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实践“共产共妻”理论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中共党史上，向警予作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个女部长，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而其在婚恋上的态度，更是中共党人的突出“代表”。 他们所为之献出生命的“宇宙真理”不仅为祸中国几十年，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而且正在为全世界，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抛弃。

中共党史上，向警予作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个女部长，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而其在婚恋上的态度，更是中共党人的突出“代表”。

违背不婚誓言

向警予1895年生于湖南一个富商之家，其后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之后到长沙进入湖南第三、第一女子师范和周南女校。在长沙时，向警予因与蔡和森之妹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当时，向警予和蔡和森都立下了终生不婚的誓言，前者是因为不愿做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的二房夫人，后者则是“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不娶”，而这个倡议的最初提出者却是毛泽东。

蔡和森（图片：维基）

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无论是向警予、蔡和森，还是毛泽东，都违背了这个誓言，而他们所谓的“寻求救国真理”自然也不必当真。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船前往法国留学。在几十天的航行中，都反对旧式婚姻的蔡和森、向警予相谈甚欢。到达法国蒙达尼城后，彼此相互的关照，使他们在1920年5月走向了婚姻，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

双双被法国遣返

向警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短短几个月后就能读法文书籍，同时她还参加了中共青年团。

据当年同样留学法国，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记述，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国际是如何在精神和物质上笼络留法中国学生，如何成立了中共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的支部，如何以煽动、斗争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他提到，1920年夏天，陈延年与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向警予、蔡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都是其成员。不久，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1920年夏天，陈延年与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图片：湖南省档案馆）

据李璜观察，一些原本生活穷困的留学生，在信奉共产党后一个个生活都好了起来，尽管他们依旧看不懂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不理解什么是“唯经济史观”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决定小试牛刀，去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暴力斗争小试牛刀成功让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们十分兴奋，决定展开进一步的行动，即围攻中国公使馆。

1921年2月27日，他们纠集了二百余人朝使馆进发，这些人中大半是因没有工作而经济发生恐慌的学生。到了公使馆，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向警予等10人作为代表要见中国驻法公使陈菉。陈菉派秘书出见，不予接洽，并称二百人将打入使馆中来。陈菉一面派人通知巴黎警察前来保护，一面来接见全体。他表示，勤工俭学生之大量来到法国，华法教育会应予以照料；对于目前出现的问题，公使馆绝对同情，并愿电告北京政府，请求救济。但代表们却不依不饶，要求陈菉立刻拿出办法来，甚至有人高呼三十万法郎救济费已被公使馆侵吞（注：是谎言）。此语引发了众人的不满，开始撕扯陈菉，在法国警察的保护下，陈菉才脱身。

陈菉（图片：维基）

众人于是前往华法教育会要救济。在该会所在地，蔡和森、向警予发表了演讲，称要奋斗到底，以争取“生存权”、“工作权”与“求学权”，并当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与“工学互助团”，要求大家参加。在李璜看来，这一幕攻打使馆的大戏，由于俄共指挥得法，中共鼓动人心取得胜利，而且他们还增加了两个外围组织。

两次斗争的胜利，让俄共和中共觉得扩大影响的时机到来了。之后，他们又借奖学金事宜向吴稚晖发难，并杀到里昂，就打入尚未开办的里大学生宿舍的兵营中住下。向警予、蔡和森皆是参加者。对于留学生们的无理取闹，法国政府与陈菉在得到吴稚晖与里昂当局赫里约的同意后，决定遣送这批兵营中食住的学生回国，最终人数为105人，其中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等约30名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其余人等则属于盲从附和者，也一并被遣返回国，他们成为了第一批中共斗争训练的牺牲品。

很显然，蔡和森、向警予等被遣返的表面原因是“强占校舍扰乱治安”，但背后隐藏的正是中共暴力斗争的哲学和蒙骗的伎俩。这些伎俩在法国小试牛刀后，随着大批经过俄共培训的中共党人的回国，而被更多地运用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一直横行到今天。

浪漫婚姻后的出轨有妇之夫

回国后不久，向警予加入了中共，很快，蔡和森成为中共中央局的核心成员，向警予也当选为中共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因为向警予的出轨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介入者是一个叫彭述之的留苏学生。

向警予与蔡和森（网络图片）

根据中共党史介绍，彭述之在苏联学习期间比较活跃，写过一些文章，并受到中共首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赏识。他回国后，以中共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共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这使得彭述之和向警予有更多地接触机会。

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且身体多病的蔡和森，与“风流才子式”的彭述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蔡和森之后离开上海到北京疗养，向警予不顾自己的有夫之妇身份，与有妇之夫彭述之坠入了情网。

当病情缓解的蔡和森回到上海后，向警予向蔡和森坦白了一切。蔡和森“如遭电击，木然无语”。随后，蔡和森将家丑提交给了中共政治局讨论。按照中共党人的说法，这不仅大大伤害了蔡和森的感情，败坏了向警予的形象，而且影响到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团结。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其不良影响，中共中央决定向、蔡两人同时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然而，婚姻出现了裂痕后就不容易修复。在莫斯科，向警予与蔡和森离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分手后的蔡和森与身在莫斯科的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也闹起了婚外恋，1926年底，他们正式结婚。而这个李一纯，本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后与李立三发生婚外情，于是将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杨开智。此次为了与蔡和森结合，她将自己的另一个妹妹又许与李立三为妻。蔡和森死后，没有再传出其再婚的消息。

