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战士 /吉恩・夏普

《 民族》茉莉花按：吉恩・夏普在最近面见中国茉莉花革命者并传授经验，内容将在近期刊出。

在吉恩・夏普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在过去几周，他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在媒体的报道中，他被赞颂为世界顶尖的非暴力战略理论家，而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运动的领袖则宣称，是夏普给了其灵感。他现在被称作“非暴力的克劳塞维茨（19世纪初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被看做列夫・托洛茨基（另一位嗜好精辟警句的杰出战略家）的非暴力版，托氏的理念（虽然在构建框架上完全不同）为定期性的、变革式的全球革命提供了可能性。

夏普承认，那些关于他对中东所发生事件产生影响的大胆宣称让他稍有不安；他不觉得他可以证实那些事情。不过，确实，他的早期作品——包括他最著名的三卷本《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帮他在非暴力研究的小圈子里建立起所在领域领导者的声誉。近些年来，一本于1993年出版，融合了他诸多重要研究成果的影响巨大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主》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对非暴力抗议的组织者来说，这本书类似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

夏普也是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一个不加渲染、由私人资助运作的机构，它已经传播非暴力思想近三十年。该组织认为它更多是在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而并非推动特定国家的人民去采取特别的行动。尽管研究所及其掌舵人一直低调谦逊，但是，毫无疑问，夏普的思想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从缅甸到巴尔干地区的反对派团体，而最近，他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中东的反对派团体。

认识夏普的时候，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正在哈佛大学靠所获陆军奖学金完成其学业，彼此结识之后赫尔维就进入了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董事会。他说夏普“对制止或减少战争中人民（尤其是平民）遭屠杀的力量有深刻的见解，而他着迷于跟别人分享他的这种见解。”

在上个月的埃及，夏普的解放性思想的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长期以来被认为被动地承受暴政的桎梏被动的一群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发展感到惊讶，”夏普说。“我从来没想过阿拉伯人可以做到这些，穆斯林可以做到这些。而现在，穆斯林就在这么做。在有些例子中抗议活动不是很有纪律性，而其它的例子都非常的有纪律性。这是在埃及，简直难以置信。过去的刻板印象全都不成立了。”

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美国总统能说，为了使一群受压迫的穆斯林免于独裁统治，美国有必要进行干涉。他说，“这些人有能力使自己获得自由，不需要外来的救星。这真是一次伟大的觉醒。”

尽管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已经传遍中东，但是夏普认为，埃及周边的国家不一定也能取到同样的成功。他解释说，“埃及的例子势必会激发其它国家人民的灵感，但是光有灵感是不够的。”夏普同样不赞成历史决定论。他说，“我不觉得非民主政权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一股横扫世界的神秘力量一类的东西。我不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

本质上，非暴力起义是政治运动。根据夏普多年辛苦研究总结出的对权力所作的综合分析来看，任何一场和平起义的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运动是否能做到这几点：削弱公务员、警察和士兵对政权效忠；劝告中立者加入反对派阵营；防止专制政权对平民抗议实施暴力反应——抑或如果实施了，也要避免损害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博弈计划。他解释说，“一旦人们知道了这种诀窍，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熟练地使用它，而不仅是激发灵感或偶尔地取得一些意外的胜利。这将为深层次的改变做出贡献——并非因为所谓命运的必然，而是因为人们让新的可能性成为可能。”

当然，有人会说，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已经在利比亚显现了出来，残暴的（有人会说是疯狂的）独裁者卡扎菲上校在使用大规模军队打击他的反对者时并没有表现出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者——甚至夏普的一些朋友——说，严格遵守非暴力让抗议者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的时候号召犹太人保持非暴力会是什么样子。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普的老朋友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爵士说，也许存在有限的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暴力既是合法的，又是阻止快速演变的暴行方面必须要做的。

夏普不同意这一说法。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但他也不愿去划定在哪些特殊情况下暴力是合适的。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第一卷，他认为，“只有当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命令，遵守统治者的命令完成的时候，权力关系才会存在”。“甚至国民希望改变现有的秩序，他们也许仍然会保持顺从，因为他们缺乏能带来所渴望的改变的信心。只要人民缺乏自信，他们就只顺从于统治者，与其合作。”

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利比亚的非暴力抗议之所以没有效果，并非源自卡扎菲攻击性的使用武力这种举动，而是因为反叛者缺少事先规划、辨识并利用政权弱点的能力。利比亚的事件就是发展得过于迅速了，以至于来不及确立一个周详的非暴力战略。夏普说，关键在于“将非暴力斗争可以显现威力和效力的领域最大化”，而“将暴力似乎让唯一能起作用的选项的发挥领域缩小了”。

夏普说，所有的政权都有根本上的弱点。非暴力斗争“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弱点变得更弱，并切断它们的力量来源上”，直到政权解体。“这是终极目标。但它不会轻易或快速或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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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夏普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家庭。二战故事、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画面、冷战的开始和原子弹占据了他的成长岁月。在理解那些画面的过程中，他对暴力和极权主义产生了憎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因拒绝军队征召而坐牢。

