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2日星期四

非人(日语:非人/ひにん Hin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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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日本,乞丐属于非人的一种

非人(日语:非人/ひにん Hinin */?)是古代日本的一种社会阶级。非人,字面意思即“不是人”,与秽多同属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主要从事处刑、卖艺、乞讨等职业。与身份必须世代承袭的秽多不同,非人的后代可以恢复平民的身份[1]。

江户时代非人身份者之首,获幕府任命管辖关八州、伊豆、甲斐都留郡、陆奥白川郡、三河设乐郡之贱民,官方称之为秽多头,但历任均以“长吏头矢野弹左卫门”自称。[2]。

1871年(明治4年),太政官颁布命令,废止秽多和非人的贱称,非人在法理上获得平等地位[3]。二战后,日本又颁布了禁止歧视秽多、非人(即部落民)的法令,但对非人的歧视仍然存在至今[4]。

来源[编辑]

非人最初是一个不含有歧视意味的佛教词汇,指所有人类以外的恶魔等生物。《续日本后纪》记载道,在平安时代中的公元842年(承和九年),橘逸势因谋反被剥夺官位和姓,成为非人。这是非人第一次在日本史籍中作为贱民身份出现[5]。

江户时代,非人和秽多同属社会底层的贱民。杀了非人并不算杀人,只需要缴纳罚金就可抵罪。一部分非人是承袭上一代的非人身份,一出生就是非人身份。犯了轻罪、无正当职业营生或生活贫困潦倒的平民也可能被贬为非人。非人受“非人头”的管理,住所称为“非人小屋”。与身份必须世代承袭的秽多不同,非人的后代有恢复平民身份的渠道[1][6]。

职业[编辑]

非人的职业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从事处刑、卖艺、乞讨等职业。非人负责在执行死刑后打扫刑场、埋葬犯人的尸体。此外,他们也负责照顾传染病患者,以及生病和年幼的囚犯[1][7]。

河原者(在河边从事屠夫、皮匠等工作的人群)、犬神人(打扫神社周边、埋葬尸体等)、唱闻师(向一般民众传颂经文)、八瀬童子(为天皇送葬、抬轿等)等人群也属于广义的非人,受到社会的歧视[8][9]。

废止[编辑]

明治维新开始后,在1871年(明治4年),明治政府颁布了称为“解放令”的太政官布告,废止秽多和非人的贱称,在法理上给予秽多和非人与一般平民平等的地位。但在实际执行上,这些获得解放的秽多和非人被称作“新平民”(指新脱离贱民身份,成为平民),还是受到差别对待。明治时代末期以后,旨在消除对部落民歧视的部落解放运动兴起。二战后,日本政府颁布了禁止歧视秽多非人后代(即部落民)的运动,但对秽多和非人的歧视仍然持续至今[3][4][10]。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

秽多(日语:穢多/えた〔ゑ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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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鞣皮的秽多,出自《七十一番职人歌合》

秽多(日语:穢多/えた〔ゑた〕)乃是日本中世纪时代两种部落民之一,受到日本佛教与神道中“污秽”观念影响,对于“较污秽的工作”、“较污秽的人(罪人)维生的行业”的称呼。秽多的起源不明,有人推测是逃亡的农民,后来变成从事皮革加工的“部民”;亦有人认为是对于非人身份的俗称,源自古代被征服的奴隶。虽然秽多的起源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跟非人的差别为世袭制,子女必须继承父母的职业。

关于阶级制之议论[编辑]

编入阶级统治的解释[编辑]

秽多乃成形于平安时代、确立于江户时代,虽然该称呼废止于明治时代,但现代日本人对此蔑称带有“士农工商之外的最下层身份”的歧视。关西大学讲师上杉聪认为,镰仓时代奈良和京都对于秽多便出现歧视,室町时代的历史文献更出现“不要跟卑贱者结婚,一旦弄脏血液的话就无法干净,秽多的子女永远还是秽多”[1]等歧视性字句。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者朝尾直弘则认为,“士和农工商之间存有极大的身份差异,大体上农工商三者同列,也可视为平民百姓的统称。至于更下级则有称为‘秽多、非人’的阶层,因此士、农工商、‘秽多、非人’三种阶层间存在明显巨大的分隔线”[2]。

