枪的陆战队士兵

大邱，探雷的第二师士兵。他们遭到游击队的袭击

失去战友而痛哭的士兵

1950年10月14日，杜鲁门授勋给麦克阿瑟将军

1950年12月27日，汉城一半居民沦为难民

1950年12月31日，美军战地理发

1950年9月1日，押送被俘朝鲜人治疗

1950年9月22日，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脸上还露出笑容，汉城

1950年9月，汉城巷战

1950年7月21日，韩国宪兵与朝鲜战俘

中国矿工暴动反对“市场改革”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发表于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美国支部)的报纸《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第735期,2000年5月5日。
 

 本月早期,中国失业矿工于2月下旬在杨家障子发生暴动的报导被披露之后,国际资本主义媒体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工人斗争发出了警告。作为美国资产阶级喉舌的《纽约时报》,曾在4月7日的一篇社论中承认“现阶段出售国营企业工厂和矿山的做法正在给许多长期固定职工带来苦难”,并教训北京“应对杨家障子事件的启示引起注意”。帝国主义统治者们正确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对“市场改革”带来的破坏所进行的抵制,是他们阴谋重新征服中国官僚式畸形工人国家的主要障碍。

 在距北京东北方250英里的杨家障子,参加暴动的工人及家属约有二万左右,工人阶级反抗的规模是显而易见了。这家大型国有钼矿已于去年11月被关闭。工人们聚集在企业总部,要求与工厂经理关于微不足道的解雇金问题进行交涉。工厂对职工每一年的服务只付给68美元。经理们没有出来,由镇长发表的讲话更加激怒了工人。矿工和家属们走上街头,设置路障,焚烧轿车,砸碎政府建筑物的玻璃,当且放火焚烧油桶。

 当局采取了谨慎的行动,以免工人们决定使用矿里的甘油炸药进行自卫。两天中,工人们一直在与人民武装警察(八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一种军队,专门用来镇压不断增长的社会动乱)进行搏斗。最后,部队被调进,用实弹向示威者的上空射击,这才平息了反抗。

 即使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地方,68美元也只能勉强维持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而工人们还不得不从这笔钱中支付他们自己的退休福利和健康保险。一个在矿里与他妻子工作了35年的矿工作了一个估计,他们的解雇金只够维持十个月左右的生活。“那以后,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吃饭?”

 去年,中国总理朱熔基指出,这个矿是一个典型的亏损企业,必须关闭。但是这个矿场“不赚钱”只是以资本主义市场来衡量的。钼是一种用来增加钢强度的贵重金属,矿场的经理们瓜分了部份矿山并把另外部份分给亲友而发了财。一个工人痛苦地描述道:“他们把部份矿山卖给了自己的朋友,他们卖掉了矿上所有的卡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笔钱……他们把这笔钱吃光了,喝光了”(摘自2000年4月5日《华盛顿邮报》)。

 “自由市场”措施的深入正在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之间的巨大冲突创造着条件。中国劳动部报导去年有120,000起劳工纠纷,包括从请愿到罢工,比1992年多14倍(《日本时报》,2000年4月25日)。一位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工作的高级警官报告说,现在可以经常见到“工人们集体围攻企业领导,大吗他们,甚至把他们扣押起来的情景”。在12月,一千名矿工与警察搏斗,并且封锁了中国北方的一条铁路线,以抗议几个月不发工资的状况。差不多与此同时,西南城市重庆的两千名退休钢铁工人封锁了通往钢铁厂的主要街道,抗议削减退休金。在广大的农村穷乡僻壤,七十年代末期农业集体化解体带来的贫困,以及随着富农阶级的产生而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导致了普遍而有时失控的对税务人员和其他官员的攻击。

 《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杨家障子暴动的文章写道,这场暴动“在中国城市骚动中算是严重的一次,但这更显示了动乱正困扰着共产党”。《华盛顿邮报》同时观察到,“但在农村,当局更易于动用安全部门来粉碎抗议活动并向示威者开枪”。这充份显示了官僚阶层在被唤醒的无产阶级面前的脆弱。这个无产阶级已经在其与斯大林主义政权进行的斗争中,显示了具有赢得一大部份畸形工人国家征兵而成的军队的潜力。当工人们加入了1989年5至6月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学生示威活动时,这标志了一场萌芽的政治革命。许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团的指战员拒绝执行命令去镇压抗议活动,这迫使当局调进其它部队以镇压工人暴动。