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夏普就写了一本关于刚刚被刺杀的圣雄甘地的书。他认为，甘地被人误解了。也许正如被广泛描述的那样，甘地是一个圣人；但也许并非如此。对夏普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重点。对他来说，甘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甘地意识到，印度人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大英帝国，于是他精心起草了一个非暴力战略并最终推翻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当夏普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个便条，问他是否愿意给这本书写个序言；让他高兴的是，这位传奇的物理学家兼和平活动家答应了他的请求。夏普的人生道路也由此确定。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当他住在英格兰（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奥斯陆；在波士顿（他在哈佛办讲座，随后则在此座城市领导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时候，他一直在从事皇皇巨著《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的撰写工作。紧随夏普这本巨著而来的则是大量战略与反抗方面的文章和政策报告，以及一大卷名为《发动非暴力抗争》(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的新书。

作为半个历史学家、半个社会学家、半个心理学家的夏普开始对在早期生涯的一些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从甘地对抗英国统治的食盐游行，到挪威教师在二战时抵制强加而来的法西斯主义课程，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再到南非的种族隔离斗争——产生了兴趣。他也对权力理论产生了兴趣：统治者如何统治，被统治者以何种方式同意被统治；顺从如何被灌输给大众；通过结合特定的非暴力战术，仔细寻找统治者所仰赖的支撑性支柱，非暴力运动可以打破不经思考就顺从的束缚从而解放大众的原理。

他告诉自己的读者，“独裁国家尤其存在一些特定的特征，会让它们在面对巧妙的政治违抗时极其脆弱。”它们有阿喀琉斯之踵，比如依赖大众的配合和持续的顺从；不灵活的指挥控制结构；领导者周围全是应声虫，只会告诉领导者想听的内容，而不会告诉真正发生的事情；统治精英之间敌对的可能性，而精明的脚踏实地的反对者可以利用这一点；一种朝向区域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权力掮客发出了要对不义之财分一杯羹的要求。

一旦一个社会中有足够的人民和组织（工会，宗教团体，体育俱乐部，公务员，甚至是警察和军队）拒绝同政权合作，夏普写道，“那么独裁者的权力就会因为政治失血或缓慢或快速地消亡。”如果抗议者与非暴力密切合作，那么这个过程将会“导致事实上（de facto）的自由，从而让独裁政权垮台，使一个不可阻挡的民主体制正式建立。”

相反，对夏普来说，暴力不仅在道德上有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对付暴君的特别无效方式。毕竟，政府拥有更多，更精良的武器。政府的军队也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上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政府通常控制着分发武器，部署军队的基础设施。夏普说，用暴力来对抗独裁统治，是主动送给它们动用武力的机会。而非暴力则迫使政权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战斗。在很多方面，非暴力的看法近似于传说中著名的组织研究者Marshall Ganz（译者注：Marshall Ganz，哈佛大学国家政策讲师，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为奥巴马阵营设计了实地组织者和志愿者培训系.）在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上持有的观点，Ganz认为与其说是大卫打败了歌利亚，不如说是前者在机智上胜过了后者。[see Abramsky, "A Conversation With Marshall Ganz," February 21]。

政权越糟糕，反对派就更应坚定对非暴力的承诺。最后的结果将是“权力的割裂”，这是一个政治柔道(注释：研究如何把议程主导权抢过来，主控传播权，在美国被称为“政治柔道”)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统治者的行动会反作用到自己头上，他会变得越来越被人民和社会上各种机构所孤立，而他却需要这些人民与机构的同谋来保持政府的运作。把这层同谋关系拿走的话，统治者就如《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魔法师一样赤身裸体，其实毫无神力。与此同时，普通民众越反抗，他们就越能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正如《绿野仙踪》女主角桃乐丝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一直都掌握着塑造自身命运的手段。（译注：此处出现的《绿野仙踪》的比喻可参考该故事中魔法无边的角色如何被不经意地戳破了脉门，以及桃乐丝其实一直都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等情节。）

当夏普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理论时，这些理念都讲得通。但是这些理论是如此地和直觉相悖，以至于他的作品被世人严重地忽视了几十年。他就像是一瓶好酒：隐匿在大众的视线之外，只有少数的人懂得欣赏。甚至他的朋友和同事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同风车作战。

但是这些天来，随着对独裁政权及其所压迫的人民之间相互作用的长期假设被埃及革命所颠覆，夏普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异想天开。夏普的朋友赫尔维说，夏普所面对的对象也许只是从风车变成了巨人。（译注：此处可参考小说《堂吉可德》，书中一名迂腐到可爱得骑士因为把风车当巨人而英勇地与之搏斗，显得荒唐可笑，而如果他的敌手不是风车，却是真正的巨人的话，堂吉诃德不愧是一名真正的骑士。）

译注①：经校对者说明，The Nation 杂志以后的译名统一改为《民族》。”nation-state一般翻译为民族国家或国族国家，我认为应该把The Nation刊物名翻译为《民族》。”

中国革命者来自塞尔维亚的学习吗？

那岂不是很大的电阻的地方有一个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电阻能走到一起，他们的活动比较笔记吗？或者，也许有已经是其中之一。看看上面的标志。

我们写了不久前的年轻博客正在悄悄地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纽约时报“的特色在它的文章，27年的老纽约的别名盖乌斯·格拉古华戈（“花哥”）谁写的，一直在做他的功课。在Boxun.com，中国的流行，并禁止其它新闻网站，他采访伊万·马罗维奇，背后的非暴力塞尔维亚学生运动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2000年的智囊之一。