李一纯和杨开智（网络图片）

可笑的是，迄今向警予仍被称作蔡和森的“夫人”。而彭述之后来与罗亦农的妻子陈碧兰交好。中共党人的私生活混乱显然早已有之，而中共的祖宗马恩列斯也莫不如此。

国民党“清党”后被杀

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的阴谋被识破后，国民党于1927年开始清党，大量抓捕中共党员。中共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动了武装叛乱。留守武汉的向警予虽然躲在汉口法租界，但还是在1928年春被国民党逮捕。同年5月，被处死，终年33岁，死时还高呼口号。

简评

与方志敏、夏明翰等很多中共党人一样，向警予也慨然赴死，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信奉的才是“宇宙真理”。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所为之献出生命的“宇宙真理”不仅为祸中国几十年，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而且正在为全世界，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抛弃。地下有知的他们，不知该做何感想？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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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研究者李江琳：这场革命根本是错的

 

图为汉人独立史学研究者李江琳来港发布新书，并讲述中共镇压藏人的历史。（邝天明／大纪元）

“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李江琳出身在一个红色家庭，但仍饱受中共历次运动冲击。近日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正是由于她成长的红色家庭所经历的巨大反差和震荡，让她意识到，“中国这个革命就应该全盘否定”。

美国之音报导，李江琳童年时享受着革命家庭的特权，认为革命就是天经地义。直到文革爆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10岁的她被老师逼着和家庭划清界限，后随母亲下乡，一家人天各一方，再聚首已是70年代中期。

她的父亲194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在反右期间有一点抗上，拒绝在他们单位里打出5%的右派，大概跟这个有关，最后他就一直没有提上去”。她说，“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他内在有一种傲骨，不提拔就不提拔，所以他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很惨。”

李江琳来到乡下，农村的贫穷让她非常震惊，她说，“由于天生张扬的个性，在那时候被压制得非常厉害，动不动就被全校批斗，都成常事儿了。”

她开始从一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不得不去思考父辈打江山的意义所在。多年来的痛苦思考、文献收集，与历史见证者的对谈，不断冲刷着那个红色家庭在她身上的烙印，一步步使她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李江琳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共历史的研究越彻底，我对这场所谓革命的否定也就越彻底。”

你们的革命是为什么呢？谁受益？

她表示：“让我产生真正怀疑的是林彪事件。这个事情让我如此震惊，完全超乎了我的想像和理解。那件事给我带来很深的恐惧感，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和所宣传的一切是不一样的。但是到底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对她一个直接冲击是，她父母的一个好朋友自杀。“这个叔叔是个东北人，时不时会到我们家来。 他的性格也是有一点抗上，每次运动都挨整。他们自称是‘老运动员’。后来好像是74年在批林批孔中，他又挨整，他就上吊自杀了。”

那时候，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革命是为什么呢？这些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变，你们的生活也这么痛苦。“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第一代革命建政的人，在后来的运动中一次一次地被整。不管你们当年是怎么预想的，这个结果相差得如此之大，那么这次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她认为，“对中国这个革命就应该全盘否定的。你说谁得益了，对不对？这是我这样一个来自红色家庭的人，在经历了巨大反差和巨大的震荡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思考的人，你是很难会避免这种比较。其实我当年也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但是这种反差让你不得不去思考。”

中共是彻底的外国代理人

李江琳表示，“首先我们要搞清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它派了一个人，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负责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4月，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到北京，化名吴廷康，见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说服他们组建中国共产党。

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它不是民众自发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彻底的外国代理人。”

1921年6月《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就讲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问题。她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直到延安时代，它都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一个支部，是隶属共产国际的。它的所有重大决定、人事变化，还有所谓的长征，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中共从成立到现在所有政策：一路杀过来

李江琳表示，“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对我认知颠覆最大的应该是一连串的苏区镇反，对自己人的残杀，不仅是对敌人。”

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她举例说，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对民众的镇压，毛泽东他们在江西打AB团对自己人的镇压，还有一些资料到现在还是秘密资料，有关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强行向民众征粮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农以上的人的残暴。1948、1949年他们进云南和四川征粮过程中的残酷也是引发当地暴动的原因之一。

“你从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时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

此外，她举例说，从1959年的拉萨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样的手法。1959年拉萨事件后对藏人的大批关押，把藏人的精英几乎扫荡干净，对维吾尔人的方式也是同样的。

“这种对精英的控制从反右开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要么收买，如果收买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个罪名抓起来枪毙。它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

母亲这一代被系统洗脑 “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公开资料显示，李江琳1982年获得复旦大学英文系学士，1988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88年留学美国，获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历史硕士和纽约皇后学院图书馆学硕士。