 正在为资本主义反革命铺路的官僚层,同时也在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准备着舞台──这将不是一场象1949年那样的推翻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而将是一场驱逐寄生统治寡头,把政权置于工人、士兵及农民委员会(苏维埃)手中的政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紧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作为重铸的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一部份,以准备并领导这场政治革命,站在广大民众的最前列,把自发的、局部的工人斗争引向夺取政权。

 自从前苏联被摧毁,国际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所谓的“共产主义灭亡”的胜利主义所逼退。在中国的以保卫计划的集体经济这一工人国家社会基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会对扭转资产阶级的这一攻势起巨大作用,并会在从印度尼西亚、南朝鲜到亚洲工业强国日本及美国的无产阶级中引起反响。它将使俄罗斯的劳动人民在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折磨了近十年之后得到复兴。同时,一个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革命中国将面对帝国主义恶毒的敌对反应。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为重铸第四国际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政党而斗争,以在国际范围内领导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推翻,粉碎帝国主义制度,为中国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亚洲的发展打下物质基础。

 临界线上的中国

 有些杨家障子的矿工们认识到,他们的失业和逼近的贫困是由北京政权所强行的“市场改革”所带来的。这一“市场改革”正在破坏由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果实。那场革命把这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征服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计划的集体经济,保证工人终生就业以及社会福利,即“铁饭碗”。国营企业不仅供给工人生计,而且提供住房、医疗及其家人的教育。因此,实行私有化,关闭或减少国营工厂、矿山及其它企业,使工人受到极度贫困的威胁。“我们矿工自从解放以来一直在这里为中国、为共产党做工”,一个工人这样说道,“现在突然之间,我的那份矿山变成私有的了”。这些工人们明白,国家财产属于劳动人民所有。谁给了这些经理们权力去变卖它?

 关键一点需要明白的是,在毛泽东官僚制的统治下,1949年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毛泽东的官僚制是以在1924年政治反革命中篡权的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制为模式的。毛泽东的政权把无产阶级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建立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教条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要迁就国际帝国主义,并反对其它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今天表现于中国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建立一个“大中国”的名义下对大陆之外的华人资产阶级的拥抱。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是一个有产的阶级,而是一个寄生的阶层:骑在无产阶级财产形式之上,同时也充当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畸形工人国家的压力的运输带。为了回应这种在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而来的急剧增长的帝国主义压力,官僚层扩大了邓小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改革”,最近又加快了私有化及缩减国有企业的步伐,以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果加入世贸,将使中国面对来自西方和日本跨国公司的更大程度的进口竞争,并把对某些工业的投资向外国资本开放。我们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渗透进行斗争,并捍卫工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当在《被背叛的革命》(1937年)一书中描述苏维埃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时候,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写道:“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面对来自基层的愤慨,北京官僚层已经小心翼翼,监禁甚至处决了一些公然腐败的官员,并且不时地逆转某些他们自己提出的“自由市场”的措施。刊于2000年4月16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关于西德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市政府的合资企业的文章抱怨道:

 “中国继续庇护许多她自己的工业免于真正的竞争,藉以使过多的工厂和不良的管理得以继续下去。尽管中国政府警告说中国的国有公司必须为全球性的竞争做准备,但是大部份的经济部门仍然滞留在其社会主义的过去之中。”

 美国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强权一心一意地要制造一场资本主义反革命,这样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会必然需要血腥镇压中国无产阶级并打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机器。为达到这一目的,当与北京政权就进一步进行经济渗透而寻求“建设性交往”的同时,华盛顿眩耀武力反对中国,并且赞助一系列的势力:从中央情报局的“自由西藏”之流到亲帝国主义的“不同政见者”,都旨在从内部挑起反革命。现在,美国正提出在亚洲东部部署“战区飞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首先把目标指向中国及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美国还在过去五十多年来维持资本主义的台湾以作为反对中国的堡垒。

 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ICL)正在为对中国和其它畸形工人国家,即北朝鲜、越南和古巴,无条件的军事捍卫而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和内部的反革命。正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原则宣言与纲领要素》(1999年1月,中文版)中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的观点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表现在其集体化的财产关系──公有化的财产、计划经济、外贸和银行的垄断,等等──这些都是由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尽管这些国家是官僚式的畸形,我们对它们加以捍卫以反对阶级敌人是无条件的。”

 警戒帝国主义的劳工出面人物!