你有一个消息，中国当局仍处于加电？你有一个消息，米洛舍维奇，当他在吗？

是的，我们有一个消息，当他在对米洛舍维奇，而且我认为相同的信息可以为中国当局。也就是说，它不可能，防止人时，他们希望是免费的。这仅仅是行不通的，因为你可以只花了越来越多的努力，越来越多的能量阻止他们，但他们最终会占上风。这是在塞尔维亚发生了什么事。他终于下台。有没有办法，他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因此，这将是我的消息。作出一些修改。

格拉古/华“战略的很大一部分将与中国政府的过激反应，对茉莉花革命活动变成了优势。这是相当惊人的，有点可怜，“茉莉花”已被禁止从中国社会化媒体，致力于茉莉花的节日已被取消。即使是胡锦涛约茉莉花唱歌的视频从互联网上一直拉到。  报告日本人纸旭：

尽管提高了互联网的活动，任何一丝的抗议活动在中国正在迅速取缔当局。

华说，“想参加的人在年轻人中的一个主要动机，当局已经成为非常敏感的乐趣。”

听起来很熟悉？记住现在著名的“笑”的动作，马罗维奇和他的朋友们来帮助他们的同胞塞尔维亚人失去了他们的恐惧的独裁者桶：

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甚至比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更压抑，反应状态，它有它背后的更多的钱和枪。但是，有没有必要混淆与政治力量的火力。当人们开始相信，该制度是一个笑话，这是结束的开始。

弥敦道施耐德

 

2011年6月29日

塞尔维亚学生运动Otpor组织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讲话

（视频、图）

Ivan Marovic, founder and leader of “Otpor!” student movement that overthrew Milosevic, speaks to Chinese people and sends off a strong message to Chinese authorities through the young organizers engaging in the Jasmine Revolution in China.

出生于1973年的伊万·马洛维奇和出生于1941年的米洛舍维奇同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校友。伊万在25岁时创建Otpor学生组织，开展非暴力运动，并于2000年成功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集权政府。

伊万非常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并于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接受茉莉花革命者们的专访，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讲话。在详细讲述自己在塞尔维亚的成功经历后，伊万正告中国政府：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你只能不断地增加维稳的能量，但最终人民也还是会胜利。

以下是视频和演讲全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CXwK1dBudI

Watch/download embed video:

嗨，我是伊万·马洛维奇，我来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我和朋友们一起组织了Otpor!学生运动，我是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之一。Otpor!在2000年的时候推翻了专制的米洛什维克政权。

我的故事开始于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读高中，而米洛什维克还在掌权。在1991年的时候在塞尔维亚发生了第一次对米洛什维克的抗议运动。很巧的是，这正好是在天安门运动两年之后。但是这次抗议运动和天安门运动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米洛什维克政权派出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抗议。

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国家的状况日益变得糟糕。我们的国家迎来了内战，极度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贫困，等等。所以推翻米洛什维克政权的必要越来越突显。但是问题是我们一尝试反抗，政权就用武力和坦克来镇压。因此我们慢慢开始用当局不容易察觉的方法进行联络。我们尝试着，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地下的反抗组织。我们叫它为“otpor”，就是塞尔维亚语中“反抗”的意思。Otpor！通过一个一个的小规模胜利逐渐壮大起来。最先大学开始试着制约校方的权力，然后学生们在小一些的市镇开始上街游行，最终这种小游行转变成大游行，并在2000年时推翻了米洛什维克政权。

如果要让我谈谈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区别，我得说这个区别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也不确定我所说的是否会对你们产生帮助。不过我还是要传达我的信息：我们在对抗米洛什维克政权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

第一点，在斗争中依赖年轻人的力量十分重要。我们能够胜利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青年运动。青年运动不单单指它的成员很年轻，它同时也拥有年轻的领导力量。它相比较起老方式的政治组织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年轻人没有结婚，他们不用关心事业，不用抚养孩子，因此恐吓或敲诈对他们的作用有限，而年长一代的人就会容易屈从这些困难。因此年轻人要比年长一代的人勇敢很多很多。他们也因此能做很多年长一代的人不能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年轻人和年轻人交流起来容易很多。比如说让我们去和一个高级军官或政府的高级官员交流起来会很不方便，但是然我们去和他们的儿女交流就会容易很多。我们就这样深入政权内部并逐渐把它拉拢过来。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从他们的孩子那里下手的。这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学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们在斗争中一直保持这非暴力的抗争手法。我们没有恐吓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恐吓那些逮捕我们的欺压者。我们在被警察抓捕的时候保持着热情和礼貌。有段时间米洛什维克说我们是恐怖组织，下令迅速逮捕我们的所有成员。警察来逮捕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恐吓过警察，因此虽然我们也被抓进了监狱，但我们却没有像一些其它组织一样受到酷刑，因为我们和警察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一点给了我们另一课，那就是你的人民安全非常重要。不要让他们承担不必要的危险。不要为了不重要的事情浪费他们的能量甚至生命。

不要让人民为不能等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的东西所困，（因为 ）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要大大高于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慢慢地成长非常重要。不要一下子成长地太快，使得你们不能应对当权者意识到你们存在的威胁时所使用的压迫。这就是另外一点。