非编入阶级统治的解释[编辑]

不过,也有人认为幕府为了政治的考量划分“士农工商秽多非人”等阶级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3]。日本史学者田中圭一提出:“本来士农工商就是职业的划分,用此事来区隔身份是愚蠢的”[4]。

名称的由来[编辑]

日本文献上首见“秽多”一词乃永仁4年(1296年)的《天狗草纸绘卷》[5],编纂于承平5年(935年)的第一部类书《和名类聚抄》将“屠儿”训读成“惠止利(えとり)”,解释则是“屠宰牛马之肉作为鹰鸡之饵”。建治元年(1275年)稻荷山的经尊法桥献给北条实时的语源辞书《名语记》也记载着:“住在河滩边、食用牛马的人为秽多(ゑた)”、“秽多乃饵取也,屠儿等同秽多”。同时期的另一本类书《日语:塵袋,罗马化:尘袋》则记录:“根本上饵取乃以肉块作为喂食鹰之饵”;正保元年(1644年)以降的江户幕府公文则开始出现这个词。由这些文献记录可知,秽多本为饲育鹰之主鹰司取饵之职业,后来转换成对屠夫的总称[6]。受到佛教戒杀生和神道忌血污的思想所及,对于杀生这种多污秽的工作遂以“秽多”称之。

时至今日,有人以片假名“エッタ”称呼,某些地方甚至出现“エッタボシ”(即读成“秽多法师”)[7]的歧视称呼。2011年1月5日奈良县御所市所设立的水平社博物馆展出“日韩合并”的展览期间,发生了抗议者以“エッタ”称呼,结果闹进法庭之事件[8]。

职业[编辑]

秽多,出自《江户职人歌合》

秽多的职业从日本中世纪以来逐渐成形,直到江户幕府时期甫确立其制度。仁德天皇时便以鹰捕捉其他鸟类,大宝元年制定的《大宝令》设置主鹰司,为了喂食鹰鸟,开始出现屠宰饵料之人。到了奈良时代秽多的原形亦曾见诸史料,此时代初期编纂的《播磨国风土记》〈饰磨郡大野里〉记载“惠多”[9]一词。镰仓时代的《天狗草纸绘卷》出现“秽多”一词,描绘着着四条河滩上的秽多小孩抓住天狗化身之鸢,将之扭断颈部杀害后处理其尸肉的画面;身旁另一个小孩试图以网捕捉另一只鸢[10]。

平安时代中期《延喜式》虽然规定须供上猪、鹿之肉给天皇,可是受到佛教禁杀生的思想影响,蔑视屠夫的风气也逐渐散播。这些人群居于京都鸭川河滩沙洲的小屋,从事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贱业。因为沙洲靠近下鸭神社,为了避免遭受秽气波及,《延喜式》特别规定该神社南面附近禁止滥僧、屠夫居住[11]。“滥僧”即非人法师,本为平民但因无法忍受国司的苛政,出家脱离原籍。平安时代中期的公卿三善清行曾以《意见十二个条》上书给醍醐天皇云:“今天下之民三分之二乃秃首者(意指滥僧)”,可见当时滥僧和屠夫仍有所区隔。这些人也有从事打扫街道的工作,被称作净人(きよめ)。《壒囊钞》记载:居住在河滩者称作秽多,也被称作坂者、散所者,其中以清水坂(位于今京都市东山区)比较出名。清水坂的坂者受到祇园感受院所属的犬神人(清扫神社内污秽或动物尸体的下级神官)召唤,在延喜寺僧兵出兵之际担任先锋。派驻到各部落警戒时接受居民给予的报酬,坂者的头目也被称作长吏法师[12]。各长吏法师圈绳定界,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宽元年间曾发生清水坂和奈良坂的长吏相互争执的情事。