 在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攻势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的是劳联-产联(AFL-CIO)的劳工官僚们。他们针对拉丁美洲、南朝鲜和其它地方勇于战斗的工会所进行的反共活动使其在第三世界中获得了“劳联-中情局”(AFL-CIA)的绰号。这与劳工上层在美国的阶级合作相吻合,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在工会内部的资本家们的政治警察。

 在东欧和前苏联,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劳工帮办”煽动并帮助组织了“自由工会”,以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城槌。八十年代初,劳联-产联的官僚层作为导管,资助了波兰团结工会这一充当了在东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急先锋的假“工会”。随后在苏联,劳联-产联的特务们企图把工人阶级对戈尔巴乔夫以市场为中心的重组“改革”的不满转向成对反共蛊惑家叶利钦的支持。由于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的抵抗,1991年8月叶利钦亲帝国主义的政变在随后的几个月达到顶点。

 几十年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统治为在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和东欧畸形工人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作了铺垫。这场反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寿命的减短、贫困的加剧、以及社会的堕落。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剥削者们更大胆地在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劳动人民和少数族群展开进攻。反对帝国主义者们企图重新征服中国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攻势,是美国及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阶级利益所在。

 美国劳工头目们正试图在中国重演其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故伎。这样的一个关键机构就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根据它在华盛顿的财东之一的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消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在中国“已经帮助劳工团体和地下活动家对工人们进行了关于他们的权利的教育”,即组织反革命的“自由工会”。与此同时,在美国本土的劳联-产联的头目们又带头以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共的立场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自由派民主党人、右翼共和党人以及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样的萌芽性的宗教法西斯主义者之流为伍。

 对于“劳联-中情局”来说,向中国工人推销美国的“自由企业”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东欧及前苏联的工人们听信了叶利钦及波兰团结工会头子瓦文萨之流所兜售的谎言,即“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带来空前的繁荣以及可与西欧和北美相媲美的生活标准。可是,很多中国工人已经体偿到了“自由市场”剥削的苦难,他们象奴隶一样在西方和日本公司以及大陆以外的华人商人拥有的大工厂里当牛做马,或者在通常由本地剥削者经营的血汗工厂里做工,这些工厂的条件一般要比国有企业差很多。

 私有工厂主要生产纺织品、服装和其它轻工产品,位于广东省境内的与香港相对的珠江三角洲是它的一个主要集中地。“经济特区”的工人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妇女,她们每天要在工厂里奴隶般地工作12个小时,每个星期七天。她们最初六个月的薪水通常被扣下,如果工作不满一年就离开工厂,薪水将会全部被没收。中国法律规定,每个星期加班不得超过36个小时,而且报酬必须比正常工资高出50%。但是,这些工厂的老板们公然藐视国家劳工法,贿赂政府官员以取得这项特权。目前的状况只是中国民众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将会遭受的苦难的一点小小的滋味,资本主义的统治会把现在的经济特区工人亲身经历的剥削和苦难本质上地扩展和加深。

 甚至连反共的“异议分子”也迫于压力而批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争取中国工人同情的倾听。这一点十分说明问题。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韩东方这一以香港为基地的“劳工组织者”,他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上有一套定期的节目。韩东方从右的一面谴责克林顿政府“把贸易和人权问题分离开来”。然而,这个好战的反共斗士虚伪地在口头上讲中国工人对经济私有化怀有强烈敌视,说他不相信“大规模和迅速的私有化是通往改革进程的唯一道路”(《中国劳工通讯》,1997年第9-10月期)。

 韩东方及其同  故作姿态,充为中国工人经济利益的捍卫者,谴责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未能保护好工人。的确,这个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附庸并不保护中国工人的利益。但是,韩东方所代表的却是摧毁中国畸形工人国家,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进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