我们在这些年中学到的第三件事是要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战线。你的团队里面会有许多不同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识背景，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社会地位。必须把他们统一起来才能保证行动的胜利。在塞尔维亚有一句谚语说道，两个塞尔维亚人就有三个政党。人们会分成不同的派系。所以慢慢地建立起不同派系之间的人的关系和把他们统一到同一条战线对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米洛什维克面对起义的人群的时候，他发现是如此大的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于是就叫来警察去驱散人群。但是人们不单单聚集在一个广场上面。他们布满了首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因此警察那人民没办法。后来米洛什维克叫来了军队。但是这次的军队和以往不一样。他们当中的许多军人是从人民中召集上来的，是和街道上面的人站在一边的。再说聚集的人多得连军队也没有办法驱散了。因此最终米洛什维克意识到没人帮得了他，就只好下台了。他没有放一声枪就下了台。这一幕在我们塞尔维亚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幕，因为在塞尔维亚两百年的现代史中没有那个总统或国王不是被杀死或逃离国家的。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血腥战争和过度。因此这第一次用非暴力、用人民力量使一个总统下台，没有什么伤亡，甚至使总统自己也保全了性命，这是非常真实的成功。

问：你曾经被一个警察暴打，而且你还记得住他的名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有一回我被抓了起来。当然我被抓了许多次，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取我的手印并给我拍照。那个给我拍照的警察扇了我很多下。后来在米洛什维奇下台之后我又碰见了他。因为当时我的公寓被盗了，我需要一个警察协助我办案。这时我碰见了那个扇了我耳光的警察。当时的场景挺有趣的。但是同时这个警察表达了对我的歉意，我却没有想要报复的意愿。因为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而且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赢得了胜利，我们同时也帮助了那些警察们，因为警察们现在不用违心地打自己的人民了。所以对警察们来说今天的境况也比在当年米洛什维奇的统治下面要好。

问：你有没有一条给中国当权者的信息？比如说，当年你们有没有一条给米洛什维奇的信息？

有。我觉得这条给米洛什维奇的信息也同样可以说给中国当权者听。那就是，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你只能不断地增加维稳的能量，但最终人民也还是会胜利。这就是当年塞尔维亚发生的情况。米洛什维奇最终被迫下台。他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我要传递给中国政府的信息！

问：谢谢你！

好的。

    Ok. Hi, my name is Ivan Marovic. I’m from Serbia, and together with my friends I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leaders of Otpor!,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that brought down Slobodan Milosevic, our dictator, back in 2000.

    My story begins when I was a very young kid. I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nd Milosevic was in power. There was a first demonstration against Milosevic. This was in 1991. It was interesting. It was two years up to Tiananmen Square, but it ended the same way Tiananmen ended. The Milosevic regime sent armies and tanks and destroyed the demonstration—the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the metro powers.

    As I was growing up the situation was becoming worse and worse—you know we had the civil war, and hyperinflation, and economy sanction, and poverty, and all that. So there was a need to bring down the regime because it was making the situation worse and worse every day. But the problem was when we tried to do it it ended up with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tanks in the streets. So slowly we started connecting in the way that was not so obvious to the authorities and getting together and trying to build, which we finally did, an underground resistance movement, which we called “otpor”, which is the Serbian word for resistance. Otpor was slowly building its strength through small victories. First the universities tried to limit the power of the deans and school principals then slowly came out to the streets in some smaller towns and cities, and finally turned into a mass movement that managed to bring down Slobodan Milosevic in 2000.

    So if I reca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erbia and China, [they are] enormous. So I don’t know if any of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say would be of help…may be not. But nevertheless, here is my message: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that we learned over the time that we were fighting against Milosevic.

The first thing was, it was important to rely on young people, and the reason why we succeeded was because we organized as a youth movement. And youth movement doesn’t only mean members were young, but the leadership was also young. It got some benefits over old style political organizing because young people…they are not married, they don’t care about careers,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children, so they cannot be easily blackmailed or threatened, or bullied as older people, so they are much much braver. For instance, they can do things that older people can never do, because of that.

    Another thing is that young people can meet other young people much more easily than older people. So for instanc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in person a high ranking officer of the army or to meet in person some high ranking bureaucrats form the government, but to meet his son or daughter in person was easy. So this is how we reached to the elements of the regime and slowly worked on bringing them closer to our side. We worked actually on their children. So that was the way we reached them. 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actually discovered through our struggle.

The second thing is we always tried and succeeded in remaining non-violent in our actions.We didn’t threaten the other side. We didn’t threaten the bullies when they were arresting us. We were cordial and we were polite to the police officers when we were arrested. At one point Milosevic declared us a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so ordered swift arrest of all the Otpor! activists and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we wer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But because we didn’t threaten the police in any way, we actually…we were of course arrested and put in jail but we weren’t suffering cases of torture like other political groups because we managed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ce. And that was important.

    And that leads me to another lesson that we learned from struggle that is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eople, your members safe, not to put them at risk if it is not necessary, not to waste their energy and to waste their lives on things that are not very important or things that don’t create certain effect. I have to stop here because I’m distracted. So let me go back. So that leads me to another lesson that is you have to keep your people safe, you have to keep your members safe, from harm,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not to risk their lives.. And they are held for something that is not going to match the investment. The risk that they are going to take is going to be just too high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ction. So it is important to grow slowly, not to grow too fast so that you can not handle the crackdown that is going to come when the authority realize that you pose a threat. To grow slowly means to create the capacity to withstand that crackdown when it happens. So that’s another thing.

The third thing that we learn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s is it is important to create the unified fron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ideological backgrounds, different world views,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They all needed to be united in one front in order for the movement to be victorious. We have a saying in Serbia: you have two Serbs, you have three political parties. The people are very factionalized than…how should I say…they are very big political—this is another difference about people.