成书于明应9年(1500年)的《七十一番职人歌合》,其中第三十六番即描绘正在鞣皮的秽多,其形象为打赤膊、束发、赤脚。直至战国时代,皮革成为铠甲与马具的主要原料,从事皮革加工相关人员被纳入军需产业而受到保护。甚至曾有东日本的大名为了增加领地内的军事需求,特地自西日本延请秽多过来定居的例子。江户时代确立锁国政策,禁止东南亚输入皮革制品,造成皮革来源不足。为此,杀牛宰马的工作受到严格的控制,各农村配置秽多以便获得皮革来源。这些秽多多半居住在农村外不适合农业耕作的河川两侧,后来逐渐被称呼为“かわた”(汉字写成皮田、皮多、川田、革多、革田、河田等)。例如《庆长播磨国图》记载“かわた”的地区多达48处,《摄津国图》中也出现7处记载成“皮田”、“皮多”、“川田村”、“河原村”、“カワラ村”的地方[13];宽永21年(1644年)《河内国更池村文书》第一卷〈河州丹北郡之内更池村家数人数万改帐〉改用“河田”表示秽多。

演变到后来,处理击毙牛马(禁止屠杀)、兽皮加工、皮革制品的制造贩售、祭礼的清扫工作、表演物品(包含艺人)的管理、草履雪駄、灯芯、筬(需要高度技术的纺织机零件)、竹精细加工等物品的制造贩售……等,这些职业变成了由秽多寡占的家业。此外关东地方的浅草弹左卫门乃由非人管理[14],故虽然皆称秽多,却东、西有别。17世纪后半以降,各幕藩领主遂定调以“かわた”称呼秽多,各地的公文书类则记成皮多、皮田等。甚至像广岛藩到幕末为止,皆以“革田”作为指称秽多的公家用语。

到了明治4年8月28日(1871年10月12日)颁布解放令,废止秽多、非人之身份和称呼,同时此二者也丧失死牛马取得权与前段所述长期寡占之职业[15],于是陷入经济困顿。加上解放令一并废除地租改正、徴兵令、学制、村请制度等,引发民众强烈反弹,终致发展成解放令反对一揆,各地有许多秽多、非人遭受袭击。

其他国家[编辑]

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又称达利特人)和日本的秽多一样,也是处理皮革、尸体的低下阶层。他们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绝对禁止与其他种姓接触,甚至常发生贱民因接触其他种姓而遭到虐待、杀害的事情[16]。在韩国,李氏朝鲜时代开始确立“八般私贱”中白丁为最卑下者。不过1910年日韩合并,大日本帝国废除身份制度、导入户籍制度;加上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受到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以及户籍资料遗失等影响,许多人原本的身份阶级不明。现在韩国的不平等阶级待遇已渐渐消失,但仍有人在吵架争论时以“白丁”羞辱对方。

内部链接[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1. ^ 原文作:“卑しい者とは结婚しない。血は一度污れるときれいにはならない。秽多の子はいつまでも秽多である”,参考(日语)第36回部落解放研究京都市集会:部落の历史 - 天皇制と部落问题。
  2. ^ 参考《日本历史の中の被差别民》,奈良人権部落解放研究所著,新人物往来社,2010年3月6日,ISBN 978-4404038241,页100。
  3. ^ 《身份差别社会の真実》,斎藤洋一、大石慎三郎合著,讲谈社,1995年7月17日,ISBN 978-4061492585。
  4. ^ 《百姓の江戸时代》,田中圭一著,筑摩书房,2000年11月,ISBN 978-4480058706,页58。
  5. ^ (日语)e国宝:天狗草纸絵巻。
  6. ^ 《历史のなかの米と肉―食物と天皇・差别》,原田信男著,平凡社,2005年6月,ISBN 978-4582765410。
  7. ^ 参看(日语)真宗(仏教)とハンセン病差别问题について,“注2亀川村事件”之段落。
  8. ^ 详情参看水平社博物馆前歧视抗议事件或《奈良地方裁判所平成23年(ワ)第686号 平成24年6月25日民事部判决》本文。
  9. ^ 按“秽多”、“惠多”二词之日语发音相同。
  10. ^ (日语)“天狗”の天敌。
  11. ^ (日语)《滥僧考 - 河原者・坂の者・宿の者・非人法师》,喜田贞吉。
  12. ^ (日语)喜田贞吉:长吏名称考。
  13. ^ 请参考(日语)圣心女子大学図书馆デジタルギャラリー:摂津国図。
  14. ^ (日语)弾左卫门の支配下にあった、江戸の被差别民众。
  15. ^ (日语)明治の身份解放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6. ^ 大纪元:印度种姓制度阴影不散 贱民遇害事件频仍。