李江琳说，她的母亲始终不理解，她（女儿）为什么会成这样，“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这个革命是错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出他们的思维。”

“我妈妈18岁就加入了中共。他们进入了这个体制、这个系统之后，被系统地洗脑，洗得极其彻底。然后她发现，这个组织是她的一切，不止是物质来源，也是精神来源。当组织不给你一个指导、一个命令、一个纲领，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做。她现在已经90岁了，她一生没有任何其它思维的可能性。”

李江琳说，“我妈妈晚年的时候到美国来过，在我这里待了8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当然我也会给她看一些其它的东西。她会对有些东西有一些思考，但是这个思考是不能离开她这个格局的，后来我也完全理解。”

“但是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路”，她说，“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现已居住在美国的李江琳，在海外出版《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藏区秘行》等多部作品，后被中共当局禁止入境。

十八世纪流行于欧洲的辱华名作，英国海军部长安森的《环球旅行记》

 乔治·安森生于1697年，15岁加入海军,26岁就成为上校舰长。曾两度出任英国海军大臣，在英国和欧洲有着巨大的声望。1740年，安森作为远征舰队司令，受命进攻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但由于疾病流行而引发的大量减员，只得改变计划横渡太平洋。当1742年11月安森抵达中国澳门时，整个舰队只剩下“百夫长号”一艘旗舰及210名船员。

  “百夫长号”在澳门和广州休整了一年多的时间，至1743年年底离开。这期间安森与当时中国官方、民间都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以欧洲人的视角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官场生态等情况。1748年出版的的《环球航行记》，就是根据安森和他手下几位军官的航海日志，编纂整理而成。

   该书用了五个章节记载了安森在中国(澳门、珠江口、广州)一年多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的感受，与中国官员、老百姓打交道的切身体会，写出了安森和他部下对中国的恶劣印象。

  该书的描述戳穿了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的乌托邦式形象。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安森认为，传教士著作中通过某些特别人物所标榜的中国道德理论，只体现出对某些不重要方面的荒谬的忠诚，而不是基于理性和平等原则的人类行为的正确标准和行为规范。中国人所自命的文雅道德其实只是虚伪的外表举止，而非内心诚实和仁慈。

  中国官僚腐败、贪赃枉法、诡计多端，拖拉推诿的行为，给安森和他的船员留下深刻印象。与中国官员达成的协议，无论是口头允诺还是书面协议，最后几乎都会被他们所欺骗，只有礼品和贿赂才能推动事情的进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订约人哪怕做出过一点点努力去遵从协议内容”。广州的官员曾许诺为安森一行提供生活物资补给，安森所请的翻译也日复一日地保证，但最后“整件事都是骗局”。

  安森发现中国的官员们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中国人天生的懦弱，以恐吓威胁敲诈勒索获得利益。中国官员制定一条又一条严格的法律和禁令，导致许多人不违反法令就无法生活，然后执行法律的人就以此敲诈和接受贿赂。安森对中国官僚的腐败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官员不是利用法律遏制犯罪，而是盘剥那些触犯法律的人以中饱私囊。

安森一行和中国商人打交道过程中，也因为中国商人的欺诈而印象恶劣。“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对船队和随行人员进行敲诈和欺骗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短两、残缺不全。打捆的蔬菜外面光鲜水嫩，打开后却发现里面像烂草一样。一筐水果上面是新鲜的，下面却一个比一个腐烂。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短两。

买了大量的鸡鸭，但是不久却死了大部分。开始还以为是中毒，但检查的结果却竟然是“为了增加重量，这些家禽被填满了砂砾和石子”。买到的肉也灌满了水，是中国屠夫宰杀时注进去的。为了避免买到被注水的猪，船员们后来只买活猪，却发现中国人“刺激它们饮用大量的水，然后用某种方法阻止它们排尿，最后把这些备受折磨的猪以这样的状态卖出去”。

中国人的某些行为让安森和他的船员们大开眼界，在“百夫长”号附近，那些被英国人从船上丢弃不要的变质食物、已经发臭的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都被中国人开着小船从水里捞起，哄抢一空，拿回去贩卖赚钱。

中国人欺上瞒下、贪婪得失去理智也使安森他们印象深刻。一次，“百夫长”号丢失了一根桅杆，怎么也找不到，于是许以重金悬赏。结果很快就有地方武官告诉他，有人找到了这根桅杄。安森派人取回桅杆并如约付给酬金，另外为了答谢这位官员的指引之劳，委托一位给安森服务的中国人带了一笔钱给这位官员。后来那位官员借口参观登船，言谈中问起安森有没有再次丢失桅杆。安森明白这位官员没有收到酬金，确认之后答应再付一笔，那官员说不必了。第二天，安森得知为自己服务的那位中国人被抢劫，辛勤工作攒下的两千元被洗劫一空，而他私自吞没的钱还不到50元。

安森表示关于中国人不诚实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说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国人的不诚实行为。他的船员几乎每天都在和中国人斗智斗勇，以至于在与中国人打交道前，不得不先把怀疑的标签贴在他的脸上。在安森看来，中国人的这些破坏信任、制造猜疑行为是不可理解的。