    So working slowly in building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in people and bringing them together in the united front, that actually was what I think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because when Milosevic confronted the whole population, it was such a huge crowd of people from all parts the country so that he couldn’t do anything, so he called in the police to disperse the demonstrations, but there weren’t just demonstrations in one square. They were all over the capital, in every street, everywhere, so the police couldn’t disperse the demonstrations. And then he called in the army, but the army was, this time, unlike the previous demonstrations. The army understood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in the army are recruits, so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people that are in the street.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that they cannot actually disperse them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all over the city. So finally Milosevic realized that nobody was going to help, so he decided to step down. So he stepped down without a single shot fire. And that was an important moment in our history because if you look at the two hundred years of modern Serbian history, every president or king of Serbia was either assassinated or had to run away to save his life. So we had a series of bloody wars and transitions, so to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somebody stepped down with the use of non-violent method, and public pressure, and to step down without casualties and without even him being killed, that was a…   

There was once an encounter of a policeman who beat you up and you still remember his name. So what’s the story?

    Yes. Well, I was at one point arrested. I mean many times I was arrested, but I mean at one point I was arrested and they wanted to take my finger prints and my photo. So the guy who was taking the photo he slapped my several times. Then later, I ran into him. You know, after Milosevic was overthrown. And I found him, and because my apartment was broken into and there was burglary, I needed a police to help me to investigate that. So I encountered the same person who beat me up. That was a funny encount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know, he felt sorry for what he did, and I felt no desire for revenge, because in the end we won, and we didn’t win just for ourselves, but we also win for that policeman, because he now works in the police force that he is not forced to beat his citizens. So even it’s better for him today than when Milosevic was in the past.

    Do you have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ho are still in power? Did you have a message for Milosevic when he was in power?

    Yes we had a message for Milosevic was in power, and I think the same message can work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is, is it impossible to prevent people when they wish to be free. That is just not going to work because you can only spend more and more effort, more and more energy in preventing them, but eventually they will pervade. And this was what happened in Serbia. He had finally to step down. There was no way he could avoid that. So that would be my message.

Thank you very much.

OK

紀念巴黎公社140週年China Worker

 

星期二, 22 三月 2011.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裘青  社會主義行動
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競相爭奪海外殖民地以掠奪原料及拓展海外市場。拿破崙戰爭亦使得歐洲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令德意志與意大利爆發了統一運動。於德意志，首相俾斯麥為了統一德國而發動三次戰爭，而最後一次即把矛頭對准了阻礙南北統一的法國。
由於外交與軍事動員和行動上的種種愚蠢，加上軍隊素質遠不如久經戰陣的普魯士軍，普法戰爭一開始，法軍在色當遭遇到災難性的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投降，第二帝國亦隨之而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國。由資產階級共和派和奧爾良派分子組成的新政府，稱為「國防政府」。普魯士並不滿足於法國皇帝的投降，繼續大舉深入法國。9月19日，普軍包圍巴黎。多年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當前的食物短缺，軍隊失敗，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終於大大激化了社會各界的不滿情緒。巴黎市民，特別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一個比較明確的要求是巴黎應該自治，擁有自己的經選舉產生的議會，享有與其它法國小城鎮同樣的權利。而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以「出於對不法平民的擔心」為藉口拒絕。一個與此相聯繫的但不那麼明確的願望是謀求以一種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管理國家經濟，這些要求匯總起來變成了一句口號：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
1871年1月，圍城四個月後，執政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德國人要求在和平協定里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儘管被圍困多日，但許多巴黎市民還是非常憤慨並堅決反對普魯士（現在已經是新帝國）人以任何儀式宣布對他們的城市的佔領。
當時30萬巴黎市民是一個被稱作「法國國民自衛軍」的市民武裝部隊的成員，這一部隊極度擴張以協助保衛城市。自衛軍選舉了他們自己的官員，都是來自於工人階級，包括激進分子和主張社會主義的領導者。
他們進一步組建了一個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包括愛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並且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制復辟，擊敗在1871年2月舉行的一個支持帝制的多數黨的選舉以組建新的國民大會。
巴黎人民在失敗面前無所畏懼，並已準備好在德軍進城後引發的武裝衝突中與敵人血戰到底。因此，在德軍進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協助，國民自衛軍設法把一大批大炮搬離了德軍必經之路，他們認為那是屬於他們的資產，因為購買這些大炮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國家發行的公債，並把它們保存在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
阿道夫·梯也爾，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的首腦，意識到在目前這種不穩定形勢下，中央委員會形成了另一個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心。另外，他還擔心工人們會用國民自衛軍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激怒德國人。事實上「雙重政權」已經形成。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過了很短時間便馬上撤離了。德帝國國政府和法國臨時政府都已離開巴黎去了凡爾賽，一個在德軍保護之下的避風港。結果在他們回去之前的那段時間，法國首都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採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姿態，權威也穩定地增長，臨時政府感到不能無限期地允許國民自衛軍自由支配那400多門大炮。於是，在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正規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爾高地及全城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氣低落的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命令，反而與國民自衛軍和當地居民親如兄弟。
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於是叛亂迅速擴大，政府首腦梯也爾向所有還服從命令的正規軍，警察以及各級行政人員和專家們下達了立即撤退令。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現在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組織了於3月26日舉行的公社選舉。
公社的92名成員（確切地說是「公社議會」）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家（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
社會主義革命布朗基組織的前任領導布朗基被選為議會主席，但他本人並不在場，因為他已經於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活動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巴黎公社仍於3月28日宣布成立。
儘管內部有許多不同，議會還是在管理一個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方面做的相當出色；它也能夠在一些政策上達成一致，這些政策的內容傾向於建立一個進步的，長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並不僅僅是一場社會革命。它們包括：