外部链接[编辑]

2021年8月8日星期日

右派空军军官自杀后尸体被作肥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改正时,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拼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斗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党罪行,就集体轮换用皮鞭木棍乱打,打得他皮开肉裂,全身鲜血,死去活来,满地乱滚,号啕大哭。深夜12点还逼他跪在屋外毛泽东像前“请罪”2小时。回到冰冷的囚室后,他因流血过多,要求喝水。专政队不给,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裤中。

灭绝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里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实在没有罪……救救我吧!……”惨叫声惊醒了附近的职工,都说:“太残酷了。”第二天还强迫他下地劳动。他爬到门外,就倒地死了,时年43岁。肖方死后,专政队用一张破苇席把他尸身捆上,抛到海滩,让海潮冲走。

汪庆凯之死

汪庆凯,湖北人,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送来果树农场第一天,就被农工队长厉声喝骂一顿:“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着新军装),臭美什么?你们都是有罪的人,不是来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从山下河沟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愤难抑,下午仅仅挑了2担水,就躲到静僻处,在一棵树上吊死。时年31岁。他死后,农场领导还组织大批判,说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死了也好!……”

刘庚尧、夏存国、于学航之死

他们都是先在陆军受过战火考验,1950年从陆军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修理飞机技术、分配到基层一线的青年骨干力量。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送到农场来劳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泽东思想专政队”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复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干活,夜晚开会反复毒打。在绝望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绝路。

刘庚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干部。他被毒打多日后,一天又逼他给果树打农药。他料到夜晚必定还要受毒打,就躲进一个废弃的矿洞喝农药自杀。尸体被发现时,已高度腐烂。因为给他准备的土坑挖小了,专政队就用铁锹砍断他的腿,才埋入坑里。

夏存国则是遭反复毒打后,深夜躲进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杀的。于学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见刘、夏二位难友已死,料定下一个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埋在一处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烂躯体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头骨,专政队们叫喊:“把阶级敌人的脑袋挂到树上!”并在骷髅头上写上“于学航”三个字挂到一棵槐树上。

黎明峰、孙昶、陈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单薄。1960年5月,粮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仅八两毛粮,加之食堂盘剥,吃到嘴里的更少,并且还要应付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人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黎尤甚。1960年12月全体劳力上北山采柞树叶,黎因身体实在太虚弱,留在队里干些零活。这时他生命已呈现危殆的征象,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天吃完晚饭,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饭盒煮一个萝卜根儿和虫蛹。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时26岁。孙昶则身高体壮,曾作为空军代表参加过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有一天晚上,领导发现他两天没上山劳动,让难友们批判他,大家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了进来,原本高大体壮的他,当时瘦得像一个只会出气的木乃伊。他站在那里,两眼望着房箔说:“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这是他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沉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他什么也没说离开了会场,领头人有气无力地宣布散会。第二天后半夜他就和我们永别了。当时我们都不在家,他的一块贵重手表被人掠去。听说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小板柜里埋了。死时26岁。不久,27岁的陈清萼也饿死了。

杨静波之死

杨静波,原是空军第五速成中学政治教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在前所农场二队劳动。1958年年底,农场集中右派修建三队水库,任务是取土运土。劳动时,一大块冻土塌了下来,杨静波被砸倒压在下面。死时年仅27岁。

李德本之死

李德本系第八航校雷达教员,来农场不久即发现视力下降且日趋严重,请假求医,队领导认为他是借病逃避劳动,不批准外出。后来严重到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才获准外出诊治,结果查出脑部有瘤压迫视神经,随即赴京就医。在协和医院检查后认为治疗太迟,手术会有危险。结果1959年初死在了手术台上。时年27岁。

2021年8月7日星期六

小常宝与《智取威虎山》剧组集体叛逃美国

 