安森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包括礼节和习俗)是混乱不堪的，中国的文字是一种蒙骗。他在与中国人交谈后，发现大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言文字，包括中国武官。安森认为中国显然是一个武备涣散的国家。虽然人口众多富饶辽阔，虽然自诩其文明智慧，但还是被一小撮鞑靼人用十年左右就征服了。他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是“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

安森认为中国人所不加克制的伪善与欺诈对人类普遍利益的伤害，要远远超过鲁莽粗暴的性情所造成的伤害，因为鲁莽与粗暴并不排斥忠诚、仁慈、果断，也不排斥其他许多值得赞扬的品质。而中国人普遍被怯懦、虚伪和不诚实所充满。

对于传教士们推崇过的中国道德和礼仪，安森认为它们毫不关注平等、合理等基本原则。而 “只是被用来劝导人们遵循某些毫不足取的观念原则，而不是在讨论何为适当的人类行为规范，也不关注如何在合理、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约束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

安森批评那些赞美中国物质和文化的传教士们，“然而有些传教士却告诉我们说，尽管中国人在战斗学技能上的确比欧洲人落后许多，但他们教育人民并以之实施的道德和司法却极堪仿效。根据某位好心教士的描述，我们应该被劝诱而相信，整个中华帝国是一个治理完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在那儿唯一的争执只是该由谁来展示最大的博爱和仁慈。但我们所见到的广州官员、商人以及手工艺人的行为,足以反驳那些耶稣会士们的杜撰。”

由于安森是英国海军的著名将领，传奇式英雄，战功赫赫，之后又长期担任英国海军大臣（部长），身份地位崇高，在欧洲家喻户晓。他的影响力使《环球旅行记》十分流行，长期成为畅销书籍，堪称西方早期最有影响的“辱华”作品之ー，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在论述中国时，几乎都要引用安森的这部游记。

北京的大院

　·陈向阳·

大院的出现

说起老北京离不开胡同四合院，说起“新北京”就不能不说大院。

１９４９年之后，大批的共产党干部和科教人员迁入北京，组建政府各部门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当时的北京城（现在的二环路以内）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在城外盖起了一片又一片的楼房，其中有些修起了围墙，就成了大院。也有些楼区没有围墙，但居住的人和生活方式与有围墙的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可以一并称为大院。这些大院比起胡同四合院来当然是资历短浅，更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不像胡同四合院能讲出那么些“道道”来，但它们标志着北京城建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现在的北京人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说，那些除了自己的“哥们”谁都不往眼里放，逮谁都敢“挤兑”的干部子弟，他们能离了大院的背景吗？

大院多在北京的西边北边。１９５１年时，复兴门外就盖起了第一批楼房宿舍区。那边是国家机关聚集的地带，比如几个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全工总，公安部，铁道部，建工部，建材部，外贸部，商业部，物资部，等等。于是，围绕着机关的办公楼，一片又一片的宿舍楼出现了，从真武庙、羊坊店到三里河、百万庄、二里沟、葡萄园、车公庄。看看这些地名，过去都是乡下。

五十年代的楼房一般是三层或四层，尖顶，红砖或灰砖。当时缺钢材，更别提铝材，所以大门和窗户框子都是木头的。每户的面积不大，两三间屋子，没有客厅睡房之分，加上厨房厕所小阳台，很简单，可不像现在的什么两厅三卧两卫。那时从一般干部到处长，甚至有些局长，也就是住这样的一个小单元。部长当然特殊，比如百万庄的申区，连在一起的二层小楼，每户都有上下两层加个小院子（相当于西方的Ｔｏｗｎ　Ｈｏｕｓｅ）。

军队的首脑机关也多在北京的西郊，只是分布的更散更远，从公主坟一带直到西山脚下，像总参总政总后，海军空军司令部加总医院，通讯兵，装甲兵，铁道兵，二炮等等。军队大院当然都有围墙卫兵，不许闲人入内。军队干部也高出一等，团级师级就住三四间屋子的单元，将军大多住单独的小楼。

中科院各研究所集中在中关村一带，那里也盖起了大片的宿舍楼。高等院校呢，除了清华、北大（占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几个老大学，１９５０年代新成立的有号称八大学院，好像是航空、邮电、地质、钢铁、矿业、石油、体育、外语，主要分布在从高粱桥、魏公村到五道口一带。这些学院当时都被农村包围，于是就用围墙把农民挡在外边，形成一个个大院。

与胡同的对比

大院与胡同四合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建筑上看，大院的楼房是现代化的，至少在卫生设备、上下水道、供暖保温方面都比四合院的平房强多了。尤其在四合院逐渐沦为大杂院，越来越拥挤破烂时，大院的楼房越发显的优越。大院和胡同里的住的人也大不相同。总体而言，１９８０年代之前，大院里以干部、大学教师和科技人员为主，收入比较高。他们第一代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南腔北调，生活习惯五花八门，到了第二代则是北京长大，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胡同里以普通百姓为主，像工人、中小学老师、售货员售票员服务员之类的。其中以老北京人居多，很多上点年纪的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从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７０年代，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远不像现在这样悬殊，但那时最大的贫富划分就是大院里“住楼的”和大院外“住平房”的。