• 政教分離
• 婦女選舉權
• 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的免除
• 數以百計的巴黎麵包店夜班的廢除
• 向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
• 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他們擔心技術工人在戰爭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
• 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
• 由工人接管並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將來他們可以接受補償
• 廢除官員的高薪制，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相當於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離法令將所有的教堂財產變為公共財產，並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81年費里法和1905年法國法律才重新實行這一法律，它們確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夜間向公眾政治會議開放教堂。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為了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將來的教育和技術培訓向所有人免費開放。
一些婦女組織了一個女權運動繼承1789年和1848年革命的政治主張。一個信奉社會主義的裝訂工人和伊丽莎白-迪米特洛夫（Elisabeth Dmitrieff），一個年輕的俄羅斯被放逐者和卡爾·馬克思的夥伴於1871年4月11日創建了「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鑒於相信她們針對男權制的鬥爭只能在一場全球的針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之中實現，聯盟要求性別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她們還要求抑制合法妻子與情婦間的區別，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區別，廢除妓女——實現了關閉合法的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國民自衛隊的一個婦女營在鎮壓期間保衛了布朗切地区(Place Blanche)。
公社領導們的工作負擔都非常之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他們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隨時可以被選舉人取消資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樣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軍事的法令。其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所謂“三權分立”間接民主制度，而是“議行合一”的直接民主制度。在資產階級民主條件，每隔若干年民眾表現一次投票的權利，但卻無權決定選舉的代表任期內是否能代表自己的意志，也無法因為“代表”不稱職而直接將其撤換。
大量的在圍城期間在各地區為滿足社區需要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繼續興旺並與公社緊密合作。同時，這些地方議會通常也在當地工人的指導之下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认为公社是由於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別之間的緊密合作才真正體現出了民主的工人政府的特徵。
公社部隊，也就是國民自衛隊，首先於4月2日與常規軍的凡爾賽軍展開了一場小規模衝突。鄰近Courbevoie的市郊被政府軍攻陷，推公社遲了自己的武裝對凡爾賽的遠征企圖。抵抗與求生變成了首要的考慮，在巴黎的外國政治避難者和流亡者團體也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蘭前軍官和民族主義者乔洛斯劳-达勃劳沃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成為公社最好的將軍。
議會完全支持國際主義，為了表示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公社認為紀念拿破崙一世勝利的旺多姆圓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徵，於是將其拉倒。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內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和並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它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各地政权仍然由地方的资产阶级把持，梯也爾和他在凡爾賽的內閣設法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泄露出去；除了如納博訥，利摩日和馬賽少數城市有工人和民眾回應外，其他法國外省沒有行動，而即使那些回應巴黎的運動很快也被粉碎了。
隨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從四月到五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他們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並將國民自衛軍趕回了城裡。議會決定創建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模仿1792年雅各賓派建立的同名機構。
5月21日，巴黎城牆西部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佔領了富人聚居的西部地區，在那裡他們受到了在停戰後沒有離開巴黎的上层市民們的歡迎。據說有一位工程師（他經常為梯也爾政府當間諜）發現城門無人管理，於是把這一情報通知了凡爾賽軍。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只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在進攻中，政府軍對國民自衛軍和平民進行了大屠殺：曾經拿過槍的戰俘，或者被懷疑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立即槍決，集體屠殺成了家常便飯。
公社曾經於1871年4月5日頒布過一個「人質法令」，按照該法令，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凶都將成為「巴黎人民的人質」，第5條更進一步指出，任何被凡爾賽軍處決的戰俘或巴黎公社正規政府的游擊隊員，都將導致三倍的人質被處決。但這一法令實際並沒有執行。巴黎公社曾經數次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來交換奧古斯都·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公社也作過其它談判嘗試，提議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質來交換布朗基，但也都失敗了。
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流血周最後的巷戰。到5月27日，只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特別是最貧困的東部地區，如美麗城（Belleville）和蒙马特高地（Ménilmontant）。戰鬥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間全部結束。
嚴厲的報復隨即展開。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數千人被起訴。一些公社社員在拉雪茲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員牆邊被槍決，而數千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決並槍殺。另外還有將近40,000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1872年，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組織產生的可能。」，此後巴黎繼續保留軍事法律长達五年。公社方面死亡者約為3萬多人，被逮捕、監禁者約為5萬人，流放、驅逐到法屬太平洋島嶼的約7000人。直到18年后的1889年，法國政府對公社社員實行了大赦。
馬克思認為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法蘭西國家銀行就位於巴黎市，存放着數以十億計的法郎，而公社卻對此原封不動也未派人保護。他們向銀行請求借錢，却遭到了银行家的拒绝。馬克思認為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銀行的資產。公社為防備譴責而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產。結果銀行資產被搬運到了凡爾賽武裝凡爾賽的軍隊。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後來的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中吸取理論上的教訓。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次偉大嘗試，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寶貴財富。公社的失敗表明，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所謂民主只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民主，當無產階級的鬥爭威脅到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安全時，資產階級會毫不猶豫地對無產階級實施血腥的鎮壓。馬克思認為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而其中最基本一條就是工人階級需要徹底摧毀舊式官僚國家機器，而不是簡單地接收過來繼續使用，必須摧毀官僚國家的組織制度及其形式，把官僚國家改造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嶄新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式國家。消滅任何官僚特權，由人民自己選舉並可隨時罷免的人民代表取代舊式官僚來管理國家，使人民代表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向他的選民和人民負責，定期向人民彙報工作，由人民來決定他們的工作崗位和職責，隨時決定他們的去留。而這才是真正基於以無產階級為主的廣大草根階層民眾人人參與的直接民主形式。