 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

 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在与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作斗争的旗帜下开始,就象1989年那样。以捍卫社会化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为工会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集会权利和新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将作为建立苏维埃民主、成立工人委员会以反对官僚主义寄生虫、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一部份而展开。中心问题是革命的领导,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是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以给工人阶级带来社会主义革命觉悟。这样的一个政党将与大汉族沙文主义作斗争,并使无产阶级深刻地明白,他们必须为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从妇女到同性恋者,从贫困农民到流动民工。

 当前站在工人斗争最前线的国有部门的工人,构成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但是,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依然是生活在农村的小农或者是其他与农业经济有关系的人员。在没有农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下,尤其是没有农村青年(他们系征兵而成的中国军队的大多数)的支持下,工人阶级是不能从官僚层手中夺取政权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势已经导致了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破产的农民和在农村无法找到生计的青年开始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形成一支估计已超过一亿三千万人口的流动民工大军!由于没有官方的居民户口,这些流动民工无法象合法城市居民那样享有住房、医疗及其子女教育的权利。大多数的流动民工都是男性,把妻子和儿女留在农村,试图在城市中靠最低下的工作来勉强糊口。

 这些发展已经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一个主要隔阂。许多城市工人看不起农村流民,同时因为流民们绝望到以很少报酬就会去做工的地步,城市工人害怕他们来抢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每年还有成百万的流民们被捕遣送回乡。要取得工人阶级的团结,就必需捍卫流动工人的利益。把以城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联系起来,是这场反对不断增长的劫掠之斗争的关键而必需的任务。为这些流动民工争取与固定城市居民同样的合法权利和待遇所作的斗争能够成为建立这一联系的开始。

 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个富农阶级,即那些雇佣劳力、且另外租赁邻里土地并已经扩展到非农商业的小资本家们。他们是通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桥梁,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反革命的危险力量。北京政府自己预算过,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会增加主要从北美洲进口的粮食和其它产品,多达一千万的农民将会失去生计。资本家必须被赶走,赶出经济特区,赶出土地。这就提出了一个建立工人和农民委员会以驱逐寄生官僚层的问题。这样的委员会将使农业重新集体化,并提供廉价的信贷及农业机械设备给成立合作社的农民,加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以作为保护产业工人及农村劳动者对抗国际帝国主义掠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捍卫并扩展计划集体经济!无偿没收帝国主义吸血鬼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的财产!

 一些在中国的“市场改革”的反对者们高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作为与现政权相对的一种选择。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则是民族经济的闭关自守和原始平等主义,即所有民众都平等,因为大家都一样穷困。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著作中就曾解释说,离开了建筑在最高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之上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需求会被普遍化,随着需求而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必将重新开始,一切的肮脏的东西都必然死灰复燃”。斯大林主义者断然地否定了马克思,鼓吹极端愚蠢的教条,即只要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受到阻止,社会主义就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建成。托洛茨基在1928年撰写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驳斥:

 “资本主义世界用它的进出口数字向我们显示他们除了军事干涉之外,还有其它的说服办法。只要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要在市场上以价格的相互关系来衡量,可能对苏联经济的最大的眼前威胁,与其是军事的干涉,倒不如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仅此就显示出,这决不只是一个孤立地在经济上战胜'本国自己'的资本家的问题。”

 在实践中,“一国社会主义”意味着反对工人国际革命的目标。因此,象斯大林一样,毛泽东试图与形形色色的“反帝”第三世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结成同盟,后来甚至和帝国主义者们本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当美国的炸弹倾泻在英雄的越南工人和农民头上的时候,毛泽东的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结成了罪恶的联盟来反对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在《临界线上的中国》(1999年12月,中文版)一文中,我们写道:“毛和周恩来起始的中美联盟,为下一阶段邓小平向帝国主义剥削‘开放门户'做好了铺垫。今天,毛的继承人们甚至连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口头服务也不做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开提供他们自己去作帝国主义的买办。”

 在反对工人民主和反对向世界范围延展革命的同时,苏联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们都越来越选择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措施以刺激生产力。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道路将会把中国的民众重新带回到解放前旧社会的贫困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去。中国的现代化──即在获得目前只集中在北美、西欧以及日本的高科技和生产资源的基础上,为所有中国人民都享有美好生活提供基础──需要在帝国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建立国际性计划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打下基础。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其为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所进行的斗争中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