当然，也有一些很高等的人物住在胡同里，他们一家一户独占一座四合院，从两进的中四合院到三进以上的大四合院。有些还保持传统的老式房子，更多的则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还有的干脆推倒了平房起小楼。他们平时大门紧闭，和街坊邻居没有来往。这些“大宅门”与大杂院里和三四家挤一座小四合院的平民百姓根本不相干，干脆就不能算在“住平房”的那些北京人里。另外，胡同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改造，一些平房被推倒盖起了楼房，也类似大院。比如王朔，曾经住在公主坟一带的军队大院，后来搬到了东城的胡同里，住的很可能是这种新盖的房子。从家庭和生活背景上看，他还应该算作“大院”的。王蒙却把王朔称作“胡同里的小痞子”，实在不大对头。他确实很痞，但仍应该算是“大院的干部子弟”。

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前，从三里河、甘家口、动物园一线再往西去，农村还占着优势，很多大院的外边并不是四合院而是农村的破平房，住的是北京的第三个群体：郊区农民。当然，也有新盖的一排排的平房，一般都是工人宿舍区，住的工人有些来自外地，更多的是当地农民转化的。他们更是把大院围墙里边的看作有钱人，而围墙里边的人则很少正眼看他们，只是一些家长常常告诫孩子不要和外边的“野孩子”玩。

文革时，大院与胡同的对比强烈到了极点。大院里的高干子弟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自称老兵），红八月时杀向了胡同，抄家打人，驱赶黑五类。他们抄出了金条银元、字画古玩、老书旧货，还有房契地契、国民党时代的各类票据和委任状。这些老东西都是大院里很少见的，确确实实是“四旧”的产品和载体，若放在今天都是宝贝，而在当时却是乌七八糟的封资修，甚至是反革命复辟的物证。老红卫兵们更是发现胡同里除了平民百姓还“藏龙卧虎”呢，有满清的遗老遗少皇亲国戚，民国和日伪时的各类人物，背景复杂的民主人士、演艺圈大小角色，这些人用当时的革命标准衡量，几乎全是革命对象。虽然他们早就是“死老虎”了，正哆哆嗦嗦的只求活命，老红卫兵们可一点都没手软，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一幕幕的惨剧此处不提了。

没过多久，造反派红卫兵又起来了，矛头直指大院里的走资派，正是老红卫兵的老爹老娘。当然，有些走资派也住在胡同的大宅门里甚至中南海里。而造反派也不光是胡同里的，还有大院里的中低干和他们的子弟。反正，大院里的高干和高干子弟们很灰头土脸了一阵。他们又东山再起是林彪事件之后，许多老干部纷纷“解放”，减扣的工资补发了，生活条件复原了，高干子弟们纷纷的走后门当兵、调工厂、上大学，而胡同的平民百姓子弟却还在继续上山下乡。骆驼摔倒了跟羊一边高，可再站起来呢？

大院文化

如今一说“大院文化”，许多人会想到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代表的晋商文化。北京的“大院文化”完全是另一回事。所谓的老北京文化是属于胡同四合院的，但是，正在编纂的〖北京民俗大全〗里也将有大院的一席之地，至少要提到一些曾经很出名的大院，像外交部大院，海军大院之类的。

其实，比起胡同文化来，大院实在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在“文化”一词泛滥的今天，权且拿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吧。在这个意义上，大院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文革时期干部子弟群体以哥们关系胶合在一起的“玩的生活”。

从１９６６年夏天到１９６７年冬天，北京的中小学放了一年多的假。学生们无人管教的疯玩了一年多。红卫兵们曾自以为“世界是我们的”，很“一本正经”的革了一阵命。但到了１９６７年，以成人为主的造反派起来了，当局取缔“联动”，并开始约束各路红卫兵，他们又大多恢复成孩子。虽然１９６７年初冬又“复课闹革命”了，但已经成了习惯风气的“玩的生活”还继续着。当然，用王朔的话说，孩子们有点烦，嫌复课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与现在相比，那时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太紧密了。除了吃饭睡觉各自回家，其余时间都在一起玩，比跟自己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孩子们有自己的社会，其单元是一个个的群体，基本是按居住区，也就是大院，自然形成的。在大街上若两个或两伙不认识的孩子互相看着不顺眼，以敌视的目光打量一会，然后第一句话往往是“你丫哪的？”，最可傲人的回答有“海军大院的！”“总参的！”“外交部的！”“七机部的！”等等。当然，此孩子决非属于七机部的编制，只不过他爸爸在七机部上班，他家住在七机部大院里，他属于那个大院的孩子群。