China Worker

和谐社会的不和谐 无处不在的公权力暴力 (第一集)

第一集：和谐社会的不和谐 无处不在的公权力暴力（图）

2011-06-22

中国近年来发生着许多变化，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其迅猛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增强的国力，被中国官方和媒体看作其象征的，无疑是中国政府花巨资大手笔承办的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而在其背后，大量奥运访民和世博访民维权行动受到打压，各地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也给外界以震撼，使人们充分看到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社会不稳、贫富悬殊扩大等现状，并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充满疑虑。

图片：上海访民祁萍和王月花因房屋遭强拆，于2010年9月16日至世博拉横幅抗议。(维权人士提供)

现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章天亮说：

实际上你会看到中国很多失地的农民，地被抢了，工人下岗了，本来很有前途的一个企业被官商勾结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之后把员工都开除了，所有过去应该给的养老、医疗等都没了，这就等于是把人推到绝境里面去，但是这些人又没有合法手段去讨还自己的权益，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状。

家住北京崇文区的老太太李秀云是已故维权老人刘凤池的遗孀。他们早前为维护自己的房产权益付出过极大代价和艰辛，并被外界媒体所报道。3年前在中国政府筹建奥运时，刘家仅剩的几间住房又遭有关部门以奥运建设的名义强封、强拆，李秀云老太太到院中与拆迁者理论，但受到对方的恶言威胁并被暴打成伤：
（叹气）我心里难受啊！他们没有道理来拆我这所房子，还把我打了，把我一个人摁倒在院子里拆这房子。那天早上这就开始封，我不让他们弄，说这是路口、老街道，历史上有资料可查的几百年的老街道，你们没有资格封，我还在这儿住着呢，人没死，你们没资格封。可那个工头就拿铁锨拍我、切我，没切着我手，我用手抠着砖不让他砌，他就说，我要拍死你。特别狠，我都没见过这么狠的。

类似李秀云老人当年所遭遇到的暴力拆迁状况在京城天子脚下、乃至全中国并不孤立，其普遍性可以在网络上充分反映着，人们只要在互联网上打入“暴力拆迁”等关键词进行搜索，立即可以出现无数条关于强征强迁、殴打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信息和事件。在山东济南，强拆受害者张强家的房屋于09年的一个夜晚被当地政府雇佣的黑社会人员一夜间踏平，他和家人一年多来只能在一片瓦砾的废墟上搭帐篷居住。他和他妻子在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博讯上的一段视频上说：
（张强：）在夜间凌晨一点半左右，济南市天桥区北坛办事处人大主任李军雇佣黑社会五十多人，把我们的家团团围住；
（张妻：）他们手持大砍刀、大铁锤、木棒；
（张强：）翻墙进入我们的家中，把我们的门用铁锤砸开，强行进入我们的屋中，把我们强行从床上拖到地下；
（张妻：）我们都光着腚呢。
（张强：）然后把我们家的财物、一百多万的财产抢劫一空，他们用雷管炸了我们家的一周，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
伴随着中国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城乡土地征用拆迁、重新调整规划在所难免，但其中的暴力和恐吓使得这种发展建设和利润追逐散发出血腥味。在中国近年来房价高涨、一房难求之际，有网民在网络上根据媒体的报道，将中国各地商品住宅建设中使用暴力强征强迁并导致命案的地块用红颜色在中国地图上标注出来，结果“祖国河山一片红”，受到网民的热议。与此同时，有些地区的暴力强征因涉及到众多民众权益而引发民众集体抗争，并导致民间与地方政府间的直接对抗。备受外界关注的包括发生在广西北海白虎头村的村民与军警对抗事件。在这里，当地村民们抗议地方政府的强征，却遭到政府直接动用军警暴力打压，村民们有的受伤。有的被拘禁关押，有的不得不外出避难逃亡。在这些这些大小不一的暴力事件中，权力和资本利益结合在一起，众多底层民众成为受害者。