事件真相:1982年小常宝与《智取威虎山》剧组集体叛逃美国

事件真相:1982年小常宝与《智取威虎山》剧组集体叛逃美国

事件真相:1982年小常宝与《智取威虎山》剧组集体叛逃美国

  小常宝控诉土匪罪状

  提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老人们都应该印象深刻,而其中扮演“小常宝”的女演员齐淑芳,更是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嘀——,嗒——”座落在东平路9号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院内,无论是三伏酷暑,还是三九寒天,经常可以见到一位清瘦、长脖子、穿着一件破军大衣的小伙子,每天天不亮就在法国梧桐树下练习小号。当时,上海京剧院已搬迁到这里。著名京剧武旦演员、《智取威虎山》一剧中小常宝的扮演者齐淑芳,每天看到这情景,心里不免升起恻隐之心。后来,齐淑芳打听到这个小伙子叫龚国泰,对他作曲配器和家庭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深知“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她认定国泰将来准能成大器。没曾想,1966 年龚国泰“上音”附中毕业竟分配到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工作,齐淑芳真是喜出望外。

  齐淑芳出身在一个京剧世家,大哥齐英才是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大嫂张美娟是上海京剧院著名武旦演员,三哥齐英奇是上海京剧院《龙江颂》剧组的武戏演员......她幼时便跟张美娟学习京剧和武功,练就了一身京剧武功和一副金嗓子。有多少男演员和一些社会名流追求她,情书不断,什么蜜语甜言她没听过?可她就是一个也瞧不上......她似乎天生就有一种与一般女孩完全不同的反叛傲骨:她认准的事儿,无论别人怎么看,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也正是这种性格,导致她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容易走上极端,这是后话。因此,她想:我要主动接近他,多给他一些关爱。

  有一天,淑芳到琴房去找国泰。借口是切磋《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中小常宝唱腔“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的配器问题。

  到琴房门口,就听屋里传出和谐丰满的钢琴和弦声。

  咚、咚、咚,轻轻的敲门声。国泰只顾埋头创作,根本听不着。又是一阵咚、咚声,总算敲开了房门。

  “哦,小齐呀。有事吗?”国泰有点惊讶。 “就是这事儿......”淑芳扬了扬手里拿着的“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的唱腔主旋律曲谱说。

  淑芳今天见国泰的心情格外异样。国泰还是瘦瘦的高个头,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穿着中央军委特批“样板团”的演职员工都有的“的确凉”黄军装,显得格外儒雅而又有风度。此时的淑芳,似乎有了触电的感觉,心跳加快了,呼吸也短促了。

  “小龚,这段唱腔的配器,从‘我娘却跳涧身亡’后‘娘啊!’一句,在配器中是不是清淡一点?更好一些,更符合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

  “说的有道理......”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正面接触。有了第一次,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时间长了,淑芳琢磨着他也许会请她一起出去走走,或请她出去吃顿饭......因为一般来说,未婚的男子见到漂亮姑娘、尤其是小有名气的演员,都巴不得有机会和她多呆一会儿,多巴结巴结......可国泰和别人不同,纹丝不动,就知道音乐、音乐!淑芳心里真有些儿不悦。可转眼想到,他十六岁就离开父母,肯定是自卑心理在束缚着他。国泰呀,有多少男子在追求阿拉哩!可侬却无动于衷,真是个傻瓜!

  于是,性格开朗、大方的淑芳就托《智》剧组乐队双簧管演奏员沈培生,前去捅破了这层窗户纸。1974年国庆节,他们终于在南昌路68号的上海市委家属楼2楼新房喜结良缘。

  京剧《智取威虎山》拍成电影后,齐淑芳喜有身孕。一天,在剧场排戏时,当时的文化部主要领导发现淑芳身怀有孕,就对她说:“小齐啊,马上就要拍《磐石湾》电影了,你扮演的女民兵连长武戏很重啊......”“我,我明白了。请领导放心!”很快,齐淑芳就到医院做了人流。后来,她出色地完成了京剧电影《磐石湾》的拍摄工作。从此,淑芳与国泰再也没要小孩。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京剧院内贴满了大字报,说龚国泰是文化部主要领导的影子,他自然成为“揭批查”的对象。通过党组织的调查核实,一向忠厚老实、只知音符、不懂政治,只知埋头创作、不搞阴谋诡计的国泰,终于被解放了出来,历史还了他一个清白。相反,有些道貌岸然的政治油子,后来在文化部主要领导的办公室里,竟搜查出某些人打的50多封小报告。