那时的孩子们群体观念极强，如果哪个孩子受了外边的欺负，这个群体中的其他孩子都有义务为他去报复。帮助受了欺负的哥们还在其次，维护本群体的“尊严”更重要。所以，一个属于某大院的孩子往往敢于挑战一个比自己强壮的但没有“靠山”的孩子，这常常发生在大院与胡同的孩子之间。虽然打群架主要发生在各个大院的孩子群之间，但你死我活的场面很少出现。可大院与胡同的孩子群之间若打起来，往往就要惨烈的多。最有名的战例就是七机部大院的王小点一伙人刀劈了西外平房区的土流氓小混蛋。那些规模大、又有围墙和某种“特殊地位”的大院，比如各军队大院和外交部大院，孩子们的归属感或团体观念最强。他们形成了人数最多的孩子群，曾有过一下子几百甚至上千的孩子出动，去“扫荡”西单、宣武门、菜市口的“土流氓”。这些“战役”与大人们毫无关系，完全属于孩子的社会，是大人们想阻止而做不到的。如此的“孩子社会”在今天简直无法想像。

孩子群体，尤其是男孩子们，有点像一群狼或猴子，每条狼或每只猴子都有个明确的地位。通常从上幼儿园开始，每个班里的男孩中就有大王、二王、三王之类的。这种地位主要凭个头高矮，胳膊粗细，打架的勇气和技巧，有没有哥哥或其他人护着等因素来定。地位定了，就知道以后对谁必须让着，对谁可以瞪眼，可以骂两句打两下解解闷。

在孩子群里互相称呼几乎都用外号，尊姓大名是很少用的。即使是很难听的外号，听惯了就比正名还顺耳呢。外号的得来很容易，比如王朔写了这么一段：“姓叶叫夜猫子，姓江叫江米条，姓蔡叫菜包子，……，这都是因姓得名。还有因体型长相得名的：棍儿糖，杆儿狼，猴子，猫，大猪，白脸儿，黑子，小锛儿，大腚。一些人是兄弟排行小名叫响了：老九，老七，三儿，大毛二毛三毛，大胖二胖三胖四胖。个别人是因性格：扯子，北驴。还有一些不知所为何来，顺嘴就给安上了，……”。

孩子社会里最通常的活动还是玩：游泳、滑冰、遛车、逛公园、逛大街、粘蜻蜓、逮蛐蛐、养鸽子、养热带鱼、养鸡斗鸡、拍婆子、下馆子，太多了。在所有的“玩”里，真正还有些文化意义的要属游戏，其种类之多难以说全，笔者可想起来的有：打牌下棋，弹球，三角（烟盒），冰棍棍，滚铁环，抽汉奸（抽陀螺），毒气弹，地雷，打橄儿（用木板打一个像橄榄核似的木头），打排（扁片石头），扔包，藏猫（电报），攻城，撞拐，打垒，骑马打仗，骑驴，土坷垃仗，绷弓子仗等等。有一些女孩更常玩的：跳皮筋，跳房子，踢包，抓拐，养蚕，刻剪纸，“吃啊吃啊吃毛桃啊”，“叭唧叭唧小白菜”，“老狼老狼几点了”，“要风要雨要擂捶”，等等。当然，这些玩意和游戏是不分胡同还是大院的孩子们都玩。只不过大院里的孩子群人更多，地方也比胡同里大，所以玩的规模更大更野更全面，水平往往更高。想想吧，所有的孩子都不上学，闲在家里，又极少有电视更别提上网，他们每天干什么呢？自然要把所有能玩的都玩个遍。这种大规模的不上学，尽情的玩，恐怕古今中外的孩子们极少有过，以后也很难再发生了。看看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功课重压，几乎失去了与邻居孩子一起玩的机会。那么些游戏很有失传的危险。

与胡同里的平民子弟比较，大院里的干部子弟们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狂傲，不知天高地厚，自视很高。王小波说过一个中学生整日站在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面思考“世界战略问题”。当然，真要比较思想水平，很多平民子弟恐怕更高一筹，比如遇罗克和他的小团体。其实，大一些的孩子，比如文革开始已是高中生的，很多并没有从红卫兵退回到孩子群，他们更加成熟，在思想或者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探索着，或在生活的路上走进了成人的社会。大院里的孩子们是“瞎狂”，有点像八旗子弟仗着“背景”，以为“天下”是父辈打下的，自然要传到自己的手里。聊起天来，对整个“天下”当然是随意褒贬，远到希特勒、美军、世界大战，近到中央领导人、重大机密内部消息，什么都知道，至少是自以为什么都知道，都有一番见解。他们看自己呢，个个都是大材料，将来当总理如果还差点，弄个部长将军什么的不在话下。

大院文化的语言特点之一是骂人话，但并非骂的狠骂的脏，而是骂的习以为常。一开口满是脏字，说者不当回事，听者也毫无挨骂的感觉，话就该这么说！比如：“包子（外号）！有电影！你丫去不去？”“去！”“你丫快点啊！晚了就他妈没地了！要不我他妈先走了！”“操！你丫急什么？真他妈不仗义！”这完全是哥们之间的正常对话，决没有互相叫骂的意思。真骂人的话这么说：“我操你妈！你丫找抽是不是？”总之，那时的孩子一张口就是脏字，如果把脏字去了，话就讲不利落。