李秀云以自己的经历说：
他们这些做假的，借着奥运的机会抢你老百姓才是真的。这条街连厕所都封上了。听他们说，是上面说的，哪儿不齐、不好看的都给砌好，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路口给封上了。这个路口与奥运没有直接关系；再不好的胡同，它是事实，是个街道，你不能因为奥运就把街道给封上了。很无奈啊！这就跟所说的似的，你要么就选择死亡，要么就忍受着强暴，就是这么个道理。对于流氓来讲，我强暴你，我还没让你死，要不你早就死了。作为中国人来讲，现在也是这样，我宁可被人强暴，我为了保住我这条命，我现在的人格都成这样了，一种受侮辱地活着；你多难受啊，你的人格、人的权利在哪儿？没有！要你怎么着，你就得怎么着，你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我就说，他们不是别的，他们是强暴了法律，中国没法！有权的和这些黑社会勾起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说‘我就是法’，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而从全国范围看，强征强拆中的暴力还只是当今中国各种强权暴力的一个方面，涉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其它暴力悲剧也在不停地上演着。政府公务人员、尤其是公检法警务人员滥用职权、频施暴力的问题广受民众谴责。被网民们戏称为“躲猫猫死”、“喝水死”、“噩梦死”等各种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看守所、拘押中心的离奇死法，则凸现着警务人员执法犯法违规作业。曾撰文研究中国社会暴力问题的民间社会学者綦彦臣说：
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法持枪，持枪的人他就倾向于用很直接的暴力解决冲突，也就是说具有公权力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直接暴力，就好像那个警察枪击事件，这可被视为警察犯罪这么一个行为。另外你比如说，到处出现城管爱使用暴力。我把他们叫‘准公安类’、‘准警察类’的人，他们经常使用暴力。我在小城市也看见过，比如说有什么检查了，他们就把那些灯箱、小摊儿等都给抄一遍，胡乱仍一下，他们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暴力，他们并不是说非常客客气气，指出你的这个东西触犯了什么规定，我要拿走了，而是不由分说；暴力、伤害其他人给这些人带来一种快乐。

天津河北区居民张建中，在今年两会期间被关黑监狱数日。他曾于去年用相机拍摄当地法院人员违规对访民执法，而被法警拖进法院内暴打骨折：
要拍的时候就冲过来十多个法警，把相机抢过去了，然后把我拖进法院，连拖带打。拖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就看到了，围观的群众当时就乱了，在喊‘啊，警察打人了’。拖进去以后他们就打我，衬衣也给撕坏了，而且在打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法警说‘我弄死你老B，也不会有人知道’。你想想，他们这是多么嚣张的气焰！而且，现在话说回来，在这个国家，他们所说的这种情况根本不感到奇怪，他们是做的出来的。全国现在一些事情，什么“黑头套”、“失踪”等等，这都很正常了。打完了以后，他们就把我弄到审讯犯人、里面有铁笼子的一个审讯室，对我进行审讯，而且要拘留我。当时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

政府公务人员暴力执法、直接对民众大打出手的问题在城市管理领域也长期普遍存在。广为媒体报道的湖北天门市优秀企业家魏文华2008年因拍摄城管违规执法而被城管当街打死案就是一例。在辽宁沈阳的小贩夏俊峰、张晶夫妇曾以在路边摆摊设点贩卖烧烤小食品维生，并因此沦为城管违法违规暴力执法的受害者。张晶引述夏俊峰的话说：
我老公在看守所就说，我什么也没讲，当时只想让他们别打我了，我当时只想跑出去让他们别打我了，就那么一个概念。一审、二审我老公都是这么说的，我跟他们无缘无仇的，我就想跑了让他们别打我了，就只是想跑出来，就这一个想法。城管从来都是暴力执法，就在我们之后，他们又打伤了多少人呢， 腿打折的，胳膊打断的，有多少啊，陆陆续续的不是没有。他们平时执法就是这样。骂人也是，就连我在现场，他们都那样骂，可难听了。他们就说我老公，你‘怎么那么能装’，我说的好听点是“能装”，他们直接说的就是装B什么的，骂人骂得可难听可难听了。城管跟土匪真的一样。他们打我们、把我们拽走的时候，旁边有老头老太太都说，‘你们怎么这样啊，比日本人还日本人’！

其它存在暴力执法问题的还有各地的宗教管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等领域。家庭教会受地方政府甚至军警的冲击、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学员被殴打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一些地方强制执行计生政策更使受害者家破人亡。山东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因揭露当地的暴力执行计生政策还遭当局判刑、并在出狱后继续受软禁、监控、骚扰。除此之外，在许多暴力事件中，政府公职人员还常常会雇佣黑社会或不明身份者对民众使用暴力和恐吓威胁。钱权勾结、警匪一家自然也成了民众用以形容这类暴力的关键词。济南市被强拆户张强的一位邻居谈到当时的拆迁时说：
他们在这里强抢我们、打我们，而且还要骂我，说我“你这老不死的，你怎么还不走？你不走，治死你活该！不治死你，治死谁！我是共产党、是政府派来的，我就代表政府，你找去吧，我给了派出所三十万块钱，你打110，人家也不给你咋的；你不信你打打试试，他根本不来管我们。你放心吧，你赶快吃个哑巴亏、赶快签协议走了吧”！我不听，他们就骂我，“你老不死的，你个泼妇”。

无论施行暴力的是政府公职人员还是他们所雇佣的打手，当暴力被普遍性地用作解决问题的手段时，它所暴露的深层社会问题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无法令人忽视。今年初以来引起中东北非数国巨变的茉莉花革命浪潮始于去年底突尼斯的民众示威和警民冲突，而其导火线则正是当地城管粗暴执法、一名青年小贩不服而以自焚抗议最终死亡的惨剧。相比之下，中国的政府公职人员施暴问题更为普遍、更为严重，中国领导人相信对此也不陌生。虽然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和谐治国”理念，但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民众在暴力之下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中国社会暴力问题为您制作的四集系列报道的第一集。

第2集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uantixilie/zhongguobaolixianxiangtouxi/mtlv2-062320111019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