  改革开放后,国泰又为大量的新编京剧作曲、配器、唱腔设计和指挥。1982年,美国一位在西欧十多个国家都有他的实业的老板,邀请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到美国进行商业演出。由于受出国人员的限制,国泰担负的乐队指挥交给了司鼓替代,这次演出他未能参加。上海京剧院派出的赴美小型京剧演出团,在美国的商业演出很快就结束了,谁都没有想到,包括齐淑芳在内的全团演职员工30多人竟集体叛逃留在了美国,这一反叛行为,在上海京剧院乃至上海市文化系统内不啻是撂了一颗重型原子弹。全院、全市文化系统上上下下都震惊了,国泰更是不知所措......。从此,国泰和淑芳彻底结束了八年的婚姻生活。后来,齐淑芳她们沦落街头卖艺,在定居美国的钢琴演奏家殷承宗的帮助下,三年之后,他们终于都取得了美国“绿卡”。

  齐在美国与同去的上海京剧院编导丁梅魁结为夫妻。丁梅魁在《智取》中扮演的是罗长江,《智取威虎山》的第一句台词就是丁梅魁说的:“报告参谋长,来到三岔路口。”。丁在《磐石湾》中扮演一民兵。丁是武生,扮相很好。《磐石湾》的“支委会”一场,“望海空”的前奏曲进行时,可以看到丁梅魁就在齐淑芳后面,镜头较大,非常清楚,丁穿红色体恤。

  初去美国闯天下,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中国京剧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发展和生活情况,齐淑芳夫妇觉得有责任将中国的国剧好好传播,但初期阻力很大。曾有一次,联系了一个组台的演出,出一个节目,对方只付六七个人三百美元,而同台的演员上千元的都有。齐淑芳一听当即决定不去,太掉价了。后来想,人家不了解京剧,我们可以理解,这是做影响的机会,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去演出后,齐淑芳的节目成了当晚最火爆的,效果相当热烈,再后来这家公司就常常邀请他们去演出,费用也高了很多。

  “开始时有的演出商你给他出机票和住宿费用,他都不来看演出,你可以想像推广是多么艰难!”齐淑芳笑说,有一次去美国一个偏僻的城市演出,演完后,几位老外上后台一定要她脱下鞋子,看看脚是不是“三寸金莲”?让齐淑芳们自豪的是,现在她的京剧团不但站住了脚,而且靠中国京剧的魅力和他们精湛的表演打入美国主流艺术圈。

  在美国,齐淑芳夫妻二人的主要生活是围绕演出而安排的。她和丈夫住在纽约的一幢带有后花园的楼房里,为了练功方便,将后花园的草地改成了水泥地,需要练功时,就铺上地毯。每天,齐淑芳上午就在这后花园里练功,刀枪把子,日练不辍,中午在家烧中国菜,下午要么和着伴奏带吊嗓子,要么会有剧团的朋友们来一起排练。而老公因为是剧团的副团长和艺术总监,需要打点剧团事务,家里的事儿一般齐淑芳包了。“齐淑芳喜欢做饭做菜,我是不会做饭,我会负责开车去超市购物,一买好几天的,忙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出去吃,喜欢去中国餐馆”。

  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优秀的女人。这话到齐淑芳这儿调了个个儿,对此,丁梅魁表示,这么些年,为了辅助齐淑芳,自己也将武生行当丢下不少,不但做编导,需要时还要上台参加演出,给太太打下手。但他丝毫不悔:她的成功也有我的一半!

  有没有考虑回国,叶落归根?面对这个话题,夫妇二人称目前没有这个打算,“在国内名气很响,可以参加很多演出时,我们选择了去西方推广中国国剧,现在局面打开,舞台越来越大,邀请演出的订单也很多,如果在中国,也只是众多艺人中的一个,会衣食无忧。但在美国,这个京剧团能打下这个局面,让更多西方人了解咱们中国国粹,意义应该是很大的。从这点上来说,现在留在美国比回来贡献更大。”齐淑芳说:“在美国我也很少吃西餐,我出生在陕西,从小就对中国的北方菜情有独钟。”

  67岁的“小常宝”虽然见胖,但耍起“枪”来,还是那么干净利索,功力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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