当时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模仿电影，比如：
“高，实在是高！”〖地道战〗
“弟兄们，五两啦，上啊！”〖突破乌江〗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南征北战〗
“好看的脸蛋能长大米吗？”〖摘苹果的时候〗？
“杀他一个回马枪！”〖平原游击队〗
“面包会有的。”〖列宁在十月〗

这类的话太多了，有不少文章讲述过，尤其是〖红底金字〗那本书中做了详细的纪录，此处不多说。当然，不仅是大院的孩子，当时全中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学上几句。只不过大院里的孩子们空闲更多点，一部电影能看好几十回，所以记的更多更牢，而且还把许多电影里的话借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比如王朔的书里就有精彩描写。

大院的没落

从１９６８年上山下乡开始，大院的孩子群人数逐渐减少。大孩子一拨一拨的走了，虽然新的接上来，小学生们进了中学，但是“质量”却下降了，至少在打架的规模和野劲上一拨比一拨退步。后来，随着学校的学习越来越正规，孩子们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尤其在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之后，中小学生谁还有闲功夫玩呢？而且，“时尚”也变了，文革时，会“玩”的孩子受追捧，１９７７年以后呢，整天还“玩”的是考不上大学的“傻帽”，没几个人还想答理他们。尤其当中小学生都成了独生子女之后，家长也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去玩了。大院里的孩子群彻底消失了。

随着北京的大扩张，大院作为居住区也衰落了。住房商品化改革，机关单位不再包建宿舍区从根本上停止了大院的生长。一群群的新建筑，越来越高档的住房出现了，但已经不属于哪个机关单位，而且几乎都是在原来的大院之外，因为老大院里没有空地了。大院里的干部和干部子弟们凡是买的起房的，尤其是年轻人，纷纷搬出了大院。只剩一些“难离故土”的老人们还守着老窝，大院里没了人气，不但老楼房们日渐破旧，而且气氛凄凉。一些政府部门合并改组甚至取消，依附着它们的大院也就失去了“名分”，有的干脆成了拆迁的目标。有些大院虽然还在，但随着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不再名声响亮，比如那些军队大院，虽然围墙卫兵依旧，但早已失去了辉煌。

笔者每次回北京，总要到百万庄走走，自己在那里长大，文革时那也是有名的大院之一。如今呢，拆迁已经嚷嚷了几年还没动手，老旧的楼房们静静的等待着末日。胡同四合院还有人呼吁保护，这些老楼房呢，根本没资格。

昔日的哥们伙伴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幕幕的欢乐童年留在脑海里。当年，总觉的时间好像无穷无尽，每一天玩完回家总有个第二天可以接着玩。可这一切，曾经是那样真实而持久的存在，怎么竞像一阵风刮过去就不见了？只剩下眼前的老楼房们默默的向我证明，那一切确实存在过。可是，等老楼房们消失了，等我们这一代人也消失了，谁还知道，谁还愿意知道，曾经有过那样一种生活，是活生生的充满欢乐的真实生活！它叫作：北京的大院。

□　寄自澳大利亚

神秘的北京军队大院

 

位于玉泉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大楼

因为王朔，“大院子弟”这事儿被拿出来热炒，鸡一嘴鸭一嘴，知道不知道都跟着哄。有人把冯小刚都列入大院子弟之列，说他的电影是“大院子弟最后的狂欢”。邪了，冯小刚恰恰不是大院子弟，家里普通老百姓，还是过得不好的那种。所以说，骂人家也得先搞清楚状况，要不然会被笑话。

“大院”是个独有的现象。五十年代开始，很多军队机构和国家部委在北京都有大院。说白了就是圈块儿地，弄上围墙岗哨，院子里边，上班居住吃喝拉撒全齐活。也就是自成一个小社会。大院有军队大院和部委大院，现在说大院，主要是指军队大院，因为文艺作品描述得太多了。

这些大院，到现在也还存在着。走西三环去北京西站，一过新兴桥，左手是空军大院，右手是海军大院。顺长安街往西去玉泉路，两边全是大院。

王朔那个大院，就在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

我也是大院里出来的，空军大院。空军的大院不止一个，这个是空军司令部大院，也叫空司，但一般就叫空军大院。此外还有个空政大院。小时候我分不清楚。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正好在发烧，在空军总院住院。地震了，我烧也退了，和一干小病号撤退到帐篷里，等家长来接。最后就剩我一个，原因是我父亲不在北京，我弟弟玩凳子把眼睛嗑出血了，我妈带他在大院门诊部看急诊。后来护士跑来问我：“有个空司的车，你上不上？”一下就把我问懵了，因为当时我只知道空军大院，分不清空司和空政。后来我一咬牙说上，还能在我军里丢了不成？就跟车走了，这辆车把我拉回了家。

因为受一些莫名其妙号称写大院的小说、影视剧误导，很多人觉得大院里的孩子，就是高干子弟、红二代、官二代。这是根本错误的。有位所谓的网络红人说，大院里住的都是少将以上，这就更缺乏常识了。大院里确实有高干，司令参谋长之类，都住在大院里面的小院中，另有一层围墙和警卫，那架势就像现在华谊兄弟住在园中园里一样。其他住在院子中的，负责警戒后勤的士兵干部住在军营，其他机关干部，根据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不同，住在宿舍楼中，面积不一样。比如我父亲，他结婚前只有个很小的宿舍，和我妈结婚了，就搬到略大点的房间里，9平方米。一扇窗子一扇门，这就是我童年的生活环境。

印象里，大院的宿舍楼，除了一楼有些单元房之外，2楼到4楼全是筒子楼结构。我家住的那个中1楼，一条走廊，共有7间房子，一个公共厨房，两头是两个卫生间。好像一共住了四五家人（有一两家有两间房）。房屋的质量是真好，全是苏联图纸造的红砖楼。

在大院里生活，还是有点小特权的。我那个时候，院子里有门诊部、操场、花园、军人服务部（就是日杂商店）、托儿所（收三四岁以下小孩）、小学、礼堂和体育馆。幼儿园不在院子里，在八宝山边上，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蓝天幼儿园。周一早晨班车把幼儿园的孩子送走，周六晚上再送回来，全是整托。要上中学，就滚出院外去了。

所以说，大院的生活系统基本是自成体系的，不用操心跑远路。但除了这点优越性以外，跟外边并无差别。买肉、买鸡蛋，和外面一样要划本儿，瓜子花生、烟酒糖茶、火柴肥皂什么的，也是定量供应。只是院子非常干净整洁，因为有士兵们打扫，而且一般情况下秩序井然，十分安静。

这是电视剧《大院子女》中的剧照 现在说说所谓大院子弟。大院子弟分层次分得很明显，主要是年龄层，一拨人聚在一起，是不和另外年龄段的小孩儿玩的。那些心怀天下志存高远在“文革”中闹得很厉害的主儿，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红二代官二代们，基本都五十年代初或更早出生。到了王朔这拨人，就没那么大志向了，他们长得懂事了是在“文革”后期，印象里，那些大孩子整天琢磨的就是打群架，不仅和外面的人打，揭露你所不知道的真相！还和别的大院的孩子打。空军海军俩大院门对门，经常打，海军几乎没赢过。另外就是拍婆子，也就是泡妞。都性成熟了。然后，基本的出路就是去当兵，这方面倒是比外面的小孩，有点特权，不过也相当费劲，得有不少周折才能成。 至于我们这拨，又比王朔他们小七八岁了，顶多也就是在院子里面组团玩打仗，撞拐、骑驴、推铁圈和攻城，还有就是剁刀、拍烟盒、瓷片儿什么的，女孩儿玩抓羊拐和跳皮筋。这些玩意儿，全城的孩子都在玩。等到我们长大了，改革开放了，考大学了，没工夫瞎折腾了。所以，论攻击性和战斗力，论优越感，大院的孩子们是一茬不如一茬，一蟹不如一蟹，一辈不如一辈，一阵不如一阵。 我父亲是空司一位部长的秘书，“文革”的时候，部长受到冲击，靠边站了，我爹的军官之梦也就到头了，下放，去部队，东奔西走，父母两地分居将近十年。小时候的印象，大院天天派人做我妈工作，让我们搬走。想想我妈一女的，带俩小孩儿，就是一普通工人，往哪儿搬啊？这事闹到我妈工厂厂长那里，要不说工人阶级仗义呢，厂长亲自带人来和大院谈判，讲“军民鱼水情”，愣是把搬家这事按住了。一直到70年代末，工厂才帮我家弄了间房，搬了出来，就此告别大院生活。 现在想起来，我这种大院子弟，对大院生活真没什么好印象。周末发电影票，没我家的。这就意味着周一一上学，同学都有的聊，我就得旁边稍着，插不上话。这对一孩子打击有多大啊？好不容易邻居叔叔多弄了张票，送我了，兴高采烈去看电影，路上有院里的大孩子说，小孩儿你几排几号啊，咱们换换票吧。结果票一给，那哥们撒丫子跑了。就说大院子弟也有不成器的，恃强凌弱成风。还有一次，是看露天电影，看完回家，突然觉得脑后一凉，头顶的军帽没了，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大孩子给抢了，没法追。卑鄙吧？现在想起来都牙根儿痒，觉得这帮人真孙子。 我大学毕业以后，疯了似的看电影买碟片，到现在还老爱往电影院跑，可能是对自己儿时缺憾的补偿吧。 所以，大院并不是传的那么邪乎。里面有高干，也有中下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家属。那些大院家属和大院子弟，多数也得和普通人一样，每天出门去赶车上班，为工作和买房发愁。王朔们也只能代言某一个阶段的大院。现在不少大院，人已经住不下了，只好到外面去和别人共建宿舍，围墙早已经打破。大院子弟与其他人并无本质不同，要说骄傲，只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军人。本文选自腾讯大家 老兵之家 老兵之家，军人之魂，爱国阵地！欢迎战友归队！